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疾疫”、“疾年”等文字记录。

　　据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统计，我国在两周时期仅有一次疫病流行的记载。秦汉时期13次，三国两晋时期17次，南北朝时期17次，隋唐五代时期17次，两宋金元时期32次，明代64次，清朝74次，民国6次。以上仅为见于正史的全国性大瘟疫的记载，局部性的疫情，多不见史载。

　　古代把这些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统称为瘟疫或疫疠。

　　甲骨文中就有商王得了瘟疫的记载。

　　那么古代人得了瘟疫怎么办？其实很早人们就知道，面对瘟疫，最有效的措施就是隔离。

　　目前有实物可证实的是早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就已经对传染病患者的隔离进行了立法。

　　据《法律答问》（出自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国已有专门安置麻风病人的隔离机构，称为“疠迁所”，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传染病隔离医院。法律规定政府应设置专门机构对传染病患者加以隔离，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当属最早的记载。

　　当然，并非一隔了之，隔离只是应对疫情的第一步。

　　史料记载，在疫病发生时，国家会直接派医官巡诊为患流行病的病人医治。

　　最早的巡诊制度见于先秦。至东汉光武帝时，天下疾疫，朝廷乃“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巡行疾病”。

　　《后汉书·灵帝纪》载：“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对疾疫治疗重视的首推宋代。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朝廷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药费多由朝廷无偿拨付。

　　此外，地方上一旦发生疾疫，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极力救治，广为施医散药。除了派出医生巡诊之外，从中央到地方还广泛设有惠民药局和其他一些地方性药局，平时以平价售药为主，疾疫流行时，则无偿施药以济民疫。

　　而同样出自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战国时期秦国的治安法规文献《封诊式》中明确记录着一个传染病案例，有个叫“丙”的人因为外祖母同里者曾有“毒言”（一种热带地区流行的传染病，它似是一种通过唾液传播的皮肤性疾病），他也被怀疑患有“毒言”。知情者采取了主动断绝与丙接触的行为。

　　“丙家节(即)有祠，召甲等，甲等不肯来，亦未尝召丙饮。里节(即)有祠，丙与里人及甲等会饮食，皆莫肯与丙共杯器。甲等及里人弟兄及它人智(知)丙者，皆难与丙饮食。”

　　即在各种活动中，大家尽量避免与丙接触，如果没有办法，也要避免与丙共同饮食，或者不用同一器具，以防止被传染。

　　所以隔离在当时是自官方到民间都认定的一种防止传染病扩散的措施。

　　汉代承用秦律，这些规定依然有效。

　　到了晋代，国家要求采取隔离措施则已成为制度。

　　晋代规定：“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

　　即大臣家有三人以上得了疫病，其本人即使无病，在一百天内也不得入宫。东晋穆帝永和末年，因疫情严重而出现了“百官多列家疾”，不能入宫朝奉，“王者宫省空矣”(《晋书·王彪之传》)的状况。

　　说明当时为防止瘟疫的扩散，已有对病人及其家属进行隔离的意识。

　　当然虽然实施隔离，皇帝任然要派御医上门为患病的大臣视疾诊疗，并赐以药物。地方百姓染病，诏郡县备医药救治，甚至连监狱里的囚犯有病也要给予医药治疗。防止瘟疫更大扩散。

　　因为中国的东汉年间屡屡发生大瘟疫，后来的朝代吸取对这种突发传染病的应急处置，平时在太医署等机构每年都要根据时令准备药物，对伤寒、疟疾及金疮之药做充足的储备。军队出征及重大工程项目人员聚集环境及场所，规模达到五百人以上的，太常寺委派一名医师驻点。

　　所以每有疫情，政府的应急措施都很快反应。

　　而局部疫情由地方官直接处理，“郡县给医药”；涉及较大区域，则朝廷派员出使，视察疫情，派人送医、送药，一般都是免费，必要时“疾疫者以医驰马救疗”(《晋令辑存·医药疾病令》)。

　　除了在医治方面，在控制疫病谣言方面，古代也较为有作为。

　　我们知道，古代文化普及率低，给一些谣言发展带来了空间，如东汉的张角兄弟就是利用瘟疫煽动百姓起事。古代医巫不分家，在对待疫病上除了医药，还靠巫术。

　　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多人就开始对巫术持怀疑态度。如据《论语·述而》记载：孔子患了疾病，子路请求他去祈祷，孔子问：“有这么回事吗？”子路说：“有之。”孔子则说：“丘之祷久矣。”以委婉的方式拒绝了子路关于祈祷的请求，孔子对向鬼神祈祷抱怀疑态度，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

　　《史记·扁鹊列传》中，名医扁鹊就认为病有“六不治”，其中就有“信巫不信医”者不治。

　　隋朝实行科举制后，中央设太医署，隶属于太常寺，是主管医政管理和医学教育的机构，再加上医药知识的普及，很多地方长官不信鬼神，不听巫术，使得每次疫情谣言能得以有效控制。

　　此外在古代社会疫情发展到严重影响人们生产生活时，政府除了在送医、送药的基础上还采取如对死伤损失重大的家庭给予特殊的补助，对百姓减免赋税，减轻徭役，发放赈灾的救济粮款等举措以减轻民众负担。

　　古人对瘟疫的前期预防后期处理也非常完备。

　　古人认为尸体也是病毒和细菌大量繁殖的最主要载体，处理尸体是切断疾疫流行的一个重要渠道。

　　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

　　南朝梁武帝时，郢城大疫，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给死者赐棺器盛殓，以防止疾疫传染(《南史·梁武帝纪》)。

　　宋代官方每于灾害过后招募志愿者，如僧人等帮着掩埋尸体，以发放度牒为奖励。南宋嘉定元年，江淮一带大疫，政府就招募志愿者，掩埋尸体达200人者，给予一定的奖励(《宋史·五行志》)。

　　而从北宋末年开始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制度，以掩埋因贫困无以安葬的无主尸体，从而减少了由尸体繁殖传染病毒细菌的机会。

　　最初，人们都将疾疫的发生认为是四季不时或者瘟神作怪。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疾疫发生与环境及公共卫生有紧密关系，因而开始重视公共卫生事业。

　　据《韩非子·内储说上》载：“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

　　即用严刑禁止向街道等公共区域倾倒垃圾，重刑惩治破坏公共环境行为。

　　不仅如此，古代普遍重视公共环境卫生建设。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公共厕所。《墨子·旗帜》就曾记述那时的公共厕所：在道外设屏，以30步为周长，一般要垣高12尺以上。

　　而公共厕所发展到了汉代，已需专人管理。

　　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泉州城内水沟湮阏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便主持兴工清理沟渠，改善市民居住环境，消除疫病发生。

中国古代都有那些著名的瘟疫？古人又是怎么战胜这些瘟疫的呢？

人类从什么时候发现传染病，已经无源可考。可以想象的是，传染病史一定是贯穿着人类进化的历史。 我国自公元 2 年至 1911 年共发生有文献记载的大疫 266 次，其中北宋灭亡前的 1126 年中累积发生大疫 68 起，平均 16 8 年发生一起。  

南宋以迄元末 (1127 〜 1368 年)241 年中发生大疫 36 起，平均 6 7 年一次。  明代(1368 〜 1644 年)276 年中发生大疫 53 起，平均 5 2 年一次。  清代(1644 〜 1911 年)267 年中，竟发生大疫 109 起，平均每 2 5 年便有一次。

从疫情的范围和程度上看，宋元以前，一种疫情波及3省以上者仅有 2 次，占该期总数 5 5%; 而明代为 8 次，占该期疫情总数 15%; 清代为 33 次，占该期总数 156 %, 且史料中的用语亦渐趋酷烈。  

可以说，我国历史上的疫情，有随封建王朝的衰亡呈不断频繁、加剧的趋势。  回顾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可以发现人类同瘟疫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虽然每一次的瘟疫攻击都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损伤。但勇敢的中华儿女每次都会挺直了脊梁重新站起来，那么在古代瘟疫爆发之际，缺少有效卫生条件的中医师，是如何战胜瘟疫的

隔离病人

在古代，中医师们就意识到了瘟疫有着极强的传染性，并发现隔离具有传染性的病人是必要的预防措施。  公元2年，青周大疫，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可见当时是由政府安排宅房作为隔离医院，用以诊疗瘟疫患者。考古发现，在汉代中国就有“病迁坊”设施，用来隔离麻风病人。古代战争时期，军队中打仗时感上瘟疫的士兵需要同健康人隔离开来以防传染。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是很有效果的，瘟疫不会大范围的扩散。

注意卫生

古人就非常注意环境的卫生，在秦朝时候甚至有刑罚规定：不可随便放置垃圾，“弃灰于道着”要被处以罚款或鞭刑，衣冠不整面容不洁者同样有处罚，古人也讲究焚香沐浴。而且在当时城市内就已设有下水通道!管道多为陶制，逐节相连，可以排泄污水。

这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是极为先进的，彼时的西方国家，根本没有这样的意识，垃圾排泄物随意丢弃，甚至有历史学家表示，当时的西方城邦是建立在粪土当中的，这也是西方瘟疫爆发严重的重要原因。

做好消毒

中医在古代就已经有消毒的意识了，在疾病爆发的区域，会使用醋或者石灰进行处理。据秦代出土的竹简记载，凡来秦国入城的宾客入城时，其乘车和马具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宋代还用艾蒿等药物驱赶蚊虫以预防瘟疫。这样的方式也是非常有效的。

战胜天花

天花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瘟疫。但中医在总结经验之后，在公元980-1567年间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既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疱里的痘浆、痘疮结痂、或是用天花病人穿过的沾有天花痘浆和痘疹的衣服，去感染未患过天花的人。以现代医学来解释，被接种的人会感染轻微的天花病毒，但会被人体的免疫系统解决掉，从而获得了免疫能力。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预防方式，还被引进到欧洲国家，挽救了千千万万人。

中医有哪些特色

中医的诊疗手段多样，使得患者的安全更有保障。按照途径可分为内治与外治，内治指的是各种草药方剂;外治包括针灸、艾灸、砭石等等。这些手段在古代的瘟疫爆发之际，以中医系统的理论观念为指导，起到了极大作用。

比如其中的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论述了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诊疗方法，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灵活多变的辩证施治方法奠定了中医实践的基石。  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由于中医的有效预防和诊疗，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

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那样一次瘟疫就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但现在我们可以清楚的感受到，现代的中医逐渐衰落，西医的不断强化，导致中医生存空间被慢慢压缩，一代代的中医大师相继去世，后继乏力，有太多的精华遭到失传，是时候振兴中医的时候了。

古代中医治疗瘟疫，一样也是“万人一方”。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传统医学，也就是现代我们称之为“中医”的医学，毫无疑问是我国文明史，乃至于世界文明史上的一颗文化瑰宝，至今还作为我国主流的医疗体系中的一部分出现。随着近期“新冠病毒”的肆虐，似乎我们的中医中药，又受到了当初SARS时期的“捷报连连”，好像中医对抗瘟疫，是“手到擒来”一样。古代中医对抗瘟疫，是一人一方，还是万人一方呢？

古代中医对待瘟疫，并没有一人一方的条件，是“万人一方”。我们都知道，中医历来有着所谓的“辩证下药”“配伍减毒”的说法，但是这种手段对待一下寻常的病症还可以，如果和来势汹汹的瘟疫抗衡，那肯定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要知道瘟疫之所以能被我们称之为“瘟疫”，就是因为它具有极高的传染性，病人往往在不经意间就“中招”。试问就算在现代，哪个中医敢不戴口罩，不穿防护服去疫区逛一圈，给患者“望闻问切”？恐怕除了SARS时期号称能三年攻克艾滋，用凉茶代替疫苗的国医大师邓铁涛，没人敢说这种“狂言”了吧。

实际上，所有的传统医学，都没有有效对抗瘟疫的手段。尽管世界各地的传统医学都有着一层“神秘主义”的面纱，比如说老中医的“五行”理论，老西医的“四体液四元素”理论，但是我们翻开史籍，就能发现这些平日里玄之又玄的古代医学，根本不能对抗流行性瘟疫。肆虐欧洲的“黑死病”自然不必说，中国古代但凡出现瘟疫，也都是“十室九空”，“死者七八”，从来没看到哪次传统医学，能够扑杀瘟疫的蔓延。最后的结果都是作为传染源的病人死亡殆尽，瘟疫也就暂时退避三舍了。

综上所述，古代中医对抗瘟疫，也是“万人一方”。

第一、先从官方政府（统治层）来说。

在古代，人们把瘟疫看作是上天的惩罚。瘟疫猖獗时，西汉文帝、东汉恒帝等许多统治者都下过有关瘟疫的自责诏书，主动承担责任，向上苍检讨自己的过失，祈祷上苍能收回惩罚。皇帝通过自责诏书安抚人民，增强了人民抗击瘟疫的信心。同时，他还命令各级政府共同抗击瘟疫，共渡难关。而在疫情过后，统治者基本都会免除租赋，减轻百姓的负担。汉宣帝就在瘟疫后下诏“其令君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

在防疫中，要求官员巡视疫区，安抚百姓，开仓救灾，派医生救治民众，稳定民心。在汉代，有官方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提供医药的记载。宋朝瘟疫发生时，政府组织医生免费治疗病人，医药费由政府支付。因病不幸死亡的，应当向家属支付一定的丧葬费，妥善安葬。无人管者，由地方官负责安葬。对于灾民家庭留下的孤儿，有关部门将给予一定的救助，使其得到抚养。上述各项措施对落实人性、稳定民心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二、再从专业（医学）的角度来说。

中医古籍《黄帝内经》其疾病预防原则是“不治已病，治末病”。《素问·本能病》指出，瘟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等特点，发病与气候有关。并认为“正气存内”可以“避其毒气”。

在古代，医生有“不为将相，偏为良医”的美德。张仲景的《伤寒论》对不同时期的各种传染病都有治疗方法。到目前为止，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仍沿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华佗发现用青蒿治疗流行性“黄胆病”。后来，民间流传着“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的说法。现代屠呦呦正是从新鲜青蒿素中分离出青蒿素，成为治疗疟疾的新药。晚清吴瑭推荐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等仍在临床应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第三、最后从个人的角度来说。

注意食品卫生和个人卫生可以有效避免鼠疫的传播。秦汉时期，有记载说，用佩兰等草药洗澡可以防病养身。同时建议不吃生冷食物，不要吃生鱼。隋唐时期的孙思邈提倡个人卫生，重视体育保健，提出饮食疗法、药物疗法、养生、滋补自然、保健相结合的防治思想。元代医家还建议保持口腔清洁。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主张人们将水烧开了再喝，这大大降低了传染病的几率。

不仅我们现在会有很多的传染病，中国古代的时候也发生过很多的传染病事件，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瘟疫，那么他们遇到瘟疫是如何解决的？他们的解决办法和我们现在的解决办法也是十分相似的，也是要通过控制源头以及医治病患将病患隔离开来这几个的步骤才能够将瘟疫控制住。虽然古代人很少，但是碰到灾荒的时候，人员就会流动起来，这个时候就容易引发传染病。

首先要隔离病患

在古代，一旦确认瘟疫发生，那么他们首先就会把那些已经患病的患者隔离起来，不让他们活动，并且会把他们集中医治。这和我们现在所用的方法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让瘟疫不再继续扩散，切断瘟疫的传播途径。但是在当时，所有的老百姓都是非常惧怕瘟疫这种病的，因为在古代医疗条件并不发达，人们认为，染上瘟疫就会死亡。所以国家都是请一些出家人去照顾这些被隔离的病患，因为出家人以慈悲为怀，救济天下苍生。所以只有僧人不会去嫌弃这些患瘟疫的人。

查找源头

在古代往往都是地广人稀，所以一旦产生瘟疫，一般都是从比较远的村落或者城池传染过来的。所以，一旦发现有人身患瘟疫，他们会立刻排查此人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来了有多久。并且经过了哪些地方接触了什么人，就和我们现在的排查手段一样，搞清楚这个人的来龙去脉才可以对源头有所控制。

对公共环境做好处理

在古代，中国人也认为脏乱差会使人生病，所以一旦有瘟疫蔓延，他们会立刻加强对公共场所的卫生清洁。并且会出布告，让全城百姓注意卫生。以及要注意开窗通风，不要接触外来人员。因为想要瘟疫得到停止蔓延，就必须在源头和传播途径上都有所控制。

古装剧中出现的瘟疫通俗说来，就是现代的传染病。而瘟疫指的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类传染性强的病症。瘟疫的出现主要是由容易传染且感染性强的细菌、病毒和微生物引起的，非典、鼠疫、天花、流感也属于一种瘟疫。

至于瘟疫的症状，在古籍《丹溪心法·瘟疫五》中有记载，里面记录得了瘟疫的人的特点是发病很快，一旦发病死亡率特别高，而且容易出现一开始怕冷继而浑身发热，还会伴随头疼、舌头发白等症状出现。

在我国古代，瘟疫常出现于恶劣环境中，如战后尸横遍野之时微生物和病毒大量生长容易引发瘟疫。同时，在类似旱灾、洪水这样的天灾过后，也容易出现瘟疫。古时每每天灾过后，生态环境一定程度被破坏，这便意味着当时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因而极易出现病菌、微生物等大量繁殖的情况，而古代环境卫生难以维护，一旦病菌入体，便容易引发瘟疫。

同时，瘟疫在我国古代的各个朝代皆有记载，如春秋时期的《吕氏春秋·季春纪》中就有说：“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书中指明，在我国春秋时期的时候，人们对瘟疫就不陌生，并且已经摸索除了瘟疫的一些规律，继而侧面表明我国古人在春秋时期就对瘟疫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

春秋时期的古人发现，一年四季无论寒暑都有出现瘟疫的可能，而时令之气不正时，即天气反常之时，就容易出现瘟疫。可见，瘟疫无论出现于何时都害人不浅，由古至今，人类都在与瘟疫斗智斗勇。

说起“瘟疫”，在古代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几乎令人谈之色变。

因为古代限于医疗条件的原因，和防治等措施难以令行禁止，所以导致一旦某个地区爆发瘟疫，那么这座城的人几乎会死亡殆尽，能活下来的寥寥无几。

那么“瘟疫”一词最早来源于哪里呢？史料记载它最早出自《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其次有吕布伟的《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瘟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瘟疫在古代具体包括有:鼠疫、天花、流感、霍乱、疟疾等。这在以前是很难被药物可以治疗好的，中药只能起抑制作用。尤其是天花，古代小孩子一旦染上天花那基本上就是宣告死亡。恐怖的当属鼠疫，（又叫黑死病）其中最大规模的比如:明朝末年即崇祯十五年，曾经在全国范围内爆发过大规模的鼠疫，这场鼠疫导致大量的人口死亡， 社会 动乱百姓苦不堪言。

当时在吴中一代有个名医叫吴有性，此人精通医理，他在观察了很多病人的情况后，潜心钻研，认真总结，提出了一套新的医学认知，并且以中医药方治好了很多瘟疫患者，又著书《温疫论》一书，开我国传染病学研究之先河。他以毕生的治疫经验和体会，大胆提出“ 疠气 ”致病之学说，在世界医传染病学史上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因此赢得后人的广泛推崇。

其后清末1910年在东北爆发的“肺鼠疫”也很是恐怖，这次鼠疫是因为两个俄罗斯商人感染后，在坐中东铁路到满洲里带到黑龙江，在哈尔滨和东三省爆发了 历史 上非常恐怖的瘟疫事件，这次鼠疫传染性极高，死亡时间也快。正好当时留学美国的医学博士伍连德受袁世凯之邀回国效命。他在得知瘟疫爆发后，不顾自身安危带人前往东三省开始治疗瘟疫。

当时医学界认为是接触到老鼠，和老鼠身上的跳骚传给人的，最高峰时哈尔滨一天死亡一百八十多人，可是，在日、俄专家建议下，东三省官民几乎把耗子抓绝种了，瘟疫还在蔓延，最后日本和俄国专家都束手无策。但是伍连德认为它的转播途径定然不是这么简单，他在解刨老鼠尸体和感染的人尸体后，认为他们是通过呼吸和空气感染的，他的理论首次推翻了传统医学认识，并且临时发明了“伍氏口罩”，这也是世界医学史上口罩首次的发明和使用。

但是伍连德的研究结论受到了日、俄专家的反驳，斥之为无稽之谈。法国人梅斯尼是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不相信鼠疫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因此他在进行实地调查时，拒绝伍连德戴口罩的防护建议，结果在接触患者后不到三天，梅斯尼就出现一系列症状，最后暴亡。梅斯尼的死，震惊了整个东北以及清政府，这个时候，伍连德的提议才得到清廷的信任和重视。

在伍连德的积极治疗下，开创鼠疫研究室，隔离治疗，通过中医和西医药理治好了东北的大鼠疫，被称为“国士无双”，中国现代医学的奠基人，中华医学会的创始人，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开创者等等光荣头衔。因为伍连德在这方面的贡献，1935年他被推举为诺贝尔医学奖候选人，也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

历史 上鼠疫首次大爆是发生于公元6世纪，起源于中东，流行中心在近东地中海沿岸。公元542年经埃及南部塞得港沿陆海商路传至北非、欧洲，几乎殃及当时所有著名国家。这次流行疫情持续了五六十年，极流行期每天死亡万人，死亡总数近一亿人，这次大流行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

又比如霍乱是因摄入的食物或水受到霍乱弧菌污染而引起的一种急性腹泻性传染病。感染霍乱后，患者会无法控制地呕吐、腹泻，直至肠胃皆空，而因此引发的脱水使人肌肉严重痉挛、两眼凹陷，直到最后全身青黑，干枯得不成人样，痛苦地死去，情形极为骇人。如果不及时加以治疗，从感染疾病到死亡，常常只有几个小时

其他如流感、天花、疟疾在古代爆发率更高，因为没有好的措施往往感染的人到处都是，而朝廷有时候为了防疫可能会把一座城的人困死在里面可谓是生不如死。单说魏晋时期前后爆发过77次瘟疫事件。唐朝三百年时间里，就爆发过二十多次瘟疫。明朝也爆发过不少于十五次。因战争和水患等而带来的瘟疫也是数不胜数。

人类 历史 上爆发过最大十次传染性瘟疫，导致至少有数亿人死亡， 社会 和国家动荡不安，成为了人类 历史 上最大的灾难。

虽然随着现今 社会 ，人类 科技 进步很多疾病得以克制和治疗，像天花在20世界末已经被宣告被人类彻底克服，霍乱、疟疾也已经不在是什么严重的疾病了。时代进步了，人类对疾病的斗争却一刻也没有放松，从2003年的非典，后来的埃博拉病毒，禽流感，猪流感，到今天的新冠肺炎病毒无一不是瘟疫的代名词。人类进步的同时，又对环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破坏，地球不是一个人的，是靠人类自己去维护的，人类的无知对大自然的破坏，随意猎杀动物，那么大自然报复了人类也是无可厚非。

在这里我希望人类自己可以爱护这个地球，共同营造美好的未来世界，为子孙谋福还一个绿水青山的大地，让病毒远离我们的生命，愿新冠病毒早日灭尽不在重现，国家经济恢复强胜。

医学不发达的古代却是经常出现瘟疫的入侵，古代在对抗瘟疫的时候大多数会选择隔离、消毒、烟熏等为主。当这次新冠肺炎卷席到来时候，我们会好奇古代人到底是怎么去处理传染病的呢？如果新冠肺炎出现在古代简直会要了大家的命啊！其实古代出现传染病甚至是瘟疫的情况也是很多，甚至也出现过很多大批量的死亡，但古代人还是聪明的，懂得去多方面防止疫情的增加。

一、懂得瘟疫严重后，当发现有可能传染病时候官府就会选择强制性隔离操作

古代的瘟疫真的很可怕，毕竟那个时代根本是没有什么缓解药物或者消炎的东西，出现瘟疫以后基本上都是白白熬死的。在农村，出现瘟疫后大家都会直接逃走，避免被感染；如果是在大城市里面出现瘟疫，政府就会强制要求病人留在家里面，直接封了家的全部位置禁止任何人外出。如果是富贵人家还会有大夫冒着危险去看看，如果是贫穷人家，基本上都是让在房子里面自然死亡后再处理尸体，确实很残酷。

二、检查患者时候会蒙上围巾，检查完就会高温消毒或者烟熏来杀死可能的细菌

在古代，其实这些大夫检查病人也是很多的准备，虽然没有防护用品但也会尽可能减少接触。进入房子之前会用布蒙上自己的鼻子，担心会呼吸到细菌而感染，看病时候也不会直接接触病人而是隔了一个手帕之类的；问诊后都会对衣服进行烟熏杀菌，甚至会把衣服直接用热水消毒或者丢弃，为的就是减少把细菌带到外界来的可能性。

古代人防疫其实跟我们现代差不多，只能说古代人的智慧真的很高，才让我们保留了传统的消毒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