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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养鱼经》，又名《范蠡养鱼经》、《陶朱公养鱼法》。 二、《种鱼经》，亦称《养鱼经》、《鱼经》。三、《闽中海错疏》。四、《海味索引》。五、《鱼品》。六、《渔书》。七、《官井洋讨鱼秘诀》。我国养殖鱼类有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其间有不少关于鱼类的著述。现存的古代鱼书主要有如下数种：　一、《养鱼经》，又名《范蠡养鱼经》、《陶朱公养鱼法》。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养鱼业已相当发达，越国大夫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后，辞去官辞，便带着西施隐居在现在的无锡太湖之滨。范蠡提出“种竹养鱼千倍利”的主张，大力发展养鱼事业。齐威王曾召见他问道：“公富足千万，家累亿金，何术乎？”范蠡答道：“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鱼也。公元前475年，范蠡把自己的养鱼经验写成《养鱼经》。全书仅三百四十三字，却开创了我国的科学养鱼纪录，比古希腊学者亚里斯多德所著《动物史》（该书把鱼列入分类系统）还早一百多年，成为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养鱼著作。范蠡的养鱼理论中，已提及雌雄鲤鱼配比以及鲤鳖混养等内容，颇有参考 二、《种鱼经》，亦称《养鱼经》、《鱼经》。共一卷，分三篇，分别讲述鱼苗、养鱼方法及鱼的种类，也是较早的一部鱼书。作者为明代学者黄省曾。省曾，字勉之，别号“五岳山人”，南京吴县人，系嘉靖年间举人。 三、《闽中海错疏》，三卷，明代屠本畯著。本畯字田叔，浙江鄞县人，是个学者，写过多种鱼、农书。本书是他在福建任官时期所作，前面有“自序”，题“万历丙申”，即公元1956年。书中专记闽海的水族，计“鳞部”二卷，共一百六十七种；“介部”一卷，共九十种。后面还附记并非产于当地，但时常看到的水产两种。该书在介绍每种水产时都注明形态和习性，有的还附作者的按语，或援引典籍。后来又有徐{火勃}（也是明人）替该书写过“补志”，故书中凡有“补疏”二字的皆出于徐氏之手。《闽中海错疏》在描述海产动物生态时，很注重科学性，有的释文还很生动,是一部规模较大的古代鱼书。　四、《海味索引》，一卷，亦为屠本畯所著。自序上说，张九峻食海味，随笔作赞、颂、铭、角，凡十六品，颇多不实之处，因此著成本书，加以订正。本书的规模不及《闽中海错疏》，但可视为该书的姐妹篇。五、《鱼品》，一卷，明代万历进士顾起元撰，作者自号“遁园居”，南京江宁人，书中记载了数十种鱼，皆为江东地区所产，文字极为简单 六、《渔书》，这是一部残存的鱼类专著，但内容丰富，颇具参考价值。据已故著名农学家王毓瑚推测，“看来全书可能是十四或十六卷”。（《中国农学书录》）残存的为二至十三卷，从卷二到卷十列记水产，每卷为一类，均有卷目，分别标为“神品”、“巨品”、“珍品”、“杂品”、“介品”、“柔品”、“畜品”、“蔬品”、“海兽”，内容杂引古代文献，近似谱录。卷十一为“渔具”，又分“网类”、“{纟连}类”、“杂具”、“渔舟渔筏”等子目。卷十二题“附记载”，征引典籍经文。卷十三题“附记异”，摘录各种杂记小说中的记载。此书留存下来的为明刻残本，作者及年代均无考。但从书中文字可推知作者大约就是该书按语中时时出现的“蠡史”，“蠡”自然取于“范蠡”之意了。又据卷三“海大鱼”条的按语：“余家海上，与大海通，故大鱼往往见面知之。”卷四“江瑶柱”条有“余在越三年”，可知作者的家乡一定在沿海地区，但又不是浙江（越）人。《渔书》中所记渔具的内容，为他书所罕见，可称该书特色。书中还记有以声探鱼的古法，如卷四“石首鱼”条写道：“每岁四月，自海洋绵亘数里，其声如雷，海人以竹筒探水底，闻其声，用下网截流取之。”十分可取。七、《官井洋讨鱼秘诀》，此书的作者及写作年代亦无考，但书的扉页上注明系清代乾隆八年（1743年）抄录。官井洋为海名，书中专讲官井洋内的暗礁位置以及鱼群早晚随着潮汐进退的动向，极为详细，并述及寻找鱼群的秘诀，是一本很有实用价值的鱼书。八、《记海错》，一卷，系清代训诂大家郝懿行所撰。作者的家乡在山东滨海地区，对大海很熟悉，见过的海产也很多。书中所记海产共四十九种，并征引古籍试加贯通，对某些海产的得名还作了简明的解释。据书前小引所题为“嘉床丁卯”，即1807年成书。九、《海错一百录》，这是一部相当全面的福建海产记录，共五卷，清代郭柏苍著。郭氏，字帘秋，福建侯官人，对当地海产相当熟悉。该书内容包括“记渔、记鱼、记介、记壳石、记虫、记盐、记菜”等部分，并附录“海鸟、海兽、海草”。此书作于光绪十二年，即1886年。从以上几部鱼书，足见我国古代人民对鱼类已有精深的研究，录之于文人笔下，给今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财富。

张鷟的笔记小说集《朝野签载》记载，当时还有木制水獭，口中置有转动机关，鱼饵放在机关中，鱼吃饵料时，机关转动，獭口闭合而将鱼捕捉。

唐末，诗人陆龟蒙将长江下游的渔具、渔法作了综合描述，写成著名的《渔具诗》，作者在序言中，对各种渔具的结构和使用方法作了概述，并进行分类。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门论及渔具的文献。

此外，据《辽史太宗本纪》记载，北宋时辽国契丹人已开始冰下捕鱼，契丹主曾在游猎时凿冰钓鱼；此外还有凿冰后用鱼叉叉鱼的作业方法。

马鲛鱼也是当时重要的捕捞对象。使用的渔具有大莆网和刺网等。据南宋文学家周密《齐东野语》载，宋代捕马鲛鱼的流刺网有数十寻长，用双船捕捞，说明捕捞已有相当规模。

北宋哲学家邵雍《渔樵问答》把竿钓归纳为由钓竿、钓线、浮子、沉子、钓钩、钓饵6个部分构成，这与近代竿钓的结构基本相同。这一时期，位于东北地区的辽国，开始冬季冰下捕鱼。

明代海洋捕捞业继续受到重视，主要捕捞对象仍是石首鱼，生产规模比前代更大。

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广志绎》说，每年农历五月，浙江宁波、台州、温州的渔民以大渔船往洋山捕石首鱼，宁波港停泊的渔船长达5千米。这时的渔民已开始利用石首鱼在生殖期发声的习性探测鱼群，再用网截流张捕。

明代淡水渔具的种类和构造，生动地反映在明文献学家王圻的《三才图会》中。该书绘图真切，充分显示了广大渔民的创造性。它将渔具分为网、罾、钓、竹器四大类，很多渔具沿用至今。

又据《直省府志》记载，明代已使用滚钩捕鱼，捕得的鲟小者100至150千克，大的500至1000千克。

《宝山县志》介绍当时上海宝山已有以船为家的专业渔民，使用的渔具有攀网即板罾、挑网、牵拉网、捞网等，半渔半农者则使用撒网、搅网、罩或叉等小型渔具。

我国明代的海洋捕鱼业尽管受到了海禁的影响，仍有很大进步，出现了专门记述海洋水产资源的专著，如明末清初官员林日瑞的《渔书》、明代官员屠本畯的《闽中海错疏》、明末清初文人胡世安的《异鱼图赞》等。

渔具的出现远早于农具，以后得到发展，种类也随之增多。唐代农学家陆龟蒙首次将渔具分成网罟、筌、梁、矠等10多类。明代《鱼书》分为网类、縺类、杂具、渔筏等若干类。

网渔具是最常用的一种捕捞工具，在捕捞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传说伏羲“做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新石器时期网渔具即已广泛使用。在辽宁新乐、河南庙底沟、陕西半坡以及浙、闽、粤等地原始文化遗存中就出土有大量的网坠和陶器上绘饰的渔网形图案。

《诗·小雅》：“南有嘉鱼，蒸然讪讪。”讪讪，即樔，古又称为撩罟，即今日抄网。

抄网是比较原始的囊袋状有把式的小型网具之一。主要用于内陆淡水，作业规模小。

先秦及后世还有一种渔具，称为“罾”，其“形如仰伞盖，四维而举之”，系敷网类渔具。

宋代词人周密《齐东野语》在记载海洋捕捞马鲛鱼时，提到渔者“帘而取之”。帘即刺网，今闽广仍有如此叫法。它横向垂直布设于鱼类通道上，阻隔或包围鱼群，使之刺入网目或被缠于网衣上而受擒。

清代初期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提到索罛、围罛，即围网。索罛眼疏，专捕大鱼；围罛眼密，以取小鱼。这种网具最适于捕捞密集或合群游弋的中上层鱼类。

古代属于网渔具的还有刺网类。刺网类可分为定置刺网、流刺网、围刺网和拖刺网。依布设的水层不同，又有浮刺网和底刺网之分。

刺网类网具所捕鱼类体型大小比较整齐，不伤害幼鱼，并可捕捞散群鱼，作业范围广阔，是一种进步的重要渔具。

明代残本《渔书》所称的“縺”就是刺网，福建、广东至今仍有称为“廉”的。

《渔书》描述不同的制网有这样的记述：

縺……亦有长短深浅疏密之异，如四指縺者，其目可容四指。出外海取大鱼者为靑鳞縺，深可成丈，数人同舟，各出数幅，连而为一，七八月间取靑鳞者……赤水縺下脚用铅为坠，于水头取鲻鱼者。虾縺不疏不密，专用于取虾者。蠘縺目比虾縺而疏。鲎縺视蠘縺尤疏，似网而非网，以大绳为之，下用石为坠，以入海底。

清代古籍《渔业历史》中记载了刺网中的溜网，“其网用麻线结成，如平面方格窗棂，长约3丈，阔约两丈……所获以鳓鱼为大宗，用盐腌渍，色白味美。”

定置刺网网具有底刺网和浮刺网之不同，前者布设的水层接近海底，后者接近海面。布网以锚碇或木桩固定网位。

围刺网这种刺网的作业方法，有一种是用刺网包围鱼群后，敲击木板发出音响以威吓鱼类刺入网目加以捕获；另一种用围网包围鱼群后，再在包围圈内投放刺网捕捞。还有以网包围鱼群集中于岩礁处而捕捞的。

拖刺网是一种双船作业的底拖刺网，广东诸多地方仍然使用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