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师自阿逾陀国礼圣迹。顺殑伽河。与八十余人同船东下欲向阿耶穆佉国。行可百余里。其河两岸皆是阿输迦林非常深茂。于林中两岸各有十余船贼。鼓棹迎流一时

而出。船中惊扰投河者数人。贼遂拥船向岸。令诸人解脱衣服搜求珍宝。然彼群贼素事突伽天神。每于秋中觅一人质状端美。杀取肉血用以祠之。以祈嘉福。见法师

仪容伟丽体骨当之。相顾而喜曰。我等祭神时欲将过不能得人。今此沙门形貌淑美。杀用祠之岂非吉也。法师报。以奘秽陋之身得充祠祭。实非敢惜。但以远来意者

欲礼菩提树像耆阇崛山。并请问经法。此心未遂。檀越杀之恐非吉也。船上诸人皆共同请。亦有愿以身代。贼皆不许。于是贼帅遣人取水。于花林中除地设坛和泥涂

扫。令两人拔刀牵法师上坛欲即挥刃。法师颜无有惧。贼皆惊异。既知不免。语贼。愿赐少时莫相逼恼。使我安心欢喜取灭。法师乃专心睹史多宫念慈氏菩萨。愿得

生彼。恭敬供养受瑜伽师地论。听闻妙法成就通慧。还来下生教化此人。令修胜行舍诸恶业。及广宣诸法利安一切。于是礼十方佛正念而坐。注心慈氏无复异缘。于

心想中若似登苏迷卢山。越一二三天见睹史多宫慈氏菩萨处妙宝台天众围绕。此时身心欢喜。亦不知在坛不忆有贼。同伴诸人发声号哭。须臾之间黑风四起折树飞

沙。河流涌浪船舫漂覆。贼徒大骇。问同伴曰。沙门从何处来。名字何等。报曰。从支那国来求法者此也。诸君若杀得无量罪。且观风波之状。天神已嗔。宜急忏

悔。贼惧相率忏谢稽首归依。时亦不觉。贼以手触。尔乃开目谓贼曰。时至耶。贼曰。不敢害师。愿受忏悔。法师受其礼谢。为说杀盗邪祠诸不善业。未来当受无间

之苦。何为电光朝露少时之身。作阿僧企耶长时苦种。贼等叩头谢曰。某等妄想颠倒为所不应为事所不应事。若不逢师福德感动冥只。何以得闻启诲。请从今日已去

即断此业。愿师证明。于是递相劝告。收诸劫具总投河流。所夺衣资各还本主。并受五戒。风波还静。贼众欢喜顶礼辞别。同伴敬叹转异于常。远近闻者莫不嗟怪。

非求法殷重何以致兹。《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三》

　　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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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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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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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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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唐·房玄龄等著，130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南朝梁·沈约著，100卷。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著，59卷。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梁书

　　唐·姚思廉著，56卷。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唐·姚思廉著，36卷。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北齐·魏收著，130卷。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珪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唐·李百药著，50卷。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著，50卷。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隋书

　　唐·魏征等著，85卷。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南史

（一）汉代的注和唐宋的疏

由于语言的发展和口授传抄的错误，汉代人已不能完全读懂先秦古书，于是有人作注。汉注虽多是儒家的经书，注家思想也受儒家局限，但因时代距先秦较近，对字句的解释至今仍有很高的价值。同理，唐人不易读懂汉注，于是出现了新的注解方法“疏”（又叫“正义”），既解正文，又解注文。宋人也沿用这种方法。

（二）注疏的体例

后人把注疏与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的注音合刊成《十三经注疏》。以《毛诗正义》为例，注疏的体例是：用双行小字排在正文下，开头没有“笺云”的是汉毛亨的“传”，“笺云”是汉郑玄的“笺”，圆圈以后是陆德明的注音，“疏”字后是唐孔颖达的“疏”。疏的体例一般是举出所要疏的经文或注文的首尾各二三个字，用圆圈隔开，然后用“正义曰”再疏解。 （一）汉唐人的注解

1内容：汉唐人注解重在训释字句，加注读音，也有通释大意的。唐代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重在注明典故的来源和某些词语的出处，有的重在阐明哲学思想。

2范围：汉注从经书开始，后渐扩大。唐人除给经书作疏外，也注子书，还为汉代以后古书做笺注。

（二）宋人的注解

风格与汉唐大不相同，常利用注解来发挥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习称“六经注我”。

（三）清代的注解

1详尽可靠。一些学者对文字、音韵、训诂有较深的研究，注解风格为之一变，重视从材料出发，方法也有进步，所作注解大都详尽可靠，因此称为“朴学”。但有的不免于烦琐。

2注重校勘。

[附]两个校勘术语：（1）　“衍文”，指古书中误增的字。（2）　“脱文”，指脱落的字。

四、旧注中常见的术语

（一）曰、为、谓之：用来释义或辨析同义词，相当于“叫做”。被释词在后。

（二）谓：用来说明前面词语所指的范围或比喻，相当于“是指”、“是说”。被释词在前。

（三）貌、之貌：表明所解释的是形容词，相当于“……的样子”。

（四）犹：用来说明是以同义词解释同义词，或用引申义释本义，注释的词和被注释的词意义不完全相同，相当于“等于说”。

（五）之言、之为言：常用于声训。

（六）读为、读曰、读若、读如：用来注音（注释和被注释字不完全同音）。读为读曰：用本字说明假借字，注音兼释义；读若、读如：主要是注音，偶尔也用本字说明假借字。

五　对待旧注的态度

了解旧注的局限；不抹煞古人，也不迷信古人。吸收其有价值的东西

这篇文章里有例子，也有原因分析：

文献本身的真伪，经过了辨别，但辨伪工作仍未完成，还必须进一步辨别真文献中的记事是否信实，是为辨伪事。历史文献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各阶级成员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上，对于社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问题，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记载史事，也就会有不同的观点。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总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①，而对于敢于反抗的农民，则极尽诬蔑丑化之能事。清修《明史》，号称精审，赵翼云：“《明史》则博览群书，而必求确核。盖取之博而择之审，洵称良史。”②但《明史》记张献忠，却不但斥之为“流贼”，且云：张献忠“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①张献忠起义的崇祯年间，全国共有多少人口，史书失载。但《明史·食货一》载有三个数字：洪武26年，天下口60，545，812；弘治四年，口53，28l，158；万历6年，口60，692，856。《明实录》则对明代各帝在位年间的全国人口数，多有记载，亦均不超过6700万。②那么，张献忠所杀的“男女六万万有奇”从何而来《明史》记事，为何前后矛盾至此修刻流传过程中有意或无意造车录》所载全国人口数字显然，这是封建史家为了丑化农民起义而有意编造的伪事。剥削阶级总是按照他们当时的政治需要来记述历史，如果史实与其政治要求相矛盾，便不惜歪曲史实以迎合政治需要。逼于政治要求，许多号称良史的封建史家，也只好对统治者隐恶虚美，曲加回护。此外，史书中还有因传闻异词，或作者记忆失真，又限于条件，一时无从核实而造成的记事失实。总之，由于阶级的限制、时代的限制、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等原因，历史文献中难免有失实的记载，有伪事，必须加以考订，使记事显出真相，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可靠史料。

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③这说明在2000多年前，我国学术界已经注意辨别文献中记事的真伪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史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治史日益深人，于是有考订史事的专著出现，如西晋谯周的《古史考》等。唐代刘知几著《史通》，提倡直书，反对曲笔，其《疑古》篇对《尚书》提出10疑，《惑经》篇对《春秋》提出12条“未喻”，指出它们记事失实，而后人对《春秋》等经典的赞扬，则是“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是“虚美”。清时考据学大盛，专门考订史书记事的专著，以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为最佳。到了近代，梁启超将文献中的伪事区分为七类，指出伪事之由来，或系无意失误，或为有意虚构，并将辨证伪事的方法归纳为7条①。梁启超的考订记事，比旧的史考进步科学，但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进行史考，所以对文献中诬蔑农民起义之类的荒谬记事，仍不作考证，有时还制造混乱，继续歪曲史实。只有批判地吸收传统考据学的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考订文献中的记事，才能考清楚史事的真相，找出合于历史实际的记载。

校勘学的功用 现存历史文献经过辗转流传，其中文字错漏甚多。近人章钰用各种宋本校订胡刻《资治通鉴》正文，校出“脱、误、衍、倒四者，盖在万字以上。内脱文五千二百余字。关系史事为尤大。”陈垣校勘《元典章》，也校出错误12000余条。古籍文字形成错漏的原因，大致有五：

(1)保存文献，难免火烧水湿。虫蛀鼠咬，致使字迹不清．原件残缺。或章句相涸，上下谬乱。特别是古代的简策。编连的牛皮条或丝绳一断。即易错简脱简。

(2)传抄翻刻古书。难免笔误。所谓“书三写，鲁成色”，“亥”变为“豕”，“焉”变成“马”。抄书时常因形似而误，音似而误，在两行按续之间。则易看错前后行字句，致使衍字、脱字。

(3)后人抄书、校书或注书时，对某些文句妄加猜测，擅自改动。如《史通·申左》云：

汉之太史，晋之著作，彝成国典。时号正盲。既而《先贤》，《智旧》，《语林》、《世说》，竟遣异端，强书他事。夫以传自费巷，而将斑马抗衡。访诸古老，而与干(刻本误作子)孙并列。斯则难矣!

清代浦起龙作《史通通释》。见“而与子孙并列”，发觉不通，便将“子孙”擅改为“同时”，又将“班马”改为“册府”。李慈铭正确指出，浦氏“不知‘班马’字承上之‘汉之太史’句；‘子孙’当作‘于、孙’，谓晋之干宝撰《晋纪》，孙盛撰《晋阳秋》也；承上‘晋之著作’句”，因而这是“专臆恣改”。

(4)因避讳而改字。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对当代君主、父母或所尊崇的圣贤，不得直书其名，必须用改字、缺笔或空字的方法加以避开，是谓避讳。这是中国特有的风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直到辛亥革命后才逐渐废止。由于避讳，又去追改古书。历代官名、地名、人名随着各朝避讳而多次改动的甚多。这就给古书文字造成了混乱，既带来了阅读的困难，又改变了原书的旧观。

(5)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有意义窜改文献。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清修《四库全书》。为了泯灭汉人的民族思想，巩固清朝的统治，不但全毁、抽毁大批所谓“违碍悖逆之书”，又对保存下来的许多书籍加以“酌量改易”、“改定字句”。于是连宋、明人著作中的“金贼”、“虏廷”、“人寇”等用字，也都被窜改为“金人”、“北庭”、“人塞”，以免引起汉人的民族意识。

古籍文字有误、漏、衍、倒，含义就会有所出人，以至完全不同，既破坏了文献本身的真实性，又使所载史事晦暗难明，甚至歪曲了事实的真相。《吕氏春秋·察传》篇载的卫人将“晋师己亥涉河”讹为“晋师三豕涉河”，含意就完全不同了。又例如清初的顾炎武，富有民族气节，坚持做明的遗民。据清初抄本，他的《日知录》中称明朝为“我朝”、“本朝”，称明初为“国初”。但后来通行的刻本，都改为“明代”、“有明”、“先朝”、“国初”了。这就窜改了《日知录》的真面目，抹杀了顾炎武的民族立场。所以，“书不校勘，不如不读”。从文献中收集起来的史料，必须加以文字校勘，才能放心利用。

版本学的功用 《校勘学释例》将校勘方法总结为4种：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有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这种校法是对比异同，发现问题，以便设法分辨是非，去伪存真。它要求多收集些不同的版本来相互比较。由于文献中的文字讹舛多是在翻刻流传过程中有意或无意造成的，因此一般说来，原本或初刻本是错误最少的本子。但有些最后的翻印本，由于经过认真的校订，也可能是错误最少的版本。所以对比校勘，不仅要依靠最原始的或较原始的版本，而且要依靠经过认真校订的可靠的版本或错误较少的版本。这样，研究古书版本的特征和差异，鉴别其真伪和优劣的版本学，就成为历史文献工作特别是校勘工作必要的一门学问。而辨伪、目录学也离不开版本学，因为伪书的辨定，往往可以从版本上找到根据，而目录的内容之一就是备列各书的版本情况。

辨别文献本身的真伪，校勘文献中的字句，实质上也是考订文献中所载的史实是否真实可靠。因而辨伪书、辨伪事、校勘，又统称之为考据，它们都必须信而有据。传注大致也属于考据。考据学、目录学、版本学，是历史文献学的传统分支学科。由这些分支学科组成的历史文献学指出了从文献中收集史料的门径，又闻述了鉴别史料、确定其来源、性质、可靠程度与实际价值的方法，对于充分地、详细地占有信实可靠的史料，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因而是历史科学不可缺少的一个部门。文献学为历史研究提供史料依据，文献学的不断完善，为历史科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四节 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科学的辅助学科

历史文献学为历史研究服务 历史研究要占有史料，但并不是搜集到史料并弄清其真伪就算完成历史学的任务了。历史科学要从总体上反映出历史发展过程的真实景象，又要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1 衣我以其衣 的古文翻译

用他的锦衣让我穿。

出自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淮阴侯列传》的：

韩信曰：“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向利背义乎？

译文： 韩信说：“汉王给我的待遇很优厚，他的车子给我坐，他的衣裳给我穿，他的食物给我吃。我听说，坐人家车子的人，要分担人家的祸患，穿人家衣裳的人，心里要想着人家的忧患，吃人家食物的人，要为人家的事业效死，我怎么能够图谋私利而背信弃义呢！”

扩展资料：

《淮阴侯列传》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传，出自《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本传记载了西汉开国功臣韩信一生的事迹。功高于世，却落个夷灭宗族的下场。注入了作者无限同情和感慨。

本传记载了韩信一生的事迹，突出了他的军事才能和累累战功。功高于世，却落个夷灭宗族的下场。注入了作者无限同情和感慨。

本文细节描写非常精彩。韩信受胯下之辱的细节，不仅画活了屠中少年的个性特征，而且也很好地描写出韩信的心理特征。

“断烂朝报”一语，最早出自王安石之口。自宋代以来，几乎众口一词，认为这个比喻是王安石对经书《春秋》的指斥。这一逸事，研究思想史、学术史乃至历史的人，大多熟知。

经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民族融和，到了大一统的唐代，胡汉语境本来已经淡漠，不过，承继五代的政治地理，宋代紧张的民族关系，又重新强化了华夷意识。这一现实背景，让强调尊王攘夷大一统的《春秋》地位升高，备受重视，带有了强烈的象征意义。大凡带上象征意义的事物，是不容轻易置评的。比如之所以不能轻易否定岳飞，不能轻易肯定秦桧，不光是基于客观的历史事实，还有象征意义带给人的感情因素掺杂其中。王安石斥《春秋》为“断烂朝报”，在宋代饱受非难。朱熹编《伊洛渊源录》，李幼武接着朱熹编的《名臣言行录》，以及理学家胡寅、真德秀也都以此指责王安石。

《春秋》不仅讲尊王攘夷大一统，还有以微言大义的笔法，褒贬历史人物。这就让《春秋》更具有了深刻的历史意义。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从此可以仿效《春秋》，以微言大义让乱臣贼子惧。《春秋》的这一作用的阐发强化，使史书不再仅仅是作为资治的通鉴而存在，更成为高耸的穿越时光的历史耻辱柱。让昏君乱臣都不敢肆意妄为。大哉，《春秋》！

《春秋》一经，拥有如此多层的伟大意义，王安石居然斥为“断烂朝报”，是可忍，孰不可忍！

那么，王安石真的指斥《春秋》为“断烂朝报”了吗？宋人多数对此深信不疑，只有微声稀音表示了异议。程颐的弟子尹和靖就说：“介甫未尝废《春秋》。废《春秋》，以为‘断烂朝报’，皆后来无忌惮者托介甫之言也。”据此，南宋林希逸在其《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二八《学记》中为王安石鸣冤：“今人皆以‘断烂朝报’之语为荆公之罪，亦冤甚矣。”

这件公案，经过清人蔡上翔等人全力发覆，几乎可以断言，这是泼给王安石的一盆脏水。当代《春秋》学研究的著名学者赵伯雄先生指出：“通览王安石全部著作，无一语诋《春秋》者，反而多次引用《春秋》传义。”

不过，王安石指斥《春秋》为“断烂朝报”见于宋朝国史，因此，在《宋史·王安石传》中也有记载。见于国史也未见得着实，争议甚多的王安石变法，让倾向于否定王安石的国史传记问题颇多。尽管如此，从《宋史·王安石传》对于王安石指斥《春秋》为“断烂朝报”一事的记载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丝破绽来。传载：“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中的一个“戏”字。戏者，玩笑也，当不得真。

从清人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的转引中，我看到了这样的记载：

其高弟弟子陆佃师农、龚原深父并治《春秋》。陆著《春秋后传》，龚著《春秋解》，遇疑难者，辄目为阙文。荆公笑谓：阙文若如此之多，则《春秋》乃断烂朝报矣。盖病治经者不得经说，不当以阙文置之。意实尊经，非诋经也。

这段记载尽管我还没有找到原始出处，相信《宋史》本传中的那个“戏”字，就是由这段逸事而来。而这段逸事所述便是王安石说《春秋》为“断烂朝报”的具体语境。本来王安石是一种反讽的假设说法，犹如说“夔一足”。以讹传讹，“断烂朝报”就落实成为对《春秋》的指斥。

为王安石翻案，并非此文的本意。我感兴趣的是王安石对待文献的态度和处理对文献的认识。

其弟子研治《春秋》，遇有解释不通处，便视为文字有脱阙。对此，王安石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作为史书的《春秋》就成残缺不全的文件汇编了。显然，王安石不赞同这样的认识，以及以这样的认识来处理文献中的疑难问题。

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王安石的这一“断烂朝报”的言论，对于今天校勘古籍，亦不乏启示意义。

像王安石弟子那样处理文献的往例，我在校勘实践中，也曾遇到过。聊举如下。

这是在校勘曾巩编纂的北宋前期史书《隆平集》时所遭遇的实例。在卷九《弭德超传》中，有“怒王显等居其上”之句，清人彭期七业堂刻本在“王”与“显”之间空出三行。检《四库全书》本，则于“王”下注一“阙”字，并空出三行，以示脱阙。根据我的检核，收录于《四库全书》的《隆平集》底本正是七业堂刻本。四库馆臣见底本有三行空余，以为此处有脱文，故注一“阙”字，且亦依样空出三行。然检《东都事略》卷三三《弭德超传》载：“德超怒显居其上，诟之，且曰：我有安社禝功，汝何人，反在我上？又大骂曰：汝辈当断头，我度上无执守，为汝辈眩惑。显以闻。”《宋史》卷四七《弭德超传》并《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四月壬子条所记略同。据此可知，此处原本不阙，底本由于刻板原因，余出三行，四库馆臣不审视内容如何，便误以为底本原有脱文，很负责任地注上一个“阙”字，还依样空出三行。殊不知大谬。

同样的情况还见于他处，同卷《曹彬传》于“虽克新城，破涿州”之句，彭期本在“破”与“涿”之间空出一行，四库本亦于“破”下注一“阙”字，并余出相当于一行字数之空缺，以示脱阙。而检之《东都事略》卷三三《曹彬传》载：“雍熙三年，诏彬将幽州行营前军马步水陆之师，与潘美等北伐，败契丹于固安，破涿州，又与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战于岐沟关，我师败绩。”又《名臣碑传琬琰集》中集卷四三所收李宗谔撰《曹武惠王彬行状》亦载：“三月，破虏固安南，斩首千余级，克其城。又下新城、涿州。戎人来援，大破其众于城南，获马五百匹，杀奚酋贺思相公。四月，又与米信破虏于新城东北，斩首二百级。五月，与虏战攻歧沟关，王师不利。”据此可知，此处原本不阙，也是底本由于刊板原因，余出一行，以此为底本之四库馆臣又误以为此处脱文，故注一“阙”字，且亦依样空行。

另外，卷一三《戚纶传》“诈为灵木石之异”之句，“诈为”之下，彭期本原有一墨丁，且于传后记有校语云：“原本灵上疑脱神字。”据此，四库本记入一“阙”字。按，检与《隆平集》此传几乎一字不易之《名臣碑传琬琰集》下集卷七《戚学士纶传》，知此处并无脱阙。

对于四库本上述所注“阙”字处，除了运用以上的他校进行考证之外，我还核对了上海图书馆所藏之董氏万卷堂刻本，亦并无脱阙。

由以上几例可见，四库馆臣是从底本空行等表面形式上来判断《隆平集》上述几处存在脱阙的。这跟王安石弟子不解《春秋》上下文联系而认为存在阙文一样，都是属于主观臆测。诚然，古籍文献中不乏文字脱阙现象，但大多数文献并非都是不可卒读的“断烂朝报”。

以不阙为阙，诚为古籍整理时常常遭遇的一个问题。

像王安石弟子和四库馆臣那样具有警惕意识和怀疑精神自然很可贵。不过这种警惕意识和怀疑精神必须要落到实处，得以印证，不能以推测代替结论。那么，如何判断文献是否存在文字脱阙呢？从校勘学入手，需要检核其他版本的异同，来进行判断是否存在脱文。不过，这还是属于技术上的操作，不够有力。最有力的方式，当是技术层面的操作与内容考证相结合。上述几例就是先从其他相关文献证实内容上并无脱阙，然后又从版本上加以印证，并寻觅出显现出貌似脱阙的原因。校勘古籍，一定要深入到古籍文本的内容当中，不能只做机械的“点书匠”。过去刻制书版时书写的工匠，虽然写得一手好字，由于文化水平不高，不解书写的内容，所以往往致误。机械的“点书匠”，亦犹此也。

王安石“断烂朝报”的笑谈，四库馆臣的教训，给古籍整理和文史研究的启示良多。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日本学习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