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

春秋战国时指渤海。

秦汉后凡塞北大泽都称北海。

〈汉书·苏武传〉指贝加尔湖。

〈通典〉引〈经行记〉指巴尔喀什湖。

如果说是古代祭祀的四方之海。

北海，西海则根本不存在

古代人的世界里，中国是被四面大海包围的。

实际上，当时中国只有东方确实有海。

中国疆域彻底到达南海，也是“四海说”形成之后很久的事情了。在此之前的“南海”也是虚无飘渺的

至于西海青海湖，北海贝加尔湖。历史上确实有这么叫这两个湖。

但是中国从来没有用两个湖泊代替“四方之海”的记载。

最典型的例子，官方祭祀四海龙神，东海祭祀于山东，南海祭祀于广东，而北方和西方都是“望祭”，北方祭祀于河北或山西，西方祭祀于甘肃一带。

我们的祖先在远古时代已开始海洋捕捞。

在山东省胶州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有大量海鱼骨骼和成堆的鱼鳞。

经鉴定，它们分隶于鳓鱼、梭鱼、黑鲷和蓝点马鲛等3目4科。

说明约在4000～5000年以前，中国沿海先民已能猎取在大洋和近海之间洄游的中、上层鱼类，人们对海洋鱼类习性的认识已有一定的水平。

记述公元前11～前6世纪周朝情况的《诗经》中，多次出现“海”字，并有江河“朝宗于海”的认识。

西汉时期，已开辟了从太平洋进入印度洋的航线。

据记载，三国时出现了中国第一篇潮汐专论──严畯的《潮水论》（已佚）。

唐宋时期，中国的潮汐研究已达到很高水平。

明代时，出现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地区性海产动物志──屠本畯的《闽中海错疏》。

1405～1433年，明朝郑和 7次下“西洋”，最远到达赤道以南的非洲东海岸和马达加斯加岛，比哥伦布从欧洲到美洲的航行(1492～1504)要早半个多世纪，而且在航海技术水平和对海洋的认识上，也远远超过当时的西方。

可见，在古代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对海洋的认识和利用在世界上是居于前列的。

中国古代对海洋的认识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海洋地貌、海洋气象、海洋潮汐和海产生物4个方面。

同时，为了利用滩涂和抵御海洋自然灾害，在海岸防护和围垦工程方面，也取得许多成就。

海陆分布和海洋地貌知识战国时代，齐国的邹衍(公元前305～前240)曾提出一种海洋型地球观──大九洲说，阐述了世界海陆分布的大势。

他认为世界很大，像中国这样大的陆地有81个，彼此被“裨海”相隔，又都被“大瀛海”环绕，再外面才是天地接壤之处。

这里所说的“裨海”和“大瀛海”，分别相当于今日的“海”和“洋”。

晋代葛洪在《神仙传》一书中，提出“东海三为桑田”、明确地表达了海陆屡有变迁的思想。

中国古代主要采用地文导航，所用的水路簿、针经和海图，均尽可能地详载航线上可用于导航的地貌：山形、水势、岛屿、暗礁、港湾和海底泥等。

例如保存至今的明代胡宗宪《筹海图编》中的《沿海山沙图》、《沿海郡县图》、《登莱辽海图》，《郑开阳杂著》中的《万里海防图》、《海运全图》，茅元仪《武备志》中的《海防图》和《郑和航海图》等。

其中，记载海洋地貌最为详尽的是《郑和航海图》，该图是中国传统绘图方法绘制海图的高峰， 较正确地绘有中外岛屿846个，并分出岛、屿、沙、浅、石塘、港、礁、硖、石、门、洲等11种地貌类型。

中国古代海塘图实际是河口海岸地貌图，如清代方观承《两浙海塘通志》和翟均廉《海塘录》中的图。

图中明显可见海塘分布并不连续，低平的海岸有海塘分布，塘外有大片滩涂；而海岸山地则没有海塘。

海洋气象知识中国古代有关海洋气象知识的书籍很多，仅《汉书·艺文志》中提到西汉时海中占验书就有136卷，其中《海中日月彗虹杂占》有18卷。

至元、明两代，人们把水手和渔民的天气经验用五言和四言的韵语表达出来。

如明代张燮《东西洋考》中记有“乌云接日，雨即倾滴”，“迎云对风行，风雨转时辰”，“断虹晚见，不明天变，断虹早挂，有风不怕”等。

在海事活动中，风是至关重要的天气要素，所以在古代对风的认识较为深刻。

中国古代水手、渔民知道用各种方法预测海洋风暴。

他们把一年中海上常有风暴的日期记下来，称为“暴日”或“飓日”。

一些航海书籍中记有全年暴日及其名称，如《顺风相送》中有逐月恶风条。

并总结出暴风季节发生的规律和暴日在不同时节的频率，从而找出海上活动的危险期和安全期。

古代预测台风的一种办法是观察海洋现象。

海洋长浪有很高的运动速度，台风还在外洋时，其形成的长浪已传播到近海，形成涌浪，造成潮汐异常、海底淤泥搅起、海水发臭、海洋动物表现异常等现象。

人们把上述现象称之为“天神未动，海神先动”，并把这种无风的涌浪称为“移浪”或“风潮”。

中国很早就以风作动力，用帆助航。

东汉时，利用季风航海已有文字记载，把每年梅雨后出现的东南季风称为“舶风”。

唐、宋以后，利用季风航海十分广泛。

明代郑和7次出海， 多在冬、春季节利用东北季风启航，又多在夏、秋季节利用西南季风返航，说明他们已较充分地认识和利用了亚洲南部、北印度洋上风向和海流季节性变化的规律。

在航行途中他们观察日月星辰的出没和位移、风向、天色、云状、霾雾、气温及洋面波涛的变化，预测海洋气象、水文潮汐的变化趋势，保证了航行的安全。

海洋潮汐知识中国殷商时代已出现"涛”字(　)，这个字后来被解释为“潮”字的同义词。

现见中国古籍最早对海洋潮汐现象做出科学解释的，是东汉王充。

他在《论衡·书虚》篇中提出“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对潮汐和月亮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西晋杨泉，唐朝窦叔蒙和封演，宋代张君房、燕肃、余靖、沈括，元末明初史伯璇等，坚持发展了王充的理论。

东晋葛洪和唐代卢肇引进了太阳在潮汐中的作用。

窦叔蒙指出，“以潮汐作涛，必待于月。

月与海相推，海与月相期”；对潮汐周期的推算，也很有见地；并绘制理论潮汐表“窦叔蒙涛时图”（图1）。

封演用“潜相感致，体于盈缩”的论点解释潮汐成因。

张君房在《潮说》中，最早定出潮时逐日推迟数为3363刻（古时一昼夜为100刻）。

燕肃则提出潮汐“随日而应月，依阴而附阳”的理论，并改进理论潮时的推算，指出潮时逐日推迟数有大尽（一朔望月30天）和小尽（29天）之分，定大尽为372刻，小尽为3735刻。

沈括坚持“应月说”，最早对“平均 间隙”下了明确的定义，并主张用 间隙来修改地区性潮汐表。

中国古代对喇叭形河口涌潮的成因，也有深刻的认识。

王充在批驳关于伍子胥冤魂驱水形成涌潮的迷信说法后，指出潮汐在大海中只是“漾驰而已”，进入殆小浅狭的河口后，才激起涌潮。

葛洪则提出潮汐的“力”和“势”。

卢肇提出江水和海潮在狭窄的河道相遇，激而为斗，形成涌潮。

燕肃则更确切地提出，钱塘江涌潮是由于河口存在拦门沙坎所致。

清代周春注意到钱塘江潮有南潮、北潮之分。

两潮交叉重叠处正好在海宁塘靠岸，因此海宁成为观潮的胜地。

实测潮汐表在中国发展也很早。

东汉马援在琼州海峡两边建有“潮信碑”（今无存）。

现存北宋吕昌明于1056年编制的“浙江四时潮候图”，曾被刻成石碑立于钱塘江畔供渡江用。

它比欧洲现存最早的潮汐表──大英博物馆所藏的13世纪的“伦敦桥涨潮时间表”早得多。

明清还出现许多潮汐实测表。

中国古代对潮汐的研究，至宋代达到高峰。

由于古代潮汐研究的论述很多，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也较多，仅专论就不下数十种。

其中，清代俞思谦编辑的《海潮辑说》、翟均廉《海塘录》等收录保存了古代不少潮汐著作。

海洋生物知识中国古代对海洋生物的认识和研究，多集中在物种的形态、生态、分布和利用方面。

其中，不少种类的名称沿用至今。

从远古时代至16世纪，中国有关海洋生物的知识，主要散见于医书和沿海地方志中。

16世纪末以后，出现了叙述海洋生物的专著。

公元前3世纪问世的《黄帝内经》，已提到海洋软体动物乌贼和鲍。

公元1世纪的《神农本草经》，记载了马尾藻和羊栖菜，以及近江牡蛎等6种海洋软体动物的形态、产地、食疗性质和利用方法。

宋代寇宗#93;编辑的《本草衍义》中，收入的海洋生物药物有海狗、海蛤、玳瑁、牡蛎和乌贼等十多种。

古代对海洋生物的生态习性有不少记载。

三国吴人康泰《扶南传》提到：南海珊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

三国沈萤《临海异物志》，叙述了招潮（一种小蟹）的活动与潮汐周期同步的生物节律。

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一书，记载了船蛆“攒木食船”；寄居蟹“寄居之虫……本无壳，入空螺壳中载以行”;飞鱼“鱼长一尺，飞即凌云空，息即归潭底”；乌贼“遇大鱼，辄放墨，方数尺，以混其身”等。

明清时期出现了不少地区性的海洋生物专著。

主要有明代屠本畯的《闽中海错疏》和清朝郭柏苍的《海错百一录》，重点记录了福建沿海的海洋生物。

清朝郝懿行和李调元分别编写的《记海错》和《然犀志》，前者记录山东沿海的海洋生物，后者记录广东沿海的海洋生物。

对海洋生物生态习性的了解与掌握，促进了中国古代海产养殖业的发展。

据已发现的文献记载，早在宋代就已养殖牡蛎、珍珠贝和蛏，鲻鱼的养殖历史也很悠久。

海岸工程海塘中国沿海特别是东南沿海，风暴潮灾十分严重。

据史载初步统计就有 213次。

为了保护生命财产，发展农业生产，古代沿海地区普遍修筑起海塘，其中以江浙海塘气势最雄伟、技术最复杂。

它和万里长城、大运河一起成为中国古代三项伟大工程。

海塘起源很早。

史载东汉已开始有江浙海塘，唐代具有较大的规模。

以后，技术不断改进，先后出现板筑法、竹笼实石法、坡陀法、纵横叠石法等，并出现备塘河、坦水等附属工程。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历代工程基础上，动员较大人力修建了从金山卫到杭州的石塘。

潮闸中国古代出海河口常设潮闸。

北宋时修建的莆田木兰陂是一座大型水利工程。

建陂前溪海不分，潮汐往来，泻卤弥天，农田旱涝频繁。

建陂后，下御咸潮，上截淡水，灌田万余顷，至今仍发挥着水利效益。

水城山东蓬莱古水城（图2），水城内有小海，风平浪静，为宋元明清海防要地，至今犹存。

它始建于1043年，扩建于1376年。

水城有平浪台、防波堤、水门等，彼此配合，有效地遏止涌入水门的潮汐和风浪。

水城码头高程设计也很合理。

在我国的古书《史记》《梦溪笔谈》中都有关于海市蜃楼的记载，宋代大诗人苏轼在《登州海市》的诗中也描述过海市蜃楼的奇观，还有哪些古籍记载了海市蜃楼？

史书记载《史记·封禅书》：“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白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

《海市蜃楼》——选自《梦溪笔谈》（沈括）

登州海中，时有云气，如宫室、台观、城堞、人物、车马、冠盖，历历可见，谓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气所为”，疑不然也。欧阳文忠曾出使河朔，过高唐县，驿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过，车马人畜之声一一可辨，其说甚详，此不具纪。问本处父老，云：二十年前尝昼过县，亦历历见人物。土人亦谓之海市，与登州所见大略相类也。

南宋遗民林景熙的《蜃说》，全文一百多字，是描写海市蜃楼最好的一篇散文之一。

明朝陆容《菽园杂记》：“蜃气楼台之说，出天官书，其来远矣。或以蜃为大蛤，月令所谓雉入大海为蜃是也。或以为蛇所化。海中此物固多有之。然海滨之地，未尝见有楼台之状。惟登州海市，世传道之，疑以为蜃气所致。苏长公海市诗序谓其尝出于春夏，岁晚不复见，公祷于海神之庙，明日见焉。是又以为可祷，则非蜃气矣。”

明朝方以智《物理小识》：“睢阳袁可立为抚军，时饮楼上。忽艨艟数十扬帆来，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顾错愕。急罢酒料理城守，而船将抵岸，忽然不见，乃知是海市。”遂诗兴大发，在蓬莱阁上留下千古名篇《观海市诗》。

袁可立《观海市》诗并序（《蓬莱阁诗》中记述海市最真实得体的文章）

刘献廷《广阳杂记》

莱阳董樵云：登州海市，不止幻楼台殿阁之形，一日见战舰百余，旌仗森然，且有金鼓声。顷之，脱入水。又云，崇祯三年，樵赴登州，知府肖鱼小试，适门吏报海市。盖其俗，遇海市必击鼓报官也。肖率诸童子往观，见北门外长山忽穴其中，如城门然。水自内出，顷之上沸，断山为二。自辰至午始复故。又云，涉海者云，尝从海中望岸上，亦有楼观人物，如岸上所见者。

《山市》 （蒲松龄）

奂山山市，邑八景之一也，然数年恒不一见。孙公子禹年与同人饮楼上，忽见山头有孤塔耸起，高插青冥，相顾惊疑，念近中无此禅院。无何，见宫殿数十所，碧瓦飞甍，始悟为山市。未几，高垣睥睨，连亘六七里，居然城郭矣。中有楼若者，堂若者，坊若者，历历在目，以亿万计。忽大风起，尘气莽莽然，城市依稀而已。既而风定天清，一切乌有，惟危楼一座，直接霄汉。楼五架，窗扉皆洞开；一行有五点明处，楼外天也。

层层指数，楼愈高，则明渐少。数至八层，裁如星点。又其上，则黯然缥缈，不可计其层次矣。而楼上人往来屑屑，或凭或立，不一状。逾时，楼渐低，可见其顶；又渐如常楼；又渐如高舍；倏忽如拳如豆，遂不可见。

又闻有早行者，见山上人烟市肆，与世无别，故又名“鬼市”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