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和道教有什么区别

道佛两教，一个是中土文化，一个是外来文化，但两者在中国哲学、宗教发展史上，却有着大致相同的兴衰经历。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道教亦在此时发生，二者又都经魏晋南北朝的蕴酿发育，到隋唐而繁荣并盛。此种情形，历来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尤其是两教之间的相互抗争、互不相让的关系备受研究者的关注和探究。然而，在互不相让的另一面，是相互融摄，这是二者得以并存，进而繁荣共昌的主要原因，亦是道佛二教关系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

一、道教摄取了佛教的名相术语

道教在建构自己的辨思哲学时，大量地吸收了佛教的方法和范畴，然而这些范畴却是根据道教自身的需要进行改造的。隋唐的道教学者一方面发挥道教的兼容特性，深入纳佛；另一面他们的道教主体意识也很强，他们要因循其本，再博采他说。他们的主旨是，借佛教的名相术语阐扬老庄的思想，进而使老庄思想根据宗教发展的实际需要得以提升，达到安身立命的目的。

（一）佛性说。道教有“道性说”，佛教有“佛性说”。把宇宙本体作为某种抽象的本质来看，并非佛教的独创，早期道家把道确定为万物的最高规定性，已经具备了这种抽象力。然而，“道法自然”，道“出于自然”，当“自然而然”被理解为道的最基本特性并与人性论联系起来时，“道性”便应运而生，道性即指人性之“自然”。这在东汉时产生的《老子想尔注》中就明确地表述出来了：

“道性不为恶事，故能神，无所不作，道人当法之。”（“道常无为而不为”注） “道性於俗间都无所欲，王者亦当法之。”（“无名之朴，亦将不欲”注）“不为恶事”，“与俗间都无所欲”，就是要顺其自然而然道性，“道常无欲，乐清静，故令天下常正”（“无欲以静，天地自正”注）。道教发明了“道部”，却没有很好的发挥，被六朝时期蓬勃兴起的佛性说取而代之。佛教自竺道生倡“一阐提人皆有佛性”说以来，加上《大乘涅盘经》被翻译过来，佛性说逐渐成为佛学主流思想。其谓“佛性”，乃指“真如法性”，即抽象的宇宙本体。作为一种本体论学说，它是将印度诸法实相说结合魏晋玄学本体论而产生的。作为一种修道论，它关心终极的抽象宇宙本性与有生灭的具体的人物有何关系，真谛翻译的《佛性论》说：

“问曰：佛何因缘说于佛性？答曰：如来为除五种过失，生五功德，故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六朝到隋唐，道教大讲道性说，确实接受了佛性说影响。但道教并不在本体论意义上，而是在修养论方面接受了佛性说。魏晋六朝，道教奉行外丹学说，其中虽有修炼身心的内容，其主要目的只在于以清静不动之心神迎受永恒不朽的道，并没有明确地认定客观的道与主观的精神有着某种直接同一性，而佛性说却完成了这方面的论证。道教本来讲道体论，但为了说明道体与人性之间的关系，也提倡道性说。《常清静经》强调“真常得性”，《升玄经》主张“思维分别，得其真性”，《云笈七签·仙籍理论要语》主张“道性常一不异”。孟安排《道教义枢·道性义》更明白地表明了道性说与佛性说之间的内在联系：

“道性以清虚自然为体，一切含说，乃到畜生果木石者，皆有道性也。究竟诸法正性，不有不无，不因不果，不色不心，无得无失，能了此性，即成正道。自然真空即是道性。”

这不仅说是一切物类都具道性，也明确提出，人如能反躬自修，了却本性，就能通道成仙。王玄览《玄珠录》既讲“道体”，又讲“道性”

“诸法若起者，无一物而不起，无一物而不忘。忘自众生忘，道体何曾忘？道之真实性，非起亦非忘。”

道体是道之本然体，道性是道体潜在于人与物中的具体属性，故人能修性，就能体道。不过，道教的道性说不仅仅吸收了佛性说，也吸收了儒家的心性说。儒家讲尽心知性知天，基本立意是主张从一念之初的本心达知本性。庄子主张“致道者忘心”（《让王》），“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就是以冥化自然作为体道知道的途径。而这在时间上先于佛教天台大师湛然提出的“无情有性”说。同时，道教主张以常清静心识性体道，即是把常清静心作为常清静之道作同一体来看待的。在早期道家看来，常清静、自然而然乃是道的最根本特性；在道教看来，人心能常清静，自能识道性。道教在讲求道性说时，也讲求道体说，还讲心与身的一致，不象佛教天台那样舍身求性。

（二）因待、境智与本迹的论辨术。道教在发展自己的思辨哲学时，从佛教中借用了许多术语，如“智境”，王玄览说“道在境智中间，是道在有知无智中间。”（《玄珠录》）成玄英说：“道是虚通之理境，德是志忘之妙智，境能发智，智能克境，境智相会，故称道德。”（《道德真经开题义》）

“圣人空慧明白妙达玄理，智无不照，境无不通。”（顾欢《道德真经注疏》“能无知乎”疏）又如“本迹”，唐玄宗说：

“摄迹归本，谓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复存，与彼异名先进无差别，故寄又玄以遣玄，欲令不滞于玄，本迹两忘，是名无住，无住则了出矣。”（《御制道德地经》“玄之又玄”注）再如“观照”、“定慧”，孟安排说；

“二观者，一者气观，二者神观。既举神气二名，具贯身心两义，身有色象，宜受气名以明定；心无难测，宜受神名以明空慧。故《本际经》云：气观神观，即是定慧。”（《道教义枢·二观义》）

唐代的道家、道教不仅借用佛教范畴，也运用道家、道教固有的术语展开论辨，如张志和关于“同乎时”、“异乎时”的论辨说：

“今有之忽无非昔无之未有，今无之忽有非昔有之未无者，异乎时也。若夫无彼无有连既往之无有而不殊无此有无，合将来有无而不异者，同乎时也。异乎时者代以为必然会有不然之者也，同乎时者代以为不然会有必然之者也。”（《玄真子外篇》）又如杜光庭关于同异关系的论辨：

“道德不同不异而同，而异不异而异，用辩成差不同而同，体论惟一。……知不异而异无所可异，不同而同无所可同，无所可同无所不同，无所可异无所不异也。”（《释疏题名道德义》）

诸如此类的论辩颇绕口舌，在格调上不仅类似庄子、公孙龙的辩术，也足可与佛教的论辩相匹敌。唐代的许多道家奇书，如《化书》、《无能子》、《谗书》等，都具此特点。道教还发展了一些自己的新术语，如因待、互陈、体用双举，等等。

（三）双遣方法的动用。非有非无，不落两边的双遣方法是龙树《中论》所阐述的基本思想，意谓执著于有是滞于有，遣有归无是滞于无，既非有，又非无，才是中道。运用在主客关系中，就是既遣他执，又遣我执，两边不落。这种方法在六朝、隋唐的佛教中有着广泛影响。道教在根据《老子》“玄之又玄”阐扬重玄哲学思想时。借用了这种方法。成玄英、李荣把佛学的非有非无称为“玄”，把非非有、非非无称为“重玄”。《天隐子》在阐发《庄子》“坐忘”观点时，也借用了双遣方法，外遣物境内遣心智，两边不落，心泯合于道，所谓“彼我两忘，了无所照”。

隋唐道家、道教学者在建树自己的形上学时，借用了佛教的术语与方法，发展了自己的术语，不仅有了辨思的外观，的确也有了辨思的高水准。但从严格意义主讲，道教虽然有了辨思的哲学，却仍然没有动用印度佛教的因明逻辑方式，尤其是没有采纳佛教的立破辨术，道家、道教原先的非逻辑特性并无根本改变，而且随着内丹学说的兴起发展，隋唐形成的辨思哲学没有沿着辨思的方向继续发展，而是服务并融铸在内丹学说中，进一步朝着“契思”与神秘主义方面发展了，其结果仍然是寓辨于不辨之中，这是道教在与佛教徒的论辩中总是“辩”不过佛教徒的一个基本原因。

三、佛教摄取了道教的思维方式

佛教在魏晋时期，曾以格义的方式大量地袭取了道家的概念、范畴，带有显明的玄学思想色彩。东晋以后，随着佛经大量被翻译过来，佛教则努力摆脱玄学的影响，尽可能地少用道家典籍的范畴、概念，同时攻斥道教袭取了佛学的范畴术语。到隋唐，佛教宗派林立，不仅气象博大，也显得根柢深厚。从表象上看，佛教于道家、道教无所取焉，其实不然。除唯识宗属于原本的印度佛教之外，其它几派皆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成的，它们用以标其思想宗奉的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混合再生品，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必然。仅仅从范畴徵引上难以看得出佛教从道教那里袭取了什么，但从思想内涵及其思维方式来看，则可清楚地了解佛教从道教那里袭取了什么东西。对此。梁启超曾说：“惟有一义宜珍重声明者，则佛教输入非久，已寝成中国的佛教，若天台、华严、禅宗等，纯为中国的而非印度所有，若三论、法相、律、密诸宗，虽传自印度，然亦各糁以中国的特色，此种消化的建设的运动，前后经教百年而始成熟。”（《饮冰室专集之五十八·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

（一）“出世”中的“在世”。原本的印度佛教乃是一种高蹈出世精神的宗教，把“不得参预世事，结好贵人”的佛陀遗训作为代代相因的传统，因之，出世就是要断绝一切俗缘，不得对现世有纤毫的回眸，不认六亲，不敬王侯。然而，当佛教传入中国并要立根中土时，它就不能不作出让步，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中已有调和中土与西土、方内与方外矛盾的意愿。在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反复冲撞中，佛教家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不依国主，法事难立。”而在宗教教义上公开认同的，便是在中土产生的经典《大乘起信论》。《起信论》的最基本思想是：“一心二门论”，“一心”即“众生心”，“二门”即“真如门”，“生灭门”。《起信论·立义分》说：

“摩诃衍者，总说有二种。云何为二？二者法，二者义。所言法者，谓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依于此心，显示摩坷衍义。”

“显示正义者，依一心法，有两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二门皆各总摄一切法。”

此“众生心”即不是单指佛性，真如，也非单指个体之心，生灭现象，而是佛性与人心、本体与现象（用）、圣与凡、净与染、绝待与相待、出世与在世等的和合。在这种和合精神原则下，佛教徒既可追寻超越的、形而上的终极境界，也可“随顺”对世间表示出普遍的关怀。《大乘起信论》自隋初流布开来，对隋唐诸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台、华严、禅宗等立宗分派多从中禀承一端，如天台的“性具”论，华严的“理事圆融”论、“功德本具”与“随缘不变”论，禅宗“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的体用论，都普遍地带有和合世俗的特点。

佛学与儒学，一个是极端的出世学问，一个是极端的入世的学问，《起信论》在调和出世与入世的关系时，显然撷取了儒学叩共两端而竭焉的中庸观点，但作为一种出世宗教学说与入世的官方正统学说，相距甚远。佛教与道教的关系不同，一来两者都是出世的宗教，二来两者又都在国主面前争宠，在民间争夺地盘，因而既要互相攻斥，又要互相效仿。道教虽然也常为出世与入世问题困扰，却先天地带有世俗的特点，老庄“无为”与“离世异俗”的学说根本不曾放弃“无不为”，不曾放弃此岸世界，道教的早期经典《想尔注》、《河上公章句》及《太平经》都蕴含了“道不遗人”的精神内质。《起信论》作为中国化的佛教的产物，自然极方便合理地从道家、道教那里袭取了这种精神内质，而且，在相互争高低的过程中，也竞相表现出现世的关注情怀。

（二）相对主义的方法论。华严宗宗奉《华严经》，然而经杜顺、智俨、法藏等阐扬出来的华严思想与本经也有大的异趣，华严诸师在发挥理事无碍观点时，接受了法相从印度译过来的《庄严经论》、《佛地经论》的影响，〔①〕又接受了《大乘起信论》的影响，还接受了庄子思想影响，是中印佛学在新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隋唐诸宗派中，除法相宗之外，就是华严宗最讲究辨术，它是把印度的方法拿来论辩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如体用，理事等。理事圆融的观点依据物无自性，依他缘生的观点，所谓：“依他中虽复因缘似有显现，然此似有，必无自性，以诸缘生，皆无自性故。”（《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卷四）从物无自性中，引出事事无碍，理事无碍，从而一多相即，远近相即，大小相即，如法藏所说：

“且如见高广之时，是自心观作大，非别有大；今见圆尘小之时，亦是自心观作小，非别有小。”（《华严经义海百门》）

这与庄子《齐物论》小大之辩如出一辙。《庄子》从相对主义观点出发，认定一切事物的一切性质只有相对性、暂时性，皆属观察、认知的角度不同而造成的，“固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大小”（《秋水》）。也就说万物自身没有确定的规定性。华严宗接受了《庄子》思想是毫无疑问的。

（三）整体性原则与“悟”的思维方式。禅宗的兴起，乃是一次佛教的革新，意味着佛教完全中国化的完成。从菩提达摩“藉教悟宗”，至慧能“不立文字”，神会“呵佛骂祖”，再到“德山棒”、“临济喝”，贯穿着一个基本的思想路线，即从印度佛教的繁琐逻辑证论与主客二元对立中解脱出来，以简捷明了的悟通方式实现主客体的绝对同一，如铃木大拙所说的那样：“禅宗与依靠逻辑与分析的哲学体系全然不同，甚至可说它是建立在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基础上逻辑哲学的立物。”〔②〕禅宗之所以诽毁逻辑，是因为：在禅宗看来，逻辑的方式不仅使主客二元对立，而且也将真理肢解了。真理（佛性）是统一的整体，需用一种非逻辑的超常的、整体的悟通形式才能认知。所以禅宗突出“识心见性”，认定主体之心与客体之性本来同一，能识得整体之心即能见得整体之性，所谓：“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中，何不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坛经》）而要做到这一点，靠逻辑的理性的方式是永远也达不到的，此岸与彼岸虽都只存于心性，却要靠一个“悟”，而悟则顿悟顿见，即整体性的一次性把握。所谓“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同上），即是说，真如法性是一个整体，只能整体地体认，人有利钝差别，须行渐修，但渐修并不是把整体的真理分次认知，而是经过渐修，提高，开导其智识，令其开悟，一次完成。“棒喝”的目的也正在于此。道教一向持天地人的“三一”模式，主张天人一体，道气一贯，道教修炼的目的在于泯合主客，感通道体。在老子、庄子那里，最高和本体——道乃是不可分的整体，无论老子讲“道者同于道”，进是庄子强调“正容以悟”，都是要求以整体的心态把握完整的道体。这与禅宗有着显明的一致性。为了达到悟的境界，庄子主张“吾丧我”，禅宗要求“无念无相无住”，这也有着相承关系。此外，禅宗为了表明佛性与人心的直接同一性并非外在力量使其然，也借用道家的“自然”观念，如神会说：“僧家自然者，众生本性也。”“一切万法皆因佛性故，所以一切万法皆属自然。”（《荷泽神会禅师语录》）可以这么说，禅宗借助于类似道家的整体性原则，以简捷明了的悟通方式实现了主客体的绝对同一。

然而，即使禅宗吸取了道家思维方式，也仍不失其佛教本色，这从以下三点可以明白看出：第一、禅宗和整体性悟通方式包含着印度佛学精于辨思的特点，它通过辨而达到不辨。庄子哲学虽寓辨于不辨，但庄子是要放弃辨术的。第二、禅宗在泯合主客时，强调以心合性，身是“臭皮囊”，不能与心同于佛。庄子主张坐忘、丧我，则是要以身心合一的方式契合道体。第三，禅宗的“悟”是本心与佛性的一种直接同一，道教的“悟”虽也是道体本心的同一，却包含着“感通”的特点。至认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作为“纯粹之中国佛教”〔③〕，其中自也不难找出与道家、道教的思想联系。

从中国上古以及先秦时期留下的史料看，在老子哲学之前，“天”或“帝”是最高信仰之神 ，无论在甲骨金文还是在传世文献中都是如此。孔子述而不作，好古敏求，他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此即以“天”为最高的范畴，它是尧、舜等古帝王效法的楷模。老子原创性地提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老子》二十五章），由此，“天地”才不再是自古固有的。于是在以后的中国哲学中，才有了《易传·系辞上》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按“两仪”即天地，《系辞上》在“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句后有云“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庄子·大宗师》所谓“夫道有情有信……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以及《淮南子·天文训》所谓“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从这一思想的发展脉络看，没有任何根据说盘古开天地的创世神话在老子哲学之前就有了，而只能说其产生于汉代哲学之后。

如许多研究盘古传说的论著所引，先秦时期追问天地的起源，较为典型的史料是屈原《天问》所谓。史料的背景应是老子提出了“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屈原是就此而追问天地万物如何产生的究竟，其中还提到了“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女娲有体，孰制匠之”等神话，这些神话都是讲天地开辟以后的事，人们从中看不出有盘古开天地的线索。

吕思勉在《盘古考》中把《述异记》中的“先儒说”、“古说”和“吴楚间说”区别于《三五历记》之说和《述异记》的首两说，这对于人们分析中国古代神话与“盘古开天地”神话的不同仍是有意义的。吕思勉认为，《述异记》中的后三说与《山海经》中的“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云云有相似之处。人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关于伏羲、女娲以及神农、黄帝等等的神话传说，也与《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大致属于一类，即它们都是讲“天地开辟”以后的事，而不是讲类似于“盘古开天地”的创世神话。因此，即便是“盘古”与“伏羲”音近相通，“盘古”是从“伏羲”演变而来的话，那么，此“盘古”的前身也并非后来那位“开天辟地”的盘古。

学界又有“盘古”与“槃瓠”音近相通的观点，而关于槃瓠的传说始自《后汉书·南蛮传》。 按“高辛氏”即传为“五帝”之一的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在少昊、颛顼之后，尧、舜之前。“犬戎之寇”发生在西周时期，故而关于“槃瓠”的传说当是西周以后所编造 。夏曾佑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说：“今按盘古之名，古籍不见，疑非汉族旧有之说，或盘古、槃瓠音近，槃瓠为南蛮之祖……故南海独有盘古墓，桂林又有盘古祠。不然，吾族古皇并在北方，何盘古独居南荒哉？”童书业认为，夏氏的这个说法是对的，但也有疑问：“为什么南蛮民族的祖先会得变为开天辟地的人物？” 吕思勉在《盘古考》中说，对夏氏的说法“予昔亦信之，今乃知其非也”，“凡神话传说，虽今古不同，必有沿袭转移之迹，未有若盘古、槃瓠之说，绝不蒙者” 。确实，“盘古”与“槃瓠”虽然音近相通，但是前者为“开天辟地”的创世之神，后者只是“高辛氏”之帝犬或南蛮之始祖，二者相差悬殊，绝不相蒙。

依吕思勉、饶宗颐等学者之说，《三五历记》和《述异记》中的“盘古开天地”创世神话本源于印度，是在佛教东传之后“杂彼外道之说而成”。既然是“杂彼外道”，那么其中就也含有中国本土的成分。如佛典《摩登伽经》述及外道之围陀多变 。而在《三五历记》的盘古传说中则是：“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按《三五历记》的“九变”之说是取于《周易》的“天阳”之数，与汉代的易学有密切的关系。如《京房易传》卷下云：“一、三、五、七、九，阳之数。”《易纬·乾凿度》云：“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气变之究也……一者形变之始，清轻上为天，浊重下为地。”汉代的易学本于先秦的《老子》和《易传》，由一气而分化出天地，即《淮南子·天文训》所谓“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这在秦汉以后成为儒、道两家普遍认可的常识。《三五历记》的盘古神话也讲“阳轻为天，阴浊为地”，这在两汉儒、道学说的背景下毫不足奇，然而它一定是讲在老子哲学之后，而不可能发生在老子之前的中国远古。“阳轻为天，阴浊为地”本是讲由一气分化出天地的自然演化，所谓“阳轻”“阴浊”就是讲天地之所以分化的原因，而《三五历记》又把盘古说成是开天辟地的创世之神，这就是“杂彼外道之说而成”了。

《五运历年记》所谓“元气蒙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这也是中国本土之说，惟后面的“首生盘古，垂死化身”云云乃是“杂彼外道之说”。中国古代的气论思想在先秦时期已有较高程度的发展，而“元气”概念始见于战国末期的《鹖冠子》，至汉代乃大为流行 。《五运历年记》讲“元气蒙鸿”，这也只能是发生在汉代以后，而不可能为先秦或中国远古之说。

依吕思勉、饶宗颐等学者的考述，盘古开天地的创世神话产生于佛教东传之后，不应早于东汉末年。在此之前，盘古之神不见于中国的古籍和古画。然而在此之后，却“传之甚广”，不仅见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绎史》、《通鉴续编》、《唐开元占经》、《古今律历考》等类书、史书和天文学著作，而且也被汉魏以后的神仙道教所吸收。如传为葛洪所作的《枕中书》。

“盘古”成为道教的“元始天王”，这当然也是“杂彼外道之说而成”了。见《云笈七签》卷三《天尊老君名号历劫经略》。 在这里，“盘古”已由创世之神降格为“天尊老君”的下属。又《云笈七签》卷五十六《诸家气法》。 显然，这是在《易纬·乾凿度》的“五太”（即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极）之说的后面再加上《五运历年记》的盘古神话。又明代邢云路《古经律历考》卷二十八在“道藏”条下有云：

道言太上灵宝，先天地而生，然后有天地。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极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虽然这里讲的是道教的“太上灵宝”，而没有讲“盘古”，但“数起于一……极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则分明是取自《三五历记》的盘古神话。

不仅道教吸收了盘古神话，而且在儒、释著作中也有采纳盘古之说者。如宋代理学家胡宏所作《皇王大纪》，虽然认为“世传天地之初如鸡子，盘古氏以身变化”云云乃“讹失其真”，但仍以盘古氏为“三才首君”（《绎史》卷一所谓“作史者目为三才首君，何异说梦”，即是针对此） 。元代的释念常所作《佛祖历代通载》，在首述“七佛”之后亦以盘古为“首君”。按盘古传说的原型本被印度佛教视为“外道之说”，而经中土的传衍，却也被纳入到中国佛教之内了。

从盘古神话在汉魏以后“传之甚广”，被广泛吸收并加以多种演绎看，在中古国西南少数民族中有把“檠瓠”祖先演变为“盘古”者，将其传唱为“开天辟地生乾坤，生得乾坤生万物，生得万物人最灵”的创世之神 ；又有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经民间采风调查，访得在河南桐柏山一带有盘古山、盘古庙以及“盘古出世，开辟天地，补天、战洪水、除猛兽，发明衣服”等神话 ；这些少数民族的盘古“史诗”和中原地区的盘古“神话群”，虽然都有一定的依据，但实际上同汉代以后文献中的盘古传说一样，只能说明其“传之甚广”并有多种演绎，而无任何证据足以说明其发生在老子哲学之前。 一个时期以来，有关盘古神话的渊源，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学者认为，盘古之名最早见之于三国吴人徐整的《三五历纪》、 《五运历年记》中，先秦著作无盘古名号，并以“盘古入籍晚”为由，来否定盘古神话的原始性和民族性，提出不应把盘古神话列为中华民族的先民创世神话。这种说法虽然失之偏颇，却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对此，必须作出应有的回答。三国之前真的没有盘古神话吗？三国之前，不但有盘古神话存在，而且在民间已经广泛流传，也有文字记载，相当详尽成熟。

民间的盘古传说早于历史典籍的记载，但是民间的传说究竟起于何时何地却一直苦无确切的历史记载。从逻辑上来说，最早传播盘古文化的地方应该是传说中盘古开天辟地的所在——盘古山。从流传时间上看当早于秦汉，从流传的地域空间上看，是在“吴楚间” 。 有“活的化石”之称的原始神话，不单纯是人类童年社会先民凭原始思维创作的“口头文学”，也具有原始先民向后世传递史料信息的意义。而古石初画、初文古字则是原始神话的载体。往往一个古代石刻、一个原始符号，能充分地反映出原始先民的文化思维活动，为我们揭示早期人类文化思维活动提供了最直接、最可靠的素材。在我国出土的铜器时代的一个方鼎上，有一个奇特别致的符号。

它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根据郭沫若等学者对甲骨文中“盘”字的正确认识和先存在于中国又在世界上多处出现的十字崇拜之十字的原始含意，可以认定，符号的两边是“盘”字的初文简刻，中间之空心十字图案，乃是十字崇拜的上神，是代表神祖的符号，这个符号应当念为“盘古”，有如中国文字中的单纯词尴尬、囹圄等一样是不能分开使用的，只不过这个符号把盘古二字合而为一了。这种简朴古拙的作法倒也符合万物起始也简的道理。此符号虽见之于铜器之上，但不可以说它就产生于铜器时代。

其实，它在铜器时代之前就已经产生。由于生产力的限制，人们只能把这一神圣的符号记在心里。而进入铜器时代之后，人们才有能力把它形之于铜器。在史前社会，既有盘古之名的记载，理应有盘古之事、盘古神话在史前社会的存在，已经不是问题了。还有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例证，那就是云南沧源岩画。

据专家考证，这幅岩画为二万年前原始人的作品，岩画的内容是：一人头上发出太阳之光芒，左手握一石斧，右手拿手一木把，两腿直立傲视一切。这种形象与盘古立于天地之间，用斧头劈开混沌开天辟地的传说正相契合。至于人首所呈现的太阳之状，则是反映了原始先民对太阳神的崇拜，也是对盘古把温暖送给人间的希望祈盼，对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看作是盘古神话的原始因子。据此，盘古神话信仰在二万年前就已诞生 。

大王岩画出现于麻栗坡县，根据《文山学院学报》刊载诸篇论文和《中国文明起源》、《人类文明溯源》、《史前易学》等著作的研究成果，大王岩画的两巨人像具有如下特点：　　1顶天立地的画像，在大王岩画当中出现了。而且确实是“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盘古日长一丈”。　　2大王岩画的两巨人像出现了以手指表示数字，以奇偶数字表示男女的画像，可以肯定“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这样的神话传说，有大王岩画这样的考古证据支持。　　3大王岩画有“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的证据。这个证据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出现在大王岩画两巨人像的头上。现在，我要重点讨论这个问题：　　大王岩画出现了盘古神话所需要的诸种要素，可证大王岩画就是盘古开天地的考古证据！

道家创始人老子生卒年不详。自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隐没后，其继承弟子有庚桑楚、关尹、列御寇、杨朱等人，而代表人物为庄子。道家名著有《老子》、《庄子》、《列子》、《皇极经世》、《文 子》、《田子》、《黄帝四经》、《老莱子》等书。道家是古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学派。《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创始人老子死后，道家主要沿两条路线继续发展，一条是“无为主义”的政治学，盛行于战国和西汉初期的黄老学派，这派主张“无为而治”，另一条是“任自然”的人生哲学，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老庄学派。道家思想，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占据了极重要的地位。老子曾为周守藏室之史。收藏室不但收藏了周朝和武王前周人的书籍、史官记载、珍宝物品，还有一百多大小诸侯国的历史文字、上古遗书、各国的供奉，记载了各氏族渊源，夏商遗民遗物。我们都知道大禹所制的九鼎，也在这里。老子在这里，接触到了大量的当时和上古的遗书，为他的思想打下了基础。华夏文明肇始于伏羲，兴盛于黄帝，那时的文化是一种巫史的文化，产生了易的思想，由此衍生出的，还有阴阳术、神仙术等。春秋时期，诸子百家对混沌的古文化凿开了七窍，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突破。老子参考了大量古籍，如含有“道”思想的《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特别是受到了《易》的思想的启发后，才写出了《道德经》，阐述了道的思想。

道教经典

《周易参同契》和《太平经》的出现，和五斗米道、太平道教团的产生，是道教形成的标志。

《周易参同契》是关於炼丹术的最早理论，被后人称为「丹经王」，它是对以前还丹金液烧炼技术的总结。「参同契」是指将易学、黄老、炉火三者综合为一：太易性情，各如其度；炉火之事，真有所据；黄老用究，较而可御；三道由一，俱出经路。该书是汉代黄老学派炼丹家魏伯阳所著，记述炼丹器具的制备，与药物的种类、剂量，和炉火的调节，及药物的反应过程，或炼成后服食的方法，以及产生的效果等。书中特别对丹药的反应原理、火候的掌握方法，记述很详细，一直为后人奉为准则。

《周易参同契》又是汉代学家说明炼丹过程的记述，和易学与炼金术结合的产物，它还把汉代易学中的「卦气说」发展为「月体纳甲说」，因此它的理论在易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若用易学的角度看《周易参同契》，是用阴阳变易说来解释丹药形成的原理，又用「月体纳甲说」来解释炉火掌握的原则。譬如《周易参同契》开端并说：「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坎离匡廓，转谷正轴，牝牡四卦，以为橐龠，覆冒阴阳之道，犹工御者执衔蛮，准绳辙，处中以制外，数在律历纪，月节有五六，经纬奉日使，兼并为六十，刚柔有表里。」乾坤坎离和后面说的「六十」指的是六十四卦，用六十四卦来解释炼丹的全部过程，则六十四卦中，取用乾坤坎离为四个基本卦，是丹药形成依据（乾坤为炉鼎，上釜为乾，下釜为坤，并取天上地下之象。坎离指药物，坎即是铅，离即是汞；或坎为水，离为火；火指药物蒸馏，水指药物熔化为液体。乾卦、离卦为阳，坤卦、坎卦为阴；鼎上为阳，鼎下为阴；汞为阳，铅为阴；火为阳，水为阴。）鼎炉及药物等，都是依阴阳变易的法则进行作炼，尤其「牝牡四卦，以为橐龠，或覆冒阴阳之道」之说，指明炼丹过程也要依据自然界阴阳势力的消长来掌握火候。

「经纬奉日使」说明把剩下的六十卦分配在三十天内，每天有两卦；「刚柔有表里」说明阴阳属性之相成相克。《周易参同契》特别强调坎离两卦之作用，同时也明确地说明「易为坎离」，以坎离讲阴阳变易，如此说，也无违背易学的阴阳变易原则和炼烧的原则。炼丹的过程，药物和水、火二气的变化，铅为阴，其遇火而熔为白液；汞为阳，其遇火而升华；水为阴，火为阳，混而为一，炼为丹药，此即是「易谓坎离」。

《周易参同契》的「月体纳甲说」，是说明炼丹火候要随每月月亮的盈虚而调节。但火候有两种，文火和武火。减炭为文火，加炭为武火；在一个月里，前半月用文火，后半月用武火；在一年内，冬至后用文火，夏至后用武火。它是要求炼丹术依据自然界阴阳势力的消长掌握火候。

《参同契》的「纳甲说」有三种，说明炼丹运火程序，因此称为「月体纳甲说」。

第一种是六十卦纳甲说，将一个月分六十个昼夜，配以六个卦，每日早晚的用火。

第二种是八卦纳甲说，以月亮的盈亏说明一月之中的用火，以坎离两卦代表日月，以其余六卦代表月亮的盈亏过程，八卦又各配以天干地支。

第三种是十二消息卦说，十二消息卦是用十二个卦（复、临、泰、大杜、夬、乾、姤、遁、否、观、剥、坤）表示阴阳二气的消长。

《参同契》用这十二个卦与天干十二律相匹配，说明一个月或一年的用火程序；又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说明铅汞加温起反应，转化为金丹的过程。

阴阳五行说为汉代思想的主干，所以在《参同契》可以看到道教产生的背景，同时看到道教阴阳五行说和儒学的成分。

《太平经》是流传至今的最早道教经典，《太平经》的历史可以上溯至西汉；《汉书》记载西汉成帝时，曾有齐人甘忠可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

《太平经》产生於东汉安帝、顺帝时，出自于吉等人，后於桓帝时由襄楷进献给朝廷；原经本有一百七十卷，但今现存於《道藏》中只有五十七卷。

《太平经》的宗旨，为兴国广嗣之术，是讲「气」以养长生，则为生命存在和长生方法。《太平经钞�6�4癸部》说：「三气共一，为神根也，一为精，一为神，一为气，此三共一位，本天地人之气。神者受于天，精者受于地，气者受于中和，相与共为一道。故神者乘气而行，精者居中也，三者相助为治。故人欲寿者，乃当爱气、尊神、重精也。」说明「精气神」是人生命存在的基础。《太平经钞�6�4壬部》说：「人有一身，与精神相合配也。形者乃主死，精神者乃主生；常合则吉，去则凶；无精神则死，有精神则生。相合则为一，可以长存也。」

历史上的「精气神」，在《太平经》已经有新的发展，则「精气神」的性质，与人的行为和人的身体有密切关系。但「精神」有善恶、吉凶，人身的精神亦然；因为精神的性质决定人行为的善恶，故有关性与命的关系甚大。又人行为的性质也可以使相应性质的精神进入身体，并精神可以出入人身，更赋予精神以人格神的特徵，在人格神的精神中表现。

其实人之身体中有所谓「人身之神」、「司过神」和「五脏之神」。司过神曰「监察神」，为监察人行为过失的神；这种神在《太平经》叫做「六司命神」，证明人五脏之神，也有司过之功能（所谓「你知我知」之意）。

五脏之神「心、肝、脾、肺、肾」，在《太平经》相应为一种形神求长生的论述，所谓「精神出游，神随人意，诸神司过」，以此论述为根据；又括「守神」、「致神」、「还神」三种。守神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存守身中已有的精神，使不失去或游离身外。

二、守神可以防止凶神恶气在身中作乱。

「致神」是防止招致身外之精神来侵入居住人之身中。

「还神」的对象是本在身中却一时游离身外的精神，通过还神的办法，使它们返回人体与身形相合，以达到消除疾病和长生久视的目的。这种方法是重在「思」，在思神时，要把这些神像挂在静室中实行凝思，并要佩神符，及吞服丹书。

《太平经》中的「承负」，也是道教史上重要的观念，它给人们行为的后果作了解释；因为一个人行善反得恶果，行恶反得善果。这个问题，《太平经》认为是「承负」所引起的作用。「承负」说明人今生的遭遇是受前辈人行为的影响，今生的行为也会带给后辈人福祉；承者为前，负者为后。《解师策书诀》说：「承负是告诫人们要为后世人行善，免受承负之厄；本人能行善得道，也能免去承负之厄。」

庄子

道家经典著作。为周·庄周撰。又称《南华真经》，全书三十三篇，多以寓言阐述哲理，其中也有不少关于气功的论述。如“踵息”、“心斋”、“坐忘”、“缘督以为经”、“吹喣呼吸，吐故纳新”等等，对后世影响较大。

列子

道家经典著作。为周·列御寇撰。又称《冲虚至德真经》，全书八篇。以“至虚”、“终天”的思想家为本，其宗旨与《老子》、《庄子》相同。书中很多阐述与气功养生有关，为后世气功重视。

阴符经

道教经典著作。传为黄帝撰。全称为《黄帝阴符经》一篇。该书自唐代李筌公开传播以来，就受到道教学者的重视，各以心得注解，今存四十余种注本。书中某些论述对气功养生有指导意义。

黄庭经

道教气功经典著作。书分三种：《黄庭内景经》、《黄庭外景经》、《黄庭中景经》，各一卷。《内景经》成书于西晋太康年间，《外景经》成书于东晋年间，《中景经》约成书于南北朝间，是在“内”、“外”两经的基础上综合加工而成。《黄庭经》提出的“三黄庭”、“三丹田”之说，渊源于《太平经》的“三元合一”论。黄庭即上丹田，于身指脑，为百神之主宰；中黄庭即中丹田，于身指心，为脏腑之根本；下黄庭即下丹田，于身指脐下关元穴，为阴阳之门户、精气之命脉。只要如法存想黄庭，养炼丹田，就能固精全气，长生久世。具体做法三经各有不同。

抱朴子内篇

道教道教经典著作。二十卷。东晋·葛洪撰。次书包括道教理论、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等内容，为道教道教集成之作。书中阐述了长生不老学说，提供了先秦以来各类内炼养生方法。其中有关气功的内容，集中地反映在《对俗》、《至理》、《释滞》、《杂应》、《地真》等篇章中。明代的刊本《抱朴子内篇》，末附《别旨》一卷，专述吐故导引，为气功专篇，极有参考价值。

清静经

道教经典著作。全称《太上老君说常清静妙经》。一卷。唐代著作，不著撰人。此经本着老子“清静无为”的宗旨，认为人能清静，即可得道，住世长年。而获得清静之法，唯有观空。

了心经

道教经典著作。全称《太上老君说了心经》。一卷。唐代著作。不著撰人。书中认为“心为神主，动静从心”，只有从澄心定神入手，修炼才能成功。

天机经

道教经典著作。又名《阴符天机经》。一卷。唐代著作，不著撰人。 此经为阐发《阴符经》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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