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和“古玩”在收藏界还是有比较明确界定的，它们之中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又是相对独立的存在，更多的应该是内涵和外延的关系，要完全的区分它们，取决于各人的认知。

“文物”要突出“文”字含义，可以理解为有文化价值的物件或有文化底蕴的物体，还可以理解为，具有人文历史研究价值和纪念价值，或考古价值的文化遗产或历史古迹。

这中间包含的信息量是非常广泛的，大到一个大型建筑物，比如：万里长城，秦始皇墓葬群，敦煌莫高窟佛雕，小到一方皇帝玉玺，一个官窑御用花瓶，一本毛主席语录等，物件、物体时代可远可近，有文化价值才是内涵。

而“古玩”泛指年代久远的古物玩件，其中要突出“古”字的含义，存世年限不能低于八十年，既然是古物玩件，必然不是大物体，突出经济价值和鉴赏价值，包含的历史文化价值等只是外延。

“古玩”的种类同样非常广泛，比如：古钱币，瓷器，书画，玉石等。“文物”和“古玩”最大的区别是：“文物”不可以买卖，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古玩”有可能是“文物”，但是“文物”不一定就是“古玩”。

古玩一般指超过五年以上的具有一定人类活动印记的物品，也可以理解为一切老的物件。文物我个人的理解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有价值的物件，它应该至少具备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要有代表特定时期的文化符号的能力；二是一定是所处时代的人文产物。

简单的理解就是，文物自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价值不菲了。而不单纯的是因为时间沉淀才体现出它的价值。所有的文物都可以称之为古玩，而古玩却很难跟文物搭上边。

在国家层面上有明确的规定文物是禁止买卖的，而古玩是可以交易买卖。身份和级别不一样，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文物一般都具备:文化价值、教育价值、人文价值、学术研究价值、考证价值。

弘扬国学必须从诵读“原典”开始。”

确实，南怀瑾先生曾讲：配合地图，读古人的史书“原典”（而不是当今专家、教授写的通史），可以培养出真正的大政治家。出将入相，博古通今。那就需要我们：1、通古文（会文言文），2、认得繁体字。

我们知道，小朋友们得到知识一般是两个途径：一是直接，一是间接。

直接的途径，一般是通过身傍的师友，得到学习和收益；间接的善知识，多半是书籍。

其中，书籍给人们带来的启迪和能量，有时超过直接从身傍周围人的学习。因为人的周围未必有那么多高人，而古籍中，却多半是高人与你的对话。如果你读得懂古文，那么几千年前，古人的话你都会听得懂，看得明白，就如在他们身傍参加一个极高级的学习讲座，而且那些讲座，是千百年来，经历时间的考验和朝代更替，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精化。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古籍，是古人流传下来给我们的，而我们的前人，可能是世界上，最爱护自已子孙的先民了，他们极有智慧，而且好记载，好记历史，（有些其他民族的先民，也很有智慧，但是他们不注重历史，也不好记载，所以，只有文化失传）。而且我们的先人，是十分有道德、并且注重道德的。所以，他们传下来的东西，大多是流淌着对子孙后代殷殷期望和厚爱的精华。

而且，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能够流传下来的东西，大多是经得历了多少代人的传递，试想，一本时尚杂志，可能会在书柜里放着十年二十年吗，想必不到一个月，就变卖成废纸了。如果一本书能在手里留到自已去逝，并且值得把它传给后人，并且后人在他去逝后，还觉得这本书有保存价值，可以想一想，这本典籍，必然是具备相当价值的，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

所以有人说，读一本好书，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如此看来，古人有心流传下来的至宝，你不去挖掘，还有心去阻挡别人去挖掘，阻挡别人从中获得利益，你这还是希望未来的孩子们个个贤达有出息、有所成就吗？大概您只想让孩子们接受“小猫叫，小狗跳”的浅智儿歌，只接受当今电视里那些泡沫剧，接受那些杀、盗、*、妄的启迪，而想把他们挡在智慧之门之外，挡在古圣先贤慈悲教诲的殿堂的门外。如此看来，您想一想，您是想“救救孩子”吗？

再说文言文 我们的文言文，是先人极有智慧的发明，他们让文字记载与平常的语言对话，分开两条腿走路。我们知道，人们说话的语言方式，几十年一变，变来变去，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大概后世一百年，读我们今天的话，会需要考古。

由于文言文是独立的文字记载，所以，如果你读得懂古文（文言文），那么，上至周朝，下至近代，所有的文章，你都可以读懂，都可以从中受益、从中学习。

文言文，这个智慧的发明，在今天，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附]：南怀瑾先生讲文言文的重要 中国古人了解，语言最多三十年一个变化，因地方不同带来的语言变化也是一种，所以把语言和文字脱开。后人只要花两年的时言，学会了一两千个字，几千年以上的书也能读懂。外文不同了，譬如英文，现在已经一二十万字，还在不断地发展下去。一百多年前的外文古书，现在人已经看不懂了，非要专家研究不可。中国文字不同在这里。

中国文化宝库一把钥匙打开，就是古文。古文、古诗学好了，白话文、白话诗也自然会写得好。

文言文，一个智慧的工具。 [转贴] 因为中国有文言文，所以，几千年前老祖先如孔老夫子的东西，摆在今天的人们面前，人们仍可以看得懂

相比来说，西方文明，如古埃及、古巴比仑等文明，他们的文明就没那么幸运，因为他们的先人没有我们先人如此的智慧，没有发明文言文这样好的一种工具，所以，今天的科学家再去研究他们几千年前的东西，简直是要命，那真是专修那个科目的世界上极少的几个科学家才可以懂得古埃及和古巴比仑人要说些什么。相比来说，我们的《老子》、《吕氏春秋》……摆在面前，一般稍通文言的人，都可以读懂。

如此看来，文言文，他的优势是将一个文明，完整的，原封不动的，很好的传承下来。

并且，因为他的精练，所以文言文里面，还有许多白话文无法替代的韵味和智慧在其中。值得珍惜，值得学习。

读懂文言文是与“先民中的智者”沟通。吸收的是中国几千年来，智慧的精华。如果能把这把“钥匙”掌握在手，那对于一个人的学识和修养一定大有裨益。

现在的儿童读经教育正在着手于此，当然他们还要加诵一些英文的经典和心珠算等等。

       “蓝本”一词，原是古人印刷书籍过程中的一个专用词。 在古代，人们称雕版或活字版印刷的图书为“版本”。因版印书一般为墨印，故又称“墨本”。明清之际，技术进步，出现了红色、蓝色印本，分别称“朱印本”“蓝印本”。这种“朱印本”“蓝印本”并不批量印刷，而是在用以印刷的模板做好之后，刊刻人先以红色或蓝色印出几本，用作校对之用，以改正模板中的错误，相当于现在印刷过程中的“校样”。定版之后再用墨印正式批量印刷。

       而“话本”便是这些说唱艺人在“说话”时所用的故事底本。有的详细一些，可以直接当故事读；有的则仅仅是简略大纲，起个提示作用。具体而言，“说话”分为小说、说经、讲史和合生四种，因此“话本”也就分为这四类。 小说家的话本，从题材上分为公案、爱情、神仙鬼怪三类。全部为短篇小说，故事人物一般为中下层民间人物。在来源上，绝大部分是从传奇和笔记小说中抄录而来，只是讲时换作更通俗的口语。语言特色上，“话本”中一般都穿插不少诗词；里面经常出现模仿听众对“说话”艺人提问的“说话的”这种称呼短语。从小说史的角度来说，宋元话本是中国小说史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讲史家的话本，又称“平话”，如《三国志平话》。

     《书林清话》载：“其一色蓝印者，如黄记《墨子》十五卷，……此疑初印样本，取便校正，非以蓝印为通行本也。”因这些本子是一部书成版以后最初印制的，常称为“初印红本”“初印蓝本”。又因“初印蓝本”最常见，所以，人们便把印刷工作底本简称为“蓝本”。 后来“蓝本”一词逐渐演变，不再局限于印刷领域，引申为一种泛泛意义上的原始的参照物。

1、《中庸》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

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2、《春秋》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2019年2月报道，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

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4、《史记》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5、《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

《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古代文史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