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又称科举、科举制度。

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极大程度改善之前的用人制度，彻底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部分社会中下层有能力的读书人进入社会上层，获得施展才智的机会。

大唐帝国通过对国家制度的变革与调整完善，确立起一个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完善与自我修复功能的行政制度和运作机制，这为大唐帝国时期的开拓和进步带来了新的气象。因此，改革创新精神在唐代相当突出，推动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较大程度上保障了唐代社会的活力。

以唐高祖建制为基础，唐太宗全面革除隋朝弊政，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推行均田制，使广大劳动人民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恢复；发展完善三省六部制度，实行三省长官共为宰相，以及其他官员加以“参预朝政”等名号也可为宰相的宰相集体负责制，扭转了秦汉以来容易出现的宰相专权的局面，也改变了六朝以来设官分职的混乱局面，后来进一步形成了十分成熟的政事堂制度。为保障政治清明，唐太宗创立了“谏官随宰相入阁议事”制度、中书舍人“五花判事”制度（在研究军国大事与起草诏敕时，中书舍人六人可各执己见并在文件上签署自己名字）和门下省审核正式官文书可以“封驳”并“涂归”制度（中书省起草的诏敕交由门下省审议，如果发现有处置不当之处，则可以直接在诏敕文本上涂画改动并退回重拟），谨慎施政，尽量减少错误；确立科举制度，制定国家法律，健全府兵制，强化监察机构，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武则天以铁腕治国，修《姓氏录》，提拔新贵，沉重打击旧势力，进一步发展科举制度，创设殿试和武举，并使南选（在江淮以南特别是在岭南、黔中、闽中等地举行的特殊铨选制度）制度化，又在考试中采用了糊名等新办法，广泛搜罗人才。

唐玄宗即位以后，大举裁汰冗员，“大革奸滥，十去其九”，精简政府机构，又组织编定《大唐六典》，从法律上杜绝冗官滥吏，还改革食封制度，抑制贵族势力，检田括户，限制土地兼并，保障国家财政收入，劝课农桑，发展社会经济。

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果断废除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租庸调法，改行两税法，对国家税收体制做出重大调整，成为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史上具有创造性的划时代大事，影响极为深远，以至明清的赋税制度也留有它的痕迹。唐宪宗时进一步改革两税法，整顿漕运，平定藩镇，一度实现中兴。唐武宗大力灭佛，裁制不法藩镇，革除科举弊政，卓有政绩。这些均突出体现了根据形势发展之需而力矫时弊、有所作为的改革创新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几乎贯穿有唐一代。唐代各项制度的改革创新保障了国家政治体制的完善和活力，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制度史巨著《通典》产生于唐代，正是当时制度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晶。

唐代知识分子也具有强烈的锐意进取的创新变革精神。大量史实表明，唐代知识分子敢为人先，当仁不让，反对模仿他人，鄙视因循守旧，主张通过自己对人生的感悟以及对社会问题的体验而独立创造，做出独树一帜的成绩。这突出表现在唐代文学不断创新的发展过程中。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锐意进取，努力摆脱浮艳萎靡的诗风，创作出大量内容充实的作品，为当时的诗坛注入一股新鲜活力。陈子昂以更坚定的理念倡导诗歌改革，推崇“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开创出清新刚健的新诗风。盛唐诗人群星灿烂，大胆探索，流派纷呈。孟浩然、王维等创作的清幽自然、恬淡闲适的田园山水诗，高适、岑参、王昌龄等开创的豪迈雄浑、大气磅礴的边塞诗，均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完美境界。以韩愈、柳宗元为主将的古文运动，以自由质朴、内容充实的新体散文代替奢丽空洞、讲究形式的骈文，是一场在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方面进行适应时代要求的革新运动。

佛教在唐朝时期也进一步变化成为人世的宗教，它的世俗化与本土化的代表就是禅宗。禅宗相传为印度高僧达摩始创，唐朝慧能时已传六世。慧能提出“我心自有佛”“众生是佛”，认为人人可以依靠净心诚意“顿悟”成佛。他最有名的偈语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针对神秀的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而提出的。慧能的学说得到普遍欢迎，禅宗因此也更加中国化。

在大唐帝国的政治体制下，时代和社会发展有一条主线，既提倡思想解放又有思想的统一，也就是统一在儒学思想之下。唐太宗李世民把儒学视为关系唐王朝生死存亡的根本，他曾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唐太宗亲自参加名儒的讲论。他发现“儒学多门，章句繁杂”，异说纷纭，就命令大儒颜师古等人考定五经，颁于天下，这就是《五经定本》。《五经定本》的颁行，结束了长期以来因辗转传抄儒家经典所造成的文字上的混乱，完成了五经在文字上的统一，避免了由于经文文字的不同而引起的解释上的混乱状况。同时，还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正义》，并在唐高宗时颁行全国。《五经正义》吸取了前人研究儒学经典的成果，又不乏新的见解，对以前繁杂歧异的经说作了一番整理，统一了经书的注释，让天下读书人有所依据，科举取士也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样就结束了东汉魏晋南北朝以来儒学混乱的局面，使儒学重归统一，儒学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正统地位也进一步得以巩固。

显而易见，在意识形态领域，唐朝政府的思路是清晰的，所做的引导也是富有成效的。国家兴办官学、弘扬儒学、统一五经，体现了政府之开放而不放任，解放而不迷惘。这一切，最终成为唐朝国家走上盛世的思想源泉与强大动力。

革新的意思如下：

革新是指通过引入新的思想、方法、技术或制度，对现有的事物或体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和改进的过程。它涉及到对传统方式的颠覆和创新，旨在推动社会、经济、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和进步。革新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享和交流革新成果，不同国家和地区可以互相学习和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实现共同发展。

革新是指对旧有事物或体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和改进，以引入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或新制度。它是从根本上改变现状，创造出全新的方式和形式。革新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观念和行为模式，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它可以促进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激发社会的创新精神。

革新强调的是对旧有事物的颠覆性创新，通过打破常规和传统，引入新的理念和实践，推动社会、经济、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和进步。总的来说，革新是推动社会不断前进和发展的关键力量。它鼓励人们思考、创新和超越现有的局限，为未来创造更美好的可能性。

革新的意义

1提高效率和生产力：革新可以带来新的技术和方法，使生产过程更加高效、快速和精确。它可以改进生产流程、优化资源利用，从而提高生产力和经济效益。

2促进经济增长：通过革新，新的产业、市场和商业模式得以形成。这有助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提升行业竞争力，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

3解决问题和挑战：革新可以针对社会、环境和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它可以改善生活质量、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资源短缺等挑战。

现在，创新一词无疑是使用最频繁的热点、时髦词汇。全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政府、企事业、个人等都在提；它也扩展到众多词汇，如观念创新、理论创新、科学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体制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等等。为了不滥用和庸俗化创新一词，泛滥成一种语言游戏，搞清到底什么是创新是前提。下面是较粗略的总结。中文“创新”一词，出现较早，不过，词意与现代不同，主要是指制度方面的改革、变革、革新和改造，并不包括科学技术的创新。据目前所见资料，最早见于《魏书》： “革弊创新者，先皇之志也。”（《魏书》卷六十二） 比《魏书》稍晚的《周书》二次出现“创新”一词，《南史》出现一次。 “自魏孝武西迁，雅乐废缺，征（斛斯征）博采遗逸，稽诸典故，创新改旧，方始备焉。”（《周书》卷二六）《太平御览》卷228引《后周书》：：“斛斯征迁太常卿。自魏孝武西迁，雅乐废缺，征博采遗逸，稽诸典故，创新改旧，方始备焉。” “大象初，征（斛斯征）拜大司徒。诏（于）翼巡长城，立亭鄣。西自雁门，东至碣石，创新改旧，咸得其要害云。”（《周书》卷三十） “今贵妃盖天秩之崇班，理应创新。”（《南史》卷十一） 上述所引古籍中的“创新”一词，大抵与“革新”同义，主要是指改革制度。 《魏书》的作者是北齐史学家魏收，其生活年代为公元505—572年。《周书》为唐初史学家令狐德棻等撰，《南史》为唐李延寿撰。此外，同为李延寿所撰《北史》三次出现“创新”一词，不过，与“创新”有关的段落均抄自《魏书》和《周书》。也就是说，在6世纪初，“创新”一词便在中文中使用，在唐代已十分流行。 创新：《辞海》里讲创是“始造之也”，是首创、创始之义；新：初次出现，与旧相对；才、刚之义。有三层涵义，一是抛开旧的，创造新的；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改进更新；三是指创造性、新意。在国外，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JASehumpeter）于1912年最先在德文版《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创新理论”（Innovation Theory），成为创新理论研究的鼻祖，但他主要是从经济角度，以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技术—经济间的基本互动机制进行了考量。从经济学角度将创新定义为“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已有众多专著谈及企业创新的问题。现在，创新范畴的多种表述，从不同角度各人有不同理解：管理学和经济学上的创新有其特定的涵义：创新是新产品的开发、新市场的开拓、新生产要素的发现、新生产经营管理方式的引进及新组织形式的实施。《管理是金》一书定义“创新”就是：形成创造性思想并将其转换为有用的产品、服务或作业方法的过程，即富有创新力的组织能够不断将创造性思想转变为某种有用的结果。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成果评估指标的规定，创新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和新描述。其实创新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开辟新领域，创立新理论，提出新观点，建立新概念，寻求新材料，探索新方法等等，都应当属于创新的范畴。其中，所谓创立新理论，即指建立与前人不同的理论，它理所当然地也应该包括纠正和补充完善前人提出的理论；所谓创立新概念，即提出一些全新的理念或命题，作为研究和分析的范畴；所谓提出新观点，即就某一具体事实和问题提出与前人不同的见解；所谓探索新方法，即在自己的科研工作中，提出并采用了与前人不同的研究途径和方式。（来源：王锦贵，王素芳，2006年第六期《学报》图谋作过报道） 知识创新是指通过科学研究，获得新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的过程。目的是追求新发现，探索新规律，创立新学说，积累新知识（来源：《知识管理学》邱均平著） “创新”的概念国内学术界公认来源于熊比特的创新理论，其国际社会认同的特指英文是“Innovation”,有别于“创造”(英文为Creation)和“发明”(英文为Invention)。当前国际社会对于“创新(这里还是理解为Innovation)”的定义比较权威的有两个：一是2000年联合国经合组织(OECD)“在学习型经济中的城市与区域发展”报告中提出的：“创新的涵义比发明创造更为深刻，它必须考虑在经济上的运用，实现其潜在的经济价值。只有当发明创造引入到经济领域，它才成为创新”；二是2004年美国国家竞争力委员会向政府提交的《创新美国》计划中提出的：“创新是把感悟和技术转化为能够创造新的市值、驱动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标准的新的产品、新的过程与方法和新的服务”。这就确认了“创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鉴此，当前我们的创新战略应当重点突出推进Innovation。作为Innovation的创新，实际上是个过程，是实现创造发明潜在的经济和社会价值的过程。 “按照学术界的看法，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创新型国家，有几个硬指标：科技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不低于2%，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70%，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低于30%。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立足科技创新，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