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针灸三圣是针灸鼻祖皇甫谧、宋代针灸名医王惟一 、明代针灸学家杨继洲。

针灸鼻祖皇甫谧，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县朝那镇）人。生于东汉建安20年（公元215年），卒于西晋太康3年（公元282年），活了68岁。其著作《针灸甲乙经》是我国第一部针灸学的专著，在针灸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学术地位。

皇甫谧小时候，过继给叔父，迁居新安（今河南渑池县）。叔父、叔母很疼爱他。而皇甫谧自幼贪玩，无心向学，人们笑他是傻子。到了17岁，人高马大，竟“未通书史”，整天东游西荡，像脱缰的马，叔母对皇甫谧如此调皮捣蛋非常气愤，恨铁不成钢，常常为他的前途而忧虑。一天，她把贪玩的皇甫谧赶出家门，想要教训他。谁知他到了外边弄来了香瓜、甜果之类，洋洋自得地呈献给叔母，以为如此“孝顺”一番，便可平息叔母的盛怒。谁知叔母更加气愤，接过瓜果，狠狠地摔在地上，流着泪说：“你快二十岁了，还是‘志不存教，心不入道’，你要真心孝顺父母，就得‘修身笃学’”。他很受感动，噙着泪花发誓要悔过自新，改弦更张，矢志苦学。从此以后，他刻苦攻读，虚心求教，一天也不懈怠。

对于针灸方面的经验，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医家已进行了系统总结。如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多种周代编写的医书，其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也有许多论述针灸的内容。东汉初期针灸名医涪翁还有《针经》的专述。但是晋代以前涉及到针灸内容的医书，“其父深奥”，“文多重复，错互非一”。加上当时用竹木简刻书，书被视为秘宝，普通的人是不易得到的。由于参考书奇缺，这给皇甫谧编撰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然而值得庆幸的是，皇甫谧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他用百折不挠的精神，设法借来了需要的医书，经穷搜博采，获得了大量的资料。他把古代著名的三部医学著作，即《素问》，《针经》（即《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纂集起来，加以综合比较，“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终于写出了一部为后世针灸学树立了规范的巨著—《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也称《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

《针灸甲乙经》共10卷，128篇。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治疗等。书中校正了当时的腧穴总数的穴位654个（包括单穴48个），记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和禁忌，说明了各种操作方法。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理论联系实际，有重大价值的针灸学专著，被人们称做“中医针灸学之祖”。

《针灸甲乙经》一向被列为学医必读的古典医书之一。唐代医家王焘评它“是医人之秘宝，后之学者，宜遵用之”。此书问世后，唐代医署就开始设立针灸科，并把它作为医生必修的教材。晋以后的许多针灸学专著，大都是在参考此书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而写出来的，也都没有超出它的范围。直至现在，我国的针灸疗法，虽然在穴名上略有变动，而在原则上均本于它。1600多年来，它为针灸医生提供了临床治疗的具体指导和理论根据。此书也传到国外，受到各国，特别是日本和朝鲜的重视。公元701年，在日本法令《大宝律令》中明确规定用《针灸甲乙经》列为必读的参考书之一。可以说，《针灸甲乙经》是针灸学发展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国际上声望很高。

宋代针灸学家王惟一（公元987—1067年），名王惟德，北宋医家。宋仁宗（赵祯）时当过尚药御，对针灸学很有研究，集宋以前针灸学之大成，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奉旨铸造针灸铜人两座。为我国著名针灸学家之一。

宋时，针灸学非常盛行，但有关针灸学的古籍脱简错讹甚多，用以指导临床，往往出现不应有的差错事故。根据这些情况，王惟一及其同行，产生了统一针灸学的念头及设想，并多次上书皇帝，请求编绘规范的针灸图谱及铸造标有十二经循行路线及穴位的铜人，以统一针灸诸家之说。接旨后，惟一亲自设计铜人，从塑胚、制模以至铸造的全部过程，他都和工匠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攻克了无数技术难关，终于在公元1027年铸成了两座针灸铜人。铸成后，仁宗赞口不绝，把它当作一件精湛的艺术品，经惟一等在旁的医官介绍了铜人的用途和在医学上的价值之后，遂下令“把一座铜人放在医官院，让医生们学习参考；另一座放在宫里供鉴赏。”并让史官把这件事作为一件大事，写入史册，以便传到后代。这时，王惟一又将自己编绘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献给仁宗，以作为铜人的注解和姊妹文献。赵祯阅后，非常高兴，又下了一道命令：“御编图经已经完成，把它刻在石上，以便传到后代”。铜人和图经，在当时的医疗教学和医官考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为统一和发展我国针灸学作出了很大贡献。王惟一是宋代杰出的针灸学家和医学教育家。

在针灸学方面，他一生致力于这方面的文献研究和整理工作，尤其对皇甫谧的《甲乙经》很有研究，且在学术上受其影响颇深。他把很多不统一的有关针灸学著作，加以去伪存真的整理，“以铜人为式，分脏腑十二经，旁注腧穴”的研究方法，将十二经脉及三百五十四个穴位，用直观的方法记录和描绘出来，并对前代有关“经穴”的学说，进行了订正和改进，推动了我国针灸学的发展。

杨继洲 （1552-1620），名济时，字以行，三衢（今浙江衢县）人。明针灸学家。世代从医，祖父杨益，太医院御医，著《集验医方》刊行于世。父亦业医。家藏秘方、验方与医学典籍极富。继洲科举受挫，弃而潜心攻医书，研医术，卓然有悟，尤擅针灸。治病常针、二炙、三服药，有神效。收单穴51、双穴308共359嘉穴位。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历任楚王府良医、太医院御医，行医46年。巡按山丁御史赵文炳患痿痹百医不治，继洲三针而愈，名扬朝野。搜集历代针灸文献，取材于《素问》、《难经》要旨，结合实践，以家传《卫生针灸玄机秘要》为基础，编著《针灸大成》10卷。对针道源流周身经穴及制针法、补泻手法、治症总要等均有论述。主张“病以人殊，治以疾异”，“治法因乎人，不因乎数”，“变通随乎症，不随乎法”，体现辩证治病思想。对针灸学卓有贡献。该书列入《四库全书》存目，国内外医界尊为针灸经典。另著《病机秘要》，收入《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子部医家类”。有铜人像，详细刻画穴位，并绘图立论，便于钻研。

杨继洲家中蓄贮了许多真秘古籍。他从医后常“取而读之，积有岁年，寒暑不辍”。因此得其真谛。遂有心汇集一部针灸专着。他“参考指归，汇同考异，手自编摩”，汇编《卫生针灸玄机秘要》，但未刊行。万历年间，杨继洲为巡按山西监察御史赵文炳治痿痹之疾，“至则三针而愈”。赵文炳为了答谢他，为他刊行了在《玄机秘要》基础上增辑而成的《针灸大成》。

出生于东汉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成长于三国魏，成名于魏晋，病故于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三年(公元282年)，享年68岁。

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中以《素问》、《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本书为蓝本，广泛吸收秦汉时期针灸学实践经验，按照“以类相从”的原则，对魏晋以前的针灸成就进行了全面总结，将有关脏腑、经络、体质、诊断、治疗等方面的知识，根据针灸学需要，专门化、系统化起来，成为条理性很强的专科知识。笔者以为，皇甫谧在针灸学术思想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保存了针灸古文献资料。《针灸甲乙经》最早最完整地收藏和整理了自黄帝始至魏晋以前针灸方面的大量原始资料，保留了《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的基本内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云：“考《隋志》有《明堂孔穴》五卷、《明堂孔穴图》三卷，又《明堂孔穴图》三卷，《唐志》有十三卷……杨元孙《黄帝明堂》三卷，今并亡佚。惟赖是书有其精要。”

弘扬了《内经》针灸学术思想。《内经》是中医基础与针灸基本理论的经典之作。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始云：“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皇甫谧将《内经》原经文篇、序重新编排，使事类相从，便于查寻。由于《素问》、《针经》以经文所论，理论说得多，临床实用者少，皇甫谧将《内经》中有关解剖、生理、病理、体质、脏腑、经络、诊断、治疗等知识有机地统一起来，以整体性指导针灸理论与临床，发展了《内经》的针灸学说。皇甫谧发展了《内经》的腧穴学，由《内经》确定腧穴160个，发展到官定348个。在《内经》循经布穴的原则上，创立了划线布穴法，实现了腧穴和经络在理论上的有机统一，扭转了临床取穴不统一、不准确的局面，大大方便了临床应用而具有实用性。在临床诊断与治疗方面，《针灸甲乙经》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卷，介绍了针灸的临床应用，从诊断方法到治疗原则，到特殊穴位的应用及具体病症的辩证配穴施治，使针灸学在临床各科中得到广泛应用，对针灸学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集西晋以前腧穴学之大成。皇甫谧把人体的腧穴，按头、面、项、肩、胸、背、腹、四肢等体表部位，划分为排列穴位的35条线路，例如：背自第一椎循督脉下行至脊骶凡十一穴，这是正中线；背自第一椎两旁侠脊各一寸五分下至节凡四十二穴，这是第一傍行线。这样寻找腧穴，便利而准确，且皇甫谧所记载的每一腧穴，都注明了属于那条经脉，如：“天鼎，在缺盆上，直扶突，气舍后一寸五分。”是针灸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后世孙思邈《千金方》以及王执中《针灸资生经》等均沿用此法排列穴位。记载经穴别名70多个。穴位的别名，晋以前文献记载很少，但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中却记载有70多个，既对腧穴理论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又对理解穴位的位置与作用提供了方便。同时补充完善了《内经》的未备内容。不少穴位，《内经》仅有其名，未说明取法和部位，《针灸甲乙经》对其作了补充，如风府，“疾言，其肉立起，言休，其肉立起，言休，其肉立下”；取下关，“合口有孔，张口即闭”；取昆仑，按之有“细脉动应手”等。记载交会穴80多个，既扩大了腧穴的主治，又为考订提供依据，还方便临床选穴治疗，拓展了选穴思路。如大椎为三阳经之会，不但能治督脉“脊强反折”等病变，而且能治疗所有三阳经病变；中级、关元为足三阴经任脉之会，既能治疗任脉疾患，又能治疗足三阴经病变。提出“脉气所发”穴100多个。如兑端(督脉穴)为手阳明脉气所发，大迎(足阳明)为足太阳脉气所发。增补完善了五输穴的体系和内容。关于五输穴，虽《难经》对《内经》所述有所补充，但仍欠完整，《针灸甲乙经》进一步增补了手少阴经五输穴，使之得以完整。

确立了针灸操作规范。《针灸甲乙经》以前，有关针刺深度的记载很少，《灵枢·经水》篇仅有某经针入几分的原则叙述，而《针灸甲乙经》则一一作了具体说明。如一般头面部诸穴3分，肢末、背部、胸胁处3-4分，肩部5-7分，腹部8-10分。这样区分不同情况的针刺深度，既保证了针刺的安全，又给后世学者确立了针灸操作规范。规定了200多穴的留针时间。书中论述，一般每穴平均留针时间9-7呼；少商诸井穴只留1呼，最多者为环跳、公孙，为20呼(约1分钟)。规定了艾灸的壮数。《针灸甲乙经》规定一般为每穴3-4壮；其中头部、颈部、肩背等处多为3壮；胸、腋、腹部多为5壮；最少者为1壮，如井穴；最多者灸9壮，如大椎；个别甚至灸到50壮，如环跳。与现代临床肌肉丰厚处多灸的原则基本一致。指出了误刺误灸的不良后果。《针灸甲乙经》载有误针引起不良后果的穴位有13个，误灸引起不良后果的穴位29个。最早应用化脓灸。《针灸甲乙经》卷三云：“欲令灸发者，灸履鞴熨之，三日即发。”对后世各家强调“用灸必发灸疮”的主张影响很大，如宋代王执中即主张“凡著艾得疮发，所患即差，不得疮发，其疾不愈。”

汇集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一)归纳了不同疾病的选穴经验。重点是从卷七到卷十二的48篇中列出了内外妇儿各种病症的配穴方法。(二)记载了500多个处方。其处方的内容是晋以前其他古籍中从未记载过的，特点有：单方多，即一病一穴或一症一穴，如“骨痹烦满，商丘主之”，“足下热，胫痛不能久立，湿痹不能行，三阴交主之”；较少称取某某经脉，多指明具体穴位，如治疟，《内经》谓间日疟不渴刺足太阳；而《针灸甲乙经》则指出：“疟，不渴，间日疟，飞扬主之。”；处方内容较少提到用针或用灸，用补或用泻，如“身肿皮痛不可近衣，*泺瘈疭，久则不仁，屋翳主之。”虽有“腹满不能食，刺脊中”，“肠中常鸣，时上冲心，灸脐中”等记载，但为数甚少；处方近取穴多，远取穴少。如《手阳明脉动发口齿病第六》一篇，对龋齿齿痛，先提到目窗、正营、浮白、完骨、颧髎、兑端、耳门、龈交等近齿部穴位，然后述及合谷、三间等远端穴位；论述了200多种病症的治疗。有内科病症、外科病症、妇科病症、儿科病症、五官科病症等。

使针灸学传播到国外，在对外医学交流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自南北朝开始，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医学就传到了国外，《针灸甲乙经》即是其中之一。公元七世纪初，日本仿唐医事制度，制定医药职令，规定的医生通用教科书中就有《针灸甲乙经》，之后朝鲜也仿效之。《针灸甲乙经》也先后被译成多种外文版本，流传至140个国家和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