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张衡发明地动仪。地动仪是中国东汉科学家张衡创造的一传世杰作。张衡所处的东汉时代，地震比较频繁。张衡对地震有不少亲身体验，为了掌握全国地震动态，他经过长年研究，终于在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发明了候风地动仪，这也是世界上的第一架地动仪。

2、活字印刷术。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四大发明之一。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朝，并在唐朝中后期普遍使用。宋仁宗时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宋朝虽然出现活字印刷术，但并未普遍使用，而仍然是普遍使用雕版印刷术。

3、造纸术。东汉元兴元年（105）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他用树皮、麻头及敝布、鱼网等原料，经过挫、捣、炒、烘等工艺制造的纸，是现代纸的渊源。这种纸，原料容易找到，又很便宜，质量也提高了，逐渐普遍使用。为纪念蔡伦的功绩，后人把这种纸叫做“蔡侯纸”。

4、火药。中国是最早发明火药的国家，隋代时，诞生了硝石、硫磺和木炭三元体系火药。黑色火药在唐代时候正式出现。火药是由古代炼丹家发明的，从战国至汉初，帝王贵族们沉醉做神仙并长生不老的幻想，驱使一些方士与道士炼"仙丹"，在炼制过程中逐渐发明了火药的配方。

5、走马灯。公元1000年左右，中国人就创造了走马灯，古籍都有关于走马灯的记述。走马灯上有平放的叶轮，下有燃烛或灯，热气上升带动叶轮旋转，是现代燃气涡轮工作原理的原始应用。

一：老瓷器站一米之外就能看出油油的光泽，光泽里含油，这就是所谓的宝光，新瓷器光泽直白，无油；老瓷器外面的釉释挂上去的，很厚，释透明釉。仅此一点可以避免买到新的瓷器。所谓民间的看宝光就是这个技巧。这点过去师傅也是传男不传女的。

其次：老瓷器的的断面通常的米粉状，有空隙。新瓷器很密实，现代机器做出来的。

二，根据青花的色泽判定判定明代或者清代，辅助判断：瓷器的底足造型，明代挖足过肩，清代泥鳅背。青花釉里红的纹饰具体断代用的。 三，世纪九十年代，造假者发明了“蜡僵土”粉碎后裹烧去新瓷火气的方法。新瓷器按古代样式画工做好烧成大多仿宋元古瓷　，再用含有蜡僵石的杂土，粉碎成细面后裹瓷重烧。烧出来后新瓷火气全无。河北省邯郸一带用此方法烧制出的白釉剔黑花梅瓶，让不少收藏家上了当。鉴定这一类瓷器，看线条内是否存有“蜡僵”残土。这种器物虽无火气，却暗淡无光。注意造假人常用胶粘墓土涂瓷器底部和内里。若遇小口梅瓶，观察瓶内有无手拉坯的流畅连贯的旋纹，是否同外部光色不一。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国内建筑业兴盛，盖房修路，不断有古代窑址面世。特别是金元钧窑，沿太行山东侧发现很多。窑址里没有完整器，残瓷碎片不少。造假人信息灵通，８０元买一个碗底，回去后重烧。河南安阳有几个人，专门干这个活。他们把碗底买回后，从禹县请来烧钧瓷师傅，按照钧窑的样式立坯，按照钧窑的釉料上釉，有的还加了铜元素做红斑。用这个方法造出来的假钧瓷，多运往北京古玩市场，把京城里的“玩家”耍的不轻。辨认这些假钧瓷，先要看造型，是哪个年代的。真的金元钧窑瓷器，大多坚硬压手不厚重，假器为了掩饰接胎痕迹，多上厚釉掩盖。另外看釉光和棕眼，新器釉光扎眼，棕眼少。有的用腐氢酸去光，釉表失光显暗，失去了钧窑的硬闪光度。有的用硫酸腐蚀，遍体小眼密集，嗅起来隐显酸味。仿钧瓷上假红斑同真红斑也不一样，真红斑从里到外紫、红、蓝三色，色与色分界明显，假红斑颜色单调。老玩家看瓷先看底，遇到这一类真底假坯的，可一定要看仔细。 还是用那句老话来说，只要第一眼不对，就值得怀疑。造型、窑口、胎骨、釉色、绘画手法、装烧方法，逐一对证看，看钧窑必须综合都对，有一项对不上号，就不能当真的买。 要想收藏真品，必须学会辨假。除上述介绍的几种造假手段外，近几年青铜器造假还有用电镀仿黑创光的，书画方面利用现代制版技术照相透影再加手描，书画做旧用冷冻和紫外线照射的等等。新文物法允许民间收藏的条款激活了中国的古玩市场，许多懂行和不懂行的竞相下海，许多人刚下海便让浪呛了。古玩市场上有假所以必须辨假才感到有意思，但是，那些呛水的退回岸上也很可惜。 时代在前进，造假的技术也会不断更新，每一个立志古玩收藏、爱好古玩鉴定的朋友，都应当从收藏室里走出去，到窑址学鉴瓷，到玉雕厂学鉴玉。公安局里有警察做“卧底”，搞文物鉴定的如果能有机会探知造假秘诀，肯定能提高鉴定水平。千万不能照本宣科，以为多读了几本介绍文物的书籍就成了专家。那些书籍是前人的经验，只能参考不能照搬。时代前进，文物鉴定也要与时俱进。

在此，简单介绍各时期的瓷器造型及纹饰。

（一）魏晋南北朝瓷器的造型、纹饰特征

从墓葬出土情况可以看出，自汉代出现瓷器以来，发展到六朝时期，青瓷逐渐代替了青铜器、漆器。大陆很多省份的汉墓出土的陪葬品以青铜器、漆器占主要比重，而江南六朝时期的墓葬出土的器物绝大部分是青瓷器。表明青瓷已经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具。出土的这一时期的瓷器，其造型、纹饰与汉代陶瓷、青铜器有很密切的继承关系。

西晋青釉洗，腹部有一条印纹饰，两面帖铺首衔环，具有明显的汉代特征。这类青釉洗出土数量很多。青釉三足尊，也饰有印纹饰，下为三个熊足，两面贴奔兽纹，另两面贴铺首，造型、纹饰也具有汉代特征。槅，汉墓出土有青铜槅、陶槅，器形特点为平底。西晋青釉槅胎体厚重，为拿取方便，底边镂空。西晋谷仓，上部中心为主罐，周围有四个小罐，是继承东汉五联罐和五管瓶造型而略加变化，上面浮雕佛像、鸟雀、动物，下部为罐。谷仓是墓主生前庄园情况的真实写照，也表示其企望死后能过如生前一样仓满粮食的富有生活。谷仓在江南地区稍大一点是吴、西晋墓葬中都有出土，有铭文谓之“廪”者，是装稻谷的，北方装谷的叫仓；虎子，汉代多有提梁，西晋保留了这一传统，采用立烧，口向上，臂部触地。东晋虎子也采用这种立烧法。圆虎子多为正烧。虎身一般刻划飞翅纹。西晋牛头罐，肩上有两个鼠形系，是这一时期比较少见的。从以上器物可以看出西晋瓷器的器形种类及装饰特征。造型上多取自汉代铜器、陶器，壶、罐一类器物造型比较矮胖。装饰上也借鉴铜器，多于壶、罐、洗、碗等器物的肩、腹部饰一条带状印纹装饰，间饰铺首衔环、兽纹等。

东晋瓷器种类与西晋相近，造型上的显著变化是器形向瘦高发展，肩部的系多为桥形，故称桥形系。装饰上以光素为主，少量器物的口沿、肩腹部、动物眼睛等部位点以褐色斑点，形成了这一时期器物的装饰特点。从最具有代表性的鸡头壶（罐）的演变，可以看出各时期瓷器造型与纹饰的特征。西晋鸡头罐，肩有双系，双系间饰鸡头、鸡尾。西晋早期罐的最大腹径在中间，以后重心上移，最大径在肩部，腹径与罐的高度大体相近，所以给人以矮胖的感觉，肩部有印纹饰，东晋鸡头壶盘口，壶颈较长，桥形系，有的壶口沿饰褐斑，鸡头有颈约一寸左右，鸡尾则演变为壶柄，壶的高度明显大于腹径，故给人以瘦长感觉。除青釉以外，还有黑釉鸡头壶。黑釉在汉代已经出现，东晋继续烧造，目前发现烧黑釉的仅有浙江的余杭、德清两窑，两窑同时也烧青釉。到南朝时期，鸡头壶壶身更长，柄向上发展，装饰上出现复线莲瓣纹。莲瓣纹的出现与东汉佛教传入有关。这一时期其它器物如盘、碗、罐等也有饰有莲瓣纹，形成了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东晋除鸡头壶以外，还有羊头壶，其数量少于鸡头壶，但目前出土数量逐渐增多。香薰，两晋墓出土不少，西晋造型继承汉代特征，球体上镂孔，球体与承盘之间有三足。东晋改为以支柱连接球体与承盘。

南朝仰覆莲双系壶，短流、柄上翘，出土数量不多。北方青瓷以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莲花尊为代表。莲花尊北魏墓出土两件，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各收藏一件。通体饰上覆下仰的莲花，洞窟艺术中的飞天也出现在莲花尊上，还有团花、兽面纹、叶纹等，装饰极为丰富。莲花尊南方亦有出土，却没有北方的气魄雄伟。北方莲花尊胎体厚重，釉厚的地方近于黑色。可以肯定，南北朝时期，南北方都烧造这种器物，但窑址在南北方都未发现。河北只发现有类似莲花尊特征的标本，在山东淄博窑发现了浮雕莲花瓣，这只是一点线索，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北朝青釉莲花罐，上有浮雕莲瓣，莲花瓣是印好后贴上去的，肩部有六个桥形系，是沿用东晋时的样式，但较东晋时的粗壮。这类器物出土日益增多，北朝晚期釉中含铁量较低，故釉色为浅青色，与隋代的较为接近。北朝贴花罐，含铁量高，釉为黑褐色并有窑变。河南北朝北齐墓出土的黄釉绿彩罐，是唐三彩的前身，唐三彩一般为黄、绿、白（蓝）。其发展过程是：从汉代单色釉到北朝的黄釉绿色再到唐三彩。北朝褐釉印花扁瓶，高7厘米，两面印舞蹈人物纹，其人物形态、串珠纹具有西亚地区风格。此种扁瓶北朝晚期出现，隋唐都有烧造。

南北朝时期瓷器继两晋继续发展，可喜的是北方瓷发展起来，而且有一些质量很好的器物。它改变了以往仅靠南方烧造瓷器的局面，同时为北方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隋、唐、五代瓷器的造型、纹饰特征

隋青釉印花四系壶，高35厘米，盘口、长颈、长圆腹、平底。肩部四个双条形系，颈、肩、系、腹部作四层印花装饰，印花为扇形花瓣组成的团花和叶纹。这是隋代瓷器的装饰特点。釉施至腹部，下半截露胎，是隋代青瓷施釉的一般规律。湘阴窑、淮南窑、安阳窑产品多采用印花装饰。常见的有朵花、草叶、莲瓣、几何纹等，多为独立的花、叶，连续的花纹不多见。

隋青釉高足盘，南北方瓷窑皆大量烧造，是隋代具有代表性的器形。隋青釉四系罐，施半釉，肩有四个双条形系，系高于罐口，是隋代器物的造型特点。

隋白釉龙柄双联瓶，可谓北方白瓷的代表。双瓶相联，以龙为柄，龙张口，双双衔住瓶口，造型生动。此瓶胎色较白，质地坚硬，施釉不到底，釉层薄而微微泛黄。自北朝北齐出现长颈瓶以来，至隋代瓶式更为丰富，以后历代均有烧造，造型各不相同。

唐代青釉黑斑壶，壶身画圆圈纹，系唐代特征。黑褐斑装饰西晋晚期出现，东晋盛行，唐代沿用，但数量不多。吴越王钱氏墓出土薰炉等两件大器，顶、盖镂空，周身用褐彩绘云头纹，是晚唐时出现的。浙江青釉壶，短流，平底，双带形柄。青釉玉璧底碗，碗壁45度斜出，点褐斑。窑址未发现，只能定为浙江产品，日本出光美术馆有收藏。

唐代北方盛行白瓷，白瓷器物腹部丰满，平底。平底无釉是唐代瓷器的特征，青、白、黑釉都如此。到唐代晚期，出现少量圈足器物。定窑壶，短流，双条形柄，腹部丰满，平底，河南、西安的大型墓葬出土较多，河北唐墓亦有出土。唐代定窑白釉碗，玉璧形底，有的为唇口，这种碗出土于公元763～840年间的墓葬，说明盛行于这80年间。除白釉外，还有青釉玉璧底碗。邢窑白釉盏托，五出口，卷荷叶边。五出口器物还有盘、碗等，是唐后期开始出现的，直至五代。唐中期以前碗为四出口，器里凸起四条线。北宋器物为六出口。因此，从器物口部花口四出、五出、六出就可以判断出它们是唐中期以前、晚唐、五代或宋代的器物。花口碗是在胎半干时用工具按出几条线，外为阴线，里为阳线。邢窑五出口碗是晚唐、五代之间的产品。

唐青釉凤头壶，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造型、纹饰受波斯文化影响，又有所区别。柄、流用中国传统的龙、凤装饰；纹饰中人物形像为西亚人，花叶与南北方青瓷亦不相同。北方青瓷中有40年代出土的凤头壶。除青釉以外，三彩凤头壶比较多，以洛阳、西安两地出土得为大宗，很多已流传到日本等国家。宋代仍有凤头壶，福州宋墓出土的白釉凤头壶，没有贴花装饰，亦无柄，只保留唐代凤头壶造型的遗风。

青釉鱼形瓶，唐代后期开始出现，越窑、广东梅县窑、湖南、长沙窑都有这种器形，三彩亦有这种器形。瓶以双鱼为身，背部有脊，并刻划鱼眼、鱼鳞，有的脊呈水槽形，可以穿带提起。到五代，定窑还烧制白釉双鱼瓶。

海棠式杯，是唐代常见的器形，口部为四瓣花口，杯外刻线，里有凸线。越窑、长沙窑、邛窑都烧制这类杯。上海博物馆收藏一件越窑青釉海棠式杯，口径30厘米，是国内最大的一件。传世品中小海棠式杯较多。

长沙窑贴花壶，贴棕榈树及两只飞鸟，贴花装饰最早见于唐三彩，在瓶、罐等器物上先贴花，后上釉。贴花一般采用局部帖花，内容有奔兽、狮子、团花、宝相花等，与丝绸印染有关。唐乾封三年（668年）白釉帖花钵，比长沙窑早，纹饰风格亦有西亚遗风。长沙窑的贴花有棕榈树、栏干、舞蹈俑和葡萄等纹，并有贴花的陶范出土。长沙窑白釉绿彩器产量多，用绿彩绘花草、菱形、几何、山形纹。白釉绿彩是北方河南、河北地区经常采用的装饰，但多点彩或条彩，以绿彩画纹饰的还没发现。长沙窑釉下彩绘装饰是其首创，它的出现对以后的磁州窑、吉州窑有很大影响。长沙窑釉下彩绘以氧化铜、氧化铁做呈色剂，绿色是氧化铜，红色、褐色是氧化铁。氧化铁在釉下呈褐色，在釉上呈红色。呈红色的器物长沙窑出土有十几件，纹饰有花奔、禽鸟、动物、龙纹。长沙窑以诗词作装饰的也很多。婴戏纹注壶，绘一孩童持荷奔跑。仅发现一件，婴戏纹在唐代尚属少见。长沙窑壶，短流，流一般呈八方形。北方邢窑、定窑的壶，流为圆形。越窑壶，流有八角、圆形。长沙窑壶，壶身为六瓣瓜棱形，双带形柄，流比唐代其它瓷窑产品略长，造型上仍具唐代遗风，实际上是北宋早期的产品。

花瓷拍鼓，在河南鲁山窑发现大量腰鼓残片。除鲁山窑外，河南禹县唐代也烧拍鼓，与鲁山窑产品有共同特征，都是黑地月白色斑纹，鼓身饰有七条弦纹。此外，陕西耀州、山西交城也烧拍鼓。除以上四个窑以外，估计还有窑烧这种拍鼓。传世的陶俑中，有作拍鼓动作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音乐发达，宫廷乐队多，乐器需用量大，拍鼓正是应这种需求而生产的。花瓷除拍鼓以外，还有黑地白斑罐，月白地黑斑罐，茶叶末釉地月白斑壶、罐，是利用釉中含铁量的不同，而产生出的不同的色调效果。禹县、内乡（邓窑）、鲁山都烧花瓷器物，但产量最大、质量最好的还是鲁山窑。

唐代绞胎枕，是利用二三种不同颜色的泥组成花纹装饰。这类枕底部有铭文“杜家花枕”或“裴家花枕”。由此得知，这种枕唐代称之为“花枕”，杜、裴为作坊姓氏。上面的小圆圈图案是模仿金银器、漆器的。在陶瓷发展史上，瓷器受其他工艺品影响的例子是比较常见的。

（三）宋、辽、金、元瓷器的造型、纹饰特征

越窑六瓣棱形壶，周身分六等分，通体刻划双复线莲花瓣，与其它窑不一样，是越窑宋代早期常见的形制。五管瓶，最早见于越窑，以后龙泉窑、景德镇窑，河北、河南的磁州窑系诸窑都烧制五管瓶。最早的五管瓶五管较短，以后逐渐向长演变。北宋早期越窑盛行刻划莲瓣纹，此装饰在浙江其他瓷窑如宁波、鄞县窑亦采用。有些器物上有北宋纪年铭文，证明它是北宋比较流行的纹饰。越窑青釉执壶，上刻有莲瓣纹，过去定为五代，从近十年墓葬出土情况看，五代墓没有出土过这类器物，却出在北宋早期墓中，由此证明是北宋早期的，过去一些图录中把细线划花的器物定为五代，从墓葬出土情况看，也属北宋早期的产品。

注子、注碗，原来是金属器，用于温酒。北宋时期，青白瓷注子、注碗出现。据出土资料统计，国内南北各地出土了几十套，出土范围北至辽宁，南到浙江、江西，浙江海宁县就出土了几十套，都是景德镇的产品。注子多配以坐狮形盖，壶身有圆形、瓜棱形，多花口，碗里心一般刮釉，使注子放上不致于滑动，稳定性好。除青白瓷以外，陕西耀州窑亦发现青釉圆形注碗。南宋时期，景德镇生产的青白瓷，釉中含铁量高一些，故大多数青白瓷釉发青。日本、韩国出土的这类青白瓷数量很多。青白瓷梅瓶，口向外折，短颈。与北方河南、河北、山西的梅瓶相比，景德镇瓶口部外折部分较薄，而北方瓶口外折部分较厚，形成了南北方梅瓶不同的造型风格，青白瓷经常采用的装饰是刻花篦划或篦点纹。湖田窑青白瓷釉色好，底足露胎中心呈黑、褐色，具有湖田窑的特色。

北方磁州窑系的剔花，是在剔花之前先上白色陶衣，然后剔掉花纹以外的地子，露出胎色，有的为深灰色，有的是土**或褐色。剔花执壶，河南登封窑出土过局部标本，可能是登封窑的产品。这类剔花壶、瓶北方河南、河北出土很多，完整器物大多流落到日本，国内反而少见。磁州窑系剔花枕，为不规则的八方形，中间菱形开光，两边花叶纹，通气孔在右侧。传世这类风格的器物见到有30多件，是一个窑的产品，窑址还未发现，估计是山西烧造的。30多件枕，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几件。

黑釉剔花罐，过去定为磁州窑，现在证实是山西窑烧造的。山西雁北的大同、怀仁、浑源等窑都有这类标本。

白釉剔花再罩绿釉，是磁州窑的特殊装饰。其他窑未见，磁州窑窑址出土过这类标本。到元代，绿釉下改为画花，菲律宾出土了很多元代磁州窑的绿釉画花器物。

磁州窑白釉划花，花纹以外的地子为篦划纹。篦划纹是用六或七齿工具划出的复线。此纹饰北方使用比较普遍，磁州的观台、彭城，河南禹县扒村，山东淄博等窑都采用这种纹饰，纹样内容丰富。

磁州窑的白地黑花为此窑的中档商品，黑花上再划花纹，属高档商品。由于磁州窑属民间瓷窑，所以纹饰往往一挥而就，线条自由奔放。龙纹瓶，龙体削瘦，龙首像狮子，嘴、眼传神，三爪有力，艺术水平很高。白地黑花枕，画冬景寒鸦，有宋人画意。梅瓶，造型美，纹饰很精。

珍珠地六管瓶，珍珠地是仿金银器纹饰，上面还有绿彩，是磁州窑系产品，估计河南烧造的可能性大。

定窑印花龙纹盘，这类标本遗址出土很多，是北宋后期哲宗、徽宗使用的宫廷用瓷。有的底部刻“尚食局”三字，是宋代御膳房使用的。定窑为民间烧制的瓷器数量很大，印花纹饰亦很精美，从纹饰上看不出从草创到发展成熟的过程。就一般瓷窑而言，其产品都有一个从初期简单草率，到以后逐渐复杂、精美的发展过程。而定窑印花水平一开始就很高，定州不仅出瓷，也出缂丝。缂丝在宋代也很有名，有可能定窑印花是借鉴缂丝完整的图案纹饰，刻成陶范再印到瓷坯上。唐宋瓷器向同期工艺品种借鉴的例子有很多，如青白瓷。景德镇五代时期的窑有五处，同时烧青瓷、白瓷，到北宋，青瓷、白瓷突然不见了，出现青白瓷，这也违背一般瓷窑的发展规律。一个窑的瓷器品种有一个继续发展，逐步衰落的过程。景德镇宋代一改前朝的青瓷、白瓷品种，而烧青白瓷，究其原因，是借鉴了同期的玉器工艺。宋代流行青白玉，那是上层社会宫廷、达官使用的，平民绝无条件问津。为适应民间需要，景德镇仿青白玉效果，大量烧制青白瓷。宋代李清照《醉花阴》中记载的“玉枕纱橱”中的“玉枕”实指青白瓷枕。

金代花口瓶，五瓣口向下翻，绝大多数出于瓷窑遗址金代地层和金墓之中。曲阳出土了白釉花口瓶。钧窑烧月白釉花口瓶，磁州窑烧三彩花口瓶，颈、腹、足各占三分之一，造型独特。

金代南北方都出现一种黑釉起白或褐色线纹装饰的器物。线的排列方法有满线、三线一组，一、二、一间隔排列等形式。河北磁州，河南禹县、鹤壁，山东淄博，四川广元等窑都有烧造。目前可以判断传世品窑口的只有淄博窑，其特点是黑釉罐上满线纹，但在双系下，有交叉的两条线纹，可以断定是该窑产品，日本、英国分别收藏一件淄博窑的完整器物。四川广元窑的黑釉起线纹罐与其它窑的同类器物又有所不同。它是经过两次烧成的，先素烧坯，再上釉二次烧成，在窑址中采集的标本有素烧坯及二次烧成的器物标本。

（四）明清瓷器的造型、纹饰特征

明清两代瓷器的造型更加符合实际生活的需要。瓶、罐、壶、盘、碗等器物都有多种形式。青花瓷器为明、清两代瓷器生产的主流，历经四百年盛烧不衰。不同时期使用不同的青料并由此产生不同的色调效果与风格，这已成为判断瓷器年代的重要依据。

永乐、宣德青花瓷器在造型、纹饰上受到了西亚银器、铜器的影响，执壶、花浇、折沿盆、烛台、钵等都具有西亚作风。梅瓶、扁瓶、天球瓶以及各式罐、盘、碗、洗等是这一时期常见的器形。纹饰中以龙凤纹占主要比重，并贯穿于整个明、清时代。

正德瓷器因明武宗的妃子信奉回教，故瓷器装饰上的显著特点是阿拉伯文较多。

嘉靖瓷器造型的特点是葫芦瓶较多，方的、圆的、上圆下方的、高的、矮的、大的、小的，应有尽有。此外，方形器物较多。由于世宗信奉道教，故纹饰上道教色彩浓厚，典型的纹饰有八仙人、云鹤八卦。缨络纹也是这时期长见的纹饰。

康熙时期民窑瓷器有很大的发展，外销数量很大，欧洲收藏有大量康熙民窑的瓷器。双耳盖瓶等具有欧洲瓷的造型特点。人物纹、山水纹凤尾尊、棒棰瓶比较多见。康熙青花由于使用云南珠明料，蓝色明亮，层次较多，具有水墨画的效果。

五彩瓷器始于明代宣德年间，嘉靖、万历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而到康熙时期，釉上蓝彩取代了釉下青花、黑彩、紫彩、金彩大量使用，另外红、绿、紫彩还可分化出深浅不同的色调。纹饰题材几乎无所不包，人物、鸟兽、花草、虫蝶生动而艳丽，达到了历史上五彩瓷器的发展高峰。

商代人们对自然界现象不认识，不理解，而产生祭祀天地山川，崇拜鬼神。反映在青铜器纹饰上，多属抽象、幻想的动物，给人以神秘、庄严、肃穆之气氛。在商代前期青铜器纹饰较简单，大都饰以单线条的饕餮纹，夹以圈带纹、乳丁纹和涡纹等。商代后期，流行繁缛花纹，主要表现以云雷纹为地纹，主题纹饰除饕餮纹外，还有蝉纹、鸟纹、龟纹、蛇纹等动物纹和各种几何形纹饰。花纹往往遍布器物全身。商末周初，社会动乱，天命观动摇，是西周青铜器纹饰变化的重要因素。此时已不是狂热的崇拜鬼神，而是较多地注意对祖先的祭祀，作器铸铭文，以颂扬先人的功德，宣扬夺取政权符合天命，以巩固政权。

1兽面纹古称饕餮纹，（饕餮为传说中贪食猛兽之名），古人认为此兽有首无身极为恐怖，实际上这类纹饰是各种各样动物或幻想中神兽的头部正视图案。后另名为兽面纹，比之饕餮纹更确切、明了。 兽面纹主要的装饰对象是鼎，青铜鼎除了作为实用器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用途，就是作礼器使用。兽面纹大都以夸张的兽面、简洁的线条来修饰器物，相信这同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宗法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研究古中国的社会、经济与宗教的主要依据。 兽面纹的特点是以鼻梁为中线，突出正面造型，两侧作对称排列，上端第一道是角，角下有目，较具体的兽面纹在目上还有眉，目侧有有耳，多数有爪，两侧有左右展开的体躯或兽尾，少数简略形式的则没有兽体和尾部。可以说所有的兽面纹基本上是按这一模式塑造的，只是在表现方法和技巧上，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同。

亦称“兽面纹”。青铜器上常见的装饰纹样之一。纹样象征古代传说中一种贪食的凶兽饕餮的面形，图案多有变化。

饕餮一词见于《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

商代至西周时常作为器物上的主题纹饰，多衬以云雷纹。西周后期以后逐渐推动主题纹饰的突出地位，常用仿器耳或器足上的装饰。

自宋代宣和时的《博古图录》称此类纹饰为饕餮纹后，历代沿用这一名称。

23龙纹包括夔纹和夔龙纹。这里的"夔"古称是一角一足的动物，实际上则是双足动物的侧面像。龙在古人心目中的形象是多种多样的，因此纹饰也各有不同，按图案结构分，有爬行龙纹、卷体龙纹、交体龙纹、双体龙纹、两头龙纹等。

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龙是古代神州传说中的动物。一般反映其正面图象，都是以鼻为中线，两旁置目，体躯向两侧延伸。若以其侧面作图象，则成一长体躯与一爪。

龙的形象起源很早，但作为青铜器纹饰，最早见于商代二里冈期，以后商代晚期、西周、春秋直至战国，都有不同形式的龙纹出现。

商代多表现为屈曲的形态；西周多表现为几条龙相互盘绕，或头在中间，分出两尾。

传说龙的出现与水有关，《考工记·画缋之事》谓：“水以龙，火以圜。”是用龙的形象来象征水神，因此在青铜水器中，龙的图卷或立体形象有更多出现。

根据龙纹的结体大致可分为爬行龙纹、卷龙纹、交龙纹、两头龙纹和双体龙纹几种。自宋代以来的著录中，在青铜器上，凡表现为一爪的这样纹饰，又称为“夔纹”或“夔龙纹”。

夔纹 图案表现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夔，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自宋代以来的著录中，在青铜器上，凡是表现一足的类似爬虫的物像，都称之为夔或夔龙，这与古籍“夔一足”的记载有关。《说文·攵部》：“夔，神也，如龙一足。”有的夔纹已发展为几何图形化的装饰，变化很大。常见的有身作两岐，或身作对角线，两端各有一夔首。盛行于商和西周前期。

4凤鸟纹

凤凰始见於《诗经》，原为“凤皇”，汉代毛亨解释为“雄为凤，雌为皇”。凤和龙同为古代的祥瑞动物。“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明玄鸟就是商的图腾，在古代，凤鸟就是鸟图腾的代表。

凤鸟纹按照构图形象分为长喙鸟纹，体躯是鸟，头部有一较长的喙；鸱枭纹，正面，大圆眼，毛角大翅，盛行於商代中晚期；雁纹，是鸟纹中写实的形象，属春秋晚期北方的风格。凤鸟纹多饰於鼎、簋、尊、卣、爵、觯、觥、彝、壶等器物的颈、口、腹、足等部位。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上已有明确的鸟纹。青铜器上最早出现的是二里冈期的变形鸟纹。殷墟时期已有鸟纹作为主要纹饰。西周早期起鸟纹大量出现，一直到春秋时期。

商代鸟纹多短尾，西周鸟纹多长尾高冠。鸟纹包括凤纹、鸱枭纹、鸾纹及成群排列的雁纹等。

5 蟠螭纹 民间有龙生九子，蛟和螭都是龙子的说法，而蟠则指“盘曲而伏”。古代表铜器上的蟠螭纹，其身体和腿似龙，而面部似兽。此纹于商、明、周，是春秋战国和汉代玉器上的主要纹饰。战国的蟠螭纹，圆眼大鼻，双线细眉，猫耳，颈粗大且弯曲，腿部的线条变弯曲，脚爪常上翘。身上多为阴线勾勒，尾部呈胶丝状阴刻线。汉代，眉上竖且内色，眼眶略有下坠，鼻梁出现了细线划纹，身体与战国时没有差别，只是尾部出现由两个卷纹只有三条腿。南北朝时期，眼睛稍长且有弯度，嘴边两腮多有凹槽，头上有的长角，有的无角，腿短，一般前腿只有一个，所以也是三条腿，有时，前腿伸出一点作为第四条腿，尾部的卷云纹较以前宽了一些。宋代，最大的特征是在鼻子下有一条很宽的阴线，极富立体感。元代，头额宽而高，其眉、眼、鼻、口都集中在整个面部的下方，仅占面部的三分之一，颈项低下，许多地方已被发毛掩住、上升、伏地、盘旋等形象，其气势磅礴，形态美观。直至清代，则出现了以前各个时代均未有的独特纹饰。

6蟠虺纹

蛇纹 青铜器上的一种纹饰。有三角形或圆三角形的头部，一对突出的大圆眼，体有鳞节，呈卷曲长条形，蛇的特征很明显，往往作为附饰缩得很小，有人认为是蚕纹。个别有作为主纹的，见于商代青铜器上。

商末周初的蛇纹，大多是单个排列；春秋战国时代的蛇纹大多很细小，作蟠旋交连状，旧称“蟠虺纹”。

蟠虺纹

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以蟠屈的小蛇的形象，构成几何图形。盛行于春秋战国。

7云雷纹是变形线条纹的一种，大都用作地纹，起陪衬主纹的作用。用柔和回旋线条组成的是云纹，有方折角的回旋线条是雷纹，盛行于商中晚期。

8涡纹 又称火纹。顾名思义，近似水涡，故为涡纹。其特征是圆形，内圈沿边饰有旋转状弧线，中间为一小圆圈，似代表水隆起状，圆形旁边有五条半圆形的曲线，似水涡激起状。有人认为，涡纹的形状似太阳之像，是天火，又故称火纹，商代早期的涡纹是单个连续排列的，商代中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一般与龙纹、目纹、鸟纹、虎纹、蝉纹等相间排列。涡纹多用于罍、鼎、斝、瓿的肩、腹部，它盛行于商周时代。

9重环纹 由略呈椭圆的环组成纹带，环有一重、二重、三重，环的一侧形成两直角或锐角。有时也与其他纹饰相配出现。盛行于西周中、后期。

10窃曲纹 是由两端回钩的或“S”形的线条构成扁长图案，中间常填目纹，盛行于春秋战国。

夔纹：表现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图案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有的夔纹已成为几何图形化的装饰。多作为器物上的主纹。

龙纹：图案取传说中龙的形象。基本上有三种形式：屈曲形态，几条龙相互盘绕，头在中间分出双身。

蟠螭纹：形状象夔，张口，卷尾，图案以蟠屈的小蛇(虬)构成图形。

鸟纹：图案有的长翎垂尾，有的长尾上卷，头前视或作回首状。也有的鸟头上作仰起或下垂的高冠，这种形状的鸟纹，也通称为凤鸟纹。鸟纹多作为器物上的主题纹饰。

蝉纹：图案大多数在三角形中作蝉体，无前后足，四周填以云雷纹。也有作长形，并有前后足的，中间再填以云雷纹。

蚕纹：头圆，两眼突出，体屈曲状。多饰于器物的口部或足部。

象纹：图案表现象的形态，有长鼻构成明显的特征，也有单以象头、象鼻为图案的。

鱼纹：图案表现为鱼的形态，有的鱼形象较为呆板，有的形象生动。脊鳍与腹鳍各一个或两个。鱼纹常饰于盘内，反映器物装饰和器物的造型是密切结合的。鱼纹也常施于铜洗和铜镜上。

龟纹：其状一般是刻画出龟的全形，在铜器中见到的不多，多施于盘内。

贝纹：形状作贝壳状，将单独的贝壳连接起来组成图案。

云雷纹：青铜器上的一种典型纹饰图案。它的基本特征是以连续的回旋形线条构成的几何图形。有的图案作圆形的连续构图，称为云纹；有的图案作方形的连续构图，称为雷纹。云雷纹常作青铜器的地纹，用以烘托主题纹饰。也有单独出现在器物颈部或足部的。

勾连雷纹：由近似T形互相勾连的线条组成。

乳钉纹：青铜器上最简单的纹饰之一。纹形为凸起的乳突排成单行或方阵。另有一种图案，乳钉各置于斜方格中，称为斜方格乳钉纹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中国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在英文中"瓷器["(china)一词也有"中国"的意思。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早期的瓷器。因为其无论在胎体上，还是在釉层的烧制工艺上都尚显粗糙，烧制温度也较低，表现出原始性和过渡性，所以一般称其为"原始瓷"。

瓷器脱胎于陶器，它的发明是中国古代先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探索出来的。烧制瓷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制瓷原料必须是富含石英和绢云母等矿物质的瓷石、瓷土或高岭土；二是烧成温度须在1200℃以上；三是在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面。

原始瓷作为陶器向瓷器过渡时期的产物，与各种陶器相比，具有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等特点，因此发展前景广阔。原始瓷烧造工艺水平和产量的不断提高，为后来瓷器逐渐取代陶器，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奠定了基础。

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至宋代时，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是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时的钧窑、哥窑、官窑、汝窑和定窑并称为五大名窑。被称为瓷都的江西景德镇在元代出产的青花瓷已成为瓷器的代表。青花瓷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洁白的瓷体上敷以蓝色纹饰，素雅清新，充满生机。青花瓷一经出现便风靡一时，成为景德镇的传统名瓷之冠。与青花瓷共同并称四大名瓷的还有青花玲珑瓷、粉彩瓷和颜色釉瓷。另外，还有雕塑瓷、薄胎瓷、五彩胎瓷等，均精美非常，各有特色。

多姿多彩的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瓷器"与"中国"在英文中同为一词，充分说明中国瓷器的精美绝伦完全可以作为中国的代表。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产生于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这一时期在前代陶器和原始瓷器制作工艺发展，东汉时期北方人民南迁以及厚葬之风的盛行的基础上，以中国东部浙江的上虞为中心的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这件浙江上虞县面官镇出土的东汉时期青釉水波纹四系罐，为我们展示了瓷器烧造工艺发展的初期情况。 唐代瓷器的制作技术和艺术创作已达到高度成熟；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涌现；明清时代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都超过前代。我国的陶瓷业至今仍兴盛不衰，质高形美，其中比较著名的陶瓷产区有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广东石湾和枫溪、江苏宜兴、河北唐山和邯郸、山东淄博等。

清时期彩瓷的种类很多，从烧造工艺上来区分，除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之外，可以分为釉上彩和釉上釉下混合彩两大类。釉上彩是先烧成白釉瓷器，在白釉上进行彩绘，再入彩炉低温二次烧成，釉上五彩，粉彩、珐琅彩都是釉上彩。釉上釉下混合彩是先烧成釉下彩 (即在瓷胎上直接绘画图案，罩透明釉高温一次烧成，主要是青花) ，然后再在适当的部位涂绘釉上彩，入炉低温二次烧成。青花矾红彩，斗彩、青花五彩都属于釉上釉下混合彩。最终形成青花类；色釉瓷类；彩瓷类三大系列。

瓷器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是举世都公认的。瓷器的发明是在陶器技术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商代的白陶以是用瓷土（高岭土）作原料，烧成温度达1000°C以上，它是原始瓷器出现的基础。

白陶的烧制成功对由陶器过度到瓷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商代和西周遗址中发现的“青釉器”以明显的具有瓷器的基本特征。它们质地较陶器细腻坚硬，胎色以灰白居多，烧结温度高达1100-1200°C，胎质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器表面施有一层石灰釉。但是它们与瓷器还不完全相同。被人称为“原始瓷”或“原始青瓷”。

原始瓷从商代出现后，经过西周、春秋战国到东汉，历经了1600-1700年间的变化发展，由不成熟逐步到成熟。

东汉以来至魏晋时制作的瓷器，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多为青瓷。这些青瓷的加工精细，胎质坚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层青色玻璃质釉。这种高水平的制瓷技术，标志着中国瓷器生产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我国白釉瓷器萌发于南北朝，到了隋朝，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至唐代更有新的发展。瓷器烧成温度达到1200°C，瓷的白度也达到了70%以上，接近现代高级细瓷的标准。这一成就为釉下彩和釉上彩瓷器的发展打下基础。

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在工艺技术上，有了明确的分工，在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宋代闻名中外的名窑很多，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以及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等产品都有它们自己独特的风格。耀州窑（陕西铜川）产品精美，胎骨很薄，釉层匀净；磁州窑（河北彭城）以磁石泥为坯，所以瓷器又称为磁器。磁州窑多生产白瓷黑花的瓷器；景德镇窑的产品质薄色润，光致精美，白度和透光度之高被推为宋瓷的代表作品之一；龙泉窑的产品多为粉青或翠青，釉色美丽光亮；越窑烧制的瓷器胎薄，下巧细致，光泽美观；建窑所生产的黑瓷是宋代名瓷之一，黑釉光亮如漆；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冠，瓷器釉色以淡青为主色，色清润；官窑是否存在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一般学者认为，官窑就是卞京官窑，窑设于卞京，为宫廷烧制瓷器；哥窑在何处烧造也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根据各方面资料的分析，哥窑烧造地点最大的可能是与北宋官窑一起生产；钧窑烧造的彩色瓷器较多，以胭脂红最好葱绿及墨色的瓷器也不错；定窑生产的瓷器胎细，质薄而有光，瓷色滋润，白釉似粉，称粉定或白定。

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发展，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到多色釉，然后再由釉下彩到釉上彩，并逐步发展成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

彩瓷一般分为釉下彩和釉上彩两大类，在胎坯上先画好图案，上釉后入窑烧炼的彩瓷叫釉下彩；上釉后入窑烧成的瓷器再彩绘，又经炉火烘烧而成的彩瓷，叫釉上彩。明代著名的青花瓷器就是釉下彩的一种。

明代精致白釉的烧制成功，以铜为呈色剂的单色釉瓷器的烧制成功，使明代的瓷器丰富多彩。明代瓷器加釉方法的多样化，标志着中国制瓷技术的不断提高。成化年间创烧出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的“斗彩”，嘉靖、万历年间烧制成的不用青花勾边而直接用多种彩色描绘的五彩，都是著名的珍品。清代的瓷器，是在明代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制瓷技术达到了辉煌的境界。康熙时的素三彩、五彩，雍正、乾隆时的粉彩、珐琅彩都是闻名中外的精品。

明代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而烧成的一种瓷器，由于釉下彩青花与釉上彩绘争奇斗艳，故名“斗彩”。

清代仿铜胎画珐琅效果的一种瓷器。珐琅彩又称“料彩”。

“丝绸之路”与“陶瓷之路”

丝绸与陶瓷是中国人民奉献给世界的两件宝物，这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所用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伊斯兰民族用中国的大青花瓷盘盛饭装菜，然后很多人围着一圈共同席地享用；菲律宾等民族将中国陶瓷作为神物顶礼膜拜；非洲人将中国瓷器装饰于清真寺、宫殿等建筑上。古罗马人将中国的丝绸奉为上流社会和贵妇的奢侈品，并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引发了一场丝绸与道德之间的争论。丝绸与陶瓷作为物质产品出现，其意义不仅只此作为可用、可穿之物，由此而延伸出来的两条大道，彻底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肇始于西汉，从当时的首府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沿楼兰古城，过阿拉山口，出中亚、西亚抵安息、大秦等地，当然这是“丝绸之路”最主要的一条通道；此外在中国的西南、东南沿南也存在。故“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域风貌有：沙漠、草原、高原、高山、平原、海洋等，蕴含着说不尽的艰辛和酸楚。“丝绸之路”因丝绸而发，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文化之路，现代将其命名为“亚欧大陆桥”，使之成为世界上诸多文化的母胎。在这条路上，传播得最为成功的是宗教。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大秦，这公元前60年的历史时刻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闪烁光辉。其后的岁月，“春风度过玉门关”，也有了“劝君少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有故人”的新型外交关系。是这条路，让中国人认识了波斯人、阿拉伯人、希腊人、罗马人、日本人、朝鲜人、印度人和地道的欧洲人……

“丝绸之路”一词是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来的，他曾七次沿着这条商路来到中国，著有三卷本的《中国》一书，其后的“文化使者”——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等也曾踩着同行者的足迹，窥视中国文化的神秘。为此，许多无价之宝至今散落在世界各地。一个世纪以前，一个无知的看守佛教寺窟的中国道士——王圆箓 ，区区几个铜板，拱手奉送了敦煌几乎一半的文化财富，所幸这些文物现已都得到妥善的保存和传播，我想现世的中国人是否应该好好看看西方人如何对待文化、对待传统，在这些文物面前难道真的若无所思吗？可喜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8年开始实施了“丝绸之路考察”的十年规划，其主题是“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的综合考察”，进一步奠定了这条商路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陶瓷之路”（The China Road ）发端于唐代中后期，是中世纪中外交往的海上大动脉。因瓷器的性质不同于丝绸，不宜在陆上运输，故择海路，这是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在这条商路上还有许多商品在传播，如茶叶、香料、金银器……。之所以命名为“陶瓷之路”，主要是因为以瓷器贸易为主的性质，也有人将这条海上商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唐代中后期，由于土耳其帝国的崛起等原因，“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开始削弱。“陶瓷之路”的起点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东海岸或经红海、地中海到埃及等地；或从东南沿海直通日本和朝鲜。在这条商路沿岸洒落的中国瓷片象闪闪明珠，照亮着整个东南亚、非洲大地和阿拉伯世界。唐代史书记载，唐代与外国的交通有七条路，主要是两条：安西入西域道、广州通海夷道，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唐代商业的繁荣不仅从长安体现出来，在东南的扬州也更是如此，扬州时有“雄富甲天下”之美名，否则就不会有李白之“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如果说陆上“丝绸之路”给中国带来了宗教的虔诚，那么“陶瓷之路”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同时也为殖民掠夺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16、17世纪以后的“陶瓷之路”，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了殖民掠夺之路。

“陶瓷之路”是日本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作为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重要成员，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开罗）的考古发掘，彻底启开了这位对中国陶瓷有迷恋情结的人的心扉。于是他将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对中国陶瓷的考古成果，著就了《陶瓷之道》这本影响世界的陶瓷著作，其意义深远。他在日本和世界陶瓷学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陶瓷之路》同时也让世人再一次了解和认识了这个与中国同名的“china”。

苏州博物馆馆藏文物4万余件，其中一级文物865件/套，二级文物1188件/套，三级文物32295件/套，尤以历年考古出土文物、明清书画、工艺品见长。此外，苏州博物馆还收藏有古籍善本725种3128册，普本28501种91754册，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两塔瑰宝　[宋]五节石函：顶部边长225厘米，底部边长27厘米，通高441厘米。1956年在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第三层发现。石函平面方形，下广上狭，分五节叠落而成，无雕刻，内原置铁函。 [宋]铜如来佛像：高16厘米。1978年于瑞光寺塔第三层塔心的天宫中发现。佛像皆螺发肉髻，但在雕刻处理上各不相同。肩圆臂瘦削，胸肌结实，结跏跌坐于束腰莲花台上。相传释迦穆尼在菩提树下进入禅思，修悟怔道，采用的就是这种姿势，因此佛教通常以全跏坐为如来坐，身后皆有显示光明的火焰纹背光。 [五代]铜质大金涂塔：通高368厘米，塔座15厘米。塔为四方形，可拆卸，整个塔大致可分五部分，从上到下分别为：塔刹、蕉叶形插角、塔身、铜盖及带有四面十六个罗汉像的须弥座，整个塔身雕刻系印度风格，各面刻有佛教故事，蕉叶形插角外侧共刻故事三十二则，内侧分立四大天王像。塔刹占全塔比例约三分之一，刹座为莲形覆钵，刹身有相轮五重。 [宋]铜佛坐像：高192厘米，1956年在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第三层发现。螺髻，双耳垂肩，身着袒右袈裟，结跏趺坐于圆形蒲团座上，背而出一环纽，未见背光。 [宋]铜十一面观音：高235厘米。两尊十一面观音像大体相同。观音像立于束腰莲花台上，一脚向侧前略伸，身穿天衣，一条飘带轻轻搭在右手上，左手持一宝瓶。全身配有璎珞、耳珰、颈饰、胸饰、臂钏、腕钏等各种珠宝佩带装饰，一条珠链从项颈处斜长至足背，身式略呈“S”形。 [宋]铜地藏佛像：通高21厘米。地藏菩萨像发现于瑞光寺塔第三层塔心的天宫中。其貌似沉寂端庄，阔额长耳，身披袈裟，衣纹流畅，半跏坐于长方形座上，左足下踏着莲花台。右手持一宝珠，左手置于膝上。 [五代]秘色瓷莲花碗：碗高89厘米，口径139厘米，盏托高66厘米，底径93厘米，通高135厘米。1956年在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第三层发现。这件越窑秘色青瓷莲花碗由碗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为直口深腹圈足，盏托形状如豆，盘口外翻，束腰，圈足外撇。碗身外壁、盏托盘面和圈足均饰重瓣莲花，如浅浮雕状凸起，被认为是五代、北宋年间秘色瓷标准器。 [宋]浮雕佛像石函：长46厘米，宽265厘米，高25厘米。1956年在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第二层发现。系有六块裁好的砚石板榫合而成，平面长方形，盝顶，函身每面浮雕佛像五尊，底部四周刻如意云纹花边，函盖内面涂成漆地。石函内原置鎏金镂花包边楠木经箱。 [宋]针刺佛像铜镜：直径162厘米。针刺佛像，有“曹庶升舍入塔”六字。 [宋]楠木经箱：束腰长378厘米，宽192厘米，高21厘米，楠木制作。箱底垫有丝织物，外涂器，各部边缘和接缝处都镶包银质鎏金花边。这只经箱大体完整，箱上记载制作艺人姓氏更属可贵。1956年于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现藏苏州博物馆。 [宋]嵌螺甸经箱：长348厘米，宽137厘米，高127厘米。经箱分盖、身、台三部分。盖为盝顶长方形套盖，盖面图案在散花中聚成三朵团花，中间镶半圆形水晶，并点缀五彩宝石。四周斜坡和边沿嵌有瑞花、菱形环带花纹间以蝴蝶和飞鸟状钿片。箱身壁面四周嵌缠枝形石榴、牡丹等花卉，寓意“子孙满堂”。台座采用须弥座形式，设16个凹形台门，中有堆漆描金瑞草，金碧辉煌。 [宋]盛真珠舍利宝幢内木函：宽425厘米 ，高123厘米。1978年发现于苏州瑞光寺塔第三层天宫，真珠舍利宝幢就安置在这只内木函之中。内木函用银杏木制成，为五节正方形套叠式。在它内壁书有“大中祥符六年四月十八日记”字样，外壁画有彩绘四天王像，为罕见的宋画精品。四天王像比例均匀，面部表情夸张，画中还处处可见唐代画圣吴道子的遗风，笔墨浑厚雄健，用柳叶描法，线条生动流畅。 真珠舍利宝幢：通高1226厘米。1978年4月12日，三个顽童登上岌岌可危的瑞光古塔掏鸟蛋时，在宝塔的第三层意外发现了一个封存已久的宝藏，宝幢即是其中之一。宝幢置于黑色外木函内，木函的正面立墙上有两排白漆楷书：“瑞光院第三层塔内真珠舍利宝幢”。宝幢的主体用楠木构成，分须弥座、佛宫、刹三个部分。 书画[明]王宠《春山图》：内纵1008厘米，横305厘米；外纵240厘米，横57厘米。此幅《春山图》是其一幅极其少见的绘画作品，在其图左上角题诗一首：“媚眼风光恰似春，白沙黄荻水粼粼。轩窗遍启抛书坐，猿鹤襟期土木人。” [明]刘钰《烟水微茫图》：内纵1389厘米，横44厘米；外纵250厘米，横73厘米。在此图的右上方有刘珏五言诗一首，最上方为徐有贞行草五言题诗和跋文。根据徐有贞跋可知，此画作成化二年夏至后的一天，刘珏与徐有贞乘船至相城沈周家，在沈周家中作画、题文和跋文，为后人传达了吴门文人雅土的生活情景，特别是“江南不可思，动予情依依”的艺术情怀。 [明]蓝瑛《仿大痴山轴》：内纵3315厘米，横1005厘米；外纵440厘米，横137厘米。 [明]米万钟《红杏双燕图轴》：内纵156厘米，横539厘米；外纵255厘米，横65厘米。此轴画虬枝红杏，勾勒圈点，是当时作风。下一湖石，瘦皱玲珑，画法古怪，形似荆、关，而神似范宽。石后几丛芍药，元人画法，颇得逸韵。图中双燕相互顾盼，黑燕以红杏为衬景，白燕以拳石为烘托，别具新意。 [清]任薰《茹叶蜻蜓图》：内纵1522厘米，横544厘米；外纵270厘米，横85厘米。 [明]陈淳《牡丹湖石图轴》：内纵181厘米，横952厘米；外纵290厘米，横118厘米。 [明]唐寅《灌木丛篠图轴》：内纵1094厘米，横589厘米；外纵250厘米，横89厘米。 [明]夏昶《墨竹图轴》：内纵483厘米，横258厘米；外纵215厘米，横57厘米。此图两丛墨竹左出，一丛茂密，有沉甸甸下压之动态；另一丛为新篁，疏朗飘逸，十分传神。款署“仲昭”，钤“太常寺卿图书”印。 [明]沈贞吉《秋林观瀑图轴》：内纵143厘米，横61厘米；外纵270厘米，横90厘米。沈贞吉画法杜琼，其画传世极少。 陶瓷　青花折枝花果纹大盘明：宣德时期。高5厘米，口径299厘米，底径203厘米。胎质细腻，器形规整。侈口，浅弧腹，圈足，砂底。青花色泽纯蓝，无黑色锈斑，为国产含锰较高的钴土矿青料烧造。盘内壁绘青花折枝仙桃、荔枝、樱桃和柿子，中心纹饰为干叶榴花。外壁口沿处有青花匾额式款“大明宣德年制”，腹部四周为折枝番莲四组。底足露胎处火石红色明显。 洒蓝釉反口石榴尊（清）：雍正年间。高182厘米，口径76厘米，底径68厘米，最大腹径156厘米。胎质坚致细白。石榴形，五瓣花口外撇，束颈，圆肩，圆腹，卧底假圈足。通体采用钴彩料为着色剂，釉面花纹犹如洒落的蓝色水滴，故称“洒蓝”，又名“雪花蓝”、 “青金蓝”。由于洒落的钴料深浅不一，釉色形成了青、蓝、白错落有致的斑点，外底书“大清雍正年制”青花六字行篆书款。 青花釉里红桃子天球大瓶（清）：口微撇，长颈，假圈足，腹部丰满浑圆，似天体中的星球，故名“天球瓶”。整器比例合度，假圈足处理光滑。器身以青花绘桃树、桃叶，勾勒花、桃，釉里红作花蕊、花瓣之色，并绘大小寿桃九只。釉里红的烧造技术高超，釉厚处呈微黄绿色，显出了寿桃的成熟感。 洒蓝釉反口石榴尊（清）：胎质坚致细白，石榴形，五瓣花口外撇，束颈，圆肩，圆腹，卧底假圈足。通体采用钴彩料为着色剂，釉面花纹犹如洒落的蓝色的水滴，故称“洒蓝”，又名“雪花蓝”、“青金蓝”。由于洒落的钴料深浅不一，釉色形成了青、蓝、白错落有致的斑点，外底书“大清雍正年制”青花六字三行篆书款。 清康熙款斗彩海水龙盆：清康熙年间。高4cm，口径213cm，底径125。敞口，浅弧腹，大平底，矮圈足。胎体坚致细白，通体施白釉，釉色白中闪青。整器以海水云龙纹装饰，器外壁用釉下青花绘云纹，釉上抹红绘龙，并用黑彩点睛。器内壁绘五爪龙穿行于云海之间，龙姿威猛，龙嘴微张，犄角后掠。底书“大清康熙年制”青花双圈六字二行楷书款。 [清]陈鸣远款紫砂方斗杯：高54厘米，长119厘米，宽104厘米。此杯为酒器，形如方斗，器形规整。敞口，斜腹，平底。整器呈栗壳色，内壁光素，外口沿及下沿各饰连续回纹一周，左壁凸塑衔环铺首，右壁塑羊兽弧形把，并连有活环，正面阴刻行楷“斗有酒藏之久为君子有”十字诗句及划刻楷书“庚子维夏存朴堂主人属”和“作鸣远”等十三字，旁有阳文篆体圆形“陈”，方形“鸣远”二方印戳，背面凸塑螭龙一条。 [清]紫砂干果洗：高37厘米，长99厘米，宽83厘米。乾果杯实为象生器，是用含有白色细砂的棕色泥塑半爿栗壳型杯，下在浅棕色的板栗蒂疤处，用黄泥塑胡桃一只，旁附白色泥作的西瓜子一粒；在杯底胡桃，瓜子的左上方，有用棕色泥塑的乌菱一只及白色泥作的花生果一颗，右上方有用深紫泥塑的荔枝及白泥塑的白果各一粒，作杯的支衬足及把柄。 明，德化窑白瓷凸花高足簋：高97cm，口径14cm，底径109cm。簋式炉造型，敞口，平口沿，短束颈，扁鼓腹，胫部折收，外撇圈足，平底。足端露胎，胎质润白如玉。内外施白釉，釉质肥厚滋润如凝脂，近似象牙白。颈部饰凸花一周，颈腹部饰双瑞兽耳，圈足外侧饰回纹二周。 青花海水白龙盘：明宣德年间。青花瓷是釉下彩瓷器，它的蓝色花纹是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上透明釉，在1270度高温下一次烧成。青花瓷从唐代开始烧制，明清时期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这件青花瓷盘中心有一条暗花五趾白龙，外壁上有两条小龙做追逐戏耍的姿态。这件瓷盘就是明代宣德时期典型的官窑器代表作之一。 清顺治款青花天女散花碗：清顺治年间。高72cm，口径129cm，底径6cm。器形规整，撇口，深腹，腹微收，圈足。器足高深，足边修正圆滑齐整。胎体细腻，釉色白中闪青，青花色泽淡雅，呈色稳定。整器构图严谨，以线条纤细的淡描技法来装饰器物的内外壁。器内壁中心青花双圈内绘婴戏图。器外壁绘有两组带有浓厚唐朝风韵的天女散花纹饰，底书“大清顺治年制”青花双圈六字二行楷书款。 黄地绿龙盘（明）：高39厘米，口径186厘米，足径129厘米。胎质细腻坚致，胎体厚薄均匀。口微敛，浅弧腹，矮圈足，底微塌。盘外壁黄釉地上绘有绿彩龙和云纹。圈足釉底青花双圈内有“正德年制”四字二行楷书款。 明甜白刻花葡萄花果纹菱花口盘：明永乐宣德年间。高26cm，口径201cm，底径117cm。盘为菱花式折沿口，浅腹、浅圈足，细砂平底，釉白肥厚而洁净，以划花的手法装饰菱花口盘，折沿为一圈十六组灵芝纹，内辟由荔枝、牡丹、枇杷、茶花、石榴、芙蓉、桃、菊花等组成花果纹组成，盘中心为一组缠枝葡萄，盘外壁由四组灵芝，四组梅花相间构成。整个器型如盛开的莲花，无款。 明万历款青花海水云龙把杯：明万历年间。高88cm，口径101cm，底径46cm。官窑，足形为平底高足，釉面平整，乳白莹润，青花发色呈蓝中泛紫，纹饰中杯外壁为两条云龙，其中一条为仰首向前追赶，另一条为回首嬉耍，在天空中穿云追逐，腹部为海水山石，杯把由十五朵云构成，在白色杯中心有双蓝圈大明万历年制六字楷书青花款。 明万历款五彩鱼藻小碗：小折沿口，腹较深，浅圈足。釉面细润，呈乳白色，青花色调蓝中泛紫。器内壁饰有五多青花云，中心青花双圈内绘正面云龙。外壁纹饰有青花鱼八条和水藻四条组成，并在釉面上用绿、黑、抹红加接青花水藻，在鱼上部空间用黄、绿、黑、抹红等彩绘小花九朵，好似鱼在水藻中惬意潜游。外底青花双圈内书“大明万历年制”六字二行楷书款。 居仁堂粉彩梅鹊花碗：民国时期。这对瓷碗是袁世凯的第十三个女儿袁经祯捐赠的，器物胎质精白如雪，彩质纯净，碗壁内外画有粉彩梅鹊图。图案绘工精细，特别是白梅、红梅、绿叶均以渲染表现出浓淡明暗的层次，极富立体感。同雍乾官窑粉彩瓷器毫不逊色。圈足内有“居仁堂制”四字楷书款，真正的洪宪瓷器非常少见，因而苏州博物馆收藏的这两件器物更显弥足珍贵。 青花人物笔海：这件是清康熙时期的青花人物笔海。笔海即体积比较大的笔筒。此物件绘图精美，青色鲜亮，浓淡适宜。这件器物的有着康熙朝时期青花的主要特点--青分五色。 彭年款紫砂笔筒（清 ）：高82cm，长8cm，宽61cm。树根形笔筒。紫红色砂泥。器身刻有轻烟佳月夕阳微雪 乙末夏日 少云制。器底篆书彭年阳文款。 抹红海水飞兽纹高足杯（明）：万历年间。高89厘米，口径97厘米，底径48厘米。平底高圈足。釉面平整，乳白莹润，青花发色微泛紫。杯外壁红彩绘海水，间以青花苍龙、麒麟、海马、飞象、狮子、瑞鹿、鸾雀和鲤鱼等，杯把为红彩海水山石。白色杯心为青花双圈“大明万历年制”六字二行楷书款。 铜器回纹伯子觚：商代时期。高26cm，口径145cm。喇叭口，高圈足，有八乳钉，饰回纹，圈足内部有铭文。 回纹卣：商代时期。高224cm，口径115cm，145cm。扁圆形，缺盖，有双耳，圈足，肩部饰一周雷纹，卷口。 饕餮纹铜爵：商代时期。高177cm，有尾，有流，三足，足截面呈三角形，圆底，把内有铭文，有两蘑菇形柱，器身饰饕餮纹。 师趛重环纹四足盨：周时期。长271cm，宽178cm，高195cm，有盖，附双耳，果叶形圈足下附四足。腹较深，圈足缺口方正。盖上设捉手四枚，造型灵巧，转角圆润，铸有镂空纹饰。器身饰重环纹两组，器盖饰重环纹一组。 铜蟠螭三足提梁盉：战国时期。高29cm，腹径24cm。此盉造型别致，制作精良，纹饰布局合理，图案华丽，是吴国青铜器的代表作。盉属酒器。青铜盉的出现在商早期，盛行于商晚期至西周，春秋晚期至战国有所谓的提梁盉，颇具地方特色。 三羊三足炉：明宣德时期。高97cm，口径198cm，腹径213cm。 夔纹盨：西周晚期。高205cm，口径235cm，157cm。方形，双耳，圈足，有盖，盖上饰夔纹钮，盖、器身饰夔纹。 伯父乙鼎：西周时期。高179cm，口径183cm。口沿外撇，双耳，三足，双耳外侧饰重环纹，口沿下方饰蝉纹一圈，内底铭文三行。 羊鼎：周时期。高165cm，口径136cm。双耳，三柱足，口沿下部饰一周蝉纹，内底有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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