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古代帝王皇宫的宫殿，你的头脑中会不会有“金碧辉煌”这个词语闪现？

开封龙亭公园的龙亭，屋顶是金**的琉璃瓦，而陈列的北宋皇宫宫殿群的模拟沙盘，还有北宋东京汴梁（今开封）城全貌的模拟沙盘，屋顶全都是墨绿色的。

我很好奇，就问导游其中缘故。

穿着蓝绿色汉服的导游告诉我，龙亭是清朝时期仿北京故宫修建的建筑，所以是金色屋顶。

沙盘模拟的是宋朝建筑，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非常崇尚道教。道教的宗旨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所以北宋在建造皇宫宫殿时也遵循了道教“道法自然”的主张，墨绿色屋顶就成了宋代建筑比较典型的特征。

就连北宋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图》，也是充满生机的绿色调子。

在龙亭公园，还看到一座碑亭，里面矗立着道家的一座“叙五岳真形”碑，此碑雕刻于清朝嘉庆5年的1800年，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文字是当年的河南布政使所书，碑身正面刻有绿色的“五岳真形图”。

在道家心中，“五岳真形图”象征中华五岳，也是道教“驱邪”的符篆。景区里好多上了年纪的道教信众正在这座碑前叩拜，为自己和家人祈求幸福平安与快乐健康，取其“立五岳之巅，避邪纳福”之意。

细心的你有没有发现这座碑亭上的“碑”字缺了一笔？

导游的讲解是因为“碑”字是石头的“石”加一个卑鄙的“卑”字，为避讳也为去晦气，就缺了一笔。

这个碑亭的“碑”字一定是有故事和传说的，但是导游的解释我没有找到佐证，实在不知真假。

《百家姓》是一本关于中文姓氏的书，成书于北宋初。原收集姓氏411个，后增补到504个，其中单姓444个，复姓60个。 《百家姓》、《三字经》与《千字文》并称“三百千”，是中国古代幼儿的启蒙读物。“赵钱孙李”成为《百家姓》前四姓是因为百家姓形成于宋朝的吴越钱塘地区，故而宋朝的赵氏、吴越国国王钱氏、吴越国王钱俶正妃孙氏以及南唐国王李氏成为百家姓前四位。 2013年4月14日，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华夏姓氏源流研究中心通过综合分析，发布当今中国最新版“百家姓”排行榜。根据研究，“百家姓”排名前三位的王、李、张是中国最大群体的姓氏。此次研究发现，中国的王、李、张三姓分别有9500多万人、9300多万人和9000万人，三姓人群约占中国总人口的21%。最新版百家姓排行榜中：王姓成中国第一大姓。

发展史

姓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制度时期，所以中国的许多最早的姓氏都是女字旁或底，如姚姓。姓是作为区分氏族的特定标志符号，如部落的名称或部落首领的名字。传说黄帝住姬水之滨，以姬为姓；炎帝居姜水之旁，以姜为姓。皇天以大禹治水有功，赐姓为姒。此外，部落首领之子亦可得姓。黄帝有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为姬、酉、祁、己、滕、任、荀、葴、僖、姞、儇、依十二姓，其中有四人分属二姓。祝融之后，为己、董、彭、秃、妘、曹、斟、芈等八姓，史称祝融八姓。

随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母系氏族制度过渡到父系氏族制度，氏族制度逐渐被阶级社会制度所替代，赐土以命氏的治理国家的方法、手段便产生了。氏的出现是人类历史的脚步在迈进阶级社会。姓和氏，是人类进步的两个阶段，是文明的产物。

夏、商时期，贵族皆有姓氏。姓的分支为氏，意思相当于家或族。夏王室为姒姓，另有霸主昆吾为己姓，己姓中有苏、顾、温、董、豢龙等氏。商王室为殷姓，另有霸主大彭、豕韦为彭姓。商代还有条氏、徐氏、萧氏等十三个姓。

周代是中国姓氏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姓氏制度见于记载者较多。周王朝中，周王所封建的 百家姓 各诸侯国之君和卿大夫有同姓和异姓的区别。到东周春秋时，可考的有姒、子、风、嬴、己、任、祁、芊、曹、董、姜、偃、归、曼、熊、隗、漆、允等二十二姓。百家姓的排名只是名义上的，虽然有字面上的这么多姓。因为某些姓氏虽然在字面上不同，实际上部分姓是从某姓衍生出来的，比如姚姓，据2004年在湖南零陵召开的全球华人公祭舜帝大会上的最新统计，由姚姓衍生出的姓氏达60个之多，如陈、王、胡、孙、虞、田、袁、车、陆等姓氏，流布于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五帝之一的舜有生于姚地（今河南濮阳范县），便以姚为姓，其后子孙便以地为氏，称为姚氏。因舜帝居姚地，有子孙以姚为姓，称为姚氏。舜在当帝之前，有搬到妫河边居住，他们的子孙有留在妫河边居住的，便以妫为姓。舜帝登帝位后，仁德荣耀，有子孙以帝名舜为姓，禹封皇舜长子商均于虞，至始祖四十三世孙妫满封于陈，官拜陶正，谥胡公，其子孙或以国号陈称姓，或以官号改称陶唐氏，或以谥号胡称姓，或以尊讳满称姓，演变至汉朝，姚氏衍生出：妫、舜、虞、陈、胡、田、袁、王、孙、陆、车等六十种，繁姓同根，异氏同源，是一家亲。在中华姓氏中，妫、陈、田、姚、胡五姓同根同源，其血缘先祖同为舜帝姚氏。郑樵《通志·氏族略》言："虞有二姓，曰姚曰妫。因姚墟之生而姓姚，因妫水之居而姓妫。"因而史称妫、陈、田、姚、胡为"妫汭五姓"。

虽然周代贵族有姓，但只有女子才称姓，未婚女子如齐姜、宋子，齐、宋为国名，姜、子为姓。已出嫁女子，如江芊、栾祁，江、栾为夫家国、氏名，芊、祁为女子本人的姓。当时有同姓不婚的习俗，故称贵族女子的姓以示与夫家之姓有所区别。

周代实行宗法制，有大、小宗之别。一个氏的建立表示一个小宗从大宗（氏）分裂出来，另立门户。建立侯国要经周王认可，卿大夫立新家要得到君主允许，称之为“胙之土而命之氏”。

所谓避讳就是中国封建时代人们为尊敬君主、君主的亲属、圣人、贤者和长辈，在讲话时不直呼其名，在写文章时不照字直书，而用其他的字、词代替的一种习俗。

这种习俗起源较早它同封建专制特权、封建习俗和宗教迷信以及人们的情感好恶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汉文化的繁文缛节同汉语语音特点相碰撞的产物，带有强制，至少在周朝就有了。据《公羊传》记载，孔子作《春秋》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后来，这种习俗经过封建朝代长时期的应用，花样不断翻新，需要避讳的地方越来越多，而且不少朝代的皇帝自己都还规定了一些避讳的范围和方法。让人们必须使用，否则就被砍头问罪。所以，这时的避讳便远远不是一种习俗的问题了，而是变成了一种法律。

我们在阅读和整理古籍时，经常会遇到版本鉴定的问题，因此学习和掌握版本鉴定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对我们阅读和整理古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说到版本鉴定，首先应该明确传统版本的涵义。从广义上说，“版本就是同一部书在编辑、传抄、版刻、排印、装帧乃至全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形态的本子”[1](P63)。从狭义上说，版本仅指刻印本。古籍版本的鉴定主要包括鉴定古籍版本的年代、真伪以及刊刻演变等几个方面。版本鉴定，以刻本鉴定为主，也包括非刻本鉴定。一般说来，刻本格式化较强，比较规范，在形式和内容上鉴定的依据都较多。而非刻本尤其是钞本，个性化较强，规范性差，鉴定的依据较少，不易把握。刻本鉴定的依据较多，如验牌记，考刻工，查避讳，看版式，看纸张墨色，看字体，细读原书序跋等。在这里，我们只就避讳在古籍版本鉴定中所起的作用作简略的论述。

在中国古代社会，为了维护严格的尊卑等级秩序，在文字使用中实行着避讳制度。所谓避讳，“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2](P1)。避讳是我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其大约始于周，成于秦汉，盛于隋唐，严于宋清。避讳的种类大致有三种：第一种，“国讳”或称“公讳”，是避帝王（包括帝王的父祖）之名，举国上下皆必遵行。此种避讳是三类避讳中最主要的一种。如清圣祖（康熙）名玄烨，“玄”改为“元”。清人著作或清刻的古书有许多地方本来应该是玄字的，如玄鸟、玄武、玄黄等，都写成了元。第二种，“家讳”或称“私讳”，是避父祖之名。如淮南王安的父亲名长，“长”改为“修”。《老子》“长短相形”，《淮南子·齐俗训》引改为“短修相形”。第三种，“圣讳”，是避封建社会被尊为先贤圣人的名字。如孔丘的“丘”写作“邱”。避讳的方法主要有改字、缺笔、空字或用代称字词等。民国以前，人们为了避讳而改变姓名、官名、地名、书名、年号以至经传之文，屡见不鲜。《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疆起之，使将击荆。”《正义》曰：“秦号楚为荆者，以庄襄王名子楚，讳之，故言荆也。”《索隐》曰：“荆王负刍也。楚称荆者，以避庄襄王讳，故易之也。”[3] (P 234)《秦楚之际月表》端月注，《索隐》曰：“秦讳正（引者按，秦始皇名政），故云端月也。”[3] (P 766)琅邪台刻石曰：“端平法度”，“端直敦忠”，皆以端代正也。南宋郑樵《通志二十略》云：“籍氏避项羽讳，改为席氏；奭氏避汉元帝讳，改为盛氏；庄

氏避汉明帝讳，改为严氏；庆氏避汉安帝父讳，改为贺氏；姬氏避唐明皇讳，改为周氏；淳于氏避唐宪宗讳，改为于氏；等等。”[4]( P 224)由于避讳，造成语言文字上的若干混乱，给人们阅读和整理古籍带来许多麻烦，如汉惠帝名盈，“盈”改为“倾”。通行本《老子》第二章将“高下相盈”写成“高下相倾”；又如唐高宗名治，“治”改为“理”，或改为“持”或“化”。韩愈《送李愿归盘古序》把“治乱不知”写成“理乱不知”，李贤把《后汉书·曹褒传》“治庆氏礼”改成“持庆氏礼”，把《后汉书·王符传》“治国之日舒以长”改成“化国之日舒以长”。

尽管避讳给我们研读古籍造成一定的障碍，但是在古籍版本鉴定方面，它却有着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利用避讳之例（主要是避国讳），考定书刻的时间断限，是鉴定版本刊刻年代的重要依据。如“1980年山阴人沈仲涛将运到台湾的家藏善本捐献给台北故宫，台北故宫为辑《沈氏研易楼善本图录》，其中有一部《文中子》，卷一至五题《监本音注文中子》，卷六至十题《纂图音注文中子》，是清潘祖荫滂喜斋旧藏”[5](P147)。关于这部书的刊刻时间，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审定颇为精细。“《图录》云：前五卷‘宋讳匡、徵、桓、慎等字缺笔，或易之以谐音之字’。后五卷‘宋讳匡、徵、沟、慎、敦等字缺笔，避讳止于光宗，当较前五卷晚出’。”[5](P147)宋的始祖叫玄朗，宋本玄、朗常见缺笔。太祖名赵匡胤，所以匡缺末笔。北宋仁宗名赵祯，徵字同音，缺末笔。钦宗名赵桓，故桓缺末笔。南宋高宗名赵构，沟与构同音，所以缺笔。南宋孝宗名赵眘，慎是眘的异体字，所以缺笔。南宋光宗赵惇，敦与惇同音，所以缺笔。从避讳字看，前五卷止于南宋孝宗，后五卷止于南宋光宗，据此可以约略推测出前五卷刻于南宋孝宗时，后五卷刻于南宋光宗时。又如，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三十四《答卢学士书》：“读阁下所校《太玄经》云：‘向借得一旧本，似北宋刻，末署右迪功郎充两浙东路提举茶监司干办公事张寔校勘’。大昕案：宋时寄禄官分左右，唯东都元佑、南渡绍兴至乾道为然，盖以进士出身者为左，任子为右也。而建炎初，避思陵（引者按，思陵即宋高宗赵构）嫌名，始改勾当公事为干办公事，此结衔有‘干办’字，则是南宋刻，非北宋刻矣。《宋史》遇‘勾当’字多易为干当，此南渡史臣追改，非当时本文也”[6] (P591)。空字或用代称字词也是避讳的方法之一，代称字词在宋版书中用的比较多，一般用“御名”、“今上御名”或“太上御名”等字样代称。《四部丛刊》影印嘉兴沈氏所藏宋本豫章黄先生文集，其中在“构”字处注了“太上御名”，“构”是避宋高宗赵构的讳，“太上皇”是下一代皇帝对上一代皇帝避讳，由此可以推知它应该为宋孝宗赵眘时期的版本。

其二，通过对避讳（主要是避国讳）的考查可以鉴定古籍版本的真伪以及刊刻演变等情况。在古代，古籍版本的真伪问题普遍存在，对避讳（主要是避国讳）的考察是鉴别此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编珠》，旧题隋杜公瞻撰，首载大业七年公瞻自序。《四库提要》云：‘隋炀帝讳‘广’，故‘广川’改‘长河’，‘《广雅》’改‘《博雅》’。而此书《桂林水》条下引《广州山川记》，《治鸡水》条下引《广州记》，《柏心桂》条下引伏滔《北征记》称‘广陵县’，《城南门三条路》条下引班固《两都赋》‘披三条之广路’。隋高祖之父讳‘宗’，故《隋书》‘忠节’改‘诚节’。而此书《斩马剑》条下引《汉书》王莽斩董忠事。’又该书引及《乐府解题》，《乐府解题》宋《崇文总目》及郭茂倩《乐府诗集》始见记载，其书晚出，非公瞻所能得见。明《文渊阁书目》、《内阁书目》均不著录，《永乐大典》采摭极广，亦不见征引。”[5](P263)可见，此书为后人依托杜公瞻之名伪撰，非隋版书无疑。之所以推断《编珠》为伪固然以其书所引之文为作者身后之文且该书在后世大型书目中均未见记载为重要依据，但《编珠》在避讳上的漏洞也不失为有力的内证。又如《元经》，旧题隋王通撰，是部编年史，起自晋太熙元年，止于隋开皇九年。唐高祖李渊之父讳“虎”，因此《晋书》“神虎门”作“神兽门”，而《元经》也于宁康三年将“神虎门”写作“神兽门”；又隋文帝讳“坚”，《元经》于周大定元年不避“坚”讳，直书“杨坚辅政”。《四库提要》卷二十九史部三编年类云：“宁康三年书‘神虎门’为‘神兽门’，则显袭《晋书》，更无所置辨。且于周大定元年直书‘杨坚辅政’，通生隋世，虽妄以圣人自居，亦何敢于悖乱如是哉。”[7](P4)又何薳《春渚纪闻》、陈师道《后山丛谈》、邵博《闻见后录》均载有阮逸曾以《元经》书稿示苏洵一事。综考《元经》在避讳上的漏洞和宋人的记载，可断此书为阮逸伪撰。另外，通过对避讳的考查也可以鉴定古籍版本的刊刻演变。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东家杂记》条：“卷中管勾之勾皆作勹，避思陵（宋高宗赵构）嫌名。间有不缺笔者，元初修改之叶，辨宋板者当以此决之。”[8] (P355)又卷十三《论语注疏正德本》条云：“首叶板心有正德某年刊字。但遇宋讳，旁加圈识之，疑本元人翻宋板。中有避讳不全之字，识出令其补完耳。若明刻前代书籍，则未见此式，必是修补元板也。[8] (P 340-341)

总的来说，避国讳于古籍版本的鉴定有重要的作用。收录并熟记周以来历代帝王，特别是宋、明、清三朝帝王帝号、名讳及相应的讳字、讳例对于古籍版本的鉴定大有裨益。当然，其它种类的避讳也很重要，如避家讳，即避家族内部祖上的讳。苏轼的祖父名序，苏洵苏轼自己写文章或

为人作序时从不用“序”字而改用“引”或“叙”，因此，当我们看到一些古文本应写成“序”的，却写成“引”或“叙”时，我们就可据此大致推断这可能是北宋时的版本。对于其它种类的避讳在版本鉴定中的作用，在此不再赘叙。

最后，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查避讳是版本鉴定的重要依据；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古代避讳的情形是相当复杂的。如古避讳中有“翌代仍讳”，“数朝同讳”，“旧讳新讳”，“前史避讳之文后史沿袭未改”等情况，因此，在考定版本的成书年代时，就不能简单地根据讳字妄下断语。《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九《宋椠本》条云：“予向见宋椠本，有避‘亶’字，注‘从从旦’于下，未审其故。顷见岳倦翁《愧郯录》有一条云：‘绍兴文书令，庙讳、旧讳正字皆避之。故哲宗、孝宗之旧讳单字者三，哲宗初名佣。孝宗旧名瑗，又名玮。皆著令改避。唯钦宗旧讳二字，一则从亠从回从旦，一则从火从亘，今皆用之不疑。’乃知‘亶’字回避，由于钦宗旧讳。但倦翁著此书在嘉定甲寅，其时尚未避‘亶’、‘烜’二字也。”[8] (P507-508)唐人不避旧讳，宋人则有避有不避，故不能据此来断定版本的刊刻时代。另外，后世翻刻本照刻讳字，后世刊刻本仍避前朝以及书商在讳字上的作伪等情况也是存在的，所以在具体的版本鉴定过程中：一方面，要注意识辨，防止判断失误；另一方面，除了运用查避讳的方法以外，要尽量综合运用验牌记，考刻工，看版式，看纸张墨色，看字体，细读原书序跋等方法，以求最大限度地提高版本鉴定的准确性。

你知道邱姓是怎么来的吗？邱姓在清代以前为丘，雍正皇帝为笼络人心，颁诏“尊师重道”，认为丘姓犯了孔丘圣讳，一律改为带耳旁的邱。这就是文字讳中的一种，叫圣讳。

避讳圣人的姓名，叫圣讳。宋代，朝廷规定为圣人避讳。圣人名册除始祖黄帝外，还包括孔子、孟子，老子，周公。凡地名、人名都不能有圣人的名和字。从宋代到清代，保持有则必纠的强制性措施和习惯。

避讳皇帝的姓名，叫国讳。秦代，已经有了法律性质的避讳制度-国讳。规定皇帝及其父祖的名讳，前代年号讳，帝后谥号讳，陵墓及帝王生肖讳。宋朝还专门制定了《礼部韵略》，详细规定了需要避讳皇帝的字，总共是325个，其中宋高宗赵构的“构”字需要避讳的最多，达55个。

不避讳会怎么样呢？比如，唐代为避讳皇族李姓，鲤鱼被尊称为“赤鲟公”。禁止捕鲤鱼，凡不放生或出售者打60大板；为避讳唐高祖李渊，将晋朝《桃花源记》的作者陶渊明改成了“陶泉明”。武则天称帝后造新字给自己取名为“曌”，则是一种智慧，喻示日月当空，普照大地，又没有任何犯忌。

又比如，乾隆年间江西举人王锡侯为弥补《康熙字典》不足，自费编撰《字贯》一书。谁知书中对康熙，雍正，乾隆等字没有避讳，被皇帝下令满门抄斩。

再比如，袁世凯复辟帝制后，大肆实行避讳，下令将元宵改为“汤圆”，就怕“袁消”。还下令将煤铺的“元煤”商号字样涂掉，就担心“袁没”。

在封建社会，不仅有圣讳、国讳，还有官讳、家讳、恶人讳。文字忌讳带有封建社会的敬畏色彩，其伦理道德一定程度得到封建礼法的承认，受法律保护。有的在封建礼法上有规定，有的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官场上、民间上自行避其名讳。

在墓碑上，我们常常见到为回避父祖、长辈的名字而以讳字相称，这是保留下来的家讳，在于敬祖。如今我们不再有“入门而问讳”的礼仪套路，但总还有一份尊重和敬畏。

人该有所畏惧，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畏就是敬，畏天命，就是尊重宗教信仰或宗教哲学，于心中自觉行善避恶；畏大人，就是敬畏父母、长辈和有道德学问之人。畏圣人之言，就是要学思践悟，怕违背圣人的教诲。

避讳之名起源于何时呢？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避讳起源于西周，据史料记载，春秋时已有鲁国大夫有关取名六忌的见解，《礼记》中亦有"大夫、士之子不敢与世子同名"等，这都说明当时已经有不少具体的避讳要求了，不过直到战国时，避讳还没有形成过一整套制度。避讳的要求也不太严格，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也不用回避，甚至名字中有一个字相同也无须回避。

秦汉以后，大一统的政局形成并得到巩固，君主之尊变得无以复加，那时，皇权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君王的名字当然也就不能随便称呼；而在以家庭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尊长的名字也不能轻易书写，凡遇有帝王或尊长之名，就要想方设法避开，这样，“避讳”逐渐就成为我国古代的重要礼俗之一了。早在先秦古籍《礼记•曲礼上》中，就有“入国问俗，入门问讳”的记载。

秦汉以后，随着皇权和宗法制度的日益加强，避讳也日益严格，甚至被明文写进了法律。唐朝的法律就规定，直呼皇帝的名字犯“大不敬”罪，不能赦免。这样以来，五花八门的“避讳”有如网罗，兜揽了臣民的全部言论行为，稍有触犯，轻则遭谴，重则罹祸，乃至灭家灭族。十六国时的前秦国主苻生，是个独眼龙，因此讳“不足”、“不具”、“少”、“无”、“缺”、“伤”、“残”、“毁”、“偏”、“只”等字眼。手下人无意犯了讳，就要受到剁腿、破肚、拉肋、锯颈等种种酷刑。有一次他叫太医令程延配药时，问及所需人参的好恶与多少，程延回答：“虽小小不具，自可堪用。”这“不具”可是犯了大讳，苻生勃然大怒，先将程延的双眼凿出，再将他杀死。

中国历史上的避讳，从先秦一直避到清末，真可谓源远流长，花样百出。这种避讳，不仅给后人读史造成很多误会、增加了很大麻烦，也闹出了不少使人哭笑不得的笑话。

秦始皇姓嬴名政，讳“正”，在秦朝，凡遇到“正”字全改为“端”字，因此“正月”叫做 “端月”。琅琊台石刻镌有“端平法度”、“端直效忠”，而不说“正平法度”、“正直效忠”。汉明帝名利庄，讳“庄”字，东汉人就把旧书中的“庄子”改为“严子”，把“庄周”改为“严周”，把“楚庄王”改为“楚严王”。

封建时代，不但对皇帝的名字要避要讳，地方长官、朝廷诸臣的大名也得避 讳，不能直呼其名，连同音字也不能提及，否则就会遭罪。五代时有个冯道，历朝为相，有一次，他命一个门客讲《道德经》，门客想到书中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连犯冯道的忌，于是就把第一句念作“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古代也有避讳家庭长辈称谓的，林黛玉读"敏"字时皆念作"密"，就是避母亲名讳。再如南朝范晔，因父名"泰"，便推辞太子詹事这一官职，因"太"与"泰"同音，犯了他家讳。刘温叟因父名"岳"，便终身不听音乐，因"乐"、"岳"同音，犯其家讳，甚至也从不去三山五"岳"游玩。唐代大诗人李贺，只因父名"晋肃"，竟终身失去参加进士考试的机会，因"进士"之"进"与"晋"同音，也犯家讳。照这样看来，诗礼之家最忌用与"饭"、"食"、"水"、"菜"等字同音或形似之字取名，否则后代连吃饭饮水都成问题了。

传说有个叫贾良臣的人，要求家人对自己的名字必须严格避讳。他的儿子很乖巧，一天读到《孟子》里“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就大声朗诵道：“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气得他老头子干瞪眼。有个学生在私塾里读书，因他父亲名谷，每遇到“谷”字时，也都要改读为“爹”。如读到《管子•牧民》“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五谷”念成“五爹”。读到刘禹锡《上杜司徒书》“百谷之仰膏雨”，“百谷”念成“百爹”。同窗听了，取笑他道：“你一会儿‘五爹’，一会儿‘百爹’，到底有多少个爹啊？”

更为有趣的是，古代常州每年元宵要大放花灯，以示歌舞升平。有一任太守名田登，其名与“灯”字谐音，为避此讳，只得将元宵前夕的告示写成“本州照例放火三天”。结果，老百姓讥之曰：“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迂腐地坚持避讳固然闹了不少笑话，不过，巧妙地避讳，也能显示出一个人的机智。有这样一则笑话，有一个名叫阿九的老头子外出赶集去了，恰好有一个自称阿九叔的人登门讨债，儿媳妇对他说：“我公公赶集去了，你有什么事对我说吧。”那人说：“阿九伯欠我九百九十九两银子，叫他九月九日送到我家里，我名叫阿九叔，住在九里湾。” 阿九伯回来后，聪明的儿媳妇巧妙地避开了公公的名字中的“九”，说道：“刚才有人来找您老人家，不知他是四五叔，还是三六伯，他说公公欠他一千少一两银子，叫你重阳节那天，送到他家里，他住在八里湾过去，十里湾过来。”公公听明白了儿媳妇的话意，逢人就夸自己的儿媳妇聪明。

为王者讳，为贤者讳，为长者讳，看来古人避讳的还真不少，在前面提到的那个例子中，“谈”字所以避讳，就是因为唐武宗的名字叫李炎。从他当皇帝那天起，人们说话或写文章，凡遇到有两个火字相重的“炎”字，都要避讳，另选其它字来代替。于是也就出现了以“谭”代“谈”的怪现象，以至后来“谈”和“谭”也就相通了。

由于避讳历史悠久，很多避讳词语历代流传，沿用久远。如当今人们熟知的“嫦娥”，本名“恒娥”，是因避西汉文帝刘恒之讳而改。再如封建社会中朝廷掌管户口、财赋的官署——“户部”，三国至隋朝，原称为度支、左民、右民、民部，到了唐代高宗李治永徽初年，为避其父唐太宗李世民之讳，改称“户部”，历代沿用，直至清朝末年。又如西汉美女王昭君，因其名触犯晋文帝司马昭之讳，晋代改称为“王明君”，后人又称为“明妃”。唐代杜甫《咏怀古迹》（之三）诗有“生长明妃尚有村”之句，宋代王安石也写有《明妃曲》诗。诗中的“明妃”，都是指“王昭君”。

可见，了解避讳的有关知识，对我们理解古籍是不无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