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学（ChongqingUniversity，CQU），简称重大，位于重庆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由教育部、重庆市、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位列国家“双一流”、“211工程”、”985工程”。学校创办于1929年，1942年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

《莺莺传》成功地地塑造了崔莺莺的经典形象。她是位出身于没落士族之家的少女，内心充满了情与礼的矛盾。小说深刻揭示了出身和教养给莺莺带来的思想矛盾和性格特征，细致地描绘这位少女在反抗传统礼教时内心冲突的过程。

莺莺悲剧性格既单纯又丰富，她最后拒绝张生的求见，体现出性格由柔弱向刚强的转变。莺莺的悲剧性格既有独特性又有普遍性，它典型地概括了历史上无数个女性受封建礼教束缚、遭负心郎抛弃的共同命运。

在中国文学史的人物画廊中，崔莺莺、杜丽娘、林黛玉都是追求自由爱情，勇于向封建礼教挑战女性，她们都是处于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内涵的光辉妇女形象，而列在画廊榜首则是崔莺莺。相比之下，张生的形像则写得较为逊色。

尤其是篇末，作者为了替张生遗弃崔莺莺的无耻行径辩解开脱，竟藉其口大骂崔莺莺为“尤物”﹑“妖孽”﹑“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这就不仅使得人物形像前后不统一，也造成了主题思想的矛盾。诚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莺莺传》在唐传奇的发展中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它之前小说，如《离魂记》、《任氏传》、《柳毅传》等反映爱情生活的作品，都多少带有志怪的色彩。《莺莺传》写的则是现实世界中婚恋人情。

自它开始，陆续出现了《李娃传》、《霍小玉传》，使唐人传奇中这类题材创作达到了顶峰。《莺莺传》是唐人传奇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传奇作品之一，故事广泛流传，北宋以降，士大夫“无不举此以为美谈，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

当时，李绅就受其影响，写了《莺莺歌》，宋代有赵令畤《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莺莺传》话本、《莺莺六幺》杂剧，金代有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元代有王实甫《西厢记》杂剧，明代有李日华《南调西厢记》、陆采《南西厢》，清代有查继祖《续西厢》杂剧、沈谦《翻西厢》传奇等。直到今天，活跃在**、电视以及各种剧目中的西厢故事，《莺莺传》仍是其源头。

　　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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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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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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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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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唐·房玄龄等著，130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南朝梁·沈约著，100卷。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著，59卷。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梁书

　　唐·姚思廉著，56卷。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唐·姚思廉著，36卷。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北齐·魏收著，130卷。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珪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唐·李百药著，50卷。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著，50卷。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隋书

　　唐·魏征等著，85卷。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南史

　　古代希腊罗马的史学 西方史学导源于古希腊。希腊最早的史迹是靠荷马史诗流传下来的。相传在公元前9世纪,盲诗人荷马把民间流传的希腊人战胜特罗亚人的事迹编删为两部史诗：一为《伊里亚特》，一为《奥德赛》。这两部史诗大约到公元前 6世纪中期才用文字写下来。荷马史诗充满着神话和文学的渲染，然而从中可以想见公元前12～前9世纪时希腊人的社会概况。

　　希腊人在爱琴海东岸、小亚细亚西部所建立的殖民地伊奥尼亚是希腊文化的摇篮。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伊奥尼亚出现了许多用散文来写作的纪事家，如赫卡泰厄斯、狄奥尼修斯和查隆等。纪事家所写的题材范围很广，他们或是把口舌相传的故事记载下来，或是用古人的事迹来进行道德教育，或是把自己在异邦绝域的见闻写成游记，或是根据口碑和文献资料来编写历史。他们有闻必录，力求使自己的记载与事实相符。后来，这种求真的精神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希腊史学中最宝贵的传统。

　　古希腊史学的开山之作是希罗多德所著之《历史》。此书以描述希波战争为中心内容，亦称《希波战争史》。希罗多德著书的目的，如他本人所说“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

　　希罗多德所著之《历史》最初约在公元前 430年问世，比中国孔子所著的《春秋》要迟四五十年，但它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历史著作，所以后来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称希罗多德为“史学之父”，以后这个美名一直在西方沿用下来。

　　与希罗多德同时的修昔底德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缜密的史学方法，记载翔实，可称为信史。他把当时希腊哲学家们那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逻辑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去，为后世的历史编纂学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修昔底德写道：“在叙事方面，我决不是先入为主，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我甚至不敢相信我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考证方法检验过的。……我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兴趣,而是要作为千秋万世的瑰宝。”凭着这种精神,修昔底德的著作是不朽的。

　　在修昔底德之后,古希腊著名的史学家有色诺芬。他是个多产作家,著有《希腊史》、《长征记》（亦译《远征记》）、《居鲁士的教育》、《斯巴达政体论》、《回忆苏格拉底》、《经济论》、《论税收》等书。在这些著作中，比较出色的是《长征记》。

　　公元前2世纪中期,希腊世界被罗马人的武力所征服，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然而这时希腊的史学仍在发展，产生了古代欧洲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

　　波利比奥斯所著的《通史》(亦称《罗马史》)，系以罗马的武力扩张及其政治制度的演变为中心，始自公元前218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爆发，止于公元前146年迦太基的灭亡和希腊各邦的被征服。然而，他所记载的不仅是罗马的历史，而是他所知道的那个“世界”的历史。在他的著作中，地中海沿岸各国、各民族的历史都占到其所应有的比重。波利比奥斯可称为“史学家中的史学家”，在古代西方史学家中，波利比奥斯的著作最合乎科学方法的要求。

　　罗马的史学兴起比较晚。从公元前 8世纪中期至公元前3世纪中期这500年间，罗马竟没有产生过一个历史学家。一直到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才开始出现堪称为历史的著作。

　　第一位著名的罗马历史学家是Q费边·皮克托尔(约生于公元前254)。他写了一部《罗马史》，始自传说时期，止于公元前 3世纪末年，对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经过有精详的记载。波利比奥斯和T李维都曾读过费边·皮克托尔的著作，李维曾以崇敬的心情称费边·皮克托尔为罗马最古老的历史家。

　　罗马史学真正的奠基者是MP加图（老）（公元前234～前149）,他著有《罗马历史源流》7卷，他认为历史著作必须达到“垂训”的目的，宣扬爱国思想，把古圣先贤的事迹当做进行道德教育的教材，以培养青年一代的优良品质。这部书早已失传，后世只能从其他古典作家的引述中略知其梗概。

　　公元前 1世纪中期，罗马的史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代表人为 G 萨卢斯特。他著有《喀提林叛乱记》和《朱古特战争史》。这两部书对理解罗马共和时代末期的政事均甚重要。

　　GJ凯撒不但是政治上、军事上的风云人物，而且在史学上也有贡献。凯撒在戎马倥偬之际，留下了两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一为《高卢战记》；一为《内战记》。前者是记述他经营高卢的始末,其中包括他对高卢人、日耳曼人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以及他于公元前55、前54年两次侵入不列颠的经过；后者是记述他战胜庞培及其党羽的经过。这两部史著都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而且文笔简练，晓畅可读。

　　在“奥古斯都时代”（即屋大维执政时期，约公元前31～公元14），罗马的国势强盛，学术上也呈现出高度繁荣，产生了伟大的历史家李维。他竭毕生之力，写了一部通史性质的《罗马史》，始自罗马建城时期，止于公元 9年。在西方史学中，首创通史体例。李维的历史著作，洋溢着爱国热忱，意存劝诫而且褒贬分明。其书原有 142卷，惟大部分已散佚，今仅存35卷以及少数残篇。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家,无疑当推C塔西佗,他的主要著作有《关于雄辩术的对话》、《阿格里科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历史》(亦称《罗马史》)和《编年史》（亦称《罗马编年史》）。公元 1世纪罗马帝国的历史，主要是靠塔西佗的记载而流传下来的。他在政治上倾向于贵族共和，对帝制深为不满。他的史著被称为“惩罚暴君们的鞭子”。

　　与塔西佗同时的普卢塔克是古代最著名的传记家。他的传世之作是《希腊、罗马名人合传》（简称《传记集》）。他所写的这些传记，实际上都是通过具体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来宣扬自己的伦理思想。而其文瑰丽多姿，夹叙夹议，极其生动有致，所以传诵甚广。

　　中古时期欧洲的史学 在中世纪西欧史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基督教史学。基督教史学家用基督教神学的观点解释历史,认为人类的一切都是上帝预先安排好的,一部历史就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所著的《上帝之国》支配着西欧的思想界。基督教史学家认为《圣经》中所说的一切都是不容置疑和争辩的。而希腊、罗马古典作家的著作则受到鄙薄，往往束之高阁甚至散佚失传了。

　　基督教史学是不足为信的。然而，基督教史学家的纪年方法，以后却被沿用了下来。基督教史学家以传说中的耶稣基督诞生之年为准，大大简化了纪年方法，并且为各国历史纪年的统一提供了一个方案。

　　拜占廷的史学 在公元7世纪以前,拜占廷在文化上大致还保持着希腊、罗马的传统。基督教会的势力不像在西欧那样至高无上，它是隶属于皇帝，作为专制政体的支柱而存在的。因此，与同时期西欧各国的文化比较起来，拜占廷文化具有较多的世俗性。查士丁尼一世皇帝在位时，拜占廷帝国的国势最为强盛，出现了最著名的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他留下两部重要的著作：一为《当代史》（即《查士丁尼皇帝征战史》）。主要是记述东罗马帝国兴兵灭汪达尔王国、东哥特王国，并移师向东与波斯帝国争衡的经过；一为《秘史》，描述查士丁尼时代的宫廷内幕，对当时的显贵人物颇多讥评。

　　拜占廷的学者致力于古籍的整理，其中贡献较大的是大教长佛提乌（约820～891）。他编纂了一部《群书摘要》,辑录的古典著作达280种之多。有不少古典著作赖有佛提乌的辑录而保存了下来。

　　5～13世纪西欧各国的史学 在中世纪的西欧,史学和其他的学科一样，是神学的奴仆。当时西欧的载笔之士多为僧侣，他们留下一些编年史和传记。兹按照国别略述如下：

　　① 意大利。在中世纪初期,意大利著名政治家、史学家FMA卡西奥多鲁斯(约490～585)著有《哥特史》12卷，是研究东哥特王国历史的第一手材料。惟此书原本已经散佚，只能从朱尔丹尼斯所作的节本中略见其梗概。

　　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北部的历史，是由基督教执事保罗（约720～799）记载下来的，保罗所著之《伦巴德史》是中世纪欧洲史学的要籍之一。

　　中世纪后期，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约1254～1324）口述、鲁斯蒂恰诺（或鲁斯蒂切洛）笔录的《马可·波罗游记》，即《东方见闻录》，广泛介绍了东方各国特别是中国的概况，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

　　② 法兰克王国。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位历史学家是都尔城的主教格列高利（约538～594）。他著有《法兰克人史》10卷，始自传说时期，止于591年,对法兰克王国早期的历史作了精详的记载。

　　9世纪初著名的传记家爱因哈德(约770～840)。用华美的文笔写了一部《查理大帝传》，此书是世界历史文库中的要籍之一，传诵甚广。

　　③ 西班牙。中世纪早期西班牙最著名的历史家是伊西多尔（约560～636）。他曾当选为塞维利亚城的主教。著有《西哥特、汪达尔、苏维汇诸王的历史》，记叙西哥特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迁徙和建国的经过。

　　④ 英格兰。英国史学的奠基者是比德。他著有《英国教会史》，所叙史事止于 731年。此书虽然主要是叙述天主教在不列颠传布的经过，但也涉及到当时英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

　　英国早期的史事，主要是赖有《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而流传下来的。从7、8世纪起，盎格鲁、撒克逊各邦的宫廷和寺院中已经有人开始撰写编年史，及至英国统一后，阿尔弗烈德大王在位时，组织了一批学者，把从前各地所积累下来的编年史加以删改和增益，汇编在一起，命名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英国的第一位通史作家是亨廷顿的副主教亨利（约1084～1155）著有《英国史》，所叙史事始自GJ凯撒时代，止于1154年。

　　13世纪，英国产生了编年史家M帕里斯（约1200～1259）。他的著作对1215年《自由大宪章》的制订和英国国会的起源均有记述。

　　⑤ 德意志。在西欧各国中,德意志的史学兴起比较晚。11世纪中期,德意志出现了编年史家兰伯特·冯·黑尔斯费尔德(1025～1088)。他用宗教史观写了一部《编年史》，始自远古，止于1077年的“卡诺莎事件”。

　　埃克哈德·冯·奥拉(～1125)著有《世界编年史》5卷。前3卷叙述自上古直至查理曼时代的史事,后2卷记载自查理曼直至亨利五世当政时期的史事。此外，他还写了一部《神圣罗马帝国史》。

　　中世纪德意志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弗赖辛的主教奥托（约1111～1158）。他留下两部历史著作：一为《编年史》，以《圣经》中所说的“创世记”作为开端，一直写到1146年；一为《皇帝腓特烈传》，记述这位皇帝连年用兵的经过。

　　14世纪以前东欧各国的史学 东欧国家形成比较晚。这些国家的史学兴起于10世纪以后。

　　捷克最早的一位历史学家是布拉格的科斯马斯（约1045～1125）。著有《波希米亚史》3卷,是捷克第一部堪称为历史的著作。

　　在12、13世纪之际，波兰产生了历史学家W卡德武贝克（约1160～1223）。著有《波兰史》 4卷，始自传说时期，止于1203年，是波兰史的开山之作。

　　这时匈牙利最早的史籍是记述阿尔帕德王朝第一位国王斯蒂芬一世（977～1038)生平事迹的《大实录》和《小实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俄国最早的一部历史著作，是涅斯托尔的《编年纪事》。相传涅斯托尔生活在12世纪初年。其所撰之《编年纪事》，始于公元 9世纪中期，止于1110年，为基辅罗斯时代最重要的史籍。

　　中世纪俄国最重要的一部文献资料，是《诺夫哥罗德编年史》。在诺夫哥罗德大公国的一个寺院里，从11世纪初叶起就有人开始撰写编年史，逐年把重大事件记载下来。此项工作一直继续到15世纪末期。所以，从11世纪初叶直到15世纪末期这 500年间俄国历史上的大事，其中包括金帐汗国统治时期的史事，在《诺夫哥罗德编年史》中都有反映。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史学 意大利第一个著名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是L布鲁尼(1369～1444)。他首先在史学领域内打出“人文主义”的旗帜,用华美的文笔,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卢塔克等名家的作品译为拉丁文，并用意大利方言为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但丁、F彼特拉克撰写传记。此外,他还著有《佛罗伦萨史》12卷,始自建城时期，止于1404年，把佛罗伦萨城邦的发展过程作了精详的叙述。

　　与布鲁尼同时而稍晚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F比昂多(1388～1463)，著有《罗马衰亡以来的千年史》。比昂多把从 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直到文艺复兴这约1000年间叫做“中世纪”，意为介于两个文化高峰之间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世纪”一词，最初就是这样提出来的。

　　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疑古精神和考证学有所发展。在这方面,意义特别重大的是L瓦拉(1406～1457)对《君士坦丁的赠与》这一文件的辨伪工作。瓦拉以渊博的知识和精密的考证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文件出于伪造，从而狠狠地打击了教皇的权威。

　　以政治理论家著称的N马基雅维利也是一位杰出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1513年,马基雅维利写成《君主论》（亦译《霸术》）一书，侈谈君主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蔑信弃义。晚年，著有《佛罗伦萨史》 8卷，始自日耳曼“蛮族”入侵时期，止于1492年。马基雅维利是用新兴资产阶级政治家的眼光来写历史的，他以古喻今，借历史事实来宣扬改革之道，读之令人知所鉴戒。

　　比马基雅维利稍晚的F圭契阿迪尼(1483～1540)也是一位有成就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圭契阿迪尼第一次打破地区的界限，把意大利各邦的历史熔于一炉。著有《意大利史》20卷，是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史学的先导。

　　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也产生了艺术史家G瓦萨里（1511～1574）。著有《意大利艺苑名人传》。

　　文艺复兴时期西欧其他国家的史学 中世纪晚期法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J弗鲁瓦萨尔（约1337～1410）。他生活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用法文写了一部《法国、英国、苏格兰、西班牙编年史》，所叙史事始自1326年，止于1400年左右。主要是记载百年战争的战况和有关各国的外交活动。

　　法国的第一位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应该首推Pde康明（1447～1511）。他是个政治活动家，晚年写成《回忆录》8卷,追述15世纪后半期法国的政事。他强调历史学的实用价值，告诫政治家和外交家必须熟读历史，因为那是理解现实生活的一把钥匙。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T莫尔，也是一位人文主义的历史学家。在名著《乌托邦》之外,他还写了一部精粹的历史著作《理查三世传》，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生花之笔，绘形绘声地刻画了理查的阴险狠毒及其最后的被杀，鞭挞了这个历史上罕见的暴君。

　　16世纪下半叶，英国产生了编年史家R霍林谢德(～约1580）。他编写了一部体大思精的《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编年史》，始自传说时期，止于伊丽莎白当政初年。霍林谢德的著作被认为是信史，许多文学家都从中吸取创作的素材。W莎士比亚的名剧如《李尔王》、《麦克白》、《辛白林》等，大部分均取材于此。

　　伊丽莎白一世时代(1558～1603)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还应当推W卡姆登(1551～1623)。他代表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用历史来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卡姆登留下两部重要著作:一为《大不列颠志》,一为《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时期的英国史》。有人认为，近代英国的史学是从卡姆登开始的。

　　被K马克思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的F培根(1561～1626)，也是一位历史学家。除了《新工具论》、《论学术之进步》等名著外，他还写了一部《亨利七世在位时期的英国史》。培根认为历史是最好的政治教材，多识前言往行，能启人心窦。他说："哲学使人深邃,数学使人严密,历史使人明智。"

　　荷兰人文主义学者PC霍夫特(1581～1647)，著有《尼德兰史》20卷，描述尼德兰革命期间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读之令人奋起。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是个多方面的人物，以一身兼为哲学家、诗人、戏剧家、政论家和历史学家，著述宏富。伏尔泰把“理性主义”应用于历史研究，主张要理智地看看过去，衡量前人的功过得失，写出“有哲学意味的历史”。他扩大了历史学的领域，认为举凡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诸如政治、科学、文艺、风俗习惯、农业、工艺、商业、生产技术的演进、饮食起居、人口的增加等等，均为历史研究的范围。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是文化史的真正的奠基者。伏尔泰留下 4部比较重要的史著:《瑞典王查理十二传》、《路易十四时代》、《风俗论》、《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史》。其中最足以代表其史学观点和文章风格的是《路易十四时代》。

　　启蒙时期德意志最博学的历史学家应推 ALvon施勒策尔(1735～1809)。他著有《俄国史》、《北欧诸国史要》和《世界历史概略》。

　　与施勒策尔同时的LT施皮特勒(1736～1794)，也是启蒙时期德意志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留下两部比较重要的史著：一为《基督教会史》，叙述基督教会在历史上的作用；一为《欧洲各国史要》，着重叙述西欧各国文化的演进轨迹。施皮特勒的著作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观点，要求达成德意志的统一并建立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政府。

　　德意志文学家 JCFvon席勒(1759～1805)，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他的两部文情并茂的历史著作：一为《尼德兰革命史》，叙述尼德兰人民反抗西班牙封建统治的斗争及荷兰共和国的成立；一为《三十年战争史》，记载三十年战争期间那些惊心动魄的事迹和德意志人民所遭受的种种苦难。此外，他还写过很多历史剧，如《瓦伦斯坦》、《威廉·退尔》、《奥尔良的姑娘》等。席勒是个才华横溢而又富于革命情操的人，他的著作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

　　17世纪末～18世纪末英国的史学 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G伯内特(1643～1715)。他著有《英国宗教改革史》和《我这个时代的历史》。他代表辉格党人的观点，竭力赞美1688年“光荣革命”所达成的妥协。18世纪英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D休谟也是一位历史学家。著有《英国史》 6卷，始自公元前55年罗马统帅凯撒入侵不列颠，止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此书为18世纪出现的最为详备的英国通史，传诵甚广。 与休谟谊兼师友的W罗伯逊(1721～1793)，在历史学方面的成就比较大。主要历史著作有：《苏格兰史》、《皇帝查理五世在位时期的历史》、《美洲史》和《印度古史谭》。罗伯逊的治学态度颇为谨严。他认为历史家记事载言，必须有文献根据。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每一章后面都附有注释和参考书目，注明出处，以昭信实。

　　18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无疑要推E吉本，他用“罗马帝国的衰亡”这一概念来概括2～16世纪这1500年间欧洲的史事。他竭毕生之力，写了一部卷帙浩繁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此书共分71章，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以16世纪的宗教改革作为结束。吉本虽然主要是记述罗马帝国由盛而衰的经过,但也提到波斯、匈奴、日耳曼诸部族、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在他以前，欧洲还不曾有过这样规模宏大的通史著作。

　　吉本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是由于“基督教和野蛮主义”的胜利。其书的第15章和第16章，专论基督教的兴起及其本质，寓褒贬于深沉，既是历史性的叙述，也是辛辣的讽刺。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代表着英国资产阶级史学的高峰，是启蒙时期西欧最重要的历史著作之一。

传略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西汉宗室,传见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所附。

刘向五世祖名交,是汉高祖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建汉后被封为楚王。其父刘德,仕昭、宣两朝,任宗正,赐爵关内侯,又封为阳城侯。刘向为刘德之次子,12岁以父荫为辇郎,20岁为谏大夫,以文学受宣帝信任。汉宣帝迷信神仙方术,刘向为讨好皇帝,献出家藏之刘安枕巾鸿宝苑秘方,言据之可炼出黄金。宣帝令典上方据之炼金,然费多而方不验,遂以铸伪黄金罪判刘向死刑。其兄刘安民交出封邑户口的一半,将其赎出,从此,刘向悉心钻研学问,被征到石渠阁讲论梁传,成为经学大师。重新步入仕途,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元帝即位后,由于执掌朝政的萧望之、周堪的赏识,刘向被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成了辅政的要员。当时,外戚放纵,中官弄权,刘向于是多次上书论时政得失,得罪了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再次被捕下狱。不久,因地震等灾异而释出,任中郎。接着又因指使其外亲上书请求黜退弘恭、石显,而以奸诈罪第三次下狱,废为庶人。从此在家闲住十余年。仕途的挫折,使他对宦官之祸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遂著疾谗适要救危世颂等作品,寻求挽救刘汉危机的良方。同时,他认真读书,学问更有长进。汉成帝即位,此时刘向由更生改名向,被召为中郎,迁光禄大夫、中垒校尉等职任,受诏领校五经秘籍,以主要精力从事书籍整理编目和学术著述。

当时,风俗奢*,赵皇后、卫婕妤等由微贱起家,越礼制。刘向认为,王教应该由内及外,从亲近者开始,于是从诗书中搜集贤妃贞妇和嬖孽乱亡的事迹,撰为列女传。又搜集历代人物事迹、兴亡经验等,撰成新序说苑等书,上奏皇帝。针对当时外戚王氏专权,他搜罗历代符瑞灾异之事,推演其迹象祸福之验,著为洪范五行传,说明王氏专权的危险。刘向建议汉成帝强宗室、防奢侈、夺外戚权。成帝心知刘向之忠,却无法实行。成帝几次想将刘向用为九卿,都被王凤或丞相御史所阻拦,刘向君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建平元年卒,享年72岁。

刘向有三子,长子傲,是易学教授,官至郡守；次子赐,九卿丞；少子歆,王莽时为国师公,在学术史上很著名,又是继刘向负责校书工作的学者。

影响刘向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他对书籍的整理编目上。

先秦时期,积累和流传了大量的文献典籍,秦始皇焚书,给文献典籍的保存造成了重大的灾难。西汉王朝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书籍愈积愈多,到汉成帝时,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这些书籍,分散收藏,没有统一编目,而且大部分书籍篇章缺失,文字脱讹,内容差异重复,如果不加以整理校勘编目,将无法利用而自然泯灭。汉成帝是一位好经书今古览博的天子,他于河平三年下令谒者陈农到各地搜求遗书,同时将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秘室藏书集中到一起,由刘向负责,组织一帮专家进行校书编书的工作。公元前6年,刘向去世,汉哀帝下令刘歆继续此事业。两年以后,经过刘向、刘歆父子20多年的努力,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经过整理的图书33090卷,收藏于天禄阁、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刘向、刘歆还写出了目录学著作别录七略,对中国历史文献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具体讲,刘向、刘歆父子的贡献有三个方面：第一,刘氏父子的图书整理,为先秦古籍的保存、流传,为图书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间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章炳麟说：书布天下,功由仲尼,其后独有刘歆而已。微孔子,则学皆在官,民不知古,乃无定臬。然自秦皇以后,书复不布。汉兴,虽除挟书之禁,建元以还,百家尽黜明其得书之难也。向、歆理校雠之事,书既杀青,复可写,而书贾亦赁鬻焉。故后汉之初,王充游雒阳书肆,已见有卖书者。其后卿章句之儒,而见周官；康成草莱之氓,而窥史记,则书之传者,广矣。

第二,创造了系统的古籍整理方法,校雠、辨伪、考据等学问自此产生。刘向父子整理书籍的程序分四步。第一步,兼备众本,广搜异本。不仅将各官府藏书聚集到一起,还派人到民间搜集遗书,向学者和同僚征求个人著述和藏本,以及利用个人的藏书。这样,同一种书就掌握到几种异本,为校勘奠定了基础。第二步,选定篇目,去除重复。当时,同为一书,往往篇目不同,各有残缺。刘向等将各种书籍的篇章分出条理,去掉重复的部分,经过考订,再剔除伪托的部分,确定其篇目,合为一部比较完整的书。第三步,纠理错简,校雠文字。根据选定的篇目,对其文句进行校订。

一人读经过校雠,发现和订正了许多古籍文字的脱讹衍误,使其错误大为减少。第四步,勘定书名,誊清新本。当时古籍同书异名者很多,还有的书名经长期流传出现讹误,因此,就需要对书名进行勘定。例如战国策之书名,就是刘向勘定的。经过勘定的书,最后抄缮于炙干过的竹简上,就作为定本保存了下来。刘向父子创造的这一套古籍整理方法,为后代学者所效法。

第三,开创了中国古代目录学。刘氏父子典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编制目录。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为每一本书编写叙录。即在每本书校订以后,刘向、刘歆就为该书写一个提要,著录其书名、篇目,叙述校勘经过,介绍作者事迹,归纳书的内容、性质,评论思想或史实是非,剖析学术源流,确定书的价值。这些书录,不仅使读者了解书的情况,还创造出做书目提要的科学方法,备受后代学者赞誉。二是将各书的叙录单独抄出,合为一书,名别录,形成第一部丛书综合提要,这是第二方面的内容。第三方面内容是七略,这是在别录的基础上,由刘歆进行进一步加工而形成的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全书将著录的图书分为六个大类,38种,603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当时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推动,对后世的目录学,更有着深远的影响。七略创造了书目的著录与考证述评相结合的目录形式,成为中国目录书的典范。

余论评价历史人物,一般着重于政治、军事上的勋业。其实,站在更高的视野,更应重视历史人物在文化积累上的业绩。因为,政治、军事仅决定了一时一事之成败,而文化却造就了民族的性格,影响于千秋万世。刘向从事的古籍整理,成就了中华文化传继上的一项大工程,为公元以来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我们以中华悠久文明自豪的时候,不应忘记刘向所成就的学术的深刻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