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文学古籍，也可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相结合。古籍是传统文化的载体，非物质文化则是靠记忆和口头传承的艺术或技能，二者往往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在阅读宋元话本的时候，就借助于听书的经验，解决了一些困惑的问题。现存的话本或详或略，或雅或俗，总的说都不会是实况录音的记录。因此有的被认为是拟话本，如鲁迅对《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宣和遗事》的判断。有人认为话本只是故事的代称，如日本的增田涉等学者。还有人不承认宋元话本的存在，认为都是明代人改写的小说。其实，说话人一般有底本，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北方的评书艺人，把提纲式的简本叫做“梁子”，把语录式的繁本叫做“册子”，但也不会是实况的记录。如现代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岳飞传》的时候，每天要写上万字的稿本，但还是要加上许多临场发挥。我在参观苏州评弹博物馆的时候，注意到收藏的弹词话本，一般只有唱篇，没有表白；有的虽有表白，也很简略。也有已整理成书的，一般也不像场上说唱的那么详细生动。

当然，也有老艺人自己整理成比较详备的底本，或徒弟继续加工的繁本，那是很少见的。例如苏州评话老艺人陆耀庭和顾宏伯，都有说《三国志》的脚本，是自己编写的抄本，都把一部分脚本送给了学生王忠元。王忠元自己又整理了一个脚本。2015年5月18日，王忠元遗孀华琦把三种脚本都捐赠给了苏州评弹博物馆，成为一时佳话（何兵《留住名家珍贵史料，三部手稿展现戏痴情怀》，据《古代小说研究网》转载2015年5月20日《姑苏晚报》）。师父整理了自己的底本，最后送给了徒弟，这是曲艺界常有的事，有些话本大概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因此就有了传承性和变异性的特征，形成了世代累积型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注意到宋元时期的特定背景，文化重心逐渐下移，特别是元代一度停止科举，文人没有出路，走向民间，出现了不少书会才人。他们为艺人编写脚本，杂剧、散曲是大宗的，都见于《录鬼簿》。但编写话本的只见陆显之《好儿赵正》一例。“腹笥有文史”的朱桂英女士，讲的是“道君艮岳及秦太师事”，则是讲史家（见杨维祯《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但有无话本留传，亦未可知。现存的《宣和遗事》则是收集了许多史料的一部话本，编者掌握不少史传和诗词的资源，文化修养较深，应该说是当时的“才人”。但《宣和遗事》可能并未全部付诸场上演说。我认为这也是话本的一种类型。因此我提出了讲史平话的多样性问题，对古代作品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但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有些艺术性不强的本子，却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意义，如《宣和遗事》就是。

清代的话本如《清风闸》《飞跎子传》也是艺人自己整理的，但比较简略，又没有才人帮他润色。俞樾虽然对《三侠五义》作了一点修改，但没有仔细加工，所以没能像《水浒传》那样成为杰作。

苏州评弹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许多世代累积型的话本和多种流派的唱腔。我作为苏州评弹的老听客，很关心它的保护和传承。在探讨近体诗的格律及吟诵问题时，觉得苏州评弹在雅化和格律化的过程中，曾深受近体诗的影响，特别是以马如飞为代表的《珍珠塔》和马调系统的唱腔，最能体现传统的吟诵方法。因此写了《苏州评弹与格律诗的吟诵》等文章，希望能以吟诵的方式来扩展传统诗词的传承，包括对诗词格律的普及。另一方面，也希望苏州评弹的艺人，能继承并发展前人的经验，适当借鉴传统诗词的格律，提高评弹的艺术性。反过来，吟诵家也可以借鉴曲艺家的唱腔，适当改进吟诵的音乐性。例如平起式的七言诗，如果结句是“平平仄仄仄平平”的，在苏州评弹里一般都是在第六字上延长行腔，而在第七字时却很快收束，与其他剧种大多在末字上延长行腔迥然不同。我觉得近体诗的吟诵，也可以适当夸张第六字的长音，显示“二四六分明”的平仄反差。最近在电视上听到上海陆锦花女士指导、培养的小学生，用苏州评弹唱腔吟唱的唐诗，比较准确地体现了平长仄短的声调，也很好地给少年儿童传播了古典诗歌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诗教方式，值得重视和提倡。

“常州吟诵”已被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赵元任先生的吟诗方法为代表的。在目前百花齐放的吟诵流派中，我认为“常州吟诵”可以代表吴语地区及大多数方言地区的传统吟诵方法，以“平长仄短”的声调和两字节、三字尾为基本节奏，是和近体诗的格律相适应的，完全可以作为“非遗”保护并传承下去。其他流派的吟诵，是否分别列入“非遗”，还有研究讨论的必要。至于以音阶高低为艺术手段的歌唱方法则是在探讨和试验中的创新，同样可以为传统诗词的传播作出贡献。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

文物价值和使用价值可分为：孤本、秘本、珍本、善本、通行本等。根据加工不同可分为：过录本、校本、批本等。官刻本：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板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起，福建书坊续有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

考工记，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工艺专著，上面记载了很多刺绣的方法；刺绣技法的传承也是对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的传承，这对于我国一些服装设计来说，有着非常大的帮助，可以让我们的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能够培养我们的文化自信，将这些古代刺绣技法传到世界各地，也能够增强中国的影响力。

自东汉蔡伦发明造纸，纸很快便取代了竹帛，而广泛应用于书写或印刷。桓玄废掉晋安帝以后，曾下令说：“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这至少在一定的范围内，对纸的普遍应用起了催化作用。

我国古代的纸张种类繁多，但用于书写和印刷的，主要是麻纸、竹纸和皮纸。麻纸分白麻纸和黄麻纸两种。白麻纸正面洁白有光泽，背面略为粗糙;黄麻纸微呈**，纸张亦比白麻纸略厚，但皆宜于书写或印刷，而且这种纸经久耐用，很受人们看重。早在唐代，宫廷起草诏书就用黄麻纸，故后世又称“草诏”

为“草麻”，宋、元(包括辽、金)刻本，不少都采用这两种纸印刷。

五代有一种名贵的纸叫澄心堂纸。所谓澄心堂，是南唐烈祖李弁的宫室之名，可见这种纸是专为南唐宫廷制造的。这是一种楮皮纸，生产于安徽的池州和歙州。据说，这种纸要用腊月敲冰所取的水抄纸，故宋人梅尧臣写诗歌咏这种纸说：“塞溪浸楮舂夜月，敲冰举帘匀割脂。焙干坚滑若铺玉，一幅百金曾不疑。”

这种纸后来大抵只供文人把玩而已，因其昂贵，没有普遍使用的价值。

宋代开始用竹造纸，称为竹纸。宋人周密在其所著《癸辛杂识》前集《简椠》条中说：“淳熙末，始用竹纸，高数寸，阔尺余者……”竹纸的颜色微黄，故又称作“黄纸”。我国南方产竹，故竹纸多产于南方。福建的麻沙镇，不但印刷业发达，而且造纸业同样发达，所生产的纸即竹纸，称为“麻沙纸”，多为当地印书所采用，故宋麻沙本多竹纸。竹纸质地较脆。吴、越和蜀地的竹纸质地较好，南宋陈《负暄野录》认为越地的竹纸“甲于他处”，并且说：“今吴人取越竹，以梅水淋，晾令干，反复捶之，使浮茸去尽，盘骨莹澈，是谓舂膏，其色如蜡。若以佳墨作字，其光可鉴。故吴笺近出，而遂与蜀产抗衡。”这是说，吴人将越地的竹纸再行加工，制成了一种与蜀产竹纸质地相仿的竹纸。

以树皮为原料所造的纸称为皮纸，也称棉纸，常见的`主要是楮皮纸和桑皮纸，质地平滑、细白，南宋廖莹中世采堂所刻《昌黎先生集》，就是用桑皮纸印刷，是现存宋刻的珍品。

明清以来，造纸技术不断改进，纸的质量亦不断提高，著名的宣纸就是一种皮纸。以前多认为宣纸的原料是楮皮或桑皮，今人潘吉星先生则认为是榆料的青檀皮。因这种纸产于安徽宣州府的泾县，故称宣纸。这种纸洁白，质地绵细腻，且有韧性，特别是其受墨性极好，故印书、绘画广为采用。后来的“棉连纸”、“料半纸”、“玉版纸”，都是宣纸的不同品种。

明人毛晋汲古阁印书用竹纸，“所用纸，岁从江西特造之，厚者曰‘毛边’，薄者曰‘毛太’……(见《常昭合志稿》)。毛边纸或毛太纸略呈米**，正面光洁，质地较脆，清乾隆以后的印本，多用毛边纸。由于造纸技术的提高，明清

之际出现了不少纸的新品种，如产于浙江开化县的开化纸，又称桃花纸，质地细白，有较强的韧性，清初内府及武英殿刻书，多用这种纸印刷。

再如太史连纸，只是颜色略比开化纸微黄，质地则很相近，清雍正间用铜活字印《古今图书集成》，即采用了开化纸和太史连纸。

古代造纸，由于主要是手工操作，技术不平衡，纸的质量亦各异，但大体掌握了麻纸、竹纸和皮纸的基本特点，对于考定古书的年代还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