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个皇帝：他虽然能力有限、作风保守，但在位30年间始终勤于国事、不曾懈怠；他在政治上大力整顿吏治、裁汰冗员、惩治贪污，军事上平定了边疆的叛乱，经济上大胆尝试漕粮海运，并修改盐法、开放矿禁，效果也堪称卓著；即便是在私德上他也让人挑不出什么毛病，比如不好声色、崇尚节俭，连龙袍破了都打上补丁继续穿……

这样的皇帝，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史上其实也是不多见的，放在大部分朝代都能混上一个“明君”的称号。如果他能换个朝代当皇帝，哪怕最终仍是无力改变帝国衰败颓丧的局面，大概也会被当成一个悲剧性的英雄而为人称颂、受人缅怀。

然而因为在一场战争中无能、愚蠢的表现以及其后的一纸丧权辱国的条约，让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恐怕再过个两千年也无法脱身。

他就是清朝的第八位皇帝，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道光皇帝。

不过道光皇帝的功过是非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我们要说的是他的名字——在旻宁成为道光皇帝之前，我们是不能叫他“旻宁”的，而应叫他“绵宁”。

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清仁宗颙琰按照密建皇储的家法，将绵宁的名字写进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边的鐍匣里时，就给他改了“旻宁”这个名字。

嘉庆皇帝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古时有个叫做“避讳”的制度。为了不给自己和臣民们添麻烦，嘉庆皇帝即位后就把自己的名字由“永琰”改成了比较生僻的“颙琰”，现在轮到他的儿子，自然也不能放过。

皇帝因为避讳制度而主动改名，永琰和绵宁当然不是第一个，但却是最后两个。

避讳，是指按照儒家“尊尊”、“亲亲”的礼法要求，当说话、书写遇到君主或尊亲的名字时，必须避免直接说出或写出，而是要采用其他方式隐讳的表达，用以表示尊重。

避讳的起源众说纷纭，但应不晚于三代之时。避讳的对象以圣贤、君主和亲长为主，当然下属对上官也不能直呼其名讳，但身为老百姓一般就不用鸟他了。不过要是很倒霉的摊上一个既膨胀又小心眼的父母官，老百姓也只能屈从，但是就免不了要被传成笑话：

这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典故的由来。

像改“灯”为“火”这种对上官名讳的避讳通常被称为“宪讳”，相应的还有针对皇家的“国讳”（也称君讳、公讳）、针对家族内父系长辈的“家讳”（也称私讳）、针对家族内母系长辈的“内讳”（也称妇讳）、针对圣贤的“圣讳”，还有针对自己名字的“个人讳”——田登的下属避讳“登”、“灯”等字是宪讳，但他把避讳的范围扩大到百姓，这就属于“个人讳”了，而且是一种非常让人讨厌和鄙视的行为。

避讳的方法最常见的是改字法。改字法就是用同音或同义的字替换需要避讳的字，其中基本以同义字为主。像上边的那个例子中，田登对同音字“灯”也无法容忍，只好改用同义的“火”字，这就是使用同义字的改字法。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为了避讳刘邦他老婆吕雉，“雉”这种鸟才成了我们熟悉的野鸡；为了避讳汉文帝刘恒，猪八戒的梦中情人由姮娥变成了嫦娥；为了避讳隋文帝杨坚，“甄”字的读音被迫由“jian”变成了“zhen”（现在一些地方方言中，“甄”字仍然读“坚”的音）；为了避讳李渊他家的“八辈祖宗”，老虎一度改叫了大虫；为了避讳宋英宗赵曙，一种原本叫薯药的食物被迫改名叫了山药……

尤其是避国讳最麻烦，有时候搞得人连“姓名权”都保不住。比如北宋名臣文彦博的先祖本姓敬，为了避讳后晋皇帝石敬瑭只好改姓文。好容易熬到后晋灭亡又改回了敬姓，万万没想到再摊上个宋太祖赵匡胤他爷爷叫赵敬，只好又改成文姓……

于是敬彦博才成了文彦博。

另一个经常把大家搞晕的例子就是初唐名将李勣。李勣本姓徐名世勣，直到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投唐以后被李渊赐国姓，于是改叫李世勣。贞观初年，李世勣为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本打算改名李勣。但是李大帝很大气，根本不在意这些小节，还特意下了“二名不偏讳令”：

所以在武德及贞观年间，李世勣还是叫李世勣，压根不是某些资料里胡诌出来的李勣。

直到永徽年间，唐高宗李治打着“孝悌”的旗号穷讲究、瞎折腾，废掉了“二名不偏讳令”，李世勣才不得不改名为李勣。

还有为此改官爵名的，比如为避汉武帝刘彻之讳，将彻侯改为通侯（也称列侯），再比如还是因为“事儿精”李治，“治书侍御史”才改称我们熟悉的“御史中丞”；还有改地名的，比如三国时期的东吴末帝孙皓为了避他爹孙和的名讳，将禾兴县改名为嘉兴县，再比如东晋时为避晋愍帝司马邺之讳，将建邺改名为建康；还有改前朝年号的，比如欧阳修在作《新唐书》时，为避宋仁宗赵祯的名讳，不得不把李大帝的年号由贞观改写成“真观”或“正观”；此外还有改干支纪年名的、改动植物名的，反正麻烦得要命。

除了改字法以外，缺笔法和空字法也常被使用。空字法很好理解，就是遇到需要避讳的字或是留出空格不写，或是以“某”或“讳”字代替，或是干脆画个小方框表示留白。比如在魏徵主编的《隋书》中，为了避讳（追尊的）唐太祖李虎和唐太宗李世民，便将韩擒虎和王世充分别写作“韩擒 ”和“王 充”。结果就有不求甚解的抄书匠因此生造出“韩擒”和“王充”这两个人物来，闹出了“常凯申”式的笑话。

缺笔法就是仍使用本字，但必须省缺笔划以示避讳。比如在初唐名臣于志宁的墓志铭上，就将“世”字写成了“卅”。

避讳这种事情，说起来可大可小，可是真要追究起来轻则仕途受到影响，重则脑袋搬家也不是稀罕事。更重要的是太麻烦，经常把人搞懵——比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为了避开唐玄宗李隆基的名讳，人们只好称其表字代名，叫他刘子玄。本来大家已经习惯这么称呼他了，结果清朝又冒出个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于是人们又不得不给已经死了快1000年的刘老先生改名，叫他刘子元……

话说从刘知几到刘子玄再到刘子元，不熟悉这位老先生的，谁能知道这指的都是同一个人？

况且臣民犯了避讳虽然可以处罚，但皇帝也算是被冒犯过了，谁愿意成天被冒犯？于是皇帝们想到了一个让大家都不那么麻烦的办法，那就是干脆自己改名得了。

史书记载中第一个因为避讳问题而主动改名的皇帝，是西汉的孝宣皇帝刘询。

刘询原名刘病已，他幼年因受巫蛊之祸的牵连经历了许多苦难，还曾流落民间，深知百姓疾苦。因此当刘病已即位后，便决定改个生僻点的名字，省得给百姓添麻烦：

刘询不但以身作则自己改名，给儿孙取名时显然也考虑了这个问题。比如他的儿子汉元帝刘奭和孙子汉成帝刘骜名字就绝对够生僻，像我这种半文盲不查字典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读。不过此后的汉朝皇帝有的能想起这码事，也有了汉平帝刘衎、汉章帝刘炟、汉安帝刘祜、汉质帝刘缵这样的名字；但有的皇帝则完全不在乎，名字起得跟闹着玩似的，比如汉哀帝刘欣、汉顺帝刘保、汉桓帝刘志这种“大众名”，不成天被人冒犯来冒犯去的就有鬼了。

在两汉之后，还有很多皇帝有意使用生僻的名字，比如三国时期的魏明帝曹叡、高贵乡公曹髦，两晋的晋愍帝司马邺、晋穆帝司马聃、晋废帝司马奕、晋简文帝司马昱，唐朝的唐懿宗李漼、唐僖宗李儇、唐昭宗李晔等。但真正形成风气的，还是在两宋。

宋太宗赵炅原来叫赵匡义，不过等他哥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他为了避讳只好改名叫赵光义（都怪万恶的事儿精李治）。不过他显然是挺在意避讳这码事的，“光义”这个名字用的还都是常用字，所以可能是因为担心自己天天在皇宫里边打喷嚏，所以当上皇帝以后就把名字改成了赵炅。

所以从来都没有过宋太宗赵光义，只有宋太宗赵炅——现在犯这种错误的人还真不少。

从赵炅开始，两宋皇帝在取名时就形成了鲜明的特点。一是全部采用单名，毕竟这样一来需要避讳的字就少了一半；二是全部采用生僻字取名，像赵顼、赵旉、赵昚、赵禥、赵昰、赵昺这样的名字，大都得逼得我这种半文盲懒鬼拼命翻字典。

两宋皇帝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热衷于改名，尤其是北宋，除了赵匡胤和赵佶（宋徽宗的名字也没有改的必要）以外，其余的都改过名字，像宋真宗赵恒还一口气改过3回。而皇帝最终使用的名字，通常是在被册立为太子时才最终确定的。到了南宋以后，因为皇家在取名、改名上的经验丰富无比，一般都是皇子提前取好合适的名字，所以一般不需要改。只有当皇帝出现绝嗣的情况、需要从宗室中挑选子弟承继大统时，才需要再走一遍改名的程序。

明朝皇帝在取名时是否考虑了避讳的问题，这事就有点说不清了，恐怕只有明太祖朱元璋自己知道。

老朱自己就改过两次名：最早他叫朱重八，后来改叫朱兴宗，直到加入红巾军以后才叫朱元璋。哪怕改了名，老朱恐怕也没法严格按照避讳制度要求他的臣民——大明朝的德祖玄皇帝叫朱百六、懿祖恒皇帝叫朱四九、熙祖裕皇帝叫朱初一、仁祖淳皇帝叫朱五四（后来被老朱改成了朱世珍），再加上个朱重八——要是严格避讳起来，还能不能让大明朝的臣民好好的数个数了？

不过老朱给他的儿子取名时，显然是考虑了避讳的问题，导致他的26个儿子名字千奇百怪，反正不查字典大多数字我都不认识。

老朱还是个爱操心的命，一心想把大明朝万万年的事情全部搞定，其中就包括怎么给子孙后代取名的问题：

从老朱给太子朱标的后代定下的排辈字来看，好像并没有考虑避讳的问题（倒是给肃王、韩王、安王等不怎么起眼的儿子定下的排辈字颇为生僻）。不过这也没啥大不了的，反正他的败家孙子朱允炆很快就被朱棣给“靖难”了。朱老四抢到帝位后，倒是老老实实的按照老朱给他安排好的排辈字给子孙取名，只可惜才排到由字辈大明朝就完蛋了，还剩下10个字没用上，怪可惜的。

子孙后代名字的第一个字定好了，第二个字老朱也不打算放过：规定“俱用五行偏傍者、以火土金水木为序”，而且先拿自己儿子“打了个样儿”——朱元璋26个儿子的名字，全都使用了木字旁。

话说老朱当过和尚，据说还信过明教，不知道为啥在取名这个问题上偏偏钟意源出道家的五行，所以才会见到像朱佑樘、朱厚熜、朱载坖这样名字看起来很奇怪的明朝皇帝。

皇帝还好说，问题是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宗室子弟的数量起码有好几十万，这下子取名就成了个麻烦事。因为就能用这五个偏旁的字，相对蕴意美好、听起来不错的字大都被用完了，只好随便找个字凑合凑合得了。

于是看起来高大上的宗室子弟中，就出现了像朱申锯、朱恩钱、朱弥铲、朱弥钳这样看起来跟闹着玩似的奇葩名字，还不如朱重八呢……

清朝的皇帝开始是不怎么讲究避讳的，比如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就曾特意下诏“不可为朕一人，致使天下之人无福”，允许臣民不必避讳“福”字。不过在此后的康雍乾三朝，大清国的子民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前文提到过，因为避讳的问题，可怜的刘知几老先生死了快1000年还被迫改名，这事就是发生在康熙年间。不过康熙皇帝深谙汉文化，所以给儿子取名也取得很有水平。比如“九子夺嫡”几位主角大阿哥胤禔、二阿哥胤礽、三阿哥胤祉、四阿哥胤禛、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䄉、十三阿哥胤祥（这位除外）、十四阿哥胤禵，光看名字就“皇气”十足啊！怪不得一个个都信心十足的去抢那把龙椅。

雍正年间发生过“维民所止”案，乾隆年间发生过的胡中藻案、王锡侯案等都是因为避讳问题导致好多人头落地——话说其实清朝是不怎么避讳年号的，比如“光绪”之于“道光”，也就是胤禛、弘历这爷俩神经过敏，导致大批人跟着倒霉。

嘉庆皇帝颙琰虽然才能比不上父祖，但起码性格比较正常，延绵了康雍乾三朝130多年的文字狱到嘉靖朝戛然而终，而且还给自己和儿子改了名字。

不过中国皇帝因避讳问题而改名的历史，到了道光皇帝也就到头了。虽然清朝此后又历经四帝，不过要么无需改名，要么就根本顾不上这点小事了。

　　在《辞海》中这样解释“避讳”：“封建社会对于君主或尊长的名字，避免写出或说出叫避讳。”在中国，避讳有悠久历史，《礼记·典礼》载曰：“名字者不以国，不以日月，不以隐疾，不以山川”，明文规定取名的避讳；后来，《左传》又加上“不以畜牲，不以器帛”的词条，正式宣言“六避”。可见，早在周代就已出现了避讳。

　　不过直到战国时，避讳还没有一整套制度。秦汉以降，大一统的政局形成并得到巩固，君主之尊无以复加，儒学在上层建筑中逐渐占有统治优势，避讳制度也日臻完备。五花八门的讳禁犹如网罗，兜揽了臣民的全部言论行为，稍有触犯，轻则遭谴，重则患祸，乃至灭家灭族。于是避讳之道自然而然地发达起来，成为所有人不可不懂的一门学问。

　　避讳有“国讳”、“家讳”、“圣讳”等三种形式。

　　一、国讳，即当朝皇帝和其七世以内祖先的名字。如秦始皇名“嬴政”，秦历中改“正月”为“端月”。溺器以前叫“虎子”，唐代避李渊祖父“李虎”的讳，一律改叫“马子”，现在马桶之称就是由此而来。宋朝的国讳尤其厉害，皇帝的七世祖以上的祖宗名字，都得避讳。

　　二、家讳，即父母祖先的名字。作为小辈，在日常言行或行文用字时要回避。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所以在《史记》里，跟他父亲名字相同的人一律改名，如“张孟谈”改为“张孟同”、“赵谈”改为“赵同”。

　　东晋桓玄初任太子洗马时，设宴款待来客，来客因酒冷而呼侍者温酒，桓玄因此哭泣，原来桓玄父名 “温”；南朝范晔，因父名“泰”，便推辞太子詹事这一官职，因“太”与“泰”同音，犯了家讳；杜甫母名海棠，因此不作咏海棠的诗；苏轼的祖父名“序”，所以苏轼碰到写“序”的地方，改成“引”字。

　　三、圣贤讳，就是圣贤的名字，主要指至圣孔子。孔子名“丘”，宋朝时读书读到“丘”字，要念成“某”字；清朝时，天下姓“丘”的，加耳字旁改姓“邱”，要读成“七”字。

　　在历代古籍中，避讳字的书写方法主要有三种：

　　一、改字法，即对避讳之字不用，另择他字代替。所改名称多种多样，如：

　　(一)避讳改姓。汉宣帝名“询”，荀、询同音，“荀”姓改姓“孙”，连他们的先人“荀卿”也被冠以“孙卿”；唐玄宗名“李隆基”，姬、基同音，“姬”姓都姓了“周”；唐武宗名“炎”，避及啖，“啖”姓改为“澹”。

　　(二)避讳改名。汉光武帝名“秀”，为避秀字讳，改“秀才”为“茂才”；东晋人为避晋文帝“司马昭” 讳，把“王昭君”改名“王明君”；唐太宗名“世民”，为避讳，“世”都改为“代”，“民”都改为“人”；神话传说中的“嫦娥”本作“姮娥”，因避宋真宗 “赵恒”讳改称的。

　　(三)避讳改地名。汉文帝“刘恒”，因讳将“恒山县”改为“常山县”；南京本名“建业”，晋元帝司马睿建都建业时，因避晋愍帝“司马邺”讳，改名“建康”。

　　(四)避讳改物名。节气“惊蛰”，先秦时叫“启蛰”，为避汉景帝“刘启”的名讳而改；清初，为避康熙(玄烨)之讳，常与生地配伍的中药“玄参”改叫“元参”。

　　(五)避讳改国名。秦朝时置“钱唐”县，唐时便改为“钱塘”；唐朝曾置“明州”，到明朝时改为“宁波”。

　　二、空字法，即将应避讳之字，空而不书，或作“某”，或作“”，或直书“讳”字。《史记孝文本纪》：“元年正月，‘子某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某”即汉景帝刘启；唐人写《隋书》避李世民讳，将“王世充”、“徐世绩”分别写成了“王 充”，“徐 绩”，中空一字，不懂为讳之道者，常误抄成王充、徐绩。

　　三、缺笔法，即不写所避之字的最后一笔或中间一笔。

　　避讳还衍化出不少幽默故事，凭添了一些笑料。南宋钱良臣有一子喜爱读书，每读经史见有“良臣”两字时，因避讳就改读为“爹爹”。一次读《孟子》中“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两句，就改口道：“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一时传为笑谈。

　　古代常州每年元宵要大放花灯，太守田登因其名与“灯”字谐音，将元宵前夕的告示写成“本州岛照例放火三天”，从而留下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笑柄。

　　因避讳闹个笑话，算不上什么，避讳有时还事关个人的前程命运，甚至是身家性命。唐代诗人李贺才华横溢，但因其父名叫李晋肃，为避父讳而断绝了仕进之途，二十七岁便郁郁而终，韩愈为此事专撰《避讳》一文以伸其怨：“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避讳也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地方，人们利用它去辨别古书、文物的真伪，或敲定书籍版本的确切年代。

　　因为某个时代出版的书，没有避当代君主的圣讳或个人祖辈先人的私讳，则是伪作无疑。但署名隋朝王通的《六经》，书中避唐高祖“李渊”讳，将“戴渊”改为“戴若思”，隋人避唐人讳，显然是后人伪作；宋钦宗名“桓”，因桓、纨读音相近，宋代避“纨”字的讳。而宋代黄庭坚的书法《千字文》中的“纨”和“丸”避了讳，但黄庭坚没有活到宋钦宗时，可以肯定这就是一副品。

　　本文来源：中新网-华文报摘（摘自香港《大公报》），作者：刘翠领，原题：《古往今来话“避讳”》

一、姓

　　许慎《说文解字》卷二四“女部”：“姓，人所生也，从女、生，生亦声。”班固《白虎通德论》卷九曰：“姓者，生也，人禀天气所以生者也。” 《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这都说出了“姓”的本义是“生”。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姓最初是代表有共同血缘、血统、血族关系的种族称号，简称族号。作为族号，它不是个别人或个别家庭的，而是整个氏族部落的称号。据文献记载，我们的祖先最初使用姓的目的是为了“别婚姻”，“明世系”、“别种族”。它产生的时间大约在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时期。

　　姓是怎么来的？。。。

古代的姓、氏、名、字、号等(太长贴不了，麻烦自己去点击)

http://newsguoxuecom/articlephparticleid=14409

避讳

避讳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现象,大约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至清代更趋完密,民国成立后废除。那时，人们对皇帝或尊长是不能直呼或直书其名的，否则就有因犯讳而坐牢甚至丢脑袋的危险。避讳常见的方法是用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别的字来代替要避讳的字。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不少把人名地名或事物名称改头换面的奇怪现象。避讳给古代文献造成了一定的混乱，给今天的阅读造成诸多不便。

避讳的对象有四类：

古人常需避讳，他们在小心谨慎之中总结了种种避讳方法：

改字形。有的改用同（近）义字词来代替需要避讳的字。例如汉武帝名彻，知名辩士蒯彻便改名为通。唐高宗名治，天下人便用理字替代治字。有时也可以通过增减笔画来避讳。例如邱姓先人本姓丘，但是孔夫子名丘，为避讳便加了一个耳朵。从宋代开始都要避丘字，写时往往要省去一笔，有的写作□或空格不写。

改字音。例如，秦始皇名政，所以正月的正要读作平生。有的以某字代读，读到应避讳的字时改读某。

避讳的方法

改字法：遇到要避讳的字时使用其他别字代替。

空字法：遇到要避讳的字时不填写。

缺笔法：当遇到要避讳的字时，在该字上少写一笔。

[摘要]中国历史源远流长，“避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独特的现象。中国古代的“避讳”，源自于原始社会时期古老的禁忌，雏形萌发于西周，经过岁月的积淀，逐渐转变为特有的“避讳”，并在历朝历代有着不同程度的侧重点，最终形成独有的中国“避讳”风俗。“避讳”的对象、范围、方式和规则都极其复杂。“避讳”风俗作为中国文化中一个独有现象，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在当今中国社会仍然有很大影响力。

[关键词]避讳;禁忌;封建文化;传统文化

“避讳”的起源和形成原因

(1)“避讳”的含义

“避讳”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个特有的现象。“避讳”中的“讳”，就是指“回避不能说”的意思。为什么不能说呢因为在中国古代，或者说中国封建社会，君主或者尊者、长者为了维护甚至是神化自己的形象，提示自己的地位，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回避的内容，而且在古代社会，人们敬鬼神，他们认为直呼名讳是十分不吉利的，会带来不详之事，所以要用一些专门的词等等来代替，从而达到回避的目的。

所谓“避讳”，在现代，最直接的意思就是指为了回避某些事情或者某方面，有可能是物，也有可能是人。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主要是为了表示对君主或者长辈的尊敬，避免直呼其名，而用相同意义或是相同读音的字来代替，也有在其本字上进行修改，多写或少写一笔，由此来进行回避。通常情况下，需要“避讳”的就是君主和长辈的名字，其字或者号不用“避讳”。因此在中国古代，有时人们为了表达尊敬，尤其是文人雅士之间，常常互相称呼字或号，一般不直呼其名。

“避讳”这一现象出现的较早，但是“避讳”一词出现的较晚，直到汉代，王充在其著作《论衡》中第一次提出“避讳”一词，在这一时期，“避讳”主要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我们最直观的理解，也就是“回避”的意思;其次就是规避君主、长辈等亲人的名讳。

(2)“避讳”的起源和形成原因

关于“避讳”风俗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大体说来，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避讳”主要从原始禁忌发展而来，而在原始禁忌中，这种“避讳”主要由心理暗示发展而来。作为尊者，他们认为自己相对于其他人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那么作为自己代称的名字不应该随便出现在书面上和口语上，由此就成为“避讳”，继而成为一种避讳风俗。“避讳”从何而来，一般史学家们普遍认为“避讳”起源于周代，但真正形成制度是在秦代。“避讳是中国特有之风俗，源远而流长。《左传》、《礼记》、《孟子》等书就有避讳之记载，但在整个先秦时期发展很缓慢。秦统一六国之后，帝王的地位急剧提高，避讳才逐步兴盛起来。秦始皇第一次在全国实行统一的避讳。秦始皇名政，全国不得用政及其同音字，正月改称端月。”《尚书》则是最早有“避讳”相关记载的古籍文献，从这里我们就不难发现，“避讳”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源远流长。

“避讳”起源于古老的原始禁忌。“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不发达的时代，语言往往被赋予一种超人的魔力，人们以为语言与自然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潜在的联系，语言可以给人类带来幸福或灾祸，语言禁忌遂源由此而生。有了禁忌，就要回避，于是出现了避讳。”这种原始禁忌在古人的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意义，它不仅仅是古人精神世界的升华与发展，更与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有着异曲同工之效，禁忌在一定程度上起着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禁忌也是古人认识社会的方式，这是一种和我们现代思维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在我们看来，一株花包括花的花瓣、茎、枝、叶等等，然而在古人看来，花瓣可能就代表了整株花，并且在古人的认知中，花本身也是有思想有精神世界的，而花瓣可能就相当于人的大脑，承载着花的精神。这么说来可能会有虚幻，但在古人的精神世界中，这是真是存在的。因为独特的思想方式才造就了独特的禁忌，他们认为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做了什么事会怎么样，亦或为了避免某件事的发生，要如何做，最终发展成为“避讳”风俗。

因我们一般认为原始禁忌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对大自然的崇拜和畏惧，因为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不能理解种种自然现象的产生，所以会产生原始的自然崇拜。其次是对欲望的克制。同样的在过去，人们认为欲望的产生是不好的现象，所以需要克制欲望，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再次就是对宗教仪式的恪守，在原始社会乃至到后来的封建社会，禁忌总是与宗教有着很大联系。尤其是在原始社会，各种神灵、自然崇拜充斥，形成一整套规范的仪式，这些仪式规范着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最后就是对以往教训的总结，人们在生活生产活动中会犯错，这些错误有时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古人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这种状况，会总结生产、生活经验，从而在社会环境恶劣的原始社会更好地生活。

在中国古代社会，“避讳”最主要的承担者是帝王，也就是君主。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最高权威，尤其是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发展，君主的权威不断增强。一方面为了显示所谓的皇家权威，皇帝的名讳不可以随便出现在人们口语之中，这是对帝王的不敬，如果再上升到一个高度，帝王作为国家的代表，这是对国家的不敬。这在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社会主流思想的封建社会是不允许存在的。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限制以及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社会上充斥着敬鬼神的思想，封建君主通常自幼接受儒家正统教育，他们的思想中也有着鬼神之说。封建君主在想着治理国家的同时，也会担心自己的王位是否稳固，除去外在原因，他们往往也会联想到一些“避讳”，认为自己的名讳不能随便出现，需要规避，否则是不吉利的，不利于统治国家，通俗一点说，就是担心自己的王位不保。

中国“避讳”风俗从形成到发展，总的说来是起源于周代，在秦朝正式成为一种制度，在唐宋之期尤为兴盛，而到了清代，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进一步发展，统治者尤其看中“避讳”，使得避讳风俗进一步发展，更加完善。我们所熟知的“文字狱”也是“避讳”的一种，清代“文字狱”之重，对后世影响深远。到了现代，在人们的生活中仍然充斥着各种“避讳”，比如在沿海地带的渔民，他们一般比较“避讳”跟“翻”谐音的字词，认为这个读音会使他们在海上作业时翻船，带来生命危险。

《百家姓》是一本关于中文姓氏的书，成书于北宋初。原收集姓氏411个，后增补到504个，其中单姓444个，复姓60个。 《百家姓》、《三字经》与《千字文》并称“三百千”，是中国古代幼儿的启蒙读物。“赵钱孙李”成为《百家姓》前四姓是因为百家姓形成于宋朝的吴越钱塘地区，故而宋朝的赵氏、吴越国国王钱氏、吴越国王钱俶正妃孙氏以及南唐国王李氏成为百家姓前四位。 2013年4月14日，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华夏姓氏源流研究中心通过综合分析，发布当今中国最新版“百家姓”排行榜。根据研究，“百家姓”排名前三位的王、李、张是中国最大群体的姓氏。此次研究发现，中国的王、李、张三姓分别有9500多万人、9300多万人和9000万人，三姓人群约占中国总人口的21%。最新版百家姓排行榜中：王姓成中国第一大姓。

发展史

姓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制度时期，所以中国的许多最早的姓氏都是女字旁或底，如姚姓。姓是作为区分氏族的特定标志符号，如部落的名称或部落首领的名字。传说黄帝住姬水之滨，以姬为姓；炎帝居姜水之旁，以姜为姓。皇天以大禹治水有功，赐姓为姒。此外，部落首领之子亦可得姓。黄帝有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为姬、酉、祁、己、滕、任、荀、葴、僖、姞、儇、依十二姓，其中有四人分属二姓。祝融之后，为己、董、彭、秃、妘、曹、斟、芈等八姓，史称祝融八姓。

随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母系氏族制度过渡到父系氏族制度，氏族制度逐渐被阶级社会制度所替代，赐土以命氏的治理国家的方法、手段便产生了。氏的出现是人类历史的脚步在迈进阶级社会。姓和氏，是人类进步的两个阶段，是文明的产物。

夏、商时期，贵族皆有姓氏。姓的分支为氏，意思相当于家或族。夏王室为姒姓，另有霸主昆吾为己姓，己姓中有苏、顾、温、董、豢龙等氏。商王室为殷姓，另有霸主大彭、豕韦为彭姓。商代还有条氏、徐氏、萧氏等十三个姓。

周代是中国姓氏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姓氏制度见于记载者较多。周王朝中，周王所封建的 百家姓 各诸侯国之君和卿大夫有同姓和异姓的区别。到东周春秋时，可考的有姒、子、风、嬴、己、任、祁、芊、曹、董、姜、偃、归、曼、熊、隗、漆、允等二十二姓。百家姓的排名只是名义上的，虽然有字面上的这么多姓。因为某些姓氏虽然在字面上不同，实际上部分姓是从某姓衍生出来的，比如姚姓，据2004年在湖南零陵召开的全球华人公祭舜帝大会上的最新统计，由姚姓衍生出的姓氏达60个之多，如陈、王、胡、孙、虞、田、袁、车、陆等姓氏，流布于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五帝之一的舜有生于姚地（今河南濮阳范县），便以姚为姓，其后子孙便以地为氏，称为姚氏。因舜帝居姚地，有子孙以姚为姓，称为姚氏。舜在当帝之前，有搬到妫河边居住，他们的子孙有留在妫河边居住的，便以妫为姓。舜帝登帝位后，仁德荣耀，有子孙以帝名舜为姓，禹封皇舜长子商均于虞，至始祖四十三世孙妫满封于陈，官拜陶正，谥胡公，其子孙或以国号陈称姓，或以官号改称陶唐氏，或以谥号胡称姓，或以尊讳满称姓，演变至汉朝，姚氏衍生出：妫、舜、虞、陈、胡、田、袁、王、孙、陆、车等六十种，繁姓同根，异氏同源，是一家亲。在中华姓氏中，妫、陈、田、姚、胡五姓同根同源，其血缘先祖同为舜帝姚氏。郑樵《通志·氏族略》言："虞有二姓，曰姚曰妫。因姚墟之生而姓姚，因妫水之居而姓妫。"因而史称妫、陈、田、姚、胡为"妫汭五姓"。

虽然周代贵族有姓，但只有女子才称姓，未婚女子如齐姜、宋子，齐、宋为国名，姜、子为姓。已出嫁女子，如江芊、栾祁，江、栾为夫家国、氏名，芊、祁为女子本人的姓。当时有同姓不婚的习俗，故称贵族女子的姓以示与夫家之姓有所区别。

周代实行宗法制，有大、小宗之别。一个氏的建立表示一个小宗从大宗（氏）分裂出来，另立门户。建立侯国要经周王认可，卿大夫立新家要得到君主允许，称之为“胙之土而命之氏”。

避讳之名起源于何时呢？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避讳起源于西周，据史料记载，春秋时已有鲁国大夫有关取名六忌的见解，《礼记》中亦有"大夫、士之子不敢与世子同名"等，这都说明当时已经有不少具体的避讳要求了，不过直到战国时，避讳还没有形成过一整套制度。避讳的要求也不太严格，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也不用回避，甚至名字中有一个字相同也无须回避。

秦汉以后，大一统的政局形成并得到巩固，君主之尊变得无以复加，那时，皇权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君王的名字当然也就不能随便称呼；而在以家庭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尊长的名字也不能轻易书写，凡遇有帝王或尊长之名，就要想方设法避开，这样，“避讳”逐渐就成为我国古代的重要礼俗之一了。早在先秦古籍《礼记•曲礼上》中，就有“入国问俗，入门问讳”的记载。

秦汉以后，随着皇权和宗法制度的日益加强，避讳也日益严格，甚至被明文写进了法律。唐朝的法律就规定，直呼皇帝的名字犯“大不敬”罪，不能赦免。这样以来，五花八门的“避讳”有如网罗，兜揽了臣民的全部言论行为，稍有触犯，轻则遭谴，重则罹祸，乃至灭家灭族。十六国时的前秦国主苻生，是个独眼龙，因此讳“不足”、“不具”、“少”、“无”、“缺”、“伤”、“残”、“毁”、“偏”、“只”等字眼。手下人无意犯了讳，就要受到剁腿、破肚、拉肋、锯颈等种种酷刑。有一次他叫太医令程延配药时，问及所需人参的好恶与多少，程延回答：“虽小小不具，自可堪用。”这“不具”可是犯了大讳，苻生勃然大怒，先将程延的双眼凿出，再将他杀死。

中国历史上的避讳，从先秦一直避到清末，真可谓源远流长，花样百出。这种避讳，不仅给后人读史造成很多误会、增加了很大麻烦，也闹出了不少使人哭笑不得的笑话。

秦始皇姓嬴名政，讳“正”，在秦朝，凡遇到“正”字全改为“端”字，因此“正月”叫做 “端月”。琅琊台石刻镌有“端平法度”、“端直效忠”，而不说“正平法度”、“正直效忠”。汉明帝名利庄，讳“庄”字，东汉人就把旧书中的“庄子”改为“严子”，把“庄周”改为“严周”，把“楚庄王”改为“楚严王”。

封建时代，不但对皇帝的名字要避要讳，地方长官、朝廷诸臣的大名也得避 讳，不能直呼其名，连同音字也不能提及，否则就会遭罪。五代时有个冯道，历朝为相，有一次，他命一个门客讲《道德经》，门客想到书中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连犯冯道的忌，于是就把第一句念作“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古代也有避讳家庭长辈称谓的，林黛玉读"敏"字时皆念作"密"，就是避母亲名讳。再如南朝范晔，因父名"泰"，便推辞太子詹事这一官职，因"太"与"泰"同音，犯了他家讳。刘温叟因父名"岳"，便终身不听音乐，因"乐"、"岳"同音，犯其家讳，甚至也从不去三山五"岳"游玩。唐代大诗人李贺，只因父名"晋肃"，竟终身失去参加进士考试的机会，因"进士"之"进"与"晋"同音，也犯家讳。照这样看来，诗礼之家最忌用与"饭"、"食"、"水"、"菜"等字同音或形似之字取名，否则后代连吃饭饮水都成问题了。

传说有个叫贾良臣的人，要求家人对自己的名字必须严格避讳。他的儿子很乖巧，一天读到《孟子》里“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就大声朗诵道：“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气得他老头子干瞪眼。有个学生在私塾里读书，因他父亲名谷，每遇到“谷”字时，也都要改读为“爹”。如读到《管子•牧民》“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五谷”念成“五爹”。读到刘禹锡《上杜司徒书》“百谷之仰膏雨”，“百谷”念成“百爹”。同窗听了，取笑他道：“你一会儿‘五爹’，一会儿‘百爹’，到底有多少个爹啊？”

更为有趣的是，古代常州每年元宵要大放花灯，以示歌舞升平。有一任太守名田登，其名与“灯”字谐音，为避此讳，只得将元宵前夕的告示写成“本州照例放火三天”。结果，老百姓讥之曰：“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迂腐地坚持避讳固然闹了不少笑话，不过，巧妙地避讳，也能显示出一个人的机智。有这样一则笑话，有一个名叫阿九的老头子外出赶集去了，恰好有一个自称阿九叔的人登门讨债，儿媳妇对他说：“我公公赶集去了，你有什么事对我说吧。”那人说：“阿九伯欠我九百九十九两银子，叫他九月九日送到我家里，我名叫阿九叔，住在九里湾。” 阿九伯回来后，聪明的儿媳妇巧妙地避开了公公的名字中的“九”，说道：“刚才有人来找您老人家，不知他是四五叔，还是三六伯，他说公公欠他一千少一两银子，叫你重阳节那天，送到他家里，他住在八里湾过去，十里湾过来。”公公听明白了儿媳妇的话意，逢人就夸自己的儿媳妇聪明。

为王者讳，为贤者讳，为长者讳，看来古人避讳的还真不少，在前面提到的那个例子中，“谈”字所以避讳，就是因为唐武宗的名字叫李炎。从他当皇帝那天起，人们说话或写文章，凡遇到有两个火字相重的“炎”字，都要避讳，另选其它字来代替。于是也就出现了以“谭”代“谈”的怪现象，以至后来“谈”和“谭”也就相通了。

由于避讳历史悠久，很多避讳词语历代流传，沿用久远。如当今人们熟知的“嫦娥”，本名“恒娥”，是因避西汉文帝刘恒之讳而改。再如封建社会中朝廷掌管户口、财赋的官署——“户部”，三国至隋朝，原称为度支、左民、右民、民部，到了唐代高宗李治永徽初年，为避其父唐太宗李世民之讳，改称“户部”，历代沿用，直至清朝末年。又如西汉美女王昭君，因其名触犯晋文帝司马昭之讳，晋代改称为“王明君”，后人又称为“明妃”。唐代杜甫《咏怀古迹》（之三）诗有“生长明妃尚有村”之句，宋代王安石也写有《明妃曲》诗。诗中的“明妃”，都是指“王昭君”。

可见，了解避讳的有关知识，对我们理解古籍是不无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