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好象没相关信息，以下是个人理解：

文献知识是古籍整理的基础和必要工具，更是整理好古籍的前提与必要条件。

说文献知识是古籍整理的基础和必要工具，是因为：没有文献上的历史记载，古籍的整理用什么做依据，最基本的按朝代、按地区分类就不可能做到，没有历史依据的整理只可能是破坏，不可能达到保护性目的；一些古籍可能有缺损、残缺，要修补、整理就要有相关知识，知道缺失了什么才能知道该补什么，又该到哪里去找这些可以补上的信息，这时候，文献就是很好的查阅资料，没有文献，就好比航海中的船只没有罗盘，它是指引古籍整理的必要工具。

做同样一项工作，不同的人来做也能区分出好坏，古籍整理也是这样，要整理好古籍，没有丰富的文献知识做后盾，在碰到问题时不可能及时、准确地做出反应，甚至可能会破坏原有的古籍信息，因此文献知识又是整理好古籍的前提与必要条件。

古文献研究的内容主要有古文献目录、古籍版本、古籍校勘、古籍辨伪、古文献辑佚。针对不同的内容有不同的方法。但是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法：

首先是“古典文献的普查登记与学科分类方法”。古典文献学最首要的任务就是系统全面地认识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中国古典文献的总体面貌，只有通过全国范围的古典文献普查登记，并对普查登记材料进行条分缕析，使之分门别类，才能掌握其数量和大致的学科类别。因此，普查登记与分类是古典文献学最基础的工作，也是最基本的方法。

其次是“古典文献的编目与著录方法”。古典文献的典藏与查阅都需要目录书和目录卡片提供按图索撰的途径，而编制书本式目录和卡片式目录，既要遵循一定的编目原则，又要按照一定的著录规则，这就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由此可见，“编目与著录方法”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学的重要方法之一。

再者是“古典文献的鉴定与辨伪方法”。古典文献学在考辨古典文献的源流、判断某一部书或某一篇文献的价值、分析不同文献版本之间的关系时，都需要对文献的特征和内容予以鉴别，特别是对那些伪造的书籍和文献档案子以断定。

文书是指古代盟约、公文、契约、书札、案牍以及诏诰、奏议、文告、诉状等，如侯马盟书、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

档案经过立卷归档集中保管起来的，具有查考、使用价值的各种文件材料，称为档案。

中国档案起源很早，清末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就“属于王室的文书记录，是殷代的王家档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46页）。存世和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所记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等各个方面的大事活动，自然也是具有档案性质的。中国现存的档案实物以明、清档案所存为最多，大约还有一千多万件（册），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档案是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自然产生的，是原始的文字记录，从未经过修改和加工，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可以直接反映出历史原貌。档案与图书不同。由于档案具有这样的原始性和客观性，所以它比其他史料、典籍更加真实可靠。

总集汇集多个作者的单篇诗文为一书，称为总集，它是与别集相对而言的。

总集这种体裁的产生，则首推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晋书·挚虞传》：挚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日《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可惜《文章流别集》今已亡佚。所以，今天所能见到的现存最早的总集，应是南朝梁萧统所编的《文选》。

别集指汇集某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而言。

“别集”这个词出现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早在东汉就出现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别集开始盛行，并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唐宋以后就更加繁荣，出版的别集相当之多。

类书是我国古代采辑或杂抄各种古籍的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排列于从属类目之下，以供人们查阅的工具书。

类书，“以杂见称”为其特点。所收内容往往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旁及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举凡人间的学问，世上的知识，以类相从，无所不收，是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古典文献。

政书是辑录文献中的典章制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和叙述，以便查考的工具书。简言之,政书就是专门记载历代或一代典章制度的专书。涉及的内容范围很广，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天文、地理、文学、艺术都包罗在内。 最早创制政书这种体裁的是唐代的刘秩,他收录了大量典章制度资料,编成《政典》，该书于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末编成。

政书按其收录典章制度的时代范围,可分为两大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古今”的,即所谓“九通”十通”。

一类是断代性质的,即所谓“会要”和“会典”。

丛书又称丛刻，丛刊，丛编，汇刻，合刻，是编辑根据一定的目的,汇刻有关的著作并冠以总名的一种著作集。丛书所收的著作，多的有几千种，少的只有寥寥数种。对丛书来说,这些被收入的著作，称为丛书的子目。

以“丛书”命名的图书,最早的是唐朝陆龟蒙的《笠泽从书》，但该书不是汇刻群书的丛书只是作者的诗赋杂文集。真正的汇刻丛书始于五代冯道倡议校刻的《九经》（又称《监本九经》），这是类编丛书汇编丛书,一般变为以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俞鼎孙、俞经辑抄的《儒学警语》为最早。该书汇辑了有关“举子之事业,人事之劝惩”的七种著作,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丛书。

丛书种类很多,大体上可以分为综合性和专科性两大类《中国丛书综录》分为“汇编”和“类编”。“汇编”下分杂纂、辑佚、郡邑、独撰五目,“类编”下分经、史、子、集四目。

笔记指中国古代著作者随记录的短篇文献，并将这些短篇文献汇集成册出版的图书，也叫笔谈，或随笔。笔记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笔记起始于先秦，魏晋南北朝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的志怪体笔记较多，例如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和干宝的《搜神记》。南朝的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轶事笔记的代表作。到了唐朝，笔记便“演志怪为传奇，变轶事为杂录”，例如《酉阳杂俎》。宋元以后，笔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数量猛增，题材扩大。

表谱指按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制的反映时间和历史概念的表册性参考工具书、是历表、年表等历史表谱的总称。 表谱能帮助人们考查和换算不同历法，年，月，日，能使读者系统地了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发展和演变的情况，有助于对中外历史进行横向比较研究。

表谱分为年表和表谱两种。

地方志是指记述某一个行政区域的自然和社会各方面情况的图书，也称方志。这种书的内容非常广泛，一般包括行政建制、沿革、疆域、山川、津梁、名胜、资源、物产、天文、气候、灾害、人物、文化、教育、科技、体育、民族、民俗等各个方面，反映了不同阶段的社会历史生活状况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发展状况，对于中国的经济、文化、科技建设和学术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中国的地方志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周礼·春官》一书记载，周代曾经设有“外史”这一职务，负责“掌四方之志”。方志导源于我国古代记载地理知识的《山海经》和《尚书·禹贡》等。 1、书名与作者

①古书多无书名

古人著书，或叙事抒情，或论辩说理，都是动情于中，而形于言，往往是先写作而后命题，并不是先命题而后写作。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曾指示陆贾为他写一部历史故事书，陆贾写了二十篇，刘邦看了很高兴，认为书中故事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话，所以起名为《新语》。由此可知，陆贾在写作前并未拟定书名。

古书不题书名，是常有的。现在所知的古书之名，大多数是后人追加的。②关于古书的命名：

以著作开头二字为书名者。如汉代史游所著识字课本《急就篇》，开篇云：“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就是用“急就”二字作为书名。

公羊传校本

以作者姓氏或称号为书名者。如春秋三传：《左氏传》，左丘明撰；《公羊传》，公羊高撰；《谷梁传》，谷梁喜撰。 以概括内容命名者。如春秋时鲁国史书称《春秋》，就是以一年四季的春秋二字来概括一年，用以表示为一种按年纪事的编年史。

以寓意命名者。如韩非子的《五蠹》、《孤愤》、《说难》等篇,屈原的《离骚》。

先秦典籍，往往不提作者姓名，一部《诗经》，三百余篇中除极少数可以考见作者姓名外，绝大部分是无名氏的作品。先秦诸子著作，题为某子，但并非他们自己的手笔，不少是出于门生、弟子、宾客及其子孙后代之手。

汉代以后，典籍作者署名逐渐增多，而标法不一，或标姓名，或标字号，或名号同时标出，或用自号而不用名，或带作者籍贯、官衔职务等等，如南宋词人张炎，号玉田，原籍天水，他的词集《山中白云》题为“西秦（指天水）玉田生张炎叔夏”。又如《资治通鉴》标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朝散谏议大夫充集贤殿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候、食邑一千八百户、赐紫金鱼袋臣司马光奉敕编集。”

2、古书篇名与序传

古书篇题列于正文之后

古人编书的体例，常与后人不同。小篇及章的目录，一般都放在一篇或一章之末。例如《荀子》书中有一《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每一赋的末了都把所赋的物名说出，并把这物名重叠一遍，这种重叠，决不是多余的重复。这礼、知、云、蚕、箴五个字，就是这五篇赋的题目，而且都题写在每篇之末。长沙马王堆汉墓土的帛书《老子》卷前4种佚书，题目都是在一篇或一章之后的。

把古书目录放在卷首，大概都是雕版印刷术盛行以后的事，书籍应用日广，篇题置于全书之末，翻检不便，于是很自然地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古书序传常置全书之末

了解一部书的内容主旨、篇目体例以及成书经过等,最好先读它的序文。古书往往有序文(统称为序传)。《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就是典型的序传，它总结作者自己的世系,叙述著书的经过,考证学术源流，还给每篇的述作大意逐篇作了提要。

现代编印的书籍,序文均列于卷首，而古书的序传，则均列于一书之末。例如上列《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又《淮南子》的《要略》，《汉书》的《叙传》，许慎的《说文解字叙》，梁刘勰《文心雕龙》的《序志》等。

3、古代“篇”与“卷”的含义

古代文献的著录，都以篇、卷为计，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开始就已如此。

木简

中国古代用竹、木简写书，编简成策（册），通常一策就是一编（篇）。故称之为“篇”。在竹、木简盛行的同时，也用缣帛写书，并以“卷”计。因此，对于“篇”“卷”两个词语的解释，一般认为：“篇”批量竹简、简册，后来用以指有首有尾完整的文章，也用来指称成著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作《孟子》七篇”。“卷”指写在缣帛上的卷子，后用以指全书的一部分，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一》：“凡书，唐以前皆为卷轴，盖今所谓一卷，即古之一轴。” 校雠是简册时代校书的一个环节，刘向所下的定义是：“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曰雠”。所谓“校雠”就是今天校勘中的对校，也即版本校。由于那时简册笨重，这一工作通常由两个人来完成。而今天的校勘含义较“校雠”宽泛了很多，除对校外，还包括本校、它校和理校等方法。

校勘与校对的区别：校对是出版的一个环节，它的唯一任务就是：保障出版物和原稿绝对一致。因此，校对基本上是一项机械性工作。有时为保障正确率，校对者甚至从文章末尾倒着校，使校对者读不成句子，以保证一个字一个标点的与原稿进行核对。校对虽然也是“对”，也是“核查”，很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的校勘，但校对是单向的，必须忠实于原稿，因此，与作为学术工作的校勘有明显的不同。 1、校勘有助于古籍整理：

古籍整理主要包括校勘、标点、注释、翻译、汇编等九个方面的工作。校勘除了本身就是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以外，还是其他八项古籍整理工作的先导。因为，这八项工作都需要有一个文字正确无误的底本。如果不先做好校勘工作而以误本为底本，从而误解误释，不仅劳而无功，甚至得不偿失。

2、校勘有助于古籍研究：

对于某种古籍进行研究，首先应该有一个正确无误的底本。

3、校勘有助于疏通文字词义：（1）祛疑。看到文字错误难以疏通之处，谬妄者往往穿凿附会，望文生义，哄了自己也误了别人。（2）显真。有些文字虽是错的，但意义没有太大的变化。碰到这种情况，校勘同样必要。（3）明微。有些语词的含义，看上去简单易懂，而真要弄懂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4）欣赏。文字作品中，往往一字之差，就会影响到作品的韵味，埋没作者经营的苦心。

·人物与书林·

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

纪晓平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信息管理系 吉林长春 130117 )

王凤华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吉林长春 130117 )

摘 要历史学家吴枫先生在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记载了吴先生文献学术

成就,被誉为“中国文献学研究的又一力作[ 1 ] ”。文章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及吴枫先生的其它文献学研究成果给予了

评述。

关键词吴枫 古典文献学 辞典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 6938 (2005) 06 - 0108 - 03

吴枫( 1926—2001) ,原名吴春城,辽宁省兴城

市人,著名唐史学家、古文献学家。吴枫先生1951

年毕业于原东北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 1953年起

开始从事隋唐五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1955年编写完

成了《隋唐五代史》,作为校内历史系本科生、函授

生“中国古代史”课程的教材, 1958年由中华书局

正式出版。该书是新中国出版较早的大学历史系

教科书,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历史学界和高等

院校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吴枫先生也由此一举成

名,走进隋唐史研究领先地位的专家行列。

20世纪80年代以后,吴枫先生在继续研究隋

唐五代史的同时,将更大的注意力转向古典文献学

方面。这是因为当代学术的发展进入新时期,中国

文献学的研究和建设提到重要位置,需要构筑新的

框架体系,需要学科理论总结,需要对传统观念的

更新和突破。吴枫先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以极大

的热情投入了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成

为国内为数不多的****之一。

1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出版

“盛世修书”是中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从解

放初期有关部门就组织许多专家学者整理校勘古

典文献。进入80年代以后,古籍整理工作的规模

更为巨大,任务更为繁重。1982年经国家教育部批

准,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吴枫教授

出任所长。在此之前,吴枫先生就已承担了大学本

科生和研究生的古典文献学教学任务。他根据多

年的知识积累,撰写了《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于

1982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吴枫先生在该书的

《前言》中写道:“1978年9月,因指导进修教师工

作需要,根据手边现有资料,写出一份讲授提要,向

青年教师介绍有关古文献的知识。1980年,又先后

为东北师大图书馆学系、历史系开设古典文献学课

程,系统讲授有关古文献的源流、部类、数量、考释、

注疏、版本、校勘与流通阅读以及四部书、类书、丛

书、辑佚书等专题,于是,边整理旧稿,边补充搜集

若干新资料,几经修订改写,终于在年底完成了这

部书稿。”[ 2 ]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不仅是

一部条理清晰,文字简练的大学教科书,也成为当

时社会大众读者学习古典文献的参考书,是文献学

的奠基之作。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文献典

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如何寻找、阅读,进而研究

利用,继承和总结丰富的文化遗产,是青年一代难

以把握,又急于求解的方程。关于这方面的基本知

识书,解放前曾有郑鹤声、郑鹤春两先生所著《中国

文献学概要》一书,较有影响,但是,由于出版年代

久远,新中国建立以后,一般读者难以找到。解放

后,又很少出版系统的文献学著作。吴枫先生所著

108

200516

《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填补了新中国文献学出版

的空白点,及时地满足了当时社会读者的需要,也

解决了大学文献学课程的教材问题。在吴枫先生

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出版以后,陆续有几种文献学

出版物面世,而且各有长短,促使这个学科的园地

更为绚丽多彩。吴枫先生的书,自然是百花园里的

一朵奇葩。

诚然,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一书并非

完美无缺,其中有的地方,在今天来看仍需要补充

和修订。例如,关于现存古典文献数量问题,解放

前,郑鹤声先生说,今日可读之书,盖亦不下40万

卷。[ 3 ]解放后60年代初期,李诗先生在《谈谈我国

古籍》一文中,估计我国现存古典文献约有7、8万

种。[ 4 ]吴枫先生说,我们根据一些新资料,加以补

充,得知现存古典文献不能少于8 万种。他列举

1959年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孙殿起编

《贩书偶记》与《续编》,朱士嘉先生编的《中国地方

志综录》以及除此而外的小说、戏曲、唱本、佛经、道

藏、谱牒、金石拓本等,说明目前我国现存古典文献

约为8万种的估计是可信的。然而,几乎是与吴枫

先生同时,王树伟先生在《我国古籍知多少》一文中

说:“今存世的中文古籍,总数在20万种以上。”并

说,待“将来编出全国古籍总目时,会发现这一数字

仍是保守的。”[ 5 ]王先生的估计很有余地。伴随人

们的不断发现与总结,对中国古籍的数量估计会逐

渐接近实际。山东大学王绍曾先生编著的《清史稿

艺文志拾遗》一书,于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增

补《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以外的清代著作达

54880种,可以说是古典文献数量的最新补充。如

果1981年王树伟先生的统计在20万种以上,那么

增加《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收录的5万余种,应该说

现存古籍可能在25万种以上。[ 6 ]这个数字超过了

吴枫先生当年统计数量的两倍。

2 主持《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中华古文献大辞

典》等多项文化工程

吴枫先生主编了《简明中国古籍辞典》一书,于

1987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该书简明介绍现

存的中国古代主要典籍近5000种,内容包括文学、

史学、哲学、宗教、政治、法律、经济、地理、民族、文

化艺术、教育、体育、医学、农学、科学技术、语言文

字以及工具书等。其中侧重文史及综合参考类古

籍。这是一部适合大学生、研究生、中学教师和社

会青年读者的工具书。这部辞典从选目到解题,不

仅参考了前人的有关著述,而且也汲取了今人的研

究成果。每一辞条都对作者、时代、著书缘起、成书

时间、主要内容、文献特征、价值、影响以及版本流

传等逐项解释,尤其对各书的初刻本、善本、新版

本,力求标注,便于读者检索。这部古籍辞典充分

汲取了前人治目录学的长处,克服古人的缺点,弥

补古人的不足之处,在许多方面具有超越前人的优

点。该书是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内外30余名

专业人员集体的劳动成果,文字功底参差不齐实属

自然。例如,“校点”,还是“点校”,用词缺乏一律,

所注新版也有疏漏。

然而,《简明中国古籍辞典》的编辑和出版,为

《中华古文献大辞典》的编辑工作积累了经验。自

1983年3月,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不

久,便决定组织人力编写《中华古文献大辞典》。这

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计划分为文学、历史、哲学、

政法、文教、地理、民族、科技、医药、综合10个分卷

编辑出版。吉林文史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了《中华

古文献大辞典·医药卷》, 1991年出版了《中华古文

献大辞典·地理卷》, 1994年出版了《中华古文献

大辞典·文学卷》。吴枫先生撰写了《中华古文献

大辞典总序》一文,转载于1994年8月6日《深圳

日报》,题目为《繁衍文化的壮举》,表述了他主持

编辑这项巨大文化工程的豪情壮志与宏伟蓝图。

吴枫先生主编的文化工程还有1992年南海出

版公司出版的《中华儒学通典》、1994年出版的《中

华道学通典》、1998年出版的《中华佛学通典》以及

200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吉林人民出版社

联合出版的《十三经大辞典》。此外,他还主编《中

华思想宝库》、《中华野史大博览》、《中国历史大辞

典·隋唐五代史卷》,著有《隋唐文献集释》等多种

大部头的文献学作品。正当先生踌躇满志、丰收在

望的时候,却猝死于2001 年3 月22 日。终年75

岁。10卷本的《中华古文献大辞典》还有一多半没

有面世,这是学界无法弥补的损失。

3 《吴枫学术文存》

吴枫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勤奋努力,颇多建树

的人。他的学术见解集中反映在中华书局2002年

11月出版的《吴枫学术文存》一书中。该书为国家

109

2005 6 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

211工程重点项目“中外文明比较研究系列丛书”之

一,收录了吴枫教授平生所写论文,内容涉及隋唐五

代史、古文献学和历史研究方法论等研究领域,基本

反映了作者的治学特色和学术成就。在全书45篇

论文中,有20余篇涉及历史文献学的系统论述。他

认为历史文献学工作是历史研究中的基础工程,直

接影响到历史学研究的质量与水平。因此,史学工

作者要从历史文献工作入手,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对

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与运用的能力,以期达到最

佳的研究效果。凡有成就的史学家都在这一方面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指出,历史文献学在新中国

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 7 ]改变了以往被人们认为是历

史学研究的副产品状态,逐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

科。吴枫先生总结了新中国40年来文献学所取得

的巨大成就,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同时,他也

提出学科建设的迫切任务,希望新一代学人继续努

力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出更大的成绩。

吴枫先生作为老一代文献学的巨擘,在学科建

设方面开拓了道路,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我

们在赞叹吴枫先生留下总计约3000余万字的巨大

学术文存的同时更应该学习他的学术态度和治学

精神,为文献学建设做出不懈的努力。

2006年3月22日,是吴枫先生辞世5周年纪

念日,谨以此文略表哀思。

参考文献

[ 1 ]王余光等 中国文献学理论百年概述[ J ] 图书

与情报, 1999, (3) : 13

[ 2 ]吴枫 古典文献学[M ] 济南:齐鲁书社, 1982

[ 3 ]郑鹤声,郑鹤春 中国文献学概要[M ] 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 2001: 15

[ 4 ]李诗 谈谈我国古籍[N ] 文汇报, 1961 - 01 -

01

[ 5 ]王树伟 我国古籍知多少[ J ] 百科知识, 1981,

(12)

[ 6 ]纪晓平 四库文化工程与古籍数量问题[ J ] 周

书馆杂志, 2001, (11)

[ 7 ]吴枫 吴枫学术文存[M ]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收稿日期: 2005 - 03 - 04;责任编辑:党燕妮

(上接第84页)占当年关键词总数的13 43%。随

后的2001 年和2002 年,“检索”频次持续减少,

2002年频次最低,仅出现了362次,占当年关键词

总数的7 94%。2003年有所增加,达538次,其中

“检索方法、技术”的频次明显上升,“检索功能”的

频次也有较大增加。改进检索方法和技术、增强检

索功能逐渐成为情报界关注的热点。

3 3 “情报方法”频次分析

从1999年到2003年,“情报方法”的频次几乎

是逐年上升。1999年频次仅为50次, 2000年一跃

为151次, 2001年继续增加到183次, 2002年则下

降为156次, 2003年增幅最大,为34 73% ,共出现

了239次。从具体内容来看,主要是“文献计量”的

频次大幅度增加,其原因在于随着网络的普及,网

络技术逐渐深入整个情报学科,文献计量获得了新

的发展,出现了“信息计量学”和“网络计量学”等

新的内容。2003年“网络计量学”共出现了22次,

具有较猛的发展势头。

3 4 “竞争情报”频次分析

在统计中,“竞争情报”归到了“情报学”下,由

于它是情报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因此有必要重点分

析一下。从总体上来看, 1999年到2003年“竞争情

报”的出现频次呈上升的趋势,特别是2003年,出

现了58次。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竞争情报”将

成为情报领域重要的研究热点。

参考文献

[ 1 ]周晓英 情报学概论[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1998

[ 2 ]王欣,孟连生 互联网上3种中文期刊全文数据

库比较研究[ J ] 图书情报工作, 2002, (6)

[ 3 ]杨祖国,李秋实 中国情报学期刊论文篇名词统

计与分析[ J ] 情报科学, 2000, 18, (9)

[ 4 ]安秀芬等 期刊工作文献计量学学术论文的关

键词分析[ J ]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02, 13,

(6)

收稿日期: 2005 - 01 - 09;责任编辑:陈笑悦

110

历史学家吴枫的古典文献学成就初探200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