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很多书籍都有关于嫦娥的记载，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嫦娥就是人们虚构出来的神话人物，并无历史原型，因此也谈不上真实存在过。相传嫦娥住在月球上面，广寒宫便是嫦娥的宫殿，嫦娥在人间的时候还有个丈夫叫后羿，嫦娥奔月后便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夫君后羿，从此以后，一直是以玉兔为伴，这就是如今人们心中最为经典的嫦娥的形象和生活了。

古籍《易书》之一《归藏》中就有关于嫦娥的故事，这也是古代的古籍中最早出现嫦娥的。后来，人们又将嫦娥的形象单独拿出来，编造了很多其他的神话传说，如今也是广为流传，比如家喻户晓的《嫦娥与后羿》、《嫦娥奔月》等。

西汉时期的文学著作《淮南子》中也有对嫦娥的描写。传说是后羿找到西王母并且要了长生不死药，结果被嫦娥偷偷吃掉了，于是嫦娥便飞上了月亮，成为月宫中日日夜夜捣药的蟾蜍，因此，有人也认为嫦娥是蟾蜍变的。

到了东晋时期，有一本小说《拾遗记》中也有一段神仙爱恋，相传是关于嫦娥的。不过小说中的主角名字叫皇娥，而且由于皇娥也曾吃过可以长生不老的桑椹，因此被人们误以为皇娥就是嫦娥，但事实上这完全是两个人物。

总而言之，嫦娥的来历其实至今都是个谜。她对我们来说，仅仅是一个古代神话里的美丽仙女，她的出现则是源于古人对日月及星辰的崇拜，因此她也代表了一种美好的向往和期待。那么，后人其实也没有必要去深究她的身世和来历，因为，她原本就是从人们的美好向往而来的。

“信古、疑古、释古”是冯友兰先生为《古史辨》第六册作序时提出来的当时中国史学界的三种趋势。

冯氏认为：

“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即要消灭。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疑古一派的人，所做的工作，即是审查史料。

释古一派的人所做的功夫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

我的理解有所不同。信古与疑古是一对矛盾，不存在“第三者”的“释古”。无论信古还是疑古，都需要“考”，都需要“释”，都需要“融合贯通”，都需要核查史料。

信古和疑古中的“古”，是指古籍及其记载。只要有古籍存在，就永远有信古与疑古这一对矛盾与之共存并生。只不过是此消彼长。几千年来，一直是信古的一统天下。至民国时期《古史辨》派异军突起，疑古大放异彩，大有一边倒的趋势。冯友兰先生关于“信古一派”，“大概不久即要消灭”的估计，不是没有道理的。令冯氏没有想到的是《古史辨》运动兴起60年一个甲子后，“抱残守缺”的、信古的“残余势力”又卷土重来。不过已经改名换姓，叫做“走出疑古”。他们不是“真正的史学家”，因为他们对“文不雅训”、荒诞无稽的连孔门弟子都加以怀疑的（见13则）“五帝三皇”的史料不加审查，即相信其“票面价值”（冯友兰语）。把炎黄、伏羲、女娲之类加冕为中华人文始祖，肆意挥霍民脂民膏，上演“公祭大典”闹剧，愚弄中国的老百姓。这恐怕是冯友兰大师当年始料未及的吧~

古籍是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过岁月的流逝，时间的侵蚀以及天灾、战乱的毁坏，这些古籍基本上都已经是千疮百孔、破旧不堪，很难完整的保存下来。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能看到很多完整的古籍陈列在图书馆、博物馆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吧！

时光倒流，为古籍“续命”

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偏偏在这三百六十行内，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在乎是不是“状元”，不在乎自己能不能月入过万，只为了心中的信仰而战——古籍修复师。由于古籍的特殊性，不易保存，导致流传下来的古籍大多是残缺不全的，古籍修复师就负责还原它们本来的样子，这个还原并不是单纯的恢复之前的形状，而且要“修旧如旧”，要还原成它们最原本的样子，就像从来都没有被破坏过一样，这是何其的艰难，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化腐朽为神奇。

九九八十一难，古籍终存

古籍修复是一项特殊的技艺，修补过程十分复杂，一本古籍的修复，至少要经历拆线、配纸、染色、修补、压平、裁齐、装帧……数十道工序，而且相当耗费时间，师玉祥先生说过“有时候修复简单的一页会耗上好几天的时间”，这个工作讲究的是静下来。修书亦修心。

且从事装订修补工作不但要熟悉各个朝代书籍的形式和版本，还要了解各朝纸张、书皮及装订风格，更要有娴熟的技艺。修补一本古书往往要经过十几道工序，一招一式极考究，对从事装订修补人员的要求更是近乎苛刻。

行业形势严峻，刻不容缓

目前全国各图书馆、博物馆、文物管理单位需要修复的古籍超过1000万册件，但是根据统计，全国的古籍修复人才不足100人，且除了人才数量十分稀缺之外，行业内还存在综合素质低、职称低、年龄老等情况，许多年轻人因为这个行业的枯燥乏味、赚不到钱，从而放弃了，我想说，这些古籍都是我们几千年遗留下来的珍贵瑰宝，是我们民族的传承，每一本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尽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保护古籍修复技艺，延续我们的千年传承。

对此，你怎么看呢

引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地大物博，文明上可达五千年之久，是世界上极少数文明没有断层的国家之一。更何况中国古代人民善于总结经验，基本上，每任帝王都要在自己的在位期间编纂各种史书和进行文化、技术总结。我们所熟知的类似书籍有《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就是帝王在位期间命令下属官员呕心沥血编写的。如今又在湖北的张家山再次发现震惊世界的张家山汉简！

正文

张家山汉简于1983年12月到1984年1月发掘出土的一座汉代墓。坟墓内并没有存放尸体，而是一些汉代竹简。这些竹简主要包括《二年律令》、《奏谳书》、《算数书》、《历谱》和遣册、《盖庐》、《脉书》、《引书》等《二年律令》就是讲述汉代律法的竹简。

根据可考的张家山出土的竹简得知，汉朝充分吸取秦代暴虐的政治模式，为避免秦的悲惨后果，汉注重休养生息，出土的《二年律令》简内容丰富，包括27种汉代律法，涉及当时社会范围较广，对于研究相关历史的学者都有重大意义，《二年律令》里相当一部分的律法都吸收了秦代律法，这给研究秦汉文化的相关学者提供了非常大的直接史实证据。《脉书》、《引书》则讲述了有关古代医学，道家养生的内容，时至今日，还有一定参考价值。《奏谳书》与《二年律令》能更进一步地解决秦律的一些疑难问题。在湖北省挖掘出的张家山汉简要比睡虎地简材料丰富不少，相对详实的资料也有力地减少相关专家关于秦汉历史的争论。

还有同样出土的《算数书》，内容主要讲了数学方面的实用问题，比我国第一部数学名著《九章算术》还要早。本书内容里涉及有直到现在仍然在负数和分数等数学概念，比欧洲还早了几个世纪。有关学者提出，《算数书》里所记载内容更像是作为一本字典来被当时的官吏使用，这足以说明古代时数学应用已经比较普遍。《算数书》里的许多内容大多整理于战国时代，最晚也不过秦。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二年律令》中所涉及到律法的思想，今人可以从这些律法中窥到古代生活的一角。在《二年律令》中，汉代封建社会对于父权的维护是天然的、绝对的。无论是亲属关系方面还是财产继承方面，父权嫡子都有着不可取代的优势，如果有遗腹子的情况，也有明确的条文规定，这代表着古代人已经有了高超的立法意识和原则。父亲就是权力的象征，对于子女的生死有着绝对的掌握权。同时，确立一定的律法条例来确定父权的绝对权威，即使是主动自首也不能减轻处罚。再次，弱化或降低妻子儿女等人的人权。如果有人犯了罪，那么律法会规定妻子儿女以及其他家属受到同样的牵连，这样极大地把妻子儿女等人的人权如物品般附属于父权象征的人身上，这样就会无形之中加强“父权”在社会中的精神地位和实际地位。

张家山出土的汉简出现多本失传的“古籍”，比如《二年律令》和《算数书》等，出土的汉简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对于研究西汉的科技和历史现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脉书》、《引书》所刻竹简字迹清晰，是对马王堆中出土的帛书类古代医学文献重要补充，张家山所出土的医学竹简史更新了中国医学上的最早记录，其中所记载的一个关于人体骨骼修复的手术要比葛洪的记录早四五百年。

《算数书》是我国最早的数学著作，是我国数学的奠定书。著名的《九章算术》就是受《算数书》的影响而写成，这样看来，多个方面都开创了中国许多的先河，说改写世界是一点儿也不为过。而有些西方学者总是对这些既定的事实表示怀疑，中国大可不必放在心上，因为真相就白纸黑字地放在那里，谁也改变不了。

结语

张家山汉简所记载的内容比较全面，涉及有军事、医药、律法、科技等，相信能引起相关学者对于汉代社会和秦代等相关朝代的研究热，并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关注。但总有好事的西方学者不承认我国的灿烂的古代文化，觉得张家山汉简名不符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必去过多忧虑的，因为事实胜于雄辩。

中国人讲究“礼义仁智信”，其中的“信”含义是信用，引申为说话算话、讲信用、守承诺。

信这个词是做人做事的根本，不论是对个人，还是社会、国家，这都是立足的根本。

一、信字含义

“信”本是一个形声字，从“千”声，或从“身”声，包含着对人言诚信的期望。“信”字在战国时代大量用于人名、封君名，还作为吉语铭刻在印章中，这个时期的名人比如信陵君。

《说文解字》：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㐰，古文从言省。訫，古文信。息晋切。这里其实说得很明白，信的意思就是诚意，两个字连起来就是诚信，是我们现代依然推崇的做人做事的态度。

“人不食言是为信”，说的就是一个人说话算话，这就是信用，承诺。遵守承诺是一个人最高的品质，从几千年前就开始提倡这种品质，并且把一些拥有这种美好品质的人尊称为“信者”，甚至在他们的称呼中加入信这个字。

二、信对我们的重要作用

我们现在一般都说诚信，这两个字是一体的，现代人对诚信更加看重，这是一种依然美好的品质。

不论是对一个人、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国家、整个社会，诚信都说为人处世的根本。一个人不讲诚信就没有人愿意和他交往，同理一个国家不讲诚信也必然遭到其他国家的抵制。诚信更多时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生活在社会当中，必然要诚实守信，做到重承诺。每个人的忍耐都有限的，可以容忍你一次两次的不守承诺，但是绝对不会有第三次。

俗话说“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其实古人从很早开始就明白了诚信的重要，明白不守信可能带来的后果。到今天这么多年过去了，几千年的传统更是不能丢，我们更应该保持这种良好的社会风俗，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信用、受爱戴的人。

至于一个国家，诚实守信是根本，是国家良好风气的基础。

古人的智慧放到今天依然有用，并且用处一点都没有减少。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财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思想发扬光大，让我们生活的社会更加美好。

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人民诚实守信，这个国家整体的风气就会变好，我们国家的形象也会日渐强大。

见下

信xìn

①<形>言语真实；诚实。《曹刿论战》：“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②<形>实在的；真实的。《祭十二郎文》：“呜呼！其信然邪？”

③<副>确实；的确。《促织》：“闻之，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信夫！。”

④<动>相信；信任。《促织》：“成述其异，宰不信。”

⑤<名>信用。《<指南录>后序》：“则直前诟虏帅失信。”

⑥<动>讲信用。《谏太宗十思疏》：“信者效其忠。”

⑦<名>信物；凭证。《中山狼传》：“是皆不足以执信也。”

⑧<名>使者；送信的人。《孔雀东南飞》：“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

⑨<名>消息；音讯。《柳毅传》：“长天茫茫，信耗莫通。”

⑩<名>快信；信件。《红楼梦》：“弟于内家信中写明，不劳吾兄多虑。”

⑾<动>任随；随意。《琵琶行》：“低眉信手续续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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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通“伸”。伸展；伸张。《中山狼传》：“狼欣然从之，信足先生。”

先说说你说的第一句话：看史记，感觉古代文人尽玩“文字游戏”，对自己思维能力提升没有帮助。

这个“文字游戏”，我想应该是指善用典故或春秋笔法。

《史记》其何以见长？述通古今，不虚美不隐恶，辞练文采。这些尽是道德文学修养，岂能比于侦探逻辑小说？想通过读《史记》来提升自己思维能力？可见你读书不得其道了。若论春秋笔法，我觉得实是史书必须。中国古时是极讲求道德伦理，有一定地位的人死了会定諡号，通常都是为了概括其为人，暗含褒贬，目的就是为了扬善贬恶，风行教化。

史书的目的，当然不只是为了记述事实。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賊子惧，可见其目的也是为了评判是非，扬善贬恶。史官自已在叙述事实时，要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又不能因个人观点或情感歪曲历史，就不得不用词隐讳，暗含褒贬，才会有“郑伯克段于鄢”这样言简意赅评判得当的历史记述，所谓阐幽发微。后代史家常运用此种笔法，并不是后人的过度解读。

(其实，我窃以为也可能有不得以而为之。众所周知，史笔如铁。然而这样一件极需要执论公允的事情又常会因为犯讳而面临杀身之祸，往往只能是本朝修前朝史，所以才会产生类似于躲避言论审查的用词讲究。)

很多人不区分“读书”一词的内涵，只是简单地以为是获取知识，而不知有修身筑基之说。

如果读书只是从功利效率出发，直接使用Google搜索就行了，有目的性的获取知识，这好像才是最值的方法。

“中国古籍还值的阅读吗”这种问题形式早已在其它地方讨论过好多次，比如有人会问“拉丁文古籍还值得阅读吗？”、“《修昔底德历史》还值得阅读吗？”、“《荷马史诗》还值得阅读吗？”。如果撇去文学修养的需求，还可以换成这样：“《几何原本》还值得阅读吗？”、“《九章算术》还值得阅读吗”、“亚里士多德还值得阅读吗？”，如果历史再跳到五百年后的未来，估计还会有人问：“《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还值得阅读吗？”、“《晶格动力学理论》还值得阅读吗？”

这类问题归根到底其实是这样的一种问题：我们在学习知识时，是否还值得去了解它产生的历史。

对于科学更是如此，数学教科书更是深有此弊病，直接告诉你公式结果，而对于其产生的历史过程我们则知之甚少，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学生没有必要再去了解过去的大师走过的弯路了。

显然，我是属于支持学术与学术史一齐学习了解的。我的论点并不新奇，早已有人论述过。前时读《高观点下的初等数学》与《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时，其中的教育观点更引为知音。

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要问“中国古籍还值的阅读吗”，那就从另一些近代批判书籍中寻找答案吧，以上可供参考。

引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爱心斗士」中一段文字： 让我们首先考察历史，因为在几个方面，历史是教育的核心。这一点无需我来争辩，正如西塞罗所云：“如果你对你出生之前的事情一无所知，这就意味着，你永远只是幼稚的孩童。”只提一点就足以说明历史的重要性：历史是我们“提高觉悟”的最强大的思想手段。不过，关于历史和历史教学还是有一点要强调，因为它们在学校里常常被忽略。历史并非众多必须传授的课程之一；每一门课都有历史，生物学、物理学、数学、文学、音乐、艺术都有自己的历史。我在这里建议，每一位老师都必须是历史老师。比如，只传授今天所知的生物学而不教过去所知的生物学，那就是把知识贬低为纯粹的消费品，那就使学生无缘了解我们知识的重要性，使他们无从知道我们的知识是如何得到的。倘若教学生原子而不提德谟克里特，教电学而不提法拉第，教政治而不提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利，教音乐而不提海顿，那就是不让学生参与 “伟大的会话”。再者，那就是斩断了他们知识的根基。目前，其他的社会机构对知识的本源都不太感兴趣。了解你的根基不仅仅是了解自己的祖父从何而来，不仅仅是了解他吃过什么苦。你还要知道你的思想从何而来，你为何相信这些理念；你还要了解你的道德感和审美体验从何而来；你还要了解你的世界从何而来，而不仅仅是知道你的家庭从何而来。为了完整展示上文开始的西塞罗的思想，我们再引他的一句话：“除非人的生命融入了祖先的生命，除非人的生命置入历史语境中，否则人生又有何价值呢？”当然，西塞罗所谓的“祖先”并不是指母亲的姑母或姨母。

据此我建议，每一门课程都要当做历史教。这样，学生在初小时就知道，知识不是固化的物体，而是人类发展的某一阶段，有过去也有未来；可惜现在的学生不了解这一点。让我们回头说一说创世论的问题，我们想要说明，四千年前产生的思想不仅在时间上传到今天，而且在意义上发生了变化，这些思想从科学变成宗教暗喻，又从宗教暗喻变成科学。古希伯来人在沙漠帐篷里神奇的思辨，和现代麻省理工学院教室里神奇的思辨，两者之间一以贯之的联系是多么亲切、多么深刻啊！我想要说的是，学科的历史使我们学会其中的联系；历史教育我们：世界并不是每天都被重新创造的，每个人都站在他人的肩头上。题外，引用《略谈中国史学双重职能》一文中的一段话以概述史学对于人文的重要：

一般说来，一个有着道德感的人，自是一个有着内心敬畏感的人。反之，一个内心无所畏惧的人，一个真正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个无信仰者，自是一个缺乏道德感的人。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前者的宗教意识与后者的历史意识，虽对象不同，但功能相近。

有一些中国学者（多为中青年学者）在比较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时，既发出叹息：中国人缺乏宗教感；又发出呼吁：中国人应亲近宗教，应陶冶出宗教感来。

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有些偏颇：

只看到中国人缺乏诚挚的宗教感，未看到中国人富有醇厚的历史感，即能在某些方面替代宗教感的历史感；

只看到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着巨大差异，未看到中国人与西方人也有着一些共性，即都有着内心敬畏感。

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简单的事实，就是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本位并已延续数千年了，不可能不在中国人的心底酿出相当醇厚的敬畏感，只是这种相当醇厚的敬畏感在今天变得有些淡薄了。

（我们民族通过著史来维系社会公正这一途径，在不同社会层面有不同表现形式，在主流社会有正史，在民间社会有家谱、墓志、说唱……--从略）

根据上述看法，我们还可以引申出其他许多看法，至少还可以引申出下面一些看法。

其一，传统中国史学兼容并包事实判断系统和价值判断系统--传统中国最为丰富的事实判断系统和传统中国最为基本的价值判断系统，因而拥有我们民族最为深厚的精神资源。

正因如此，我们民族拥有一句其他民族不大可能拥有的名言："史不亡国亦不亡"，即史为国本，史为民族精神之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