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生产地为巴西，产于巴西及巴拉圭。在中国，山东生长最佳。现世界各地广泛栽培。文献记载有原产巴西、原产中国、原产埃及等三种说法。

据Brukill记载（A Dictionary of the Economic Products of the Malay Peninsula, 206 1966），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美洲，不久，西班牙派出Oviedo到海地任管理资源长官，Ovido于1513-1524年在海地。他记载在当时印第安人园圃中已大量种植花生。

林奈的植物种志（1753）记载，花生产地为巴西、秘鲁Hutchinson （Evolution and Phylogeny of Flowering Plants, 1964）记载花生原产于热带美洲。

美洲最早的古籍《巴西志》里，就有关于花生植株形态的描述。考古学家在秘鲁利马北部安孔镇的古墓里，曾发掘出距今2000多年前保存完好的炭化花生粒。古代印第安人把花生叫“安胡克”，印第安人把花生作为农作物种植，已有很久历史了。公元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早期的航海家把花生荚果从南美洲带到西班牙，把它作为珍奇的食品。

扩展资料：

含氮物质除蛋白质外，还有氨基酸，如γ-亚甲基谷氨酸、γ-氨基-α-亚甲基-丁酸、卵磷脂、嘌呤和生物碱：花生碱、甜菜碱、胆碱，一说花生碱实际是不纯的胆碱。 

种子中还含三萜皂甙。种子的子叶和胚轴部分的非皂化部分主要是甾醇，已确证的有豆甾醇、菜油甾醇、胆甾醇和24-甲撑胆甾醇。种皮含脂质，其中烃171%，甾醇酯124%，三甘油酯84%，二甘油酯99%，单甘油酯252%及游离脂酸39%。

还含相当量的甾醇，焦性儿茶酚型鞣质7%和少量赭朴吩及花白素，如无色矢车菊素、无色飞燕草素，又含致甲状腺肿的花生甙。壳含对心血管有作用的甙（系1，3，二苯基丙二醇-1，2-酮-3的取代物）。

-落花生

1、《诗经》39234字

2、《楚辞》约34000字

3、《论语》11750字

4、《孟子》34685字

5、《老子》5056字

6、《庄子》约80400字

7、《左传》196845字

8、《国语》约92500字

9、《战国策》约120000字

10、《世说新语》约79000字

11、《文心雕龙》约48000字

以上典籍(包括《昭明文选》)是本次统计的对象，以下是附带的收获：

《书经》25700字

《礼记》99010字

《大学》1753字

《中庸》3568字

《墨子》76516字

《荀子》约90800字

《韩非子》106131字

《淮南子》130840字

《列子》30724字

参考:《宋元学案》卷四《庐陵学案(全氏补本)》：“读书说”

立身以力学焉先，力学以读书为本。今取《六经》及《论语》，《孟子》，《孝经》，以字计之：

《毛诗》三万九千二百二十四字，

《尚书》二万五千七百字，

《周礼》四万五千八百六字，

礼记九万九千二十字，

《周易》二万四千二百七字，

《春秋左氏传》一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五字，

《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字，

《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孝经》一千九百三字。

大小九经合四十八万九十字。且以中材为率，若日诵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或以天资稍钝，中材之半，日诵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毕。苟能熟读而温习之，使入耳著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积之功耳。里谚曰:“积丝成寸，积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为匹。”此语虽小，可以喻大。后生其勉之!

(梓材谨案：此说有作《欧阳公读书法》者，其数诸经，先《孝经》，次《论语》一万一千七百五字，次《孟子》，次《周易》二万四千一百七字，次《尚书》，次《诗》三万九千二百三十四字，次《礼记》九万九千一十字，次《周礼》，次《春秋左传》。先后字数微有不同。又云：“九经正文，通不过四十七万八千九百九十五字。童子日诵三百字，不五年，略可上口。”是先生之说盖本欧公，而字数有异尔。又其辟佛亦与欧公同，故移《水心文集》一段于后而特为立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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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冲之(429～500)

中国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字文远。

生于宋文帝元嘉六年 （429），卒于齐东昏侯永元二年(500)。祖籍在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涞源县）,由于战乱先世由河北迁居江南。祖父任刘宋朝大匠卿，是管理土木工程的官吏。父亲做奉朝请,学识渊博,很受敬重。祖冲之青年时代进入专门研究学术的华林学省，从事学术活动。他一生中先后在刘宋朝和南齐朝担任过南徐州（今镇江市）从事史、公府参军、娄县（今昆山县东北）令、谒者仆射、长水校尉等官职。

祖冲之在数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关于圆周率的计算。据《隋书·律历志》记载， 他算出圆周率 □ 的真值在31415926（□数）和31415927（盈数）之间。这两个近似值准确到小数第 7位，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成就，直到15世纪，阿拉伯数学家卡西和16世纪法国数学家F韦达才得到更精确的结果。祖冲之确定了两个分数形式的□值：约率22/7(≈314),密率355/113(≈31415929)。这两个值都是π的渐近分数,其中密率 355/113,直到16世纪才被德国人V奥托和荷兰人A安托尼斯重新发现。祖冲之还和儿子祖□圆满解决了球体积的计算问题，得到正确的球体积公式,并且提出后人所称的“祖□原理”。所著《缀术》一书，是著名的《算经十书》之一，被唐代国子监列为算学课本，规定学习四年，惜已失传。

在天文历法方面，祖冲之创制了《大明历》，最早把岁差引进历法,这是中国古代历法的一个重大进步;采用了391年加144个闰月的精密的新闰周；《大明历》中使用的回归年日数(3652428)、交点月日数(2721223)、木星公转周期、五大行星会合周期等数据都相当精确；还发明了用圭表测量冬至前后若干天的正午太阳影长以定冬至时刻的方法，这个方法也为后世长期采用。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祖冲之上书要求刘宋政府颁布实行《大明历》，但遭到当时□臣戴法兴的攻击。他认为祖冲之引进岁差、改革闰周等违背了儒家经典，责备祖冲

之是“诬天背经”。祖冲之针锋相对地写了一篇辩驳的奏章。他表示了“愿闻显据，以核理实”，“浮辞虚贬，窃非所惧”的鲜明立场，并且用科学道理回答了戴法兴的责备。他用观测事实证明,由于岁差,当时所见的天象确实已和儒家经典中所反映的春秋以前的情况不同，而

回归年的长度也的确比《四分历》的要小。这些天文事实都是“有形可检，有数可推”，人们不能“信古而疑今”。

祖冲之还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科学家，对于各种机械也有研究。他曾经设计制造过水碓磨（利用水力加工粮食的工具）、铜制机件传动的指南车、一天能行百里的“千里船”以及一些陆上运输工具。他还设计制造过计时器——漏壶和巧妙的欹器。

此外,祖冲之还精通音律,甚至还曾经写过小说《述异记》十卷。

他的著述很多,《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长水校尉祖冲之集》五十一卷。散见于各种史籍记载的有：《缀术》、《九章算术注》、《大明历》、《驳戴法兴奏章》、《安边论》、《述异记》、《论语孝经释》以及关于《易经》、《老子》、《庄子》的注释等。但其中绝大部分

著作都已失传。 祖□ 祖冲之之子，字景烁，是南朝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在梁朝担任过员外散骑侍郎、太府卿、南康太守、材官将军、奉朝请等职务。 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青年时代已经对天文学和数学有很深造诣，是祖冲之科学事业的继承者，《缀术》就是他们父子共同完成的数学杰作。《九章算术少广》章李淳风注所引述的“祖□之开立圆术”,详细记载了祖氏父子解决球体积问题的方法。九章旧术误认为球与外切圆柱的体积之比为圆率与方率之比，即 □:4，因而其球体积公式相当于 □（□为球的直径）,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刘徽最早发现了这个错误，并指出球与外切“牟合方盖”(直径同为□的两个正交圆柱的公

共部分，图1 牟合方盖)的体积之比才是□:4，但他未能求出牟合方盖的体积。而祖氏父子却解决了这个问题，并在推算过程中,明确提出了“幂势即同,则积不容异”(即二立体在等高处截面积恒相等，则二立体体积相等)的公理，后称之为“祖□原理”。这个原理，直到17世纪才由意大利数学家（F）B卡瓦列里重新发现。根据祖□原理，可将牟合方盖的体积化成正方体与一个四棱锥的体积之差(图2左图虚线部分为牟合方盖的1/8,因左图阴影部分与右图阴影部分的面积相等,据祖□原理,故其体积等于正方体与四棱锥的体积之差),从而求出牟合方盖的体积等于□，并得到球的体积□(□为球的直径)。祖□曾三次上书梁朝政府推荐改用《大明历》，使得这部历法终于在梁武帝天监九年 (510)被采用颁行，实现了祖冲之的未竟之愿。他还曾亲自监造八尺铜表，测量日影长度，并发现了北极星与北天极不动处相差一度有余，纠正了北极星就是天球北极的错误观点。出于研究天文和准确计时的需要，他还研究与改进过当时通用的计时器——漏壶，并且著有《漏刻经》一卷(已失传)。

祖□的一生是很不顺利的。梁武帝天监十三年(514)，他任材官将军,奉命修筑浮山堰。天监十五年(516)秋,因新筑拦水坝被洪水冲坍而下狱。出狱后,普通六年(525)，他在梁豫章王肖琮幕府，由于肖琮叛梁降魏，因而被魏拘执，留住在徐州魏安丰王元延明宾馆中。在这一期间，他曾和当时北方的科学家信都芳讨论天文学和数学。普通七年,祖□被放还南朝。晚年曾参加梁阮孝绪编著《七录》(一种目录学的著作)的工作，负责天文、星占、图纬等方面的古籍。他还著有《天文录》三十卷，仅存若干片断，散见于唐《开元占经》等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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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之学,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目录学著作,对了解我国文化、学术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而明清两代,私人藏书盛极,因而私家目录著作也极为丰富。

《连山》、《归藏》是我国古文化的典籍，然而，历来人们认为它们是《周易》的前身，并将此认识写入小学生启蒙的《三字经》内：“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通过确凿的考证，个人得出了令人意外的结论。从文字起源和进展，从中国特有的意识形态的进展，都只能说明，它们与《周易》或者与《易》没有任何联系。有联系的是：《老子》文本是在《归藏》的基础上写的；《归藏》是在《连山》的基调下完成的。《连山》、《归藏》、《老子》是西周末前之三本规范最高统治者的宝典。要搞清这个问题得先从《周易》说起。

《周易》顾名思义，当是周朝之《易》的简称。然而，周朝前后却有800余年的历史，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221年（暂依“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初步确定）。在这800多年的历史进程之中，我国的文化有了重大的变易和“进展”。大致可分为东西周两个阶段。西周时期（公元前1046年－公元770年），这个时期除了沿用商王朝遗留下来的甲骨文字外，并且也有自身时代的发展，所明显表现出来，当然，只是青铜器皿上的金文。

从西周王朝建立起，在金文中，周易的“易”字还仅只是沿袭商王朝的用意，作为“赐”字频繁地出现在金文之中。

周易所有的卦名，除“离”、“兑”两字，在金文中尚有外，余下的：乾、坤、坎、震、巽、艮都是没有的字；

周易中所依托的阴阳的概念，在西周金文之中也是找不到的，除了在使用“阴阳谷”仅两见的地名外。根本没有所谓阴阳的概念之说。

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不少的人是受世俗传说的影响，且还有不少名家学者加入这个行列，一味鼓吹，什么“伏羲一画开天”，“仰观”、“俯察”、“辨阴阳”而作八卦于卦台山，这些荒谬的言论与历史事实越来越远。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历史时，不得不注意到商王朝的“贞人”问题。

贞人的出现，历史上对他们有很大的误解。从甲骨文字来看，“贞”字与“鼎”字极其相似，并且联系到出土文物（如安徽凌家滩的玉龟中间的玉版中的图案的中心部分）来看，“食器”是人们生活生存的必须用具用品，且标志着这个民族的前进步伐。所以在我们祖先自觉地认识到这一问题后，把管理“食器”的国家官员职位，定为“贞人”这是必然的。于是在商王朝这个崇祭祖先的时期内，“贞人”出现在“宫廷”、“御前”就是很自然的现象。当甲骨文在商王朝中期开始形成的时候，首当其冲的正是管理“食器”的这一批人，可以充作最先的“实践”或“执行者”。于是，他们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文化人”，这与商末前期的“贞人集团”的形成也具有必然性。故此，“贞人”从开始形成一直到商末之前被王权的打击（压散、流魄）都与所谓的“占卜”“决疑”不沾边。随着时间的流逝，“贞人”的后裔（从商武乙的打击贞人开始算起，约500年之间大约有17代左右）的发展，延续到春秋时，他们遍及到东周王朝的各个领域。他们除了少数还是官宦外，其绝大多数已沦为：食客、门人、差役、巫师、药师、风水等等。总之，他们是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孕藏着无限的创造力，也同时具有极大的社会反动性。在这一特殊阶层内，特别是受到西周晚期意识形态的熏陶，春秋初期在他们之中形成了“阴阳学、五行学、易学、名学、道学、儒学、杂学、法学、诡辩学”等的萌芽。所以在春秋中期才有了易学的雏形，直至战国时期都还是一个渐进的阶段（竹简易、帛书易可证）。它那时还没有被人们认可的易经的样子，更没有现代易经的样子的影子。所以，易经的起源，早不过春秋初期，说它是周易则理所当然，因为它毕竟是东周之易。

支持周易的还有“卦符”和“太极图”的问题。封符就是八卦的符号，它的长横为阳、两短横为阴的出现是在“汉帛易”之后，离现在只有两千年或不到两千年的历史。“太极图”的出现就更晚了，虽然传说为陈抟作之，但无实物可证，因为继他之后的周敦颐（1017－1073）的“太极图说”，并不是后来“太极图”的真实。后来“太极图”的出现只在明朝时期，谁作的不得而知，离现在充其量还不到700年的历史。遗憾的是，我们不少的人，把我们的老祖宗伏羲神话的不知如何是好，在他手里塞进了八卦和太极图，自以为这是在给祖宗脸上贴金，但实际上，这是在给我们自己的祖宗脸上抹黑而愚蠢之极的做法。

再者，周易的认识还涉及到一个“占卜”的问题。什么是占卜，得首先弄清楚什么是“卜”、什么是“占”。说到“卜”和“占”就必须看看离今8000年前的文化，那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符号”。“符号”也是人们认知客观世界的“实录”。符号的出现，说明我们的先民，已经有了认识客观世界的“语言”似记录，是通过刻、画、写、记、录、钻、凿、灼的各项活动，所留下来的人为印记，留下这样印记的人，叫做“卜”人。然而，仅有“卜”人是不够的，符号的出现，还得要人把它复原成当时的语言，才能让符号的存在具有意义，而充当“解说”、“还原”符号成为当时语言的人，就叫“占”人。于是“卜”、“占”人的出现和存在一直延续到离现在三千三百年以前，大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约四千六、七百年。从商王朝中期（？）起，甲骨文的出现，“卜”人还是记、刻、画、写、录、钻、凿的人为的行为活动者；而“占”却上升到读、看、阅、听、闻等认识活动的范畴；灼的印记上升到验收、收讫、是我等已发生过的证明，如现在的印章的功效一样。所以，甲骨文内所出现的“卜”、“占”（此字在甲骨文中是没有的，在现在的“占”字外面再有一个大口字包围，则读占）都仅是上述之意。遗憾的是清末之儒徒（孙诒让、王国维、罗振玉）之流，错误解释了被王懿荣所发现的甲骨文，而贻误至今。孙、王、罗、郭等四堂的错误，仅是把起于春秋的“占卜”误以为是我们早已有之就大错特错了。（甲骨文是商到西周所特有的文字，随着东周时期的竹简兴起，代替了甲骨文后，后来人们对甲骨文一无所知。显然这包括从孔子以降的历代文人，直到清末王懿荣的偶然发现，方才开始认识这一“新”的事物。然而，从商末延续到西周的“贞人”后裔们，显然弥散在各个领域，但，唯有一支他们发展变易了商朝和西周的“卜”“占”之意，取而代之以“占卜”的雏形，流行于世，进而发展成为影响中国的“占卜”文化。这是被人们忘却了的春秋特有现象。）

当我们不少的人举证《尚书·大禹谟》文中的“占卜”的事，如“枚卜”、“官占”等为最早之证时，殊知，《大禹谟》是西晋永嘉之乱之后所冒出来的“伪书”，离现在不足1700年，焉能为证；即若是现在的《尚书》，也仅是汉以来所不断整理推出的，也不能为证；何况目前所能见到的刻印本，还可能只是宋、元、明、清之作品。

当然，支持《易》的出现还当有，阴阳观点或五行认识等。但是这些，在我国历史之中，能够找到实证的都早不过春秋时代。因为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对于这些都没有它们的踪迹。

由于人们对于《易》的认识并不牢固，没有真正进入《易》之门，对于它所应该出现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之中，没有客观事实的依据。于是，妄自而无限遥远的漫话。这样不仅不会使《易》的真正价值得到人们的认可，不自觉地，给它披上了神秘的外衣，致使它成了任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工具”。这不是给自己祖宗脸上增光，而是在给祖宗脸上抹黑。

远在约5000年前山东大汶口出土的象牙梳上镂刻的一组图案，有人就先入为主的称之为是“太阳八卦图”。这是在干什么？这是考古吗？5000年前的先民，从哪里来的“八卦”概念，从哪里来的“卦符”概念。现在八卦卦符的长短横概念，还只是“汉帛易”以后的事，离今只不过是两千年左右，这中间的三千年在干什么。诚然，象牙梳中间是由七个所谓的“乾卦”和四个所谓的“坤卦”组成一“S”形的图案，分别在两回形中间有“T”字形的标记。但是，请注意，这是刻画在“梳子”上的图案。梳子是干什么的，梳子是整理、梳理头发而用的。5000年前的先民，对于自己的头发整理、梳理是多么的伟大的事情呀。当时的先民不分男女，对于拖在脑后或飘洒在胸前的头发，很是头疼。用树皮、草茎、兽皮去扎捆头发，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它不利于生产实践，不利于生存竞争，它影响人们的各种活动，而会动摇预期的目的。当事情本来可以成功的时候，却因为自己的头发的干扰和被它物利用（“挂着”、“绊着”、被野兽或敌人揪住、扯住等不利的情况），轻者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重者丢失掉自己的性命。于是，梳理、整理自己的头发，几乎就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当发现，把头发分为三股而辫时，则紧密得多，而只需要在辫稍处系上小小的绳索，这就方便多了。进一步把整理好的辫子再以“S”形的方式盘起来，并且在盘的两个中心部分用类簪子式的它物插上，就更加稳妥牢固了。这是惊人的壮举，于是在我们的民族之中广为流传，并且把图案镂刻在梳子上，不是一目了然吗！显然，大汶口的象牙梳正是我们先民当时的记录，正是五千年前人们生存斗争、生产实践的历史足迹。它启发人们在实践之中，必须规范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按一定的程序约束自己。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实践。所以这正是后来发展为王者的“律己”、严格“律己”、严格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的前身。这样的精神孕育出来的品德能不高尚吗？这是西方世界所不能理解的民族精神啊！

离现在约4600年前安徽凌家滩，出土的玉龟中间的玉版上面也有一幅图案。有人说这是我们先民“占卜”决疑的明证，这又奇怪了，真不知这些人心里在想干什么？

愚以为，这幅图案太好了，太伟大了，它简直就是大汶口象牙梳的姐妹篇，它是我们先民足迹的真实写照，这是先民们认识了“龟”的价值的深刻寓意。从该图的中心部分看，这是后来甲骨文中“贞”字和“鼎”字的写照，也就是甲骨文中的两“贞”或两“鼎”交叉垂直的实录，也就是先民的“食器”的再现；离开中心“食器”后的小圆内，则是分向八方的八个龟头；八个龟头外大圆内分向四方的四个龟头。

这个具有图案的玉版，却是玉龟的中间组成部分之一，它分为龟背、龟腹和中间的玉版。此玉龟出土于墓主人的胸口前。显然这说明是墓主人铭记心中的大事，就是玉龟中间玉版的这幅图案。

这是什么样的大事呢？这首先得认识一下“龟”：

龟，顺从，不张口咬人，不伤人，听从民的意志而皈依；

龟，能填民的肚皮，龟的食法极其简单；

龟，忍耐、坚毅，不要任何回报，当民抓到龟后，只要放到它爬不出来的地方，它就老实的永远呆下去，它不吃不喝没有任何乞求，当民取用时，随时俯首待命；

龟，长寿，泰若，与世无争；

龟，可强民之身、健民之体。

显然上述之中唯有它不要任何回报，俯首待民之命最为可贵，这正是所有为王者，所应效法的精神。同时这也是“民以食为天”的早期精神体现。图案中心之所以是“食器”，正是寓以此意。只有以“食器”为象征的中心，才能保障四方（包括八方）民众生活生存、安宁永在。不理解这个图案，就不能理解后来出现在西周金文内的“抚有四方”、“永保四方”、“经维四方”等的真正精神。而这种精神的目的，却是“民得”的具体实施。伟哉，我们的先人。那时候的西方正是金字塔文化盛行的时期，他们的文化正是王权、强权、力量、暴力的杰作。（我们却在离今4600年以后直至周王朝，始终没有找到一座像样的王权、皇权、强权的宫廷建设或像样的坟墓，从而使不少的人污辱我们说，没有王权象征的建设就没有进入国家状态，没有国家的形式就没有进入文明时代。真不知这是什么样的逻辑。）这也就是说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已经开始了。

关于《连山》和《归藏》的问题……（略。此意已见于《老子的自然观和现代文明》与《老子其人其书之我见》。）

综上所述，《周易》与《连山》、《归藏》没有任何联系，有联系的是：《老子》的文本是在《归藏》的基础上写的；《归藏》是在《连山》的基调下完成的。《连山》、《归藏》、《老子》是截至西周末之前的三本规范最高统治者的治国宝典。可惜而遗憾的是，人们几乎把她们忘得所剩无几，无视我们自身的历史，任人玩弄于巧舌诡辩之间，岂不悲乎！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陈光柱

（此稿还在5月21日中华传统文化复兴论坛上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