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2392部）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个）名单，现予公布。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这些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和利用好珍贵文献典籍，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指导方针，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公布为契机，加强科学规划，加大工作力度，切实做好珍贵古籍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使中华民族珍贵的文献典籍永泽后世。

本批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10部古籍，包括3部汉文古籍和7部藏文古籍，分属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汉文1部藏文7部）、敦煌研究院（汉文1部）和甘肃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汉文1部）。

我省本批入选的3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分别为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和张掖市甘州区博物馆，加上此前入选的甘肃省图书馆（第一批）、兰州大学图书馆（第二批）、拉卜楞寺藏经楼（第二批）和天水市图书馆（第三批），全省已有7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甘肃武威磨嘴子，两千年前，最早的汉墨孑遗 如今的书家，多不重视墨！何故？皆因墨来之容易。一瓶三十元的墨汁，就可尽情挥洒数纸。在古代，墨不易得。好墨，更是寸墨寸金。 如此来看，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汉代丸墨，其价值就无法估量了！它是现存最古老的墨之一，是汉墨孑遗。为我们揭开了汉代的制墨工艺。 1先民最早掌握色彩 对色彩的使用，标志着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阶段。先民们较早掌握的两种色彩，要算黑色和红色。这一点，从距今八千年前后，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彩陶上能看到。 先民们绘制彩陶图案的色彩，多用红黑两色。这两种色彩，也是先民最容易获得的颜色。 黑色源自于炭黑，可以是烧黑树枝，可以是烧火熏出来黑色。故此，在小篆中黑色字形，上面是古「 ”囱”字，即烟囱；下面是「 ”炎”(火)字，表示焚烧出烟之盛，合起来表示烟火熏黑之意。东汉许慎《说文》中说：黑，火所熏之色也。 红色的来源又有所不同，似乎比黑色的来源更多一点。红色可以是红色砂岩，也可红土，也可以是血，人血或者动物的血等等。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先民们对红黑两色掌握，也从简单，容易获得的物质，逐渐固定到矿物中，其中黑色来自天然石墨，红色来自丹砂，丹砂也叫朱砂。 先民们用红黑两色，在彩陶上绘制出精美的图案，表达着他们审美，记述他们收获，展现他们的崇拜。可以这样说，对于黑色使用，至少已经延续了八千年之久。 2殷商时期出现墨 那么，墨究竟是何时出现的呢？ 墨，由来已久。上古写字多用竹挺点漆而书。但在殷商时就有墨了。春秋战国，大篆流行，墨使用范围逐步扩大，有关墨的词语也多了。不过依旧是石墨磨而书之。石墨，其实是指画眉石。到秦汉之际，墨才渐渐出现。 现存最早的墨，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4号秦墓。这是一块圆柱状的墨，直径12厘米，高12厘米。研究者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人工松烟墨。 从这个墨的形状看，当时墨已经能够大量生产了。 在秦汉时期，墨的加工成型，还没有采用模型，而是采用了后世制作中药丸的方法，加工成丸。古籍中多有丸墨，墨丸之类的词句出现。究其原因，当时墨的颗粒比较粗，似乎掺入的胶也不好，比较松散。到了东汉时期，墨的加工工艺有了突破，逐渐出现了用模具压制的墨锭。 3武威出土的汉墨 甘肃境内出土过多枚丸墨。尤其以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的汉代丸墨最有代表性。 这块丸墨，高45厘米，底径28厘米。算是汉墨的孑遗。略近圆柱体，顶部渐收分为圆弧，底平，似细一点的小馒头，一头大，一头小，有磨用过的痕迹。显然，人们用捏着大头，用小头研磨。墨色乌黑透亮。汉墨的基本原料一般采用松烟或桐油烟，故而墨性浓黑光洁，是现存最早的块状合成墨之一，为汉墨中所罕见。为认识墨的源流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汉代的制墨，比先秦时期，有非常大的飞跃。也是一个转折时期，在此之前，墨的主要来源是石墨。这时，制墨的主要原材料，逐渐转向松树，也就今天人们所说的松烟墨。不过，石墨也延续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到了汉末，曹操修筑铜雀台中还藏有大量石墨。 西汉时期，陕西千阳的制墨已经名重一时，为汉王朝办公墨的主要产地。当时，「 ”尚书令、仆、丞、郎，月赐隃糜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隃糜即今陕西千阳。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人们讲究百里不贩运，从考古资料来看，陕西、甘肃、河南、山西、山东、湖北、湖南、广东等地均出土过墨。可见，各地都能生产墨。 武威磨嘴子出的汉墨，有可能就是武威当地生产的，而且也形成一定规模的墨丸销售市场。《汉书》中提到，当时有人，拿着公款去购买时令水果，谁知他却购买了墨。可见，墨的制作销售，基本上在市场中普及了。 4汉墨从中原传向西域 东汉中期以后，墨的制作逐渐采用了模具。 三国魏晋时，皇象论墨，已有多胶黝黑的说法，魏有韦诞， 晋有张金， 均以制墨著名于当时。卫夫人《笔阵图》曰：「 ”墨取庐山之松烟，代郡之鹿胶，十年已上强如石者为之。”墨丸造型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螺子墨。唐时，祖敏以制墨而闻名。至南唐， 李廷珪父子制墨，墨锭大成。宋时出现了香料金箔入墨。此时，墨已至尽善尽美境地。以后，制墨名家不断，元有十余人，明有百余人。 甘肃酒泉的魏晋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过墨。有人记述：「 ”西域僧书，言彼国无砚、笔、纸，但有好墨……人们认为，墨逐渐从中原地带向西传播。 有墨，就有收藏。老墨，研后而写，墨色光亮，阳光照下，泛紫色。宋代司马光无所嗜好，独蓄墨数百两，好之成癖。可惜，不知他藏墨的最后归宿了。老墨价格也不低，1930年前后，用漆盒装的康熙吴守默玉堂墨，八锭，价值八百大洋。便宜的康熙曹素功千秋光墨一盒也要四百元。 5墨书写的汉简寸土不丢 武威是河西走廊东端重镇。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春，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骑，长途奔袭河西走廊浑邪王和休屠王，汉军「 ”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捷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天，汉武帝又命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乘胜从北地郡再次出兵河西，此次「 ”捷首虏三万二百，获五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这一战役，匈奴彻底退出河西地区的关键。 西汉踞有河西之后，打通了连接西域的丝绸之路，隔绝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络，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 汉王朝为控制西域，守卫河西走廊，在这里修筑了规模宏大的汉长城。河西走廊的汉长城东起令居，西达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北到居延海（今内蒙古额济纳），形成了钉子形的防御体系。 为守卫河西走廊，汉武帝下令大量移民实边，移民的主要是「 ”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抱怨过当……”据记载，西汉 ，先后五次大规模移民河西走廊，到西汉末年，在河西走廊的徙民和戍卒数量猛增到50万。 大批戍边将士，生活在这块地方，扎根落户，成为河西走廊的开发者和守卫者 。们留下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展现着大汉王朝崛起时张力。 武威磨嘴子汉墓群位于武威南15公里的祁连山下，杂木河西岸。这是一处高处河岸的黄土地台，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200米。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这里先后多次发现汉墓，出土了陶器、木器、漆器、铜器、铁器、简牍、鸠杖等等。这些器物见证了汉代，河西走廊戍边将士们的生活。 墨，从土，从黑。土不可丢。据说，张大帅曾给一东洋人，题字，最后落款「 ”张作霖手黑”。别人说写错了。大帅却言，这叫寸土不可丢。 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的随葬丸墨，就是当时戍边将士，书写公文，家书所用的残墨。也是那个年代，大汉王朝开疆拓土，昂扬向上的见证。 ​ 王文元原创作品 请关注 请转发 版权已保护，谢绝转载， 盗用必究！

甘肃文化·丝绸之路的西陲孔道·河西走廊与河西四郡

(1) 丝绸之路的咽喉地段——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咽喉地段，是甘肃境内丝绸之路交通网的汇集地，条条道路尽管有不同的走向及途经地区，但最终大多向一个方向靠拢，进入河西地区，成为一条主要通道，这与它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关。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到敦煌，东西长约一千二百公里，南北宽一百至二百公里，像一条狭长的走廊。走廊的南面是著名的祁连山(又称河西南山)，终年白雪皑皑，不易翻越，而祁连山以南地区，亦是崇山峻岭，道路艰难。走廊的北面则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又称河西北山)，这些山的外面就是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等渺无人烟的区域。在古代交通工具不甚发达的情况下，全靠人走马行翻山越岭，穿过沙漠，都是极其艰险的。而中间则地势平坦，祁连山融化的雪水灌溉着土地，形成了一个水草丰美、可农可牧的区域。由于河西独特的自然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所以自古以来东来西往的行人商队，大多都通过这条走廊，河西走廊成为一个天然的平坦通道。

(2) 丝绸之路重镇——河西四郡

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之前，河西走廊属匈奴领地，匈奴休屠王、浑邪王等所属部落在这里游牧。前121年，浑邪王归降汉朝，汉朝 先后在河西设置酒泉、武威、敦煌、张掖四郡，通称河西四郡。从此河西走廊成为中原地区通向西域的著名通道，也是中外文化交流汇集地，中外贸易的中转站与贸易中心之一。

①河西都会凉州。武威地处河西走廊的最南端，是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的门户。汉武帝时在武威置郡。武威郡城最初是由匈奴建筑的，匈奴称为盖臧城，汉代人讹称为姑臧。东汉时将武威郡治从汉时的今民勤县东北迁至姑臧，所以姑臧也称武威。曹魏时期，凉州刺史移驻这里，武威又称凉州。武威地扼河西走廊入口，地势重要，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东西交往，中外贸易的重镇。西汉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后汉书·孔奋传》)。武威“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汉书·地理志》)。晋永嘉之乱后，凉州无大动乱，生产比较稳定，人民争逃凉州，成为豪富麇集之地。唐武则天时，郭元振令部下屯田，凉州“积军粮十余年，牛羊披野”(《张掖县志·仕宦》)。武威蚕桑业发达，盛产白绫，既是贡品，又是外销产品，运销西域诸国。由于武威等地的生产、贸易有很大发展，“通货羌胡，市日四合(一般为一日三集，此地一日四集)，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后汉书·孔奋传》)。贸易繁荣，武威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大的贸易集散点。当时武威有许多外国商人异常活跃，远在咸海之滨的粟特国(隋唐时的康国)商人也不远万里来到武威进行商贸活动。“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居于大泽(咸海)……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魏书》卷一○二)。由于西域商人云集到武威，他们携带来大量的钱币，以致在南北朝时，武威通用西域的金银货币。唐代，武威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交往的中心城市之一。由于军事、政治地位的重要，特别是当时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北通突厥，南达吐谷浑、吐蕃等地，一些胡商长住这里从事转手贸易，武威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玄奘经过武威时，亲眼目睹了武威的繁盛，称赞“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开元、天宝年间，由于丝路畅通，武威贸易兴盛，唐代一些诗人也在他们的诗作中描述了武威的盛况。元稹在其《西凉伎》中写到：“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姿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天宝初，岑参曾在河西节度使高仙芝幕下任职，他在《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一诗中，描述武威“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反映了武威的人口众多。当时人口已超过十万以上，其中有不少胡人留居凉州。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西凉伎》的诗歌，诗中曰：“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胡人的舞狮也称为“西凉伎”，李端《胡腾儿》诗中也谓：“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从南北朝时期出现的西凉乐，到隋唐时期的“西凉伎”、“凉州儿”，都是中原与西域地区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西凉”、“凉州”在当时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象征。

②“张国臂掖”的河西重镇张掖。张掖是丝绸之路重镇，位于河西走廊中心，北部的居延及沿长城一线，是走廊中部抗击匈奴的主要军事支撑点。张掖之名意为“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汉武帝设张掖郡，以 得城为郡治( 得城原是匈奴 得王所居之地)，所以 得城又叫张掖，位于今张掖城西北。十六国时，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401—439)就以张掖为都。西魏、北魏和北周时，这里又设甘州州治，所以又称甘州。唐末五代时，回鹘族在这里建立政权，被称为甘州回鹘。西夏时，甘州称为镇夷郡。元代在张掖设置甘肃路总管府、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明代一度曾是陕西行都司(辖河西各地)的治所。

张掖是古代河西丝绸之路交通线上的重要十字路口，东西有直通长安、中亚、西亚的丝绸大道;南北有从西宁、居延至北方蒙古的草原丝绸之路，这两条通道都以张掖为枢纽，在中西交往中起过重大作用。张掖又是我国早期民族交会的中心，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都曾在这里繁衍生息。中亚昭武九姓国人，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张掖县西北的昭武(在今临泽县鸭暖、板桥乡一带)，反映了张掖地区与中亚所固有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在隋朝时，张掖成为国际贸易市场，“西域诸国悉至张掖交市，帝令矩护视”(《新唐书·裴矩传》)。大业五年(609)6月，隋炀帝亲到张掖，会见西域二十七国使臣、商人，中外贸易达到 。甘州回鹘建立政权后，张掖又成为西域回鹘商人进入中原的落脚点，甘州回鹘以张掖为基地，与中原王朝进行贸易，维护了丝路畅通。

张掖水源丰富，有河水、泉水、山谷水等多种水源灌溉万顷良田，是河西的主要农业区，也是重要牧区，自古有“金张掖”之美称。张掖稻米久享盛名，早在武则天时期，甘州刺史李汉通就在张掖屯田栽种水稻，黑河之畔的乌江大米，更是闻名遐迩，古今称道。因为盛产稻米，所以古甘州酒店擅长用米酿酒，有一种大米酿成的缸子酒，掺入黄酒、鸡汤，再截张掖泽边丛生的芦苇杆为筒，客人据管而吸，这种古老的酒和喝洒法被杜甫誉为“芦酒”(陈良《丝路史话》)。张掖水稻成为诗人歌颂的题材，明代郭绅《观刈稻诗》赞美道：“甘州城北水云乡，每至秋深一望黄。穗老连畴多秀色，实繁隔陇有余香。”据文献记载，古张掖城四周平畴绵延，阡陌交错，泉流映带，沼泽湾回，芦苇丛生，水草交横，池塘种植莲藕和养鱼。元代张掖人燕不花在他的《竹枝词》中描绘了张掖酷似江南的秀色景象：“湖头水满藕花香，夜深何处有鸣榔 郎来打鱼三更里，凌乱波光与月光。”张掖既是“张国臂掖”之地，也是景色秀美的鱼米之乡。

③河西保障之襟喉——酒泉。酒泉位于河西走廊的西部，是丝绸之路上的另一重镇。前121年，汉武帝设立酒泉郡，郡治在福禄。《河西旧事》曰：“福禄城，谢艾所筑，城下有金泉，味如酒，故曰酒泉。”十六国时，西凉迁都到这里，北魏时属敦煌管辖。隋初，将酒泉改为肃州，州治在福禄县，福禄又称肃州。隋末，福禄县又改为酒泉县。五代北宋时，是甘州回鹘的中心地区，西夏时为番和郡。酒泉是“诸夷入贡出师往来之道”，“戎羌通驿之途”，是保障丝绸之路安全的军事前哨之地，汉代对匈奴的几次用兵均出自酒泉。据说当年霍去病率兵攻打匈奴来到这里，汉武帝赐酒为他庆功，因人多酒少，遂将酒注入泉内与将士共饮。现在酒泉城东泉湖公园内有一亭，亭侧有泉，即其地。酒泉是河西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晋代谢艾所筑福禄城现存一东城门楼，即现在的酒泉鼓楼。鼓楼四面题刻着“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沙漠”，说明了酒泉在中外交通中的重要地理位置。

明代是丝绸之路再度复兴繁荣的时期，酒泉在明代丝绸之路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酒泉是西方商贾荟聚之地，哈烈(在今阿富汗西北赫拉特一带)曾派使者和商贾多人经酒泉来到北京，当时许多西域商人、使臣都从肃州启程向东。自元朝以来还有许多撒马尔罕、喀什噶尔人在这里经商，娶妻生子，俨然土著。《明史·西域传》说：“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诏守臣悉遣之。”酒泉是古代军事要地，也是交通西域诸国的重镇。

④华戎所交一都会——敦煌。敦煌是汉唐时期军事重镇和国际要邑，地处河西走廊的西端，三危山、鸣沙山在它的南面，北面是戈壁，中部是党河下游所冲积的一块平原。

中国古籍早就对敦煌有过记载，《尚书·禹贡》载，“黑水西河惟雍州”，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三二二解释古雍州条时将敦煌置于古雍州境内。我国许多远古神话传说中也都不约而同地涉及到敦煌这个地区，如《淮南子·主术训》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尚书·舜典》载：“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李吉甫指出：“三危山在县(敦煌县)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曰三危，《尚书》‘窜三苗于三危’，即此山也。”(《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从这些记载来看，远古时代，敦煌就与中原地区有联系。到夏商周三代，敦煌属古瓜州范围，《禹贡·山水泽地篇》注曰：“杜林云，敦煌古瓜州也，州之贡物，地出好瓜，民因氏之。”

从战国到秦汉，活动在敦煌地区的主要是月氏、塞种、乌孙等民族，而月氏最为强大，到秦汉之际，活动在这一地区的主要是月氏和乌孙。西汉初，匈奴强大，赶走乌孙、月氏，占据了河西。汉武帝即位后，抗击匈奴，河西走廊归入汉朝版图。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汉书·武帝纪》)。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中西交通要道，裴矩在《西域图记》中曾指出去西域的道路有三：北道、中道、南道，但每道都“发自敦煌”，因此他说：“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隋书·裴矩传》)唐代李吉甫解释“敦煌”二字：“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指出敦煌在中西交通及西汉边防上具有重大意义，是极其重要的“咽喉”地区。

敦煌是东西方文明的荟萃之地，敦煌最先受到佛教传入的影响，成为我国早期佛教的中心之一。北魏初年，敦煌已布满佛教寺院，唐代达到极盛，佛教大寺至少有十六所，僧尼达九百余人(《敦煌资料》第一辑)。虔诚的信徒们不仅建寺院，挖洞窟，塑佛像，绘壁画，形成灿烂的敦煌佛教艺术。佛学高僧远在这里从事佛经的翻译，使敦煌成为我国早期佛典的翻译要地，留下了丰富的佛教典籍和其他古文献。敦煌历史地理、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这一切构成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敦煌是历史上华戎交会一都城，也是今天闻名遐迩的敦煌学的诞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