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的修书过程:永乐修书保存了失传古籍
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即欲修纂类书,商议编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但未修成。明成祖即位后,为整理知识,令解缙等人修书。编撰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过程召集147人,首次成书于永乐二年(1404年),初名《文献集成》;明成祖过目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不甚满意。永乐三年(1405年)再命太子少傅姚广孝、解缙、礼部尚书郑赐监修以及刘季篪等人重修,动用朝野上下共2,169人编写。组织设监修、总裁、副总裁、都总裁等职,负责各方面工作。蒋用文、赵同友各为正副总裁,陈济为都总裁[1] ,参用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永乐五年(1407年)定稿进呈,明成祖看了十分满意,亲自为序,并命名为《永乐大典》,清抄至永乐六年(1408年)冬天才正式成书。据《进永乐大典表》称,全书缮写成22,877卷,目录60卷,成书11,095册。
《永乐大典》修书过程中,对收录书籍未做任何修改,采用兼收并取方式,保持书籍原始内容。但据专家表示,《永乐大典》有不少错漏,并非如人所誉不曾擅减片语,谢保成即指出《永乐大典》卷一九六三七目字韵下医目条引《林唐语》,原文出自《因话录》卷六《羽部》,《永乐大典》随意删改此文的情况非常严重,连善医者沈师象也讹作喜医者沉大师象。
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原书只有一部,现今存世的皆为嘉靖年间的抄本。明世宗十分喜欢《永乐大典》,经常随身携带,翻阅查找验方。嘉靖四十一年八月下令抄写了一部。隆庆初告成,原本归还南京。其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这套书到乾隆年间存有8,000册,因此有人怀疑当时并未抄完。对于原书的去向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历史学界有多种猜测。顾炎武《日知录》断定大典全部皆佚。另一个猜测是,原书已给嘉靖皇帝殉葬。嘉靖驾崩后没有马上入葬而是等了很久,当时抄本正在进行中,有人认为是在等抄写工作结束。而最后嘉靖的抄本只有8,000册,让人怀疑可能是急于下葬而没有抄完。若果真如此,嘉靖入葬的永陵经遥感探测已证实内部全部积水,那么《永乐大典》的原书已经无法再让后人看到了。
《永乐大典》在明代即有佚失。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修《四库全书》发现《永乐大典》已遗失缺失2,422卷,约千余册。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佚书,其中有385种收入《四库全书》,以为菁华已载,糟粕可捐,原(书)可置不复道了。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劫掠,丢失大量《大典》。光绪元年(1875年)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大典》不足5,000册,《永乐大典》之所以迅速流失,主要是职员监守自盗,据说文廷式一人即曾盗走百余册《永乐大典》。[11]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翁同入翰林院清查时仅剩800册,现今尚存约400册,810卷,不到原书的4%。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翰林院被义和团的拳民焚毁,《永乐大典》损坏三百余册。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十一日,英使馆交回《大典》330册。不久又遭到监守者瓜分1912年翰林院所藏《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时,仅剩64册。
现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161册,另外美国国会图书馆还藏有40册,英国各地包括英国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英国剑桥大学等存有51册,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大学图书馆、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等存有5册,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三理图书馆、日本静培堂文库、日本斯道文训、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和韩国旧京李王职文库亦有搜集, 立故宫博物院则存有62册。
《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392部,2008年3月1日公布;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2392部)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个)名单,现予公布。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这些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和利用好珍贵文献典籍,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指导方针,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公布为契机,加强科学规划,加大工作力度,切实做好珍贵古籍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使中华民族珍贵的文献典籍永泽后世。 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51个) 国家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 天津图书馆 山西省图书馆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 辽宁省图书馆 辽宁省大连图书馆 黑龙江省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 江苏省苏州图书馆 江苏省常熟图书馆 浙江图书馆 安徽省图书馆 福建省图书馆 山东省图书馆 湖北省武汉图书馆 湖南图书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重庆图书馆 云南省图书馆 山东省青岛市图书馆 河南省图书馆 湖北省图书馆 贵州省图书馆 陕西省图书馆 甘肃省图书馆 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 贵州省荔波县档案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 上海博物馆 山西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 河南大学图书馆 河南大学图书馆 苏州大学图书馆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南京大学图书馆 复旦大学图书馆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516部,2013年3月8日公布。
国务院正式公布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上海图书馆藏北宋拓本《三藏圣教序》、徐州市图书馆藏南宋刻本《四书章句集注》、青岛市博物馆藏清蒲松龄《鹤轩笔札》稿本等1516部古籍入选该名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浙江省西泠印社、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等16家单位成为第四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汉文古籍1218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286部,其他文字古籍9部,3种甲骨文。这是甲骨文首次进入《名录》。《名录》收录宋元拓本71种,明清稿本76部、抄本177部;收录舆图43种,其中,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西汉地图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纸质地图,也是世界上最早用于书写的纸张实物,还是西汉初即已发明造纸术的有力证明;收录的民族文字古籍,涵盖藏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彝文、满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布依文等12种民族文字。
其中,西藏博物馆藏元刻本《释量论》,是继元刻《因明正解藏论》之后发现的第二部元刻本藏文古籍。这两部元刻本的发现,推翻了元代无刊印藏文文献和明代以前无藏文印刷实物的旧说。
在此次公布的16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中,中国嵩山少林寺、西藏博物馆、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西藏自治区罗布林卡、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等5家为宗教、少数民族单位。
截至目前,共有11375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66家单位成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引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地大物博,文明上可达五千年之久,是世界上极少数文明没有断层的国家之一。更何况中国古代人民善于总结经验,基本上,每任帝王都要在自己的在位期间编纂各种史书和进行文化、技术总结。我们所熟知的类似书籍有《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就是帝王在位期间命令下属官员呕心沥血编写的。如今又在湖北的张家山再次发现震惊世界的张家山汉简!
正文
张家山汉简于1983年12月到1984年1月发掘出土的一座汉代墓。坟墓内并没有存放尸体,而是一些汉代竹简。这些竹简主要包括《二年律令》、《奏谳书》、《算数书》、《历谱》和遣册、《盖庐》、《脉书》、《引书》等《二年律令》就是讲述汉代律法的竹简。
根据可考的张家山出土的竹简得知,汉朝充分吸取秦代暴虐的政治模式,为避免秦的悲惨后果,汉注重休养生息,出土的《二年律令》简内容丰富,包括27种汉代律法,涉及当时社会范围较广,对于研究相关历史的学者都有重大意义,《二年律令》里相当一部分的律法都吸收了秦代律法,这给研究秦汉文化的相关学者提供了非常大的直接史实证据。《脉书》、《引书》则讲述了有关古代医学,道家养生的内容,时至今日,还有一定参考价值。《奏谳书》与《二年律令》能更进一步地解决秦律的一些疑难问题。在湖北省挖掘出的张家山汉简要比睡虎地简材料丰富不少,相对详实的资料也有力地减少相关专家关于秦汉历史的争论。
还有同样出土的《算数书》,内容主要讲了数学方面的实用问题,比我国第一部数学名著《九章算术》还要早。本书内容里涉及有直到现在仍然在负数和分数等数学概念,比欧洲还早了几个世纪。有关学者提出,《算数书》里所记载内容更像是作为一本字典来被当时的官吏使用,这足以说明古代时数学应用已经比较普遍。《算数书》里的许多内容大多整理于战国时代,最晚也不过秦。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二年律令》中所涉及到律法的思想,今人可以从这些律法中窥到古代生活的一角。在《二年律令》中,汉代封建社会对于父权的维护是天然的、绝对的。无论是亲属关系方面还是财产继承方面,父权嫡子都有着不可取代的优势,如果有遗腹子的情况,也有明确的条文规定,这代表着古代人已经有了高超的立法意识和原则。父亲就是权力的象征,对于子女的生死有着绝对的掌握权。同时,确立一定的律法条例来确定父权的绝对权威,即使是主动自首也不能减轻处罚。再次,弱化或降低妻子儿女等人的人权。如果有人犯了罪,那么律法会规定妻子儿女以及其他家属受到同样的牵连,这样极大地把妻子儿女等人的人权如物品般附属于父权象征的人身上,这样就会无形之中加强“父权”在社会中的精神地位和实际地位。
张家山出土的汉简出现多本失传的“古籍”,比如《二年律令》和《算数书》等,出土的汉简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对于研究西汉的科技和历史现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脉书》、《引书》所刻竹简字迹清晰,是对马王堆中出土的帛书类古代医学文献重要补充,张家山所出土的医学竹简史更新了中国医学上的最早记录,其中所记载的一个关于人体骨骼修复的手术要比葛洪的记录早四五百年。
《算数书》是我国最早的数学著作,是我国数学的奠定书。著名的《九章算术》就是受《算数书》的影响而写成,这样看来,多个方面都开创了中国许多的先河,说改写世界是一点儿也不为过。而有些西方学者总是对这些既定的事实表示怀疑,中国大可不必放在心上,因为真相就白纸黑字地放在那里,谁也改变不了。
结语
张家山汉简所记载的内容比较全面,涉及有军事、医药、律法、科技等,相信能引起相关学者对于汉代社会和秦代等相关朝代的研究热,并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关注。但总有好事的西方学者不承认我国的灿烂的古代文化,觉得张家山汉简名不符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必去过多忧虑的,因为事实胜于雄辩。
本文2023-08-22 01:58:55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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