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奢崇明父子长期客居水西，依附于土司安邦彦（彝族）。天启六年（1626年），奢寅被部下杀死。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奢崇明作最后的努力，自号大梁王，安邦彦号四裔大长老，二人合兵全力进攻永宁，但遭到朱燮元所率明朝川黔诸军的包围，全军覆没，奢崇明、安邦彦身死。

明平奢崇明之战

明天启元年（1621年）九月至三年（1623年）十一月，明朝官军平定四川永宁宣抚司宣抚使奢崇明武装叛乱的作战。

奢崇明，彝族人。万历十四年（1586年）袭职四川土司永宁（治所在今四川省叙永西南、辖境相当今叙永、筠连、古蔺等县地）宣抚使，与其子奢寅久有反明割据之心。天启元年，自请调马、步兵2万援辽，派遣其婿樊龙、部党张彤等领兵至重庆。九月十七日，奢崇明起兵杀死巡抚徐可求等军政官员20余人，发动叛乱，占据重庆，攻合江，破泸州，陷遵义（今属贵州省），建国号“大梁”，设丞相、五府等官。尔后，奢崇明、奢寅率军数万分道向成都进发，先后攻陷富顺、内江、资阳、简州（今四川简阳）、新都、龙泉（今四川成都市东南附近）。十月十八日，包围成都。时成都守兵只有2000人，布政使朱燮元急调石柱宣慰司（治所在今四川石柱县）、龙安府（治所在今四川省平武县）等地官军入援，同巡按御史薛溥政等分门固守。明廷升朱燮元为四川巡抚，调派杨愈茂为四川总兵官，入川平叛。石柱宣慰使秦良玉（女）遣弟民屏，侄翼明等率士卒4000人进驻南坪关（今四川南川西南），扼重庆叛军归路，又分兵守忠州（今四川省忠县）。秦良玉自统精兵6000沿江西上。贵州巡抚李标派总兵张彦芳、都司许成名、黄运清等援救四川。从十月至十二月，大小百余战，消灭叛军1万余，先后收复遵义、绥阳、湄潭、桐梓、乌江（今均屑贵州省）等地。叛军方面，奢寅在成都造云梯和旱船（吕公车），日夜攻城。秦良玉等各路援军到达成都以后，与登莱副使杨述程、安锦副使刘芬谦大败叛军于牛头镇，收复新都。二年（1622年）正月二十九日，朱燮元以叛军将领罗乾象为内应，又遣部将设伏诈降，诱崇明至城下，再败其军，罗乾象投降，成都解围。官军乘胜追击，先后收复资阳、内江、简州、泸州等40余州县，奢崇明父子退往永宁。五月二十三日，诸军进逼重庆，秦良玉率秦民屏夺取二郎关，总兵杜文焕破佛图关。川东兵备副使徐如珂亦击退奢寅所遣周鼎援军数万（又说2万人或四五万人），歼敌万余。二十八日，收复重庆，杀死樊龙和张彤。此后，双方屡战于建武（今四川省大坝西、兴文南）、长宁（今四川省珙县东）、珙县、宜宾、遵义一带，互有胜负。三年（1623年）春，朱燮元吸取了“我以分，贼以合”因而未能彻底平叛的教训，决定集中兵力，直捣永宁。设疑兵于纳溪，佯为进攻，而暗中集中主力于长宁，进兵永宁，官军与石柱土兵连战皆捷。四月，克永宁。五月，克蔺州（今四川省古蔺）。崇明父子率余部败退水西龙场（位于四川省叙永县东南，今属贵州省），联合贵州安邦彦，分兵犯永宁、遵义，被川军击退（参见永、蔺、尊之战）。四川总兵官李维新、监军副使李仙品、佥事监军刘可训等，统率各将，分5路进兵龙场，擒获奢崇明妻安氏、弟奢崇辉及叛军大学士、经略、丞相、总督等文官武将多人，斩首1000余人（一说万余人），奢崇明父子俱受伤而逃，平叛战争宣告结束。明廷令废永宁宣抚司，设道府治理其地。

　　石达开是在四川大渡河兵败的啊，原因是因为战术出错

　　1857年(清咸丰七年)6月至1863年(清同治二年)6月，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自天京(今南京)出走后独立征战南方诸省的战事。

　　1857年6月，在京辅政的石达开因受排挤猜忌，被迫出走，率部属数万赴安庆，并拒绝了天王洪秀全及合朝文武要其回朝辅政的挽留。l0月初，率部离安庆进江西，在景德镇招集旧部，开始独立与清军作战。继占赣东数县后，石达开军于11月底抵达抚州(今临川市)。12月率军西援临江(今樟树市西南)、吉安，均受挫，1858年1月退回抚州。2月26日，率军自抚州东进，准备经略浙江。4月20日开始围攻衢州，另分军攻占浙西南十余州县。但围攻衢州3月不下，乃于7月中旬撤围南行，改图福建。8月中旬，与国宗杨辅清、杨义清等会师于福建浦城。杨辅清等不愿隶于石达开，率所部返回江西，取道皖南回援天京。8月底，石达开率军继续南进，lo月l7日攻占汀州(今长汀)，旋折向赣南，经瑞金、会昌、安远、信丰，于1859年1月3日攻占南安(今大余)，11日又克崇义。此时，江西大部州县复为清军所占，石达开军僻处赣南山乡，不易发展，乃确定经湘南西入四川的战略目标。2月底，弃南安、崇义西入湖南，连克州县。湖南巡抚骆秉章闻石达开率10万余众大举入湘，急调各路湘军防堵。湖北巡抚胡林翼亦从湖北派兵往援。4月，石达开军围攻永州不克，乃北趋宝庆府(今邵阳市)，5月陆续抵达城外，6月中旬完成合围。下旬，知府刘岳昭、道员刘长佑和李续宜等部湘军相继来援，宝庆地区清军总数达4万人。7月25日，石达开督军分路向湘军猛攻，连日激战。28日，西路太平军进攻受挫，被迫后退。石达开鉴于清军兵力雄厚，破城艰难，乃于8月14日令全军南撤，经东安(今东安西南)、新宁入广西境内。时石达开部将国宗石镇吉已先期经广东入广西，正围攻桂林。石达开遂乘虚经兴安、义宁(今灵川西)、永福等地，于10月15日轻取庆远府(今宜山)，深入广西腹地。该府为贫瘠人稀的山区，严重缺粮，石达开军久驻于此，士气低落，军心涣散。部属纷纷不服控驭，或出走返归天朝，或转战别地，其中多支被清军消灭。石达开军仅剩万余人。面对清军进逼，1860年5月底，石达开弃庆远，率部南下，进驻宾州(今宾阳东北)、武缘(今武鸣)一带。由于良将精兵尽去，石达开意志消沉，欲隐退，但因无安身之处，只得勉力支撑。

　　1861年8月，陈开、李文茂天地会起义军建立的大成国覆亡(参见大成国起义)，其部众三四万人投归石达开，使队伍得以扩充。为开创新局面，石达开重新打起远征四川的旗号，10月下旬率领号称10万大军，经怀远(今融安北)入湘，沿湘黔边境北进，于1862年1月底经龙山进入湖北来凤，2月中旬又经湖北利川进入四川。20日占领川东石柱厅(今石柱)，循江西趋，攻涪州(今涪陵)、綦江不下，经合江入贵州仁怀厅(今赤水)，复折入四川，于5月26日取叙永，6月16日克长宁(今长宁南)。由于北进之路被清军所阻，被迫再次东入贵州，经遵义攻大定府(今大方)不下，西走毕节，入云南境，又分三路入川，以使清军不能兼顾。11月中下旬，由滇北镇雄北上入川，连占筠连、高县，并前出到横江镇、双龙场、玉黄楼一带，准备抢渡金沙江，进图叙州府(今宜宾市)。四川总督骆秉章为阻石达开入川，急调各路清军密集横江两岸。12月，两军激战于横江，至1863年1月底，石达开兵败，伤亡惨重，不得不撤回云南，驻扎于昭通一带。3月复进军四川，率部沿金沙江西行，伺机渡江北进。5月12日，率三四万人进入宁远府(治今西昌)，欲乘隙北上。14日，由冕宁小路抵达大渡河南岸紫打地(今石棉县安顺场附近)。紫打地群山壁立，隘口险窄，前有大渡河，左有松林河，右有老鸦漩，适逢暴雨，河水陡涨，清军严守对岸渡口，渡河异常困难。21日，石达开出兵四五千人抢渡，遭清军炮轰，船筏全毁，伤亡甚众。旋西渡松林河，又遭土司王应元等部的阻截。29日，后路被土司岭承恩切断，全军陷于绝地。清军乘危诱降，许诺保全将士生命。6月13日，石达开自投清营，幻想舍命保全部众，结果被解往成都，于8月6日杀害，时年33岁。其部属7000余人亦被全部处死。

　　点评:石达开远征，历时6年，转战10省，多次击败清军，对这些地区的群众起义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他政治上不顾大局，军事上实行流寇主义，致使所部数万太平军精锐将士全军覆没，使太平天国遭受极大的损失。

　　石达开各个击破巧破曾国藩水师

　　1854年冬，曾国藩率湘军水师顺长江而下，直奔湖口。石达开奉命督领太平军在湖口江面布防，迎击湘军。湖口，位于长江入鄱阳湖之口，上通楚北，下达皖南，素有“七省通衢，三江门户”之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太平军在湖口江面设置了一座巨大的浮筏，筏上环造木城，设立望楼，有数百名官兵把守，浮筏两侧还有许多炮船守护。太平军凭借这个水上堡垒粉碎了湘军多次进攻，曾国藩恼羞成怒，倾其全部水师与太平军决战。经8小时激战，太平军击毙了近千名敌人，但终因寡不敌众，浮筏被突破。这使得从长江进入鄱阳湖的通道出现了缺口，敌一经由此长驱直入，将会对太平军后方造成严重威胁。石达开并没因作战失利张皇失措，经过冷静思考，一个扭转败局的良策在他头脑中迅速形成。

　　原来湘军水师是由大小不同的两类战船组成，大船叫“快蟹”、“长龙”，比较笨重，船上配有重炮，可屯放辎重，用于远程轰击和保障后勤供应；小船叫“三板”、“四板”，没有篷盖，每船有20多把桨，三五尊小炮，运行灵便，是主要的攻击力量。这两类战船只能互相配合作战而不能分离。石达开还敏锐地意识到，曾国藩骄横轻敌，求胜心切，战局发展有可能使其轻便船只脱离大船编队，首先闯入都阳湖。因此，只要相机封锁江面就能将敌大船与小船相分割，实施各个击破。于是石达开下令，浮筏缺口暂不修复，原地监视敌人动向。

　　果不出所料，曾国藩把石达开的诱敌策略看作是太平军无力抵抗的表现’，他命令120多艘小船运载3000多名水兵从浮筏缺口全部冲入都阳湖中。石达开见敌中计，便立刻下令封锁江‘面。一夜之间，湖口江面神奇地出现两道浮筏，将敌水师船队拦腰斩为两段。同时，几十只太平军小船满载柴草、硝药冲进湘军外江船队放火。刹时间，湖口江面烈焰滚滚，火光冲天，恰似当年的吴魏赤壁鏖战。湘军大船由于失去小船配合，运转不灵，混乱不堪，被烧毁大半，余者仓惶遁逃。冲入鄱阳湖的湘军轻便小船得知外江船队被烧，急忙掉头回援，这时退路早已被堵，在太平军猛烈攻击下，遭到了与大船同样的下场。湖口一战，太平军大获全胜，进而扭转了西征战局。

　　“天京事变”中的石达开

　　大家对石达开争议颇大。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混入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对分裂活动蓄谋已久，甚至把他与“北孽”韦昌辉并提；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悲剧方式的人物，功过参半。其中争论最大的莫过于他在“天京事变”前后的表现了。为了更客观地评价石达开，我们有必要弄清石达开在“天京事变”前后的一些情况。下面笔者试图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石达开是否参与了诛杨密议？

　　有人认为石达开参予了与韦昌辉的密议。其主要依据是《李秀成自述》：“东、北、翼三人不和，北翼二人同心，一怒于东，后被北王将东王杀害。原是北（王）与翼王二人密议，独杀东王一人，因东王天王实信，权托太重过度，要逼天王封其万岁”这段话，从而推断出这一结论。然而我们翻开《石达开自述》却得到这样一段记述：“杨秀清平日性情高傲，韦昌辉屡受其辱。七年，达开领众在湖北闻有内乱之信。韦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许，转加杨秀清伪号，韦昌辉不服，便将杨秀清杀死。达开返回金陵，要与他们排解，洪秀全心疑要刹韦昌辉；达开见机不好走到安徽，妻室儿女留在金陵，均被韦昌辉所杀，达开复由安徽回金陵，洪秀全将韦昌辉杀了，有谋害达开之意，旋即逃出金陵”。《石达开自述》中明明写的是韦杀了杨秀清后，石才返回金陵，回金陵的目的也是为“与他们排解”。这与《李秀成自述》的记述大相径庭。我以为《石达开自述》中的记述是基本可信的，石根本没有参与诛杨密议，其原因如下：

　　（一）当“天京事变”发生时，李秀成随秦日纲赴江苏镇江解围，当时并未在京城，他的消息可能是间接听到的，况当时李官职尚小，不大可能清楚事变的内幕，李很可能是根据韦昌辉（当时已掌握大权）一伙发布的消息来记述的。韦昌辉一伙为使自己的行动明正言顺，很可能把杀杨说成是受洪秀全默许，石达开支持的，因当时石达开在军民心目中地位极高，从“义王”这一称号就可略见一斑，况且此时李秀成正在韦昌辉的同伙秦日纲部，更有此种可能。

　　（二）众所周知，《李秀成自述》是在囚笼中写成的，为保性命李向曾国藩提出“招降十要”，无耻地称镇压太平军的刽子手曾国藩、曾国荃“中堂、大承大人恩德巍峨。”在这样的自述中，李很有可能极力夸大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部矛盾，来迎合清统治者，也可以反衬李秀成自己的无上业绩。

　　（三）石达开后来出走后，洪秀全等伙把出走的责任推于石本人，很可能歪曲事实，为他们逼走石达开寻找必要的根据。

　　由此可见，石达开没有参与“天京事变”中的诛杨密议，更没有杀东王之谦。

　　二、石达开出走的责任在于谁？

　　有人说石达开出走是搞分裂活动，以图称雄一方，把出走天京的责任完全推于石达开身上。笔者以为石达开在“天京事变”后处处以大局为重，而洪秀全的表现却令人失望。当韦昌辉杀石达开一家时，洪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甚至连一点象征性的表示也没有。石驻军宁国要求洪处置韦昌辉，洪从石要求到韦昌辉被杀拖达一月。据外国人麦高文讲，最后，洪见全体军心皆归翼王，“不得不屈从其主张”，请注意是“屈从”二字。洪的用意很明显，借韦来牵制石达开，从中渔利。如洪想杀韦的话，何不借广大军民的支持以及翼王的支持来杀韦昌辉呢？事变后，“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主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两王”，又是一个“不乐”，其意图在于“挟制翼王”。在这种“疑多将图害，百啄难分清”的情况下，石达开出走不失为一种缓解矛盾，避免大规模火并的上策，当然其中也含有保全性命的意思。谁能保证即使天王不杀石达开，而安福二王为己之利不会对石达开下毒手呢？这样看来，石达开出走责任完全在于洪秀全等人，而不在于石达开本人。

　　三、关于石达开出走的意图

　　有人说石达开出走的意图在于搞独立背叛革命。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很有值得高榷的地方。

　　石达开一贯对革命忠心耿耿，就是出走后仍想着“勉报主恩仁”，仍想着“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的反清重任。至于说石出走后对太平天国的一些制度进行变革是背叛革命，我以为是欠妥的。太平天国的制度不是神圣的，也是有弊端的，进行一些有益的改革未尝不可。如石达开想搞独立，那么为何不在天京利用手中的重兵来一次军事政变以取代洪秀全，占据“虎踞龙盘”的金陵帝都，凭长江天险而称霸一方，而去远征西南呢？石真正用意在于“久想占据四川省”，夺取西南重镇成都，与清军争夺长江上游，使长江上、中、下游连成一线，既可切断南北清军的联系起羽翼天朝的作用，又可利用“天府之国”的有利条件，扩大太平天国的势力。一旦形势有变，东西两路北上合攻北京，那么成功的可能性极大。石达开出走时能带走20万精兵，一则说明石深入人心，二也说明广大将士对石达开这个策略的支持。可以这样设想一下：如果石达开渡过大渡河，攻下成都（以当时力量完全可能）。如果大渡河水不“猛涨天余”，那么，我想太平天国的历史也应重写了。在这里事物的偶然性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虽然石达开的计划失败了，但唯物主义者从不以成败论英雄。这样看来，石达开是一位对革命有执著的追求，对革命赤胆忠心，是一位被误解的悲壮英雄。

　　还石达开历史本来面目

　　1863年6月25日，兵败大渡河边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自赴清营后被押到成都，四川总督骆秉章经堂审即令“凌迟处死”……

　　1863年6月25日，兵败大渡河边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自赴清营后被押到成都，四川总督骆秉章经堂审即令“凌迟处死”。据说当夜行刑时，敌手重其义，未照例碎剐，只刺胸一刀即斩首，以减轻痛苦。

　　了解些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石达开的大名。这位太平天国的翼王，一度是清廷和曾国藩恐惧的头号对手，多年间反清的人都以理想化态度对他大力讴歌。民间曾有别人冒充他而死、本人出家云游以待再起等传说，在同盟会的章太炎笔下更做过近乎神化的描绘。

　　中国工农红军抢渡大渡河时重走石达开旧路，又为这位同太平天国分裂的统帅脸上增了辉。不过到了“文革”期间，他向清军缴械的历史问题被翻出，上纲定性为“叛徒”。其实，对一个还没有阶级革命概念、视交兵乃“各为其主”的旧式将帅，不应用现代革命者的标准要求。我们承认太平天国战争（严格而论不应称革命）为反抗腐朽的清王朝和推动历史进程起过积极作用，却不能像过去那样拔高。历史上的石达开毕竟生活于不了解先进生产力的山乡，在当时也称不上先进思想的代表，只能按封建观念统兵施政并终结其失败的人生。

　　被称为农民军统帅的石达开本是地主

　　1847年，考秀才落榜的洪秀全进入广西偏僻的紫荆山区，借用基督教的洋“上帝”建立起颇具规模的“拜上帝会”，成员多是搞长途贩运出身的杨秀清手下的“烧炭党”。两年后，贵县富户石达开在洪秀全亲自登门探访后，同意加入，马上被封上帝“第七子”，实际地位居第六（因所谓长子耶稣是虚设），后来封王时便在天王和东西南北王这五人之后为翼王。

　　当时年仅20岁却有财势的石达开一旦入会，马上带来上千家族成员和旁系亲属，仅本家兄弟中成为太平军将领的便有十几人。不第秀才洪秀全对年轻地主石达开做过哪些政治思想工作，居然使他能率庞大家族和乡党参加造反，史书上无载，不过两人有共同思想基础却可以想见。当地土著和客籍矛盾尖锐，石氏虽有不少田产却属无功名的土财主，受那些有监生一类学历文凭（多靠关系买来的）乡绅欺压，早就积愤在心。听到同样受过恶气的洪秀全“打江山”、“驱清妖”且日后可封王封侯的鼓动，就同意以刘邦、朱元璋为榜样起兵。

　　当时太平军参加者逾万却普遍是文盲，有秀才学历的人都难找。石达开因有些文化并读过兵书，在率家族武装一路打先锋时又愿意在实践中动脑筋，很快成为太平军中军事才能居首的帅才。1855年他在西征中打败过曾国藩的湘军，一时名扬全国。不过从政治上看，石达开封建化的表现也不比洪秀全逊色多少。占领南京后军民困苦“举城食粥”，他的翼王府却大兴土木，设有六部并广置嫔妃，俨然如小朝廷。天京之乱中他全家被屠，后来居无定所转战万里，到大渡河兵败时身边又有五个妻妾。许多人为他的失败惋惜，但是他若取胜打下江山，还不是要搞封建统治？这也是旧式农民战争逃不脱的周期率。

　　以讲义气在传统观念下备受推崇

　　在太平天国军民中石达开的威信很高，关键是因他讲义气，受了委屈有时还能忍辱负重。在洪、杨矛盾中他居于中间不参与，家人被北王韦昌辉杀光后，他回天京主政后不报复韦的家属并制止株连滥杀，被合朝称为“义王”。后来石达开受洪秀全猜忌，只是率部出走，仍拒绝清朝咸丰皇帝的亲自下令招降，继续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转战了六年。

　　1863年5月，石达开率军3万从云南入川西，却因不了解大渡河一带险恶的地理条件，又未处理好与彝族头人的关系，冒失地进军到安顺场附近的紫打地。因遇洪水无法渡过，以重金向土司买路不成，夹在险关和激流中进退无路，粮尽后杀马而食，继之吃桑叶草根。当石部饥疲已极时，入川湘军首领骆秉章指挥的汉夷兵联合发起进攻，太平军除饿亡外，一时坠崖落水死者上万，只剩下7000余人。清军为防陷入绝境的石部拼命而造成自身较大损失，便挂起“投诚免死”的旗子相诱，并派官员来指天发誓许以不死。尽管部下坚决反对，石达开却令全军放下武器以求生，自己于6月13日赴清营当了俘虏。

　　石达开被押到成都后，见到总督骆秉章只拱手作揖而不跪，盘腿坐在蒲团上。骆问：“你来投降吗？”石答：“我来乞死，兼为将士请命”。虽然清军不守信用屠杀了放下武器的太平军，他这一行动还长期被人称为“舍命而全三军”的义举。

　　讲义气，几千年来在中国民众中很有市场。其观念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尤其体现为不讲政治立场只重个人恩怨。在中国尚没有先进阶级的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石达开只重义气固然是出于时代的局限，今人对此虽可以理解，却无论如何不应再称颂。

　　石达开的教训从反面给人重要启示

　　石达开兵败的情景既凄惨又残酷。他让一个爱妾携一子潜逃（途中也被截杀），令其他妻妾和另外二子投河自尽，自带一个5岁的儿子赴清营。从此举看，他自称赴死时仍心存一线侥幸，否则带视为根苗的儿子干什么？有人说是“诈降”，并有当事者称石达开就俘后很后悔。不论如何，向自己斥为“清妖”的敌人放下武器，从中国传统气节看也是有愧。

　　兵败大渡河之事虽带有偶然性，石达开孤军远征万里的流寇做法在近代却注定行不通。当初他在鄂皖赣捷报频传，一旦脱离根据地在南方八省游动，六年间就没打过像样的胜仗。他拉出的太平军最精锐部队在荒山野谷中越拖越疲惫，兵员武器得不到有效补充，逃亡离散日众，即使当时大渡河不涨水能够通行，最终仍难免覆没的结局。从石达开最后的自述看，他远征回到广西家乡时便想过要“归隐山林”，后对战事日感心灰，兵败时放下武器便带有某种必然性。没有代表先进事业的远大理想引导，想成帝王之业者遇挫也往往如此。

　　从近代历史的高层次看，石达开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向真正的革命者从反面提供了教训。“可笑蒋贼太猖狂，竟把红军比翼王”。***人的长征英雄研究了太平军的失败原因，以彝海结盟处理好民族问题，用抢敌先机和两路分渡避免了拖延，终于使“让做第二个石达开”的叫嚣破产。这里更重要的原因又在于，先进阶级思想引导的新式农民战争，在政治上远非靠宗教神话和封建义气维系的旧式农民起义可比。

　　在多年间描写太平天国的艺术作品中，石达开总成为套上光环的主角。其实，从代表历史进步的角度看，我倒是赞成称颂一下洪仁玕，因为只有他提出的发展新兴生产力的《资政新篇》，才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方向，对今天的人也不乏某些正面启示。

提[提，读音作读dī(ㄉㄧ)，不可读作tí(ㄊㄧˊ)]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晋国勇士提弥明之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提弥明去世后，其后裔念其忠义，便将全族人等的姓氏均改为“提”，称提氏，但读音作读dī(ㄉㄧ)。

第二个渊源：源于匈奴族，出自汉朝时期匈奴族挛提氏大单于冒顿，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汉朝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曾说匈奴人有名无姓，而在史籍《汉书·匈奴传》中却又说单于姓挛提氏，为古匈奴族的王族姓氏。本书认为，“挛提氏”原非匈奴姓氏，应为部族或氏族名称，后来仿学汉制，遂以部族名称为氏。

自冒顿单于开始，匈奴的单于一般都是由挛提氏担任的，近似于汉王朝的世袭制，不过其不一定是父死子继，经常是兄终弟及。挛提氏一族在匈奴最为贵重，其次是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大贵姓，常与单于婚姻，例如在汉王朝的和亲政策实施后，王昭君一个女儿就叫须卜居次云。

在匈奴族被汉武帝击溃后，挛提氏族人有逐渐融合于汉族中者，有人以原部族名称的汉字谐音为姓氏，称提氏。

第三个渊源：源于姒姓，出自汉朝时期象林县功曹区连之子区逵，属于汉姓夷化又汉化改姓为氏。

源于姒姓，出自汉朝时期象林县功曹区连之子区逵，属于汉姓夷化又汉化改姓为氏。

根据广东新会《区渭泉祖家谱》记载，夏少康封少子无余于会稽，伺奉大禹的宗祠，因为夏禹埋葬在这里，食粟于欧山，因而以“欧”为姓。

春秋的时候有匠人叫欧冶子，因为他居住在欧余山，又以冶炼锻造兵器出名，所以以欧冶为姓。欧冶子后来移居到福建的闽侯县冶山，为越王铸造过湛卢、巨阙、胜邪、鱼肠、纯钩等五种利剑。名噪一时。后来又于徒弟为楚王铸造了龙渊、太阿、工布三把利剑。欧冶子的后代以祖先的名字做为姓氏，形成了欧氏。

到了汉朝时期，欧氏族人欧安是一位富商，他乐善好施，深得人们尊敬，汉景帝很赏识他的为人。有一天，汉景帝对他说：“卿才德兼备，何欠之有，应去欠为区。”在封建时代，皇帝赐姓给臣民或叫臣民改姓，是一种荣誉，表示皇帝关心他的臣民，只有乖乖接受。这一来，欧安便改姓为“区”，成为区安。从此，他的子孙便成为“区”氏族人了。《区渭泉祖家谱》提到区、欧、欧阳同一衍派，一概不通婚。

到了公元192年(一说为公元137年)，东汉朝象林邑(象林县，一称林邑)功曹区连之子区逵(一作区达，自称释利摩罗)，杀了县令，自号为王，始建占城国。占城国王自己独揽大权，区逵及其后历代君主，一直力图向北扩张，经常与当时统治越南北部的中国封建王朝发生频繁的战争，但也向中国 朝贡，以进行贸易。公元十～十三世纪，占城国成为越南封建统治者扩张的主要对象。

明洪武三十五年(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安南国(今越南)夺取了占城国的占洞、古垒两州，把越南领土推进到今广南、广义地区。

明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安南国后黎朝的黎圣宗率军亲征占城国，攻陷首都，“生擒”了占城国王区茶全，设置了交南州(广南道)，使越南领土扩张到今归仁一带。

明朝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农历7月，安南国再次攻破占城国的都城，立其国人提婆苔为占城国王，使占城国成为越南的属国。但占城国故王之弟区古来不服，派使臣向明朝 奏称提婆苔为伪王，请求明王朝依正统体制进行干涉。明王朝对占城国王位的继承问题很重视，明宪宗朱见濬(朱见深)与大臣专门就提婆苔是否为伪王，区古来是否是正统继承者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诏令抚谕提婆苔，使纳原降国王印，宥其受伪封之罪，仍为头目。

但提婆苔拒不受命，明宪宗遂派大臣给事中李孟旸、行人叶应册封区古来为国王。李孟旸奏说：“占城国险远，安南的军队还在其国内，提婆苔又已经窃据其地，稍或不慎，反损我大明国威。宜令来使传谕区古来，先让他在广东受封，并敕安南悔祸。”明宪宗觉得有理，遂从之。因此，区古来自老挝挈家赴崖州(今海南三亚崖城镇)，李孟旸对其竣封后，返回北京。之后，区古来又躬诣阙廷，奏安南国之罪。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明王朝总督宋旻建议传檄安南存亡继绝，迎古来返占城国，明宪宗遂命南京右都御史屠滽至广东，即传檄与安南国，宣示祸福。同时征募健卒二千人，驾海舟二十艘，护送区古来还国。安南国由于不敢与明王朝直接对抗，当屠滽大臣奉特遣来占城国时，因不敢反对，区古来乃得入城，恢复其国王地位。

此后，提婆苔只得下台，但毕竟当过三年国王。其子孙后代虽以为荣，但毕竟已无法在占城国立足，因而纷纷北迁，亦有迁徙入中国者，乃以其名的汉字谐音为姓氏，称提氏，读音亦作读dī(ㄉㄧ)。

各支始祖：

提　兴：原籍杨州府仪真卫。提兴甚骁勇，曾随明太祖朱元璋灭元朝，定都金陵，以功封武德将军，授河间(今河北沧州河间)、大同、沈阳三卫都指挥使，因而迁居河间，为沧州提氏始祖。

二迁徙分布：

今黑龙江省黑河市，吉林省长春市，山东省烟台市提家村、定陶县田集刘庄寨、枣庄市台儿庄区提楼村，河北省廊坊市北旺乡大枣林庄、泊头市双狮赵乡齐埝村、沧州市河间大布村等地，均有提氏族人分布。

三郡望：

西河郡：古代该郡所指不一。春秋时期卫国西境沿黄河一带称西河，即今浚县、滑县等地。战国时期黄河在今安阳东，故安阳可称西河，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夏居西河教授”是也。魏国时期曾取秦国今陕西黄河沿岸地，置西河郡，则以晋陕间黄河为准，西岸为西河。西汉朝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置郡，治所在平定(今内蒙古东胜)，其时辖地在今陕西、山西两省之间黄河沿岸一带地区，并拥有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东部及晋西等地。东汉朝时期移治到离石(今山西离石)。南北朝时期北魏的西河郡，其北部为羌胡所得，仅保有晋西一带地区，治所在兹氏，即在今山西省离石(今山西汾阳)。唐朝时期亦曾以汾州为西河郡。

河东郡：古代河东郡有四：一是指今整个山西省。二是秦朝初期(公元前221年)置郡，治所在安邑(今山西夏县)，其时辖地在今山西省夏县、临汾市、万荣县、永济市、闻喜县一带地区。东晋时期移治到蒲坂(今山西永济蒲州镇)。隋、唐两朝为蒲州河东郡。隋朝时期又分蒲坂，置河东县为治所。在明朝被并河东县，划入蒲州。三是唐朝时期有河东道，又设河东节度使，道治在蒲州，节度使治所在太原(今山西太原)。四是宋朝时期有河东路，治所在并州(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其时辖地北以内长城为限，而兼有今陕西东北角。大金国时期分为河东南路、河东北路，南路的治所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北路的治所在太原府，其时辖地在今山西省黄河以东夏县一带地区。明朝时期并河东县入蒲州。

占城国：印度支那古国，即占婆补罗(补罗，梵语意为城)，汉译为占婆、占波。古占城国位于印度支那半岛东南沿海地带，北起今越南河静省的横山关，南至平顺省潘郎、潘里地区，王都为因陀罗补罗(今越南茶荞)。中国古籍称其为象林邑，简称林邑，从公元八世纪下半叶至唐朝末期，改称为环王国。五代时期又称占城。据当地发现的国碑铭，其始终自号占婆。占城国为占国人所建。占城国人的语言属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占城深受印度文化影响，使用南天竺文字，从印度传入婆罗门教和佛教(后改信奉 教)，崇拜湿婆和毗湿奴等神，采用种姓制度。后从中国传入筑城、制造武器和生产技术，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占国出产象牙、犀角、乌木等珍奇异物，其地在当时为中国连接东南亚、西亚等地的海路要冲，主要从事中国与东南亚、印度、西亚的海上中转贸易，获利甚大。占国人多为剽悍的航海者。占国故地原是中国汉朝时期所置日南郡的象林县。公元192年(一说为公元137年)，象林县功曹区连之子区逵(一作区达，自称释利摩罗)杀了县令，自号为王，始建占城国。占城国王自己独揽大权，区逵及其后历代君主一直力图向北扩张，因此经常与当时统治越南北部的中国封建王朝发生频繁的战争，但也向中国朝廷朝贡，以进行贸易。公元十～十三世纪，占城国成为越南封建统治者扩张的主要对象。公元1402年安南国(越南)夺取了占城国的占洞、古垒两州，把越南领土推进到今广南、广义地区。公元1471年，安南国后黎一朝的黎圣宗黎思诚亲率大军征伐占城国，攻陷首都，生擒占城国国王区茶全，并设置交南州(广南道)，使越南领土扩张到今归仁一带。公元1693年，南阮政权的元帅阮有镜领兵大举入侵黎朝，擒占国国王及皇亲大臣，公元1697年，占城国灭亡。

四历史名人：

提　索：(生卒年待考)，安南郡人(今越南归仁)。著名元朝安南土司。

据史籍《招捕总录·元·佚名》记载：元朝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农历1月，云南罗匐甸官禾者阿禾必绍降归元朝军队。农历10月，云南省调蒙古爨僰诸军，征讨白衣和泥一百九寨，土官匍思叛溪七溪等投降，元 得户四万。

之后，元军又攻金齿落落、广甸、瑶甸，元军杀掠甚多。又攻斜乌蒙秃老蛮、高州筠连等州十九处。乌蒙阿谋归旧侵藤串县地。是月，与安南邻者七十城门、国主答公，遣其人名摩耳者来乞降，后又有提吕、提邦两部族来降。

当时发生饥荒，云南行省发廪赈之。不久，提吕之子提达量，为提索所擒，云南行省给榜招提索，及使释放提达量，提索听命。

提　桥：(生卒年待考)，河北河间人。著名清朝大臣。

明朝天启年间进士，进入清朝后，曾出任刑部侍郎。

从军行

杨炯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

杨炯是华阴县(今陕西华阴)人。高宗显庆六年(公元六六一年)，被举为神童，送入朝廷，授校书郎，才只十一岁。永隆二年(公元六八一年)，为崇文馆学士，迁詹事、司直。他也和王勃一样，自以为有才，对人态度傲慢，武则天当政时，降官为梓州司法参军。三年任满，改任盈川县令(今四川筠连县)，卒于任所。后人称他为杨盈川，他的诗文存于今者，称《杨盈川集》。

这首诗，先要讲题目。“从军行”本来不是诗题，而是一个乐府曲调的名词。远在西汉时代，汉武帝喜爱音乐歌曲，建置了一个中央音乐院，名为“乐府”。他聚集了著名的音乐家和诗人，收集全国各地民歌，制定许多新的歌曲，颁布天下，供公私演奏。这种歌曲，称为“乐府歌曲”。配合这种歌曲的唱词，称为“乐府歌辞”①，或称“乐府诗”。在中、晚唐的时候，又称“歌诗”。从形式来讲，它们有五言的，有七言的，也有三、五、七言混合的，一般都是歌行体诗，采用律诗体的很少。从作用来讲，它们是给伶人歌伎唱的。诗与乐府诗的区别，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能唱不能唱、或谱曲不谱曲。

这里，必须补充一下，在汉代以前，所谓“诗”，就是指能唱的曲词。一部《诗经》，三百零五首诗，都是可以唱的。到了秦汉时期，古诗已失去了曲谱，这个“诗”字渐渐成为文学形式的名词。在东汉时期，谱曲歌唱的称为“乐府歌辞”，《诗经》式的四言诗，称为“诗”。当时新流行韵五、七言诗，称为“五言”或“七言”。可以想见，“诗”是四言诗的传统名词，五、七言诗还不算是诗。刚才我说，能唱的称为“乐府歌辞”或“乐府诗”，不能唱的称为“诗”，这是魏晋以后的文学概念。

《从军行》是汉魏流传下来的乐府歌曲。汉魏诗人作“从军行”，是乐府曲辞。但是到了唐代，《从军行》古曲已经不存在了，杨炯作这篇《从军行》，只是用古乐府曲调名为题目，而这首五言律诗，事实上是不能配合乐曲歌唱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诗题称为“乐府古题”。它并不表示这首诗的曲调，而是表明这首诗的内容。因为每一个古代乐府曲调，都有一个规定的内容。例如《孤儿行》是描写孤儿生活的，《从军行》是反映从军的辛苦的。杨炯做了这首五言律诗，用了这个乐府古题，但诗的内容已不同于汉魏时代的《从军行》，可知初唐诗人用乐府古题作为诗题，大多已失去了古义。这一种体式的诗，很难分类，可以列入“乐府诗”一类，也可以列入“五言律诗”一类。

这首诗的写作方法也是一般的，只要先读第一联和第四联，整首诗的内容都清楚了。第一联“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意思是说，边境上有敌人来犯，警报已传递到长安，使我心中起伏不平。为什么心中起伏不平呢因为自己只是一个书生，没有能力为国家御敌。于是第四联接下去说：“我宁可做一个小军官，也比做一个书生有用些。”周武王的兵制，以百人为一队，队长称“百夫长”。后世就用以表示下级军官。

第二联说：领了兵符，辞别京城，率领骁勇的骑兵去围攻蕃人的京城。牙璋即牙牌，是皇帝调发军队用的符牌。凤阙，指京城，不是一般的城市，与城阙不同，汉朝时，大将军卫青远征匈奴，直捣龙城。这龙城是匈奴首领所在的地方，也是主力军所在的地方。匈奴是游牧民族，龙城并不固定在一个地方，唐人诗中常用龙城，意思只是说敌人的巢穴。

第三联是形容在西域与敌人战斗的情景。围困了敌人之后，便发动歼灭战，其时大雪纷飞，使军旗上的彩画都凋残了，大风在四面八方杂着鼓声呼啸着。这时，正是百夫长为国效命的时候，一个书生能比得上他吗

此诗第二、三联只是修饰部分，对诗意并无增加。这正是律诗初形成时的风格，艺术手法还没有发展到高度。

关于此诗的主题思想，有两种看法：唐汝询在《唐诗解》中以为是作者看到朝廷重武轻文，只有武官得宠，心中有所不平，故作诗以发泄牢骚。吴昌祺在《删订唐诗解》中以为作者看到敌人逼近西京，奋其不平之气，拜命赴边，触雪犯风，以消灭敌人，建功立业，不象书生那样无用。前者以为这是一首讽刺诗，后者以为这是一首爱国主义的述志诗。这样，从第二联以下，二人的体会都不同了。我以为吴昌祺的理解比较可取，因为第一联已说明作者心中的不平是为了“烽火照西京”，如果说他是为了武人显赫而心有不平，这一句就不应该紧接在“烽火”句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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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第五行政督察区（坪山）今天，市，县土地。19491211宜宾解放。成立于1950年1月，该地区的？行政公室行政督察的区专员事处，在川南宜宾，并在同年11月更名为宜宾地区专员公室。在1952年9月，四川宜宾专员公室。宜宾专员事处于1954年，1957年3月，乐山市，平山县，包括地理归属宜宾市宜宾境内，到目前为止，这个市的10个县，1960年7月，泸州区入区？在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市委员会辖2个市和16个县，1978年4月，宜宾专员事处更名为适当的彬县内江市隆昌县，宜宾市1983年3月，抚顺县，宜宾，自贡市，划归战平后，于同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宜宾，泸州，分割，泸州地区，其他司法管辖区的行政公室，市，县，市，宜宾市9县1985年5月。1996年10月，宜宾，重新建立司法管辖区的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市人民政府成立于1997年2月（从宜宾市以上政府网站）于1950年，位于宜宾的情况下，川南行署区宜宾县，宜宾代理司法管辖区的宜宾，南溪，河，兴文，长宁，珙县，筠连，高县，沐爱庆祝10的设置字符县（市），宜宾市，宜宾县市分析，1951年，宜宾市，宜宾市，宜宾市宜宾县宜宾代理，捷克共和国，喜镇的领导机构？沐爱县，宜宾县辖1市，9个县在四川省宜宾市领导于1952年，长宁县，转移到在安宁桥，安宁桥更名为常宁市，原县双河镇改名。在1953年，宜宾市，省会城市委托宜宾代理中介服务。1957年城市和10个县坪山宜宾，乐山初始管辖权。属于原泸州市泸州市纳溪区，泸县，隆昌县合江，古蔺，叙永，富顺县，宜宾明确阜平县于1960年，高县，宜宾专区辖2市，16个县，宜宾市宜宾县在1965年，一个移动于1970年，博宜宾专区改称宜宾市，宜宾市，所辖区域宜宾，泸州，宜宾市博，富顺，隆昌，南溪，江岸区，纳溪区（安全福镇）泸州市，泸州市，泸县（小城镇），合江古林，叙永，长宁，兴文珙县县筠连屏山的16个县。隆昌县，宜宾地区于1979年，摆在内江地区。2个市，15个县的司法管辖区。（从上面的行政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历史，音乐）1983年泸州市，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