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调味品　　中国自古以来到处都生长着丰富的调味品资源，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发现了甘、酸、辛、苦、咸五味，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的积累与探索，创制了丰富多采、名目繁多的调味料，对饭菜饮馔的色、香、味的形成具有极重要的作用。

　　从周代起，人们即已认识饮食中调味与健康的密切关系，因而，有因季节不同及时变换调味品烹调饮食的习惯。大致可分为六类。

　　一、食用油脂。有：花生油、动物油、菜籽油、大豆油、芝麻油、玉米芯油、米糠油、棉子油、葵花子油、茶油、椰子油、油橄榄油、桂皮油、海松油、花椒油、红花油。

　　二、鲜调味品。有：大葱、葱头、大蒜、生姜、香菜。

　　三、香辛调味品：大茴香、小茴香、莳萝、食茱萸、花椒、丁香、桂皮、辣椒、竹叶椒、砂仁、陈皮、甘草、当归、川芎。

　　四、粒粉调味品。有：食糖、芝麻粉、花椒粉、辣椒粉、椒盐粉、胡辣粉、五香粉、沙茶粉、虾籽、豆豉、红曲。

　　五、酱制调味品。有：酱油、豉油、虾油、糟油、鱼露、食醋、酒、腐乳汁、甜面酱、辣椒酱、辣瓣酱、沙茶酱、蒜头酱、蜜桂花、芝麻酱、花生酱、菌油、笋油。

　　六、花调味品。有：桂花、菊花、茉莉花、玫瑰花、夜合花。等等。《周礼天官食医》：“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

盐、梅、酒是最先出现的三大烹饪调味品。

传为商王武丁作的《商书》佚文《说命》三篇，下篇有“若作酒醴，尔惟麹糵；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注渭：“酒醴须麹糵以成，盐咸梅醋，羹须咸醋以和之。”先秦文献有云：“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是知人们很早就对烹调两者关系的个中奥妙有较深的领会。我们知道，盐中的氯化钠是咸味所自来，主要作用能调节细胞间渗透平衡及正常的水盐代谢，是人体血汗中不可缺少成分，又能调增食品滋昧。

　 盐的始用当甚早。《世本》称炎帝时“宿沙作煮盐。”甲骨文有云：“取■”（《合集》7022），末一字疑为卤字。《说文》谓卤“象盐形”。《玉篇》云：“卤，咸也。”《一切经音义》云：“天生曰卤，人生曰盐。”卤似指自然界的天然盐块，而非人工熬煮之盐。甲骨文又有“卤小臣”（《合集》5596）一名，似晚商已有盐官之设。《本味》述伊尹烹饪理论，有“咸而不减”之说。《尚书·洪范》记商末箕子言，有“润下作咸”，凡咸、苦、酸、辛、甘“五味”，咸为其一。

　　梅则主要利用其果酸作调料，梅酸具有收敛固涩、健脾胃、增强肝脏功能的作用。新石器早期人们已知利用梅酸，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有梅核。安阳出土商代铜鼎，曾发现有满盛已炭化梅核者。殷墟西区M284墓中随葬一铜鼎，内也尚存一梅核。

　　至于酒的出现，似可上推到新石器中期以前，大汶口文化遗址墓葬出土有高柄陶酒杯以及硕大的滤酒缸；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小口圆肩小底瓮、尖底瓶、细颈壶等，或认为曾作酿酒、盛酒或饮酒之用。《淮南子·说山训》谓“清醠之美，始于耒耜”，显然酒的出现与农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世本》称“仪狄始作酒醒变五味。”《战国策·魏策二》云：“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看来酒为饮料及调味品，至夏禹时已相当流行。

　　最早的酒属于谷物天然酒，谷类粮食受潮发芽变霉，由微生作用而引起糖化和酒化，大概至商代人们已从中悟出制造麹糵即酵母的酿酒新技术。郑州商城出土陶缸，曾发现粘有白色水锈状沉淀物。藁城台西中商遗址在一酿酒坊址出土的陶瓮内，发现盛有这种沉淀物达85公斤，经鉴定就是酵母，同出四件大口罐内还分别装有桃、李、枣等，说明商代不仅掌握麹糵酿酒，又能酿制果料酒。河南罗山天湖晚商息族墓地，出土过一密封良好的青铜卣，内装古酒，经色谱测试，每百毫升内含8239毫克甲酸乙酯，并有果香气味，是为浓郁型香酒④。安阳郭家庄一座殷墓出土的铜卣，也盛有白色透明液体，内含植物纤维状杂质，估计是酒⑤。总之文献提到的盐、梅、酒三大古代调味品，至少在夏商时代已用之于烹饪。

　　古代还有一味常用的香料调味品花椒。《诗·载芟》：“有椒其馨。”《荀子·礼论》：“刍豢稻粱，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天论》：“君子啜菽饮水。”花椒能刺激味觉，减除腥腻，增加菜肴肉食的美味。花椒味辛而香烈，还可用酒浸泡，古称椒酒、椒浆，又可作药用，花椒调味，今已能追溯到商代，最近河南固始葛藤山发掘的晚商六号墓，墓主头旁发现放有花椒数十粒①。值得注意者，同一地区以前发掘的固始侯古堆春秋晚期一号墓，曾出一件制作精美、有盖紧扣的铜盒，盒内盛大半盒花椒②。似本地区先民一直持有花椒调味的食癖。

　　糖作调味品大概也甚早。《洪范》“五味”中有甘。《诗·绵》述晚商时周人古公亶父迁周原，称“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礼记·内则》有“枣栗饴蜜以甘之”。饴是麦牙糖，蜜是蜜糖。五味之甘，可能指这类糖。适量食之，能补气血，养阴和中，解除疲劳。

酱

　　汉代以前，“酱”是“醢”和“醯”的总称，醢，指用鱼、肉等制成的酱；醯，指带酸味的酱或酱汁，用以调味。因此也称为“醢酱”和“醯酱”。

　　醢的起源约在殷商时期，远早于豆酱。其制法是：以干肉为原料，加梁曲、食盐和好酒，渍之，置于容器中，密封百日，即成。古籍记载，周代有醢酱，包括兔醢、鱼醢、蚳（蚁卵）醢；有枸酱（一种水果酱）、芥酱（一种蔬菜酱）等。

　　至汉代，因“醯”带酸味，借指醋；“酱”则包括豆腐。

　　《周礼天官醢人》“醢人掌四豆之实”郑玄注：“醢者，必先膊干其肉，乃后蓙之，杂以梁曲及盐，渍以美酒，涂置瓶中，百日则成矣。”

　　《礼记内则》：“腶修蚳醢，脯羮兔醯，麋肤鱼醢。”

　　《周礼天官醢人》：“馈食之豆，其实葵菹蜃，蚳醢。”

　　《说文》：“醢，肉酱也。”

　　汉刘熙《释名释饮食》：“醯，多汁者曰醯。醢，沈也。宋、鲁人皆谓汁为沈。”

　　汉崔寔《四民月令》：“正月可作诸酱至六七月之交，分以藏瓜，可以作鱼酱、肉酱、清酱。”

醋

　　一种酸性调味料。我国酿醋的历史悠久，大约起于汉代。在甲骨文、钟鼎文及其他已发现文物中，未见有关于谷物醋的记载。醋，最初指酸的滋味。殷商时期，调味用盐与梅。至周代，制作肉酱，秀醢，因在分解过程中，产生大量有机酸，如各种氨基酸、乳酸、醋酸等，因而，酱汁的味道是酸的，称为“醯”。至汉代，醯、酢混用，皆指食醋。南北朝以下至唐，始从“酢”渐过渡到用“醋”字。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记载了许多制曲酿醋的方法，其时并已能酿造具有独特风味的陈醋。唐代时《新修本草》中载有米醋、麦醋、杂果醋等外，药物学家还特制加有药物的药醋，用于治病。后世传其技，使醋成为中国人民调味烹饪中不可或缺的原料。

　　驰誉中外的有山西太原一带的老陈醋，江苏镇江的香醋，四川阆中用多种中药制成的保宁醋等。古代，又称女子善妒为“吃醋”、“醋娘子食杨梅”，以为调侃。

　　《尚书》：“酒醴须曲蘖以成，盐咸梅醋，羮须成醋以和之。”醋，指酸味。

　　汉史游《急就篇》：“芜荑盐豉醯酢酱。”王应麟补注：“[酢]，醋也。”

　　汉崔寔《四民月令》：“五月五日可作酢。”

　　《齐民要术》卷八注：“酢者，今醋也。”

　　宋吕本中《官箴》：“王沂公常说：‘吃得三斗酽醋，方做得宰相’，盖言忍受得事。” 油

　　我国古代食用油脂来源于植物与动物。植物油脂在食物烹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使用与生产当晚于动物油脂，大约迟至秦汉之际，人们已知道以白苏子榨油，然其产量甚低。其后，中国人食用的植物油脂主要有：芝麻油、菜籽油、胡麻油、花生油、向日葵油、豆油等。

　　芝麻，也称脂麻、胡庇，原产于我国，古籍中称麻、苴、油麻等，其所产油也称香油，大约于唐代时开始生产。

　　油菜，也称胡菜和芸薹，来自西域，初时作为蔬菜，见载于《齐民要术》。唐代开始榨油。

　　胡麻，原产我国，即由用亚麻，生长于北方，《诗经》中以其为粮食作物，榨油食用的记载见于明代的《土方记》，至清末已火面积载培，成为我国主要的油料作物之一。

　　花生，也名落花生，明宋应星《天工开物膏液》中尚未见记载，始见于王世懋《学圃杂疏》，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 始谓其可以榨油。

　　向日葵，十七世纪时从国外传入，原产美洲的墨西哥与秘鲁，当时以其籽炒食，别名有向阳花、迎阳花、天葵子、转日莲、西番莲、西番葵、西番菊、大菊、洋瓜子等，至近代才榨油。

　　大豆，原产于我国，古代作为粮食作物的“五谷”之一。称为菽，以其榨油食用，大约在隋、唐、宋时期。

　　其中，以芝麻油、菜籽油、豆油最为重要，与饮食烹饪有密切的关系。

　　六朝至唐以前，食用多为荤油，至宋代始普遍食用素油，而以芝麻油为上品。唐韩鄂《四时纂要》：“[香油]治头风、白屑、头痒、头旋、胸闷。”

　　宋沈括《梦溪笔谈》：“今之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不问何物皆用油煎。”

　　庄绰《鸡肋编》：“油通四方可食胡麻为上，俗呼芝麻。”

　　明韩奕《易牙遗意》：“用肥鹅肉切长条丝麻油浇供。”

　　宋应星《天工开物》：“凡油供馔食用者，胡麻、菜菔子、黄豆、菘菜子为上；苏麻、芸薹子次之；大麻仁为下。”

蔗糖

　　用甘蔗汁加工制成的糖。中国自古以来就栽培甘蔗、饮食蔗汁。

　　公元前，即推广至中原地带，已懂得将蔗汁加工成固体糖块。至五世纪，甘蔗产地，由两广、两湖扩展到长江下游，广州已能从蔗汁炼制“沙糖”。

　　七世纪初，在学习印度制糖技术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生产工艺，使制出的白沙糖和冰糖质量远超过外国。

　　蔗糖，因其原料、工艺的不同，呈现不同的色味和形态，在古籍中又称做石蜜、糖霜、蔗霜、蔗冰、沙糖等。古代除食用外，还常用于医药。

　　唐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有方物蔗糖二斤十两三分，献给东大寺，同时，也把制糖的方法传给了日本人民。

　　汉杨孚《异物志甘蔗》：“交趾所产甘蔗特醇好，本末无薄厚，其味至均斩而食之既甘，榨取汁如饴饧，名之曰糖，益复珍也。又煎而曝之，既凝而冰，破如砖，其食之入口消释，时人谓之石蜜者也。”

　　《新唐书西域传》：“贞观二十一年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榨沉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

　　元洪希文《糖霜》诗：“携来已见坚冰渐，嚼过谁传餐玉方？”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甘嗜蔗品》：“凡狄蔗造糖，有凝冰、白霜、红砂三品。糖品之分，分于蔗浆之老嫩。”

　　又《造兽糖》：“凡狮、象糖模，两合如瓦为之，杓泻糖入，随手覆转倾下。模冷糖烧，自有糖一膜靠模凝结，又曰享糖，华筵用之。”参阅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

蜜

　　省称“蜜”。即由蜂采花汁酿制而成，不加人工或略加人工的具有天然甜味的一种稠厚液体。在麦芽糖发明前，是唯一的甜味食品。蜜的组成及香气、颜色，因蜂种、蜜源的花不同而异。含有多量果糖及葡萄糖，此外尚有蔗糖、麦芽糖、有机酸类、挥发油、维生素类等的微量成分。我国用蜜，约始于周代后期，人们以蜜作食品，封建贵族间以蜜作馈赠之礼，其时已有蜜渍的果实。所食之蜜，皆为岩石、林木、土穴间野蜂所产，因而称为石蜜、崖蜜、岩蜜、木蜜、土蜜等。至迟东汉时，已有人工养蜂产蜜。魏晋南北朝至隋，有蜜饯、蜜蟹等食品。蜜多由南方贡献至中原。宋以后，广泛用于菜肴、糕点、医药。

　　晋皇甫谧《高士传》、张华《博物志》及《永嘉地记》，皆有关于养蜂产蜜的记载。

　　《礼记内则》：“子事父母，枣栗饴蜜以甘之。”

　　汉赵晔《吴越春秋》：“截止以甘蜜丸攩，报吴增封之礼。”攩，属茱萸类的一种芳香果实。

　　汉许慎《说文》：“蜜，蜂甘饴也。”

　　晋郭璞《蜜赋》：“繁布金房，叠构玉室。咀嚼滋味，酿以为蜜。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鲜玉润，髓滑兰香。穷味之美，极甘之长。百果须以谐和，灵娥御以艳颜。”

　　晋葛洪《西京杂记》：“南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帝大悦，厚报遣其使。”

　　南朝梁陶弘景《本草注》：“石蜜，即岩蜜也，在高山岩石间作之。色青，味小（少）酸，食之心烦，其蜂黑色似虻。其木蜜悬树枝作之，色青白。土蜜在土中作之，色亦青色，味碱。人家及树空作者亦白，而浓厚味美。”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杨国忠家，以炭屑和蜜，塑成双凤。”宋沈括《梦溪笔谈》：“隋大业中，吴郡贡蜜蟹二千头。”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东坡性喜饮，而饮京不多。在黄州，尝以蜜为酒，又作《蜜酒歌》，人罕传其法予尝试为之，味甜如醇醪。”

中国典籍浩如烟海，源远流长。《汉书·艺文志序》说：“《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所起远矣。”汉朝人认为，伏羲时有龙马出于黄河，身有纹路，伏羲照样描画下来而成八卦。夏禹时有神龟出于洛水，背有文字，大禹据此演为《洪范》，所以《洪范》也称《洛书》。以“河图”、“洛书”来解说典籍的起源，只是古人的一种传说。

青铜器是商周艺术文化之代表，亦是贵族社会文化产物，它不仅作为日常生活用具，更是宗教祭祀重要之礼器，因此青铜器发展史，可称为商周文明发展史。过去之传统，对青铜器研究，偏重在铭文意义及考古断代上，而忽略纹饰与形制之研究。然而铭文、形制与纹饰三者本为一体，并非所有青铜器皆有铭文可作断代用，多数铜器只有纹饰或形制，因此研究青铜器应朝综合研究，才是最佳之研究方向。由於时间之限制，笔者无法对青铜器作全面研究，只对青铜器之「纹饰」作初步探究，俾能有所得，为他日研究之础石。

最早研究青铜器纹饰者，当属清末民初学者容庚，他在《商周彝器通考》（1941）一书中，用一章之篇幅列举纹饰七十七种。首次对铜器纹饰作详细之分类，具体列举各类纹饰，并介绍各类纹饰名称之来源、演变，及其所属时代。透过容庚先生专书介绍，使後世青铜器研究者，开始正视青铜器纹饰之存在与价值。近来研究青铜器纹饰著作甚多，各类动物：如鸟、龙纹及兽面纹之研究不乏其文，在这几类中，虽然龙纹纹饰有较多文章介绍，但多数只针对龙纹之分类、起源著墨而已，对於龙纹时代演变、艺术价值则鲜少探讨，因此本文选择此范畴作为研究方向，希能更深入探究龙纹纹饰之艺术内涵。

要瞭解龙纹何以出现在青铜器之原因，首应瞭解纹饰之起源，神话须从古籍及新石器时代出土古物中探究。龙纹纹饰并非在商代青铜器中突然产生，其起源可追溯新石器时代中陶、玉器。此外，就龙纹存在之意义，探究与当代政治、宗教之关系。龙纹分类中，采马承源先生之分类法作为基础，因马先生分类方式最为实用，具有理论上之价值，且多数商周青铜器之龙纹不出此范围，因此本文所论之龙纹分类，大抵以马承源先生之分类为基础，并拟制一表格，详尽言明各类龙纹盛行时代与其艺术价值。

第二章 龙纹起源及其意义

第一节 神话中之龙

在原始社会中，龙代表重要信仰之一，关於龙之神话层出不穷，古籍中记载颇多，如：《山海经�6�4海内北经》：「冰夷人面，乘两龙」；或《山海经�6�4西山经》：「……锺山，其子曰鼓，其状人面而龙身」。《国语�6�4郑语》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史书中神话，有《史记》、《汉书》、《南史》……等记载龙之神话。史记中有「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邦，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常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明，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以而有孕，遂生高祖。」汉书中有「帝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王媪见其上有龙。」南史中有「南朝齐高帝萧道成，姿表英异，龙颡钟声，长七尺五寸，鳞纹遍体。」综合先秦文献中之龙神话记载，约可整理出较具代表性的四种说法注1：

一、将人、龙混为一体。如开天辟地宇宙开创者伏羲氏、生命创造者女娲氏、战胜蚩尤及创造物质文化之黄帝、亲尝百药神农氏，皆被描写成人面龙身或人面蛇身（图1）。反映出上古原始人在与自然斗争中，对胜者之崇拜。

二、龙乃人之化身。如大禹父亲鲧，死後三年不腐，化为黄龙。

三、龙乃神通广大之神灵。如大禹治水时，因尽心竭力治水，行为感动天地，因此得到神龙的帮助。神龙以尾画地成河，助禹治水有功。

四、龙乃神人驾驭之动物。《山海经》谓，西方之神蓐收，南方之神祝融，北方之神禹疆，东方之神句芒皆乘两龙。

以上之神话及传说虽不可考，但可知「龙」在中国人心中有其特殊之地位、意义。龙之所以会成为中国原始社会之崇拜对象，反映人们崇拜超自然力，而龙即为超自然力之象徵，因它能腾云驾雾、呼风唤雨，故成为具有神力之形象。然而龙在上古时代中华民族文化里，只是一想像之生物。在古籍中，描述龙之记载有：

《说文》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管子》曰：「水池」：「欲小则化为虫蠋，欲大则藏於天下；欲上则凌於云气，欲下则入於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

《尚书．洪范》曰：「五行纬」：「龙，虫之生也渊，行无形，游於天者也。」

「龙」究竟是什麼？形状为何？从古至今许多学者皆有考证。较一致结论为龙起源於原始氏族社会之图腾崇拜，它是由许多动物图腾，纵横起来之虚拟物。距离5000年前之远古氏族社会里，人民对各种自然变化还无法充分认识，他们将自然界一切皆视为有灵。从天上日月星辰，空中风雨雷电，至地上生物、非生物…等，皆视为神灵。原始人对这些自然现象，意识到一股神秘力量，是崇敬，也是慑服，於是将天上与世间物象联系起来，企图用周遭熟悉之动物来解释。

原始人为求生存与发展，每一氏族或部落将其中一种神灵，作为自己部落之守护神，也作为自己族标或象徵，供奉它、崇拜它，将神灵视为祖先，此即图腾崇拜。当时部落或氏族存在著兼并现象，当一强大部落并掉另一部落时，会将另一部落中最厉害部分吸收至自己部落图腾上，合并与融合成一幅凌驾於原来形象之新图腾，代表所有被合并之氏族。如此形成之图象，即非现实中之动物，而成一种虚拟之综合性生物。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象徵之「龙」，即是从氏族部落之图腾中产生注2。

传说中龙，实际上是神化之蛇，而龙之形象主要来自於蛇。传说古人常遭蛇之袭击，先是恐布，後又对它加以神化，当作能免除一切灾难之灵物，此种畸形心理，使许多不可理解自然现象得到圆满之答案。如春、夏之雷电，在一道曲折白光闪过後，即是倾盆大雨。闪电像一条瞬间腾空疾飞、曲折行进之巨龙，因此人们即想到「云至而龙乘之」，久之则「以龙蛇为天使」。雷电能引起大火，於是龙又可吞吐烟火。如此一来，蛇在原始人心中即成为神灵。它成图腾中之主宰物，其他一切动物只能依附它，龙之神话即顺理成章产生。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龙纹之萌芽

「龙纹纹饰」并非青铜器时代原有之产物，远在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中，龙之形象已经出现在中国人使用各式器具上。即使「龙」之原始形貌已不可考，惟透过现代考古之发掘，各时代不断有「龙」形物出现，即可证明「龙纹」远在新石器时代中，即已萌芽与发展。

龙之雏形，最早出现於山西省吕梁山南端吉县柿子滩石崖上，是一幅鱼尾鹿龙岩画，距今约一万年。在考古发掘中，甘肃省甘谷县及武山县出土文物中，隶属仰韶文化之彩陶已有龙纹装饰，它们曾被称为「人面鲵鱼纹」，实应称之「龙纹」注3。另外在内蒙古与辽宁交接之红山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多种玉制龙形器，其中有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龙形玦」；翁牛特旗三星拉他村之「玉龙」，辽宁牛河梁「猪龙形玉饰」（图2）与喀左县东山嘴「双龙首玉璜」。在牛河梁遗址之「女神庙」中，发现泥塑「猪龙」之残块。在内蒙古熬汉旗小山遗址还发掘出之大甸子陶器龙纹（图3），此乃距今约3400年以前，属夏家店下层文物之产物。此外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掘出之彩陶上（图4），亦发现有「龙纹」存在。陶寺出土之陶盤上，盤底内壁磨光，用红白两色彩绘出蟠龙图形。蟠龙头在外圈，尾卷盤中。龙体为蛇躯鳞身，巨口利齿，似蛇非蛇，此龙显然已是想像合成之虚拟生物，属早期龙形象之重大发现。据有关资料考证，此「龙纹」年代不晚於4500年前，可称为「天下第一龙」注4。但若将红山文化之「玉龙」与山西襄汾出土之陶龙进行比较，显示出玉龙较具原始时代气息与文化特性，故一些考古学者推测玉龙应距今5000年前，因此，玉龙取代陶寺龙，成为「天下第一龙」。

以上出现之「龙纹」，出现於距今约四至六千年以前，属新石器时代。它们共同特点是：图像均为两种或三种动物形象之结合体，有一大头与一卷曲成环型或半环形之体躯。所异者是，红山文化与小山遗址中出现之龙，形象为猪首、蛇身及马鬣相加；仰韶文化之龙则是人或兽之首，蛇或鱼之身相结合。仰韶与红山文化，几乎同属一时代，但却属不同文化区域，它们之间有一定之联系，又各有渊源。正由於文化差异之存在，所出现之龙形象徵即各有特色。此证明「龙」之观念，已非某一氏族所专属，而是在长期文化交流中逐步形成，成为许多部落之图腾标记注5。

铜器上纹饰之名称，最早见於《吕氏春秋．先识览先识》：「周鼎者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又如《吕氏春秋．离俗览适威》：「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所论及饕餮与窃曲，皆是後代采用为商周铜器纹饰之名称，但却无法追溯其命名之缘由。所谓饕餮文，在铜器上有时是兽面，有时则配置在龙身上之龙面。至於窃曲文，或谓变形夔龙文，或谓夔之涡转文。而铜器上之夔、虺、螭等纹，依《说文》解释，皆与龙有关，或是龙之别名，或是龙子。

第三节 龙纹之意涵

人们论及史前艺术，皆相信原始纹饰与原始社会与宗教密不可分，商周时代亦存在此现象。原始社会中，纹饰并非仅作为审美之用，其艺术活动与社会型态、宗教信仰，似有更密切之关系。西方学者卡西勒曾曰：「艺术在其起源和开创时，似乎与神话关系密切。艺术即使在发展过程中，也不能离开神话思维和宗教思维的范围和影响」注6。因之，原始纹饰与社会文化、宗教三者关系密不可分。

商周时青铜艺术，纹饰占重要一环，由纹饰分类观之，不难发现商周纹饰题材以动物纹样居多，而动物纹样中又以「龙纹」纹饰占绝大部分，此种现象反映出动物图像在商周时期人们心中，有其特殊崇高之地位，而动物纹饰与商周鬼神崇拜之宗教信仰无不关连。张光直先生认为商周器物之动物纹样是协助巫觋沟通天地神人之媒介注7，其於《中国青铜时代》曾曰：

在商代早期，神话中的动物功能，是发挥在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上，……在古代中国，作为与死去的祖先之沟通的占卜术，是靠动物的骨骼的助力而施行的。礼乐铜器在当时显然用於祖先崇拜之仪式，而且死後去参加祖先行列的人一起埋葬。因此这些铜器上之铸刻著作为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沟通的媒介的神话性的动物花纹。

商周时，祭祀鬼神为一经常性之大事，商人尚鬼，凡事皆须请示鬼神，而请示鬼神之工作皆由「巫」来作，亦即所谓「占卜」。虽然原始时代之巫术与宗教并不相同，唯巫术与宗教之间仍有密不可分之关系；而原始宗教则从巫术信仰中发展出来。青铜器作为礼器，多用於宗教祭祀上，因此青铜器物上之纹饰，与鬼神崇拜之宗教信仰习习相关。商周时有「铸鼎象物」之观念，而龙纹主要是作为象徵「天命神权」而设计出来之纹饰，因此，在宗教上有其重要意义。

商周人将动物视为具有无限神力之神灵，因此青铜器上之动物纹样，除宗教祭祀意涵外，并富有政治之意义。由於殷人尚鬼，对超自然力颇为崇敬，其祭祀与崇拜并非最终目的。商周人将动物纹样视为巫觋沟通天地之媒介，而能独占此沟通方式者，唯贵族或领导阶层。正因为握有此特权，领导阶层为维护政治地位及利益，透过青铜器上神秘、肃穆之动物纹样来宣扬自己力量，由於此怪异形象之象徵符号，令人望之崇敬、生畏，因此可威吓其下之被统治者，达到贵族巩固本身地位及威权之目的，此动物纹样无形中强化为统治者之政治力量。

第三章 龙纹种类及时代演变

第一节 龙纹类别

龙纹分类，依龙体形状划分，可分为直体、曲体、卷体三类。惟龙纹流行时间较久，同属一类者在时间上或相隔甚长，演变关系较不明确注8。容庚「殷商青铜器通论」，将龙纹分为蟠龙纹、两尾龙纹、爬行龙纹、蛟龙纹四类；马承源先生则将龙纹分成爬行龙纹、卷体 龙纹、交体龙纹、双体龙纹、两头龙纹五类注9；朱凤瀚先生将龙纹分成夔纹、颐龙纹、蟠龙纹、团龙纹、蛟龙纹、曲龙纹、其他形式龙纹七类注10。由於各学者分类观点不同，意见亦异，以马承源先生分类方式最为实用，具有理论之价值，多数商周青铜器龙纹皆不出此范畴，本文所论及之龙纹分类，大抵以马承源先生分类为基础。青铜器纹饰中，凡是蜿蜒形体躯之动物，皆可归於龙类。龙纹约可分为下列几类：

（一）爬行龙纹

爬行龙纹（图5）为龙之侧面形象，多平置横向，龙头朝前，身躯作爬形状。通常龙头张口向下，上唇向上卷起，下唇向下卷或卷向口里，额顶有各不同之角形，中间为躯干，下有一足、二足或无足者，尾部常弯曲上卷。爬行龙纹在青铜器上，大多作对称式排列，由各种不同角形兽头与蛇类躯体组合，盛行於商中、晚期至西周早期。龙纹中侧视一足者，称为「夔纹」。所谓夔纹系指有一足、二足或省略足之龙形侧面图像。张口，体躯伸直或弯曲，额顶有角，尾部上卷或下卷，皆可称之为夔，夔之名本於《说文解字》：「夔，神魖也，如龙，一足。」《山海经�6�4大荒东经》：「有兽壮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夔可谓龙或爬行类兽之综合变体，构图不用讲究对称之法，而以变形动物侧视全身之连续构图，以神化飞龙、走兽表现此一特有之动态与节奏。

（二）卷龙纹

卷体龙纹（图6）是龙躯体蜷曲形象。《礼记�6�4王藻》有「龙卷以祭」之说。郑玄注：「画龙於衣」；孔颖达疏：「龙卷以祭者，卷谓卷曲，画此龙形卷曲於衣，以祭宗庙。」古代将龙画作卷曲状。青铜器纹饰中，卷体龙纹可分两类，一是龙上半身直立，龙身布满云雷纹，下半部横卷做曲尺状，龙头则置於青铜圆盤正中央，依构图变化及时代不同产生差异，自商至战国青铜器上皆有；另一是身躯蟠曲一团，以龙首为中心，或首尾相接，或成螺旋状蟠旋，称为蟠（盤）龙纹，盛行於商末周初。蟠龙纹系以龙首为中心，蟠卷成圆形之龙纹，多装饰於青铜盤底内，身躯间或周围常有小龙、鱼、龙鱼及鸟纹等物。

（三）交龙纹

交龙纹是指两条或两条以上相互缠绕之龙构成之纹饰，又称「蛟龙纹」。交体龙纹（图7）是龙体部交缠形象，见於《周礼�6�4春官�6�4司常》：「王建大常，诸侯建旂。」郑玄注：「诸侯画交龙，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覆也。」又《释名�6�4释兵》：「交龙为旂，其，倚也。画作两龙相依倚也。」此纹饰为数条浮雕交龙相互穿插於青铜器上，龙身状如环带，装饰紧密配合器皿造型，予人节奏感与立体感。在青铜器上，常以X和∞型结构为基础，变化出复杂之交龙形象，而交龙形象乃一上一下，下者上升，上者下覆，两体交缠，故称交龙。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有两龙相交，亦有群龙交缠，发展成各种复杂形式。青铜器上，躯体较粗壮交体龙纹旧称「蟠螭纹」。变形缩小交体龙纹，辄称「蟠蛇纹」注11。

（四）双体龙纹

龙体龙纹特色为龙首居中，体躯向两侧展开，两边分出两尾之意，四足利爪（或龙无足），尾上卷，旧称「双尾龙纹」（图8）。此纹饰构图与兽面纹相似，皆为体躯向两侧展开。此纹饰常装饰於青铜器物之颈部狭长范围内，呈现带状分布，而其优点为可使龙躯体充分展开，此即双体龙纹；盛行於殷商晚期至西周中期注12。

（五）两头龙纹

此种纹饰特点为一兽体之两端，各有一龙头或兽头，旧称「两头龙纹」（图9）。青铜器上，兽体大部分为一斜线，或曲折形线条，此乃图案变形之现象。两头龙纹双头并非完全相同，有时一作正面，另一作侧面。简单且独体之两头龙纹，多见於西周中、晚期；缠绕式之龙纹则盛行於春秋中、晚期。　

第二节 商代龙纹之时代演变

一、商早期：

商早期主要纹饰是兽面纹，随青铜器纹饰之复杂化，在兽面纹两侧常出现二蛇形之辅助图纹，此种蛇行图案常以长条形状之单足、头部向下、嘴巴张开，双唇翻卷之面貌出现，它即夔龙纹之雏形注13。夔龙纹初期虽仅作兽面纹之辅助纹饰，但已渐演化成为夔龙纹。

二、商中期：

商中期有二特殊现象，一为「夔龙纹」自兽面纹之附属部分独立出来，成为夔龙纹饰；另一现象是「蟠龙纹」开始发展。夔龙纹於此期中，可见之型式有三，依出现年代之先後，又可分为下列数型注14：

（1）直短身，首向前

此型之龙体躯干为单体，尾下垂（图10）或上卷（图11），流行於商中期偏晚至商晚期。此型纹饰仍有部分作为兽面纹两旁之辅助纹饰，但形状多倒立。

（2）折身式

折身式夔龙纹特点为，龙躯体下折，折角作直角状，尾上卷，张口向下（图12），见於商中期偏晚至商晚期。

（3）曲身，尾上卷，张口向前

此期龙纹纹饰之龙身躯接近S型，张口向前，流行於商中期偏晚（图13）。

蟠龙纹於此期可分二型：一为龙首作侧面，身躯顺著头向下卷，在青铜盤中盤卷成一圈（图14），见於殷商中期偏晚；另一为龙首作正面，龙体身躯作顺时针盤卷成一圈或一圈半於青铜盤中，身躯间常夹有小龙（图15），多见於殷商中期偏晚，延续至春秋早、中期注15。另外，「爬行龙纹」亦於此期盛行，且出现不同角型之兽头和蛇体组合成之形象，如虎头龙纹、长颈鹿龙纹、外卷角龙纹等，此纹饰盛行於商中、晚期至西周早期。

三、商晚期：

「夔龙纹」承袭前期风格继续流行，且折身式夔龙纹新变体出现，其特点为龙躯干上折，折角作直角状，尾下卷（图16）。「蟠龙纹」亦於此期继续盛行，由设计巧意而言，此蟠龙即在圆盤内之周围连作团纹，此即龙之雏型。「爬行龙纹」亦於此期继续盛行并延续前期风格。此外，另有两种龙纹纹饰於此期开始发展，一为「双体龙纹」，另一为「颐龙纹」。双体龙纹於商晚期开始出现，特色为龙首居中，体躯向两侧展开，旧称「双尾龙纹」，此纹饰盛行於商晚期至西周中期。「颐龙纹」於商晚期萌芽，龙纹型态为身躯短直，尾上扬，末端下卷垂冠（图17），虽少见，惟西周早期仍可见之（图18）。颐龙多两两相背，多分布於器物颈部以作为主纹饰存在。

第三节 西周龙纹之时代演变

一、西周早期：

西周早期，「夔龙纹」继续发展，并出现不少夔龙纹之新变体。如直短身，首向前之夔龙纹，龙体体躯分歧为二，尾上卷（图19）。另外在此型基础上，又演变成另一型体之夔龙纹。此龙纹型态为低首，口向下，前额多生出二独角，上枝长而上卷，状似象鼻（图20）。此龙纹虽类似龙体躯分歧为二，尾上卷之夔龙纹，但其龙纹背上有刀状羽翅，因此可藉该特徵区别两龙纹之差异，此龙纹见於西周早期偏晚注16。新变体如一龙头引出两身躯，即「双体龙纹」，於商晚期萌芽，并於此期继续发展；或是一条身躯之两端各有一龙头，成为两头龙，此即「两头龙纹」；或是夔龙、夔凤交接在一起之怪体（图21）。「双身龙纹」、「蟠龙纹」亦於此期继续流行。「爬行龙纹」之新变体於此期出现，称之为「长冠龙纹」，其特点为以凤之长冠取代龙头之角，其头部依然是兽头，而龙身躯较长，中间有一足或作鳍部，尾部分开上下卷曲注17。此外，「颐龙纹」之样式为一身双首，身躯斜直，双龙首因回颐而相向，始见於西周早期偏晚（图22），延续至西周中期（图23）。

1，古代中国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把事物诸因素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或系统来进行分析和综合的思想。随着系统思想的产生，逐渐形成了系统概念和处理问题的系统方法。许多古籍，如《孙子兵法》、《黄帝内经》、

《易经》、《老子》等，都有不少应用系统思想观察和认识事物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生动事例。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系统思想表现在治学和社会实践的许多方面，而在朴素的宇宙观、中医学说、军事理论、农业生产和大型工程实践中尤为突出。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系统思想和指导人们从事实践活动的系统方法。本文论述了天、地、人统一整体思维模式,并对系统方法在古代军事、医学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论证。

2，古人在探索宇宙万物及其变化规律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朴素的宇宙观。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蕴含有系统思想的阴阳、五行、八卦等学说。《易经》从自然界找出 8种基本事物称为八卦（天、地、雷、风、水、火、山、泽），

看作为万物之源。《尚书·洪范》则把五行（金、木、水、火、土）作为构成万物的基本要素。这些学说都把宇宙看作一个整体。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老子（约公元前580～前500）在《老子》第25章中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他用有和无的对立统一来说明自然界的统一性和事物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3，战国晚期的中医经典理论著作《黄帝内经》是古人运用系统思想研究人体生理和病理现象的典范。《黄帝内经》认为人体是由各个器官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一个器官的病变可能影响其他器官或整体，而整体的变化又必然会引发局部病变。

因此，它主张从整体角度来研究病理和病因，并应用脏腑学说、经络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黄帝内经》还把人体系统看成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认为人的养生规律与自然界的规律密切相关。

4，春秋时代的军事家孙武在其杰出的兵书《孙子兵法》中主张从敌我双方战争格局这个整体出发来研究战争规律 。他从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分析战争的全局，把环境（天时地利、人心向背等）、系统及其要素（敌我双方力量对比、

军心、指挥、战略、战术等）统一起来研究。他的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揭示了战争的重要规律，强调要从整体上分析敌我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等矛盾，以便扬己之长，攻彼之短，克敌制胜。孙武的军事系统思想直到现在仍在国内外为人们所重视。

5，中国古代系统思想还反映在农业生产实践之中。人们通过实践逐步认识到农业与周围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夏小正》和《诗经·豳风·七月》中就把农作物与种子、地形、土壤、水分、肥料、季节、气候等物候、

天文因素结合在一起，用相互联系的整体观点研究农事活动的规律。例如通过天象观测掌握天体运行和季节变化的规律，编制出历法和二十四节气，以指导农事活动。

《书集传》又名《书经集传》《书经集注 》《书蔡传》，是著名南宋学者蔡沉受朱熹委托所作的《尚书》学著作，继承了朱熹不拘泥纠缠于细枝末节，而以发明大义为主的思路，代表了宋代尚书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成就。元仁宗延祐二（1315）年议复科举，立于学官，定为科举标准注本。明永乐中胡广等奉敕撰《书传大全》以及清康熙晚年敕撰的《书经传说汇纂》等官方版本，皆专主蔡传，荟萃众说以羽翼之，并成为科举官方教材，流传甚广。

蔡沉（1167—1230）一名蔡沈，字仲默，学者承九峰先生，谥文正。南宋建宁府建阳县（今属福建）人。蔡沉为朱熹好友蔡元定次子，幼承家学，入则受教乃父，出则从朱熹游。蔡元定殁于道州后，蔡沉徒步护丧而归，返乡后，不求仕进，隐居九峰山下，专意为学。

蔡元定一生精研洪范之学，然未及论著，说：“成吾书者，沉也。”朱熹自淳熙十二（1186）年以来开始有意收集有关《尚书》的资料，并准备按照《诗集传》的体例撰“书传”，后因老病放弃了这一想法，将一生的《尚书》研究成果及其收集的其他《尚书》学著作传授蔡沉，并审读了蔡沉的《洪范传》。庆元五（1199）年冬，朱熹遗命蔡沉作“书传”，并于次年去世。十年后，蔡沉终于完成了《书集传》，继承了朱熹不拘泥纠缠于细枝末节，而以发明大义为主的思路，代表了宋代尚书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成就。被真德秀赞为“不愧父师之传”。虽然蔡沉完成初稿后，坊间即有刻本《书集传》问世，直到淳祐七（1247）年，其子蔡抗上表进呈《书集传》于宋理宗。

除《书集传》外，蔡沉尚有《洪范皇极》《蔡九峰筮法》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