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墓志铭》

《名臣碑传琬琰集·卷四十五·包孝肃公拯》

《东都事略·卷七十三》

《宋史·卷三百一十六·列传第七十五》

《尧山堂外纪·卷四十七·宋》

1、包公铡陈世美

《铡美案》讲述了北宋年间，民女秦香莲嫁给书生陈世美为妻，然而其夫进京赶考，数年无音信。适逢家乡连遭荒旱，公婆饿死，香莲带领儿女进京寻夫。

到京后，得知陈世美考中状元，并招为驸马。陈世美寿诞之日，香莲闯宫而入，陈竟昧心不认，反将香莲母子三人赶出宫去。

三朝元老王延龄得知此情后，教香莲假扮唱歌词的村妇，在酒席宴前借唱戏陈，陈仍不相认，并将香莲赶出京城，暗中命家将韩琪前往杀害，以灭口。

韩琪追至庙中，听香莲哭告实情，不忍杀害，毅然将香莲母子放走，自感难以复命，自刎而死。香莲悲愤已极，前往包拯处控告，包公准状后，召陈世美来与香莲对质。

陈世美自恃皇亲国戚，强词狡辩。皇姑、国太也来威胁。包拯不惧权贵显大义，正义凛然，狗头铡刀下怒斩了那忘恩负义之人。

2、包公斩包勉

包公自幼父母双亡，全靠兄嫂抚养成人，供养读书，科举中第，步入仕途。兄嫂惟一的独子包冕作为地方官，利用职务便利，贪污用来赈灾的粮钱，后被人举报。

作为监察官的包拯，亲自审理此案，查明事实真相后，下令处死自己的亲侄子包冕。临行刑时，面对嫂子的责骂，包拯表明自己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

而是因为职责所在，要严格执法，“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为了解脱自己的道德煎熬，包拯跪地直呼“嫂娘”，愿代替侄子为她“养老送终。

3、包公陈州放粮

陈州三年大旱灾颗粒不收，国舅安乐侯庞昱抢男霸女、荼毒百姓、克扣赈粮、强征壮丁建造花园，使得陈州民不聊生，包公奉旨下陈州查赈，公孙策设计要来龙虎狗三口御铡。

庞国舅潜刺客暗杀包公，被南侠展昭所救，展昭并帮助包公保护人证、受害者，捉拿庞国舅，经包公审明案情，把安乐侯庞昱送进龙头铡，陈州百姓无不感谢为民做主的包青天。

4、包公掷砚

包拯被提拔为大理寺丞、知端州（相当于今天的广东肇庆市）时。当时端州特产端砚是宋朝士大夫最珍爱时髦的雅器，当地每年向朝廷进贡。

凡在这里做“一把手”的官员，都在“贡砚”规定的数量外加征几十倍的数额以贿赂朝廷权贵，所谓“打点”中央的关系，此举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个性官员包拯一上任就高调破除这则运行多年的潜规则，下令只能按规定数量生产端砚，州县官员一律不准私自加码，违者重罚。

并且表态，自己作为“一把手”，决不要一块端砚。此举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三年后，包拯任期满，被调至中央任职，果然“岁满不持一砚归”。

5、巧答典客

包拯出使辽国时，辽国命馆伴对包拯说：“你们不久前在雄州（今河北保定市雄县）城开了便门，就是想引诱我国的叛徒。

以便刺探边疆的情报吧？”包拯说：“你们的涿州城曾经也开过便门，刺探边疆的情报为何一定要开便门呢？”那个人便无言以对。

包拯 （包青天）

包拯（999-1062）自希仁，芦洲合肥人（安徽合肥），北宋天圣五年（1027）进士。

中进士后，因父母年事已高，不忍远去为官，直到双亲相继去世，守孝完毕，才在亲友的劝说下为官，期间长达十年之久，故以孝闻于乡里。

宋景佑四年（1037），任天长（安徽天长）知县，颇有政绩。任满后，调任知端州（广东肇庆）。回京任监察御史里行，又改监察御史，为「言事官」，对处事不当，行事不法的官僚，都可以进行弹劾。为惩治贪官，自庆历四年（1044）廿八月，他向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认为清廉是人们的表率，而天赃则是「民贼」。包拯七次上书弹奏江西转运使王逵，揭露他「心同蛇蝎」，残害百姓。并严厉批评宋廷的任官制度。皇佑二年（1050）至三年间，包拯知谏院，曾三次弹劾外戚张尧佐，审清妖人冷青冒充皇子的特大诈骗案，震动朝野。

包拯在历官三司户部判官及三司副使期间，先后出任京东，陜西，河北等路转运使，每至一地，都以减轻民间负担、改革弊政、发展生产为己任，提出了「宽民利国」的经济思想。多次为了国家大事，说了皇帝不爱听的话，论斥权幸大臣，请求罢去皇帝赐给亲信官僚们的恩宠，一切改由主管机构正常渠道进行。他将唐朝魏征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写出来，呈给宋仁宗为座右铭，时刻警惕，以国家大事为重。请求仁宗虚心纳谏，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而要爱惜人才，除去苛刻，严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随意大兴土木，如此等等，朝廷多采纳施行。

嘉佑元年（1056）年十二月，朝廷任包拯权知开封府，他于次年三月正式上任，至三年六月离任，前后只有一年有余。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敢于惩治权贵们的不法行为，坚决抑制开封府吏的骄横之势，并能够及时惩办诬赖刁民。

由于包拯在开封府执法严明，铁面无私，敢于碰硬，贵戚宦官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听到包拯的名字就感到害怕。儿童妇孺们都知道包拯之名，亲切称呼他为「包特制」。开封府广泛流传着这样的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用阎罗比喻包拯的铁面无私。

宋嘉佑六年（1061），他官至枢密副使，次年五月病逝，「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大街小巷都可听得到。」朝廷赠官吏部上书，有「奏仪」十五卷传于世。

最初考中进士，被授为大理评事，出任建昌县的知县。因为父母亲年纪都大了，包拯辞官不去赴任。得到监和州税的官职，父母又不想让他离开，包拯就辞去官职，回家赡养老人。几年之后，他的父母亲相继去世，包拯在双亲的墓旁筑起草庐，直到守丧期满，还是徘徊犹豫、不忍离去，同乡父老多次前来劝慰勉励。

过了很时间，包拯才去接受调遣，担任了天长县的知县。有盗贼将人家牛的舌头割掉了，牛的主人前来上诉。包拯说：“你只管回家，把牛杀掉卖了。”不久又有人来控告，说有人私自杀掉耕牛，包拯道：“你为什么割了人家的牛舌还要来控告别人呢？”这个盗贼听罢又是吃惊又是佩服。移任端州知州，升为殿中丞。端州这地方出产砚台，他的前任知州假借上贡的名义，随意多征几十倍的砚台来送给权贵们。包拯命令工匠只按照上贡朝廷的数目制造。一年过去，他没有拿一块砚台回家。

不久，包拯被授为监察御史里行，改任监察御史。当时张尧佐被任命为节度使兼宣徽两院使，右司谏张择行、唐介和包拯一齐对此进行辩论，话语十分恳切。又曾建议说：“国家每年用岁币贿赂契丹，这并非防御戎狄的良策，应该训练士卒、选拔将领，致力于充实和巩固边防。”又请求朝廷重视门下省封驳制度，以及废罢和禁铜贪赃枉法的官吏，选拔地方长官，实行对补荫弟子进行考试的制度。当时各路转运使都兼任按察使，往往摘取无关紧要的小节来上奏弹劾官吏，专门以苛刻的考察来相互标榜、自诩高明，使得地方官吏十分不安，包拯于是请求朝廷废罢了按察使之职。

包拯出使契丹，契丹让典礼官对包拯说：“雄州城新开了一个便门，是不是想招诱我国叛逆之人以刺探边疆情报呀？”包拯说：“涿州城也曾经开过便门，刺探边境情报何必用开便门的方式呢？”那人于是无言以对。

历任三司户部判官，出任京东转运使，改授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移任陕西，又移任河北，进京担任三司户部副使。秦陇斜谷专门置办造船用的木材，随意向老百姓摊派征取，而且这里的七个州负责提供造河桥用的竹索，常常多达几十万，包拯都上奏朝廷，停止了这些摊派。契丹在边境附近集结军队，边境的州郡逐渐紧张起来，朝廷命令包拯到河北调发军粮。包拯说：“漳河地区土地肥沃，百姓却不能耕种，邢、氵名、赵三州有民田一万五千顷，都用来牧马，请求全部给老百姓耕种。”朝廷答应了他的请求。解州盐法往往给百姓造成负担，包拯前往经营治理，请求朝廷全部进行通商贸易。

包拯被任命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多次议论和斥责受宠信的权臣，请求朝廷废止所有内授官职等不正当的恩宠。又罗列上陈唐代魏征的三篇奏疏，希望皇帝把它们当作座右铭和借鉴。又上章陈述天子应当明智地听取和采纳臣下的意见，辨清结党营私的人，爱借有才能的人，不能坚持先入为主的主观意见，一共是七件事；又请求去除刻薄的风气，抑制投机取巧的人，端正刑典，明确禁令，不要轻易大兴土木，禁止妖妄荒诞的事情，朝廷大多实施推行了这些意见。

包拯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曾建议在边境无事时将军队移到内地，但没有得到答复。现在，包拯请求：“罢除河北的屯兵，将他们分别安置在黄河以南的兖、郓、齐、濮、曹、济各州，即使边境告急，也无需担心来不及调遣。如果说边境的守兵不能一下子减少，那么就请求朝廷训练义勇，减少干粮，每年的花费，比不上屯兵一个月的费用，一州的财赋就很充足了。”没有得到答复。

移任瀛州知州，各州用公家的钱进行贸易，每年累计亏损十多万，包拯上奏全部罢除。因为儿子去世，包拯请求在方便的州郡任职，做扬州知州，又移任庐州5升为刑部郎中。因为保荐官员有失而获罪，被降为兵部员外郎、池州知州。

官复原职，移任江宁府知府，朝廷召任权知开封府，升为右司郎中。包拯在朝廷为人刚毅，贵成宦官为之收敛，听说过包拯的人都很怕他。人们把包拯笑比黄河水清了，儿童妇女也知道他的大名，喊他为“包待制”。京城称他说：“关节不到，有阎王爷包老。”以前的制度规定，凡是告状不得直接到官署庭下。包拯打开官府正门，使告状的人能够直接到他面前陈述是非曲直，使胥吏不敢欺骗长官。朝中官员和势家望族私筑园林楼榭，侵占了惠民河，因而使河道堵塞不通，正逢京城发大水，包拯于是将那些园林楼谢全部毁掉。有人拿着地券虚报自己的田地数，包拯都严格地加以检验，上奏弹劾弄虚作假的人。

升任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上奏说：“太子空缺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天下人都很担忧，陛下长时间犹豫不决，这是为什么？”仁宗说：“你想让谁立为太子呢？”包拯说：“微臣我没什么才能而担任朝廷官职，之所以请求皇上预立太子，是为国家长远着想。陛下问我想让谁做太子，这是怀疑我啊。我已年届七十，又没有儿子，并不是谋求好处的人。”皇帝高兴地说：“我会慢慢考虑这件事的。”包拯请求裁减内廷侍臣的人数，减损和节约浩大的开支，责成各路行政机构尽职尽业，御史府可以自行推荐属官，减少每年的休假日期，这些事情都得到了实行。

张方平任三司使，因购买豪民的财产而获罪、包拯上奏弹劾，罢免了张的官职；但宋祁取代张方平，包拯又加以指责；宋祁被罢免后，包拯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权兼三司使。欧阳修说道：“包拯真是《左传》中所说的‘牵牛踩了别人的地而地的主人把牛抢夺过来’，这种惩罚已经过重了，又贪恋三司使的肥缺，不也太过分了吗！”包拯因此呆在家里回避，过了很长时间才出来。他在三司任职时，凡是各库的供上物品，以前都向外地的州郡摊派，老百姓负担很重、深受困扰。包拯特地设置榷场进行公平买卖，百姓得以免遭困扰。官吏负欠公家钱帛的多被拘禁，一有机会就逃走，又把他的妻儿抓起来，包拯都给放了。升给事中，担任三司使。几天后，被任命为枢密副使。随即又升为礼部侍郎，包拯推辞不受。很快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四岁。朝廷赠他为礼部尚书，谥号为“孝肃”。

包拯性格严厉正直，对官吏苛刻之风十分厌恶，致力于敦厚宽容之政，虽然嫉恶如仇，但没有不以忠厚宽恕之道推行政务的，不随意附和别人，不装模作样地取悦别人，平时没有私人的书信往来，亲旧故友的消息都断绝了。虽然官位很高，但吃饭穿饭和日常用品都跟做平民时一样。他曾说：“后世子孙做官，有犯贪污之罪的，不得踏进家门，死后不得葬入大墓。不遵从我的志向，就不是我的子孙。”当初，包拯有一个儿子，名叫“镱”，娶崔氏为妻，担任潭州通判时死了。崔氏为亡夫守节，不再改嫁。包拯曾经把她的陪嫁女送走，在娘家生孩子，崔氏暗中慰问她的母亲，让她好好照顾那个陪嫁女。包镱死后，崔氏把陪嫁女的儿子带回家，取名叫“包纟廷”。包拯有《奏议》十五卷。（ ）

包拯 （包青天）

包拯（999-1062）自希仁，芦洲合肥人（安徽合肥），北宋天圣五年（1027）进士。

中进士后，因父母年事已高，不忍远去为官，直到双亲相继去世，守孝完毕，才在亲友的劝说下为官，期间长达十年之久，故以孝闻於乡里。

宋景佑四年（1037），任天长（安徽天长）知县，颇有政绩。任满后，调任知端州（广东肇庆）。回京任监察御史里行，又改监察御史，为「言事官」，对处事不当，行事不法的官僚，都可以进行弹劾。为惩治贪官，自庆历四年（1044）廿八月，他向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认为清廉是人们的表率，而天赃则是「民贼」。包拯七次上书弹奏江西转运使王逵，揭露他「心同蛇蝎」，残害百姓。并严厉批评宋廷的任官制度。皇佑二年（1050）至三年间，包拯知谏院，曾三次弹劾外戚张尧佐，审清妖人冷青冒充皇子的特大诈骗案，震动朝野。

包拯在历官三司户部判官及三司副使期间，先后出任京东，陜西，河北等路转运使，每至一地，都以减轻民间负担、改革弊政、发展生产为己任，提出了「宽民利国」的经济思想。多次为了国家大事，说了皇帝不爱听的话，论斥权幸大臣，请求罢去皇帝赐给亲信官僚们的恩宠，一切改由主管机构正常渠道进行。他将唐朝魏徵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写出来，呈给宋仁宗为座右铭，时刻警惕，以国家大事为重。请求仁宗虚心纳谏，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而要爱惜人才，除去苛刻，严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随意大兴土木，如此等等，朝廷多采纳施行。

嘉佑元年（1056）年十二月，朝廷任包拯权知开封府，他於次年三月正式上任，至三年六月离任，前后只有一年有馀。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敢於惩治权贵们的不法行为，坚决抑制开封府吏的骄横之势，并能够及时惩办诬赖刁民。

由於包拯在开封府执法严明，铁面无私，敢於碰硬，贵戚宦官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听到包拯的名字就感到害怕。儿童妇孺们都知道包拯之名，亲切称呼他为「包特制」。开封府广泛流传著这样的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用阎罗比喻包拯的铁面无私。

宋嘉佑六年（1061），他官至枢密副使，次年五月病逝，「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大街小巷都可听得到。」朝廷赠官吏部上书，有「奏仪」十五卷传於世。

包公无私 流芳百世

为了父母辞官职

包公即包拯（公元999-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人，父亲包仪，曾任朝散大夫，死后追赠刑部侍郎。包公少年时便以孝而闻名，性直敦厚。在宋仁宗天圣五年，即公元1027年中了进士，当时28岁。先任大理寺评事，后来出任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因为父母年老不愿随他到他乡去，包公便马上辞去了官职，回家照顾父母。他的孝心受到了官吏们的叫口称颂。

几年后，父母相继辞世，包公这才重新踏入仕途。这也是在乡亲们的苦苦劝说下才去的。在封建社会，如果父母只有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不能扔下父母不管，只顾自己去外地做官。这是违背封建法律规定的。一般情况下，父母为了儿子的前程，都会跟随去的。或者儿子和本家族的其他人规劝。父母不愿意随儿子去做官的地方养老，这在封建时代是很少见的，因为这意味着儿子要遵守封建礼教的约束--辞去官职照料自己。历史书上并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可能是父母有病，无法承受路上的颠簸，包公这才辞去了官职。

不管情况如何，包公能主动地辞去官职，还是说明他并不是那种迷恋官场的人。对父母的孝敬也堪为当今一些素质底下的人的表率。以前的故事讲的最多的是包公的铁面无私，把包公孝敬父母的事情给忽视了。

倒坐开封府

包公先任天长（今属安徽）知县，后又升为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两任满后，他刚正清廉的英名已经传遍天下，因此调到了京城，任殿中丞，后来又历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副使、天章阁待制（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知谏院，还曾多次任地方官，如转运使。

在公元1052年，包公因为弹劾外戚张尧佐而触犯了仁宗，让他离开京城去任河北督转运使，加龙图阁直学士的虚衔。宋代的官制和其他朝代有很大的区别，有"官"、"职"、"差遣"之分，历史上称为"差遣制"。其中官名只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叫做正官、寄禄官，简称为官。其他一些文官还有学士、直阁等头衔，是一种荣誉称号，叫做"贴职"，简称为"职"。而担任的实际职务叫做"差遣"或"职事"，有实际权力。但是前边还要加上"判"、"知"等限制词，表示你的官职也是暂时的，随时可以撤换，这是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表现。如"知县"就是临时让你做县长官的意思。如果官员没有"职"，就是吃国家闲饭的人。所以宋朝官员太多，造成了很大的弊端。加上军队数量大，军费开支多。官多、兵多，造成了宋朝的贫、弱，所以宋朝和辽、西夏、金的对抗一直处于下风。

转运使的职务在地方上也是很高的，仁宗并没有极力打击他，只是让他离开京城。因为这次所加的龙图阁直学士的虚衔，所以后来的人们就称他为"包龙图"。

这次离京后四年，包公又被调回了京城，任开封府的知府。这是个很重要的职位，相当于现在北京市的市长，在整个国家中的地位是很显要的。在这个位置上，包公为了表示对皇帝向南而坐的尊重，在升堂办公时他就向着北面坐着，所以，后来的戏词中便有了一句"包龙图倒坐南衙开封府"。后来，包公又任右谏议大夫、三司使，最高的官职是枢密副使，是主管军事事务的副职，相当于副宰相。

名声千古

在公元1062年，包公病到了府衙，不久便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虚岁，中国古代及现在民间的习惯）。朝廷追封为礼部尚书，并赠谥号为"孝肃"，即孝道和铁面无私。由于包公一生为官正直无私，百姓称他为包青天，包老爷，士大夫们则尊为包公。

包公去世后，宋仁宗亲自率领百官吊唁，还派专使护送灵柩回到合肥，安葬在合肥城东五十里的大兴集，现在的包公祠有一副对联："理冤狱，关节不通，自是阎罗气象。赈灾黎，慈善无量，依然菩萨心肠。"总结了包公无私爱民的品格。

包公的声名流传极远，在世时已到了塞外，根据《甲申杂记》的记载，西羌的于龙呵在归顺宋朝后，对宋神宗说："我平生最仰慕包公，他是朝廷的忠臣，我现在既然已经归顺汉族朝廷，就请求陛下赐我姓包吧。"神宗很高兴，于是赐他姓名"包顺"。"顺"即归顺。

以民为贵 开仓放粮

在包公担任三司户部副使时，常常不辞辛劳，深入下层体察民情，救民于水火之中。江南地区有一次发生了旱灾，百姓们饥饿得难以生活，包公了解到情况后，立即下令开仓放粮救济，以解燃眉之急。如果按照当时的惯例，开仓放粮是件大事，必须事先请示皇帝，等批准以后才能打开粮仓救济百姓。但当时情况紧急，如果将文书送到京城，再等待批示下来，要等上几个月的时间，到时候百姓不知要饿死多少人。所以，包公一边派人急奏朝廷，一边就果断地开始放粮了，终于使很多百姓免于灾难。

还有一次，江淮大地的人民大范围受灾，百姓已缺粮断炊，而地方的官吏们为了虚报政绩、讨好上级，以利升迁，便隐瞒了灾情，置人民生命于不顾。不仅如此，还反过来逼迫百姓们交粮卖米。包公了解到灾情后，就给皇帝写下了《请救济江淮灾民疏》，要求立即纠正不法官员误国害民的行为，并予严惩。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包公被江淮人民称为"再生父母"。现在仍然在上海地区上演的戏剧《陈州放粮》就是根据这件事编写而成的，并非凭空设想。

劝止食盐专卖法

在公元1042年，宋仁宗实行食盐官营专卖制度，出现了很多的弊端。由于工作非常辛苦，食盐极为沉重，致使很多的差役、士兵、牲畜都不堪重负，人则逃亡他乡，牲畜累得常常倒地而亡。食盐供应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也影响了人民生活。

包公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专门去了陕西的解州（今山西运城）考察民情，并及时上奏朝廷，请求废止官营专卖制度，让商贩们自由经营，国家可以收税增加收入，这样就可以双方获利，百姓也方便。

仁宗采纳了包公的建议。施行新的食盐通商法后，国家的收入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很多，人民也不再为吃盐而犯愁了。稍后的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沈括也对此制度赞叹道："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

包拯39岁时

1037年春天，安徽天长县官道上，出现了一个风尘仆仆的白面书生。他一袭长衫、几件行李，谁也想不到，这就是新上任的县令包拯。

此时，包拯39岁。老大不小的年纪，却是第一次入仕。距离他本人即将获得的著名“青天”称号并不遥远，但距离他当上开封市长、名副其实的“开封有个包青天”，却还有20年。

溅了皇帝一脸唾沫

包拯有个幸福的童年——这一点又和传说不一样，父母双全，备受宠爱。在官宦世家长大的他，倒很有上进心，29岁中了进士。然而，为侍奉渐渐老迈的双亲，包拯拒绝出去做官，在家一呆10年，直至父母病逝、守孝完毕。

所以，他在北宋官场上一露面已是中年，但举止全然是个“愤青”。

在仕途第二站广东肇庆——彼时还叫端州，大名鼎鼎的端砚就是它的创收项目。不过，在官僚盘剥下，打着“进贡”旗号的端砚，十有八九成了行贿受贿的拳头产品，真正送到皇帝手上的没有几方，更别说拿到市场上成交了。

包拯一来，就下令端砚定额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带走一方端砚。“端砚事件”很让朝廷赏识，3年后包拯就调入开封。这是自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

值得一提的是，北宋是一个士大夫意识高度觉醒的年代。汉唐时期的“贵族社会”已经完全转变为“文官社会”，不少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敢于在朝堂上和皇帝正面交锋。更有甚者，觉得一个人单挑皇帝不过瘾，就约齐一帮同事，展开围攻皇帝的汹汹舌战。而包拯么，就算不是个中翘楚，起码也是让宋仁宗相当头疼的“牛皮糖”，其主攻方向还是最敏感的人事问题。

宋仁宗宠爱张贵妃，她的伯父张尧佐坐着“直升飞机”一路飙升。除了是财政部长，还身兼四大要职，在北宋的外戚任命史上创下了绝无仅有的记录。

一干大臣为此吵闹不休，集体开足马力，要求皇帝撤张尧佐的职。争论达到高潮时，包拯站在仁宗跟前，滔滔不绝，唾沫星子横飞，溅了皇帝一头一脸。仁宗气得说不出话来，拂袖而去，回到后宫对张贵妃发脾气：“你只知道让他官升宣徽使、宣徽使，就不知道现在的御史中丞是包拯！”

在宋仁宗的偏袒下，弹劾工作并不顺利。围绕老张的人事任命，包拯等人和皇帝陷入了一场持久战，老张就在战争里上上下下地浮动——弹劾风头最盛时他地位稍低，风头过后又迅速攀升。直到老张不久后死了，整场战役才算正式结束。

风华正茂时的包拯

此后，二弹郭承佑、七弹王逵……“牛皮糖”包拯树立起了绝不放过一个贪官污吏的光辉形象。

“庆历新政”的两份奏章

范仲淹在政坛上呼风唤雨、掀起“庆历新政”的高潮时，包拯还是一个刚刚从地方调进中央的“小菜鸟”。

对范仲淹改革，是支持还是反对？朝廷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党争”：你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把包拯从端州拉到监察御史位子上的，是保守派的王拱臣。王拱臣的举荐，很可能是为了给保守阵营充充数、壮壮胆，并不指望这个年纪一大把的“新秀”还能在挤垮改革派上有何贡献。

然而，这场改革以吏治为第一目标，恰恰与包拯的政治关怀不谋而合。他盯上了“按察使”——这是新政的重要举措之一，范仲淹向各地派出按察使，专门监督地方官吏。按察使一句话，就能决定地方官是上中央、还是下监狱，正所谓大权在握、为所欲为。

包拯的奏章，向来一针见血来势汹汹，呈上《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立刻，关于“按察使”是否加重了吏治腐败的争论，达到白热化。宋仁宗开始意识到，改革派官员也不是一潭清水，同样有人浑水摸鱼。

“小菜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扳倒改革派的作用，保守派大臣喜出望外，以为包拯可以为自己所用了。但接下来的事情让他们大跌眼镜。

1045年新春，范仲淹罢相离京，新政失败，保守派弹冠相庆。谁料这当口上，包拯一篇《请依旧考试奏荫子弟》，洋洋洒洒，大谈范仲淹用考试选拔士大夫子弟的政策应该维持下去。

如此堂而皇之地对已经否决的一项政策进行肯定，保守派们瞠目结舌：此人犯浑么？

殊不知，在包拯的眼里，没有派系，只有公理；没有党争，只有实情。

6年后，官升知谏院的包拯，显然早把范仲淹改革的倒霉下场忘了个一干二净，他向宋仁宗交了一篇著名的奏章《七事》——区别奸忠、不信朋党、信用贤能、治奸妄之人、用人不疑、访才用贤、启用贬逐之臣——赫然与“庆历新政”如出一辙。群臣这下明白了：包拯，就是个实话实说的官场异类。

当包拯弹劾宋庠时，没人觉得惊诧了。宋庠文采风流，做宰相7年，一没贪赃枉法，二没苛政暴政，三没道德败坏，实在无错可挑。但是包拯说，无错，是因为你没干事；国之重臣，毫无建树，就是“尸位素餐”，当然应该弹劾。他的措辞或许激烈，但他的眼光实在透彻。

从开封府到财政部

1057年阳春三月，59岁的包拯终于来到了开封府。

他第一个举措，是改革诉讼制度。在北宋，平民要告状，得通过“门牌司”层层上递案件。刁滑的小官吏，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讹诈百姓。包拯二话没说，裁撤门牌司，人们可以直接接触办案官员，顿时民心大悦，“开封有个包青天！”

事实上，包拯在开封市长任上，只做了不到两年。61岁的他，接到仁宗又一项重任：出任三司使，打理国家财政。

在这个位子上，包拯展现出了经济改革的天赋——变“利率”为“和市”。当时，朝廷向百姓征用过度。包拯说，进贡物品也是商品，朝廷要按照一定价格，在“和市”上向百姓购买；至于急需物资，那就跟富翁们要吧。

事出凑巧，包拯主管财政这两年，江淮、两浙灾荒不断。北宋时期，朝廷收税，只要现金，不要实物。于是人们得把粮食卖给官府“折变”为现金，官吏们趁机压低粮价。平时还好，灾荒之年就民不聊生。包拯充分发挥“牛皮糖”特点，一口气上了四道奏章，“请免江淮、两浙折变”。

经济改革的成效，让皇帝愈发信赖包拯。1061年，他官至枢密副使(副宰相职)，成为中枢重臣。但63岁的包拯已是风烛残年。欧阳修说，包拯一生“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这样的至情至性，消耗了他的生命。尽管还有很多他看不惯、希望改的事情，但他已无能为力。

宋仁宗亲自到了包拯家里，探视病情。这是君臣俩的最后一面。1062年五月，包拯病逝于开封，举国哀恸。

千年以后，我们回首包拯的一生，会发现他的仕途其实很平淡。他没有砍过负心的驸马，身边没有英姿飒爽的七侠五义，更没发明过三口威风的铡刀，甚至没有一张黑脸和一个月牙胎记。也许你要问，他干过些什么？

他带人挖过井，给人免过税；他关心开封的建设，也关心宋朝的外交出使辽国。不过，他干得最得心应手的，是就事论事给仁宗写报告。有时弹劾人，有时出主意，偶尔耍脾气。说他是“谏臣”并不完全，他更多的，是个埋头苦干的良臣。一点一滴，将他的改革进行到底。

包拯 （包青天）

包拯（999-1062）自希仁，芦洲合肥人（安徽合肥），北宋天圣五年（1027）进士。

中进士后，因父母年事已高，不忍远去为官，直到双亲相继去世，守孝完毕，才在亲友的劝说下为官，期间长达十年之久，故以孝闻于乡里。

宋景佑四年（1037），任天长（安徽天长）知县，颇有政绩。任满后，调任知端州（广东肇庆）。回京任监察御史里行，又改监察御史，为「言事官」，对处事不当，行事不法的官僚，都可以进行弹劾。为惩治贪官，自庆历四年（1044）廿八月，他向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认为清廉是人们的表率，而天赃则是「民贼」。包拯七次上书弹奏江西转运使王逵，揭露他「心同蛇蝎」，残害百姓。并严厉批评宋廷的任官制度。皇佑二年（1050）至三年间，包拯知谏院，曾三次弹劾外戚张尧佐，审清妖人冷青冒充皇子的特大诈骗案，震动朝野。

包拯在历官三司户部判官及三司副使期间，先后出任京东，陜西，河北等路转运使，每至一地，都以减轻民间负担、改革弊政、发展生产为己任，提出了「宽民利国」的经济思想。多次为了国家大事，说了皇帝不爱听的话，论斥权幸大臣，请求罢去皇帝赐给亲信官僚们的恩宠，一切改由主管机构正常渠道进行。他将唐朝魏征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写出来，呈给宋仁宗为座右铭，时刻警惕，以国家大事为重。请求仁宗虚心纳谏，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而要爱惜人才，除去苛刻，严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随意大兴土木，如此等等，朝廷多采纳施行。

嘉佑元年（1056）年十二月，朝廷任包拯权知开封府，他于次年三月正式上任，至三年六月离任，前后只有一年有余。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敢于惩治权贵们的不法行为，坚决抑制开封府吏的骄横之势，并能够及时惩办诬赖刁民。

由于包拯在开封府执法严明，铁面无私，敢于碰硬，贵戚宦官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听到包拯的名字就感到害怕。儿童妇孺们都知道包拯之名，亲切称呼他为「包特制」。开封府广泛流传着这样的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用阎罗比喻包拯的铁面无私。

宋嘉佑六年（1061），他官至枢密副使，次年五月病逝，「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大街小巷都可听得到。」朝廷赠官吏部上书，有「奏仪」十五卷传于世。

最初考中进士，被授为大理评事，出任建昌县的知县。因为父母亲年纪都大了，包拯辞官不去赴任。得到监和州税的官职，父母又不想让他离开，包拯就辞去官职，回家赡养老人。几年之后，他的父母亲相继去世，包拯在双亲的墓旁筑起草庐，直到守丧期满，还是徘徊犹豫、不忍离去，同乡父老多次前来劝慰勉励。

过了很时间，包拯才去接受调遣，担任了天长县的知县。有盗贼将人家牛的舌头割掉了，牛的主人前来上诉。包拯说：“你只管回家，把牛杀掉卖了。”不久又有人来控告，说有人私自杀掉耕牛，包拯道：“你为什么割了人家的牛舌还要来控告别人呢？”这个盗贼听罢又是吃惊又是佩服。移任端州知州，升为殿中丞。端州这地方出产砚台，他的前任知州假借上贡的名义，随意多征几十倍的砚台来送给权贵们。包拯命令工匠只按照上贡朝廷的数目制造。一年过去，他没有拿一块砚台回家。

不久，包拯被授为监察御史里行，改任监察御史。当时张尧佐被任命为节度使兼宣徽两院使，右司谏张择行、唐介和包拯一齐对此进行辩论，话语十分恳切。又曾建议说：“国家每年用岁币贿赂契丹，这并非防御戎狄的良策，应该训练士卒、选拔将领，致力于充实和巩固边防。”又请求朝廷重视门下省封驳制度，以及废罢和禁铜贪赃枉法的官吏，选拔地方长官，实行对补荫弟子进行考试的制度。当时各路转运使都兼任按察使，往往摘取无关紧要的小节来上奏弹劾官吏，专门以苛刻的考察来相互标榜、自诩高明，使得地方官吏十分不安，包拯于是请求朝廷废罢了按察使之职。

包拯出使契丹，契丹让典礼官对包拯说：“雄州城新开了一个便门，是不是想招诱我国叛逆之人以刺探边疆情报呀？”包拯说：“涿州城也曾经开过便门，刺探边境情报何必用开便门的方式呢？”那人于是无言以对。

历任三司户部判官，出任京东转运使，改授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移任陕西，又移任河北，进京担任三司户部副使。秦陇斜谷专门置办造船用的木材，随意向老百姓摊派征取，而且这里的七个州负责提供造河桥用的竹索，常常多达几十万，包拯都上奏朝廷，停止了这些摊派。契丹在边境附近集结军队，边境的州郡逐渐紧张起来，朝廷命令包拯到河北调发军粮。包拯说：“漳河地区土地肥沃，百姓却不能耕种，邢、氵名、赵三州有民田一万五千顷，都用来牧马，请求全部给老百姓耕种。”朝廷答应了他的请求。解州盐法往往给百姓造成负担，包拯前往经营治理，请求朝廷全部进行通商贸易。

包拯被任命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多次议论和斥责受宠信的权臣，请求朝廷废止所有内授官职等不正当的恩宠。又罗列上陈唐代魏征的三篇奏疏，希望皇帝把它们当作座右铭和借鉴。又上章陈述天子应当明智地听取和采纳臣下的意见，辨清结党营私的人，爱借有才能的人，不能坚持先入为主的主观意见，一共是七件事；又请求去除刻薄的风气，抑制投机取巧的人，端正刑典，明确禁令，不要轻易大兴土木，禁止妖妄荒诞的事情，朝廷大多实施推行了这些意见。

包拯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曾建议在边境无事时将军队移到内地，但没有得到答复。现在，包拯请求：“罢除河北的屯兵，将他们分别安置在黄河以南的兖、郓、齐、濮、曹、济各州，即使边境告急，也无需担心来不及调遣。如果说边境的守兵不能一下子减少，那么就请求朝廷训练义勇，减少干粮，每年的花费，比不上屯兵一个月的费用，一州的财赋就很充足了。”没有得到答复。

移任瀛州知州，各州用公家的钱进行贸易，每年累计亏损十多万，包拯上奏全部罢除。因为儿子去世，包拯请求在方便的州郡任职，做扬州知州，又移任庐州5升为刑部郎中。因为保荐官员有失而获罪，被降为兵部员外郎、池州知州。

官复原职，移任江宁府知府，朝廷召任权知开封府，升为右司郎中。包拯在朝廷为人刚毅，贵成宦官为之收敛，听说过包拯的人都很怕他。人们把包拯笑比黄河水清了，儿童妇女也知道他的大名，喊他为“包待制”。京城称他说：“关节不到，有阎王爷包老。”以前的制度规定，凡是告状不得直接到官署庭下。包拯打开官府正门，使告状的人能够直接到他面前陈述是非曲直，使胥吏不敢欺骗长官。朝中官员和势家望族私筑园林楼榭，侵占了惠民河，因而使河道堵塞不通，正逢京城发大水，包拯于是将那些园林楼谢全部毁掉。有人拿着地券虚报自己的田地数，包拯都严格地加以检验，上奏弹劾弄虚作假的人。

升任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上奏说：“太子空缺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天下人都很担忧，陛下长时间犹豫不决，这是为什么？”仁宗说：“你想让谁立为太子呢？”包拯说：“微臣我没什么才能而担任朝廷官职，之所以请求皇上预立太子，是为国家长远着想。陛下问我想让谁做太子，这是怀疑我啊。我已年届七十，又没有儿子，并不是谋求好处的人。”皇帝高兴地说：“我会慢慢考虑这件事的。”包拯请求裁减内廷侍臣的人数，减损和节约浩大的开支，责成各路行政机构尽职尽业，御史府可以自行推荐属官，减少每年的休假日期，这些事情都得到了实行。

张方平任三司使，因购买豪民的财产而获罪、包拯上奏弹劾，罢免了张的官职；但宋祁取代张方平，包拯又加以指责；宋祁被罢免后，包拯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权兼三司使。欧阳修说道：“包拯真是《左传》中所说的‘牵牛踩了别人的地而地的主人把牛抢夺过来’，这种惩罚已经过重了，又贪恋三司使的肥缺，不也太过分了吗！”包拯因此呆在家里回避，过了很长时间才出来。他在三司任职时，凡是各库的供上物品，以前都向外地的州郡摊派，老百姓负担很重、深受困扰。包拯特地设置榷场进行公平买卖，百姓得以免遭困扰。官吏负欠公家钱帛的多被拘禁，一有机会就逃走，又把他的妻儿抓起来，包拯都给放了。升给事中，担任三司使。几天后，被任命为枢密副使。随即又升为礼部侍郎，包拯推辞不受。很快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四岁。朝廷赠他为礼部尚书，谥号为“孝肃”。

包拯性格严厉正直，对官吏苛刻之风十分厌恶，致力于敦厚宽容之政，虽然嫉恶如仇，但没有不以忠厚宽恕之道推行政务的，不随意附和别人，不装模作样地取悦别人，平时没有私人的书信往来，亲旧故友的消息都断绝了。虽然官位很高，但吃饭穿饭和日常用品都跟做平民时一样。他曾说：“后世子孙做官，有犯贪污之罪的，不得踏进家门，死后不得葬入大墓。不遵从我的志向，就不是我的子孙。”当初，包拯有一个儿子，名叫“镱”，娶崔氏为妻，担任潭州通判时死了。崔氏为亡夫守节，不再改嫁。包拯曾经把她的陪嫁女送走，在娘家生孩子，崔氏暗中慰问她的母亲，让她好好照顾那个陪嫁女。包镱死后，崔氏把陪嫁女的儿子带回家，取名叫“包纟廷”。包拯有《奏议》十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