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国古代婚姻法的特点是封建的包办强迫婚姻这是私有制经济基础下人身依附关系在婚姻问题上的必然反映"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①在这种制度下,"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是婚姻的形式,门当户对和婚姻论财是封建婚姻的必然要求主婚权操于父母,祖父母等尊长之手,当事人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当事人只有到结婚那天,才能见到自己的新娘或新郎,满意与否都只有接受阶级、等级和家庭地位的差别,给通婚带来了严格的限制所谓"门当户对"就是这种限制的体现结婚的主要形式mm聘娶婚,往往也成了买卖婚的别名在电视剧《京华烟云》中,姚木兰嫁给曾荪亚,光嫁妆就有48个大箱子装,想必曾家的聘礼亦必不少"门当户对"几乎成了"以财论婚"的体面的别称西周始创的"六礼",为聘娶婚规定了完备的礼仪程序"六礼"为(1)纳采,(2)问名,(3)纳吉,(4)纳征,(5)请期,(6)亲迎,其中以纳征为中心,即男家向女家交纳聘财,交纳聘财之后,婚姻即告成立可见这种繁文褥节的嫁娶程序,只不过是买卖婚姻的一块体面的幌子正如恩格斯所言"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的,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②这种包办强迫婚姻的深层的政治根源是封建国家所实行的宗法统治,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它是反映封建经济、封建政治要求的封建伦理观在婚姻家庭领域的体现

第二,剥削阶级的一夫多妻制从几千年的历史上来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私有制社会不可能实行当今的一夫一妻制,这是与剥削阶级的宗法制度和男尊女卑相适应的古代也讲一夫一妻制,但这仅仅是为了禁止妻妾不分,并非禁止纳妾对男子来说,具有妻子身份的配偶仅为一人,这也是为了维护宗法制度。,区分嫡庶之别的一种需要**《大红的灯笼高高挂》中的"老爷",名义上妻子是一人,而他还有五房姨太太;古代的皇帝,名义上的妻子只有皇后一人,可他还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这些都是实际上的多妻制的反映名义上的一夫一妻制和实际的多妻制是并行不悖的这种多妻制,还具有等级制的特点,剥削阶级中男子纳妾的状况,一般说来是同他们在封建阶级中的地位相一致纳妾几乎成了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古代科举制度中,考上的举子们为庆贺中榜,往往第一件事就是纳妾,以示身份、地位这种实际的一夫多妻制,是由封建的经济基础、伦理观和家庭人身依附关系决定的;"女子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女子从来没有任何的人身自由和经济基础、而男子却可以凭借财富和权力实行公开的或变相的多妻制所谓的"一夫一妻制"是专对妇女而言的,妻只能有一夫

第三,男尊女卑和夫权统治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长期实行夫权统治"男主外,女主内"已婚妇女被禁锢在家庭里,相夫教子,成了变相的家庭奴仆这不仅摧残了妇女的身心,也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诗经氓》中的女主人公"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hh"③这是当时妇女家庭生活的生动写照"男女授受不亲""男女有别""夫为妻纲"是封建伦理的重要内容广大妇女在婚姻家庭中受着礼和法的重重束缚封建礼教要求妇女恪遵"三从"、"四德"、"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在"德"、"言"、"容""功"诸方面都要符合封建的道德标准,安于充当家庭奴隶的命运在古代, 妇女往往只有小名而无正式姓名,结婚之后则在本姓之上冠以夫姓,称"某门某氏"这是男尊女卑,妻子对丈夫的人身依附关系的突出表现从古代豪门中,女子称丈夫为"老爷",也可看出这是男尊女卑的制度的反映,已婚妇女在家庭中的人身地位低下,并且封建的礼法还从财产权利方面对妇女进行各种限制和剥夺,中国古代历代封建法律都否认妻子的财产继承权,如明、清律均规定:"妇女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份,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反之,妻子故后遗留财物当然归夫所有妻子的携入财产及婚后所得财产的所有权归属于夫这更从根本上巩固了夫权统治,剥夺了妇女的社会地位

第四,家长专制,漠视子女利益封建家庭是家长制度的家庭、一家之内,子必从父,弟必从兄,妻必从夫,全家都必须服从家长,即所谓"家事统于一尊",封建孝道是亲子关系的最高准则"父为子纲"是"三纲"之一,父权和家长权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子女不仅要服从父母而且还要受到其他尊长的支配父母对子女的权力由父亲集中行使,母则是:"亲而不尊",这些权力包括主婚权、惩戒权等子女的人身和财产权益,都得不到来自法律的保障宗法家族制度还十分强调男女、嫡庶之别,子和女的家族地位很不平等庶子、庶母的地位远较嫡子、嫡母低下父权很大,处在保护权下的子女,对父母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样,子女的权益普遍的被漠视在《红楼梦》里,贾宝玉见贾政,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就是一个例证"父为子纲"被奉为天经地义,这为维护封建的宗法统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父子之亲成了君臣之义的缩影一家之内,"父叫子亡,了不得不亡,"一国之内,"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家国一体子女违反教令,族规国法,惩罚很严酷以至父母、尊长对子女、卑幼滥用权力的事例屡见不鲜,却得到法律的容忍和保护封建统治阶级正是用这种家长专制的方式,维护了封建宗法,社稷一统

第五,以"出妻"为主要方式的男子专权离婚在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下,对离婚的限制是很严格的,离婚权主要属于男子和男家妇女则处于无权的地位正如恩格斯所言"一夫一妻制家庭和对偶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婚姻关系要坚固得多这种关系现在已不能由双方任意解除了这时通例只有丈夫可以解除婚姻关系,离弃他的妻子"④在整个古代 离婚是不自由的,对妇女来说更是如此离婚是丈夫是特权,妻子是无离婚权利可言的我国古代的礼法中有关离婚的规定,就是这方面的明显例证离婚的方式,主要有三种,有"出妻","和离"及"义绝","出妻"亦称休妻,是中国古代最常见的离婚方式出妻的理由有七项、被称为"七出"即不顺父母、无子、*、妒、有恶疾、口多言、窃盗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为限制离婚,古代礼法还设有例外情况,称"三不出",即"尝更三年丧不出""贱取贵不出","有所受而无所归不出",⑤唐律规定:"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但妻子"若犯恶疾及奸者,不用此律"义绝,就是古代的一种强制离婚制度,如果夫妻之间、夫妻一方与他方的一定亲属间、双方一定亲属间发生了法律所指明的事件,经官司处断后,便认为夫妇之义当绝, 双方必须离婚这是男女不平等的反映实行义绝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的伦理纲常和宗法统治义绝与出妻不同,"七出"是于礼应出,于法可出,而非必出该当义绝而不绝者,则须依律科刑如唐律规定:"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和离是古代的一种协议离婚制度,相当于近世的两愿离婚如唐律规定:"若夫妇不相安谐而和离婚,不坐"这看起来似乎公平,可是由于妇女受到封建礼教的严重束缚,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低下,所以很难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夫和离,愿不愿离婚仍取决于丈夫,有时,妻犯"七出"之条,夫家不愿"家丑"外扬,便采用和离的方式将其休弃在这种情况下和离往往成了出妻的别名

除以上三种方式外,我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封建法律还有基于特定事由向官府呈诉离婚的规定

例如,男方据以诉请离婚的原因是:"妻背夫在逃","妻殴夫","男妇虚执翁奸""妻杀妾子","妻魇魅其夫"等,女方据以诉请离婚的原因是:"夫抑勒或纵容其妻与人通奸","夫逃亡三年以上不归","夫殴至折伤以上","夫典雇其妻",妻因受夫之祖父母,父母非礼相殴至笃疾","夫强奸妻前夫男妇或前夫女""翁欺奸男妇"⑥等从这些离婚的理由,也可看出男女的不平等,以女方的理由之一为例,"夫殴妻至折伤以上"方可离婚,而男方的离婚理由"妻殴夫"男方即可提出离婚中国古代这种关于离婚的礼法规定,明显的使男子处在一种有利的地位,妇女则处于被动地位,从而维护了封建的夫权统治、伦理纲常

以上中国古代的婚姻法的特点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它的经济根源是地主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小生产经济;它的政治根源是封建国家所实行的宗法统治;它的思想根源是反映封建经济、封建政治要求的封建伦理观男女、夫妇、亲子、尊卑、长幼、家长和亲属间的种种不平等的关系,无非是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和阶级、等级关系在婚姻家庭领域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女子完全的受这四种权力的支配而婚姻法是以封建的生产关系为经济基础的,又受着封建四权的联合支配

第六,中国古代的婚姻法在表现形式上的特点是详于礼而略于法,在奴隶社会中,婚姻关系主要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礼,以及为统治阶级所认可的习惯来调整的有关婚姻家庭的礼,实际起着法的作用到了封建社会,调整婚姻关系的方式是礼、律并用的如汉朝的《九章律》中有"户律"一章,用以规定婚姻、户籍等三国,两晋、南北朝上承汉制而有所损益魏律和晋律中均有"户律"北齐律以婚事附于户,改称"婚户律"北周律中则分设"婚姻 ","户禁"两篇隋朝的《开皇律》将婚、户二律合而为一唐朝的婚姻家庭立法,在古代的婚姻家庭立法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永徽律》中"户婚"的有关规定为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的婚姻家庭立法提供了蓝本宋、辽、金、元各代的法典中均有关于户婚的内容除律外,封建王朝的户令和后期与律并用的例,对调整婚姻家庭关系,处理婚姻家庭案件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需要提出的是,"律"中所规定的,主要是那些与刑相关

,即一旦违法,便处以刑罚的问题,其它事项一概委诸与礼

古代婚姻的观念

在早期原始人群内部，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是杂乱的。随着人类的进化，两性关系中出现了道德和理性的曙光。**禁忌的形成和族外婚姻的实行，标志着性的需要开始服从于“人”的需要，婚姻制度正是随着原始经济的发展、人类互助的日益广泛以及亲属关系的趋于明晰，而逐渐建立起来的。在古代中国，婚姻制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规范，被纳入礼的范畴，婚礼是中国文化的有形部分。《礼记》中说：礼是“始诸饮食”，“本于婚”。“饮食”包括物质的生产和分配的方式，“婚”是人本身的生产，包括男女交往方式和婚姻的方式。婚姻沟通着物质与观念、道德与法律，折射出社会的风尚和礼仪。

一、婚姻的概念

古籍中有关“婚姻”的词义学解释约略有三：一是指夫妻的称谓，《礼记•经解》郑玄注：“婿曰婚，妻曰姻。”二是指嫁娶的仪式，《诗经•郑风》孔颖达疏：“男以昏时迎女，女因男而来，……论其男女之身谓之嫁娶，指其好合之际谓之婚姻。嫁娶婚姻，其事是一。故云婚姻之道，谓嫁娶之礼也。”三是指亲家，《说文解字》释“婚’、“姻”说：“婚，妇家也”、“姻，婿家也”。《尔雅 • 释亲》说得更明确：“婿之父母为姻，妇之父母为婚。……妇之党为婚兄弟，婿之党为姻兄弟。”上述三说虽然不尽相同，但已涉及到婚姻的基本特点。其一，表明婚姻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是婚姻双方结为姻亲关系的标志。其二，表明婚姻依礼而行，其仪节约定俗成，是礼仪系统中的组成部分。

婚姻在本质上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两性的结合，反映着社会经济生活的要求和社会文化的特点。在儒家经典中，婚姻问题被视为家庭、社会的大事。首先，婚礼被视为人伦之始。《礼记•经解》云：“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辟之罪多矣。”其次，婚礼被视为礼的根本。《礼记•昏义》云：“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再次，社会的婚姻状况还与社会治乱相关涉。《新唐书•后妃传上》说：“礼本于夫妇，……治乱因之，兴亡系焉。”儒家把两性结合为夫妻看作是文化的、社会的现象，这是一种具有文明色彩的认识，古代婚姻礼仪正是基于儒家的婚姻观念而逐渐形成。必须指出的是，儒家对婚姻强调的是“人伦之始”、“夫妇之义”，即“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社会规范，对“情”和“爱”则相对忽视。儒家又以婚姻为起点，推衍出父子、君臣一类的等级关系，于是，婚姻关系成为构成尊卑上下等级关系的基础。

二、婚姻的意义

在古代宗法社会，婚姻不是当事者的个人行为，而是关乎两姓宗族利益的大事，因此，男子与其说是为个人娶妻，毋宁说是为宗族娶妇。就婚姻的目的而言，首先是传宗接代。婚姻是构成家族、产生亲族的基础，宗法观念支配下的婚姻，以广家族、繁子孙为首要目的。《礼记•昏义》说：“婚礼者，将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孔子说：“大昏，万世之嗣也。” 有夫妇而后有子嗣，由合法婚姻所生之长子才是嫡子，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社会，传宗接代关系到家族的延续，“继后世”自然成为娶妻的首要目的。

其次是祭祀祖先。宗法社会重视血缘，把祖先血脉不绝视为家族的头等大事。古代婚礼常在祖先牌位前举行，叫做“庙见”，表示新婚夫妇共承祖先，同奉宗庙。《白虎通义•王者不臣》说：“妻者与己一体，恭承宗庙，……上承先祖，下继万世。”《唐律疏议•户婚》也说：“妻者，传家事，承祭祀。”传统婚礼仪式中的夫妻拜堂，就包括拜公婆、拜天地及拜祖先的内容。

第三是增加劳力。自进入父系社会后，男尊女卑被视为天经地义。《易•系辞上》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这些哲学概括把男尊女卑视同自然法则，不可违背。男子娶妻可得内助，而妇女只能“专心纺织，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供宾客”。“妇主中馈，惟事酒食衣服之礼耳。”按封建礼法规定：“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妻子操持家务，侍奉姑舅，奉养公婆，却无经济地位。

第四是防止男女*乱。《礼记•坊记》说：“夫礼坊民所*，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以婚制来别男女，防*乱，尤其强调妇女要恪守贞节，本质上顺应了宗法制的需要，以确保女子所生子女血缘的纯正。然而，封建贞*观对女性有诸多制约，对男子的*乱却是少有约束力的。

古代婚姻的变迁

美国著名学者摩尔根在其《古代社会》一书中，对婚姻家庭的演变作过专力研究。他对人类婚姻的演变作了如下的梳理，首先是处于乱婚状态的人群；其次是以群婚为基础的血缘家庭取代了这种人群；再次是普那路亚家庭，实行的是两个集团间的通婚；接着由群婚制过渡到对偶婚制，它以单偶婚姻为基础，但不是排他性的同居；最后由对偶婚制过渡到专偶婚制，此即一夫一妻制。恩格斯在1884年发表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吸收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将人类的家庭婚姻变迁与人类社会的三个发展阶段相对应，就其发展轨迹作了精要地概括：“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以上述论述为参照，中国古代婚姻的变迁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原始群婚

原始群婚是人类祖先实行的一种两性偶合的关系，它出现于人类的童年时期。当时，“其民聚生野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人们群居野处，既无固定的配偶，两性交往也无任何习俗和理性的约束，因此不可能构成家族。男女无别，媾合无禁，两性关系纯任自然。在古代文献的记载中，就保留着有关神奇诞生和异类婚配的传说，例如《帝王世家》载：“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之女，名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又据《史记•周本纪》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窖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诗经•商颂》也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述。这些奇异诞生的传说，应是远古时代杂乱婚姻的曲折反映，正如郭沫若先生所推断的：“黄帝以来五帝和三皇的祖先的诞生都是‘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正表明是一个野合的杂交时代或者血族群婚的母系社会。”

二、血缘婚

随着原始经济的缓慢发展和原始人生活经验的积累，特别是学会了火的利用，于是，“原始集团为了生计必须分成小集团，它就不得不分成血缘家族。”在血缘家族内部，开始产生婚姻禁例，即排斥亲（父母）子（子女）通婚，只允许同辈男女（兄妹）发生两性关系。这种同辈血缘婚制，在中国古文献中多有记载，如《后汉书•南蛮传》记述了高辛氏之女和盘瓠结合，生育六男六女，其子女相互婚配的传说。《风俗通》中说女娲是伏羲之妹，后世出土的汉墓石刻上，伏羲、女娲为“人首蛇身，两尾相交”的造型，“两尾相交”亦即夫妻的象征，表明女娲、伏羲既是兄妹，又是夫妻对偶神。我国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中，兄妹通婚的故事也流传甚广。如苗族的《伏羲姊妹制人烟》、彝族的《梅葛》、布依族的《姊妹成亲》、壮族的《盘古》、纳西族的《创世纪》中，都有兄妹通婚的记述。这类传说虽多主观虚构的成分，但反映的却是原始社会血缘婚的普遍现象。

三、伙婚

伙婚又称亚血缘婚，伙婚制家庭亦即普那路亚家庭。伙婚与血缘婚的最大区别，在于两性关系中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禁例，既不准亲兄弟姐妹发生婚姻关系。伙婚制的特点是，一群兄弟和不是自己姐妹的另一群女子通婚，兄弟共妻，姐妹共夫，男女之间互为“亲密的伙伴”。据《史记•五帝本纪》载，舜一次娶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为妻，从这一传说中可以窥见伙婚制下姐妹共夫的特点。

伙婚制的出现，较之于血缘婚取代原始群婚，意义更为重要。由血缘婚发展到伙婚，自然选择的原则起了主要作用。以自然选择取代血亲婚配，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显著提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引摩尔根的话说：“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姻，创造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 古代中国人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有了“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的认识。伙婚制的历史作用，还在于促成氏族制度的萌芽。由于有了兄妹间乃至旁系兄妹间的婚配禁例，任何男子和女子都必须到别的血缘集团去寻找自己的配偶，所生子女归女系集团，最终导致母系氏族的出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看来，氏族制度，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是从普那路亚家庭中直接发生的。”

四、对偶婚

对偶婚的特征是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形成的一种不牢固的夫妻关系。较之于群婚，它是个体婚；较之于一夫一妻的专偶婚，它又是一种脆弱的、不稳定的夫妻关系。它是由群婚到专偶婚的过渡，所生子女仍然归属母系。

对偶婚制产生于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的交替时期，它的出现首先在于原始经济的发展，使剩余产品可供分割和交换。其次在于亲属通婚的限止日趋广泛，人们已难维持群婚或伙婚等方式，“妇女也就迫切地要求取得保持贞操，暂时地或长久地只同一个男子结婚的权利作为解救的办法。”构成对偶婚的方法大体是，由母亲议婚缔结婚约，通过物品交换达成婚配，或以武力到别的氏族抢夺配偶。因此对偶婚的双方不是以感情为基础，而是以“方便和需要为基础”。由于男子在野蛮时代的战争中大批死亡，导致女姓过剩，而男子在家庭内部又承担着获取食物的主要责任，这都使男子在对偶婚的形式下，仍享有多妻和偶然通奸的特权。对偶婚双方的离异不受氏族习俗的约束，其婚姻关系是不牢固的。

由伙婚制发展到对偶婚制，又萌生出新的社会因素，在对偶婚家庭中，除亲生母亲外，已有可能确定亲生父亲。其次，男子在生产劳动中所负责任的日趋重要，使之在家庭经济中渐占主导地位。丈夫地位的实际提升与母权制发生前所未有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办法是按男系来计算世系，这就导致废除母权制，确立父权制这一“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男子在家庭中跃居主要地位，便发生了父家长制家庭这一中间形式，这一形式是对偶婚制家庭向专偶婚制家庭的过渡形式。特别是到了对偶婚制后期，劳动工具的进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个体家庭已可能成为独立的经济单位。工具和产品逐渐变为私有，又促成私有制和奴隶制的出现，从而“给了以对偶婚和母权制氏族为基础的社会一个有力的打击”。家长制家庭和私有制的萌生，必然要求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婚姻家庭，即由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来取代对偶婚制家庭，这一新的婚姻家庭，已孕育于对偶婚制的后期。

五、专偶婚

专偶婚俗称一夫一妻制婚姻。专偶婚制的确立，是以父权制取代母权制，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基于这一事实，马克思指出：“导向一夫一妻制的动力是财富的增加和想把财富转交给子女，即合法的继承人，由婚配的对偶而生的真正后裔”，因此，“结婚的主要目的即是生育合法的子女”。在专偶婚家庭中，妻子、财产及子女均为丈夫私有，妻子的职能主要是生育子女，延续父权世系。

专偶婚制自其产生之时起，就表现出男权至上的特点。就夫妻地位而言，由于丈夫取得了家庭经济的支配权，因而也就获得了对妻子的统治权。《礼记•郊特牲》说：“男帅女，女从男”，谚语云：“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这些都是妇女卑下地位的写照。就婚姻关系而言，专偶婚较之于对偶婚要牢固、持久得多，在通常情况下具有不可离异性。儒家从伦理角度强调夫妻关系的恒久性，所谓“夫妇之道，不可不久也，故受之以恒”，“礼，始于谨夫”

从婚姻进化的角度看，以“恒”来荡涤对偶婚制遗风，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夫一妻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它的特殊的性质，使它成了只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早在周代，天子的妻妾就数量惊人，据《礼记 • 昏义》载，周朝的制度是“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整个封建社会，贵族官僚一般都拥有众多妻妾。就亲属关系而言，专偶婚的确立使亲属关系明晰而完整，血亲、姻亲、嫡、庶等关系都清晰了然，从而形成以父系家长为线索的宗亲网络。

由原始群婚发展到专偶婚，是古代社会由蒙昧、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恩格斯指出：“被共同的婚姻纽带所连结的范围，起初是很广泛的，后来越来越缩小，直到最后只留下现在占主要地位的成对配偶为止。”随着婚姻纽带连结范围的缩小，婚姻礼俗反而趋于繁复，并逐渐形成条文规定。

古代婚姻政策

中国古代的婚姻政策，是指历代政(蟹)府对婚姻所奉行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它反映了历代政(蟹)府对婚姻所持的基本态度。总起来看，古代婚姻政策从未越出礼的规范，在礼的框架内，历代律令又根据各时期经济、政治的需要，对婚姻作出了一系列的条文规定。

一、导民婚配

西周时期，已设有“大司徒”、“媒氏”等管理婚姻的官员。据《周礼•地官•司徒》载：大司徒“以阴礼教亲，则民无怨。”郑玄注曰：“阴礼谓男女之礼，昏姻以时，则无旷怨。”这是说大司徒一职的职责是用婚姻礼仪去教化百姓，帮助他们及时嫁娶，以减少社会上的怨女旷夫。古代男二十、女十五即行成年礼，表示成人，可以婚嫁。倘若男三十、女二十尚未婚嫁，政(蟹)府就要督促其婚配。《周礼•地官• 司徒》说，媒氏的职责之一，就是“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古代统治者大多关注男女婚姻和人口增长对国家富强的重要影响，因此奉行鼓励婚配和生育的国策。《韩非子•外储说右》载：“（齐桓公）下令于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唐太宗在贞观六年（632）曾下诏规定：“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无夫家者，州县以礼聘娶。”这是说对于民间因经济能力不足或其他条件限制，以致不能依“六礼”聘娶的，地方政(蟹)府要为他们提供资助。古代统治者导民婚配、鼓励早婚的动因大致有二：一是保持社会安定，减少怨女旷夫；二是鼓励繁育人口，以保证征人役夫有充足的来源及增加赋税，从而增强国力。

二、嫁娶有媒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封建聘娶婚姻的必备条件。《礼记•曲礼》说：“男女非有行媒， 不相知名；不受币，不交不亲”。《诗经•豳风•伐柯》云：“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这里都提到无媒不成婚配的重要原则。朱熹说：“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媒妁的作用，本是受托于婚姻当事人的家长，通过在男女双方间的沟通，以促成婚姻的成立。古代“男女授受不亲”，不同席，不杂坐，不同行，两性之间，界限分明，于是，作为“通两性之言”的媒人，自然成为社会上不可或缺之人，媒妁的作用，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封建聘娶婚把媒妁之言作为婚姻成立的必备条件，规定“男不亲求，女不亲许”，凡是不经媒人沟通而自行结合者，都属不法，社会也不予认可，甚至被斥为“私奔”、“*乱”，这就束缚了男女的自由恋爱和自主婚配。特别是封建政(蟹)府以法律的形式，对媒聘的履行作了严格的规定，更使其具有强制的作用。如《唐律•疏议•户婚》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行媒”经绝对化和强制化，就与父母之命结合在一起，成为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桎梧。孟子说：“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而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 《管子• 形势》中也有“自媒之女，丑而不信”之说。对“自媒”的禁绝，本质上是借此保证父母之命的实施，以维护宗法社会的秩序。

三、同姓不婚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同血缘婚配对于繁衍后代的害处，族外婚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而取代血缘婚的。“姓”本是从母系氏族社会发展而来的血缘关系的标志，在父权制度建立后，“姓”更是宗族系统的标志。西周确立的宗法制就包括立子立嫡制、庙数之制和同姓不婚之制，同姓不婚成为西周重要的婚姻政策。其实施的目的一是为了确保宗法等级关系的明晰，使权力的继承归属不致紊乱。二是出于优生的考虑，《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国语•晋语中》也有相似的表述：“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同姓婚配不利于优生，是社会的共识。西周以降，世卿世禄制逐渐瓦解，但同姓不婚作为礼俗惯制仍得以传承。如唐代就明文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为同宗高祖父母服丧）以上，以奸论。” 唐代所谓的“同姓”是指同一高祖的后代，即同姓共宗，其血缘关系相近，禁止婚配，对优生有积极作用。明、清法律也是严禁同宗婚配，对同姓不同宗者则是开禁的。

四、可纳媵妾

历代婚姻政策都以巩固父系家长制下的一夫一妻制为原则，但同时又允许男子“一夫多妻”，因此，一夫一妻只是针对女子的婚姻规范，对少数男子而言，实行的却是以一夫一妻为名义的、以纳妾为表现的多偶制。秦以前，贵族男子中盛行媵妾制。媵指的是陪嫁的女子。《公羊传•庄公十九年》说：“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一聘九女。”又刘熙《释名》说：“侄娣曰媵。” 陆德明《释文》说：“妻之女弟为娣。”据此可知，诸侯娶妻，女方多以兄弟之女和新娘的妹妹为随嫁，这些陪嫁之女，叫做“媵”。周代，媵制在上层社会十分流行，《诗经•大雅•韩奕》写道：“韩侯娶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韩侯迎止，于蹶之里。百两彭彭，八鸾锵锵，不显其光。诸娣从之，祁祁如云。韩侯顾之，烂其盈门。”诗中对韩侯迎妻，新娘陪嫁之女相随如云的情景，作了生动的描绘。媵制实为上古姐妹共夫婚俗的遗存，秦以后，媵制消亡，但妾制依然盛行。妾与妻的区别在于，妻为明媒正娶，地位远高于妾；其次，妾可以像一般物品那样进行买卖、赠送、交换和赏赐。在男尊女卑以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社会观念主导下，妾制从先秦到民国经久不衰，上至达官贵人下及平民百姓都可纳妾。《唐律》明确规定纳妾为合法，《明会典》也规定：“庶人四十岁以上无子者，许娶一妾”。

婚姻制度是特定社会要求其成员在婚姻方面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它由社会的习俗或法律所规定。针对人们婚姻行为的习俗或法律规定的总和就构成了该社会形态占统治地位的婚姻制度。

婚姻制度是特定社会要求其成员在婚姻方面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它由社会的习俗或法律所规定。针对人们婚姻行为的习俗或法律规定的总和就构成了该社会形态占统治地位的婚姻制度。婚姻制度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

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即使皇帝也只是有一个老婆，但那个时候的内容只要有条件，可以娶很多个老婆，但那叫妾，不能称妻。妾下面还有通房丫头。只有办了手续的通房丫头才能称妾。如《红楼梦》里的赵姨娘。

　　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人类社会的三大生产中，婚姻是实现人类自身生产的唯一方式，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实体。由于人类自身生产使人类的生命得到延续，从而形成各种人际关系以及社会文化心理和礼俗。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从事于生产资料和生活日用品的生产，其中一些产品则成为文化的物化成果；而人类精神生产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又作为精神文化反作用于物质生产和人类的自身生产。

　　正是由于婚姻在上述三大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被称为“婚姻大事”。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把婚姻当做人际关系的开端。《易·系辞》：“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自然界由阴、阳二气交感所产生，人类是由男女交接而产生。纳西族东巴经象形文字中有关于人类自然产生的观念，与《易·系辞》的说法相近。在天地之间产生气，气变成蛙，蛙变为人类（男人由天上生，女人由地上生，天地产生人类）。这是对产生人类的原始看法。

　　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认为：“昏（婚）礼者，礼之本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1)。它把婚姻家庭视为组成社会肌体的胚胎。

　　我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夫为妻纲,妇女的一切只能服从和依赖于丈夫,即使丈夫死了也不准改嫁,从一而终。而男子却可以三妻四妾，皇帝有三宫六院，一般的达官贵人亦都妻妾成群。一个男人能娶多少女人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而这些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只有被称为正室的女人才具有妻子的资格，其余只能处於从属地位。翻开《红楼梦》看看，王夫人和赵姨娘的家庭地位是多么不同，就是她们的儿子在家中的地位也是天壤之别。但在众多妻妾中正室只能是一人，否则，为什么贾宝玉不能同时娶林黛玉和薛宝钗为妻呢？所以我国古代实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正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千百年来上演了多少人间悲剧？它是强加在我国古代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

　指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六种礼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一娶亲程式，周代即已确立，最早见于《礼记·昏义》。以后各代大多沿袭周礼，但名目和内容有所更动。

　　一、纳采

　　六礼之首礼。男方欲与女方结亲，请媒妁往女方提亲，得到应允后，再请媒妁正式向女家纳“采择之礼”。《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古纳采礼的礼物只用雁。纳采是全部婚姻程序的开始。后世纳采仪式基本循周制，而礼物另有规定。

　　二、问名

　　六礼中第二礼。即男方遣媒人到女家询问女方姓名，生辰八字。取回庚贴后，卜吉合八字。《仪礼·士昏礼》：“宾执雁，请问名；主人许，宾入授。”郑玄注：“问名者，将归卜其吉凶。”贾公彦疏：“问名者，问女之姓氏。”

　　三、纳吉

　　六礼中第三礼。是男方问名、合八字后，将卜婚的吉兆通知女方，并送礼表示要订婚的礼仪。古时，纳吉也要行奠雁礼。郑玄注：“归卜于庙，得吉兆，复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于是定。”

　　四、纳征

　　亦称纳成、纳币。六礼中第四礼。就是男方向女方送聘礼。《礼记·昏义》孔颖达疏：“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男方是在纳吉得知女方允婚后才可行纳征礼的，行纳征礼不用雁，是六礼唯一不用雁的礼仪，可见古人义礼之分明。历代纳征的礼物各有定制，民间多用首饰、细帛等项为女行聘，谓之纳币，后演变为财礼。

　　五、请期

　　又称告期，俗称选日子。六礼中第五礼。是男家派人到女家去通知成亲迎娶的日期。《仪礼·士昏礼》：“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征礼。”请期仪式历代相同，即男家派使进去女家请期，送礼，然后致辞，说明所定婚期，女父表示接受，最后使者返回复命。

　　六、亲迎

　　又称迎亲。六礼中第六礼。是新郎亲自迎娶新娘回家的礼仪。《诗经·大雅·大明》：“大邦有子， 天之妹，女定阙祥，亲迎于渭。”亲迎礼始于周代，女王成婚时也曾亲迎于渭水。此礼历代沿袭，为婚礼的开端。亲迎礼形式多样。至清代，新郎亲迎，披红戴花，或乘马，或坐轿到女家，傧相赞引拜其岳父母以及诸亲。岳家为加双花披红作交文，御轮三周，先归。新娘由其兄长等用锦衾裹抱至轿内。轿起，女家亲属数人伴送，称“送亲”，新郎在家迎侯。

　　聘娶六礼中，雁是最重要的礼品。后汉班固在《白虎通·嫁娶》对用雁作为礼品作了解释：“《礼》曰：女子十五许嫁，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以雁为贽。纳征用玄熏，故不用雁也。贽用雁者，取其随时而南北，不失其节，明不夺女子之时也；又是随阳之鸟，妻从夫之义也；又取飞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相逾越也。又昏礼贽不用死雉，故用雁也。”古人以雁为礼，一取雁是候鸟，每年秋分时节南去，春分时节北返，来往有时，从不失信。喻男女婚前互守信约，婚后夫妻坚贞不渝。二取雁是随阳之鸟，喻妇人出嫁从夫；三取雁行有序，飞时成行，止时成列，迁徙中老壮雁率前引导，幼弱雁尾随跟紧，井然不紊，喻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相逾越。由于雁是飞禽，很难捕捉，后人以鹅代雁，谓之“雁鹅”。

　　经过此“六礼”，婚姻正式成立。如此复杂漫长的过程，都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中牵引，而真正结婚的男女双方都未直接参与，只有在结婚完成之后才见对方模样。如此玄妙的结合，是谓千里姻缘一线牵，男女之间的姻缘，要经过媒人的物色，经过生辰八字批合吉凶，就仿佛两个今生素不相识的人，不知经过几世的修缘，今生在出生之时，就以定下姻缘，共度一生。

　我国古代社会实行许可离婚、专权离婚、限制离婚的制度。反映在离婚方式上，以“出妻”为主，以“义绝”、“和离”和一定条件下的“呈诉离婚”为补充。

　　第一，出妻制度。

　　出妻，即男子强制休妻，是我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离婚方式。我国古代的“礼”和“法”为男子休妻规定了七种理由，这就是所谓“七出”。《大戴礼记·本命》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是指儿媳不孝顺公婆，得不到公婆的欢心，尽管妇女没有过错，只要公婆不喜欢儿媳，即可成为出妻的理由。无子，即妻子不生儿子，封建时代的法律规定“四十九以下无子，不合出之”。*，即指妻子与人通奸。妒忌，在古代社会，官宦豪绅除娶一个正妻外，还可以纳妾。如果女子从思想、行为上不准丈夫纳妾，男子可以此为理由将她休掉。恶疾，指妻子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据考证，这里的恶疾，主要指的是麻风病。多言，指妻子多言多语，离间了夫家的亲属关系。窃盗，指妻子擅自动用家庭财产。在古代社会，妻子对家庭财产没有处理权，私自动用家财就被认为是盗窃。

　　为维护封建道德，古代婚姻制度又规定了三种丈夫不得休妻的法定事由，客观上取得了保护女性权利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三不去”，即使妻子有“七出”的理由，丈夫也不得将其休弃。其内容，按照《大戴礼》所记载为：“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即：

　　妻子无娘家可归、无所依附的，不能休；

　　和丈夫一起为公婆服过三年丧的，不能休；

　　结婚时夫家贫贱，曾与夫同甘共苦，后来富贵了，不能休。

　　第二，和离制度。

　　和离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允许夫妻通过协议自愿离异的法律制度。但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妇女受着传统的“三从四德”和贞操观念的严重束缚，很难真正实现其离婚的愿望。所谓和离，大多是一种协议休妻或“放妻”，往往成为男方为掩盖“出妻”原因，以避免“家丑外扬”而采取的一种变通形式。

　　第三，义绝制度。

　　义绝制度不是独立的离婚制度，而是一种刑事案件附带的民事法律后果。如果夫妻之间，夫妻一方与他方的一定亲属间，或者双方的一定亲属间发生了法律所指明的相互侵害如殴斗、相杀等犯罪事件，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夫妻关系必须解除。 义绝具有强制性，合当义绝而不绝者要受到处罚。

　　第四，呈诉离婚制度。

　　所谓呈诉离婚，即发生特定事由时由官司处断的离婚。依封建法律规定，如果“妻背夫在逃”、“夫逃亡三年”、“夫逼妻为娼”、“翁欺奸男妇”等，男女双方都可以呈诉要求解除婚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