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冀州是哪里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4浏览：13收藏

历史上冀州是哪里,第1张

1冀州的历史是怎样的

冀州历史悠久，它的历史变迁，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现依据历史资料分上古冀州、信都冀州、直隶冀州、近现代冀州四个时段，对冀州的历史沿革作概略介绍，为了解冀州历史文化提供参考。

一、上古冀州九州的说法，名称不一，在《禹贡》、《尔雅》、《周礼》等多部古籍记载中，有夏制、殷制、周制三种说法：一、《尚书·禹贡》记载的九州是：冀、豫、雍、扬、兖、徐、梁、青、荆；二、《尔雅·释地》中所载九州是冀、豫、雍、扬、兖、徐、幽、营、荆，相对于《尚书·禹贡》的说法，增加了幽州和营州，而没有了青州和梁州；三、《周礼·职方》记载的九州是冀、豫、雍、扬、兖、幽、并、青、荆，相对于《尚书·禹贡》的说法，增加了幽州和并州，而没有了徐州和梁州。另外《尚书·尧典》还有十二州的记载，称虞舜曾就禹所划的九州，又划出幽、并、营三州，合为十二州。

无论是哪种说法，冀州都在其内，且列首位，可见冀州在上古时期的影响。夏、商、周上古三代的九州，影响深远，凝结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情结。

据传夏朝（约前21世纪-前16世纪）和商朝（约前16世纪-前1066年）及西周（约前1066年-前771年）均沿袭了上古九州的划分。东周（前770年-前256年）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时期北方戎狄纵横河北，现冀州市境曾属白狄的鲜虞国。

公元前489年，鲜虞国为晋所灭。现冀州市境为晋国的东阳地区。

战国时期，公元前295年，现冀州市境改属赵国。先秦时期，州只是传说中的地方行政区划制度，实际上并不存在，州作为地方行政区单位是从汉代开始的。

秦朝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两级制，划天下为三十六郡。现冀州市境属巨鹿郡。

二、信都冀州西汉至宋代，冀州的治所大多设在信都（今冀州市旧城），所以将这一阶段称之为“信都冀州”。西汉西汉初实行的是郡（国）、县两级制；后改为州、郡（国）、县三级制。

高帝六年（公元201年），设置信都郡（地区级），治所设在信都，即现在冀州市的旧城。信都郡下设信都县等诸县，其中现冀州市境内设置了四个县，即：信都县（今冀州旧城）、扶柳县（今小寨乡扶柳城一带）、昌成县（今码头李镇南顾城村一带）、辟阳县（今安兴村一带）。

信都郡和信都县两级治所都在冀州市旧城。高后六年（前182年），高后封赵王张耳之孙（刘邦长女鲁元公主之子）张侈为信都侯，将信都郡改为信都国，治所仍在信都（现冀州市旧城），所辖区域没有变化。

在现冀州市境内仍设置四个县，即：信都县（今冀州市旧城）、扶柳县（今冀州市扶柳城）、辟阳县（今冀州市安兴一带）、昌成县（今冀州市南顾城）。公元前155年，汉景帝封自己的八儿子彭祖在信都为广川王，改信都国为广川国。

广川国的治所、所辖区域和现冀州市境内设置的四县都没有变化。武帝五年（公元前106年）开始设州，实行州、郡（国）、县三级制。

将全国划分为冀州等诸州（相当于今省级，也称刺史部。当时，州作为监察机构巡行，无固定治所），冀州下辖魏、清河、巨鹿、常山四郡和广川、赵、广平、河间、中山、真定六国（郡、国属于地区级）。

广川国治所在信都（现在的冀州旧城），领县十七，即信都、辟阳、扶柳、昌成、下博、桃、观津、东乡、、历、高堤、平堤、武邑、广川、南宫、东昌、西梁。在现冀州市境内仍设置四个县，即：信都县（今冀州市旧城）、扶柳县（今冀州市扶柳城）、辟阳县（今冀州市安兴一带）、昌成县（今冀州市南顾城）。

2冀州的历史

冀州的概念，不仅有其地理上的含义，也有行政区划上的含义，两者都随着时代的更迭而有所变化。

公元前770年，我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时期，周王朝分天下为十二州，把冀州分为幽、并两州。冀县之地属并州地区鲜虞国辖区。

鲜虞国姬姓为狄族，因爱穿白衣服，又称白狄。公元前十一世纪西周成王戏封他的弟弟叔虞唐侯于并州的鲜虞国，后改国号为晋。

周敬王三十一年（公元前489年）鲜虞国为晋所灭。冀县辖境又属晋国的东阳地区（今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地区）。

公元前475年，进入历史上的战国时期。鲜虞人于公元前414年又建立中山国，势力很强，中山国在我冀县境始设扶柳邑。

公元前296年，即周赧王二十年，赵王文偃以燕齐之师灭中山国后，冀县之地又属赵国管辖（国都在今邯郸）。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封建、置郡县，划天下为三十六郡。

冀州属巨鹿郡（辖冀、邢、恒、贝四州，治所在今平乡县）。并于今邢台置信都县。

信都之名，据史料载起源于赵成侯，赵成侯据邢，颇具雄心，为了表示他“言必信，行必果，布信于天下”的决心和信心，改邢为“信都” 。西汉全国各郡辖治范围基本上是沿袭秦制。

但刘邦为了屏卫王室也曾将少量的同姓子侄等分封各地，西汉初析秦巨鹿郡为信都、常山、清河三郡。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始置信都县。

（因张耳为常山王，王赵地，将都城邢台改称襄国，信都之名遂从此移于冀县。）县境西部置扶柳县。

信都、扶柳皆属信都郡，隶冀州，郡外领县十六，即辟阳、扶柳、下博、桃、昌城、观津、东乡、蓚、历、高堤、平堤、武邑、广川、南宫、东昌、西梁，郡治信都。汉高后吕雉六年（公元前182年）封赵王张耳之孙（刘邦长女鲁元公主之子）张侈为信都侯，改信都郡为信都国。

后张侈因受诸吕之乱，有罪，国除。公元前155年（汉景帝二年），封他的八太子彭祖于冀，为广川王，改信都国为广川国。

前元二年（公元前153年），又改为信都郡。中元元年（公元前149年），封刘越为广川王，复为广川国。

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鉴于秦代中央直辖四十郡，多有不便。于是在“郡”上又加了一级行政机构，除都城附近的司隶部外，分天下为十三个刺史部。

因以《禹贡》《周礼》所载之州为名，故又称十三州。其中冀州辖四郡六国，冀县属广川国。

冀州刺史部包括今河北省邯郸、邢台、石家庄三个地区的全部，衡水地区的大部，保定地区的西南部，沧州地区的一小部，河南省北端三、四个县，山东省西端三、四个县。刺史部设刺史一人，“传车周流，非有定镇”。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封刘齐为广川王，汉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还为信都郡，隶冀州刺史部。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复封广川国。

甘露四年（公元前50年）复为信都郡。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封三太子刘兴为信都王，遂改广川国为信都国。

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复为信都郡。汉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又封刘景为信都王，复信都国。

前汉在郡（国）之上又加刺史部一级行政单位。冀州刺史部领郡（国）十一、县一百五十五，刺史部巡行无常治。

西汉时的冀州无论从所辖范围、州的治所都与今天的冀县无关。王莽新朝时（9年），改信都县为新博亭，信都国为新博。

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25年）改信都郡为长安国，治信都。明帝永平15年（72年）封他的六太子刘党为乐成王，改长安国为乐成国。

安帝延光元年（122年）封章帝之孙刘得为安平王。改乐成国为安平国兼置冀州治此，领县十三（信都、阜城、扶柳、南宫、经、武邑、观津、堂阳、武遂、下博、饶阳、安平、深泽）。

城内有汉冀州从事安平赵征碑。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国除，改为安平郡，郡治信都。

这时巨鹿人张角的黄巾起义军攻破冀州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举韩馥为冀州牧。

按“旧志”载，谢介庵说（引《汉书》），袁绍值汉乱，起兵，逐韩馥，自领冀州牧。时为初平二年（191年），据有青、幽、并、冀四州之地。

与其子袁尚，二世皆镇邺（今临漳县邺镇一带，现临漳西有故邺城，袁绍墓即在此）。冀州刺史部领有安平、常山、中山、河间、清河、赵国、巨鹿、渤海、魏九个郡，约百余个侯国（县），州的治所在鄗（今河北省邢台市柏乡县）。

东汉时冀州刺史部比西汉时更为广大，增加了今沧州、廊坊地区，天津市地区一小部分。到了魏晋，取消两汉时“部”而设置“州”的建制，成为州、郡、县三级行政单位。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打败袁绍的儿子袁谭、袁尚，占领冀州，自领冀州牧。建安十八年（213年）封曹操为魏公，领有冀州，河东等十郡。

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载，220年10月东汉献帝退位，曹丕称帝，年号由延康改黄初，因曹操封魏公，国号魏。从这一年起，我国进入三国时期。

三国时魏冀州所辖范围与东汉时大体相同。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因为邺城为五都之一（长安、谯、许昌、邺、洛阳），冀州州治移至信都，安平郡亦治信都。

信都为三级治所，从此冀州与冀县开始联系起来。西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元年（265年），封司马孚为安平王，安平郡改为安平国，仍以汉制，。

3冀州是哪个地区的

冀州，是大禹治水以后划分的九州之一。九州在先秦著作〈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吕氏春秋有始览〉、〈尔雅释地〉中均有记载，秦代以前，九州是一种地理区域概念，并没有作为一种行政机构去实行。

西汉时期的冀州

冀州为九州之首，地域十分广阔。考“冀”字含义，〈说文〉解释为“冀，北方州也，从北异声”。〈“冀”既“希望”和“寄托”之意〉

《谷梁传》：“郑，同姓之国也，在乎冀州”，顾炎武注：《正义》曰：“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唐、虞、夏、殷皆都焉。以郑近王畿，故举冀州以为说”；

《日知录·集释卷二》：“尧、舜、禹皆都河北，故曰冀方”；又：“夏之本在安邑。太康畋于洛表，而羿距于河，则冀方之地入于羿也，惟河之东与南为夏所有”；又：“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后人因之，遂以冀州为中国之号”；

《书·禹贡》：“冀州既载壶口”。

冀州为九州之首，唐、虞、夏、殷皆都焉，分布的地方就是中华民族最初发源之地，就是河内，指的是山陕间的黄河以东、晋豫间的黄河以北，包括了现在的山西南部（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河南东北部（殷墟安阳），和河北西南角、和山东最西的一部分。这里囊括了华夏族形成过程中所主要活动的地方，尧舜禹时期的中心地带是今黄河以北的山西运城、临汾，夏代主要是在运城、临汾及河南黄河以北部分的西端，而殷商的中心地带是这个区域中黄河以北的东端（安阳），包括河南的东北、河北的西南角以及鲁西的部分与之接壤的地方。这和当时的族源有关，殷商本是炎黄体系外的东夷部落。冀州是上古时的中心地带，因而被奉为九州之首。 [编辑本段]2、今河北省冀州市冀州5000年历史，得到确认！

历史文化是一种无形而强韧的力量，在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前不久，8位国内著名文物专家齐聚冀州，对4大类123套件历史文物进行集中鉴定，结果把冀州历史推到了5000年以前。这是“九州之首”文化的寻根之旅，也是对冀州历史渊源的一次重新定位。

冀州渊源：

上古时代因地跨黄河，今辖区分属冀、兖二州。饶、昌、武城、武罗均系境内主要封邑方国。春秋时期多归晋国。战国时代为燕、赵之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属钜鹿郡。汉代属冀州刺史部，先后设有广川国、信都国和安平国，今辖县市区多为此时建置。三国时系魏国冀州域，冀州治自邺始移信都，境内分属安平、博陵、渤海三郡。晋代仍为冀州所辖。隋时，南部属冀州，北部属公元596年所置深州。唐代属河北道。宋初冀州属河北东路，深州属河北西路。元初，观州治所移至县城（今景县城），并于公元1265年复称景州。此后直至明、清，先后为中书省、京师、直隶省所辖，境内仍由冀、深、景三州分领。 [编辑本段]河北省冀州市概况冀州市隶属河北省衡水市，地处华北平原腹地，北距首都300公里，西距省会石家庄110公里，辖区总面积918平方公里，东与枣强县（衡水）为邻，南与南宫市、新河县（邢台）接壤，西与宁晋县（邢台）、辛集市（石家庄）相连，北隔衡水湖与桃城区（衡水）相望。辖11个乡镇，412个村，总人口37万人。全境东南部和西北部稍高，东北部较低，海拔高度为215至265米，地势较为平坦，土壤质地适中，土层深厚。市区北郊有北方稀有的平原淡水湖，总面积75平方公里，已被河北省批准为省级湿地保护区。冀州市处于北半球暖温带地区，大陆季风气候特点显著，春季干燥多风，夏季暖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寒冷少雪，寒旱同期，雨热同季，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宜于作物生长。年平均气温127℃，最冷月为一月份，平均气温-42℃，最热月为7月份，平均气温271℃，年降水量平均5103毫米，历年平均光照时数为25712小时，无霜期平均为192天

4三国冀州是现在的哪里

三国冀州是现在山西省、河北西北豫北等地。

冀州行政区划范围随着历史朝代的兴废更替，经历了一个由大到小的发展演变过程。两汉时，河北的中南部为冀州。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短命的王朝，没来得及在政治上进行重大的变革，只是改州为郡，仍依汉制。

唐朝时冀州属河北道，其管辖区约等于两汉时的一个郡。宋朝时，冀州属河北东路。唐宋两代的“道”和“路”性质一致，只是名目不同。其下唐为郡，宋为州。州郡之名互易的事屡见于史书。

其辖县之多少，亦略有不同而已。元、明、清三代，河北地区直隶中央管辖，是京畿重地。清朝，冀州是直隶省辖下的直隶州。1913年，降州为县，“冀州”一词便被冀县所代替。从此，它再也没有做为行政区划而使用了。

扩展资料

冀州在我国绵长的历史中，曾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传说远在四千年之前，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轩辕氏黄帝在征服蚩尤、炎帝两个部落之后，定居晋南，依山川大势，“割地布九州”。

在唐尧时，洪水为害，淹没九州。大禹又“随山浚川”“疆理天下，奠九州而正五服”。大禹死后，他的儿子启夺取了部落联盟首领的职务。

据《左传》记载，夏启即位以后，将夏的统治地区划为“九州”，并铸九鼎“象征九州”。设置九州是为了管理居民；铸造九鼎是为了记载夏王朝的功德，象征夏王为九州之主。

-冀州

5商周时期的冀州在哪

包括现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河南省北部、及辽宁省与内蒙部分地区。

冀州，是汉籍《禹贡》所描述的汉地九州之一。《尚书·禹贡》记载，大禹分天下为九州，其中即有冀州，位列九州之首。

以现代的地理概念来解释，这些地方的位置是在：冀州，起自黄河壶口，涉及今山西全境、河北、河南等省部分地区，地为白壤。

冀州三面距河，西与南及东南部大致以黄河为界，东北以辽河为界，北以戈壁沙漠为界。今辽宁的西境，河北北境，河南北境，山西全省及内蒙古自治区皆冀州之境，面积约一百四十余万平方公里。

扩展资料：

其他八州：

1、兖州

荷泽市、济宁市；商丘市；淮北市、宿州市、亳州市

2、豫州

郑州市、开封市、漯河市、洛阳市、南阳市、平顶山市、三门峡市、商丘市、新乡市、信阳市、许昌市、周口市、驻马店市

3、青州

济南市、青岛市、东营市、日照市、潍坊市、烟台市、威海市、淄博市

4、徐州

泰安市、枣庄市、临沂市、莱抚市；连云港市、宿迁市、徐州市

5、扬州

江西、福建、浙江、广东、香港、澳门、上海；南京市、常州市、淮安市、南通市、苏州市、泰州市、无锡市、盐城市、扬州市、镇江市；合肥市、芜湖市、蚌埠市、淮南市、马鞍山市、铜陵市、安庆市、黄山市、滁州市、六安市、池州市、宣城市

6、荆州

湖北、湖南、桂林市

7、梁州

汉中市、安康市；成都市、绵阳市、广元市、南充市、巴中市、达州市、雅安市、德阳市、遂宁市、广安市、眉山市、资阳市、乐山市、内江市、自贡市、宜宾市、泸州市；重庆

8、雍州

西安市、铜川市、宝鸡市、咸阳市、渭南市、延安市、商洛市、榆林市；宁夏、甘肃；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

能娶。

1、首先邯郸女人既有北方人身材高大丰硕相貌端庄，性格敦厚豁达的风格，也有南国女子温良和善，聪慧灵巧的特点。

2、其次邯郸女人骨子里有着传统的孝顺，对待公婆像对待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而且十分的勤劳吃苦，因此邯郸女人在我国各地都十分的认可，是可以娶的。

临漳历史悠久，邺城的文明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春秋时齐桓公纳管仲之谏始筑，战国时属魏、西门豹为邺令投巫治水。西太平仰韶文化遗址（今习文乡）和回漳仰韶文化遗址（今香菜营乡）证明了原始社会后期新石器时代临漳境内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临漳古时称邺，西依太行，北临漳水，为齐鲁达西北、中原通幽燕必经之地，素有“三国故地”“天下之腰膂、河北之襟喉”之美称。东汉末为冀州牧驻地，官渡之战曹操击败袁绍，雄踞邺城，营建王都，筑铜雀三台，创建安文风。曹丕自此而代汉称帝，邺为曹魏政权“五都”之一。

邺城都城建筑前承秦汉后启隋唐，中轴对称、棋盘格局、功能分区明显、单一宫城制，开都城规划之先河、为古代都城建筑之典范。其规划设计思想和布局特点影响深远,对后来的长安、洛阳、北京城的兴建乃至日本的宫廷建筑都有着很大影响。邺城遗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三十六处大遗址之一。

临漳县先后被命名为省级园林县城、省级卫生县城、全国绿化模范县、因境内邺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六次成为国都。2011年12月6日至8日，邺都文化高峰论坛暨2011年中国古都学会年会在临漳县举行，临漳县被中国古都学会命名为三国故地，六朝古都。

李从心，人称“李总河” 号介石，治理黄河专家、书法家。籍朔州马邑(今山西朔州市),后迁居北直隶南乐(今河南南乐县),生于嘉靖丙辰年，卒于崇祯庚午年。万历十九年(1591)辛卯科举人,二十年(1592)壬辰科进士,三甲231名。自万历二十年到崇祯元年为官三十七年，具体履历见下文。《漕运后》载天启六年（1626年）六月河道总督李从心的奏疏，有《总河疏稿》、《三边奏议》行于世。

参考文献：

1国家图书馆藏康熙五十年(1711)王培宗、丘性善修《南乐县志》卷十四《人物列传勋业》

2生卒年参考南乐县南街李家家谱

3书法家参考：《河南省南乐县仓颉民间信仰文化研究》

4三甲231名：朱保炳、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页2575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在贵州省辰州府担任推官。----康熙《天柱县志》下卷《艺文》

万历三十七年（1609）在平阳府担任郡守----详见《重修光天阁记》，明万历十

三年，碑存临汾尧庙

万历四十年二月，升陕西副使李从心为山西参政平乐府知府。----《明实录神宗实录》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四百九十二

万历四十三年八月，升山西岢岚兵备参政李从心为右布政照旧管事----《明实录神宗实录》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五百三十五

万历四十七年五月，起升原任右布政李从心为陕西右布政

----《明实录神宗实录》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五百八十二

天启二年（1622年）四月至天启三年，由山东左布政升至右佥都宁夏巡抚；

参考文献：

依据张德信的《巡抚年表》(氏著:《明代职官年表》(第三册),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2532一292。页)及靳润成的研究成果(氏著:《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年,第51一52页),并佐以吴廷燮之《明督抚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及《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征录》(!明}焦站辑,明万历四十四年徐象摆曼山馆刻本)这2种史料绘制而成的，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二十一。

天启三年（1623年）十一月至天启五年，由宁夏巡抚副都御史升至兵部右侍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参考文献：

《熹宗实录》卷41天启三年十一月丁卯条:“升宁夏巡抚副都御史李从心为兵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国榷》卷85天启三年十一月丁卯条:“宁夏巡抚右副都御史李从心为兵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依据张德信的《总督年表》(氏著:《明代职官年表》(第三册),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2339一2519页)及靳润成的研究成果(氏著:《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22一125页),并佐以《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关中奏议》(明]杨一清撰,文渊阁四库全书)、《杨襄毅公本兵疏议》(明]杨博撰,明万历十四年师贞堂刻本)、《国朝列卿纪》([明」雷礼辑,明万历徐鉴刻本)、《嘉靖事例》(明l范钦编,明抄本)、《鼻山堂别集》(l明]王世贞著:中华书局,1985年)、《万历武功录》([明]瞿九思撰,明万历刻本)、《谷山笔靡》(明]于慎行撰,中华书局,1984年)、《本朝分省人物考》([明]过庭训撰,明天启刻本)、《明经世文编》(〔明1陈子龙等选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国榷》(明]谈迁著,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明史》(!清]张廷玉等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睛〕舒赫德等撰,文渊阁四库全书)这13种史料绘制而成的。

天启五年（1625年）九月至天启七年，由总督三边军务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升至工部尚书总理河道

参考文献：

依据张德信的《总督年表》(氏著:《明代职官年表》(第三册),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2380一2519页),并佐以《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本朝分省人物考》(明]过庭训撰,明天启刻本)、《国榷》(明]谈迁著,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明史》([清」万斯同撰,清抄本)这4种史料绘制而成的。《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三,天启五年九月戊辰条,第2987页。

李从心工部尚书总理河道加太子太保-----《河南通志》第6部分

庚辰，进李从心太子太师----《崇祯实录》明宗皇帝实录卷之（一）

少保兼太子太师工部尚书李从心改户部尚书，总督仓场；癸丑，李从心仍太子少保、户部尚书摄右侍郎事。----《崇祯实录》明宗皇帝实录卷之（四）

天启七年（1627年）至崇祯元年，由工部尚书升至户部尚书

参考文献：《仓场总督年表》

李从心反复查勘筹建天柱县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郑锐还会同徐榜、陈惇临等人督促辰州府知府吴维魁、推官李从心及靖州知州张和中等体察民情、反复查勘天柱建县的实际情况,认真分析研究天柱建县的形势和利弊,并将相关意见和建议呈报湖南、贵州当局。并记录在万历二十七年在靖州知州张和中等人撰写的《天柱县初建县治碑记》中。（天柱县位于贵州省东部,东邻湖南省会同、芷江县,南连贵州锦屏和湖南靖州县,西接贵州三穗、剑河县,北抵湖南新晃县。）

参考文献：

1光绪《黎平府志》卷五下《武备志》,第37页。见锦屏县文斗上寨《姜氏族谱》。

2《天柱县志》,光绪二十九年季夏,天柱县志书局刊竣;

3见天柱县志办编《天柱县旧志汇编》第14-1

4康熙《天柱县志》下卷《艺文》

郡守李从心重修临汾尧庙-----光天阁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由于“万历甲午，滥炎妄起，阁炀而为烟”，导致四民生业大不如前，于是郡守李从心、郡丞白鲲主张维修临汾尧庙，费用不足，“请以升斗之禄为吏民先”。这一举动得到了缙绅、大夫、士庶的积极响应，于是富者出其财，穷者竭其力，不久就筹集到了二千金，完成了尧庙光天阁的重建工程。（光天阁高七丈许，广六丈许，四方地二十丈，视诸宫殿为雄峻。至若三圣，南面向明，垂衣裳而治形象，谓是风气聚焉。）

参考文献：详见《重修光天阁记》，明万历十三年，碑存临汾尧庙

高瞻远瞩制台少司马李公果断批复

在修建于今吴忠市的灵州河堤,张九德提出：“一反过去用土加薪草的旧办法,决定采用新法:修建石堤；”（利用黄河河道水运之便,运峡口石,往来不绝，采集位于今青铜峡峡口东岸吴忠市西南牛首山的大量石块作为建堤石材。）一切修建河堤准备工作就绪,张九德请示曾经治理宁夏的两位高官:一是、先抚宁夏（巡抚）今制台少司马介石李公（李从心）。制台是总督,少司马指兵部侍郎,也就是原宁夏巡抚，当时的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字介石的李从心;二是，前制台今大司徒聸予李公，即原陕西三边总督,当时已经是朝廷的大司徒字聸予的李起元。两个上司都批复:俱报可,也就是他们都同意张九德的治河方案。于是,在河东兵备张九德亲自统率下,组建成一个精干的筑堤领导班子,于是,在灵州黄河岸边,开始大兴石堤之役

参考文献:杨寿万历朔方新志:卷四[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81-83

筑堤逼河保灵州捐俸百金助石役

面对黄河逼近灵州城如此严峻的形势,特别是灵州官民纷纷议论要迁徙老百姓,并且还要第四次迁徙灵州城的时候,以修建灵州黄河石堤,逼迫黄河向西迁移,来阻挡黄河吞噬城闉，为了打好修建灵州黄河河堤的石堤之役,少司马公李介石（号）（李从心）带头捐俸银100两,张九德灵州守臣卢自立、参将高师孟等也纷纷捐助资金。加上绅邑、诸生及乡三老聚族而议,征河西年例柴价500两,军民愿输地基银80两,总共筹得修河堤银约1400多两。有了足够的修建河堤的资金, 于天启三年(1623年)正月兴灵州黄河石堤工程,在灵州城南10余里之实处,垒石筑河堤40余丈为堤首以挡猛水。再向北依次延伸,于天启五年四月历时近三年工程告竣。共筑河堤六千余丈。

参考文献:

1．苏闻灵武市志:卷三十二[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

社, 1999: 833

2杨寿万历朔方新志:卷四[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81-83

3 沈犹龙河东兵备道张九德去思碑记[M]∥杨寿万历朔方新志:卷四[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86-87

4 《新筑灵州河阳碑记》

碑文：

灵州,阻河而城其西南, 河流之冲,x趋而北可十里。每夏稣瑞激,受害不啻剥肤,而亦藉以灌溉。若秦、汉二渠,溉田至数千顷,盖利与害错,而其倡侵城宴甚。粤稽洪武甲子迄今,城凡三徙,皆以河故,而河亦益徙而卒。自不侯来受事不一载,去城仅数十武矣。先是御河,岁役夫三千,束薪十万。亡v数百千金,率委诸整。人情汹汹,意非物力所能支,则议先徙民或亟徙城以为长策。

不侯既谓御河犹禁虏也,虏阑入,不倡之去,更延之入乎且势若建领,而仅仅积薪委土与阳侯争,此助之决耳。计非巨石砥柱之不可,而独v费且不訾,计出,不侯既捐月奉二百金为役者先。而谋之荐绅邑令戴君任、诸生辈及乡三老,聚族而议,阳以石所事薪,改徵河西年例柴价五百金。军民愿输地基银八十両,暨诸捐助,念藏之羡,合之得千四百有奇,赀用集矣。则议民间量地分出夫,量田里出车,调両河卒,更番受役,工力备矣。乃造船百艘,运硖口石牲来不绝,材具尼矣。

遂请先抚宁夏、今制基少司马介石李公,前制台、今大司徒瞻予李公,俱可。则以守备)大缓董阳务,以指孟养浩司出纳,以经历李盛春程工作,乃大兴石阳之役。而议者纷若,谓演河皆流沙,不任受石,恐卒成功。予不动,适旋筑亦旋_,众口愈嚣。予持之曰:“此夫根底虚,故倾之易耳。非然,水岂能负石而趋 ”乃令聚石而投之,一日尽八百艘,三日基始定。於是,o南隅地始,L石特厚,为阳首四十馀丈,用遏水冲,馀以次迤西而北,其景石亦如之,计阳长为丈者六千有竒。功甫成,而河辄徙而西,遂_由故道先所受喃游为滩,可耕可艺,去城已十数里矣。

是役也,经始于天癸亥之正月,告成于天乙丑之四月,凡费车二年有半,费金九百一十両有竒,费米麦六十石,而贮尚有馀羡。念牲岁议阳,请帘金万二千,业奉旨下,部覆不果。今议约三千金,犹v不足。至廑少司马公捐奉金百,而同守瘇君自立、戎高君孟等,亦酸助有差。然卒以有馀羡,故蔺还。则皆百事弹心经,靡有虚糜之成效也。

盖不侯初抵灵,辄行河筹之再三,先以秦渠阳_,水暴浅所灌概,为筑长堤潴之,岁比稳。而汉伯渠又苦尾闾,腴田皆成巨浸,因以治阳之馀,»开芦洞,长十三丈五尺,高庚各三丈五尺,自秦渠北岸抵漥桥,疏渠道三十里,鸿水入河,x故田可数百顷,增税额数千石。不三月而竣,凡费金五十六两有竒,而椿姨绪赀不与焉。古有言:河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故《周礼》慎水政,以防止水,以滴蓄水,以沟荡水,其法甚备。自阳石而城受喃,庶儿于河之害速矣。二渠之役,亦借以收其利。

不妄三年于此,未事则物力,方事则成劳,已事则久远。今幸二且释,得藉手告终事矣。抑天下事,惟贤者能v始,其次莫若回。是三役者,予不侯因法于古,因;fr于山,因力于民,因能于众,因主裁于上,获逭任事之辜,是皆今日所以成功之本也。是不可以记,遂次其终始,以系之铭,铭曰:浑浑经渍,亘以金阳。顺流而西,潜于灵府。提福K土,聿擎灵武。爰固我圉,用昌我稷黍。匪处白璧,而崇谢益。是维川后之仁,俾逢其笛害。亦越千撰,日以泰。

陕甘总督李从心记录于《淳化阁帖》

《淳化阁帖》又称《淳化秘阁法帖》，淳化三年（宋太宗出内府所藏历代墨宝，命翰林侍书王著鉴选，编排成卷，摹刻于枣木板上。因刻成于淳化年间，所以名为《淳化阁帖》，并且建秘阁专藏。《淳化阁帖》卷帜浩繁，内容丰富全帖分为历代帝王法帖、历代名臣法帖、诸家古法帖、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帖共十卷，明代翻刻阁帖影响较大的有三家：顾氏玉泓馆本、潘氏五石山房本和肃府本，而以后者影响最大

肃府本《淳化阁帖》以跋语最多冠于其他诸帖在肃府本淳化阁帖摹刻的同时,还刻有肃宪王、张鹤鸣、赵焕、张键、张嗣诚、宋继登、贾鸿洙、汤启烨、周如锦、张孔教、高锵、刘重庆、柴以观、李起元、傅振商、黄衮、周懋相、盛以弘、徐元莱、黄和、来宗道、李从心、周铿、刘世纶、吕兆熊、肃世子朱识铉、王铎等二十八人的题跋，另装一册。许多人名见于《明史》和《甘肃新通志》的记载,其中不乏当时的高级官吏如曾为编修、祭酒兼詹事公，吏部尚书赵焕，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盛以弘，甘肃临巩兵备、兵部尚书张鹤鸣，陕甘总督李起元、李从心，巡抚宁夏都御使周懋相，临巩兵备张键,临洮知府黄和等;肃府本淳化阁帖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清人陈奕禧评价《肃府本淳化阁帖》初拓本说：“初拓用太史纸、程君房墨，人间难得。石工间有私购出者，值五十千

参考文献：《明史》和《甘肃新通志》

李从心重人才、荐人才

天启四年（1624年）三月二十七日宁夏廵抚李从心疏为荐举方面官员荐举“陕西布政史文焕宁夏河东兵备张九德”；天启六年（1626年），朝廷提拔张九德的官职以资奖励，由地方第三位官员督储河东道晋升为地方第二位官员——延绥巡抚，成为陕西四大巡抚之一（陕西巡抚，甘肃巡抚，宁夏巡抚，延绥巡抚）

参考文献：详见《明熹宗七年督察院实录》

天启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搃督河道李从心疏为刻期免履新任荐举陕西方面官员荐徐云逵杨邦宪张国瑞李得中李飬冲张国锐关守箴陈应元陈升吕逊王顺行王应楫曾廷彦冀懋中马人龙等又疏为荐举地方人材荐牛应元樊东谟李应策刘九经王建屏李元吉等俱奉圣旨吏部量酌升用。

参考文献：《明熹宗七年督察院实录》

治理黄河有成效打造“通济新河”

天启五年，漕储参政朱国盛于骆马湖北岸“开马家洲且疏马颊河口淤塞，上接泇流，下避刘口之险，又疏三汉河流沙十三里，开滔庄河百余丈，浚深小河二十里，开王能庄二十里，以通骆马湖口。筑塞张家等沟数十道束水归漕”。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总河尚书李从心接管工程，朝廷征发民工，按此路线改曲从直，浚拓河身，创筑堤坝，又将骆马湖与黄河相接的陈沟浚辟成河，这条新开漕道被命名为“通济新河”，全长六十七里。从此，漕船出清口溯黄而上行至宿迁后，改由直口以东的陈沟口进入骆马湖，然后从马颊口转入迦河。从而避开了原河诸溜，大大减轻了黄河溃决对漕运的影响。走这条航路。船行安全，省时省力。以后这条航道又经多次疏浚完善，成为一条交通大动脉，效益十分显著。

参考文献: 1《明史》卷8 5 、《明熹宗实录》卷H

李从心刻贴撰集《奉天诰命贴》

明朝刻贴撰集，为明人首创、前代所未见。明朝天启年间有四部诏书个人从贴（集刻家族所受封诰之刻贴），其中在天启六年（1626年）为官至太子少保、工部尚书；时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李从心集王羲之书集刻《奉天诰命贴》，此贴不但具有书法价值，更具有极强的历史文献价值。

参考文献：

1《丛帖目》，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0 年版，第969 页，第 1660 页，第 982 页，第982 页，第 982 页，

2张伯英：《张伯英碑帖论稿》第三册，张济和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12页，第212 页，第 150 页，第 313 页，第313 页，第 313 页3《明代后期三种特色刻帖研究》_于博

尚书李从心为仓颉庙题联“万圣之宗”

南乐县仓颉庙内有天启双碑高大挺拔,在原仓颂庙内山门与二门之间（现在仓颉庙东南侧）,是明朝天启七（1627）年重修仓颜陵庙时树立的记事碑。碑形方正。碑座为仰俯莲须弥座,高约08米。碑帽四角拱尖,上有宝瓶。因两通大碑皆建于明代天启年间,而且方正高大,故又称“天启方碑”。方碑经历了392年的风雨剥烛,依然原址挺立,由于河水游积,深陷泥土两米多深。雕刻精美的碑帽在文革中被催烂,今仅有残件附于碑下。2000年以后,建有两座石亭庇护方碑。东侧方碑刻有“三教之祖”四个榜书大字,由刑部尚书李养正题书。内侧碑文由吏部尚书崔景荣撰文,明代治理黄河专家、书法家李从心书丹。监察御史梁天奇蒙刻。碑阴为捐银提名,主持人为叶廷秀。碑文中在此提出仓额是"三教至尊”,和伏羲、孔子并称,“前羲后尼”,咸称至尊。这实际上也是说仓额"德承淮水”、"道冠尼山”的理论基础。西侧刻“万圣之宗”,为明代书法家李从心题写。方碑上还记载着两个与官员有关的有趣的故事:

天启年间,南乐籍内阁大学士魏广微、工部尚书李从心、监察御史梁天奇和长垣籍吏部尚书崔景荣等人奉旨在此建仓夫子神庙,梭工时立大方碑两通以记其盛。大名府各级官员纷纷参与其事,并公推南乐知县叶廷秀主持操办。

参考文献：《河南省南乐县仓颉民间信仰文化研究》

总河李从心奏请三王严肃漕规

天启七年（1627），三王（瑞王朱常浩、惠王朱常润、桂端王朱常瀛）从运河水路就藩。临行之前，总河李从心“恐三王随从人役不知规例，擅自开闸，或带板而行，则后水不继，船必搁浅”，奏请朝廷希望三王约束随行人员，借此严肃漕规。闸门维修也是闸坝管理的重要环节，主要工作是闸门段的疏浚。

参考文献:《明熹宗实录》卷 80，第 3901 页

总河李从心驻济宁州河道总督衙门

河道总督衙门始建于明代永乐九年（1411 年）于济宁，是明清时期为保证大运河顺利通行沿线设置的河道管理机构中等级最高的一个，任职官员官阶正二品、从一品（如李从心、杨方兴等大臣），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由工部尚书宋礼所建。时称“河道部院军门”，后称“总督河道部院署”、“总督河院署”、“总理河道军门”、“河道总督衙门”等，简称“河院”。

清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建置志》记载：“河道部院军门……正堂六楹，后堂六楹，扁曰禹思堂，后为部院宅，左为帝咨楼，曲周刘荣嗣建。国朝三韩，杨方兴改为雅歌楼（今名挽洗楼），又东为后乐圃，李从心及杨方兴皆有记（乾隆四十二年总河姚公立德改额为平治山堂）西为射圃，本属儒学射圃，康熙初，广宁户崇俊改入署内。

参考文献：（清）胡德琳修, 兰应桂续修, 乾隆济宁直隶州志[M] 古籍纂刻出版社

为官有功朝廷嘉升一级

天启七年八月十二日乙巳（1627年9月20日）工部的题叙名单多达一百七十三名：“工部尚书薛凤翔题叙殿工，得旨：三朝旷典，久需运会，才余两载，焕复旧规。李精白、李从心各加升一级，赏银三十两，纻丝二表里。

参考文献:----《明熹宗实录·卷八十七》

李总和借运河转疏资诸水

漳、卫两河的交汇增加了漕河水量，使河南、山东、江南漕粮按时入京的几率大增。“自元以来，类资漳河为转输之助，故经流日就湮塞，间或从临漳挟滏水东北出，议者鳃鳃然忧之，恐卫河减弱，不足以济运也”，《清史稿》亦载“卫河微弱，惟恃漳为灌输”。引漳济运后，水源紧张的局势得以缓解，天启年间总河侍郎李从心曾言：“我国家定鼎燕冀，岁运漕糈四百万石，借此运河一线转输，在邳以南则资淮、黄二水，在临清以北则资漳、卫、洹、淇、滏阳诸水。“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分漳入卫后，“漳、卫汇流，舟行顺利，无胶涩之虞，运际泰交，翕河效顺百余年，罕有之隆遇也。漕舟扬帆北上，民运欢腾”，十数年后尽导全漳入卫，“入邱之上流尽塞，而全漳会于馆陶，自此漳、卫汇流，舟行顺利，其裨益于漕者多矣”13，大大便利了漕船的顺利航行。

参考文献-----王云五主编行水金鉴［M］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68

李从心护部下保将领

此军门屡有申饬、镇道将领、所当实心奉行等因、又准廵抚山西右副都御史魏飬蒙咨据岢岚兵备山西右参政李从心鴈平带管宁武兵备右参政阎士选会同镇守山西总兵官都督佥事张国柱议得今日虏情、较先年逈异、在俺荅以舐犊之爱。感我不杀冉吉之恩。今冉吉之事巳远矣。在黄台吉撦力克以麀聚之欲。惟彼忠顺妇人之听。今忠顺巳逝矣。则利汉财物以外。别无所爱于我。

参考文献---------《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四百四十九

李从心秋防调兵部署各关口

天启五年六月○总督三边李从心题分布秋防兵马以御虏患延绥隘口八十六处议拨步班军三千四百余员名宁夏冲口一百八处分拨步班官军四千九百八十员名仍拨正奇游三营官军一千五百余员名固原比他镇犹为艰钜防堡防关等项悉听总兵官相机周防章下兵部。

参考文献---------大明熹宗悊皇帝实录12

借淮刷黄

明熹宗天启六年九月辛夘总督河道工部尚书李从心奏淮水骤发以淮刷黄阏沙尽析运道复通报闻明熹宗实録

参考文献----《行水金鉴》第5部

天启五年八月○陕西总督李从心劾高家营管参将事都司佥书秦之英革任回卫

三边总督李从心三年考满准照边俸例录荫加升仍给与应淂诰命○升总督三边军务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李从心为工部尚书总理河道左佥都御史潘浚为南刑部右侍郎　天启五年十月○刑科给事中霍维华请留西南督臣言狭西总督李从心扬历边徼十有五载久练兵事之臣也宜照旧总督以终成效新任漕运不妨改推贵州总督蔡复一实心任事损躯为国之臣也业以师溃听勘矣而犹能以待罪将去之身为犁庭扫穴之举斩获逆党功绩甚明宜令策励自赎新推抚臣王瑊不妨别用上不许命遵前旨行

----------大明熹宗悊皇帝实录12

前文分析了封豨之名的渊源可上溯至比伏羲更为久远的豨韦氏，与上古时期的先民们对野猪的驯养有关，而封豨的封可能与岭南地区的封水（贺江）有关。

《淮南子·本经训》说“禽封豨于桑林”，那么，这里的桑林又在哪呢？

战国末年，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编撰《吕氏春秋》，记载了商朝初年商汤求雨的故事，求雨的地方就叫桑林。

商汤又叫成汤，姓子名履，在鸣条之战打败夏桀，灭夏兴商，“汤乃践天子位”，成为商朝的太祖。

商朝建立后，遭遇连年大旱，天灾肆虐，庄稼无收，荒年出乱民，新王朝的危机可想而知。

更为重要的是，商汤起兵灭夏，师出其名的舆论基础就叫“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这也就是所谓君权天授的观念。那问题就来了，刚刚秉承天命而灭夏，可接下来却又连年灾荒，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你这个天命恐怕也不是正版，要不为什么上天要降灾呢？

久旱不雨自然就得求雨，但想想看，连续五年大旱，不可能前五年就那么干等着，所以，想必此前已经求过很多次了，但还是无济于事年复一年，最后没办法了，商汤再次到桑林祷雨，但和以前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把自己当作供奉的祭品。

当然了，商汤以身相祭，肯定不能像猪牛羊一样杀了摆盘，而是“翦其发”，用自己的头发代替，三国时代有马踏青苗曹操割发代首的故事，可见这种观念由来已久。

幸运的是，商汤御驾亲祭成功了，“雨乃大至”。

商汤桑林祷雨的故事，在先秦典籍中多有记载，比如：

虽然有这些文字记载，但遗憾的是，商汤求雨的这个桑林到底在哪却并不清楚。

按《竹书纪年》的记载，商汤求雨成功的第二年，“作《大濩》乐”。

濩，形容雨水从屋檐流下，如东汉许慎《说文》的解释：“濩，雨流溜下貌。”由此推知，《大濩》应该和上一年商汤桑林祷雨不无关系。

巧的是，山西阳城正好古称“濩泽”，濩这个字并不常见，地名里带濩的就只有这个濩泽，而且阳城的蚕桑业一直很发达，境内有大片桑树，而且时至今日还有两百余座汤庙，所以，有人认为商汤求雨的那个桑林很可能就在这里（一说阳城西南五十里桑林乡，一说阳城西南七十里析城山）。

不过，桑林在哪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争议不断，可谓众说纷纭，如河南偃师（西亳）、河南虞城县谷熟镇（南亳）、河南夏邑县桑堌镇、河南济源市小淅山、河南荥阳市汤王沟、河南巩义市墨云山以及河北临漳县桐宫桑林、安徽亳州汤陵等很多地方都可作为备选。

从地图上看，这些地方倒是都相距不远，估且就笼统地说商汤祷雨的桑林可能就在这一片吧。

事实上，桑林也是乐舞的名字，如庄子讲的庖丁解牛，神乎其技的刀法就被形容为有如桑林之舞。

《桑林》和商汤祷雨第二年所作的《大濩》是两首有名的商代乐曲，只可惜早已失传，成了语焉不详的又一个悬案——有可能这是两首不同的曲子，也有可能是同一首曲子有两个名字。

不过，有据可查的是，至少在春秋时期仍然是有传承的，因为宋平公就曾经为晋悼公安排过桑林之舞的表演。

宋国是周朝时微子启的封国，微子启是商纣王一母同胞的兄长，只是他出生的时候其母亲还没有成为王后，所以算是庶出，不能继承王位。不言而喻，作为殷商后裔，有理由相信宋平公为晋侯所展示的这个桑林之舞就是殷商时的桑林乐舞。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一种乐舞，祭祀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使用场合。

古代祭礼繁多，殷商时期尤其如此，商王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大小祭祀活动。《吕氏春秋》所记载的这一次桑林祷雨，“用祈福于上帝”，其祈雨的对象并不是后世常见的什么龙王雨神之类，而是上帝，这应该算是最高等级的一种祭祀。

因为这个上帝，既是主宰天地万物的至上神，同时也是商朝王室历代的先公先王（商王去世后就成为帝，到商代后期，活着的商王也开始称帝），而风雨雷电这些自然神是要听命于上帝的。

殷商时期的帝、祖先神和各种自然神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各种不同说法，本文认为殷商时期的观念是，作为至上神的帝并不与人间直接发生关系，商王室的祖先神是与上帝沟通的唯一途径，帝和商王祖先是二元一体的关系。唯其如此，才可以让神权被王权所垄断，各诸侯都不得染指，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

神权与王权统一，这是符合历史逻辑的必然阶段，殷商尚且如此，在那之前的尧舜时期自然不可能提前完成政教分离了。

也就是说，所谓向上帝祈雨，其实也就是向祖先神禀告，既是祭天也是祭祖。

如果不考虑殷商时期所特有的这种上帝和祖先的观念，把商汤的桑林祷雨单纯理解成后世所说的求雨，无疑会谬以千万里。

换句话说，虽然商汤在桑林祭祀的目的是祷雨，但这个祭祀活动并非专门的祷雨之祭，其正式名称应该叫祭祀上帝的禘祭。

既然是对上帝和先祖的祭祀，那就可以想见，商汤祷雨的这个桑林不太可能是现去找一片桑树林再搞个临时建筑，而应该是在固定的祭祀场所举行，比如周朝时在国都南郊设有圜丘以祭天，后世明清时代有天坛地坛。

而之所以叫桑林，自然就是因为殷商时人在这个祭祀的地方要种植桑树。

再比如，《墨子·明鬼》有明确记载：

燕国的祖，齐国的社稷、宋国的桑林、楚国的云梦，都是性质相同的祭祀场所，只是不同地区称呼各有不同。

宋国是殷商后裔，其文化传统自然是商代的延续，由此可知商汤祷雨的桑林就是殷商王室的祭祀之所。

所以，如果从是否有大片桑树林存在的角度去论证某个地方是不是商汤祷雨的那个桑林，其实是在搞拉郎配，无异于缘木求鱼。

当然了，虽然商王祭祀是在固定的地方，但就像殷商之后的周朝其祭天的圜丘是在郊外一样，商代祭祀的这个地方很可能也是在郊野之地，所以《尸子》记载的商汤祷雨是“祷于桑林之野”。

桑林，顾名思义就是桑树林，当然与桑树有关。

豨是猪，作为真实存在的一种动物，我们可以通过考古所揭示的养猪的历史追溯其渊源，同理，桑树也不是虚构的树木，我们也可以按同样的思路进行追溯。

查网络百科，说桑树原产中国的中部和北部，但桑树在中国境内的分布是极其广泛的，从东北到西南，往西北去直到新疆，以及东南方向的台湾岛，几乎全国各地都有桑树的存在。

从民族医药来看也可见一斑，桑枝、桑叶、桑椹等用于药物在各民族中有广泛运用，中医自不必说，另有如苗药、藏药、侗药、傣药、蒙药等都能见到，在僳僳族、佤族、阿昌族、哈尼族、水族、土家族、瑶族等众多少数民族中也有使用。

中国人有浓重的乡土情结，衣锦还乡当然是最理想的，但即便是漂泊落魄以至无颜见江东父老，大多数人也终归还是希望叶落归根，而这个根所在的故乡，别称就叫桑梓，“生仍冀得兮归桑梓，死当埋骨兮长已矣。”真正想得开，埋骨何须桑梓地，恐怕时至今日也未必是主流想法。

桑梓，即桑树和梓树。之所以成为故乡的代名词，有说古人喜欢在房屋旁边种这两种树，如《孟子》所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衣帛，自然是由采桑养蚕而来。

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桑树梓树自然都是父辈祖辈所手植，于是睹物思人，以至于人在他乡时只要见到这两种树就会想起父母和故乡，“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可以说，在诗词的意象里，桑梓比明月更思乡。

不过，我很怀疑这种说法，桑树毕竟是树，可不是一年一茬的秋草黄，倘若家家房前植桑，岂不是户户都有古木遮荫。再说了，就像孟子讲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这样的大宅子可从古至今都不可能是老百姓的常态。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文化观念就不会允许做这种选择，因为桑与丧，这俩字不仅同音，而且同形。

在甲骨文里，丧就是桑加上几个口，谁会愿意房前栽桑天天见丧？

所以，家家房前尽植桑不太可能是普遍现象。

那么，桑梓即故乡这种传统观念又作何解释呢？

其实也不复杂，只要联系到祭祀，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商汤桑林祷雨就是祭天祭祖，在这个祭祀的地方要种植桑树并称之为桑林，同样的道理，百姓虽不能祭天但可以祭祖，在供奉宗族祖先的地方自然也会这么做，也就是所谓祠堂了。

祠堂所在多古木，这无疑是更为符合实际情况的事实。

再说了，就算古人喜欢在房前屋后栽种桑树，如果不是因为与宗族观念有关联，桑树的意象也很难与故土和父母联系到一起。

所以，祭祖与桑林相关联，这才是起码从商代起就已经有了的观念传承。

殷商初期的桑林是祭天之所，那么，回到《淮南子》说的“禽封豨于桑林”，前文已经推论封豨是后世所说西方七宿的奎宿，那么，所谓擒于桑林，这不就正好可以顺理成章了么？

因为祭祀和观天在上古时期本就是一体的，《淮南子》所说的桑林既是祭天祭祖之所，也是观测日月星辰以制定历法的地方，即所谓观象授时，如《尚书·尧典》所说：“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这里的民时，就是指导春种秋收的农耕时令。

如公元前2500-公元前1900年的山西陶寺遗址，在那里发现的古观象台，经复原后的实地观测验证，今天仍然可以用来测定一年中夏至冬至等各个节气的时点。而这个观象台，既是观象授时的天文台，同时也是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

所以，禽封豨于桑林，就是在观象台上经过持续观测的积累，认识并把握了奎宿所在区域相关星宿的运行规律，并将其应用到观象授时的历法中去，也就是把奎宿作为观象制历的一个标准星和重要参照。具体方法并不清楚，但由《淮南子》等古籍的记载可以推知，人们给这组星宿所赋予的形象是猪，并称之为封豨。封豨是早就存在的一个概念，这就和我们现在会用历史名人给天体命名是一样的逻辑。

世事变迁，沧海桑田，这个桑田，当然是指我们赖以栖身的脚下这片土地，对一个农业国家来说，自然是指可供耕种的水田旱地。如果你细想一下，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似乎桑树成了传统农业的代名词，难道五谷杂粮不更有资格么？

要追溯桑树所承载的观念背景需要另文叙述，但显而易见的是，桑树在古代先民们的生活中曾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桑椹可以吃，桑木可以做器具，但不言而喻，桑树最重要的功用肯定还是用来养蚕，养蚕自然是为了抽丝纺织。

养蚕就会有蚕茧，抽丝就会有布帛，幸运的是，历经数千年，这些本是速朽的东西竟然还能从时光的深渊里浮现出来呈现在我们眼前。

1926年10月，第一代田野考古学家、被尊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在山西西南部的夏县主持西阴村遗址的发掘。

就在这里，出土了一枚被切掉约六分之一的蚕茧。

“我们最有趣的一个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观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李济先生说，“1928年，我把它带到华盛顿去检查时，证明这是家蚕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移的事实。”

这枚茧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经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4000-公元前3400年。

也就是说，可能在5600年以前，位于黄河中游山西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开始了栽桑养蚕以及抽丝纺织。

不过，因为只有这一枚茧壳的孤证，当时的发掘技术也可能有限，对于究竟是野蚕还是家蚕并不能得到确定且一致的结论，其年代也受到部分质疑，但可以肯定，这是上古先民利用蚕茧的明证。

如果这枚5600年前的茧壳还不足以证明养蚕抽丝的存在，那么，有更为确定的证据表明，再过数百年，浙江地区就已经有了丝绢。

1958年，浙江湖州境内的钱山漾遗址，在出土的一个小竹筐里，人们发现一块绢片，只有24厘米X1厘米这么一小片。

鉴定结果显示，这一小片东西是蚕丝做的丝制品，编织所用的丝线由二十多根没有捻合的蚕丝构成。

这是目前为止世界范围内见到的年代最早的丝制品，其年代为公元前2700年左右。

另一个同步佐证是，位于长江下游浙江江苏上海一带的崧泽遗址（包括上海市西部青浦区崧泽遗址、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常州圩墩、浙江湖州邱城遗址、海宁坟桥港等），其下层地层中检测到的桑树孢粉数量很少，但到中层地层后突然开始大量增加，这种现象表明，这一地区原生桑树较少，后来才变成普遍存在，排除神迹的可能，显然这是人工栽种的结果。

崧泽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3800-公元前2900年，在时间上正好可以和上面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公元前4000-公元前3400年、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公元前2700年相互衔接。

当然了，在地理上，山西夏县与江浙一带直线距离就有上千公里，江浙一带的蚕桑业是否由山西传播而来，不好讲，但分散各地的族群之间有交流与迁徒，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过，钱山漾遗址虽然出土了最早的丝制品，如果就此论定湖州地区是丝绸起源地，用于营销宣传当然无可厚非，但不见得就是最终的结论和事实。

最后是一个有意思的巧合。

前文说过，封豨之名与岭南的封水有关。

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有一篇《容成氏》，其中有一句是：桑梧之埜。

桑是苍，埜是野，桑梧之埜，即苍梧之野。

这就是说，直到战国时期，苍梧又称桑梧。

苍梧在哪呢？

一说苍梧即九嶷山，这里是传说中舜南巡葬身之地，“舜葬于苍梧之野。”

另一方面，现在广西境内还有个苍梧县。

此外，历史上以苍梧为名的还有两个地方，一是战国时楚国设有苍梧郡，郡治在郴（今郴州）；二是汉武帝灭南越国后分岭南为九郡，其中之一即苍梧郡，郡治在广信，即现在的封开县，封水在这里注入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