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溪游记作文1 今天,我来到了西溪湿地,觉得不枉此行,的身临其境了,那满眼的绿呀,让人念念不忘。 湿地里用木板架起的小路,让我们可以在湿地里穿行,水中长满了水菖蒲、芦苇、睡莲、水烛、和一些不认识的植物,远处的小丘上是各种果树

西溪湿地之于我,更接近彼此路过的关系,只停留在景区逛游的层面不曾想过深究,更别说计划到这里过个完整的周末。 分享到: 西溪湿地 一时兴起,去西溪过个周末吧。去了之后发现,这个乍看千篇一律的单调湿地,包裹着宝藏内核——这里有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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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安城的东北隅，闪烁着一颗璀璨的文化明珠，它就是浙江四大著名藏书楼之一的玉海楼，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浙江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玉海楼现存建筑包括玉海楼书藏、颐园和百晋陶斋、孙诒让故居三大部分，分别布置在三条轴线上，既各成院落，又相互沟通。其建筑特点是集藏书楼功能、浙南优秀民居特色和私家园林典范于一体，原总占地面积约8千平方米。

玉海楼书藏，简称玉海楼，在建筑群东首。三面环河，前后池塘，东面紧靠古城城基和护城河，又与新城玉海广场、万松路相衔接，位置优越，环境幽美。玉海楼坐北朝南，前后两进各五楹，左右回廊，前、中、后三大天井，为清末著名学者孙衣言和朴学大师孙诒让父子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创建。孙衣言（1814-1894），字劭闻，号琴西，清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历任安庆知府、安徽按察使、湖北与江宁布政使，后迁太仆寺卿，著《逊学斋文钞》，辑《瓯海轶闻》、《永嘉集内外编》等，有“晚清特立之儒”之称。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庼，与俞樾、黄以周合称清末三先生，有“晚清经学后殿”、“朴学大师”之誉称，同治六年（1867）举人，一生不求仕进，致力朴学研究，创办学校，服务乡邦，著《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契文举例》等35部。父子两人都喜欢读书、藏书、做学问。诒让随父游居京师、江淮等地，则恣意购求古籍善本，同治七年（1868）后的10余年间，大量收购苏、浙、皖、鄂许多著名藏书楼散出的元、明、清珍善本。藏书既富，于是建书楼以储。仅一年多时间，就在古城瑞安金带桥北建造了这座颇具规模的藏书楼。因孙氏敬慕南宋学者王应麟著作宏富，故以其巨著《玉海》书名作为楼名。台门石额“玉海楼书藏”为礼部侍郎顺德李文田书。石联“玉成桃李，海涌波澜”为郭沫若手迹。前楼楼额“玉海楼”为工部尚书吴县潘祖荫书。昔日楼上藏书，楼下雕版印书或手抄善本，辑刊瓯越文献。

玉海楼是学者的藏书楼。先时藏书达8-9万卷，计3 万多册，以多名家批校本、多瓯郡乡邦文献和孙氏父子手批手校本闻名于世。曾订有《藏书规约》16条，既管理严格，又流通方便。首先为孙诒让研究学问、著书立说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亦为乡里后生求知进取开辟了良好的场所。但到1908年孙诒让逝世后，藏书渐渐散失，其中珍善本转藏杭州、温州。新中国成立后，瑞安县人民政府重视文物保护，将玉海楼辟为文物陈列馆，不断搜罗原玉海楼散出的藏书和邑内私家藏书，至今已达3万多册，同时征集文物书画5千多件庋藏楼上，使玉海楼成为知识的宝库。

过玉海楼圆洞门就是颐园。其门联云：“退思补过，时还读书。”园内有莲花池、水井、假山，种植梅、兰、松、竹。其后是船厅，原额“野航”，又名“百晋陶斋”，王懿荣题额。斋后是丁字雨廊，连接玉海楼与孙诒让故居。孙诒让故居由门屋、客厅、正楼三进和左右厢楼、子房、半坡廊以及后花园组成，占地面积4千多平方米。

特点：

1、纸色苍润，质地坚良，洁白厚实。笺则古香古色，柔韧而极薄，防霉防蛀。

2、墨色香淡，纸上墨色青纯，笺上墨色光泽如漆，虽水润而绝无漂迹。

3、字势生动，字画刻写古雅苍劲，宋刻字体有肥瘦两种。

4、早期宋版大多为白口，墨栏单边，其后双边渐多，分四周双边和左右双边。版心上记载字数、书名、卷第、刊工姓名，书名通常在鱼尾下。行宽字疏，行格多用乌丝栏，行字不等。

5、书中文字大多避皇帝讳，尤其是内府和官府。

古籍是不是艺术

不是艺术

古籍定义

古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印刷于1912年以前又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

1成为古籍的条件

要被称作古籍，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成书时间要在辛亥革命以前，另一个是书籍要有古典装帧形式，两者缺一不可。

成书在辛亥革命以前，就是在1912年以前制作出版的书籍才可以看作古籍，它是古代书籍制作时间的下限。

所谓古典装帧形式，就是说书籍装帧是中国古代传统装帧形式。

古籍除各种纸质文书外，还应包括甲骨、青铜器、竹简、帛书等等材质的文书。

2古籍善本

古籍分为普通古籍和善本古籍。按照国家汉文古籍特藏藏品标准，将古代典籍中具有较高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的部分古籍为“善本”。

善本书，通俗地说就是版本较好的书。如刻印年代较早、刻印技术精良、流传较少的书，以及具有某种特定价值的稿本、抄本、批校本等。

3新版古籍

指通过仿真影印等手段，复制具有古籍中的内容，而重新印刷出版的书籍。

例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续修四库全书》

仿真再造的四川省图书馆 馆藏明崇祯刻本《圣迹图》

该书以连环画形式浓缩孔子一生，是中国较早的连环画类典籍，流传极罕。

王仲闻（1901－1969），名高明，以字行。笔名王学初、王幼安，据说都是为不得已避用真名而所取之号；台湾曾大量翻印其书，改其名为王次聪。浙江海宁人；王国维次子。

长相酷似静安先生，已故的沈玉成先生首次见到他时，曾取《观堂集林》中那张相片来印证，非常传神地说“子之于父，如明翻宋本，唐临晋帖”。令人感慨的是，时不过三十年，我们现在却只能从静安先生的遗像来缅想幼安先生的模样了。

王先生幼承家学，但中学毕业即入邮局工作。解放初期供职于北京地安门邮局。1957年因参与创办同人刊物《艺文志》而成为右派，遭开除。后经由徐调孚先生推荐，被爱才若渴的中华书局金灿然总经理请到中华，成为一位不在编的临时编辑，一直工作到写下那封给文学组之信的那个时候。

王先生精熟唐宋文献，以“宋人”自诩。尤长于词学，其著述除前已述及的三书外，还有《渚山堂词话·词品》点校（署名王幼安）、《诗人玉屑》点校。他用力最勤、真正代表他学术水平的还有两部书稿：一是《唐五代词》，文革中遗失，其前言后记幸存于档案中，经程毅中先生整理，已经发表。二是《读词识小》，约20万言。钱钟书先生曾受中华书局之请看过全稿，称“这是一部奇书，一定要快出版”。但就在中华决定出版并已完成了审读加工的时候，因为与《全宋词》署名同样的原因而暂停付印。文革中遗失。现在我们从《全宋词》的审读加工记录中，可以约略看到《读词识小》的影子。

一九〇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一岁

三月，生於浙江海宁盐官镇内西门周家兜王宅。长兄潜明四岁（一八九九年生）。

一九〇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四岁

三月，弟贞明生。

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五岁

祖父王廼誉去世。

一九〇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六岁

七月，母亲莫氏因产褥热过世。

一九〇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七岁

三月，父王国维娶潘丽正为继室。弟纪明、慈明、登明、妹东明、松明均为潘

氏所出。

四月，全家移住北京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 十岁

十一月，辛亥革命爆发，父亲王国维与罗振玉、刘季英等携家口共二十一人东渡日本，住京都郊外吉田山下田中村。合家同行者八人，父母而外及兄弟潜明、纪明、贞明，仆人冯友、钱妈随行。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十二岁

三月，罗、王诸家移住京都吉田町神乐冈八番地。

十二月，妹东明生。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十四岁

三月，随继母返回海宁，就读海宁第一小学。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 十五岁

二月，父亲王国维自日本返回上海，就哈同氏广仓学宭之聘。

三月，自海宁盐官移住上海爱义文路大通路吴兴里。父亲亲为择校，与兄潜明、弟贞明拟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学校未果，入上海工部局育才公学就读。在读期间，与若干同学组“嘤鸣社”，每一二周作诗一次，评定甲乙。结集有《嘤鸣社诗稿》自抄本二册，今存复旦大学图书馆。《诗稿》附自辑诗词《明月梅花馆诗草》一卷，计收古今体诗凡四十一题，五十八首。其中《蝶恋花》（题画）“露縠冰纨人似玉”一首，为现存唯一词作。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十八岁

五月，北京发生五四运动，波及全国。任育才公学学生会副会长，被校方开除，此後被推举为全国学生联合会出版社代表。在离校学生会所开办的免费学校中任髙级班国文教员。十一月九日父亲王国维致罗振玉函谓“次儿等学校事，因值孔子诞辰，学生要求放假一日，午後遂不往，因之斥退四人。表面如此，实际因夏间之学生会次儿因资格被举为副会长，此次开除殆因此故”。

十月，应考邮局邮务员，未取。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 十九岁

三月，入上海邮局为邮务生。长妹东明後来追述：‘我们这一代中，二哥天赋最髙，也最爱古籍与诗词，如以他的资质与兴趣，能追随父亲继续钻研国学，日久必有成就。而父亲无视他的爱好与秉赋，竟让他进入邮局，以获得较佳的独立生活工作，当是以自己亲身经历到的宝贵经验为鉴’（《先严王公国维为子女所铺的路》）。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 二十岁

年初通过甄试，升等为邮务员。

十一月四日父亲王国维致长兄潜明函：“（髙明姻事）本拟明年下半年，而闻陈宅姑娘又入海宁学堂，恐沾染习气，故汝母意欲於上半年办喜事。”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二十一岁

与陈慎初结婚。子女成年者三男（庆新、庆同、庆山），二女（令年、令三）。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 二十二岁

五月，王国维入京任清逊室南书房行走。

八月继母、弟妹等入京。

是年自吴兴里迁住新闸路甄庆里。

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 二十五岁

九月二六日，长兄潜明於上海病逝。长嫂罗孝纯不久“大归”。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 二十六岁

六月二日，父亲王国维於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有遗嘱致三子贞明，谓“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

七月，与诸弟同具名编次《王忠悫公哀挽録》，天津罗氏贻安堂汇刊。

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 二十七岁

是年继母弟妹南归海宁。父亲王国维藏书中手批手校书一百九十馀种约七百馀册，经清华国学院同事陈寅恪、吴宓、赵元任诸先生商议，让售北平北海图书馆，馆方给价五千元。

是年在《邮声》杂志发表诗作《己丑除夕赠家兄》、《丁卯展前诗怆然有作即用旧韵》。此後若干年仍有诗词在《邮声》刊出。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 三十岁

调入上海邮政总局。

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 三十一岁

随邮政总局迁往南京，住慈悲社五台山村。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 三十二岁

十二月，上海《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刊唐圭璋《全宋词编辑凡例》、《全宋词初编目录》。

是年林大椿辑《唐五代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 三十六岁

七月，全面抗战开始，自海宁接取继母弟妹至上海住海防路崇安里。独身前往武汉。

一九四〇年（民国二十九年） 三十九岁

七月，参加为期二周的邮政秘密监察人员培训班，为解放後“历史问题”所从来。

唐圭璋《全宋词》三百卷，成稿於一九三七年，是年由国立编译馆出版。其“缘起”有“王仲闻等辨讹”致谢语。唐圭璋先生在《自传及著作简述》中回忆：‘“初编此书的时候，就承精於目録版本之学的王仲闻帮助搜集资料，校订真伪，商讨善本、足本问题。”

一九四一年（民国三十年） 四十岁

升任副邮务长。

家人从上海经香港到昆明，住郊区白龙潭。

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一年） 四十一岁

邮政总局迁往重庆，住南岸南桷垭。

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 四十四岁

冬，随邮政总局还都南京，住建业村。

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 四十六岁

夏，叔父王国华赴台湾大学外文系任教。

是年在《现代邮政》杂志发表《尹师鲁水调歌头》、《刘仲方六州歌头》、《李後主佚词》等多篇《读词杂记》。

一九四九年（（民国三十八年） 四十八岁

邮政总局南迁台北，留守上海。弟贞明、纪明、妹东明、女令年前往台湾。是年末，随邮政总局迁往北京。任改组後的邮电部秘书处副处长。

一九五〇年 四十九岁

年初，住西单二龙路郑王府夹道邮电部宿舍。

是年镇反运动中，其有关部门结论竟为“曾经受过特务训练，态度不老实，撤职登记”。

一九五一年 五十岁

将家藏王国维遗稿、批校本及友人致王国维书札两箱百馀种捐送北京图书馆，经手人为赵万里（约抗战前後，赵万里曾促成和经手继母潘氏的另一部分捐赠）。

在邮政部干部审查活动中被定为“特务嫌疑”，从事竖电线杆等惩罚性体力劳动。

一九五三年 五十二岁

屡次对人民出版社出版物提出书面意见，受到关注，该社王子野、范用拟将其调入任职未果。

是年调往地安门外邮局，在服务窗口收寄邮件，住东直门外八条下坡十九号邮局宿舍。虽事务繁剧，仍於业馀时间努力治学。

在《中国语文》第八期发表《统一译名的迫切需要》。

一九五五年 五十四岁

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於是年初版。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夏承焘为是书所撰‘承教録’谓‘此书问世一年，屡荷四方读者惠书督诲。惠州张凤子先生，北京王仲闻先生，皆未尝奉手请益，乃承费日力为细校再过，各举谬误多处，盛意尤可感激’。

是年邮局肃反运动小组审查结论“不是反革命分子”。

是年初，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标点《唐才子传》，用时一周，得酬五十元。

一九五六年 五十五岁

七月二十二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关於李煜词的考证问题》。

十一月二十七日，夏承焘接人民文学出版社顾学颉函，夏氏日记载‘王静安先生嗣君仲闻，甚爱予词人十谱而有所补订，欲与予通函云云。即作复书，附去与王君书’。此後屡有书翰往来论学。

十二月十九日，夏承焘复接得王函，谓‘“著有《南唐二主词校订》、《阳春集校订》，又有《唐五代词校辑》，收敦煌曲子、《乐府诗集》之近代曲辞及易静《兵要望江南》等，需两年完稿。又欲辑一词抄，收《全芳备祖》、《寿亲养老新书》、《通用启札截江纲》、《翰墨大全》、《永乐大典》以及宋元方志谱录中之词汇为一书。又有《宋元词话抄》，积稿盈尺，无精力完成”。

一九五七年 五十六岁

一月六日在《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发表《改编全唐诗草案的补充意见》。此文为对於河南大学李嘉言《改编〈全唐诗〉草案》的回应，李文发表於1956年12月9日《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

三月九日，夏承焘入京开会，与相见，谓之“朴质笃厚，想见静安先生”。

四月三日，《读唐宋词论丛》、《论〈尊前集〉之选辑时代》二文寄达夏承焘，定《尊前集》当编於北宋，不能早於仁宗，晚於神宗。夏次日日记谓‘“君治学细心踏实，自愧不如”。同月夏承焘《唐宋词论丛》之《承教録》中述及，计举正二十事。是月，标点本《唐才子传》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六月，《南唐二主词校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明万历庚申吕远墨华斋本为主，参考王国维《南唐二主词校勘记》，李璟、李煜词作历来真赝杂陈，文字多讹，是书据所见各本互校，并以各种选本、笔记、诗话、词话及互见各词之总集、别集参校，“综合旧说，间参新见”。

是年欲调往兰州大学，夏承焘又推荐入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皆未果。又拟办同人刊物《艺文志》。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处理，被追究“历史反革命”问题，口头通知：是右派但不宣布；不交地方监督，强制退职。在南海艇队工作的次子王庆同、在武汉测绘学院就读的三子王庆山，均被划为“右派分子”。

前此数年间，时常接济嫠居北京的长嫂罗孝纯。

一九五八年 五十七岁

三月，《诗人玉屑》点校本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五月，寄夏承焘《李易安集》目。

八月，夏承焘来函请写寄明吴讷《百家词》本《汪水云集》附録旧宫人送水云南归词十三首，九月十五日钞成寄达。

十二月十三日，有函致夏承焘，谓《李清照集》尚未脱稿，《全宋词》中间题不少。

是年清华大学因校内基建，通知将王国维墓迁出。

一九五九年 五十八岁

四月十一日，夏承焘入京，往访，告知所辑《唐五代词》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四月十五日，夏承焘、唐圭璋同在北京图书馆同日与王仲闻、黄盛璋谈李清照材料事。

六月，唐圭璋完成《全宋词》初步修订，交稿中华书局。并建议由王仲闻任责任编辑。此後‘六载辛勤，全力以赴’（唐圭璋先生语）。是年受中华书局邀为《全唐诗》断句和审稿，得酬金180元。

是年经齐燕铭、金灿然指示，入中华书局文学组任‘临时’编辑，组长为徐调孚，中华给付月薪八十元。

是年起至一九六一年冬每月写思想汇报交中华书局和派出所。

一九六〇年 五十九岁

一月十六日，王国维墓是时迁入北京市西郊福田公墓。

四月，《全唐诗》点校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点校说明署’王全’，即王仲闻、傅璇琮。同月，标点本《渚山堂词话》、《词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惠风词话·人间词话》校点本同月再版，均列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丛书。《惠风诗话》署’王幼安校订’，《续编》二卷辑自况周颐各种杂著。於原著考订未周处，并酌加附注。《人间词话》署’徐调孚注、王幼安校订’，分定稿、删稿暨附录三编，为《人间词话》最为通行的版本。前此徐调孚曾於开明书店出版《人间词话》校订本（一九五五年中华书局重印），是本即以徐本为据，注释中按语均为校订者所加。

九月一日，唐圭璋致函龙榆生，谓‘《全宋词》弟亦无力整理，去年交与北京中华书局修订，编辑部托王仲闻整理，费尽他九牛二虎之力。彻底修订，修改小传（本来只是沿袭朱、厉之书），增补遗词，删去错误，校对原书，重排目次，改分卷书，在在需时。现闻已大致就绪，不过出书恐又在明年矣’（此函《近代词人手札墨迹》系於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

是年由不定期前来书局改为全日上班。继续修订《全宋词》，自二百○四卷本《翰墨全书》书辑出佚词三百十五首。

一九六一年 六十岁

六月三日，夏承焘日记载来函，谓近为《全宋词》补词一千六百首，改正补充小传三四百人，举出错误不下三四千处，今年尚不能出书。

十月，《读杜心解》标点本由中华书局出版，为主要整理者。

是年中华书局自东总布胡同搬迁至翠微路。因家远，常住宿集体宿舍，与青年编辑沈玉成过从较多。

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於是年出版，屡引其说。

一九六二年 六十一岁

上年《李清照集校注》完稿，辑词、诗、文为三卷，附録《李清照事迹编年》暨《李清照著作考》。元旦撰成《後记》，致谢学人包括夏承焘、黄盛璋、邓之诚。

一九六三年 六十二岁

三月，长女王令年客死台湾。新编《李清照集》在上海出版後，有所商榷，增入《李清照集校注》稿中。

四月，《李清照事迹作品杂考》刊载於《文史》第二辑。

一九六四年 六十三岁

四月五日，夏承焘来函，谓应将施蛰存《唐宋金元词拾遗》相关者补入《全宋词》，又谓《全宋词》题名应唐、王并列。

五月，《全宋词》新版基本完成修订，以中华书局编辑部名义撰写《出版说明》。前言由唐圭璋、王仲闻同撰。

是年《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由中华书局出版，署“华文轩”名。

是年《李清照集校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排成纸型，但未能出版。

是年前後，中华书局党组发出公函给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对新版《全宋词》的署名方式，提出拟采用“唐圭璋编、王仲闻补订”的办法，并请征求唐圭璋意见，唐先生表示同意，但终未能通过相关政治审查。

是年，在补订《全宋词》过程中所撰宋词札记《读词识小》二十馀万言，曾经钱锺书先生审读，由中华书局沈玉成完成技术加工，但格於当时政治形势未能出版，原稿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

是年，罗继祖入京参加校点二十四史，与相过从。罗氏《海甯王氏後人“文革”後所遭遇》记》称：“我识高明丈即於一九六四年在北京翠微路参与中华书局校点廿四史时。丈对词学造诣精深，局中正重校唐圭璋《全宋词》，经丈核订，举证若干，读者叹服。公退接谈，公私并进，觉与乃翁风范不远。为言先兄不禄，嫂氏尚在盛年，宜再嫁。其说甚是”。

一九六五年 六十四岁

一月十七日，继母潘丽正在台湾去世。

二月二十五日、三月二十五日，先後为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提交审稿意见。

六月，新版《全宋词》出版。全书録入词人一千三百三十馀家，词作一万九千九百馀首，另有残篇五百三十馀首。凡三百七十馀万字，引用书目多达五百四十二种。

一九六六年 六十五岁

九月二十三日，中华书局在文化大革命受到直接冲击，被清退。二十五日致函文学组，交代未尽事宜。时《唐五代词新编》已基本成稿，在运动中遗失。

一九六七年 六十七岁

家居。仍废寝忘食，专意从事著述。

一九六九年 六十八岁

一月十九日提交的交代材料称“我在中华书局工作时，曾准备写若干稿子，有的已写了一部分，有的已接近完成。自领导通知我以後我写的东西不能再出版以後，我已以一部分捐献国家，已蒙接受。将来这类东西不知有用没用。我准备写完它，决不因我的东西不能出版就撒手不干了”、“已写好部分约有一百馀万字”。

是年冬，因“朱（学范）、谷（春藩）特务集团”案牵连，被专案组隔离审查。

十一月十二日，服毒自杀。子女均在外地，身後文稿、图书散失殆尽。後来发还者仅旧版王国维集一部。

一九七〇年

二月，夫人陈慎初於海宁乡间去世，终年七十一岁。

一九七九年

三月，邮政部平反“朱（学范）、谷（春藩）特务集团”案。

十月，《李清照集校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学者称“博大精深”、“古籍整理之典范”。唐圭璋在得知出版消息後，通过出版社联系到王氏後人，以申吊慰。

一九八○年

一月二十二日，叔父王国华在台湾去世。

六月二十五日，赵万里在北京去世。

一九八一年

五月九日，徐调孚在四川江油去世。

九月，《夷坚志》校点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生前曾任此书编辑，并自《永乐大典》中辑出轶文。

是年，《文学遗产》第一期刊载岳国钧《玉中之瑕——谈〈李清照集校注〉的注释》。

一九八六年

五月，前中华书局同事沈玉成作《自称“宋朝人”的王仲闻先生》。收入中华书局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回忆中华书局—1912-1987》。

五月十一日，夏承焘在北京逝世。

一九八七年

二月二十日，《唐五代词新编前言》刊载於《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一七一期。编者按称‘“中可以看出他在古籍整理工作中严谨的态度、严密的方法，对我们研究唐五代词以及整理古籍工作都不无借鉴意议”。《前言》为生前未成著述《唐五代词新编》仅存部分，由程毅中在中华书局档案中发现。

曾参与编辑的《元诗选》初集、二集、三集分别於是年1月、7月、10月出版。

一九八八年

遗稿《长短句词盛行之时代辨析》刊载於《文学遗产》一九八八年第二期。此文原为《唐五代词新编後记》的部分未完稿，程毅中在中华书局档案中发现。

一九九○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唐圭璋於南京去世，终年九十岁。

一九九九年

一月，中华书局《全宋词》简体字版补署“王仲闻参订”。

四月，中华书局徐俊撰文《王仲闻——一位不应被遗忘的学者》，刊载於《书品》一九九九年第二期。

二〇〇二年

十二月十四日，与妻陈慎初合柩入葬海宁殳山公墓。

二〇〇九年

九月，《全宋词审稿笔记》由中华书局双色影印出版，署王仲闻撰、唐圭璋批注，计五十万字。刘尚荣先生以中华书局编辑部名义所撰前言，对二位学者的治学和合作均予髙度评价。

十一月十二日，海宁举办纪念王仲闻逝世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陈尚君等专家学者和王氏家人出席会议。

国家图书馆 接受捐赠的具体详情在国图首页最下边---“支持我们”这是其中一个

国家图书馆文献捐赠办法

国家图书馆作为国家总书库，全面入藏中外文图书、期刊、报纸、音像资料、电子出版物等各类文献。在本馆百年历史中，各界捐让是本馆获取文献资料的重要途径。本馆一贯鼓励社会各界向图书馆慷慨捐赠文献资料，为继续做好文献捐赠工作，兹将本馆文献捐赠办法公布如下，敬请赐览：

一、收藏范围：

中外珍稀古籍、舆图、金石拓片、名家批校本、名家手稿、革命历史文献等，此类具有较高保存和研究价值的文献，本馆全面接受捐赠；凡本馆未藏的其他文献资料品种或复本量较少的文献资料，本馆将重点考虑入藏。

二、捐赠品收藏办法：

1．捐赠文献凡符合本馆入藏标准而本馆还未有收藏的，将被补充作正式馆藏，永久保存。

2．捐赠文献虽然符合本馆入藏标准,但本馆已有收藏，只是入藏复本数量不足的，将按馆定入藏复本数量和文献使用年限要求，补充作正式馆藏或临时馆藏。临时馆藏供读者短期借阅达到本馆规定年限后下架剔除或调拨其他文献使用单位。

3．凡本馆已入藏足够复本或不属于本馆入藏范围的捐赠文献，本馆将退回捐赠者或在捐赠者的允许或视同允许下调拨其他文献使用单位。

4．对于出版信息存疑的图书(与新闻出版总署中国版本图书馆公布的CIP号不符的、套用其他图书ISBN号的、台港书号大陆出版印刷的等)原则上谢绝接受。

三、相关权益：

捐赠文献一经接受并办妥有关手续，其所有权和处理权等所有相关权益即归国家图书馆所有。

四、证书和感谢函：

1．凡本馆接受入藏的捐赠文献，无论永久保存还是临时借阅，本馆均将向捐赠者颁发“捐赠证书”或“感谢函”（用于接受非正式出版物捐赠）。

2．凡选择后未被本馆入藏、允许国家图书馆调拨其他文献使用单位的捐赠文献，本馆将向捐赠者发放“感谢函”（用于谢绝接受正式、非正式出版物捐赠）。

3．捐赠文献未被收藏、捐赠者又不愿意本馆自行处理其赠品，则请捐赠者在接到“感谢函”60日内(以邮戳日期为准)自行或委托他人将赠品领回(领回时请将“感谢函”交回)。逾期未领回或未作答复者，本馆将视同允许国家图书馆调拨其他文献使用单位。

五、捐赠品联系办法：

1．中外古籍、舆图、金石拓片、名家批校本、名家代表作手稿、革命历史文献等文献。寄赠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33号。收件人：国家图书馆善本组(收)。邮编100081；咨询部门：本馆善本组联系，电话010-88545182。

2．方志、家谱。寄赠地址：北京市文津街7号。国家图书馆地方文献组(收)，邮编100034；咨询部门：本馆地方文献组联系，电话010-66174367。

3．中文图书[中国大陆正式出版(含民族语文)]，寄赠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33号。收件人：国家图书馆中文图书采访组(收)，邮编100081；咨询部门：本馆中文图书采访组联系，电话010-88545157。

4．中文图书(台湾、香港、澳门及海外出版中文图书)。寄赠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33号。收件人：国家图书馆台港澳文献采编组 (收)，邮编100081；咨询部门：本馆台港澳文献采编组联系，电话010-88545618。

5．西文图书(英、法、德、意、西班牙、葡萄牙等)。寄赠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33号。收件人：国家图书馆西文图书采访组(收)，邮编100081；咨询部门：本馆西文图书采访组联系，电话010-88545657。

6．东方语出版物(日、朝鲜、阿拉伯、蒙古、越南、缅甸、印第)。寄赠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33号。收件人：国家图书馆东文图书采编组(收)，邮编100081；咨询部门：本馆东文图书采编组联系，电话010-88544250。

7．俄文图书。寄赠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33号。收件人：国家图书馆俄文图书采编组(收)，邮编100081；咨询部门：本馆俄文图书采编组联系，电话010-88545623。

8．中文期刊。寄赠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33号。收件人：国家图书馆中文报刊采编组 (收)，邮编100081；咨询部门：本馆中文报刊采编组联系，电话010-88545134。

9．外文期刊。寄赠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33号。收件人：国家图书馆外文报刊采编组(收)，邮编100081；咨询部门：本馆外文报刊采编组联系，电话010-88545481。

10．中文报纸。寄赠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33号。收件人：国家图书馆中文报刊采编组(收)，邮编100081；咨询部门：本馆中文报刊采编组联系，电话010-88545282。

11．外文报纸。寄赠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33号。收件人：国家图书馆外文报刊采编组(收)，邮编100081；咨询部门：本馆外文报刊采编组联系，电话010-88545481。

12．音像资料、电子出版物。寄赠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33号。收件人：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采集组(收)，邮编100081；咨询部门：本馆数字资源采集组联系，电话010-88545639。

13．中文非正式出版物。寄赠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33号。收件人：国家图书馆中文资料组(收)，邮编100081；咨询部门：本馆中文资料组，联系电话：010-88545059。

　　珍本:是指珍贵的书本或资料。凡不常见且难得的文献,以及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古旧图书资料,都为珍本。

　　善本，简单讲就是好的书本。

　　善本最初的概念是指经过严格校勘、无讹文脱字的书本。印刷术产生前，书籍大都是写本。把原稿或别本认真缮写下来，经过与原文校核无误，就成为善本。西汉时，刘向为汉成帝典校书籍二十年，凡写新本，一定先把原文写在竹简上，改易删定后，再缮写在绢素上。如何改易删定呢？刘向《别录》记载了“雠校”之法，说：“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二人相对为雠。”湖南长沙晋永宁二年墓中出土的校雠俑，两人相向跪坐，一人读书，一人执笔校正讹字，十分形象地展现出当时人们校勘书籍的活动。所以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说：“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校勘，故往往皆有善本。”

　　唐以后，雕版印刷术逐步得到应用，书籍反复刊印，广泛传播，开始出现“版本”的概念。不同版本书籍收录文献多寡、校勘精劣程度各不相同，就有了足本和残本、精本和劣本的差别；书籍版本出现早晚、珍稀程度不同，就有了古本和今本、孤本和复本的差别。善本的内涵也比原来更扩大了，清代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误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一曰足本〔无阙卷、无删削〕，二曰精本〔精校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清末藏书家丁丙对善本也提出了四条标准：一是旧刻；二是精本；三是旧抄；四是旧校。以后许多学者对善本的概念不断总结归纳，最后形成了现在通用的善本“三性”、“九条”说。

　　善本的“三性”指书籍应具备较高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善本的“九条”是“三性”的补充和具体规定，主要包括：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明代刻、抄写的图书；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等。应该指出的是，善本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容会不断发展、更新。比如善本的时代下限，丁丙认为明本是善本；现在从书籍流传的实际出发，一般确定在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国家图书馆是世界上中国古籍收藏数量最大的图书馆，经过严格挑选的善本有27万册件之多，包括宋缉熙殿、元翰林国史院、明文渊阁和清内阁大库的历代皇家收藏，南北许多大藏书家的珍本秘籍以及词曲小说、地方文献等富有特色的古籍收藏。本版将在“善本故事”栏目中陆续加以介绍，使这些世人难得一见的珍贵善本走出金匮石室，为广大读者朋友认识了解。

　　手抄本是过去对一些人们喜爱的读物采取用人工抄写的方法留下来的读本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