曹丕《典论》5卷是中国文学史上里程碑性的著作。汉末文学已逐步与经学分离，成为一种专业。文学的繁荣，特别是“建安文学”的形成，使文学批评得到了发展。《典论论文》是中国最早以多种文体和多位作家为对象评论文学的文学批评专著。《典论论文》先从批评“文人相轻”的恶习出发，指出：“文非一体，鲜能筹备”，要求人们必须以“审计度人”的态度和对不同文体作不同要求来评论文章。他认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同时提出“文气”说，认为“文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并以此衡量作家的优劣得失。《典论论文》还论到文章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章提到与建功立业并重的地位。

曹丕在称帝之前，就以“副君之重”主持文坛，与吴质书说道：“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可见当时曹丕和文士们是很亲密也是很投机的。从他的《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以看出曹丕对文学是很重视的。而他的文学理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乃至整个文学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典论·论文》便集中的表达了他的见解。

《典论·论文》提出了文章不朽说。《典论·论文》中有一句经典话语广为流传：盖文章经国之盛事，不朽之大业。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句话，明确地体现出了儒家的观点，而非道家的出世理念。在这里的文章两字，自古以来便有争议，一说是指政治学术著作，而不是文学作品，另一说则恰恰相反。而联系《典论·论文》中所举出的建安七子的文章则大多数是审美的。造成这一认识误差是因为古代“文章”这个词所代表的意义要比现在广泛得多，将政论与文学作品都包含在内，而古人也有这样一种倾向，即纵使是实用性的文字，也要追求文采。有关这一点，章太炎在《国共论衡》中有过过论述：文章即文彰。来源于《论语》中的“焕乎文彰”，这就说明了古时的文章带有强烈的审美意识。

文章不朽这个理论也有其来源。《左传》中说：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这也证明《典论·论文》的主旨是儒家观点。虽然中国是一个文治之国，然而如此推崇文学的地位到至高无上的地步，还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联系当时的历史社会环境，鲁迅在《魏晋风度及酒与药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曹丕之所以如此夸大文学的作用是为了劝诱他的弟弟曹植。在他写《典论·论文》之前，曹植曾给好友杨修写了一封《于杨德祖书》，在里面将诗赋称为小道。这一点引起了曹丕的疑心，为了巩固自己的太子位，于是极力鼓吹文学，是为了让曹植致力于创作，不会对自己产生威胁。即使这样，曹丕的观点也在客观上刺激了文学的发展，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魏晋时期诗歌逐渐成熟繁荣，统治者的积极推广与参与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以他们为核心，团结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形成邺下文人集团，其中的首领就是曹丕。这一段话中的另外一句也很有趣，即“不托飞驰之势”。字面上理解为不必飞黄腾达，不必迎送有权势的人。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世层出不穷的干谒诗。尤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以复兴儒家精神为己任，在写出《原道》《原毁》《原性》等高张儒家气质，攘斥佛老的论著之后，好友孟郊劝他不妨将自己的文章整理结集，公诸于众。可笑韩愈却说此时自己官位卑微，待飞黄腾达之后才能著书立说，这不仅与他自己所标榜的儒家精神背道而驰，更是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也成为他在被贬潮州之后上表请罪的劣迹一起，成为他人生的污点。

魏晋南北朝最著名的四部文学理论批评论著是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萧统《昭明文选》。魏晋南北朝，又称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主要分为三国（曹魏、蜀汉、东吴）、西晋、东晋和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

文章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它批评了“文人相轻”的陋习，指出那是“不自见之患”，提出应当“审己以度人”，才能避免此累。第二，评论了“今之文人”亦即建安“七子”在文学上的才力及不足，分析了不同文体的不同写作要求，说唯有“通才”才能兼备各体。第三，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的“气”，实际上指的是作家的气质和个性。曹丕的这一观点，表明他对创作个性的重要性已有比较充分的认识。第四，论述了文学事业的社会功能，将它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又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都不如文章能传诸无穷。

关于《典论·论文》作者曹丕的生平

曹丕，字子桓，出于东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卒于魏文帝黄初七年（226）。沛国谯（今年徽亳县）人，曹操次子。建安二十一年（216）操称魏王，二十五年操死，丕袭位为魏王。后废汉献帝自立，称魏文帝，在位七年。《典论·论文》是曹丕精心撰著的《典论》中的一篇。《典论》一书，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共有五卷二十篇。所谓“典”，有“常”或“法”的意思。所谓《典论》，主要是指讨论各种事物的法则，在当时被视为规范文人言行的法典。据《三国志·魏志》记载，明帝太和四年，曾将这一名著刊该于洛阳太学的石碑上，凡六碑，供人阅读。据严可均《全三国文》考证：“唐时石本亡，宋时写本亦亡。”只有《自叙》见载于裴松子注，《论文》见收于南梁萧统的《文选》中，因而保留完好无缺至今。又据《艺文类聚》卷十六《赞述太子表》，知成书尚在丕为太子时。另观《论文》中有“融等已逝”的话，可知成书当已在汉献帝建安末期。

关于《典论·论文》的文学批评论

首先，曹丕分析自己时代“文人相轻”陋习产生的原因：一是创作主体在认识论上的根源，表现为既对自己长处的“善于自见”，又表现为对自己短处的“闇于自见”。二是创作客体在掌握写作技巧上有差异，“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掌握各种文体的写作技巧。各有所长也就必有所短。解决的办法就是“审己以度人”。即从自我出发，正确地审视别人。这是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观在文艺领域的具体应用。其次，曹丕认为阻碍掌握文学批语正确标准的，还有两点：一是“贵远贱近”；二是“向声背实”。这种“尊古卑今”的思想向来有之。如西汉时桓谭就曾指出：“世咸尊古卑今，贵所闻贱所见也。”（《全后汉文》卷十五引桓谭《新论·闵友篇》）曹丕继承其论点而加以发挥，这就有助于打破当时文学批评那种徒慕虚名，迷信权威的思想模式，进而为正确掌握批评标准，推动诗文创作的发展，促进各类风格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独创性的创作风格总是要通过不同文章体裁的熔铸，而呈现在具体作品之中。其中，“诗赋欲丽”一句，把文艺作品从非文艺作品中界限出来了。它已远远超越于其划分文体论的价值，而具有划时代的美学意义。它开始突破儒家“诗言志”的理论框架，标志着“文学的自觉时代”纯文艺观的萌芽。这也意味着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的历史积淀的成果，在曹丕心灵中的破土而出。正如鲁迅所说，“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典论·论文》论文学的价值论与社会作用

建安以前，文学受经学束缚，少有独立地位。盛极一时的汉赋，竟被扬雄斥之为“童子雕虫篆刻。”（《法言·吾子》）曹丕之弟曹植也认为：“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曹植：《与杨德祖书》）然而，曹丕却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认为文章有两大功能：一是“经国之大业”，有利于国家；二是“不朽之盛事”，有益于自身。这已开始把写文章与对生命个体的自身价值的思考联系起来了。据此，曹丕号召作家要以古代圣贤“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为榜样，努力改变目前这种“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的精神状态，培养自己具有一种超功利的审美心态。这样从事诗赋创作，亦可以“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亦可以“声名自传于后”，亦可以“不朽”。

可见，这个“不朽”说，固然是从《左传》“三不朽”中“立言不朽”的命题中引申而来的传统说法，但在这里，已经被曹丕赋予“不朽”这一语言符号以崭新的现实涵意和历史意义。曹丕把诗赋也列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一对文学自身价值思考的历史视野之中，这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也是当时文学趋向自觉的深刻表现。正如李泽厚所说：“曹丕所以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这种对人生‘不朽’的追求（世界观人生观）相联系的。文章不朽当然也就是人的不朽。”这反映了曹丕同时代人，由于“文学的自觉”所带来的人的新觉醒。人们已不满足于生前的建功立业，而是思索和追求死后怎样才能“不朽”。于是感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人们终于找到了、明确了诗赋确实是这样一种可以“不必寓教训”，而却可寄寓自己思想感情、欢欣、苦恼和追求的艺术载体。这样，尽管“日月易逝”，人生易老，生命无常，“志士大痛”，感性个体的血肉之躯难免要消逝，然而理性个体的精神信念，却可以包孕于“不朽”的诗赋的深层意蕴之中，以表达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无限留恋、执着追求的蕴藉之情和愤发之意。可见，“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两者之间，确乎体现了文学的功利目的和审美的的历史统一。《典论·论文》确乎是建安时代的文学精神的宣言书。

《论文》最著名的观点是“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将文学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中国文学走向自觉的标志，从此以后，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典论·论文》主要理论观点如下：

首先，批评了当时“文人相轻”陋习和“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尊古卑今和贵闻贱见的思想倾向，提出了作家的才能与文学的性质之间的关系。至于“文人相轻”陋习产生的原因：文章认为一是作家本人的对自己长处的“善于自见”，又表现为对自己短处的“暗于自见”。二是“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一个作家不可能擅长各种文体的写作技巧，往往各以自己所长相轻他人所短。

其次，关于文体论，则提出四科八体说，并提出了“四科”的不同风格特点。曹丕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是曹丕在问题风格特征的艺术把握上，所作的准确的理论概括。其中，“诗赋欲丽”一句，把文学作品从文史哲不分的传统中独立出来了。这已远远超越了其单纯划分文体的价值，而具有划时代的理论意义。标志着鲁迅所说的“文学的自觉时代”已经到来。

再次，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气为主”说。文章中提到了各种不同的“气”，如“齐气”、“体气”、“清气”、“浊气”等等。然后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为“主”就是说，文学创作，包括其他著作，都主要要依靠作者的所禀赋的“气”，而体现不同的风格，或表现为舒缓的“齐气”，或奔放的“逸气”等。“气”的概念虽不是曹丕首先提出，但却是曹丕是把这一概念首先运用到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上。“文以气为主”说，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以气论文的传统的形成又重要影响。

另外，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还肯定了文学的社会价值论与社会作用。在此之前，文学被认为是“雕虫篆刻”，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曹丕却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充分肯定了它的社会价值论与社会作用。

《典论·论文》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独立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是文学走上觉醒时代的的标志。（韩传达译）

　本论文是关于《典论·论文》对文学理论的贡献的优秀论文，希望对各位毕业生有帮助。

　摘 要： 曹丕的《典论·论文》，论述了作家才能与文体之间的关系，强调作家的个性对文学创作的重要作用。它在文艺思想发展史上，是一篇纲领性的文件，在文艺理论批评上更是具有里程牌作用。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文艺理论巨著，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文学的特点和规律等一系列理由，提出了精湛透辟的见解。刘勰和曹丕在时间上相隔近300年，在有些文艺思想上是对《典论·论文》的继承和接受，就此进行分析，以探讨《典论·论文》对文学理论的贡献。

关键词： 《典论·论文》;《 文心雕龙》;文体说;文气说;文学批评态度

　一、提高文学地位，开启文学的自觉时代

　魏晋是先秦以后中国历史更迭频繁的一段时期，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文艺，社会意识，宗教都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在两汉时期占据思想主导地位的经学被怀疑。 在没有稳定的政权束缚的条件下，被“独尊儒术”而废弃了的诸子学家又得以被重新审视与探索的机会。诸家思想与玄学的兴起，佛教的传入等，使得文化思想得到自由的呼吸，与之相应的，文化，文艺也悄然发生了变化。“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讼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在这样的社会意识形态下，新观念表现在文艺方面的就是文的自觉。[1]

　曹丕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典论，论文》)鲁迅说“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的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tr’s Sake)的一派。”[2]在曹丕看来，文学是经治国家大事的重要工具，它具有很高的“政治”作用，因此可以成为“永垂不朽”的盛事，人的生死荣乐都有定数，而只有文学才能得以流芳百世。曹丕把文章的价值提到了比立德、立功更重要的地位，认为只有文章才是真正不朽的事业。这种文章价值观念是对传统思想的重大突破。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道：“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刘勰从文和道来说明人文的本质，刘勰认为，遵循“自然之道”的文章，才能起到教化天下的作用。刘勰与曹丕对文学的功用的价值，都给予高度的赞赏。

二、对文学创作的探索

　1、文气说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首次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认为文学艺术的风格及其多样性，来自作家不同的气质、才性，这种“文气”是由作家先天的禀气决定，明确把文学之“气”与生命之“气”联系在一起。决定文学创作的不再是儒家经义，而是作家的个性、才气和修养。“文气”逐渐成为中国古典文论的一个重要范畴。

　“文气”论阐述了文论史上关于作品风格与作家修养关系的重大理由，具有划时代作用。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 里称道曹丕：“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 则云 ‘体气高妙’，论徐干则云 ‘时有齐气’; 论刘桢则云 ‘有逸气’。”在《文心雕龙》中，刘勰继承和发展了曹丕关于作品风格与作家气质相契合的观点，作家因为个性不同对文章风格形成有影响，主张“守气”，保持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刘勰对“文气”说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不仅要看到先天的“才”、“气”对文学艺术风格的决定作用，而且进一步认识到人们后天的“学”、“习”对形成个性及其艺术风格的重大影响。作家先天的“才”、“气”，因个人天赋而有差异;后天的“学”、“习”，是和作家自身的努力还有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联系着的。

　2、文体论

　以七子为代表，曹丕就作家的才能与文体之间的关系，指出作家的才能各有所偏。正所谓“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创作特点，一个作家很难在任何文体上都创作出同等优秀的`作品。曹丕将文章分为“四科八体”，对文体的类型进行分类和研究。这种在文体分类中揭示体裁特征的研究策略及其初步接触到文体风格和文学体裁的特殊性的见解，开启了古代文论的新局面，为后来研究文体指明了方向。

　刘勰对曹丕“诗赋欲丽”的观点是认同的， 他用以形容“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在《文心雕龙·丽辞》篇中特别指出：“丽句与深采并流， 偶意共逸韵俱发。至魏晋群才， 析句弥密， 联字合趣， 剖毫析厘。然契机者入巧， 浮假者无功。”对于文辞华丽，形式优美内容充实作品持欣赏态度。

三、对文学批评的意见

　《典论·论文》开篇，就写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针对“文人相轻”，“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些存在着偏见的文学批评态度，曹丕提出了“审己度人”的文学批评应采取的正确的态度。文学批评应该从多方面进行了解，不能用一己之见，去臆断一切作品，故《典论·论文》云：“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曹丕讲“审己度人”，就是要求批评家以统一态度去衡己量人，以无私不偏的态度去对一切作品作出客观的评价。

　刘勰认为作者的才能、禀性和爱好各不相同，“ 修短殊用”、“难以求备”这是形成作品差异主观上的理由。从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来说“文非一体”，风格多样。所以，批评者如没有对作品全面考察和审己度人的态度，对作品的评价是不公允的。 由此可见，刘勰在文学理论上与曹丕的观点是颇有共鸣，虽然隔着时间的距离，但不得不说刘勰是曹丕的隔世知音。

1、它批评了“文人相轻”的陋习，指出那是“不自见之患”，提出应当“审己以度人”，才能避免此累。

2、评论了“今之文人”亦即建安“七子”在文学上的才力及不足，分析了不同文体的不同写作要求，说唯有“通才”才能兼备各体。

3、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的“气”，实际上指的是作家的气质和个性。曹丕的这一观点，表明他对创作个性的重要性已有比较充分的认识。

4、论述了文学事业的社会功能，将它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又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都不如文章能传诸无穷。

扩展资料：

《典论·论文》则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自觉的文学批评的理论代表作。在这之前，中国古代文论还处于不自觉的胚胎阶段。先秦诸子的文论，多属片言只语。汉后诸家论文也还未从学术中分离出来。

其中，个别序、赞形式的文学批评，也只是讨论某一具体作家作品，限于一篇一书。直到《论文》出现，才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宏观地多角度地论述文学理论问题的专著。

它冲击了汉代后期统治文坛的陈腐观念；总结了建安文学的新特点和新经验；开创了解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先例。

-《典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