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时期毕A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经过历朝历代的努力不断发展，活字原料又有扩展，制作工艺不断提高，印刷品日益丰富。

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印刷技术也迅速地改变着面貌。在这一过程中，扬州对传统印刷术的传承独具特色。

王祯是元代初期农学家，他结合北宋时期毕A试验过的木活字经验，在安徽旌德招请工匠刻制木活字，最后刻成30000多个。

1298年，王祯用木活字将自己纂修的《大德旌德县志》试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印了100部，可见效率之高。这是有记录的第一部木活字印本的方志。

王祯创制的木活字，被他记录在所著的一部总结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著作《农书》中，书中记载了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选字、排字、印刷等方法。

王祯在印刷技术上的另一个贡献是发明了转轮排字盘。由于在原有印刷的拣字工序中，几万个活字一字排开，工人穿梭取字很不方便。于是他设计出转轮排字盘，从而为提高拣字效率和减轻劳动强度创造了条件。

王祯用轻质木材做成一个大轮盘，直径约7尺，轮轴高3尺，轮盘装在轮轴上可以自由转动。

字盘为圆盘状，分为若干格。下有立轴支承，立轴固定在底座上。把木活字按古代韵书的分类法，分别放入盘内的一个个格子里。

排版时两人合作，一人读稿，一人则转动字盘，方便地取出所需要的字模排入版内。印刷完毕后，将字模逐个还原在格内。这就是王祯所说的“以字就人，按韵取字”。

这样既提高了排字效率，又减轻了排字工的体力劳动，是排字技术上的一个创举。

元初重臣和著名理学家姚枢提倡活字印刷，他教子弟杨古用活字版印书，印成了朱熹的《小学》和《近思录》，以及吕祖谦的《东莱经史论说》等书。

不过杨古造泥活字是用毕A以后宋人改进的技术，并不是毕A原有技术。

明代木活字本较多，多采用宋元时期传统技术。1586年的《唐诗类苑》《世庙识余录》、嘉靖年间的《璧水群英待问会元》等，都是木活字的印本。

在清代，木活字技术由于得到政府的支持，获得空前的发展。康熙年间，木活字本已盛行，大规模用木活字印书，则始于乾隆年间《英武殿聚珍版丛书》的发行。

印制该书共刻成大小枣木木活字2535万个。印成《英武殿聚珍版丛书》134种，2389卷。这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用木活字印书。

清代磁版印刷术创造者徐志定，于1718年制成陶活字，印《周易说略》。他将泥土煅烧后制成活字用以排版印书，采用的仍然是毕A用过的方法。

清代画家翟金生，因读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所述的毕A泥活字技术，而萌生了用泥活字印书的想法。他历经30年，制泥活字10万多个。1844年印成了《泥版试印初编》。此后，翟金生又印了许多书。

后来的研究者在泾县发现了翟金生当年所制的泥活字数千枚。这些活字有大小5种型号。翟金生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毕A的发明泥活字是可行的，打破了有人对泥活字可行性的怀疑。

铜活字印刷在清代进入新的高潮，最大的工程要算印刷数量达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了，估计用铜活字达100万至200万个。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我国古代传统印刷术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这之中，扬州对传统印刷术的传承独具特色。

扬州剪纸传承人张秀芳，扬州玉雕传承人江春源、顾永骏，扬州漆器髹饰技艺传承人张宇、赵如柏，他们是扬州民间文化的“活化石”，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其中著名的是扬州雕版印刷“杭集刻字坊”第三代传人陈义时。

杭集镇，是扬州最为著名的雕版印刷之乡，早在清光绪年间，陈义时的爷爷陈开良即开办了杭集镇最大规模的刻字作坊，当时的娴熟艺人达30人之多。

后来，陈义时的父亲陈正春再接拳刀，接刻了《四明丛书》、《扬州丛刻》、《暖红室》等扬州历史上一批著名的古籍，再次将陈家“杭集刻字坊”的牌子做响。

陈义时从13岁时起正式跟父亲学习雕版刻字。当时陈家在杭集开刻字作坊，陈父则是远近闻名的雕版师。他们家曾修补了《四明丛书》、《扬州丛刻》、《暖红室》等著名的古籍。

陈父在弥留之际，把陈义时叫到床边，叮嘱他：“一定要将祖传的雕版绝技传下去。”陈义时含泪允诺。

陈义时后来来到了广陵古籍刻印社，专门进行雕版刻字。一盏台灯、一只时钟、一桌一椅、一把刻刀、一把铲凿，这就是陈义时工作的全部。经他的巧手刻补，许多古籍重现生机。

陈义时一生都和雕版打交道。在刀刻的一笔一画中，他感受到了我国文字艺术的无穷魅力。

作为一位我国当代雕版大师，也是全国唯一一位雕版国家级工艺美术师，陈义时有信心让这朵“广陵奇葩”绽放于文化百花园中。

　　1、文献价值：古代书籍所描述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

　2、版本价值：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的价值更高；

　3、艺术价值：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

　4、学术价值：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本年代久远，流传又稀少，如宋版书存世不多，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

古籍是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过岁月的流逝，时间的侵蚀以及天灾、战乱的毁坏，这些古籍基本上都已经是千疮百孔、破旧不堪，很难完整的保存下来。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能看到很多完整的古籍陈列在图书馆、博物馆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吧！

时光倒流，为古籍“续命”

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偏偏在这三百六十行内，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在乎是不是“状元”，不在乎自己能不能月入过万，只为了心中的信仰而战——古籍修复师。由于古籍的特殊性，不易保存，导致流传下来的古籍大多是残缺不全的，古籍修复师就负责还原它们本来的样子，这个还原并不是单纯的恢复之前的形状，而且要“修旧如旧”，要还原成它们最原本的样子，就像从来都没有被破坏过一样，这是何其的艰难，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化腐朽为神奇。

九九八十一难，古籍终存

古籍修复是一项特殊的技艺，修补过程十分复杂，一本古籍的修复，至少要经历拆线、配纸、染色、修补、压平、裁齐、装帧……数十道工序，而且相当耗费时间，师玉祥先生说过“有时候修复简单的一页会耗上好几天的时间”，这个工作讲究的是静下来。修书亦修心。

且从事装订修补工作不但要熟悉各个朝代书籍的形式和版本，还要了解各朝纸张、书皮及装订风格，更要有娴熟的技艺。修补一本古书往往要经过十几道工序，一招一式极考究，对从事装订修补人员的要求更是近乎苛刻。

行业形势严峻，刻不容缓

目前全国各图书馆、博物馆、文物管理单位需要修复的古籍超过1000万册件，但是根据统计，全国的古籍修复人才不足100人，且除了人才数量十分稀缺之外，行业内还存在综合素质低、职称低、年龄老等情况，许多年轻人因为这个行业的枯燥乏味、赚不到钱，从而放弃了，我想说，这些古籍都是我们几千年遗留下来的珍贵瑰宝，是我们民族的传承，每一本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尽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保护古籍修复技艺，延续我们的千年传承。

对此，你怎么看呢

在整个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当中，最具有文化气质和优雅的朝代莫过于宋朝。在这个朝代，士大夫们拥有自由和尊重，他们创造出点茶，艺术界的绘画、唱曲、文学界的宋词，前朝历史所积攒的财富和文学艺术成果在这个朝代得到充分且不遗余力的运用。

而与士大夫关系最为密切的，还是书本，受到唐末藩镇割据的影响，宋朝统治者开始实行重文轻武的国策，文人的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太祖甚至立下了不杀言官的祖训。基于此，随着文人数量的增加，他们对书本的需求也增大。

因此，宋朝时期的图书事业呈现出繁荣的发展局面。而图书刊印行业的发展，依靠的不仅仅是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市场需求，更加重要的是印刷术的技术支撑。那么，宋朝的印刷术到底有多辉煌？又为何能在宋朝时期取得显著的发展？

一、在宋朝读书能有多幸福——宋代印刷术所必备的内部条件

1纸质优良，选择多样，赋予你极佳的阅读体验

宋代读书人众多，而为了满足士人们不同的阅读需求，图书生产商们更是绞尽脑汁地从纸质入手，尽力赋予阅读者极佳的阅读体验。

事实上，自唐至五代时期，中国就已经形成了几个专门生产纸张的地区，如四川、安徽、江西等地，都是造纸业相当发达的，特别是浙江的临安、湖州一带，其生产的藤纸，更是全国一绝。藤纸就是用古藤所生产的纸张，色泽洁白晶莹，纸质光滑坚硬，是纸张中的上品。

除藤纸以外，宋朝的皮纸和竹纸也较为有名，皮纸是用树皮制成，如楮皮、桑皮等，相比于传统的原料麻来说，成本更低且皮纸的质地坚硬，更不易腐化，因此普通人家用皮纸较多。竹纸，顾名思义也就是用竹子制成，而竹纸也是以吴越一带所产出的为佳，福建等地因为山岭众多，且气候适宜竹子的生长，因此所产出的竹纸在全国也享有盛誉。

陆游父子曾经称赞竹纸具有质地光滑、容易书写、防虫蠹、容易保存、不晕墨色等优点。由此可见，宋朝人在纸张方面有着较大的选择权，纸张在种类、数量、制造技术等方面都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之上有了突破性进展，好马配好鞍，有着丰富的纸张可供选择，那么在字方面自然也是不甘落后，宋朝的印刷术更是将完美的字体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2墨质细腻，制作工艺获得显著发展

从实践角度看，宋朝人们已经基本掌握了用不同的方法制取松烟和油烟，如典型的平面窑烧烟法，还有宋人创新的卧式窑烧烟法，都是当时制墨工艺显著进步的最好证明。用此法烧制出来的墨质上佳，和造纸业一样，在全国范围内也形成了几个较好的制墨中心地区，如安徽的黄山、宣州等地，甚至还出现了一家人世代从事制墨行业的现象，更可见其手工技艺经过几代人的改进而更见精湛和高超。

3工人们的写版与刻版技巧娴熟，为印刷术的繁荣发展提供了精湛的技术支撑

有了优良的纸张和制墨工艺，再加上工人们娴熟的技术支撑，宋代的印刷术才得以睥睨其他朝代，这三者条件都是缺一不可的。写版需要有书法水平较高的工人师傅将文字抄写下来，因为所涉及的文字数量众多且有时候要求工人对文义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此一般都是由文人来完成写版工作，且较少出现换人的情况，一位文人接手了写版工作往往就由他负责到底。

这样安排的原因在于简化程序，经手的人越少，与刻板工人交流起来的效率就越高，并且也能够保证书籍前后的字体是一致的，显得更加美观整齐。也有一些书籍的出版商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会专门邀请当时书法界的一些名人来进行写版，目的就是提高知名度，增加书籍的销量。

而刻版技术则是要专门的篆刻人员来进行，书籍的印刷到了刻版那一步时，往往是行百里者半九十，因为对刻版的要求非常高，什么时候下刀，在哪个位置完成笔画的连接，这其中都有着较大的学问，同时还要注意不能将木丝崩裂，又要保证字迹刻画得清晰，因此往往都是慢工出细活，考验的也不仅是工人的篆刻技术，还有对书法、文字的理解。

所以有的篆刻工人往往身兼数职，同时还是艺术家和书法家，就是为了将完美的字形呈现在纸张上。而篆刻技术难度较高，久而久之也就成为了一门家族继承的手艺，加之宋朝时期的印刷都是采用实名制的，在刻本的缝隙或最后，往往还要求刻工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刻在上面，为的就是如果出现了什么印刷或刊刻错误时，可以实现迅速的追查。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宋朝时期的刷印技术依旧走在各朝代的前列，具有用墨适中、字迹清晰等优点，并且和刻版、写版技术一样，形成了家族性的技艺传承。

可见在宋朝时期，书籍在写、刻、印等各个流程中已经实现了独立的分工，从纸张的质量到用墨的讲究，再到印刷过程中的技术精良，都成为了宋代印刷术能够实现繁荣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那么抛开技术的原因不谈，又还有哪些外部的因素促成了宋代印刷业的辉煌呢？

二、促进印刷业在宋代取得辉煌的外部条件都有哪些？

1 统治者率先垂范阅读书籍，使得民间百姓也纷纷效仿，刺激了印刷行业内部进行改革

宋代的统治者誓要将重文的政策贯彻到底，他们不仅自己带头读书去研究经史古籍，还将读书的好处渗透在一些日常的诏令当中，以督促百姓们也加入到读书的行列中来。如宋朝皇帝就曾经多次和大臣说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但喜读书”，还作《劝学诗》来引导民众们积极读书，那句流传千古的“书中自有黄金屋”就是出自这里，除此之外，宋朝皇帝还试图感化武将们，通过谈话的方式将好读书的思想传递给他们。

久而久之，读书已经成为了一种风尚，原来“全民阅读”的现象早在宋朝就已经开始了！在统治者们不遗余力推行读书的热潮之下，百姓们自然纷纷响应和号召这一行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读书，而原来的印刷术还存在着许多错误，如错字、讹字和缺字等，为了适应统治者和人们的需求，印刷行业内部也就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改进印刷技术，创造出更加优良的阅读体验。

2 政府设立相关的机制，整顿和督促印刷行业朝着更加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有宋一代，不少刻本的书籍都是在官方的支持下印发的，因为印刷行业的发展事关当时统治者思想的传递，也事关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官府在很早就设立了有关印刷业运行和发展的机制。

首先是对刊刻内容的审查，对于会影响到社会民心的负面消息，官方往往对其采取禁止刊印的措施，基于此，刻工们在完成了一本书籍的刊印之后都要署名，就是为了预防此类事件，这一规定在侧面也就整治了印刷业乱刻、少刻的乱象，整顿了印刷业的运行秩序。

其次，是对印刷业的大力支持，前面所提到的能产出优良纸张和墨的地区，在当时都受到了一定的政府保护，为的也就是印刷业能够持续稳定发展。在政府的支持下，宋代的一些印本甚至远销海外，不仅传播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印刷的技术也为西方的近代文明得以迅速到来和传播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技术基础。

三、结语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印刷术能够在宋朝取得繁荣的发展和显著的进步，其实是包含了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的因素。并且不仅仅是单纯的印刷，纸张的选择、用墨的多少，还有在书写和刻印的过程中，只有保持对每个字负责且慎之又慎的态度，才能够实现以此真正成功的印刷。

我们手中的课本，正是穿越了千年温柔的时光岁月，穿透了历史厚重的尘埃，凝结了宋人们辛勤的汗水和超群的智慧，里面每一个方方正正的字才以这样平和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因此，要始终对优秀传统文化持敬畏之心和尊崇的态度。

我国发明的活字印刷术，首先在我国的邻国传播，然后传入欧洲、非洲、美洲各国，开创了世界印刷历史的新纪元。

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光辉篇章，而建立这一伟绩殊勋的莫大光荣属于中华民族。

这一发明创造，对世界上的各行各业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毕A发明活字印刷以后，朝鲜人民在我国发明的印刷术的影响下，也开始用活字印刷方法。

朝鲜人首先发明用铜活字印书。

《清凉答顺宗心要法门》，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金属活字本。

朝鲜人民还创造了自己的木活字，如1376年朝鲜出现木活字《通鉴纲目》；又创造了铅活字，如1436年朝鲜用铅活字刊印《通鉴纲目》。

16世纪末，日本用活字刊行《古文孝经》《劝学文》。

我国的印刷术，通过两条途径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俄罗斯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通过阿拉伯商人携带书籍传入德国。

1440年左右，德国发明家约翰内斯·古腾堡以我国书籍作为他的印刷的蓝本，将当时欧洲已有的多项技术整合在一起，发明了铅字的活字印刷，很快在欧洲传播开来，推进了印刷形成工业化。

西班牙历史学家传教士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中提出，古腾堡受到中国印刷技术影响。

法国历史学家路易·勒·罗伊，文学家米歇尔·德·蒙田等，都同意门多萨的论点。

活字印刷术经过德国而迅速传到其他的10多个国家，促使文艺复兴运动的到来。

意大利人则将活字印刷传入欧洲的功劳归功于伦巴地出生的意大利印书家帕菲洛卡·斯塔尔迪，他见到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来的活字版书籍，采用活字法印书。

为此，意大利人特地在他的出生地树立他的雕像作为纪念。

法国汉学家儒莲，曾将沈括《梦溪笔谈》中毕A发明活字印刷术的一段史料，翻译成法文。

他是最早将毕A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史实，介绍到欧洲的人。

16世纪，活字印刷术传到非洲、美洲、俄国的莫斯科，19世纪传入澳洲。

从14世纪到19世纪，毕A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传遍全世界。

全世界人民称“毕A是印刷史上的伟大革命家”。

此外，印刷术还在意识形态及政治上对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首先，印刷术打破教会的学术垄断地位。

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新教宗派“路德宗”的奠基人马丁·路德曾称印刷术为“上帝至高无上的恩赐，使得福音更能传扬”。

印刷术的传入，使印本得以广泛传播及读者数量的增加，过去教会对学术的垄断遭到世俗人士的挑战。

宗教著作的优先地位逐渐为人文主义学者的作品取代，使读者们对于历来存在的对古籍中的分歧和矛盾有所认识，因而削弱了对传统说法的信心，进而为新学问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如果没有印刷术，新教的主张可能仅限于某些地区，而不会形成一个国际性的重要运动，也就不会永远结束教士们对学术的垄断和迷信，进而促成西欧社会早日脱离“黑暗时代”。

其次，使书籍留存的机会增加。

印本的大量生产，使书籍留存的机会增加，减少手写本因有限的收藏而遭受绝灭的可能性。

印刷使版本统一，这和手抄本不可避免产生的讹误，有明显的差异。

印刷术本身不能保证文字无误，但是在印刷前的校对及印刷后的勘误工作，使得后出的印本更趋完善。

通过印刷工作者进行的先期编辑，使得书籍的形式日渐统一，而不是像从前手抄者的各随所好。

凡此种种，使读者养成一种有系统的思想方法，并促进各种不同学科组织的结构方式得以形成。

再次，在印刷术出现以前，世界各国虽然已经有自己的民族文学，但印刷术对它的影响极为深远。

西欧各民族的口语在16世纪之前已发展为书写文字，逐渐演进成为现代形式。

同时，一些中世纪的书写文字已在这一过程中消失。

新兴的民族国家大力支持民族语文的统一。

与此同时，作者们在寻找最佳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出版商也鼓励他们用民族语言以扩大读者市场。

在以民族语言出版书籍越来越容易的情况下，印刷术使各种语文出版物的词汇、语法、结构、拼法和标点日趋统一。

小说出版广泛流通以后，通俗语言的地位得到巩固，而这些通用语言又促进各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最终导致明确的民族意识的建立和民族主义的产生。

最后，为地位低下的人改善社会处境。

印刷促进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的推广，使更多人可以获得知识，因而影响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书籍普及会使人们的识字率提高，反过来又扩大了书籍的需要量。

此外，手工业者从早期印行的手册、广告中发觉到，印行这类印刷品可以名利双收。

这样又提高了他们的阅读和书写能力。

印刷术帮助了一些出身低微的人们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

如在早期德国的教会改革中，就有出身鞋匠和铁匠家庭的教士和牧师。

这充分说明，印刷术能为地位低下的人提供改善社会处境的机会。

总之，我国发明的印刷术不仅传遍世界，而且为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演进形式以及优缺点：

卷轴装

在纸张发明之前，书用简帛制成。

竹简缀连在一起，成为一卷。

称为简策装。

纸张发明后，仍然延续了简帛的风格。

最早出现的装帧形式是“卷轴装”。

这种装帧大家一定不会陌生，现在的书法和绘画有时候也使用这种装帧方法。

卷轴装的内容含量小，所以不见于后来的一般书籍，而它装帧精美，更多用于内容少又追求精致的书法、绘画、抄经，等等。

至今，书籍的章节单位“卷”仍受装帧卷轴装影响。

经折装

对于僧侣来讲，正襟危坐念经时翻阅卷轴很困难，于是，流行的卷轴装改革，首先从佛教经卷上发生了。

唐朝开始，逐渐繁盛。

大家看《西游记》中唐僧的通关文牒，就是经折装装帧。

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佛教典籍仍然是经折装形制。

也许佛教典籍赋予经折装庄重的内涵，大臣给皇帝奏书也采用经折装，故称奏折。

梵夹装

梵夹装最早是将经书写在贝多罗叶上，然后码好，用两块木板夹住，中间穿孔订成。

也有像卷轴装那样连续的页面，比卷轴装携带方便。

这是一种从古印度传来的一种对佛教经典的装帧形式，在我国少数民族的典籍中也有用贝叶写经的。

后来经过唐代的改造，将贝叶改换为仿贝叶纸张，形成纸书梵夹装。

再到后来，梵夹装有了进一步变化。

国家图书馆藏有五代时期用回鹘文字书写的梵夹装《玄奘传》，没有穿绳的圆孔，但两端各画有一个红圈，这显然是钻孔的位置，钻孔成了一种象征意义。

后来的蒙文大藏经以及清宫所藏泥金书写的佛经，都是长条仿贝叶纸片，上下装有厚重木夹，都决无钻孔，采用黄绫绕捆。

成了变了态的梵夹装。

旋风装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发展时期，诗人写诗需要经常参看韵书。

传统流行装帧形式——卷轴装书籍，由于其特性只能单面书写，不能方便查阅韵部。

于是一种卷轴外表，以粗长厚纸做底，书叶片片粘裱于底纸右端，如龙鳞般排列，这种装帧形式叫“旋风装”。

这样的装帧保留了卷轴装的外壳，又解决了翻检不方便的矛盾。

写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 故宫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是现存中国古代书籍旋风装的唯一例证，弥足珍贵。

蝴蝶装

五代时期， 开始允许并主持雕版印《九经》。

至于宋，雕版印书事业空前发展。

卷轴装帧的书可以不分段落的连写下去，雕版印书就不行了。

这就需要将一书刊刻成若干版，一版一版印刷，印出来的是以版为单位的书叶。

于是就有了蝴蝶装这种装帧形式的诞生。

古代的印刷技术不像现在那么发达可以双面印刷，而是采取单面的印刷。

无论是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都需要做一个书版，将每张印好的书叶，以版心为中缝线，以印字的一面为准，上下两个半版面字对字地折齐。

集数页为一叠，折边居右戳齐为书脊，再在书脊处用浆糊彼此粘连。

这样的形式很像现代的平装书，打开时版心像蝴蝶展翅。

蝴蝶装书籍一版一页，版心集于书脊，即使磨损也伤不到文字，同时也没有穿线针眼和纸捻订孔，散了重装也不至于损坏，这些优点使它在宋元两代流传了将近400年。

包背装 蝴蝶装优点很多，但书页粘连两个文字区域的版面，容易造成两个半页文字彼此吸连。

包背装从蝴蝶装发展，跟蝴蝶装不同，包背装的书口向外，书本的装订用浆糊黏贴，书背连在一起，跟现在的书一样。

线装

想到古籍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这个。

线装由包背装发展而来，不同于包背装，线装是用线装订的，而且把包背改为露背。

线装书的折法跟包背装一样，但跟蝴蝶装、包背装的不同就是，它的装订不用浆糊，而是用线。

将书页码齐之后，再加上封面和封底（两页，而包背装和蝴蝶装是一页）在边上订四个孔，然后用线穿起来。

古籍的装帧形式大抵就是这样。

正是因为有这些古籍，才成就我们中华民族不断代的文化传承。

你说的应该是一篇论文吧？以下请你参考：

在宋代谁的雕板印刷的普及和图书编撰的繁荣是私人建造藏书楼指缝

两宋雕版印刷黄金时代中的杭州刻书业研究

提 要：两宋时期，凭借吴越国、南宋两次建都以及商业繁华、手工业发达之便利，杭州成为全国4大刻书中心之一。笔者试就杭州刻书业兴盛的成因，南宋定都临安后官、私、坊3大刻书业中，尤其是“坊刻”对传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卓越贡献，以及两宋杭州刻本的风貌与特点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两宋 杭州 刻书业

作者仇家京，杭州图书馆专题文献中心古籍地方文献组副研究馆员（邮政编码 310006）。

宋代享国300余年，面对北方的威胁，军事上的失利，自靖康之祸，中原沦陷、继而高宗渡江、向金称臣，蒙受了耻辱，但在刻书印刷业方面却成绩卓著。元人吴澄云：“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布满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无汉以前耳授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这就是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一书中誉之为“宋代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960—1279年）”，而杭州刻书业则是处于两宋雕版印刷黄金时代中的佼佼者。宋代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称“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即是此意。笔者试就两宋杭州刻书业的成因、南渡后杭州雕版印刷业趋于繁盛以及刻书特点进行阐述。

一、杭州雕版印刷素负盛名的成因

杭州自五代以来，雕版印刷业已相当发达。吴越王钱鏐在“天下大乱，豪杰蜂起”的五代十国纷争之际审时度势，采取“与其闭门作天子，不如开门为节度”的保境安民以至纳土归宋的策略，换来了“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舞之声相闻”的太平局面。钱氏诸王恪守钱鏐遗愿，谨慎守土，发展经济，为杭州的雕版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吴越钱鏐及其子孙信奉佛教，统治杭州期间，兴建佛寺佛塔，尤其是吴越王三世钱俶，先后在显德三年（956年）、乙丑（965年）、乙亥（975年）3次大规模主持刻印佛经，印数达20余万卷。其中藏于杭州雷峰塔塔砖之内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即刻于宋开宝八年（975年）。从这些存世的经卷实物来看，纸墨俱佳、刻印精良，已达到了较高的工艺水平。

宋承五代之后，生产力的发展已至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水平，开辟了我国刻书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代。浙江手工业发达，商业兴盛，又盛产纸张，具备发展雕版印刷业的有利条件，而杭州在五代时已是良工聚集，雕版技术颇负盛名。北宋国子监除了遍刻儒家经典以外，还大量校刻史书、子书、医书、算书、类书、诗文总集。这些监本虽发行于汴梁（开封），但大都在杭州雕版。如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所称：“浙本字体方正，刀法圆润，在宋本中实居首位。宋国子监刻本，若《七经正义》，若史、汉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资治通鉴》，若诸医书，皆下杭州镂版。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大半。”北宋时，杭州不仅承担朝廷刻书，“市易务”等公私刻书也很多。地方官刻书，有景祐四年（1037年）杭州通判林冀等衔名，经杭州详定官重详定的《白氏文集》72卷；张君房知钱塘时刻印《云笈七签》《乘异记》《丽情集》等；翟昭应知仁和县时将《刑统律疏正本》改为《金科正义》镂版印卖。私人刊印者有临安陈氏万卷堂、钱塘颜氏、杭州沈氏等。坊肆刻书有杭州晏家与钱家。寺院刻书则有淳化、咸平间龙兴寺刊《华严经》，明教寺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刻《韩昌黎集》等。

宋代提倡文治，实施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统治者为宣传封建文化，大力提倡读书、刻书。如宋蒙学课本《神童诗》所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时成为社会价值取向，更使得图书需求量与流通量的激增。朝野的官僚、士子亦以读书、劝学为重，地方官刻书成为时尚。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朱熹、张栻等百余人在各处做官之处无不刻书。他们刊刻自己的著作，或刻其祖先著作，或刊乡贤名宦著述。公余之暇，会同属吏以校雕刻书为美绩。至于各地士大夫刊其师友著述，或将家藏善本付梓流通者，更是不胜枚举。两宋的学术活动空前发展，科学、文化、历史、哲学著述丰富，编撰成绩斐然，这又促进了雕版印刷的发展。官私刻书蔚成风气，这就为雕版印刷业的发展营造了巨大的出版业市场。而活字印刷的出现，则是雕版印刷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宋括在《梦溪笔谈•技艺》中记载：“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1042—1048年）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印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娄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尽管至今还没有发现上述泥活字印刷品的实物，但是通过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所透露的信息，我们可以得知950多年前，毕升所创制的泥活字印刷技术，从制字、排版、印刷、贮字等工序上已具备了后世铅字排版印刷术的基本原理。《梦溪笔谈》中泥活字印刷工艺，或为杭州籍科学家沈括亲见并记载，而毕升所遗活字及排印器具亦为沈括子侄所得，曾有学者推测毕升是杭州人，虽缺乏文献佐证，但也足见杭州与活字印刷术的渊源。

二、宋室南渡后杭州雕版印刷业趋于极盛

绍兴八年（1138年），自高宗“车驾驻跸临安”起，终南宋之世，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等九帝，达140年之久。自高宗迁都临安后，随着中央政权的南移，财政收入增多，都城人口骤增，商市繁华，官府衙署的相继修建，杭州更是一跃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正所谓“辇毂驻跸，衣冠纷集，民物阜藩，尤非昔比。”南宋时，手工艺有了更高水平的发展，两浙又是全国的造纸中心，印刷物料尤其纸墨的质量与产量超越前代，为杭州刻书印刷业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北宋亡，汴梁的一部分雕版刻印业南迁杭州，杭州成了当时全国雕印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方。

南宋经济繁荣，文化进步迅速，著述人才辈出，科举制度的勃兴，更为杭州刻书业推波助澜，公私刻书两旺。至南宋高宗末、孝宗、光宗、宁宗、理宗时，杭州雕版印刷业趋于极盛。南宋得“行在所”之便，在乾道五年（1169年）至咸淳四年（1268年）的100年间，曾3次纂修、刊印府志，这就是被誉为方志之上驷的《临安三志》，折射出当时浓郁的学术文化氛围与刻书业的兴盛。史载，嘉泰三年（1203年），来杭投考太学者37000人。来京应试的各路生员及京城的各类学生与官员士大夫自然都有大量的书籍需求，更是推动了官、私、坊3大刻书业的繁荣。

南宋官刻本，除了国子监、秘书省可以印刷书籍以外，其他官刻本有德寿殿、左廊司局、修内司、太医局、临安府、临安府府学、浙漕司等，刻印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各类之书。杭州寺院刻本，有南山慧因讲院、北关接待妙行院、西湖净慈寺、菩提教院、净戒院刻印的佛教经籍。坊刻本，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统计，杭州书坊可考的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陈宅书籍铺、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临安府鞔鼓桥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临安府众安桥南街东开经书铺、要求贾官人宅、临安府修文坊相对王八郎家经铺、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经铺、保佑坊前张官人诸史子文籍铺、橘园亭文籍书房、杭州积善坊王二郎、行在棚前南街西经坊王念三郎家、杭州大街棚前南钞库相对沈二郎经坊、临安赵宅书籍铺、临安李氏书肆、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荣六郎家等20家，其中有的是从汴京迁来。

当时临安城中有御河，河有棚桥，有长街，分南棚、中棚、棚北大街。这一带书坊所刻之书，为宋以后的历代藏书家所珍视，称之为“书棚本”。在杭州诸多书坊中，尤值得称道的是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起父子陈宅书籍铺。20世纪60年代，北京图书馆编印的《中国版刻图录》收录全国公藏单位的189种存世宋版书中，浙江刻本75种，其中杭州刻本就达45种，且多为坊刻本。今为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唐女郎鱼玄机诗集》一书，卷终镌“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为历代递藏者所宝，钤印累累，即为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

陈起（亦名陈彦才、陈道人），字宗之，号芸居，著名出版家、图书编撰家。据有关学者考订，陈起当生于淳熙十四年（1187年）左右，一生经历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4朝。陈起有藏书楼名“芸居楼”，酷爱读书，有《芸居乙稿》行世。从时人“生来稽古心，文士独知音”“成卷好诗人借看”“每留名士饮”的说法，甚或被文士誉为“知音”，可见其在当时的文坛颇有影响。方回、刘克庄、吴文英等许多著名作家都与他交游唱和。所刻书自有一般书商不能企及的学术与市场眼光，且校印精审，为世人所重。陈起一生刻印过大量图书。据统计，陈起编刻唐诗别集在50家之上，如初唐四杰《王勃集》《杨炯集》《卢照邻集》《骆宾王集》《唐女郎鱼玄机》《唐贯休诗集》等；编刻宋江湖诗人作品总集达111家之多，《四库全书》收有《江湖小集》《江湖后集》，前者收有62家作品，后者收有49家作品；陈起编印的其他图书，据《四库全书》《增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等书著录，还有汉刘熙《释名》、宋邓春《画继》、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宋赵与时《宾退录》等。陈解元为陈起的儿子，名续芸，既称解元，似应中过举，也是有学问的人。陈起死后，他继承父业，从现存的书棚本来看，他刻书的数量甚至超过乃父。如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中所称：“宋季临安书肆若陈起父子编刊唐宋人诗集，有功于古籍甚大。”

三、两宋杭州刻本的风貌与特点

从两宋官、私、坊3大刻书业的形成与发展不难看出，杭州的刻书业在政府重视与地方官的提倡之下，刻书地点十分普及。加之刻书印书有利可图，即所谓“细民亦皆转相模锓，以取衣食”，纷纷设立书坊。至于私家宅塾以及寺庙，莫不有刻。处于雕版印刷黄金时代的两宋杭州刻本，既有时代共性，也有自己独特的风貌特点。

（一）从写本过渡到“化身于亿万”的刻本时代

在历代刻本中，人们对宋刻本倍为推崇。从诸如“百宋一廛”“皕宋楼”等藏书楼名可以看出，明清以来藏书家将收藏宋本视同拱璧，甚或有“佞宋”一说。撇开宋刻本经济价值日见昂贵诸因素不论，主要原因在于经籍是依据蜀石经刊刻外，其他的古籍大都直接根据唐人或唐以前的写本刻印，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古书、古注的原貌。随着古写本的濒临绝迹，宋本记载的材料也最为可靠，它不但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是订正明以后因辗转刻印而产生的妄改或讹舛错脱的最重要的校本。两宋时期，杭州雕版印刷术的普遍应用，使得古写本化身于亿万赖以流传至今而免遭泯灭，为古代文化的流传作出了重要贡献。上述所举杭州睦亲坊陈起遍刻唐宋人别集、总集即是一例，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元和江标辑《唐人五十家小集》，即是根据陈起刻本翻刻行世。

（二）官、私刻本大都校勘精审

宋朝政府重视古文献的整理，无论官刻本或私刻本大都校勘精审。北宋时设有专门收藏、整理、编撰书籍的中央所属机构。如崇文院（包括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3部分），曾经整理过许多书籍。宋代官刻书在未刻之前必须精加校勘。据《事实类苑》载，凡一书校勘既毕，送复勘官，复勘既毕，送主判管阁官，复加点校，经过3道手续成定后，方可镂版。以国子监为代表的官刻，其质量自不待言，因以将所刻书作为民间范本，即便私家乃至许多有识之士主持的书坊也是如此。如上述南宋杭州书坊主陈起、陈续芸父子，本人就是文学家，能诗善文并且识书，陈起在编刻书籍的过程中，忠于原著，并非随意删改。叶德辉在《郋园读书志•李群玉诗集》云：“明郎瑛《七修类稿》言陈道人刻诗，于缺字处多以意补，今观此集，缺而未补者正多。”清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披沙集》云：“盖陈氏在临安刊书最多，而且精也。今观此本，刻印雅洁，全书完美无缺，信可宝也。”可见陈起编刻之书，实事求是且校勘精良，为世人所赞誉。

（三）纸墨俱佳，写刻精良

宋代文化发达，物力充足。官刻本、监刻本开本弘朗，纸白如玉，字大如钱，墨黑如漆；且装潢典雅，工艺之精美，素为后世称道。宋刻本率由善书之士亲写上版，字体大都继承唐代的欧、柳、褚、颜诸家风格，间架波磔，浓纤得中，端庄凝重，读之赏心悦目。明高濂《燕闲清赏笺》云：“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格用单边，间多讳字，用墨稀薄，虽着水湿，燥无湮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清代孙从添《藏书纪要》云：“若果南北宋刻本，纸质罗纹不同，字画刻手，古劲而雅。墨气香淡，纸色苍润，展卷便有惊人之处。”可见，大部分宋本的雕印十分精美，其本身就是艺术品，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其版式特征亦成为明、清雕版印刷的楷模，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版本学资料。

杭州不但写刻精工，而数量也多，有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可证。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云：“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始不减杭州，而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从这一段话中可以得知，宋代京师（开封）、杭州、蜀与福建4大刻书中心，其他3处的刻书质量都不能与杭州刻本相比。就刻书的数量而言，入元后，在全国知名的书院中，尤以杭州西湖书院刻书最为有名，其原因就是西湖书院为宋时太学故址，原藏经、史、子、集四部书版多达20余万，几乎是浙江版刻总汇。从这个侧面可看出南宋杭州雕版印刷业的空前盛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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