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刘向、刘歆校理群籍，奠定了校勘学，完成了《别录》一书，做出了大贡献。刘氏父子的成果确定了校勘的规范、明确了古籍整理的程序和校勘的位置，即：①兼备众本，②审理篇目，③校勘文字，④确立书名，⑤厘定部居，⑥录成专书。此后。校勘之业盛久不衰。

东汉郑玄博通五经、并遍注群经，网罗众家，删繁裁芜，刊改漏失．佼后之学者略知所

U。西晋劲励，依刘向成例校订典籍，也作出f成绩c 清代校勘学达于鼎盛，名家辈出。《书目答问》附录清代学问家，列校勘名家者就有三十一人。有：何焯、惠栋、卢见曾、全祖望、沈炳程、沈廷芳、谢塘、姚范、卢文弨、钱大昭、钱东垣、彭元瑞、李文藻、周永年、戴震、王念孙、张敦仁、丁杰、赵怀玉、鲍廷博、黄五烈、孙星衍、秦思复、阮元、顾广圻、袁廷梼、吴鼒、陈路、钱泰吉、曾剑、汪适原。

这些校勘大家，具有广博的知识和求实的学风，凡经他们校勘的书籍可称善本，最负盛名者当数卢文弨、顾广圻、戴震、惠栋、王念孙、段玉裁、阮元、孙星衍等人：如卢文弨刊刻的《抱经堂丛书》、孙星衍的《平滓馆丛书》、阮元的《十三经注疏》都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倍受世人推崇。

清代校勘大家，各有家法。清末叶德辉《藏书十约》第七《校勘》，曾提出校勘之法有二：曰死校，曰活校。他说：“今试其法，曰死校，曰活校。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文。顾千里广圻，黄尧圃丕烈所刻之书是也。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别为丛书，板归一式。卢抱经文弨，孙渊如星衍所刻之书是也。斯二者，非国朝校勘家刻书之秘传，实两汉经师解经之家法。郑康成注《周礼》，取故书、杜子春诸本，录其字而不改其文，此死校也。刘向校录中书，多所更定；许慎撰《五经异议》，自为折衷，此活校也。其后隋陆德明撰《经典释文》，胪载异本；岳珂刻《九经》、《三传》，抉择众长，一死校，一活校也。明乎此，不仅获校书之奇功，抑亦得著书之捷径也已。”

还应当特别强调的是明代《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的编纂，都是校勘典籍的巨大成果的重要体现。

清人的校勘成果写成专书的名著如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卢文弨的《群书拾补》。但清人校勘成果主要的流传形式不是写成专著，而是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一是写成校勘记，随刻本流传，也称校记、考异或考证．如清殿本《十三经》、《廿四史》、《九通》就都附有考证。二是把校勘所得写在研治经史诸子的学术著作中。著名的王念孙的《读书杂志》80卷，王引之的《经义述闻》32卷，钱大昭的《二十二史考异》100卷，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俞椒的《群经平议》、《诸子评议》各35卷等。

近人对校勘享有建树的应首推陈垣。1931年他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即《校勘学释例》问世，初步建立了校勘学的理论体系。《释例》全面总结了校勘一种古籍的理论、方法、原则和通例，初步建立了校勘学体系。它不仅贯通的继承了古代校勘学尤其是清代校勘学的传统，而且突破了以经典古籍为主的传统，把校勘学运用于中古白话古籍，并广泛涉及民族语言，使校勘学更具有普遍的概括性。

第二节校勘的方法如下:

对校法

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有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

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即以同书的祖本或别本对校，校出各本异同，不审定是非。

就是在广泛搜集同一书籍的不同版本的基础上，从中选择一个善本作为底本，再用其他版本进行校勘的方法。但如果版本众多，谱系不清，则可能会增加错误。

本校法

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吴缜之《新唐书纠谬》，汪辉祖之《元史本证》，即用此法。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予于《元典章》曾以纲目校目录，以目录校书，以书校表，以正集校新集，得其节目讹误者若干条。

至于字句之间，则循览上下文义，近而数叶，远而数卷，属词比事，牴牾自见，不必尽据异本也。”即以本书前后互证，抉摘异同，辨别是非。可以使正文与正文比较，也可以是正文与注文的互校、或文义与体例、文辞押韵等的互校。

他校法

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

丁国钧之《晋书校文》，岑刻之《旧唐书校勘记》，皆此法也。”即以他书或其他材料来校勘本书，注重以其书与本书相关的种种引文作为校勘证据。

理校法

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

昔钱竹汀先生读《后汉书·郭太传》，太至南州过袁奉高一段，疑其词句不伦，举出四征，后得闽嘉靖本，乃知此七十四字为章怀注引谢承书之文，诸本皆儳入正文，惟闽本独不失其旧。经学中之王、段，亦庶几焉。

三礼学·清代的《三礼》学·校勘

清人注重古书的辑佚、校勘，成就很高，于《三礼》也不例外。乾隆时举人章宗源所作《玉函山房丛书》，专门辑录唐宋以前的亡佚古籍，而以汉魏、六朝经说为主，其中《周礼》类有十四种、二十一卷，阙一卷;《仪礼》类有二十五种、二十六卷，阙一卷，《礼记》类有十九种、二十八卷;通礼类有二十一种、二十六卷，阙五卷。此外，还有黄奭《黄氏逸书考》(一名 《汉学堂丛书》)，其中有 《礼》类十种，《礼纬》类三种。

卢文弨是清代以校勘著称的学者，刊有《抱经堂汇刻》等书，自著《仪礼注疏详校》等。阮元遍校《十三经注疏》，其中《周礼校勘记》十四卷，《仪礼校勘记》十八卷，《礼记校勘记》六十七卷。黄丕烈《士礼居黄氏丛书》所刊之书有校宋本《周礼郑氏注》、校宋严州本《仪礼郑氏注》等。由于历代传习《仪礼》者极少，刻本中的错误往往不能及时纠正，明万历年间刻的北监本《十三经》中，《仪礼》一经的脱误最多，顾炎武曾据唐石经详加订正。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附监本正误、石经正误二卷，于经注字句异同，考订详备。所校除监本外，还有唐开成石经本、元吴澄本、陆德明《音义》、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等，凡有讹脱倒羡之处，都一一纠正。顺便要提到的是，《仪礼》的分节问题。对《仪礼》经文分段分节，始于朱熹。其后张尔岐对经文进一步加以离析，使仪节顺序益加分明，脉络显现，但张氏分节，过于墨守郑注。当时又有王文清《仪礼分节句读》，以句读为主，但笺注过于简略。有感于此，吴廷华《仪礼章句》十七卷，取张王二书之优而补其阙，每篇之中分其节次，每节之内又析其句读。其训释以郑贾为主，而旁及他说，间下己意。书中不乏精彩之笔。胡培翚《仪礼正义》于经文分节，也大体沿用上述诸家而更趋完善。

校勘记是记录校勘内容与成果的文字，古人又名异文、考异或辨证、辨误。其撰写目的，一则说明校改的依据和理由，增加校本的可信性；二则备列异同，供读者分析选择。撰写校勘记，是校勘工作中的重要一步。校勘的成果能否很好地反映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校勘记的撰写水平。

校勘的目的和体裁不同，出校的数量与校勘记的撰写方法亦各不相同。但总的说来，应遵循以下原则：①凡改动底本上的任何一个字，包括误字、脱文、衍文、倒文等，均一律出校记；②虽不改动原文，但若校出的异文有参考价值，如其义两通，或多歧可存异者，亦应出校记说明。③凡作者引书或引事有误，虽不可改动原文，但要出校记说明其误。④凡作者避本朝名讳或家讳者，一律不改，但对影响文义理解者应出校记说明。⑤各本之间的异体字、通假字、古今字、俗写字，一般不出校。⑥根据校书的目的和读者群的不同，一般普及性著作的出校应精少简明，研究性著作的出校应广博深透。

校勘记的撰写，并非是简单地分条过录的工作。首先必须做到出校精要。这就需要对校勘所得进行分析归纳，对异文疑误有所删汰，从而确定哪些异文疑误必须注出，对异文的质量和疑误的价值进行恰当的估量，存精去芜，得要而出，以免罗列无遗，烦琐无用。异文都是有版本出处的，或出他本，或出他书。习惯上估量异文的质量，大多看版本是否为古本善本，是否为名家校本。其次必须对校记的行文进行加工。校记在行文上，宜用精练准确，简明扼要。所以，在撰写校记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提校之文不宜过长。一般只提记需要校勘的字词或文句。如《中医古籍整理点校本编辑体例、抄写规格和标点注意事项》云：校勘、训诂提示的字句，均不加引号。校勘记只提示与校勘有关的字数，不必提示文句。提示字句之下或后空一格，写注文或校记。提示语句过长者，中间可用删节号》。 ②据校者应标记其名称，版本或书名较长者宜采用简称，篇卷名称过长者宜用卷次或篇次称引。如《甲乙甲乙经》卷之一五脏大小六府应候第五，可记作：《甲乙》卷一第五。③行文时要注意文字精练，用词准确。多采用浅近的文言撰写，用语力求规范，尽量使用校勘术语。

完整的校记，在内容上应包括校、证、断三个部分。所谓校，是指运用多种校勘方法通过比勘得到的异文或疑误；所谓证，是指校者对异文、疑误进行的分析论证；所谓断，是指校者对是非正误的判断。如《针灸甲乙经校注》卷二第一：雷公问曰：禁脉之言，凡刺之理，经脉为始，愿闻其道。注云：禁脉，原作禁脉，《灵枢》同。正抄本及《太素》均作禁服。《类经》卷七第一注：'脉，当作服。即本经禁服篇。'《灵枢发微》：'按禁脉当作禁服。本经第四十八禁服篇云：凡刺之理，经脉为始，营其所行，知其度量，内刺五脏，外刺六府。则此篇数语，乃出于禁服篇也。'按据以上诸者，当以作禁服为是。禁服，亦古医书也。《灵枢》引非一处，故据改。此段校文，包括了校、证、断三个部分。但在实际撰写的过程中，校记的内容可因校书的目的和读者对象的不同而异，不必三者悉具。一般说来，面向普通读者的校记宜简要，考证宜少；面向研究者的校记宜详明，考证宜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