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四经》它是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是初付于帛书《老子乙本》前，当时被称为《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后来经专家鉴定，他们认为这本书就是失传已久的《黄帝四经》。学者们也根据书的内容、文字和篇章数目等来进行研究，认为这本书成书时期是晚于《老子》的，而早于《管子》、《孟子》和《庄子》。《黄帝四经》这是一部“治国之本”的书，它是由四篇文章组成的，这也就为海内外的黄帝子孙重新认识了黄帝和黄帝思想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史料依据。它不仅是哲学和文化的重要载体，还是古代圣哲关于文学、美学、艺术和审美的智慧结晶。黄帝四经总计：《老子》甲本四卷，无篇题；《老子》乙本四卷，从一至四的篇题分别为：“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经法》主要讲述的是法；《十大经》讲的就是兵，讲黄帝擒蚩尤的故事；《称》讲述的是权衡轻重；最后一本就是《黄帝四经》之《道原》篇。

《黄帝四经》四篇的主要内容是出于君主统治术总结经验的一个目的，所以，它的思想就是以致治术为中心的。《黄帝四经》是倡导使用文武并用、刑德兼行的道法和法术思想，但是最为突出表现的就是在《经法》这一篇中，而其余的三篇，也都在进一步的发挥了这种思想。

《黄帝四经》倡导虚柔无为之道，同时它也强调了民心的重要，也体现了道家学说由老子一派变成黄老学派的转变，从而对先秦各家各派都有着直接或着是间接的影响，它的出现推翻了很多已经被认定的经学理论，它对于经学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汉简与帛书初探〉石墨老人

一、马王堆简牍与帛书

1972年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发掘了一座前汉时代的墓葬，那就是马王堆一号墓。此墓墓主为侯利苍的夫人辛追。该墓出土了墓主的保存完好的湿尸，根据汉代升仙思想而作的浪漫的帛画以及大量的漆器、木俑、绢制品等珍贵文物共1000余件，同时还出土了作为这些随葬品的目录的“遣策”，共有312支竹简，竹简长度27．6厘米，全部字数达2063字。竹简之外，还有附于竹简上的木牌49件，以及“侯家丞”的封泥等。

帛书被折叠起来放在长方形的漆奁之内。帛的上下宽有48厘米与24厘米两种，都用朱或墨划有间隔6-7毫米的界栏，文字就写在栏内。内容以书籍为主，但全部内容尚未发表。据李学勤所说，有26种。一，六艺类，包括《周易》、《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及“丧服图”；二，诸子类，包括《黄帝书》、《老子》（乙本）和“九主图”；三，兵书类，包括《刑德》（甲、乙、丙三种）；四，术数类，包括《五星占》、《天文艺象杂

A、《老子甲本》高24厘米，463行。熟练的草隶书风，许多地方可见到具有章草意味的点画。B、《老子乙本》高48厘米，252行。与《老子甲本》相比《老子乙本》更加强调直线的要素，具有整齐的结构。从较长的横划以及波法的末端着意的波磔，可以窥见后来所谓八分书样式的雏形。

二、江陵张家山汉简

1983至1984年，在湖北省江陵县张家山发掘了3座前汉墓这次发掘最重要的出土物是从第二四七号墓中发现的约1000枚竹简，同时出土的还有无字木牌一件。竹简按其内容，分为以下几种：汉律、秦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日书、历谱、遣策。第一种有简500支，第二种200支，这两种共占总数的70％，显示了墓主生前的身份一定与法律有关。第三种是兵法书，第四、五种医书类，第七种是与占卜有关的书籍。

三、江陵凤凰山汉简

1973至1975年间，在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发掘了12座前汉墓，有五座墓的随葬品中发现有简牍史料。1973年发掘的第八、九、十号墓出土简牍约141件。八号墓出土竹简175件，

四、临沂汉简

1972年山东省银雀山发掘了两座汉墓。随葬品除陶器、漆品等95件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发现竹简数量最多的一次。一号墓的竹简长27．6厘米，宽0．5至0．9厘米，计4942件。二号墓竹简长69厘米，宽1厘米，计32件。一号墓的竹简几乎全是书籍。根据已经公布的材料看，有《孙子》、《孙膑》、《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相狗经》、《曹子阴阳书》、《风角占》、《灾异占》、《杂占等》12种（见《银雀山汉墓竹简·一》）。

银雀山汉简竹简出土于1972年4月，其中，一号墓出土竹简7500余枚，二号墓出土竹简32枚。银雀山汉墓是武帝初年的墓葬，字体为早期隶书，其抄写的时间，约当文、景到武帝初年。

五、居延汉简

它是指1930年至1931年由中国、瑞典学者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今内蒙古境内的汉代边塞遗址中所发现的1．2万余枚汉代简牍。1972至1974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先后在破城子（居延都尉所属甲渠侯官治遗址）和肩水金关遗址等地区掘获的19600多枚汉代简牍，其中有纪年者1200余枚，

六、武威汉代医简

因简册上无记载绝对年号，根据考古学者们的研究，初步推 断这批简的年代应届于东汉早期。中的文字是东汉医家手抄的一部医疗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当然不可能是书家的手迹。如果和《流沙坠简》、《居延汉简》中的字体相对比，却仍有近似的地方，字形已趋于扁势，篆意已基本脱尽，章草韵味浓厚。

七、甘谷汉简

于1974年出土于甘肃省甘谷县，据简文记载是桓帝延熹元年（公元158年）的简册，共23简，每写两行，用分书抄成，纵横成行，字体宽扁，墨迹清晰，笔画秀丽整齐，是东汉时期的典型之分书。此简尤其突出的是波磔很长，这种波势的放纵与东汉时的《孔宙碑》相类似。

以上所谈应为简牍时代书法墨迹的沿革。关于简牍的书法艺术，谈起来往往与历代的著名书家相联系。就汉代来讲也曾出过不少书法名家，如杜操、崔瑗、崔实以章草著称，张芝以今草著称，蔡邕以八分飞白著称，刘德升以行书著称。而王次仲有始创八分与始作楷书之说。

简牍的书法艺术

历代的书法艺术，其中大部分是一些工匠和从事劳动的人们留下来的。简牍书法，正是当时参与书写活动人数甚众的普通者所为。也是文字在实际应用活动中，与社会生活联系最为紧密频繁，最为普遍广泛的书写形式。率意急就，不拘一格，字体应时代演化而分派，书风顺潮流而易变异。与官方铭刻体相比，简牍书法在日常应用中，生气活跃，自由流动，呈现出多样书体，多种书风。再如东汉时期某些碑石，也都是一些无名书家的手迹，这些来自民间和下层千百万不知名的书家所创立的书法艺术成果，是人民群众辛勤劳动的产物，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永恒的生命力。随着历史年代的推移，越显示出它艺术的可贵。汉法的书写意兴最为流露，最为浓烈，运笔灵动活泼，随意挥洒，轻松自然，笔姿横生奇态。加之汉简竖长的简形，竖写的顺序，偏扁的字形，趋横的字势，形成了它竖为贯通，横为联络，既为均齐，又置错落的独特格局。汉桓帝延熹元年（公元158年）的《甘谷汉简》，风格秀逸飘洒，笔画左撇右波，字形宽扁趋横，是分书气息。其中“元”字真是奇笔。“年”字的横画末笔的竖弯处，就竖笔余力向右顺势铺毫，展出一个很长的捺画，逆入起笔，平出回锋，末一横之波磔，姿态婉妙，势刚力柔，“蚕头燕尾”，兴味绵长。捺画的夸张，长竖的放纵，即是意兴，亦是匠心。每行各为气势，又互为照应；这一行此外字形如小，那一行彼外字形必大；此行生波磔书，彼行发竖笔直下，错落参差，极露灵性。章法启行草，布白比汉印，细读起来很有兴味。也正是以其活泼而浪漫的笔法，形成了汉法妩媚天然，生机蓬勃的风采神韵。书法艺术是一种线条的搭配和变化的艺术，它的艺术美是通过线条的错综变化表达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书写的材料、工具对书法艺术效果的产生关系极大。简牍书体的形式，是与它的书写工具密切相关，用具有弹性的毛笔写在硬性狭长的竹木条上，这是汉法成功的基本保证。先看两汉人所作的笔。从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一支毛笔来看，笔头的蕊及锋用黑紫色的硬毛，外面用一层较软的黄褐色毛，显而易见这样的笔基本上达到了毛笔的四德，即为尖、圆、齐、健。居延也曾出土一支。称之为“居延笔”，有人考证为宣帝至东汉初期物，与武威汉简约略同时。

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20余万字的帛书和竹简，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学等各方面，有如《老子》、《周易》等传世文献，也有我国最古老的天文书、医书，还记载了养生方、房中术等，堪称“百科全书”。这些帛书和竹简可作为校勘传世古籍的依据，不仅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为研究汉代书法及书法演变、发展提供了珍贵的依据。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