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辞传》所谓“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于是始做八卦……”，就是伏羲画卦的出处。

《太极图》又称《先天图》或《天地自然之图》，是中国上古文化中最神秘的一张图。 相传，太极八卦图是古代圣人伏羲氏首创，在“五经”的“周易”中，有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古人认为：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这是太极化生八卦的基本理论。太极图，是研究《易》学的一张重要图象，故又称《易图》。 《太极图》起源很早，据传古《太极图》绘在3000多年前的夏商之际或更早的陶器上。圆圈内画有S型曲线，黑白阴阳点是以后添上的。如今的《太极图》，一般认为是北宋周敦颐所制。中国古老的《太极八卦图》，对现代科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是现代电子计算机二进位制的创始人，他正是在中国古老的太极八卦图的启发和帮助下，才触动灵机，一举成功的。 1701年秋末，他正在苦心孤诣研究乘法机，法国传教士朋友从北京寄给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莱布尼兹从这两张图中受到了很大启发，他发现，八卦是象形文字的雏形，由坤卦经艮、坎、巽、震、离、兑到乾卦，正是由零数到七，这样8个自然数所组成的完整的二进位制层数形。八卦中的“—”叫做阳爻，相当于二进制中的“1”，而八卦中的“＿＿”叫做阴爻，相当于二进制中的“0”。六十四卦正是从0到63这64个自然数的完整的二进位制数形。在数学中八卦属于八阶矩阵

　　乾为天，为太阳，表现天的功能、意识及刚健的性质，还代表冰、雹、霰。 在国家为国君，为主席，为总统；在单位为一把手，主要***；在家庭为父亲，为大人，为老人， 易学

　　为长辈人；在社会为名人，公门人，宦官；在性别为男，在年龄为老头。 在场所为京都，为大城市，形胜之地，高亢之所。 在方位为西北方，为南方（先天八卦方位），为上方，为高处。 在时间为秋季，农历九、十月，戌、亥年、月、日、时，立冬至大雪45天。 在数字为一（先天八卦数）、六（后天八卦数）、四、九（五行金数）。 在动物为马、象、天鹅、狮子。 在静物为金玉、珠宝、圆物、木果、刚物、冠、镜。 在人体为头、右腿（九宫位），肺、骨骼，男性生殖器。 在颜色为白色、大赤色、玄色。 在五味为辛、辣。

　　坤卦

　　坤为地，表现地的功能、潜意识及柔顺的性质。在天时又为阴云、雾气、冰霜。 在国家主皇后、第一夫人；在单位为职工、群众；在家庭为母亲、为祖母，为老母、后母、老妇人；在社会为众人，为乡人、为小人、为大腹人、为懦弱之人、吝啬之人；在性别为女；在年龄为老妇，老年女人。 在场所为田野，为大地、为乡村、为平地。 在方位主西南方，北方（先天八卦方位），下方，底层。 在时间为农历六月、七月，未、申年月日时，辰、戌、丑、未五行为土年、月、日、时，立秋至白露45天。 在数字为二（后天八卦数）、八（先天八卦数）五、十（五行土数）。 在动物为牛，为牝马、为猫、为百兽。 在静物为水泥、砖瓦、五谷、布帛、丝绵、方物、柔物，土中之物，牛肉、食品、大车、锅。 在人体为腹，右肩（九宫位），脾、胃、肌肉，女性生殖器。 在颜色为**、黑色。 五味中为甘味、甜味。

　　震卦

　　震为雷，表示震动、奋起的性质和状态。在天象为雷雨、雷鸣、地震、火山喷发。 在家和单位为当权的二把手；在家庭为长男；在社会为驾驶员、运动员，警察、法官、军人、飞行 易学

　　员、列车员、社会活动家、舞蹈演员、足球爱好者、狂人、壮士。 在场所为工厂、广播电台、乐器店、游乐场、机场、发射场、车站、舞厅、歌厅、闹市、战场、森林、草木茂盛之所。 在方位为东方，东北方（先天八卦方位）。 在时间为农历春二月，春分至谷雨45天，卯年、月、日、时。 在数字为四（先天八卦数）、三（后天八卦数）三、八（五行木数）。 在动物为龙、蛇、善鸣之马、善鸣之鸟，百虫、鲤鱼。 在静物为木、竹、苇、乐器、蔬菜、鲜花、树木、电话、飞机、汽车、火箭、鞭炮、闹钟、花草繁鲜之物。蹄、肉、山林野味。 在人体为足，为肝胆，为左胁。 在颜色为青、绿、碧色。 五味为酸。

　　巽卦

　　20世纪80年代。1980年《考古学报》上发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1984年为武汉召开的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提供论文《易辨—一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首次提出“数字卦”问题，主张八卦符号沿于上古占篮记录的数字符号。徐锡台、韩仲民等办发表论文阐述此观点。为八卦起源问题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 三、科学易巽军突起 《周易》同现代自然科学的联系，不少当代科学家作了深入探讨，力图从易学思维中找到现代科学方法的微妙启示。董光壁《易图的数学结构》（1987）、李树菁主编《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1990）、丘亮辉主编《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1993）、徐道一《周易科学观》（1992）、顾明《周易象数图说）（1994），焦蔚芳《周易宇宙代数学》（1995）、董光壁《易学与科技》（1997）、韩增禄《易学与建筑》（1997）、刘子华《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1989）、商桂《易索》（1998）、何世强《易学与数学》（1999），罗翊重《易经象数学概论》（1999）等著作。剖析了《周易》及其象数模式同现代数学、物理、化学、分子生物学、天文、地震等方面的关系，着重论述了《周易》的太极思维，阴阳观念。对称法则，互补原理等对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的启迪作用，显示了《周易》这一“宇宙代数学”的科学价值。与此同时，江国梁《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1990），邬恩溥《周易——中国古代的世界图式》（1988），黄寿棋、张善文选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四集（1990），刘振修《周易与中国古代数学》（1993）等著作，着重论述了《周易》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的积极影响。 《周易》同中国传统医学、养生学关系尤为密切。召开过多次关于周易与中医学学术研讨会。邹学嘉、邹成永《中国医易学》（1987）、杨力《周易与中医学》（1989）、李浚川、萧汉明主编《医易会通精义》（1991）、刘杰、袁峻《中国八卦医学》（1995）、黄自元《中国医学与周易原理》（1989）、刘长林《易学与养生》（1997）等著作，对医易会通思想、易学与养生法则作了全面而透彻的论述。 易学 科学易的巽军突起，支持者、参与者大有人在，持批评态度者亦不乏其人。董光壁《易学科学史纲》（1993）对科学易与易科学作了正确介定，论述了易学与中国科学的三次高峰，分析了易科学的困境，提出了易学的科学再造等新思路。 四、象数易复苏、易学史开卷。 80年代以前，象数易一直处于冷落局面。除尚秉和对易象有专门研究外，不少易学家表明他们的研究不及象数。义理易得到弘扬，象数易无人问津。80年代以后，情况逐步改观，研究周易象数者，除一些科学家外，已有学者专门从事。钱世明《易象通说》（1989）、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集（1994）、第二集（1996）、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第一集（1996）等，对象数易的历史与现状作了探讨，象数易同科学易的关系作了分析与展望。易图亦随之受到特别重视。欧阳红《易图新辨》（1996）、李申《易学与易图》（1997）对易国作了深入研究，正确评述易图在易学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 在人文易、科学易、象数易大为兴盛的学术氛围里，易学史开始受到重视，并取得可喜成就。朱伯《易学哲学史》一至四卷（1986－1989），对易学哲学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剖析，为易学史研究开辟道路，作出典范。廖名春等编著的《周易研究史》（1991），郑万耕《易学源流》（1997），亦对易学发展历程作了简明论述。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1991）、王兴业《三坟易探微》（1998），对易学前史的评析，予人以深刻启迪。 易学史上著名人物的研究，亦已初步开展。萧汉明《船山易学研究》（1987）、梁绍辉《周敦颐评传》（1994）、卢央《京房评传》（1998）、唐明邦《邵雍评传》（1999），是对古代著名易学家进行个案研究的第一批成果，为今后易学名家个案研究，开辟了广阔领域，积累了初步经验。 五、《周易》辞书蔚为大观。 中国易学史上，80年代以前，没有一部《周易》辞典。随着“周易热”的高涨，《周易》爱好者日益增多，人们普遍要求编撰可靠的《周易》辞典，以应初学及研究之急需。多种《周易》辞书应运而生。几部辞典几乎同时问世。萧元主编《周易大辞典》、吕绍纲主编《周易辞典》、张其成主编《易学大辞典》、张善文编《周易辞典》，均于1992年出版。任华主编、卢叔度审定《周易大辞典》（1993）、朱伯主编《易学知识通览》（1993）、张其成主编《易经应用大百科》（1994），为易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易学知识，填补了辞书和易学史上的一大空白。

　　编辑本段西方研究

　　种种迹象表明，近代之前“《易》学”及与《易经》的思想阐释和实际应用而形成的各类学术和实用知识，就已经传入西方世界，但这种传播基本属于文化影响史的范畴。外来的文化影响，对于学术思想的发展当然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不过还不能看作是严格的学术交流。西方人直到16世纪以后才对《易经》展开直接而系统的研究，最初的一批研究者就是来华传教的欧洲耶稣会士。这一研究始于对《易经》原典和中国当时某些具有权威性的注释本的深入的研读，结果就形成一批由耶稣会士直接用汉文字写作的《易》著。这确实是中西文化史上一种令人惊异的现象。与此同时，为了使西方人更好地理解中国思想及其古老的传统，一些耶稣会士开始翻译《易经》，法国耶稣会金尼阁的拉丁文译本《易经》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易经》西语译本，已佚失。随后耶稣会士中宋君荣、雷孝思、顾赛芬都曾从事《易经》的翻译，而以雷孝思的拉丁文译本影响最大。将这一经典完整地介绍给西方世界，从此开始了《易经》传入西方和西方《易经》研究的近代时期。 16至19世纪期间，在华传教的耶稣会士留下的易学著述，其数量相当可观。除了拉丁文翻译和研究著作，17世纪耶稣会士还留下了一批直接用汉语写的《易》著，这批著作基本完好地保存在梵蒂冈图书馆和巴黎图书馆。他们在许多宗教、哲学和科学著作中，也不时对《易》及与易学相关的问题作出阐述。 传教士白晋于1698年自法国返回中国，此后半生皆致力于对中国典籍中的象征作深入的探讨。白晋在其一系列著作诸如《古今敬天鉴》(DeCultuCelestiSinarumVeterumetModernorum)、《易经大意》(IdeaGeneralisDoctrinaelibriYeKin)和一系列通信中表述了他的形象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可以大致归纳为两个方面： 白晋认为《易经》及中国古史以“先知预言”方式表达了基督教教义。他在1700年11月8日致莱布尼茨的信中不无得意地宣称：“今年我曾经应用同样的方法继续对中国古籍进行研究，幸而有些新的发现。……几乎完整的一套圣教体系，即在其中……。极大的神秘，如圣子的降生，救世主的身世与受死，以及他宣教的圣工（对世人）所起的重大作用，这类似预言性的表现，在珍贵的古代中国哲学巨著中，亦隐约有迹可寻。当你看到这无非是联篇累牍的虚无与象征的词语，或者真理新定律的谶语时，你的惊奇程度当不在我下。” 白晋试图通过揭示“数学中的神秘”的方式来证明《易经》为以色列祖先所遗留下来的圣典。他说：“《易经》数字的神秘，似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埃及犹太哲学中的神秘数学相呼应，此秘密是由第一个祖先给其后代的，虽然后来消失了，但必然是来自造物主之神秘启示。”由此他得出结论“在八卦中可以看出创世及三位一体之奥秘”。 傅圣泽作为白晋的合作者，对形象理论亦加以发挥。他于1711年来到北京，协助白晋编写《易经稿》等易著。傅圣泽未到北京之前，就已加入形象学派。傅圣泽通过《易经》等典籍来了解中国古史。他认为，在中国文字中亦含有很多的象征意义，其来源为以色列十二支派及其基本的基督教义。他将《周易》之“周”解释为宇宙，可衍申为洪水后保存于诺厄方舟中最早世界记录及普世教训的宝库；而将“儒”解释为“人”、“需”两字合成，需原意为期待；又解释《易》之需卦，谓需乃从天而降之云彩，此乃符合《圣经》所载神乘着云彩从天降下；孔丘之“丘”字则被解释为“亚当厄娃的象征”。厄娃，今译夏娃。 刘应，字声闻。他于1687年同白晋一起抵华。先后在北京、南京、广州、陕西等地传教。刘应精通汉语，涉猎了许多中国古籍，对《易经》作了深入的研究。他与康熙太子相善，据说有一次皇太子翻开《书经》的一章，刘应即取读之，并解释其义，毫不费力。太子奇甚，连声说“大懂”，并赠给题上赞语的绢本《书经》。刘应是最早对《易经》进行注释的耶稣会士之一，他对《易经》所作的注释被附在宋君荣《书经译本》之后，并被辑入《东方圣经》（livresSacresdeI’orient）。在对《易经》的理解上，刘应在许多地方与白晋的观点相异。由于在“礼仪”问题上，他与同会其他教士意见相反，支持了教皇的主张，他的著作也由此而得到罗马教廷的赏识。刘应对卦作了不同于白晋的解释，认为卦象符号是伏羲创造的，过去许多书之所以对卦的符号作不同解释，是因为时代和作者不同。 16世纪后期到18世纪末二百余年间，在华传教的耶稣会士留下的《易》著及与易学相关的著作，其数量相当可观，并就与易学相关的宗教、哲学和科学问题展开阐述。从易学史的观点看，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的易说，无疑是中国本土易学演进的一个相当独特的组成部分，构成该时期多元化易学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流派。 莱布尼兹研究 英国哲学史学会秘书、莱布尼兹学会负责人麦唐纳·罗斯教授的教科书《莱布尼兹》第二章《数学》的第二节《二进位制算法》中在充分介绍和高度评价二进制本身的伟大意义之后指出，二进制对莱布尼兹来说“除了一个非常模糊的草稿而外”，更重要的意义是“神而上的”，而且与他的发明计算器算法毫无关系。这个“非常模糊的草稿”本身罗斯并没有太大兴趣，于是他用不少笔墨引用莱布尼兹的“神而上”文献。如下： 或许只有一个东西能够独立地被设想，那就是神本身——还有无，或者说不存在。这可以通过一个极好的类比弄清楚，……〔他概略地论述了二进制记数法，并继续说：〕我这里不打算论述这种体系的巨大用处；只要指出所有的数通过一和无的方式加以表达是何等的美妙就足够了。然而，尽管事物隐秘的秩序使一切事物都产生于纯存在和无这点成为自明的，而人们并无希望在此生中就能达到这种秩序，但是对观念的分析来说，进行证明真理所必须的程度也就足够了。 罗斯接着写道：莱布尼兹对这个思想感到很骄傲，以致他打算用一个刻有铭文的纪念章来纪念它。铭文是：“GW莱布尼兹所发现的创造物的典型。”以及“为了从无中派生出一切来，一就够了。” 罗斯在总结性评价中说：“仅就与莱布尼兹有关而言，这一发现最重大的意义是形而上学方面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神而上的，因为它说明了整个宇宙如何可以看成是由数所构成的。” 选我做最佳答案

清代解经典籍成就辉煌，不仅数量多，而且在许多经学领域的研究超越了汉唐。择要而言，首先是在对经书的辨伪上意义重大。清代学者万斯同的《周礼辨非》、《仪礼商》，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胡渭的《易图明辨》，都是当时疑经辨伪的力作。特别是《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引经据典，共列128条，一一陈述《古文尚书》的矛盾，彻底揭穿东晋梅颐对《古文尚书》和《尚书孔传》的伪造，使遗留千年的问题成为定案。其次，清儒的解经典籍几乎遍注群经，“十三经”中除《礼记》和《毂梁传》外，每部经书皆有数种新注新疏，这些著述对经文经义的考证和注释，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达到全新水平。

清代解经典籍成就辉煌，不仅数量多，而且在许多经学领域的研究超越了汉唐。择要而言，首先是在对经书的辨伪上意义重大。清代学者万斯同的《周礼辨非》、《仪礼商》，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胡渭的《易图明辨》，都是当时疑经辨伪的力作。特别是《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引经据典，共列128条，一一陈述《古文尚书》的矛盾，彻底揭穿东晋梅颐对《古文尚书》和《尚书孔传》的伪造，使遗留千年的问题成为定案。其次，清儒的解经典籍几乎遍注群经，“十三经”中除《礼记》和《毂梁传》外，每部经书皆有数种新注新疏，这些著述对经文经义的考证和注释，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达到全新水平。清末学者章炳麟曾对清人解经典籍加以研究，从中选出一批著作定为“群经新疏”，颇有代表性意义。其所列举：《易经》有惠栋《周易述》，江藩、李松林《周易补述》，张惠言《周易侯氏义》；《尚书》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诗经》有陈奂《毛诗传疏》；《周礼》有孙诒让《周礼正义》；《仪礼》有胡培晕《仪礼正义》；《左传》有刘文淇《左传正义》；《公羊》有陈立《公羊义疏》；《论语》有刘宝楠《论语正义》；《孟子》有焦循《孟子正义》；《孝经》有皮锡瑞《孝经注疏》；《尔雅》有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疏》。这些著述可以大致反映清代经学研究的水平。此外，清人还对经书注释典籍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康熙年间由纳兰性德刊刻的《通志堂经解》1860卷，由徐乾学、何烽主编，编者收集了唐、宋、元、明人关于《易》《书》《诗》《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等解经典籍146种，其中尤以宋元诸儒著述居多，收罗宏富，颇多罕见之本。此外，清儒还对当代的解经著作进行总结，如阮元所编《皇清经解》和王先谦所编《皇清经解续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