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献学的成就：宋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即处在中国文学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

宋代文献学的特征：所谓“雅”，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中上层的文人文学，指诗、文、词；所谓“俗”，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下层的小说、戏曲。传统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戏曲”的说法，指明了各个朝代文学样式发达繁荣的侧重点。

扩展资料：

宋代文学中贯穿着爱国主义精神，愤慨国势削弱，外族侵凌，怀抱破敌立功的壮志的，早在苏舜钦的诗里，就有《庆州败》一类的诗。

稍后，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里，有“射天狼”的豪情。到南宋陆游、辛弃疾等多数作家的大量作品里，更充满着爱国忧国之情。而到南宋灭亡前后，文天祥、谢翱等作家的诗文里，这种感情就更加强烈。这一特色，是宋以前文学所没有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感染着后来的读者，成为宋代文学的重要特色。

词这种体裁，从唐末到五代，配合燕乐，作为歌楼舞馆的唱辞，所谓“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绡泉底，独殊机杼之功”（欧阳炯《花间集序》），用翠羽轻绡来比，指出当时的词，风格和语言要求轻靡。又称“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同前），写柔靡的恋情。

汉承秦制，初用篆书，后来篆书呈现出衰落的趋势，隶书得到蓬勃的发展，并在东汉进入鼎盛时期；草书（章草）在汉代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一种字体；楷书和行书也开始萌芽。石刻和简帛为汉代书法的主要载体。

楷书

楷书在字体结构方面，与隶书差不多，但楷书将隶书笔划的写法改变了，且由扁形的隶书改为基本上呈现方形的楷书，即所谓的「方块字」。楷书也称为正书、真书，说明了楷书是提供人学习和运用的正规书体。最早的楷书书法家是东汉末年的钟繇，从其流传下来的作品中，还多少残留著隶书的笔意。楷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又经历了不少变化，到了隋唐之后才基本定型，定型后的楷书，笔划、结构都相当精致、严谨，如唐朝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作品就是范本之一。

中国文字进入楷书阶段后，字形还再继续简化，但字体就没有太大的变化了，做为我国四大发明术之一的印刷术，就是以楷书做为印书的主要字体，在宋朝刻印的书籍中，楷书被美术化，写得更加规矩而漂亮，称为「宋体字」，后来还有模仿宋体字而加以变化的，叫做「仿宋体」。我们今天阅读的书籍、报刊上所用的字体，大致上是这一种风格的楷书变体。

明朝体也就是宋体。

  宋体其实是由秦桧创建，但因其是奸臣，人们不愿意给予他名誉。秦桧虽然博学多才，在书法上很有造诣。他综合前人之长，自成一家，创立了一种用于印刷的字体。按一般的习惯，应该叫秦体字才对。像柳宗元的“柳体”，颜真卿的“颜体”等。可是由于他人品太差，所以人们痛恨他，虽然应用他创立的字体，可是却把字体命名为宋体。

  宋体起源于宋代，但确立于明代。宋代的文化非常繁荣呢，尤其是有了雕版印刷，在元代和明代大量翻刻宋本，导致宋体字在明代确立。

类书是辑录古籍原文中的部分或全部资料，按类或按韵编排，以供人们查考用的工具书。类书按其内容和编排方式不同，有义系、形系、音系三类。义系类书就是按材料的义类分部编排，如天文、地理、人事类。每系中又分若干小类，如天文分有日、月、星、时等；时又分春、夏、秋、冬等。古代类书大多属此类。其中以取材范围分，有综合性和专科性两种。音系类书是从古书中摘取二至四字的短语，按末一字的韵编入某韵，主要供编纂字、词典找资料出处所用。如元代的《韵府群玉》、清代的《佩文韵府》。形系类书是字形编类，即将两个字组成的词语按其上一字归入同一字的类中，而举出包含这个词语的诗文篇目，如清代的《骈字类编》。其作用与音形类书略同。宋代类书编纂规模空前，产生了许多大型类书。较为著名的有：

《太平御览》，1000卷。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下诏命李昉等人编修，历时八年而成。初名《太平总类》，太宗令人日进三卷阅览。“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故改题今名。又简称“御览”。是书分55门，各门之下又分若干类，有些类下又有子目，大小类目共计约5474类。《御览》征引古书1690余种。可见其不仅是一部重要的综合性资料工具书，而且是保存古代佚书最为丰富的类书之一。

《册府元龟》，1000卷。宋真宗命令王钦若、杨亿等辑。始于景德二年（1005年），历时八年于太中祥符六年即1013年修成。分31门，1104门。将历代事迹，自上古至五代，分门顺序排列。所采以史籍为主，间取经、子引文多整章整节，对宋以前史辑的校勘工作有较高价值。

《山堂考索》一名《群书考索》，212卷。南宋章如愚私撰。共分46门，所引经史百家之书，都附有辑书人的断语。

《玉海》，200卷。南宋王应麟私撰。分天文、地理、官制、食货等21门。该书对宋代史事大多采用《实录》和《国史日历》，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卷末还附有《辞学指南》四卷，并有辑者所作《诗考》及《诗地理考》等13种。

王羲之的书法特点

书圣王羲之，以其冠绝古今的书法艺术，成为中国书法艺术星空中最耀眼的辰星。他的书法，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代许多著名的书家几乎无不深受其遗泽。

王献之的书法特点

收藏鉴定王献之书法可将其和王羲之比较，父子在书法上各有千秋，羲以真行为显，献则以行草为能。“二王”最有创新意义和存在价值的，是其流美飘逸的行草书。王献之不为其父所囿，别创新法，英俊豪迈，自成一家，令人刮目相看。可惜天妒其才，42岁就过早病卒。

王献之有章草《七月二日帖》，其小楷书以《洛神赋十三行》为代表，用笔外拓，结体匀称严整，如大家闺秀，姿态妩媚雍容。其行书以《鸭头丸帖》最著。

张旭的书法特点

张旭的书法以草书成就最高。他自己以继承“二王”传统为自豪，字字有法，另一方面又效法张芝草书之艺，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其状惊世骇俗。

扩展资料：

故事典故：

竹扇题字

据说有一次，王羲之路过山阴城（今绍兴）的一座桥。有个老婆婆拎了一篮子六角形的竹扇在集上叫卖。那种竹扇很简陋，没有什么装饰，引不起过路人的兴趣，看样子卖不出去了，老婆婆十分着急。

王羲之看到这情形，很同情那老婆婆，就上前跟她说：“你这竹扇上没画没字，当然卖不出去。我给你题上字，怎么样？” 老婆婆不认识王羲之，见他这样热心，也就把竹扇交给他写了。王羲之提起笔来，在每把扇面上龙飞凤舞地写了五个字，就还给老婆婆。

老婆婆不识字，觉得他写得很潦草，很不高兴。王羲之安慰她说：“别急。你告诉买扇的人，说上面是王右军写的字”王羲之一离开，老婆婆就照他的话做了。集上的人一看真是王右军的书法，都抢着买。一箩竹扇马上就卖完了。

-王羲之

在宋代学术和宋代理学的影响之下，诗歌也具有了尚理的特征。这个特征，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似乎早有了定论。南宋著名的批评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诗有词、理、意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在这里，他对宋朝人的诗歌和唐朝人的诗歌做出了比较。他说宋朝人的诗歌擅长说理而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唐人却没有这个毛病，所以他最推崇唐人的诗歌。

明代学者杨慎《升庵诗话》中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说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三百篇"指的是《诗经》。《诗经》作为经典，是古代诗歌创作的崇高的典范。唐人的诗歌理情比较靠近，宋人的诗歌以说理为主，所以距离三百篇的典范就远了。这是古代文学评价的看法。

当代著名的学者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唐诗最主要的特征是风神情韵，而宋诗最主要的特征是筋骨思理。所谓的唐诗和宋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

一、朝代之别。唐诗和宋诗是两个不同时代的诗歌。唐朝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宋代分为北宋、南宋时期。北宋的代表是苏黄；南宋的代表是尤杨范陆。杨万里、范成大、陆游。钱钟书在《管锥篇》中提出了唐诗和宋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说两种诗是不仅仅是两个时代的区分。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一种风格上的区别。风格指的是这两种诗歌不同的情感内涵和艺术风貌。唐诗崇尚情韵，而宋诗崇尚筋骨思理，特别重视意理的发挥。唐诗创作风神情韵为上的诗歌，不仅仅是唐朝人能写的，宋朝人也能写出来。宋诗是以筋骨思理见长的诗歌，能够在作品中体现出筋骨思理特征的，不仅仅宋朝人能写，唐人似乎也能写这样的诗歌。他说唐人也有能够写出宋调的。开创者要从杜甫、韩愈、白居易等谈起。他们的诗歌中也有一些以议论见长的诗歌。这些诗歌就体现了一种宋诗的特征。而宋人也有能够写出风神情韵见长的诗歌，举出了张耒、赵师秀、姜夔，他们虽然是宋代人，但是他们的诗歌也呈现出唐人的特征。还有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最典型的宋诗的特征是筋骨思理渐胜。

杜甫是唐人中开宋调的一个代表者。杜甫是诗圣。他的诗歌创作有多方面的成就。杜甫在自己的诗歌中比较喜欢讲道理。比如说《又呈吴郎》中，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既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这首诗歌是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后，准备返回自己的故乡，经过夔州时期所写的一首诗歌。他在诗歌中准备乘着小船，沿着长江三峡，穿过三峡到湖北，再回到河南的洛阳。但是杜甫经过夔州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不能再支撑旅途了，所以他准备到夔州上岸休息几天。没想到这一休息就住了三年的时间，为了让自己安顿在夔州，那么杜甫就在那个地方买了房子。他原来那个房子的前面有一棵高大的枣子树。这个枣子树每到秋天挂满了枣子，有很多孩子到树下打枣子。但是在众多的孩子中间，有一个人引起了杜甫的注意。有一个老太太也到树下捡枣子吃。后来杜甫了解到它非常的穷困无依无靠。才和孩子们一起捡枣子吃的。杜甫后来转手把房子给了她的一个亲戚。亲戚比较年轻，他来了以后住在这个房子里，看到很多孩子们来打枣子，他觉得可能比较烦。所以就在枣子树的外面做了一道篱笆墙。这下孩子们没有办法来打枣子了，而穷困的老太太只能望洋兴叹。这个消息后来让杜甫知道了，杜甫就写了这首诗歌劝告吴老，说那些孩子能不能打到枣子倒无所谓，但是特别是那个老妇人，如果不是穷困到了极点的话，怎么会到这里来打枣子吃？再说她总是到别人的房前，打枣子的时候，心里也不踏实。所以当这个老妇人来的时候，你应该对他好一点。这个话就是讲道理的。在吴老看来，做的篱笆墙，说不定也不是针对老妇人的。但是自己做这道墙对老妇人来说，恐怕心理上形成了一道隔阂。颔联和颈联中，每一句都用了两个关联词，句中大量虚词的使用，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来讲道理。这是杜甫的《又呈吴郎》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典型的宋诗说理的特征。

再看韩愈。韩愈在《龊龊》诗中也是讲道理的。讲的是那些不学无术、心胸狭隘的比较猥琐的人，与《龊龊》诗相比，韩愈具有远大的志向。所以在诗中龊龊当世士，所忧在饥寒。但见贱者悲，不闻贵者叹。大贤事业异，远抱非俗观。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汍澜。抒发了自己一些崇高的理想。所以这首诗是一首五言古诗，古诗在汉末《古诗十九首》时代已经取得了成就。在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阮籍，他的《咏怀八十二首》诗中，可以说是五言古诗的杰出的作品。阮籍的咏怀诗常常用象征和比兴的手法，写的非常的晦涩难懂。而韩愈的这首诗直接的议论，表现自己的一种报国的理想。

再看白居易的《放言五首》。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著。试玉要烧三日满，辩才须待七年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要想对一件犹豫不决的事情下决断，那么最好的就是等待时间。所以这首诗开篇四句直接说出这样一个道理，下面是举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举出了两个事例。西周初年时期的周公，周公当时辅佐成王的时候，他自己的兄弟有意见了，所以就放言说周公要取成王的位置而代之。但周公根本没有这个想法。后来完全的证明周公是真正的辅佐成王的。没有取成而王代之的想法。

王莽是一个重臣，他表现的非常的谦恭实际上是收买人心，后来它就取汉家王室而代之，建立了自己的新王朝。如果王莽没有活到取汉家王室而代之，给人留下的印象，恐怕就是一个非常谦卑的君子。假如周公在辅佐成王的时候，初期就去世了，那么给人留下的印象，可能就是他会取成王而代之。但是后来历史证明他们都不是那样的人。说明时间会证明一切，也说明周公就是一个忠臣，而王莽就是一个奸臣。所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纂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通过周公和王莽这两个历史人物为例，来说明日久见人心这样的道理。所以白居易的七首《放言诗》就是以说理为主的。

白居易还有一首诗叫《感兴二首》，诗中说，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就发挥老子的那个祸福相依的道理，同时在诗中直接说出他自己人生的观点，表现了自己淡泊的一种人生的情怀。

看到唐代的著名诗人杜甫、韩愈、白居易，他们在自己的诗歌中，都写出来以说理为主的诗歌。如果说说理也是宋诗最典型的特征，那么可以说他们就是唐人中开宋调的诗人了。

如果说说理是宋诗的主要特点，那么宋代也出现了一系列的诗人，他们在自己的诗篇之中也以情韵见长。首先看苏门四学士的张耒。他的绝句《初见嵩山》。这首诗歌就是通过青山的意境的描绘，表现出自己一种潇洒的情韵。这首诗本身也写得潇洒自如情景交融。这首诗与唐诗的风神情韵非常相像。

永嘉四灵赵师秀有一首广为人知的诗歌《约客》。这首诗歌是写初夏时分，和朋友约好下棋，可是由于下雨的原因，朋友没有到来。诗人内心落寞，百无聊赖。开头两句运用了黄梅、雨水、青草、池塘、蛙声等意象组合而成，一幅非常幽静的江南夏夜图。在这里我们看出来，有一点以动写静的味道。非常具有形象性。后面表达一种诗人雨夜候客不来的一种怅惘的情绪。这首诗歌也是情景交融，而且从整个文字看也非常的圆融，形神兼备。好像出自唐人之手。这是宋人写出丰神情韵的唐诗特征的典型的作品。

王安石是当时一位政治家，同时是一位大学者。他在北宋的文坛之上，诗歌散文创作也有很高的成就。我们就来看他的一首小诗《登飞来峰》。这首诗歌开篇说自己登上了飞来峰上的千寻塔，听说登上这座高塔在半夜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太阳的升起。实际上我们生活中也有这样的经验登高可以望远。登上高山，有一个非必要做的活动，就是看日出。比如说去泰山看日出，到黄山的顶上站的高才能看的远。但是这首诗主要说的是后面的意思，直接就把这个道理说出来。说我们站在高高的山上，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登飞来峰》的说理体现了典型的宋诗的特征。

再看理学家程颢，他写了许多诗。《秋日偶成》中，秋天的时候很有闲情雅致，到外面去秋游。但是这首诗不是表现秋天秋游的情感的，主要是来发挥儒家的意理。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这是我们中国哲学中认识论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讲正确的认识外在事物必须有一种清净的心灵去观照这个世界。同时，受中国儒学的思想的影响，说那个本体的道无处不在。形而上者谓之道，行而下者谓之气，的区别。最后又发挥了孟子那种大丈夫的思想，主要是发挥儒学传统，儒学的那种抽象的道理。程颢是著名的理学的代表人物。所以他写这首诗的时候难免受到儒学思想的影响以说理为主。

再看苏东坡写的《题西林壁》中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已经成为格言了，告诉我们看到一个事物的时候，要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它。因为如果认识一个事物，只从一个角度的话，应该是一个片面的认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说，认识一个事物，如果仅仅在它的内部转圈子，肯定还是有局限性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要跳出来，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够看到事物的全貌。所以《题西林壁》也是一首说理诗。但是，它结合一定的形象，所以也具有形象性的。

陈师道，也是北宋时期著名的诗人。他的《绝句四首》也是讲道理的，文字比较浅易。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世事相违每如此，好怀百岁几回开。这首诗前面两句讲了两个不同的经验，说我们都喜欢读书，但是心情沉重的时候读书就读不下去。而心情比较高兴的时候，读书效率就能大大提高。特别是读到一篇喜欢的文章，或者是你愿意读的书，很快就读完了。但是内心不免有些许的落寞，感觉意犹未尽。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朋友也很多，《论语》中开篇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有好朋友多好，好长时间没有见到，多么希望朋友到身边来。但是他因为有别的什么原因没有到来，你会感到很遗憾。通过这两件事，陈师道就总结出来，世事相违每如此，好怀百岁几回开。他是说一个人的一生在有生之年，每次比较欢快的事情不是太多的，这又是讲了一个道理。陈师道这首诗是一首典型的宋诗。

以朱熹为例，他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从诗歌的创作来说，这首《春日》是他的代表作。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首诗是写朱熹在这个美好的春天到泗水边去游玩，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泗水在南宋的时候已经被侵占。所以这里讲的只是一个寓象，比喻儒家的学派孔门。"寻芳"指的是探寻儒家的主要思想。"东风"指的是儒家的教化。"万紫千红总是春"的"春"，指的是以孔夫子为代表的那个儒家思想的核心仁。这首诗就是把哲理融化在形象之中的。其主要目的就是讲道理。因此后代学者金履祥在《濂洛风雅》中说，喻学问博彩极广，而一心会晤之后，共是一个道理，所谓一以贯之也。想到朱熹的《春日》诗，我们很容易想到另外的两首，《观书有感二首》绝句。

第一首诗是写春日中看到了一块非常明净的池塘，蓝天、白云映照在池塘的水中。诗人问为什么池塘的水如此清澈？是因为它源源不断的有活水进来。第二首诗是讲在春水中击船。本来在河面上行进的时候，小船比较难行，但是后来突然春水涨起来了，所以比较难行的小船在大水浮力的作用下，飘起来自由自在，非常顺畅。因此这两首诗，他的题目叫《观书有感》可以看出来，两首诗并非真的在写实景。其实是表达自己读书时候的一个感想。前人就有过分析这两首诗，实际上是指以自然的意象比喻学书时的一种体会。

朱熹自己曾经以第一首诗与年轻的学者所说，盖借物以名道。借物体来说明道理。金履祥在《濂洛风雅》中，引用朱熹三传弟子王柏的话来说明道理，前首言日新之功，后首言为到之效。"日新"这两个字在上古时期就出现了，苟日新，日日新。每天都应该有新东西，就像池塘一样，都有源源不断的活水进来，才能保持那么清澈，才能映照出天上的蓝天、白云。所以每天获得新东西，新知识，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读书做学问，每天都要日积月累。在平常看来，好像没有获得很多。但是我们持之以恒，积累到一定的时候，日积月累就会发生一种质变，会达到豁然贯通的境界。

从以上这些诗人，我们可以看到宋代诗歌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说理。

　　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编辑本段

　　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编辑本段

　　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编辑本段

　　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编辑本段

　　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唐·房玄龄等著，130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南朝梁·沈约著，100卷。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著，59卷。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梁书

　　唐·姚思廉著，56卷。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唐·姚思廉著，36卷。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北齐·魏收著，130卷。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珪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唐·李百药著，50卷。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著，50卷。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隋书

　　唐·魏征等著，85卷。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