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是一本诗集，其中收集了从战国到汉代大约十位诗人的诗歌。题主有上述疑问，是因为这十位诗人中包括了屈原和刘向。

下面说说屈原和刘向对《楚辞》的主要贡献。

先说屈原。《楚辞》共有17章计57首诗歌。其中，第一章《离骚》1首，第二章《九歌》11首，第三章《天问》1首，第四章《九章》9首，第五章《远游》1首，第六章《卜居》1首，第七章《渔父》1首，以上这些均为屈原创作。在《楚辞》全部的17章57首诗歌中，屈原的作品就占到了7章25首。所以，《楚辞》中的诗歌主要是以屈原的作品为主的。另外，楚辞在当时是一种新兴的诗体，这种新诗体是由屈原首创的。所以，其余作品的作者在诗歌形式上也都承袭了屈原作品的形式。

再说刘向。刘向的作品在《楚辞》中有1章，即第十六章《九叹》，此章包含有9首诗歌。但刘向对《楚辞》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此，而在于他收集整理并编辑了《楚辞》，使得这些千古名篇能够留传后世。刘向是西汉大臣，是我国目录学的鼻祖。汉成帝时（约在公元前26年），刘向奉旨搜集天下遗书，其中就包括了楚辞作品。刘向除了整理编辑《楚辞》，另外还整理编辑了名传遐迩的《山海经》、《战国策》、《列女传》等等。

由于《楚辞》的诗歌形式由屈原首创，而且其诗歌又在诗集中占到了绝对比重，再加上我们平时所接触到的《楚辞》诗歌都是屈原作品。所以，一提到《楚辞》，绝大多数人就只想到屈原。其实，刘向对《楚辞》的贡献之大，也是不容忽视的，也可说功高盖世。

不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一般说《战国策》都说刘向父子,而且也不单单是他父子俩人,手底下有一帮人,他有一段时间就是职业干校对整理工作的,大概意思跟现在教授做课题一样,其实手底下一帮人忙乎,但是最后研究成果只提这个总负责人的名

《山海经》是中国志怪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该书作者不详。

《山海经》是一部记载中国古代神话、地理、植物、动物、矿物、物产、巫术、宗教、医药、民俗、民族的著作，反映的文化现象地负海涵、包罗万汇。除了保存着丰富的神话资料之外，还涉及到多种学术领域，例如：哲学、美学、宗教、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医药、动物、植物、矿物、民俗学、民族学、地质学、海洋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可谓汪洋宏肆，有如海日。

《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歌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二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楚辞的创作手法是浪漫主义的，它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且具有浓郁的楚国地方特色和神话色彩。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写的一部哲学著作。

《淮南子》著录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今存内二十一篇。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了儒法阴阳等家，一般列《淮南子》为杂家。实际上，该书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会贯通而成，是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理论体系的代表作。《淮南子》在阐明哲理时，旁涉奇物异类、鬼神灵怪，保存了一部分神话材料，像“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共工怒触不周山”、“嫦娥奔月”、“大禹治水”等古代神话，主要靠本书得以流传。

“楚辞”这一句词不知起于何时。《史记》在张汤的传中已经提到它，可能至晚也是汉初就有的。至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从此以后，“楚辞”就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

汉代一般称“楚辞”为赋，这是不十分恰当的。“楚辞”和汉赋，体裁截然不同，前者是诗歌，后者是押韵的散文，它们的句法形式、结构组织、押韵规律都是两种不同的范畴。再从音乐的关系上看，虽然都是不歌而诵，但汉赋同音乐的距离比“楚辞”更远些。所以司马迁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史记·屈原列传》)可见辞与赋本来是有区别的。由于汉赋是直接受“楚辞”的影响发展起来的文体，在习惯上汉代人多以辞赋并称，把屈、宋之辞与牧乘、司马相如的赋等同起来。于是辞与赋的概念混淆了，从此以后，屈原的作品甚至全部楚辞都称之为赋了。其实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文体，不应混为一谈。至于后人以《离骚》代表《楚辞》而称之为“骚”，如《文心雕龙》有《辨骚》篇，《文选》有“骚”类等。这和后人称《诗经》为“风”一样，虽然名实不符，都是有意把楚辞和汉赋两种文体区别开来。 远在周初，江汉汝水间的民歌如《诗经》中的《汉广》、《江有汜》等篇都产生在楚国境内。其他文献也保存了不少的楚国民歌，如《子文歌》、《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见《说苑》中《至公》、《正谏》、《善说》三篇。）等都是楚国较早的民间文学，有的歌词每隔一句的末尾用一个语助词，如“兮”、“思”之类。后来便成为《楚辞》的主要形式。更重要的还是楚国民间的巫歌。楚国巫风盛行，民间祭祀之时，必使巫觋“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楚辞》中的《九歌》，其前身就是当时楚国各地包括沅湘一带的民间祭神的歌曲，祭坛上女巫装扮诸神，衣服鲜丽，佩饰庄严，配合音乐的节奏载歌载舞，很像戏剧场面。这就是那时巫风的具体表现。这种原始宗教的巫风对屈原的作品有直接影响。《离骚》的巫咸降神，《招魂》的巫阳下招，以及《楚辞》中凡诗人自我形象的塑造和高贵品德的象征，如高冠长佩，荷衣蕙纕，乃至丰富的神话故事的运用等，都是最好的说明。所以《吕氏春秋·侈乐篇》说：“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楚辞”就是这种带有巫音色彩的诗歌。

还有楚国的地方音乐对“楚辞”也有一定的影响。春秋时，乐歌已有“南风”、“北风”之称。钟仪在晋鼓琴而“操南音”，被誉为“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师旷曰：“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见襄公十八年《左传》。钟仪事见成公九年《左传》）。从此以后，楚歌、楚声和楚舞一直为楚人所喜爱，见于文献记载者不少。这是很自然的。战国时楚国地方音乐极为发达，其歌曲如《涉江》、《采菱》、《劳商》、《薤露》、《阳春》、《白雪》等，“楚辞”的作者都已提及，“楚辞”虽非乐章，未必可歌（《九歌》经屈原改写后，是否用原来乐调歌唱，不能知道。）。但它的许多诗篇中都有“乱”辞，有的还有“倡”和“少歌”，这些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楚辞》中保存这些乐曲的形式，就说明它同音乐的关系非常接近。当然由于作者是楚人，他们所接受的音乐的影响也多半是属于楚国地方的。同时，与此有关而影响于“楚辞”的那就是楚国的方言。楚国的方言有特殊的意义，也有特殊的音调。《楚辞》中的方言极多，如“扈”、“汩”、“凭”、“羌“、“侘傺”、“婵媛”之类，参考古注及其他文献还可以理解。至于当时音调的读者早已失传。汉宣帝时，九江（今安徽寿县，楚最后国都）被公能诵读《楚辞》，至隋代，还有释道骞也善读《楚辞》，“能为楚声，音韵清切”（《汉书·王褒传》及《隋书·经籍志》）。后来唐人还继承他的读法。可见懂得《楚辞》中楚声的人隋唐间还有。不过这对《楚辞》的影响是次要的，主要还是民间文学和地方音乐的关系。

总之，楚国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后来又接受北方文化的影响，二者融合为一，汇为文化的巨流，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学艺术的素材，为文学创作提供充分的有利条件。就在这个优越的文化基础上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产生了《楚辞》这样光辉灿烂、千古不朽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