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又被称之为“中国字”或者又叫做“方块字”，它是汉语书写的一种文字体，我们通过使用汉字就能够清晰的表达出自己的思想。在我国古代社会人们对会写字的人是非常敬佩的，十分推崇。随着汉字文化的不断演变和发展，逐渐从刚开始用汉字记事的基础行为，上升为可以传留下去的“书法”。

在中国出现最早的文字是记载在距今9000-7800年。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一批刻符，又称贾湖刻符。它的出现引起了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它只是刻符，还有的认为它是文字。饶宗颐曾经对贾湖契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考证，提出了“贾湖刻符对汉字来源的关健性问题提供了一份崭新的资料”；历史系古文字学家葛英会他也认为贾湖刻符“这些符号应该是一种文字”。

汉字是在现在世界上使用的人数最多的字体了，汉字的发展历史比较悠久，通过考古学家发现在早期的龟背上或者石头上都会刻有一些类似于文字的符号，被称作为"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在商朝，在殷商时期通过画动物或者用一些比较常见物体的图形来表达出自己需要的文字。甲骨文可以说是中国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最古老的文字了，它时代是最早、体系也是较为完整的文字了，距今3600多年。现代的文字多是一个记录语言的工具，人类往往一开始是先有口头上的语言，后来又产生了书面的文字。甲骨文它是中国及东亚所知道中的最早的成体系的商代文字。汉字的发展对于国家文化的发展是具有巨大的意义。

刮痧最初适应证仅为痧证，痧证的记载较早见于宋代王荣《指述方瘴疟论》中，称之为“挑草子”。元代医学家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对痧证的描述：“腹绞痛、冷汗出，胀闷欲绝，俗谓搅肠沙”。

危亦林在1337年撰成《世医得效方》。“痧”字从“沙”衍变而来。最早“沙”是指一种病证。刮痧使体内的痧毒得以外排，从而达到治愈痧证的目的。因很多病症刮拭过的皮肤表面会出现红色、紫红色或暗青色的类似“沙”样的斑点，人们逐渐将这种疗法称为“刮痧疗法”。

在明代医书中，多沿用了危亦林的说法，但将“沙”字变为了“痧”。如明代张鹤腾在《伤暑全书》中载有“绞肠痧”一症。直至郭右陶《痧胀玉衡》使痧病的证治始备，在痧病病源方面《痧胀玉衡·痧原论》中指出：　症先吐泻而心腹绞痛者，痧从秽气发者多；先心腹绞痛而吐泻者，从暑气发者多；心胸昏闷，痰涎胶结，从伤暑伏热发者多；遍身肿胀，疼痛难忍，四肢不举，舌强不言，从寒气冰伏过时，郁为火毒而发痧者多。

　《痧胀玉衡》将痧病分为遍身肿胀痧、闷痧、落弓痧、噤口痧、角弓痧、扑鹅痧、伤风咳嗽痧、痘前痧胀等45种痧病。

郭右陶详细阐述，痧病主要由于气候因素如夏日暑气炎蒸，燥气炽灼，间或*雨连绵，忽而烈日蒸晒，所酿不正之疠气，流于天地间，人在气交之中，触其毒者，无论男女老幼皆可能染病。痧病的盛行季节，以夏、秋为最，春次之，冬极少见。

关于我国最早的典籍，还有三皇五帝时代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说。《左传·昭公十二年》曰：“楚子狩于州来，左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段文字记载楚王夸奖倚相，说他是个有学问的史官，能读懂三坟等远古的典籍。西汉孔安国《尚书序》曾解释说，《三坟》是伏羲、神农、黄帝三皇的典籍，“言大道也”；《五典》是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五帝的典籍，“言常道也”；《八索》是八卦书；《九丘》是九州志书。但孔安国并未说他见过这几种书，记录西汉时典籍的《汉书·艺文志》中也无这些典籍的记载。流传至今的古籍中，虽然也有名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典籍，但早已被考定为伪造之书。至于我国远古的“三皇五帝”时代，目前文献考证及考古发掘还不能证明其真实存在，“三皇五帝”时代只是关于我国原始社会军事部落制度的传说。因此，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作为我国典籍之始也是不可信的。这种传说只不过反映了我国典籍产生的久远而已。

古筝又名汉筝、秦筝、瑶筝、鸾筝，是汉族民族传统乐器中的筝乐器，属于弹拨乐器。它是中国独特的、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它的音色优美，音域宽广、演奏技巧丰富，具有相当强的表现力，因此它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现在也出现了小古筝、便携式古筝、迷你古筝、半筝、新筝、十二平均律转调筝。古筝属弹拨乐器，结构由面板、雁柱（一些地段也称之为筝码）、琴弦、前岳山、弦钉、调音盒、琴足、后岳山、侧板、出音口、底板、穿弦孔组成。

古代典籍对古筝的记载如下：

1  

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李斯列传．谏逐客书》中所引资料，颇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李斯《谏逐客书中》述及秦国乐舞的一段说：“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叩缶、击瓮而就症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

筝乃“真秦之声也”，故而历来就有“秦筝”之名，但是若从行文来看，又有值得推敲的地方，那就是“击瓮、叩缶”与“郑卫桑间”对举，而“弹筝、搏髀”又与“韶于、武象”对举，因此接下去就有“今弃叩缶，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的犯戒。这儿的对举显然不是为了文采，而所对举的乃是“乐”于“舞”的形式和内容，所谓“郑卫之音”，就是“桑间濮上”，乃是郑过和卫国的民间音乐，就由此可见“叩缶、击瓮”乃是秦国当时的民间音乐，就是“韶虞”就是“韶箫”，也就是孔子听了后赞之为“三月不知肉味”的《韶》。

2

也有说法为：筝是战国时的一种兵器，用于竖着挥起打人。还有一句古话叫“筝横为乐，立地成兵”。后来在上面加上琴弦，拨动时发现悦耳动听，于是发展成乐器。随着时间的推移，兵器也越来越轻便，筝这种体形庞大、质量不轻的兵器就被遗弃了。所以眼下人们见到的筝都是以乐器的形式出现的，形态优美，并附有装饰。

据说此乐为大虞所作。以上所指的乃是音乐；这音乐显然不是民间音乐，而是宫廷音乐。由此可见，至迟于嬴政当政之时，秦国已用“韶箫”替代了筝，筝当时属于宫廷所用的乐器了，它理当比缶、瓮高雅一些。至于“搏髀”，于之想对举的乃是“武象”。这《武》，也就是《大武》，乃是乐舞，是周人歌颂武王伐纣的。由此可见，“搏髀”当是秦国的宫廷乐舞。李斯所举之例，证明秦国宫廷所用的歌、舞、乐都是别国的，为反驳政治上不用客卿张本。其那文已经提及，李斯进呈《谏逐客书》乃是公元前237年，因此，筝在秦国的流行当是在此之前。筝的产生就相对完善也就理当比李斯书《谏逐客书》要早一些。

3

《集韵》“分瑟为筝”之说：“秦俗薄恶，姐妹有争瑟者，人各其半，当时名为筝”。

4

汉代应邵《风俗通》载文：筝，“谨按《礼乐记》，五弦，筑身也。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不知谁所改作也。或曰蒙恬所造。”

5

唐代的杜佑在《通典．乐四》中说：“筝，秦声也。傅玄《筝赋序》曰：“以为蒙恬所造”。今观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弦柱拟十二月，设之则四象在，鼓之则五音发，斯乃仁智之器，岂蒙恬亡国之臣关思哉。并有附注说：“今清乐筝并十有二弦，他乐肯十有三弦。轧筝，以竹片润其端而轧之。弹筝用骨爪，长寸余，以代指。”

6

《战国策》记载：“临淄其富而实，其民无不欢竽、击筑、弹筝”，所以不少人称山东筝为齐筝。它的流传主要在包括郓城和鄄城在内的菏泽地区，和鲁西的聊城地区，特别是菏泽地区的民间音乐甚为流行，被人们誉为“筝琴之乡”，出过不少民间说唱、戏曲和民间器乐的演奏人才。

7

《三国史记》记载：“伽倻国嘉实王制十二弦琴。以象十二月之律。乃命于勒制其曲。” “伽倻琴亦法中国乐部筝而为之。伽倻琴，虽与筝制度小异，而大概似之。”

注：《三国史记》（淀ダ）是一部记述朝鲜半岛的正史，是朝鲜现存的最古史书 。《三国史记》主要以已失传的《旧三国史记》和《花郎世记》为依据，同时也参考了中国的历史典籍包括《魏书》、《三国志》、《晋书》、《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此书是研究朝鲜三国时期和后期新罗历史的珍贵文献。

夏代已经推断出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东夷石刻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有与社石相关的正南北线。商代关注不同天气的不同现象。甲骨文中有关于风、云、虹、雨、雪、雷等天气现象的记载和描述。西周时期用土圭定方位，并且知道各种气象状况反常与否，均会对农牧业生产造成影响。《诗经·幽风·七月》，记载了天气和气候谚语，有关于物候的现象和知识；《夏小正》是我国最早的物候学著作。春秋时期，秦国医学家医和开始将天气因素看做疾病的外因；曾参用阴阳学说解释风、雷、雾、雨、露、霰等天气现象的成因。《春秋》将天气反常列入史事记载；《孙子兵法》将天时列为影响军事胜负的5个重要因素之一；《易经·说卦传》指出“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卦代表自然物。战国时期，重视气象条件在作战中的运用。庄周提出风的形成来自于空气流动的影响，并提到日光和风可以使水蒸发。《黄帝内经·素问》详细说明了气候、季节等与养生和疾病治疗间的关系。秦代形成相关的法律制度，各地必须向朝廷汇报雨情，以及受雨泽或遭遇气象灾害的天地面积。《吕氏春秋》将云分为“山云、水云、旱云、雨云”四大类。汉代列出了与现代名称相同的二十四节气名，并且出现了测定风向及其他天气情况的仪器。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指出了雨滴的大小疏密与风的吹碰程度有关。东汉哲学家王充《论衡》，指出雷电的形成与太阳热力、季节有关，雷为爆炸所起；东汉学者应劭《风俗通义》，提出梅雨、信风等名称。三国时期，进一步掌握了节气与太阳运行的关系。数学家赵君卿注的《周髀算经》，介绍了“七衡六间图”，从理论上说明了二十四节气与太阳运行的关系。两晋时期，“相风木鸟”及测定风向的仪器盛行。东晋哲学家姜芨指出贴近地面的浮动的云气在星体上升时，能使星间视距变小，并使晨夕日色发红。晋代名人周处的《风土记》提出梅雨概念。南北朝时不仅了解了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还开始探索利用不同的气候条件促进农业生产。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充分探讨了气象对农业的影响，并提出了用熏烟防霜及用积雪杀虫保墒的办法；北魏《正光历》，将七十二气候列入历书；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提出冬季“九九”为一年里最冷的时期。隋唐及五代时期，医学家王冰根据地域对我国的气候进行了区域划分，这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气温水平梯度概念的。隋代著作郎杜台卿《玉烛宝典》，摘录了隋以前各书所载节气、政令、农事、风土、典故等，保存了不少农业气象佚文；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乙已占》，记载测风仪的构造、安装及用法。宋代对于气象的认识更为丰富和详细，在雨雪的预测及测算方面更为精确。北宋地理学家沈括《梦溪笔谈》，涉及有关气象的如峨眉宝光、闪电、雷斧、虹、登洲海市、羊角旋风、竹化石、瓦霜作画、雹之形状、行舟之法、垂直气候带、天气预报等；南宋绍兴酒秦九韶《数书九章》，列有4道测雨雪的算式，说明如何测算平地雨雪的深度。明代工部尚书熊明遇《格致草》，根据西洋科学原理，辨析了自然界变化与历史上所载的灾异及风、云、雷、雨诸气象现象之间的关系，他所设计的“日火下降、气上升图”，系统地说明对流性天气的形成。清代译著《测候丛谈》，采用“日心说”，全面介绍了太阳辐射使地面变热以及海风、陆风、台风、哈得来环流、大气潮、霜、露、云、雾、雨、雪、雹、雷、平均值及年、日较差计算法、大气光象等大气现象和气象学理论。

岁月推移，天象更迭。我们祖先辛勤劳动，留下宝贵的天象记录，无一不反映出先人孜孜不倦、勤于观测的严谨态度，无一不闪烁着我们民族智慧的光辉。这些，是我国古代丰富的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对今后更深刻地探索宇宙规律，都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贵州种植蓝草并用以染色已有十分悠久的历史。《贵阳府志》有贵州盛产蓝草的记载。《黎平府志》记有蓝靛的制作方法：“蓝靛名蓝草，黎郡有两种，大叶者如芥，细叶者如槐。九月、十月间割叶入靛地，水浸三日，蓝色尽出，投入生石灰，则满地颜色皆收入灰内，以带紫色者为上。”蓝草是一年生草本植物，茎高不及1米，叶互生，7月开花，9月间收割。从蓝草中提制的靛，由木蓝属植物蓼蓝、菘蓝、马蓝、吴蓝等的茎、叶发酵制成。收割靛叶后将其放人缸内或木桶及土坑均可，加冷水约60公斤，每隔两天翻动一下，浸泡6—7天，然後将靛叶捞出，将生石灰置于瓷盆内，再注以缸内蓝靛水，待石灰溶化後倒入缸内，用竹竿搅动l—2小时，隔夜后靛凝结沉淀，舀去上面的水即成。大约5公斤靛叶用石灰1公斤，可出干靛1公斤。在贵州民间，蓝靛草除了用作染料外，还有著辟毒除虫的药物作用。

蓝靛是中国蓝印花布所使用的一种特殊的植物还原染色材料。采集蓝草制作蓝靛在中国的古籍中早有记载。据古书《夏小正》记载，我国在夏代已种植蓼蓝，并已知道它的生长习性，“五月，启灌蓼蓝”。就是说到了农历五月，蓼蓝就要开始栽种了。

在《诗经·小雅·采蓝》中记载：“终朝采蓝，不盈一詹”， ；《说文》中记载：“蓝，染青草也。”；《荀子劝学》中记载：“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这些古籍诗文中所说的“蓝”，就是指的蓼蓝。由此可见，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植物染料来进行织物染色的国家。不过可以用来制作蓝色植物染料的蓝草除了蓼科的蓼蓝之外，还有十字花科的菘蓝、豆科的木蓝，爵床科的马蓝等等。

东汉时期，马蓝曾为我国北方地区重要的经济作物。在陈留（今河南开封）一带就有专业性的产蓝区。文学家赵歧路过此地，看见山岗上到处种着马蓝，有感而发，写下一篇《蓝赋》，作序说：“余就医偃师，道经陈留，此境人以种蓝染绀为业。”

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著作《齐民要术》中有详细记载，先是“刈蓝倒竖于坑中，下水”，然后用木、石压住，使蓝草全部浸在水里，浸的时间是“热时一宿，冷时两宿”。将浸液过滤，按百分之一点五的比例加石灰水用木棍急速搅动，等沉淀以后“澄清泻去水”，“候如强粥”，则“蓝靛成矣”。用于染色时，只需在靛泥中加入石灰水，配成染液并使发酵，把靛蓝换原成靛白。靛白能溶解于碱性溶液中，从而使织物上色，经空气氧化，织物便可取得鲜明的蓝色。这种制靛蓝及染色工艺技术，已与现代合成靛蓝的染色机理几乎完全一致。

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对蓝草的种植、造靛和染色工艺，进一步作了全面性的阐述和总结。他在所著的《天工开物》中说：“凡蓝五种皆可为靛。茶蓝即菘蓝，插根活。蓼蓝、马蓝、吴蓝等皆撒子生。近又出蓼蓝小叶者，俗名苋蓝，种更佳。”在靛蓝染色方面，书中指出：“凡蓝入缸，必用稻灰水先和，每日手执竹棍搅动，不可记数。其最佳者为标缸。”。

据江苏的《光绪通州志》记载：“种蓝成畦，五月刈曰头蓝，七月再刈曰二蓝，，甓一池水，汲水浸之入石灰，搅千下，戽去水，即成靛。用于染布，曰小缸青。出如皋者尤擅名。”，详细记了小暑前后、白露前后可两期采集蓼叶，取净叶二十八斤，石灰十二斤拌成一料，四料便可做成一担蓝靛，形如淤土，故称“土靛”。在“州志”中记载民间制靛的简单过程，足以说明蓝草的种植和蓝印花布的生产在当时物产中的重要地位。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有记载：“南人掘地作坑，以蓝浸水一宿，入石灰搅至千下，澄去水，则青黑色。亦可干收，用染青碧。”，他取“蓝水”为人治病，认为“蓝水、染布水，皆取蓝及石灰能杀虫解毒之义。”。现代的药理研究表明，路边青含黄酮类；蓼蓝全草含靛甙、**素及鞣质；菘蓝叶含色氨酸、靛红烷B、葡萄糖芸苔素及靛蓝等；草大青及马蓝叶均含靛蓝。都有主治清热解毒，凉血利咽的功能。特别是用蓼蓝(Polygonumtinctorium Ait)制成的“板蓝根”中成药，已为人们所熟悉和普遍使用。

在台湾早期的蓝草种植大都是以山蓝为主，山蓝又叫做大菁，曾经也是早期销往大陆的台湾产品。主要采集地区分布在北部的阳明山、坪林和猫空、三峡一带山区，中部地区是在苗栗、日月潭、埔里、溪头、阿里山、奋起湖等山区，尚可发现其踪迹。在清末民初之际，因为茶产业的兴起，加上化学合成染料的进口，导致山蓝的产业迅速萎缩，以致於消失。也因为经济价值的消失，大菁被野放至以上区域，台湾各地所推广的蓝染活动，就是以这些被野放的大菁作为主力的。

蓝的染色使用，在国外也出现的很早，如印度在西元一世纪时，在一份航海的纪录文件中，就出现有利用海上运输蓝靛的纪录了。在南美安地斯山纪元前3-4世纪间的印加人的遗迹中，出土有染上蓝之棉布。纪元前2000年左右埃及的debe所出土的木乃伊之裹尸布里，就检验出含有蓝之色素。早期的埃及称蓝为「indicum」，也存在於纪元200年左右叙利亚地区所发现的盾牌上，被当成涂料。欧洲的商人早在13世纪时，就已经引进欧洲各国，在当时的英国还曾经把蓝靛当成是「恶魔的药」，立法限制使用。15世纪後，蓝靛也被当成是绘画的颜料之一。蓝靛就是靛花，靛花就是国画颜料中的花青。蓝素溶在水中时，是呈现绿色的状态；当出水与空气中的氧接触後，才改变色相为蓝色。而靛花则是靛水经过搅拌起泡後，让泡沫上的蓝素充分地接触到空气的氧才由绿转成蓝的色相。将变蓝的泡沫集中，乾燥後，就是一般国画颜料的花青。蓝所染出的色相，按照宋应星的说法有翠蓝色、天蓝、月白、草白等四色。这四色直接是以蓝靛的深浅控制，所染出的色相，并不混合其他的染材进行重复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