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书籍按不同种类分，个别会有重复！内容不全，仅供参考

二十四史：《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四书五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书》、《礼》、《易》、《春秋》

诸子百家：《论语》、《孟子》、《荀子》、《道德经》、《庄子》、《列子》、《墨子》、《韩非子》、《公孙龙子》、《吕氏春秋》、《黄帝阴符经》、《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

先秦：《穆天子传》、《公羊传》、《谷(榖)梁传》、《左传》、《山海经》、《楚辞》、《国语》、《战国策》、《考工记》

医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难经》、《针灸甲乙经》、《本草纲目》、《濒湖脉》、《奇经八脉考》、《金丹》、《仙药》、《黄白》、《肘后救卒方》、《玉函煎方》、《千金方》、《神农本草经》、《四部医典》

天文历法：《夏小正》、《甘石星经》、《三统历》、《乾象历》、《皇极历》、

《大衍历》、《授时历》、《崇祯历书》、《周髀算经》、《步天歌》、《灵台秘苑》

数学：《九章算术》、《缉古算经》、《缀术》、《割圆密率解法》、《海岛算经》、《黄帝九章算法细草》、《议古根源》、《数书九章》、《测圆海镜》、《日用算法》、《杨辉算法》、《算学启蒙》、《四元玉鉴》、《图解》、《梅氏丛书辑要》

小说：《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镜花缘》、《聊斋志异》、《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醒世恒言》、《警世通言》、《老残游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封神演义》、《隋唐演义》、《杨家将》、《说岳全传》、《金瓶梅》、《北宋志传》、《皇明英烈传》、《醒世姻缘传》、《雷峰塔传奇》、《女仙外史》、《七侠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残唐五代史演义》

诗词歌赋：《诗经》、《楚辞》、《汉乐府》、《文选》、《全唐诗》、《花间集》、《全宋词》

农学：《齐民要术》、《氾胜之书》、《四民月令》、《农书》、《农桑辑要》

地理学：《水经注》、《徐霞客游记》

字典：《尔雅》、《说文解字》、《康熙字典》

还有：《梦溪笔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菜根谭》《天工开物》《永乐大典》《四库全书》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萌生、形成、充实提高、系统完善四个历史时期。

1、萌生时期：大约公元前21世纪至前8世纪，即夏、商、西周时期。

　　　　中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产生了部落间的战争，人们对军事问题也开始有了一些初步思考。夏王朝正式建立奴隶制国家，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军队成为国家机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西周时已有师、旅、卒、两、伍等编制，青铜兵器广泛应用于军事。著名的战争有甘之战、鸣条之战、牧野之战、周公东征等，作战样式有步战、车战，多为"堂堂之阵"的正面交锋。作为观念形态的军事思想也开始萌生，在甲骨文、金文和《尚书》等古代史料及大约在西周时期出现的《军志》、《军政》等兵书中都有反映。

　　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是：①在对战争的看法上，强调天命、 伸张正义和保民。《尚书》的《甘誓》、《汤誓》、《泰誓》等都提出以天命作为出兵征战之由，以"恭行天之罚"、"吊民伐罪"、"保民"相号召。军事决策和行动要以天象和占卜的吉凶定取舍。②治军上强调齐众以律，"师出以律，失律凶也"(《易·师》)；"尚桓桓"(《尚书·牧誓》)，以成威武之师；严赏罚，"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尚书·甘誓》)。③战争指导上，以重礼信仁义为主导思想，主张"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不穷不能"，"成列而鼓"(《司马法》)；战争实践中也已注意到以谋取胜。鸣条之战、牧野之战，都采取了阴蓄其力、争取与国、剪敌羽翼、运用间谍、侦察敌情、掌握时机、攻其腹心等方略。《军志》、《军政》中有"允当则归"，"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地利为宝"等谋略思想的记载。④在作战指挥上，已注意到前锋和主力、车兵与徒兵的配合及阵法的应用。由于这一时期战争样式简单，规模比较小，持续时间短，人们对军事的认识还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

2、形成时期：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即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中。争霸、兼并、统一战争激烈，用兵数量增多；铁兵器应用日益广泛，军事技术和筑城等均有进步；军制上，步兵、骑兵、水师逐渐分离为独立兵种，步、骑、车配合作战，形式多样；打破了"兵民合一"兵制，出现了募兵制和郡县征兵制；战争指挥复杂，要求高，将帅专职化；学术上百家争鸣等，促进了中国古代兵学的发展。以《孙子》为代表的一大批兵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兵学理论体系的初步确立。对战争的认识逐步深化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师直为壮，屈为老"；"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计》)。战国时兵学家进一步将战争区分为"义"和"不义"，指出："禁暴救乱曰义"(《吴子·图国》)，"义者，兵之首也"(《孙膑兵法·下编·将义》)，并由此确定了自己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仁本》)；"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尉缭子·武议》)。对战争的起源问题，提出"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吕氏春秋·孟秋纪》)的观点。对战争的起因问题，认为由于人民众、财货寡、事力劳、供养薄，故民争而不免于乱，已注意到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探讨战争的起因。在对战争与政治、经济、地理的关系和制胜因素的认识上，指出国家安危"在德不在险"(《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战法必本于政胜"(《商君书·战法》)；"以武为植，以文为种"(《尉缭子·兵令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兵要在乎"善附民"(《荀子·议兵》)。战国时期的军事家们进一步提出军事改革的要求，主张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尤重耕战，强调富国强兵，"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视富国为强兵之本、之先、之急，即"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管子·侈靡》)。以法家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主张为统一而进行战争，对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形成系统的建军理论突出反映在将、法、教方面。《孙子》提出将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的条件，对军队组织编制、将官职责、军备物资、费用等也都有严格要求，管理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把"士卒孰练"作为胜负的重要条件等，奠定了中国古代建军理论的基础。其后战国军事理论家更进一步丰富了它的理论内容。《吴子》要求将帅总文武，兼刚柔，具备理、备、果、戒、约的素质；《尉缭子》强烈批评世将制度，提出将帅要有威、惠、机、战、攻、守、无过等全面修养；《六韬》不仅考察将帅个人的条件，而且强调统帅机关整体素质的互补和提高；《韩非子》主张从基层中选拔有实战经验的人为将领；等等。在军事法制方面，出现了许多关于作战、内务、纪律等法规性的文献，体现了以法治军、以治为胜的思想特点。同时强调以仁为本，恩威并用，赏罚严明，认为"善将者，爱与威而已"(《尉缭子·攻权》)；要爱护士卒，甘苦与共；赏不逾时，罚不迁列；要"刑上极，赏下通"(《六韬·将威》)，和军同欲。在军队的教育训练方面，提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吴子·治兵》)；要"因便而教，唯利而行"(《管子·兵法》)；简募良材，料民选卒，依勇力、技艺分别编组，按级训练；装备要精良等。从本质上说，这是以法家的法治思想为主、吸取儒家仁学理论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适应当时军队特点的建军理论。

提出一系列战争指导和作战原则春秋时期的战争指导者，已能成功地制定和运用军事与政治谋略，提出了诸如"尊王攘夷"，"威不轨而昭文德"，"观衅而动"，"兼弱攻昧"，"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等有价值的战争指导思想。重信义的观念逐步被"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所代替。《孙子》对以往的战争实践和军事理论进行总结，认为善战者必须了解和把握道、天、地、将、法"五事"，重视谋略，强调"庙算"和先计后战。指出了用兵的"诡道"、"诈立"特征；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和进攻速胜的指导原则；强调主动、惑敌和因情用兵；提出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示形、任势、我专敌分、兵情主速、奇正相生、避实击虚、攻其无备、因敌制胜等基本原则。战国时期，伐谋、伐交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注重联盟战略，纵横捭阖，分化敌对力量；强调必攻不守，先机制敌，灵活应变；产生并发展了骑战、城战及不同地理、气象条件下作战的原则。《吴子》、《六韬》和《孙膑兵法》关于骑兵的地位、作用、特点的论述，已带有总结经验和理论概括的性质，其中"十胜"、"九败"和"用骑十利"已比较系统。在"攻城围邑" 和"救守"之法上，也有习用器械、集兵攻城、错绝其道、阻援攻虚、守不失险、守必出之、中外相应等论述。《墨子》中《备城门》等几篇晚出的墨家之作专论守城之法，对守城设施、布局和器械制作、使用等均有详细记述，核心思想是"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亲"。

奠定古代军事哲学思想的基础 《孙子》反对战争的不可知论，认为战争可先知、先算、先 胜，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观点；注重人事，反对"取于鬼神"、"像于事"、"验于度"；注重以"智"使"力"和趋利避害；注重从总体上联系上多方面地观察战争，体悟到军事领域中许多矛盾对立及转化的现象，提出了虚实、奇正、形名等一系列反映军事理论认识对象的性质、范围和内容的范畴。战国时的兵家更注重对"战道"(战争规律)的探讨，视之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同时对军事领域内的诸矛盾关系、军事与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关系的认识也更为广泛深入。

3、充实提高时期：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世纪中期，即从秦汉~隋唐五代十国时期。

　　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在分裂和统一的历史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完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也不断发展。军事技术有新的进步，铁兵器种类增多，杀伤性能有所提高；军事交通、筑城、造船也有较大发展。唐代发明了火药并开始应用于战争。骑兵、水军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各朝军制多有所变革，武装力量体制基本成型，大致由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大部分组成，集权于皇帝。北朝后期创立的府兵制经隋至唐初而趋完善，成为兵农结合的军事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等兵役制度交相施行。 战争规模增大，时间延长，区域范围广，大规模的骑兵集团作战、横渡江河作战、水上交战以及水陆配合作战较多。汉代注重兵书的搜集整理，并将兵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这一时期军事思想在继承先秦传统的基础上，侧重于实际运用，内容更加丰富，水平进一步提高。

高度重视战略谋划在几次统一中国的战争中，一些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思想和决策能力。楚汉战争中，汉对经营基地、收揽民心、分化对方、争取盟国以及正面坚持、敌后袭扰、两翼牵制等战略运用甚为成功。东汉统一战争中，采取西和东攻，先关东，后陇蜀，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在多极斗争中，联盟战思想的运用生动、突出。诸葛亮的"联吴抗曹"，孙权的"联魏击蜀"，曹魏的离间吴蜀、坐山观斗等，在不同情况下分别运用，各有成效。诸葛亮的《隆中对》提出了分清形势，建立根基，内修政事，外和诸戎，联盟抗敌的战略思想。隋唐五代时，隋先采取北和南攻，后又采取击北防南的战略，对突厥"离强合弱"，击逆抚顺；对陈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并用，虚实结合，疲敌误敌，伺机一举击灭。这些都表现出战略运用的灵活性。李渊集团为统一全国采取的因势借力、以屈求伸、乘虚入关、居险养威、先急后缓、各个击灭群雄的战略，取得成功。周世宗柴荣的"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战略规划，亦不失为有识之举。这些战略思想和决策体现了从实际出发、驾驭全局、远谋多算、灵活用兵的共同特征。《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战略》等专门阐述战略思想的军事著作的出现，使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艺术更加深刻和系统，而"贵谋贱战"，"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败在乎智"，"以计代战一当万"等，均成为脍炙人口的重视战略运用的名言。

国防指导思想呈现新的特点根据当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及周边形势，秦朝修筑万里长城，体现了因地形，"用险制塞"、"限胡马之足"、以墙制骑、安边设防的思想。汉朝组建大规模骑兵集团后，转而采取"以骑制骑"之策，抗击强大的匈奴骑兵，由单纯防御转入攻势防御。汉朝还在秦徙民实边的基础上，推行军屯实边措施，形成了兵农结合的一种强边新形式。秦汉时，重视军事交通建设，形成以都城为中心、干线纵横、通向边远地区的交通网，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汉初"文武并用"的治国强兵方略，"以蛮夷攻蛮夷"的对匈奴之策，隋至唐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军事战略区，采取重首轻足、中外相维的兵力部署原则等，对后世均有较大影响。

作战指导思想有新的发展 重视利用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采用多路出击、以快制敌、长途奔袭、穷追猛打的战法，注重多兵种运用；大规模江河作战，水陆配合，多路分进合击；城邑战地位突出，要塞攻守成为战争成败的关键。李世民的"持久以弊之"和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战法影响深远。野战中更注意对地形的详尽考察，聚米为山(即沙盘雏形)，因地用兵。《卫公兵法》提出了速决和持久不可偏废的观点。《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联系战争实践，对虚实、奇正、攻守等范畴的阐述更为系统、辩证，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即夺取战争主动权)是兵法精髓，指出"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太白阴经》强调战争胜负取决于人谋和国家富强;提出"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阐明了"形"(物质)与"神"(精神)的辩证关系，发展了《孙子》关于"形"的理论。

4、系统完善时期：10世纪至19世纪中叶，辽宋~清朝(前期)。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进一步系统完善。这期间，中央政权与北方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较长时期处于并立状态，既争斗，又融合，中国政治、经济和科技、军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较大的发展，统兵用兵之权高度集中。随着火器的发明及其大量装备部队和运用于实战，火器部队成为独立兵种。作战规模日益扩大，战争样式更加多样。随着武学的兴盛，《武经七书》成为将帅及武科举子的必读书，强调精神感化的理学、心学学说渗透到治军领域。以《武经总要》、《武备志》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军事类书相继问世，明确区分军事门类，系统整理军事资料。有关军事训练、军事人物、兵制、守城、阵法、车营、火器、军事历史地理、海防边防等专题性兵书大量涌现，反映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研究的广泛深入，也增添了更多的有价值的军事思想内容。

以兵权高度集中为统兵建军宗旨宋朝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藩镇拥兵割据，大权旁落的历史教训，力主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明、清两朝统治者也将集权原则奉为圭臬。兵权的高度集中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但宋初由皇帝亲制阵图，并派出排阵使监督将帅战守的做法违背了因情应变的基本原则，也容易束缚将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造成兵将互不相习的弊端，削弱部队的战斗力。

练兵、练将思想日益深化、系统随着武举、武学的逐步发展和完善，对将领的培养教育制度化、系统化，重视选练和军事教育。宋代岳飞严于治军，信赏明罚，其军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为信条。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坚持阵法要与伍法相结合，并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比较适用的练将、练兵的原则和方法，认为"练兵之要，在先练将"；练将既要入武庠(军事学校)，也要到实境中锻炼；对士兵的训练，则贯彻选、练兼顾的原则，主张兵贵选乡野老实之人，摒弃市井油滑之徒，注重练胆、练艺。

战略思想更加丰富、系统《武备志·战略考》按"非略弗录"和"略非奇弗录"的原则辑选春秋至元各代的用兵方略。《读史方舆纪要》系统论述了山川形势对战争的影响。在战略进攻上，北方各民族将帅普遍注意发挥骑兵机动能力强、善于野战的特长，主张进攻速决。如辽朝女军事家萧绰的长驱直入、紧逼腹心的谋略；蒙古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远程迂回、突然奔袭、中间突破以及假道南宋的灭金方策；后金统帅努尔哈赤面对强军，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等方略，都从不同角度为中国古代战略增添了新的内容。朱元璋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也采纳了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方针，后又采取了先断羽翼，再攻腹心的方略，逐步消灭群雄，建立明朝。在战略防御上，南宋提出了依靠江河，藩篱三层，扼守要点的点、线、面结合的设防思想。明代逐步形成以长城为骨干，因险守塞，择点分片(建立九镇)，宽正面大纵深，有重点和层次，精兵机动和城守相结合的边防思想。针对倭寇自海上入侵的新情况，《筹海图编》一书提出要海陆结合，分区、多层、要点设防，强调实行哨于远洋，击于近海，巩固海岸，严守要城的海防思想。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战略思想。

火器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作战指导思想的发展明代前期建立了以火器为主的特种部队——神机营，嗣后火器大量装备部队，有了火器和骑兵、步兵编组成军的车营。在作战中，重视发挥火器的作用，阵形和战法都有变化，并提出了火器在先、各兵种配合的思想。《车营叩答合编》专论火器部队的作战特点和方法，适应用车在用火，用火在用叠阵的原则，使车、骑、步之间交相更迭、配合，保证了火力的发扬。火器的发展也引起城邑攻防理论的变化，城池防御工事层数增加，注意骑墙、敌台火力相交，并构筑附城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早、发展快，内容博大精深。其体系确立于先秦时期，历朝历代均有丰富和发展，其中包括古代农民起义的丰富实践和理论升华，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在战争观上提倡重道慎战、义兵必胜、以战止战；在国防建设上主张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在战略和作战指导上强调先计后战、知彼知己、因情定策、"全胜"、文武并用、伐谋伐交、兵不厌诈、出奇制胜、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造形任势、动敌、致人、我专敌分、并卒击敌、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逸待劳、善择战机、兵贵神速、灵活应变；在治军思想上要求以治为胜、制必先定、兵权贵一、教戒素行、气艺并重、赏罚严明、恩威并施、励士练锐、精兵良器、将帅贤能、 智勇双全、上下同欲、三军齐心；在后勤保障上提倡聚财积力、足食强兵、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在兵役思想上坚持寓兵于民、因势改制等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有广泛影响和突出地位，不仅在历史上对指导人们的军事斗争有巨大的作用，在今天仍为中外各界人士所称道，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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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兵法》的科学价值

　　1、《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军事思想对中国历代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其已被译成日、英、法、德、俄等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享有“兵学圣典”的美誉。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也是中国古籍在世界影响最大、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它所阐述的谋略思想和哲学思想，被广泛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领域中。 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作者为春秋时期伟大军事家孙武，大约成书于2500年前的春秋末年,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军事理论著作，比欧洲克劳塞维茨 （Clausewitz）写的《战争论》（On War）还早2300年。

　　2、 《孙子兵法》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书中探讨了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我、主客、众寡、 强弱、攻守、胜败、利患等。《孙子兵法》正是在研究这种种矛盾及其转化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其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这当中体现的辩证思想，在中国辩证思维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孙子兵法》谈兵论战，集“韬略”、“诡道”之大成，被历代军事家广为援用，书中不少计名、典故，在中国也是妇孺皆知。《孙子兵法》缜密的军事、哲学思想体系，深远的哲理、变化无穷的战略战术，常读常新的探讨韵味，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也拥有广泛的影响，享有极高的声誉。

　　蒙学经典：《蒙求》 《百家姓》 《千字文》 《三字经》 《小学诗》《鉴略妥注》 《了凡四训》 《声律启蒙》 《训蒙骈句》 《颜氏家训》《幼学琼林》 《增广贤文》《朱子家训》

　　四书：《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

　　诸子百家：《老子》、《庄子》、《管子》、《列子》、《墨子》、《荀子》、《尸子》、《孙子》、《孔子集语》、《晏子春秋》、《吕氏春秋》、《贾谊新书》、《春秋繁露》、《扬子法言》、《文子缵义》、《商君书》、《韩非子》、《淮南子》、《文中子中说》、《山海经》、《阴符经》、《关尹子》、《亢仓子》、《鬻子》、《公孙龙子》、《鬼谷子》、《子华子》、《尹文子》、《鶡冠子》、《穆天子传》、《十洲记》、《列仙传》、《抱朴子》、《握奇经》、《尉缭子》、《曾子全书》、《子思子全书》、《盐铁论》、《说苑》十、《独断》、《傅子》、《神异经》、《博物志》、《神仙传》文、《六韬》、《司马法》、《吴子》、《邓析子》、《慎子》本）；、《孔子家语》、《孔丛子》、《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太玄经》、《新语》、《新序》、《白虎通德论》、《风俗通义》、《论衡》、《潜夫论》、《申鉴》、《中论》、《人物志》

　　廿五史：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 、《旧唐书》 、《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宋书》、《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

　　四大名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

　　另外:《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

　　三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醒世恒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等等

《战国策》卷22《魏策一》：“苏子引《周书》曰：‘绵绵不绝，缦缦奈何？毫毛不拔，将成斧柯。前虑不定，后有大患，将奈之何？’”苏子即苏秦，这里的《周书》指的就是《太公金匮》或《太公阴谋》。《开元占经》卷6、卷11引《尚书金匮》，据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太公金匮》引严可均曰：“疑即《太公金匮》异名。”《战国策》卷3《秦策》：“（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太公阴符之谋”，《史记·苏秦列传》作“周书阴符”。《庄子·徐无鬼》释文引司马彪、崔撰曰：“《金版》、《六弢》皆《周书》篇名。”《银雀山汉墓竹简》也认为：“太公之书，古亦称周书”，并举证曰：“敦煌写本《六韬》残卷中有《周志廿八国》一篇，文字与《周书·史记》略同。古书所引《周书》之文，亦颇有与太公之《六韬》、《阴谋》、《金匮》诸书相出入者（参看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卷七）。《吕氏春秋》所谓‘周书’也指太公之书。”(严可均案，《阴符》谓阴符之谋。《战国策》“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史记》作“周书《阴符》”，盖即《汉志》之《太公谋》八十一篇矣。云“周书”者，周时史官纪述，犹《六韬》称周史。诸引周书《阴符》，或但称“周书”，验知非《逸周书》。录附太公之末，与《六韬》、《阴谋》、《金匮》互出入，不嫌复见也。 )

《太公金匮》，《隋书·经籍志》、《意林》、《旧唐书·经籍志》、《通志略》均载2卷。

《太公阴谋》，《隋书·经籍志》：“《太公阴谋》一卷（梁六卷。梁又有《太公阴谋》三卷，魏武帝解）。”《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3卷，《通志·艺文略》：“《太公阴谋》一卷，又三卷（魏武帝注）。”

明确著录《太公金匮》、《太公阴谋》虽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但实际上《七略》、《汉书·艺文志》中就有。《汉书·艺文志》之“兵书略·兵权谋”：“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小注曰：“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出《司马法》入礼也。”西汉国家藏书目录《汉书·艺文志》之“诸子略·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清沈钦韩说：《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兵》者即《太公兵法》。《太公》一书多佚，仅存《六韬》传世，即《太公兵法》。

《汉书·艺文志》之“兵权谋”下注“省《太公》”，则“兵权谋”中部分内容出自《七略》所录之《太公》殆无疑问。顾实曰：“如本志《太公谋》八十一篇，《兵》八十五篇，今本《管子·兵法》、《参患》，《荀子·议兵》、《淮南·兵略》等篇之类，皆当在此二百五十九篇中。”前贤已经证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谋》就是《阴谋》，也就是《太公阴谋》，《言》就是《太公金匮》，《兵》就是《太公兵法》或称《六韬》、《太公六韬》。

钱大昭曰：“《谋》、《言》、《兵》，就二百三七十篇而言，《太公》其总名也。”沉钦韩曰：“《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凡善言书诸金版。《大戴记·践祚篇》、《吕览》、《新书》、《淮南》、《说苑》所称皆是。《兵》者即《太公兵法》，《说苑·指武篇》引《太公兵法》。”顾实曰[xxiv]：“《隋》、《唐志》、《通志》著录《太公书》多种，《通考》仅馀《六韬》而已，《庄子》称《金版六弢》，《淮南子》亦言《金縢豹韬》。”

《汉书·艺文志》之“诸子略·儒家”中另有“《周史六弢》六篇”，小注：“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颜师古以为“即今之《六韬》也。”《四库》馆臣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两种书[xxv]。清沈涛《铜熨斗斋随笔》证明《汉志》“六弢”当是“大弢”，《庄子·则阳》中仲尼问于太史大弢即是此人，“今之《六韬》当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以为“此证极精覈。”

可见，《太公金匮》、《太公阴谋》、《太公兵法》或是《六韬》都出自道家的《太公》。

《史记·齐太公世家》：“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困学记闻》卷11并引叶梦得说曰：“其说盖出《六韬》。”宋戴埴《鼠璞》卷下：“至谓文王与太公阴谋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奇计，然《汉书·艺文志》注谓：‘吕望为周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以太公术者所增加。’汉时已尝疑之，今反使右科习为正经可耶？”宋何薳《春渚纪闻》卷5《古书托名》：“先君言《六韬》非太公所作，内有考证处。”明胡应麟《四部正讹》中：“考《汉志》有《六弢》，初不云出太公，盖其书亡于东汉之末，魏晋下谈兵之士，掇拾剩馀为此，即《隋志》《六韬》也。”

《史记·留侯世家》述张良得圯上老父赠书，“视其书乃《太公兵法》。”前引《战国策·秦策》，则更记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把《太公》看成是楚汉之际乃至汉代的著作似乎保守了些，历史上就有学者根据《六韬》内容判定它是战国著作。

宋叶适《习学记言》卷46《六韬》：“其言避正殿，乃战国后事，固当后于孙子。”《困学纪闻》卷5：“古以车战。春秋时郑晋有徒兵，而骑兵盖始于战国之初，曲礼前有车骑，《六韬》言骑战，其书当出于周末。”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出土竹简有部分内容与今本《六韬》基本一致的太公书竹简，被认为就是《六韬》。银雀山《六韬》共14组，可分3类。1－7组为第1类，见于传本《六韬》者，《文韬》4组，《武韬》3组。8－13组为第2类，均为《群书治要》、《通典》、《太平御览》等书曾加称引而为传本所无的佚文。14组为第3类，是一些零散残简,其简式、字体与第1、第2类相似，简文又提及文王或太公望，据此当属简本《六韬》。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西汉墓中，也发现部分竹简上许多有文王、武王问，太公曰的字样，或与今《六韬》内容相同或近似，尤其是简文的字体和其他简文不同，书体逊于同出的其他几种简文，易于区别。这些简早期被称名为《太公》，后定名为《六韬》。《文物》2001年第5期公布了这批简的释文。定州汉简中根据汉简的简型、内容和字体等被确认为属《六韬》的竹简共有144枚，计1402个字，简文《六韬》共发现篇题十三个。

银雀山两座汉墓，从出土的钱币和2号墓中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推定，1号墓的下葬年代在西元前140～前118年之间，2号墓下葬年代在前134～前118年之间。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抄写年代应早于墓葬年代。银雀山竹简字体属早期隶书，当是西汉文、景至武帝初期书写成的。定州八角廊40号汉墓，墓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刘修死于西元前55年，则定州简《六韬》的成书年代肯定早于此时。银雀山和定州简还表明，《六韬》在西汉初年就广泛传播，其成书时间当然更早。银雀山《六韬》文字不避汉帝之讳，如汉高祖刘邦的“邦”字，汉文帝刘恒的“恒”字，等，定州简《六韬》也不避汉文帝刘恒的“恒”字，也证明《六韬》成书时代在汉之前。

定州简《六韬》中提到了御者“王良”，王良是春秋时晋国之善御马者，在《孟子·滕文公下》、《荀子·王霸》中均有提及，应在春秋前期以前。

陶宪曾评《汉书·艺文志》曰：“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重者，盖《七略》中《伊尹》以下九篇，其书全收入儒、道、纵横、杂各家，又择其中之言兵权谋者，重入于此，共得二百五十九篇。”笔者昔有一说曰：先秦无兵家。战国时期，战争是各种国家政治思想学说的主题内容，儒、道、墨等家都各有兵书，《六韬》或《太公兵法》无疑就是道家《太公》的兵书部分。《太公》著作为文王、武王与太公问答，太公吕望是周人灭商战争的军事指挥者，封于齐国，故《太公》著作出于齐国。《太公》是战国时期齐国的道家著作。

《太公金匮》本《金人铭》中太公吕望还引了黄帝说，李零先生以为黄帝书“分布范围主要是集中于数术、方技类的实用书，以及数术之学在兵学中的分支即兵阴阳；见于诸子，则主要是阴阳、道两家及其小说杂记。”黄帝书中有“黄帝战蚩尤”之类数术书、“黄帝素女问”之类方技书，《太公阴谋》、《太公金匮》则是名贤讲治国用兵的阴谋书，是道家黄老著作。

总之，《太公金匮》、《太公阴谋》、《太公兵法》或《六韬》都是《太公》的内容，《太公》是战国时期齐国的道家黄老著作。

“经”是指古代社会中的政教、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教条，主要是儒家的典籍，有儒学十五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尚书》、《周易》、《礼记》、《仪礼》、《春秋》（包括《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尔雅》。 “史”是各种体裁历史著作，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十五类。 “子”是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著作，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诸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十四类。 “集”是收历代作家一人或多人的散文、骈文、诗、词、散曲等的集子和文学评论、戏曲等著作，分为楚辞、别集、诗文评、诗词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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