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古籍善本？清朝版本目录学家张之洞的解释为：一是足本，没有删节和缺卷；二是精本，精校精注，错误极少；三是旧本，即传世很久的木刻本、传抄本和线装书。当代学者对古籍善本的解释为：一是年代久远而且有文物性；二是印刷插图精美而具有艺术性；三是书籍内容精辟具有学术资料性。国家文物法对古籍善本曾明文规定，凡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出品的文物和图书，均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私自出口。于是收藏家们往往将这一时限之前的清代初期或更早期的精刻本和精抄本视为珍宝，因为最起码它的历史文物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从而决定了其收藏和投资价值也是相当高的。古籍善本由于是纸质品，很容易受到损毁，如水灾、火灾、虫蛀等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保存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实属不易，这就导致了流传下来的古籍善本十分稀少，许多古书现已绝迹，留存下来的古籍善本中不乏孤品、珍品，有的存世量也不过是寥寥几部，因此，古籍善本的价值珍贵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评判古籍善本价值的标准

　　

1、文献价值　古书籍所描述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　　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作者的原稿）、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的价值更高。　

3、艺术价值　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　

4、学术价值　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　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本年代久远，流传又稀少，如宋版书存世不多，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

　

二、各种古籍善本的市场价格　　　　

近年来，我国古籍善本在拍卖市场上行情十分走俏，价格不断向上攀升。如一册《唐人写经遗墨》以88万元成交，《续华严经疏》以40万元成交，《四库全书珍本》以29万元成交，明代版《陀罗尼经》成交价9万元，清乾隆年间《汪由敦诗翰》成交价165万元，民国版《朱拓千叶莲花造像》成交价055万元等等，可见古籍善本近年来已成为拍卖会的重头戏，购买者十分踊跃。古籍善本现已成为收藏家们苦苦追求的收藏精品。　

目前，市场上的古籍善本价格还在不断攀升，特别是宋版书或更早的古籍涨幅更是惊人，眼下一般宋版书都是按页论价，而不是以本论价。一页品相上好的宋版书市场价大致在1 万元左右，换句话说，一册100页左右的宋版书价值可达到100万元左右。由于宋版书十分珍稀，其市场价格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元版书市场价与宋版书相差不是很大，市场价也随着宋版书的上扬而升值。明版书市场价要比宋版书低不少，其价格目前还比较平稳，但明版书要比以后的清版书的价格昂贵。明代初期的版本因流传下来的比较少，所以明初版本的升值潜力千万不可小视。明代中叶及明未的各种版本由于尚有一定的存世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其市场价格仍将平稳地维持着原状。清版书由于存世量较大，清中叶及晚清的版本，市场价还不是很高。但清初康熙、乾隆年间的版本仍具有很高的收藏和投资价值。清代图书以木刻为主，晚清时有一部分石印版出现。清代版本尽管目前价格不是很高，但在这部分存世量较大的图书中仍不乏精品善本，这就要看收藏者的识别能力了。此外，民国初期的石印版和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一部分铅印版、影印版虽然不属于很珍贵的古籍善本，但也值得投资者收藏。古籍善本由于近年来在收藏品市场上十分受宠，因而各种伪造的古籍善本也应运而生。

　　

三、古籍善本的几种作伪手法。

　　

1、纸张做旧：纸张是文字的载体，没有纸张就没有书籍，因此判断古籍的真伪，首先要看纸张是否古旧。所以制作古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将纸做旧有两类：一类是“染纸”，包括用糖水，或用栗子壳熬水，或用茶水，或用其它方法等将纸染成黄褐色，也有用烟将水熏黄的，以求使纸显旧色；二类是用“旧纸新印”，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面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张上辨别其为赝本。　

2、伪造序跋：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有序跋，叙述重印的原因，序跋后还著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不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　

3、伪造名人题跋，藏章印记。　

4、伪造牌记：保留旧牌记，挖掉复刻牌记，或挖补，涂改复刻牌记的年代。　

5、裁截目录：将原目录裁去部分或全部，使人不知收全该书究竟有多少卷，以便用残本充当全本。

6、利用著录书：有些著录书的记载是错误的，作伪者便故意以此为据来兜售自己制作的伪本。　

总之，古籍善本作伪的手法有多种多样，有时只采用一、两种，有时则可能是各种手法混合应用。收藏者在实际辨别时，应该运用自己掌握的学识和有关资料进行全面考察被鉴定的古籍，并可请专家一起鉴定，应注意去伪取真，才能真正做到所购古籍物有所值。

　　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编辑本段

　　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编辑本段

　　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编辑本段

　　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编辑本段

　　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唐·房玄龄等著，130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南朝梁·沈约著，100卷。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著，59卷。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梁书

　　唐·姚思廉著，56卷。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唐·姚思廉著，36卷。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北齐·魏收著，130卷。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珪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唐·李百药著，50卷。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著，50卷。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隋书

　　唐·魏征等著，85卷。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南史

1 学习古文的三本经典古书

谈自学古文字 李学勤 李学勤先生，北京人，生于1933年，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研究专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西北大学 教授。

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中国青铜器的奥秘》（英文版）等。 案头这封长信，是远方一位青年教师寄来的。

信中谈到他在十年浩劫期间失去了读书机会，但由于爱好篆刻，经常接触古文字，逐渐对古文字学发生兴趣，连同古文字产生的历史时代，也想深入研究。他迫切希望能根据业余自学的特点，告诉他怎样着手学古文字学，拟定一个系统学习的计划。

这样的信，近年我陆续收到过好多。写信的青年朋友，有文物考古界、艺术界的新同志，也有文史学科的教师或学生。

每当我披读信里充满热情的文句，总是思绪萦回，沉浸于回忆之中。 我学习古文字，就是自学出身的。

曾有人传说我得力于家学，这与事实不符。我的家庭是知识分子，却与古文字这一行无关，我在清华念书也没有学过与此有联系的课目。

作为被古文字的“神秘感”牢牢吸引的年轻学生，我所仰赖的只有北京图书馆。巍峨的馆门，存衣处，目录箱，等候取书的长椅，阅览厅的净案明窗，至今追想，犹历历如新。

不分寒暑，晨昏，奔走于文津街上的生涯，直到1952年，我去考古研究所参加编《殷虚文字缀合》，才告结束。这样一段经历，使我对有志自学古文字的青年朋友倍觉亲切。

中国的古文字学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又是一门罕人问津的冷僻学科，过去甚至被称为“绝学”。建国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繁荣开展，新发现古文字材料层出不穷，古文字学的实用价值日益显著。

但是这门学科的研究力量仍很薄弱，同摆在面前的繁重任务很不相称。这种形势，限制了古文字学本身的发展，也不利于考古学和整个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

能看到不少年轻同志愿意学这个冷门，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 根据亲身经历的甘苦，我觉得有义务告诉大家，自学古文字学实在是很难的。

今天的古文字学，已非历史上的小学、金石学可比，它介乎考古学、古代史、语言学、文献学之间，和这几门学问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学古文字学，需要相当广博的基础知识。

这是困难之—。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大都是珍贵文物，分散各地，有些不易见到。

就连著录，一般也是印数甚少，价格昂贵，在图书馆列于善本。有关论著多较专门，缺乏有新水平并用现代语言编写的概论性书籍。

这是困难之二。所以，有些自学者虽然努力，或不得门径，或缺乏必需的条件，成效不多，徒费精神，实在令人惋惜。

这么讲，意思绝不是要泼冷水。难学，不等于不能学，而是需要更大的决心和毅力。

荀子有云：“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自学，自然比不上有导师可随时请益，不过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即便学有良师，功夫还得自己去做。

导师的可贵，最要紧的是指点治学的方向方法，避免弯路错路。我们自学，更必须注重学习的方法和途径。

不妨通过前辈古文字学家的论著，仔细体会他们所运用的方法，所走的路数，吸取其中的丰富经验。假如走的路子错了，再想改正，便得用许多时间和气力，这种教训，我们见过得也有不少。

那位教师问我怎样系统学古文字，依我看，可以有两种学法，因人而异。 对于以古文字研究为终身职志的人，我建议最好从《说文》入手，先学秦汉文字，如秦简、秦刻石、汉简、汉碑，以后再上溯两周金文，最后学甲骨文等商代文字。

记得二十多年前，陈梦家先生讲过这样的学习法，我当时颇不以为然，事经多年，才认识到这样学能对古文字源流演变，文字形音义及其所以然，均有透彻了解，奠定古文学知识的深厚基础。表面看似乎迂缓，实则事半功倍。

《说文》一书，现在看来固然有很多时代局限，但仍不失为研究古文字的出发点。汉儒所见古籍，所闻师说，不少是后人无法直接接触的。

许慎号称“五经无双”，《说文》集汉代文字学知识大成，清人注解《说文》更有重要成果。开始学古文字，不可不读《说文》，但不要单看大徐本本文（如最近影印的一字一行本），应当兼读注释。

大家喜欢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这是对的。如果觉得段注卷帙浩繁，一时读不完，建议先读王筠的《说文句读》，比较简明。

此外，徐灏的《说文解字注笺》，对读段注很有帮助。至于丁福保编纂的《说文解字诂林》，汇集众书，便于检索，不能作为阅读之用。

上 面说的自下而上，循序渐进的学习法，需时较多，只适用于专门研究这一学科的同志。如果出于工作要求，或本人兴趣，一开始就学甲骨文或金文，也无不可。

比如，先读郭老《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和《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1955—1956年连载），及《金文编》、正续《甲骨文编》等，都是很好的。我起初就是先学甲骨和战国文字的，到六十年代不得不补学青铜器，说明不管先学什么，想要在古文字学范围内有所建树，还得认识古文字发展的全过程。

借用武术家一句话说，叫做“及其至，则一也”。 有些自学者担心古文字难记，以致把精力全用在摹写《说文》篆字或《。

长沙县的李大爷在收废品时以5毛一斤的价格收了69本古医书。经专家鉴定，这些古书中的方子很有使用价值。李大爷在收废品的时候遇到一个女子，这名女子说他们家有一些书籍，然后李大爷一看是关于古书的药方，认为比较有价值，所以就以五毛钱一本收购，然后李大爷也是将这些古书送到医院里面，仅供参考 。

像以前的生活里面有非常多的农村人，他们也是当医生的。以前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就是做医生的，家里面也有。一本很厚很厚的股书，那本书也是非常的厚的，所以对于这些股书流传到农村来说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当初农村里面也有当医生的 。

一、以前那古书也是非常的有价值 。

古书里面记载了很多很多关于治病的东西，因为现在也有很多人看不懂，那个都是古时候人的智慧 。

二、很久以前我爷爷也是有这种医书。

以前我爷爷他也是当农村里面的村医，那时候有非常多的人找他治病，而且他也有一本很厚的医书之后他就流传给了我爸爸，然后我爸爸他也是学医生的，所以这本医书他也是比喜欢的 。

三、所以在农村也有非常多的这种古书 。

农村也有很多人，他们也是有知识文化，他们也是会有这一些比较古老的书，所以在生活中也是。比较少有的，因为毕竟不是每家每户都有，而且也比较少见 。

这些古书也是非常的有价值的，因为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非常的有用的，而且现在也是没有这些方法了，现在的方法都是比较科学，像以前的都是古人的智慧，是他们研究下来的治病方法。所以这些医书也是比较有价值 。

导语

小秦淮河整治在即，记者昨从市城建档案馆找到几张小秦淮河的老照片，其中最早的为上世纪50年代初疏浚小秦淮河的照片，其余则为七八十年代的留存照片。这些照片年代虽不算久远，但对小秦淮河在城市历史进程中的演变也可见一二。值得一提的是，我市水利、文史专家还从古文中的记载对小秦淮河的变迁作了解读，令人耳目一新。

桥梁名胜丰富“扬州城，十二门，四水关，六吊桥”

“小秦淮河原来是扬州新、旧城之间的一条夹河。如今是扬州城内南北向的一条排水河道。”市水利专家徐炳顺介绍，这条河北起北水关接北城河，南至龙头关接古运河，全长198公里。

“明嘉靖二十四年后，扬州增筑新城，小秦淮河开始繁荣起来。”徐炳顺介绍，小秦淮河及两岸街区，曾是清代扬州最繁华的地段，它是明清两代古城兴衰的见证。当时的小秦淮河犹如一条玉带，串起大东门桥、务本桥、三元路桥、萃园桥、小虹桥、新桥、公园桥、小东门桥、如意桥等十多座桥梁，也连接着两岸董子祠、基督堂、惜余春茶社、教场、富春茶社、大舞台、珍园等或存或湮的名胜。

徐炳顺表示，小秦淮河的由来现已难稽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在明代就已出现。明代歌谣云：“扬州城，十二门，四水关，六吊桥”，其中有两座吊桥就是东城墙下的大东门和小东门。“小秦淮河就是大东门和小东门外的护城河。”徐炳顺说。

明时风景宜人“陂岸起伏多态，竹木蓊郁，清流映带”

“清顺治年间，诗人冒辟疆客居扬州小东门外，著《小秦淮曲》，说小秦淮‘三十年前景最佳’。所指的便是明末时期，说明小秦淮河在明朝后期就已风景宜人，画船如梭了。”我市文化学者傅桂明考证说。

傅桂明介绍，“小秦淮”名初见于清初王士祯所撰《红桥游记》，其中云：“出镇淮门，循小秦淮折而北，陂岸起伏多态，竹木蓊郁，清流映带。”再见于胡善麐所著《小秦淮赋》，文中说：“扬州城西而北，有虹桥焉，天下艳称之。其水号‘小秦淮’，盖与金陵相较，而逊焉者也。”胡善麐虽已交待“小秦淮”一名的由来，但未指明“小秦淮”源流所在。而赵之璧在《平山堂图志》中云：“小秦淮为旧城小东门外夹河”。指出小秦淮河的源流。

正如南京的秦淮河一样，明代开始，小秦淮河一带就聚集着众多秦楼楚馆，而每户的后门均有码头通向小秦淮河，河边停泊着画舫，曾经繁华一时。后来清军入关，两岸逐渐萧条了。

清时一度繁华“画舫乘春破晓烟，满城丝管拂榆钱”

经过清朝初期的稳定发展，加上交通便利和盐业兴盛，扬州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恢复。到了乾隆中期，小秦淮河两岸成了“人间天堂”。《小秦淮赋》中说：沿河十里之区，水抱高城，官柳连堤，两岸有别馆，有名园，有杰阁，有华堂，有广榭，有孤亭，有绀宇，有琳宫，有酒肆，有茶馆，有寺院，有宝塔，有风中铃语，也有暮鼓晨钟，还有路畔酒垆，桥边茶灶。

傅桂明介绍，当时扬州城中男女出游，往往从小东门上船，乘画舫出水关，一边欣赏两岸风光，一边聆听船娘歌声。郑板桥说的“画舫乘春破晓烟，满城丝管拂榆钱”，描写的正是这种景象。“而至清道光、咸丰以后，随着盐业衰败，加之战事频繁，小秦淮河两岸楼台陆续颓毁，花木凋零，河道淤塞，画舫也日渐稀少。”

解放前，小秦淮河由于年久失修，无人管理，河道垃圾成堆，河水严重污染。徐炳顺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扬州对小秦淮河进行综合整治，彻底疏浚从龙头关到北水关的河道，拆除了两岸违章建筑，同时修复河道两侧驳岸护坡，新建仿石水泥栏杆，进行灯光亮化，植以垂柳、桃树等花草树木，建设亭台码头等风景小品，使小秦淮河畔旧貌变新颜，成为扬州城内不可多得的一条景观河。”

通讯员徐敏记者姜涛

扬州(4)秦淮河(1)秦淮(1)

4月22日，一枚乾隆玉玺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拍卖，最终敲锤的价格约12亿人民币。

如此之高的成交价格令人咋舌，这枚玉玺价值究竟为什么这么高？

祖孙恩情

本次拍卖的玉玺其实是乾隆皇帝纪恩堂白玉玺，是一枚宫殿玺，据史料记载，乾隆皇帝幼年时就被接到宫中抚养教育，在圆明园镂月开云殿中，他首次见到了自己的祖父康熙皇帝，聪慧过人的乾隆得到了康熙帝的青睐，至此康熙皇帝把他当作继承人来培养。多年以后，当乾隆登上帝位时，为了感念祖父对自己的栽培，将镂月开云殿改名为纪恩堂，同时还将祖父赐予自己的在热河避暑山庄的万壑松风也改成了纪恩堂。同时命人刻制了两枚玉玺，此次拍卖的正是圆明园纪恩堂中的一枚，而另一枚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物以稀为贵

玉玺是皇权的象征，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利，但是由于朝代的更迭，明清以前的玉玺大多都流失或者损坏了，我们现在能看到保留完整的玉玺，也只有清代的玉玺。

玉玺分为两种，一种是国玺，一种是皇帝的专用玉玺。所谓国玺就是我们熟知的二十五玺，这二十五玺作用各不相同，比如说大清受命之宝，用于昭告天下，天子登基，表示着天子的合法性，而皇帝奉天之宝，则代表着皇帝是按照上天的旨意来管理国家，大清嗣天子宝则表示着天子皇位是合法继承而来，等等诸如此类，这些国玺皆用于体现皇帝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另外国玺是需要代代相传的，乾隆希望大清能传25代。

另外一种就是皇帝的专用御宝，每个皇帝都有自己专用的御宝，上面会刻上对应的年号，主要用途是皇帝在批阅奏章或者欣赏古籍墨宝时使用，现在在很多古籍中都能看到乾隆的印章，同时这些御宝是每个皇帝独有的，一旦皇帝驾崩，这些御宝都会被收藏起来，不再使用。 

玉玺的主要制作原料是玉石，水晶，蜜蜡玛瑙等珍奇材料，并且造型独特，大多是以龙为主，除了象征皇权之外，还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玉玺达人

乾隆皇帝是一位御宝达人，据专家统计，乾隆皇帝一生刻制的御宝有1800枚之多，每逢重大的国事家事，他都会命人刻制玉玺。

平定准格尔部落叛乱后，刻制了信天主人御宝（2019年在保利春拍以9430万元拍出）

70岁寿辰时刻制了古稀天子印

80大寿是刻制了八征耄念之宝（2009年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以41976万拍出）

五代同堂时刻制了向用五福之宝

禅让皇位给嘉庆时刻制了太上皇帝之宝（2011年保利秋拍，以161亿元拍出）

国宝追回

此次拍卖的纪恩堂玉玺上面有被灼烧的痕迹，很显然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火烧圆明园时留下的，据统计，流失在外的玉玺多达200枚之多，虽然对于国宝在国外被拍卖，大家都比较愤怒，但是由于年代久远，玉玺流失的途径没有办法确认，有可能是被人抢夺，也有可能是当时的宫人们监守自盗，私自倒卖，我们不能够盲目的谴责，这对于追回国宝无济于事，而且按照目前的世界文物追回的规定，其有效追溯期为75年，这对于我们追回国宝也非常不利，同时也不提倡通过高价拍卖追回，因为此前购买圆明园铜首之后，导致相关国宝价格疯涨，这对于我们来说也非常不利。

目前国宝追回主要有三种方式：

第一就方式是回购，主要是通过社会或者企业的捐赠，来成立相对应的基金，依次作为资本去追回国宝。

第二种方式就是讨还，这种方式的成功几率太小了，而且会涉及到其他方面的利益。

第三种方式就是捐赠，一些有能力的有识之士，愿意出价将国宝拍下，同时捐赠给国家博物馆。

虽然国宝追回难度极大，但是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不仅可以提高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在考古事业作出贡献的同时，还能够彰显中华民族渊源的文化。

双边协议

　　我国已与多国签订文物返还双边协议

　　2011年3月11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外樱花盛开，一场签字仪式正在进行。

　　在美国国土安全部与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见证下，14件珍贵的中国文物，结束一年多的“颠沛流离”，正式被返还给中国。

　　这14件文物中不乏珍品：距今约1600年的北魏赤陶马、距今近1500年的北齐石灰佛像、距今1400年的隋代骑士陶马，还有唐代马雕像、宋代菩萨头像等。

　　它们之所以能够归家，要归功于中美之间的一项双边协议。两国于2009年1月签署了合作打击文物走私的谅解备忘录，并加强了信息共享与执法合作。美国还发起了“长城行动”，专门打击走私中国文物来美的不法行为。

　　这14件文物，就是“长城行动”中的成果，由美国执法部门在纽约、阿拉斯加州和新墨西哥州三地查获的。

　　国际社会已制定了一些旨在打击文物犯罪、促进非法流失文物返还的国际条约。如，1954年的《海牙公约》，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简称“1970年公约”），以及1995年通过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和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简称“1995年公约”）等。其中“1970年公约”迄今已有一百多个国家批准加入，是目前最重要的控制文物非法流转的国际公约。

　　多边国际公约影响大，但也有缺点：针对性较差。“多边公约是各方博弈的结果，条文规定大都较抽象，没有溯及力。所以近年来，我国与美国等18个国家签订了关于防止文物非法出入境以及促进文物返还的双边协议，并从美国、澳大利亚、丹麦等国成功实现了多批珍贵文物的返还。”霍政欣介绍。霍政欣多年来聚焦海外流失文物追索工作，是去年中国携手多国发布的《关于保护和返还非法出境的被盗掘文化财产的敦煌宣言》的主要起草人。

　　跨国诉讼

　　历时1年半，五代时期“武士”终归国

　　当协议不成时，则要诉诸法律。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国宝级文物“五代王处直墓彩绘浮雕武士石刻”，就是经历了一年多惊心动魄的跨国诉讼，才最终回归。

　　2000年初，国家文物局接到了一个消息，美国佳士得拍卖行将在3月拍卖一件中国文物——五代时期节度使王处直墓甬道处被盗的彩绘浮雕武士石刻。

　　1994年，一伙盗墓人用炸药和挖竖井的方法盗开了王处直墓，洗劫了随葬品，并将镶嵌在甬道和前室四壁的十块浮雕盗走，其后贩卖到中国香港。六年间，这批文物不知辗转至何方，直到2000年，出现在纽约的中国文物拍卖会上。

　　国家文物局与公安部立刻与美国方面联系，希望其阻止拍卖活动，并将文物返还中国。美国政府同意协助，但需中方提供法律文件和证据证明这件拍品是被盗的文物，比如失窃现场勘察报告、照片、警方立案报告等等。

　　在收到中国方面提供的证据后，纽约州南区美国地方法院于2000年3月21日通知克里斯蒂拍卖行停止对这件拍品的拍卖，同时下达了民事没收令，授权美海关总署纽约中心局没收武士像。一周后，美国海关官员查扣了这件中国文物。

　　不过，拍品委托人辩称此武士浮雕为其祖传文物，已拥有10年以上的历史。对此，河北省出示了包括浮雕与被盗现场遗留痕迹尺寸相同的证据，并出具了考古专家的证明。美国司法部门决定依法起诉这个香港货主，国家文物局代表中国政府参与诉讼。

　　在大量的证据面前，美国司法部门最终做出裁决，将浮雕武士像无偿归还中国政府。2001年5月26日，王处直墓的彩绘石雕武士像返回中国。

　　“法律的诉讼渠道，是不得已但也是很有用很重要的手段。”霍政欣介绍说，在绝大部分国家，诉讼需要一审二审三审，而且受制于当地民法善意取得和取得实效的限制，所以“诉讼耗时耗力”。但诉讼也有其好处，“一旦打起民事诉讼，会对对方尤其是机构和专门从事文物交易的文物商形成很大的压力。他们不仅要应对诉讼，还要面临买卖非法流失文物的信誉下降风险。”

　　巨资回购

　　“竞拍文物会赋予非法流失文物合法性”

　　数据显示，目前国际海外文物的回流，有90%是靠回购，即个人或者机构参与国际市场上的商业拍卖，将文物买回来；我国也成立过流失文物的回购基金会。

　　1957年我国花巨款回购了著名画家韩湟的《五牛图》。2002年国家启动了珍贵文物征集转向资金，并花了2999万元买回了国宝级文物：宋代米芾的《研山铭》手卷，此后又先后花费2亿多元买回了包括战国虎形佩等在内的多件文物。机构和企业、个人也回购过不少文物：上海图书馆1998年花450万元从佳士得拍卖行买回了《翁氏藏书》；保利集团2000年斥巨资买回了圆明园牛首、虎首和猴首三件铜像。

　　但这种方式也引发了争议，并抬高了回购价格。仅以青铜兽首为例，上世纪80年代一只兽首最高成交价也只有25万美元，保利集团2000年回购的牛首、猴首，两个花去了1593万港元；随后一只虎首耗资1544万港元，此后青铜马首的价格飙升至6910万港元。

　　霍政欣对采取回购方式让流失文物回家并不认可。他认为，应该禁止或者至少不鼓励国有机构参与非法流失文物的拍卖，对国有企业回购的行为也不应该提倡。“如果国有文博机构参与非法流失文物的商业拍卖，会给外界留下中国对这些非法流失文物合法性认可的证据，在法律上对今后的追索不利。”霍政欣说，“几年前中国流失的文物在国外拍卖，最后是中国两个机构在竞价。”

　　回赠、谈判

　　互惠安排换回被盗菩萨立像

　　2013年，皮诺家族向中国捐赠了价值连城的青铜鼠首和兔首，热极一时。

　　2000年，中国追索王处直墓彩绘浮雕武士石刻的事情，被纽约的收藏家安思远了解到。他也曾在香港买过一件尺寸相同的武士浮雕，于是他主动联系国家文物局，并将彩色照片寄到中国，请求验证。经比对，这幅浮雕的雕刻手法、彩绘及石料加工与拍品一样，正是一对。经磋商后，安思远同意将这件文物无偿捐赠给中国。

　　但通过这种方式回家的文物，毕竟是少数。

　　除了上述四种方式之外，霍政欣还介绍了一种方式：直接谈判，即我国的文物机构和对方的博物馆等机构谈判。山东博兴县1994年被盗的精美北朝菩萨立像，就是这么回归的。

　　2000年时，国家文物局了解到这尊被盗菩萨像出现在日本美秀博物馆的展览中。

　　“日本当时没有加入这方面的国际公约，而且美秀博物馆提供的证据也表明，当初是善意购得，所以从法律上追回来很难。”霍政欣回忆到，当时国家文物局通过各种渠道和美秀博物馆展开了谈判，而后者也非常希望今后能和中国有更多的文化交流。经过一年左右谈判，美秀博物馆同意把文物无偿地返还给中国。

　　“我们也做了互惠安排，当时美秀博物馆迎来建馆70周年的活动，我们同意其延展纪念，等活动结束后再给我们。”2008年1月，这尊菩萨立像在完成日本7年借展后，终于从日本回归祖国，并入藏山东省博物馆。

　　除此之外，霍政欣介绍说，国外一些国家，如埃及、希腊、意大利、土耳其等国也通过第三方斡旋的方式要回流失文物。他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关于促进文物返还及归还原属国的政府间委员会，主要是协助两个国家解决现存国际条约没有办法适用情况下，相关文物的权属纠纷问题。

　　各国如何追讨文物？

　　不少文明古国曾经历侵略掠夺，在现代社会之中他们通过努力追回，其中有许多成功的实践。

　　被盗文物

　　对馆长提起刑事诉讼

　　为追回被盗文物，意大利的手段可以说最为严厉。2005年，意大利正式对美国著名博物馆盖蒂博物馆的馆长特鲁厄提起刑事诉讼，指控其购买被**的意大利文物。盖蒂博物馆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博物馆很快解雇了特鲁厄，还花了1600万美元的律师费，和意大利达成协议：将来源有问题的40件博物馆藏品归还给意大利，远超意大利当时所追索的文物数量。此案之后，美国的主要博物馆都“怕了”意大利，次年在没提起刑事诉讼情况下，各大博物馆也纷纷将来源有问题的藏品归还给意大利：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返还意大利20件文物；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返还意大利13件重要文物……

　　战争损毁

　　抵还等量类似文物

　　欧洲有比较成体系的文物返还实践，一战结束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中明确提到了这一问题，规定德国和奥地利等战败国，必须无条件归还从其他国家劫掠的文物。德国必须在比利时政府提出要求的三个月内，重建在战争中被德国焚毁的鲁汶大学图书馆；对于战争中焚毁的珍贵手稿、图书、地图及其他文物,德国必须依据“以书还书,以手稿还手稿”原则，以同等数量，相同或相类的其他文物相抵还。

　　二战掠夺

　　民间组织发起谈判

　　日本也劫掠了不少朝鲜半岛的文物。1965年日韩签订《日韩基本条约》，双边关系恢复正常化。日本此时向韩国返还了大量文物。韩国民间组织“收回朝鲜王朝实录委员会”同东京大学进行了多次谈判，2006年成功要回了东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的韩国古籍朝鲜王朝实录，为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解决二战期间被日本掠夺文物的返还树立了很好的先例。

　　二战后，德国根据法律和协议，归还给了犹太人很多文物；此后美国和苏联又将原属于德国的部分艺术品和文物归还给德国。

　　侵略掠夺

　　租借方式“归还”

　　公元1866年当时的法兰西帝国出兵朝鲜半岛，战败撤退时掠走朝鲜王朝大批外奎章阁图书（奎章阁是朝鲜时代的王宫图书馆，外奎章阁是其分阁）。韩国政府从1991年就开始与法国交涉，要求其归还。但法国称，图书现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已属法国国有财产。1993年法国时任总统密特朗访问韩国。当时韩国要建高铁，法国希望能够为合作创造良好气氛，于是当时密特朗将其中一本书租借给韩国。此后韩国不断谈判，2010年G20峰会在韩国召开，李明博和萨科齐再次谈到了归还古书一事。随后双方签订协议，法国同意把所有外奎章阁图书以租借方式还给韩国，每个租期为5年，到时自动续期，相当于无限期地归还给了韩国。

　　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下专门成立了文物归还管理局。2002年起，埃及通过与世界各个国家的博物馆、各大拍卖行以及个人收藏者的沟通、交涉或协商，已从瑞士、美国、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等国追回了5500多件流失的文物。2009年,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主席宣布，在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归还流失的文物以前，埃及将中止与卢浮宫博物馆的一切合作。当年法国文化部就此回应称，法国政府已决定将卢浮宫博物馆收藏的古埃及法老时期的5件文物归还给埃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