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围绕古代帝王来写，写英明的君王和昏庸的，比如说尧、纣。版面你就自己设计吧！（我就是初一的）

资料：

尧，中国古代传说的圣王，《尚书》和《史记》都说他名叫放勋。后代又传说他号陶唐，姓伊祁氏，故亦称为唐尧。

相传尧父为帝 ，母为陈锋氏女。帝乃黄帝曾孙，在位70年，“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卒后由尧之异母兄挚继位。挚在位9年，为政不善，而禅让于尧。

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说：“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以后历代有“尧都平阳”之说。平阳即今山西临汾市，《诗经》中所说的唐国即在山西境内。今临汾尚存始建于晋代的尧庙，以及唐代修筑的尧陵。

尧的品质和才智俱是非凡绝伦，“其仁如天，共知(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所以他即位以后，局面大变：举荐本族德才兼备的贤者，首先使族人能紧密团结，做到“九族既睦”；又考察百官的政绩，区分高下，奖善罚恶，使政务井然有序；同时注意协调各个邦族间的关系，教育老百姓和睦相处，因而“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天下安宁，政治清明，世风祥和。

传说在尧的时代，首次制定了历法，这样，劳动人民就能够依时按节从事生产活动，不致耽误农时。汉民族是农业垦殖历史悠久的民族，对农时十分重视，故《尚书·尧典》对此有详细记载。

《尧典》上说，尧命令羲氏、和氏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制定历法，然后颁布天下，使农业生产有所依循，叫“敬授民时”，他派羲仲住在东方海滨叫旸谷的地方，观察日出的情况，以昼夜平分的那天作为春分，并参考鸟星的位置来校正；派羲叔住在叫明都的地方，观察太阳由北向南移动的情况，以白昼时间最长的那天为夏至，并参考火星的位置来校正；派和仲住在西方叫昧谷的地方，观察日落的情况，以昼夜平分的那天作为秋分，并参考虚星的位置来校正；派和叔住在北方叫幽都的地方，观察太阳由南向北移动的情况，以白昼最短的那天作为冬至，井参考昴星的位置来校正。

二分、二至确定以后，尧决定以366日为一年，每三年置一闰月，用闰月调整历法和四季的关系，使每年的农时正确，不出差误。由此可知，古人将帝尧的时代视为农耕文化出现飞跃进步的时代。

尧的时代，又是传说中的洪水时期。“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水势浩大，奔腾呼啸，淹没山丘，冲向高冈，危害天下，民不安居。尧对此非常关切，征询四岳(四方诸侯之长)的意见，问谁可以治理水患，四岳推荐了鲧。尧觉得鲧这个人靠不住，经常违抗命令，还危害本族的利益，不适宜承担这项重要的工作。但是四岳坚持要让鲧试一试，说实在不行，再免去他的职务。于是尧任命鲧去治理水患。鲧冶水9年，毫无功绩。这是关于尧的传说中，政治上的一次失误，类似的不足之处还有若干，总之尧的时代也不是尽善尽美，故又有舜继起的一番励精图治。

在诸子书中，还有关于帝尧武功的传说，文治和武功俱臻美备，方见得尧之所以为古昔圣王。《吕氏春秋·召类篇》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曾讨伐过南方的帮族，并亲自出征作战。《淮南子·本经训》说：“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派后羿将那些野兽杀死，并射落九日。据说人们对尧为民除害的举措十分感激，所以拥戴他为天子。羿射九日已是神话，不过其中称颂尧“兴利除害，伐乱禁暴”的意思，确实是推崇帝尧安邦治国有道，不但文治昌明，而且武功赫奕。

尧的，传说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不传子而传贤，禅位于舜，不以天子之位为私有。尧在位70年，感觉到有必要选择继任者。他早就认为自己的儿子丹朱凶顽不可用，因此与四岳商议，请他们推荐人选。四岳推荐了舜，说这个人很有孝行，家庭关系处理得十分妥善，并且能感化家人，使他们改恶从善。尧决定先考察一番，然后再行决定。

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从两个女儿那里考察他的德行，看他是否能理好家政。舜和娥皇、女英住在沩水河边，依礼而行事，二女都对舜十分倾心，恪守妇道。

尧又派舜负责推行德教，舜便教导臣民以“五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美德指导自己的行为，臣民都乐意听从他的教诲，普遍依照“五典”行事。

尧又让舜总管百官，处理政务，百官都服从舜的指挥，百事振兴，无一荒废，并且显得特别井井有条，毫不紊乱。

尧还让舜在明堂的四门，负责接待四方前来朝见的诸侯。舜和诸侯们相处很好，也使诸侯们都和睦友好。远方来的诸侯宾客，都很敬重他。

最后，尧让舜独自去山麓的森林中，经受大自然的考验。舜在暴风雷雨中，能不迷失方向，依然行路，显示出很强的生活能力。

经过三年各种各样的考察，尧觉得舜这个人无论说话办事，都很成熟可靠，而且能够建树业绩，于是决定将帝位禅让于舜。他于正月上日(初一)，在太庙举行禅位典礼，正式让舜接替自己，登上天子之位。尧退居避位，28年后去世，“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人们对他的怀念之情其为深挚。

在先秦时期，以儒家和墨家两个学派最有势力，号称“显学”，两家都以尧舜为号召。从那时起，尧就成为古昔圣王，既是伦理道德方面的理想人格，又是治国平天下的君主楷模。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人，唯尧刚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孔子对尧的赞美，随着儒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渐趋重要，而亦日益深入人心。后来儒家即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标帜；到唐代韩愈以至于宋明理学，大倡“道统”之说，尧遂成为儒家精神上的始祖。在整个封建时代，从未有人怀疑过尧在历史上的存在和他的业绩。

本世纪20年代，在“五四”新思潮的推动下出现了疑古学派，其巨擘顾颉刚认为，《尚书》中的《尧典》不可靠，该篇的出现在战国时期；故以《论语》中对尧舜的记载为最早，由此推断，尧舜的故事出现在东周末年，尧、舜、禹的关系和禅让的事迹，都是逐渐编造完善的。春秋初年，人们所知道的最古的古王是禹，而没有尧舜。所以，尧就象钱玄同所说的那样，一定是“无是公”、“乌有先生”，根本不是历史人物。

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运用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史的一般规律来研究关于尧的传说，指出尧的时代是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的过渡时期，此时血缘性的氏族部落已结成部落联盟，尧是由部落联盟议事会推举产生的联盟首领。传说中尧与四岳讨论治水人选和继任人选，在一定程度反映了部落联盟议事会的情景；尧禅位于舜，是原始民主作风的遗存。恩格斯曾指出，在这个阶段每个文化民族都要经历自己的英雄时代。尧及舜、禹正是华夏民族的英雄人物。

中国商代最后一位君主。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殷帝辛名受，“天下谓之纣”，人称殷纣王。为帝乙少子，以母为正后，辛为嗣。帝纣天资聪颖，闻见甚敏；稍长又材力过人，有倒曳九牛之威，具抚梁易柱之力，深得帝乙欢心。时帝乙都沫已十有七载，帝乙崩，帝辛继位。

即位后的纣王，在父师长箕子、少师比十五上，时常用先公先王的赫赫功业，名臣贤相的诰言警语的劝谏教育下，也曾励精图治，以期增光先王，宏振邦。所以当时的政治也还清明，四海也还宾服。只是江淮间的夷人，还时有内侵。帝辛八年，九月甲子卜，“征夷方”，纣王决心御驾亲征，彻底制服夷人。帝都的九月，沫邑柿叶染丹，淇滨竹林叶翠。英姿飒爽的纣王，身着戎装，在大臣的陪伴下，举行了告庙典礼，接着在大校场杀牲祭旗，鸣炮启驾。只见旌旗蔽天，戈戟耀日，这时纣王坐在四马拉的战车上，在四辚马萧声中，东征大军出淇水关，越过汤汤南流的淇水，跨过滚滚北流的大河，向通行为表现黎邑（在今河南浚县东）的大道进发。在黎邑会合了诸侯发来的军队。纣王作了征东夷的誓师后，东征大军便直奔商邑（今河南商邱）而去。在商邑略事休息，第三天便向攸地（今安徽桐城县）开跋。到达攸地后，纣王接受了攸侯的参拜及军情的汇报。纣王的大军在攸侯军队的前导下即开赴前线。也许是由于王师军容的盛壮，夷方闻风丧胆，仓皇远遁。纣王的军队只和东夷的盟国小有接触，未有大的斩获。后来纣王的军队在夷方国域大肆威势之后，即于次年正月，由前线返回攸地。再入商邑。在商邑举行了告庙后，纣王的大军便走上返国的道路。在返国途中，遇上风景好的地方，便留连几于；碰上好的围场，便狩猎一番。边走边玩，兴致勃勃。直到杨花扑暮春天气，王师才回到沫都。

这次御驾亲征，大大增长了纣王的见识，提高了纣王的威望，同时也暗暗滋长了他骄横与逸乐的情绪。东征归来，沫都显得狭小了，纣王便决定扩沫都，并因城西的朝歌山，改沫都为朝歌。以后纣王即不断地向东夷用兵，由于战争的胜利，一批批的战俘不断地拥向朝歌。这些成十万，成百万的战俘，都变成了殷国的奴隶。由于纣王对东经营，跟着中原文化也逐渐发展到东南，促进了江、淮地区文化的发展；同时也由于战俘的不断增加，从而也大大促进了殷王朝的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高了奴隶主贵族的生活水平。殷王朝的这种“中兴气象”，资长了纣王对自身价值的再认识，使他在人臣面前开始骄横起来，变得刚愎自用、他巧言饰非，听不进谏言，矜人以才能，以为天下没有人能高过自己；甚至对大臣说话，也渐声高气粗，装腔做执，渐渐地连比干的话，也听不下去。同时，生活直的要求也跟着高了起来，雕花的筷子换成了象牙的，杯子也换成发犀玉的。有了象牙筷、犀玉杯，又要吃旄象豹胎。穿衣要锦衣九重，住房要广厦高台；而且梁要雕，楝要画，窗要镂，墙要文。摘星不足壮观瞻，又另起鹿台。原配姜氏，年老色衰，便要诸侯献美女。宠妲己，唯妲己之方是从。於是使师涓创新*声，引进“北里之舞”。把搜求来的狗马厅物，充满宫室，杂耍百戏，俱置苑中；扩大沙丘苑台，广建离宫馆，多置飞禽走兽，供己享乐。闲来宫中无事，便逐狗斗鸡，饮酒作乐。凿池储酒，悬肉如林。让妇女倡优，裸着身子，跳互相追逐的“北里舞”，以取笑乐。每到秋高气爽，纣王便陪着妲己到西山一带去打猎，有时到更远的辉县一带，甚至十天半月也不回来。为取悦妲己，甚至zhuo朝涉之胫，剖孕妇之腹，作长夜之饮，以至把记日的干支都忘了。从而对鬼神的祭祀也便荒慢起来。由于生活下的日益奢侈，赋税也上加重，而鹿台的府库，钜桥的粮仓，却装得满满的。

百姓日益怨望，诸侯渐有离心。于是纣王便采纳妲己的建议，以酪刑镇压人心，设炮烙以惩叛逆。时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美女，送给纣王。九侯女不善承欢，纣王怒而杀之，并把九侯剁为肉酱。鄂侯诤谏，便脯了鄂侯。西伯昌暗自叹息，谀臣左疆告密，纣王便把西伯囚于 里。这是帝辛二十三年的事。后来费仲、恶来当政，朝政一天天坏下去。费仲好利，与宗亲争利，宗亲也不亲了；恶来善谤，说诸侯也疏远了、西伯因 里七年，西伯之臣闳夭，以美女、奇物、善马，献给纣王，纣王才放了西伯。这是帝辛二十九年的事。西伯回西歧后，修德行善，笼络诸侯，表面上对纣王更加诚服。帝辛三十年春三月 ，西伯又率诸侯入贡，纣王大喜，特赐地千里。帝辛三十三年，又特赐弓、矢、斧、钺 ，命西伯特得专征伐。于是西伯借此权力，暗地扩大自己的实力。一年断虞、芮之讼，二年伐犬戎，三年伐密须，四年伐耆国。三伐皆胜，西伯威望大增。很多诸侯都背叛纣王而归依文王，三分天下周有其二。而西伯表面上仍卑躬事纣，但纣王号令天下的权威却渐渐地小了。比干看到这种现状，忧在心中，愁在眉稍。往谏纣王，根本不听。贤臣商容往谏，甘脆把商容废斥为民。明年周人伐 (今陕西 县以北)，又明年伐崇(在丰、镐间)周人既清除了后顾之忧，又 开拓了东进的道路。于是便把都城山歧下迁到丰邑，积极准备伐纣的大事。帝辛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帝辛四十四年，武王伐黎，(见《史记志疑》P·66)并把他灭掉。黎国在今山西省上党壶关，位于纣都朝歌之西，是一个位近王畿 的方国。武王灭黎的消息传到朝歌，满朝文武为之震惊。贤臣祖伊奔告纣王说：“天帝莫不是要结束我殷的王命？不管从人事来看， 还是从大龟的神灵，都不敢告知殷的前途有什么好的征兆。不是先王不顾恤他的后代，只是王*佚过度，不遵守王道常法，自绝于先王，所以上天丢弃了我们，使祖宗不能安食供享。如今天下百姓，没有不希望殷命 早绝的。王打算怎么办”？纣王听后，坦然地说：“我的命不是天给的吗？他们的恶言，又能把我怎么样呢”？祖伊踉 踉跄跄地走下殿来，说：“纣王真的是不可以劝谏了”。从此以后，纣王越发*乱下去。整个纣都， 如盛夏的鸣蝉，似滚开的肉羹。神祗没人敬祭，宗庙不， 人管理。大臣有、小人都做偷窃奸邪的坏事。犯了法的人受不到惩罚，甚至连偷窃神用的牺牲，也得不到宽容；吃了也受不到灾害。因而纣王的宗亲，没有不担心王朝命运的。结识纣兄微子启，几次劝谏，纣王都不理会。于是徵子对父师、少师说：“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的江山，因为受嗜酒的*乐，败坏祖先的美德，现在江山 完 了。如今连大臣、小人都干偷窃奸邪的坏事，六卿、典士也互相效法而不遵守法度。小民们都 反对我们，我们的国家，真象涉大水一样，既找不到渡口，又看不到边岸，殷就要亡在今天了!父师、少师呀!我在家里心乱如麻，想离开家到荒野去，请你们不要把国家危亡的事告诉我”。箕子说：“王子 ，上天给我们殷邦降下灾难。使他沉酗于酒，有什么办法。他什么都不怕：上不怕天威，下不怕长老旧臣。现在殷民重赋，实际上是更快地招来敌人。商如果灭亡，我们只有殉国，我们不能做他人的奴仆。不过，我认为王子出奔，倒是一条正道，否则，我殷家宗庙陨坠 ，就没有人来挽救了”。于是微子出走。比干见微子去，于是叹息说：“主上有过，不去劝谏，就是不忠。怕死不说，就是不勇。有过就谏，不听就死，才是大忠大勇的人”。说着比干冒着生命危险，上殿去见纣王。一连三天，指责纣王的过错，劝谏纣王洗面革心，重整朝纲。说得纣王无言答对，却恼羞成怒说：“你为什么要坚持你的看法？是什么东西支持你坚持自己的看法”？比干说：“我是希望你痛改前非，保住先王留下的社稷，是这个大义支持我来劝谏你”。纣王心想：“他如此坚持自己的看法，必定是觉得自己高明，把自己当作圣人。难道真有比自己还高明的圣人”？于是他轻蔑地看着群臣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窍，比干认为自己是圣人，他的心真的有七个孔窍”？于是比干被剖腹在而死。箕子看到纣王如此残酷地害死自己的叔父，知道他是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为了保存自己，假装疯狂，把自己装扮成奴隶模样。但是纣王也没有放过他，把他抓起来，囚禁 在牢狱里。从此，满朝大臣，谁也不敢再进谏了。纣王在身边佞臣的谄谀下，更加荒*暴虐，肆无忌惮。结果朝政日益腐败，郊社不修，宗庙不祭，一味以奇巧异能，博取妲已的喜悦。殷太师疵，少师疆看到纣王如此对待天帝、祖先，知道殷朝的天下快要完了，便偷偷在抱着祭器、乐器，逃往周国去了。

帝辛五十一年，周武王十一年，武王看到纣王荒*无道这地方，亲也畔了，众也离了，知道伐纣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遍告诸侯说：“殷有重罪，不能不伐灭他了”。十二月癸巳，周武王遵文王遗命，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由镐京出发，东征伐纣。师行二十五日，于丁己日到达盟津，在盟津大会诸侯。与会诸侯有庸、羌、 、徽、彭、濮等方国，周师联军合计兵力达三十多万。周武王作了伐纣的总动员，武王从上天设君谈起，继数商纣罪行，最后谈到自己这次伐纣是恭行天罚；指出纣恶贯盈，代纣必胜，不要错过这个时机。戊午日，整个联军渡过大河，周武王循诸侯的请求，再作动员。指出商纣不以夏亡为镜子，而且罪恶超过夏桀，是自绝于天，不可不伐。希望大家不以一心一德，以立不世之功。戊午的次日即已未日，这天正是冬至。黎明的时候，周武王亲自检阅了联军，在北上之前，武王又作动员，再次说明伐纣是恭行天罚，要求百夫长以上的军官，都要果毅勇敢，帮助自己的君主，多立战功。盟津离纣都约四百里，已未离癸亥只有六天。他们於是“选马而进”。从而大大提高了进军速度。终于在癸亥日，“朝食于戚，暮宿百泉”。在共邑百泉，埋锅造饭，稍事休息，大军便向牧野进发。周师联军到达牧野，已是“厌旦”时分。周武王下令停止宿夜，士卒欢乐歌舞，以待天亮。

当周师东来时，纣王曾使胶 在鲔水候周师，诘问去向。当纣王知道周师要进犯京师的消息后，不禁拈须大笑说：“你周，也不过是一个要方里的小国，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岂不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所以，纣王把武王的兵犯朝歌，根本没放在心上。另一方面，纣王伐东夷的战争，由于后来采取了穷追猛打的战术，经过一个多月的血战，东夷终于被征服。捷报传来，纣王喜上眉稍，朝歌一片欢腾。从前线遗来的战浮，正源源不断地送来京师。加上时值腊尽，朝廷上下，一方面张灯结彩，挑符换新；一方面又要准备隆重热烈的祝捷盛典。至于如何对付东来的周师，看来纣王还没有来得及排上日程。 进入新春，纣王君臣又接连数日，在鹿台忙于计功授勋，大摆九龙盛筵。欢庆征伐东夷的胜利。纣王把周师东来的事，早已忘在了脑后。直到周师兵到牧野，军报传来，这才惊散了纣王君臣的欢宴。纣王仓皇从鹿台下来，乘车来到牧邑的黄土岗上。天色已近黄昏，临时筑起高台，远望周师，但见牧野篝火处处，光烛夜空，犹如火的海洋。周师的人数，大大出乎纣王的意料之外。这时纣王才洒意初醒，火速返回朝歌，组织兵力迎战。但由于国家的主力部队，还在远离京师的东夷前线，只好把从东夷前线遣来的战浮及大田奴隶，临时整编起来，作为前锋；把京师小人及京师宿卫军，作为后卫，开赴牧野。两军对垒，看起来纣旅“其会如林”，人数大大超过周师，但纣旅的士气，却极为散涣。

帝辛五十二年正月甲子，天色微明，但见周武王在文王木主前，举行“岁祭”，接着武王左拄黄钺，右执白旄，到军前作战前誓师，说：“举起你们的戈，提起你们的盾，竖起你们的矛，听我誓师”。武王在这次誓师的话中，除再一次揭发纣王的罪行外，特地举出了纣王重用四方逃亡的罪囚这件事，这是最能触及方国诸侯对纣王仇恨的。继而武王又一次表白了自己是恭行天罚。并宣布了战争进退击刺的节制，以明陈战纪律，以期获取全胜。誓师之后，武王令师父与百夫，到纣旅前挑战。於是尚父率戎车三百五十乘，士卒二万六千五百人，虎贲三千人，冲向纣旅。冲陈的周师如貔、如貅、如熊、如罴；而纣王的军队，却没有决战之心，相反地倒是希望武王的军队，更快地打下朝歌。所以尽管纣王左右挥动他手中的令旗，命令前锋应战，无奈纣军前锋不唯不前进，相反都掉转矛头，向后杀去。纣军阵脚大乱，接着武王的军队掩杀过来。纣王的七十万大军山倒坡滑，一下子溃退下来，直到朝歌外城。在玉门关外，纣王重整队伍，作背城一战。于是由小人与卫宿军组成的纣军后卫，与倒戈的奴隶及周师联军，展开了一场恶战。只杀得天昏地暗，鬼哭神嚎，“血流漂杵”，沧河水赤。结果玉门又败，纣王逃入鹿台，想登朝歌寨据险而守。周师联军，攻下金牛岭，也冲进鹿台。在鹿台，双方又作了最后的拼杀。由于周兵身披有“阙巩之甲”，纣军后卫的弓箭，阻止不了周兵的追击。结果纣王在兵撤朝歌寨途中，被武王擒杀。武王的大军国，当天便进入商国。甲子次日，周武王命人打扫了通往社坛的道路，祭祀了殷社。尹佚宣读了 书祝文，武王再拜叩首，宣布了这次革除殷命，是奉上天的明命。最后，周武王把象征国家的九鼎，由朝歌迁往镐京。于是，这个立国六百多年的殷商帝国，在殷纣的手中，就这样被一个地方百里的部落氏族给推翻了。

帝辛在位五十二年，关于纣王的为人，后世贬毁的多。其实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人替殷纣抱过不平。当代的历史学家郭沫若也曾说过：“实际，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对于中华民族的贡献非常之大……中华民族之能向东南部发展，是纣王的功劳"(《今昔蒲剑》）P178）。所以，对这样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帝王，他的一生功过是应该给以正确评说的。纣王在位，虽曾作过不少坏事，但从中华民族的统一与发展来说，他的功绩还是第一位的。我们应该肯定殷纣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应该说殷纣王是一位在中国历史是曾有过极大贡献的帝王。

鲁迅先生是我们民国期间著名的文学家，当年他还在大学在教书的时候，曾住在名叫绍兴会馆的地方，而这个地方没几个人住，因为曾经流传，这里没闹过鬼，所以鲁迅先生也乐得清闲，每天就是上下班，回来没事干了抄抄古代的石碑，一方面是给这些石碑留点备份，另一方面则是练字，毕竟那时候没有电脑的打印机，干啥都是要自己的手写的，一笔好自比啥都强。

鲁迅先生的业余生活也比较丰富，抽烟喝酒，但是不烫头，偶尔也和朋友们一起去点那些地方，生活也不算无聊，但是没人敢前来这个绍兴会馆拜访，因为大家虽然崇尚科学，但是也怕鬼。而那时候前来的只有一个人，他叫做钱玄同，是当年日本留学时候的是好朋友，这个人有些胖，而且非常怕狗，恰好这个会馆门口就有一只狗，每次都是僵持半天才能进来，进了鲁迅先生的家中还要缓半天气。

而这回，钱玄同进来翻看着鲁迅抄的稿子，好奇的问道：“你这是抄的什么？有什么用么？”鲁迅回答：“没什么用，就是闲的，就当练字。”“那既然你没有事情干的话，给我写稿吧，我正在编辑《新青年》，缺写手了。”于是鲁迅答应了大的要求，等到钱玄同在一次和门口的狗昨晚斗争进来后，鲁迅先生直接将一沓稿子交到他手上，而这，就是著名的《狂人日记》。

而鲁迅也因为这个小说而红的发紫，从此大量的论文、笔录、诗歌等等东西，都被钱玄同拿来发表到了《新青年》上，鲁迅也正是在这之后正式的走上了文学道路，甚至有人说，当年要是没有钱玄同的拜访，中国可能就要损失一个文学界的大师，而鲁迅先生也一直将钱玄同当做自己的伯乐以及亲密朋友，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两个人甚至相互间还起了外号，鲁迅被叫烟鬼，钱玄同被叫爬翁，烟鬼好理解，而爬翁是因为钱玄同很胖，当年留学他喜欢在榻榻米上趴着。

但是这两个人，为何钱玄同在鲁迅先生晚年的时候却说自己并不认识他呢？鲁迅在之后去了上海，而长距离使他们两个人的沟通出现了障碍，再加上两个人的世界观渐渐出现了差别。鲁迅的脾气很暴躁，尤其是在创作的时候，而钱玄同则是一个非常执拗甚至脾气很犟的人，所以在一段时间中，两个人经常对骂，甚至一见面就吵，每次都是不欢而散。

鲁迅又一年回北京看母亲，这时候很多北大的孩子们想邀请他去做演讲，但是鲁迅并不知道地址，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和钱玄同问一问，谁知道他却说，“我不认识什么姓周的，也不认识姓鲁的。”而这句话也代表着两个人彻底决裂了。要说在此有了交集，是鲁迅先生病逝后，钱玄同自己写了几篇文章，回忆了两个人的关系。

唤醒了，也没唤醒。甚至需不需要唤醒，有没有人可以唤醒，都是个问题。

鲁迅其实是没办法治病救人的，他做的很多事情，是把中国人的疮口扒开，展示在中国人面前，只要这种展示够深刻，够有震慑力，比如阿q，比如闰土，比如祥林嫂，就自然能激起有识之士甚至大众的反思，而这些反思带来的行动，肯定在近代中国的重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新青年们为了改造鲁迅笔下那个铁屋子，引入了共产主义，打倒了军阀，和列强谈判逐渐废除了不平等条约，留学欧美习得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无论是***还是国民党，他们都有一个强烈的执念：中国不应当是鲁迅笔下这个样子的。这种鲁迅们激起的执念，肯定是对近代中国境况的逐渐好转起到重要作用的。

但鲁迅试图唤醒的是什么东西？前一段时间因为一个表情包笑话我突然又读了一遍少年闰土，就又读了一遍故乡，带来的震撼依然很重，因为等级观念、小市民习气、精神胜利法在今天依然大行其道，甚至在欧洲、美国和其它国家也大行其道。

鲁迅以为自己在拷问的东西是落后的中国独有的东西，但其实他拷问的是古今中外人类共有的丑恶。今天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联合国五大流氓，让鲁迅这样出生于中国最黑暗时刻的中国人看到，他应该也感到十分欣慰，但闰土、阿q、祥林嫂的事情，难道不是仍然充斥在这个现代社会的每个角落吗？这些丑恶和科技、制度、文化都无关，和19世纪的落后中国与21世纪的先进美国都无关，而是每一个人类和人类社会都带有的丑恶。

周礼

《周礼》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世传为周公旦所著，但实际上可能是战国时期归纳创作而成。

《周礼》、《仪礼》和《礼记》合称“三礼”，是古代华夏民族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

《周礼》中记载先秦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礼法诸制，多有史料可采，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无所不包，堪称为汉族文化史之宝库。

产生背景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命舜摄政，“修五礼”;舜命伯夷为秩宗，“典三礼”;舜还任命夔为典乐，“教稚子”，“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史记·乐记》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但是，作为华夏文明的初创期，五帝时代还属于礼乐文化的萌芽时期，或者说属于华夏文明发展的神守时期，即巫祝文化期。而夏、商、周三代，特别是西周才是中国礼乐文化的形成时期。

周朝伊始，为配合政治上维护宗周统治的分封制，周公旦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全面革新，将上古至殷商的礼乐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改造，创建了一整套具体可操作的礼乐制度，包括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使其成为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从而形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化，即礼乐成为一套遍及政治、教育、信仰等各领域的重要文化结构，并在其统辖范围内全面推行礼乐之治。

《史记·周本纪》载：“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周公废黜殷祀，袭击淮夷以后，回到西周首都丰京，写下了《周官》。《周官》即《周礼》，是西汉景、武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的先秦古籍，是记录周代礼制的集大成者。

周礼目的是以周人的标准来规范各族和各代礼乐内容，各种典礼所用的音乐主要是“雅乐”——宗周丰镐京畿之乐，并通过制度的形式推行到各个不同等级的统治阶级中去;其意义在于扩大周文化的影响，加强周人血亲联系和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其本质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

成书年代

《周礼》原名《周官》，是西汉景、武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的先秦古书之一。

贾公彦《周礼正义序》载：“《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11]

《周官》直到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府文献才发现，并加以著录。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更名为《周礼》。东汉初，刘歆门人杜子春传授《周礼》之学，一时注家蜂起，郑玄序云：“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周礼注疏序》)到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之作注，《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

关于《周礼》的作者及其年代，历代学者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如《四库提要》所说：“(《周礼》)于诸经之中，其出最晚，其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缕举”。古代名家大儒，近代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穆、钱玄同、郭沫若、徐复观、杜国庠、杨向奎等著名学者，都介入这场大讨论，大致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王莽伪作说等六种说法。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所有先秦文献都没有提到《周礼》一书。在先秦文献中，较为集中地记载先秦官制的文献是《尚书》的《周官》篇和《荀子》的《王制》篇。

但《尚书·周官》已亡佚，今有《古文尚书·周官》仅数百字而已。曾有人认为，《周礼》原名《周官》，应当就是《尚书》的《周官》篇。但可以肯定，《周礼》并非《尚书序》所提到的《周官》。贾公彦《周礼注疏序》引《汉书·马融传》载：郑众“独以《书序》言‘成王既黜殷命，还归在丰，作《周官》’，有此《周官》也”，此说“失之矣”;又引郑玄序，也说“是言盖失之矣”。郑玄进而指出：《尚书》“《盘庚》《康诰》《说命》《泰誓》之属”，“今多者不过三千言”，而“《周礼》乃六篇，文异数万”;“又《书》之所作，据时事为辞，君臣相诰命之语”，而《周礼》“终始辞句，非《书》之类，难以属之时有”。《周礼注疏序》又引汉儒之说：“然则《周礼》起于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附离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这些材料其实已证明了《周礼》实非《尚书·周官》。

《荀子·王制》所记官制，大体可以反映战国后期列国官制的发达程度，但其总共只有七十多个官名，约为《周礼》的五分之一，而且没有《周礼》那样的六官体系。

此外，《春秋左传》、《国语》中有不少职官记载，但没有任何一国的官制与《周礼》相同。尽管从西周到西汉的每一个时期，都可以找到若干与《周礼》相同的官名，但谁也无法指认出与《周礼》职官体系一致的王朝或者诸侯国。另外还有《礼记》《仪礼》《孟子》等书也有许多关于官制的记载，但也都往往与《周礼》官制不同。故《四库提要》引孙楚之说：《周礼》所载，“建都之制不与《召诰》《洛诰》合，封国之制不与《武成》《孟子》合，设官之制不与《周官》合，九畿之制不与《禹贡》合”;且进一步指出：“《左传》所云‘礼经’皆不见于《周礼》”;“《仪礼·聘礼》宾行雍饩之物、禾米刍薪之数、笾豆簠簋之实、鉶壶鼎甕之列，与《掌客》之文不同;又《大射礼》天子诸侯侯数侯制，与《司射》之文不同;《礼记·杂记》记载子男执圭，与《典瑞》之文不同;《礼器》天子诸侯席数，与《司几筵》之文不同”;“如斯之类，与二《礼》多相矛盾”。[12]

但《四库提要》对此种种矛盾的解释是：“夫《周礼》作于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过春秋以后，其东迁以前三百余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损益，除旧布新，不知凡几。其初去成康未远，不过因其旧章，稍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于是以后世之法窜入之，其书遂杂。其后去之愈远，时移势变，不可行者渐多，其书遂废。”并引张载《横渠语录》：“《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增入者。”直至晚清孙诒让著《周礼正义》，仍然坚持《周礼》乃是周公所作：“粤昔周公，缵文武之志，光辅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宪，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周礼正义序》)但这个结论遭到近代以来众多学人的质疑。其实，孙诒让《序》自己也说：“此经上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非徒周一代之典也”，“是岂皆周公所肊定而手刱之哉!”今天多数学者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乃至于汉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