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法散文·明代兵法·登坛必究》原文鉴赏

[原文] (节选)

卷十一将权

辑将权说

王鸣鹤曰：“甚矣哉，古今之所谓将权者，盖难言之矣。夫为三军之司命者曰将，以自然之躬而系民社之安危者曰将，不夺于爵赏刑威而毅然以摅忠报国为志者曰将。有是将而不稍假之以权则将轻，将轻而令不伸，令不伸而三军不肃，三军不肃而边陲日以多事，积弱之势其渐渍然也。故将始于择终于任，不择而遽任之是犹责千里于款段也，过也; 既择矣而不终任之是犹絷骐骥之足而责千里也，亦过也。夫天下有才将、有智将、有贤将，将或不宜于军，而军或不宜于将，易置之而已矣。不才、不智、不贤而债事辱国诛谬之而已矣。至于二卯之苟变不失为干城，三败之孟明终足以服晋，是在择与任之者何如耳。故将非其人而挠是权以恣肆者，其失在下将得其人而挠是权以堕勚者，其失在上窃者挠者，其失均也。甚矣哉，古今之所谓将权者，盖难言之也。”

将 难

君之将将，与将之将兵同，要当励其无畏之心，而作其敢为之气。

卷十一将帅

辑将帅说

国家承平既久，讳言武事，即有韩、白、廉、李之才无所用之，故缙绅介胃士往往不能持衡而相为用。今天下见而形以为有事已。

天下未尝无将材也。穰苴拔于闾伍，戮庄贾而罢燕晋之师。韩信起于卒徒，檄三秦而定炎刘之鼎。甚则释斩祛之怨以免于难，置射钩之罪而任其才。不用则已，用之无不感奋而图成功，此古王霸之业所由恢弘也。

卷十二选将

选将说

……不难于选将，而难于储将。选将在一时，而储将在平昔。世久承平，武事废弛，机败于中制而权制于外监，事失便宜动唯掣用，徒俾豪雄之志，阏遏而不获伸。斯何以养具锐气而克展壮犹也哉。

选将论

传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兵。”又曰：“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古者国家虽安，必常择将。择将之道，惟审其才，不以远遗，不以贱弃，不以诈疏，不以罪废。

将有不同，有大将，有偏将。偏将亦不同，有先锋，有哨援，有守营，有奇伏。必先正将之名色而后论夫选之之法。何谓大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虚怀而取善不遗，用材而器使各当，古人所谓善将将者也。何谓偏将恤下而不苛，遇敌而不惧，奉令而不违，沉几而不露，应变而不穷，古人所谓善将兵者也。要之上通天文、下达地利，中谙人事，兼此三者而后可以言将。否则，不得乎太乙、六壬、禽遁之传，不知乎驾风鞭霆之术，孰为胜地而宜据、宜争孰为要路而宜守、宜伏敌情有缓急难易，如何而攻阵势有奇正分合，如何而用孟浪而战，是以卒与敌也。夫大将以出令为职者也，若识不足以范围，才不足以驾驭诸将，其肯奉行乎偏将以受成笄而不自用为职者也，若提兵既远不能随时出奇，而欲一一关白主帅其能以成功乎

任 将

李靖曰：“兵卒有制，虽庸将未败;若兵卒自乱，虽贤将危之。”

戴溪曰：“所谓制者，何也纪律是也。兵有纪律则主帅威立而令行，士卒心一而力齐，勇者不能独进，怯者不能独退，左右前后如手足背腹之相为用，以守则固，以攻则取，以战则克。舍此，虽太公莫之能行矣。”

欧阳修言于仁宗曰：“古语曰‘将相无种。’故或出于奴仆，或出于军卒，或出于盗贼，惟能不次而用之，乃为名将耳。国家求将之意虽劳选将之路太狭。今诏近臣举将而限以资品，则英豪之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试将才者限以弓马一夫之勇，则智略万人之敌者皆遗之矣。山林奇杰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贫贱而薄之，不过与一主簿借职，使其怏怏而去，则古之屠钓贩牛之杰皆激怒而失之矣。至于无人可用，宁用龙钟跛_庸懦暗劣之徒，皆委之要地，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为朝廷危之。议者不知取将之无术，但云今之无将。臣愿陛下革去旧弊，奋然精求。有贤劳之士，不须限以下位; 有智略之人，不必试以弓马; 有山林之杰，不可薄其贫贱。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礼待人，人臣亦将以非常之效报国。”

修又曰：“伏见唐及五代至于国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陈，其间名将多出军卒，只于军中自可求将。凡求将之法，先取近禁军。至厢军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级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团为一队而教之，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为队将; 合士队将而又教之，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为裨将; 合十裨将而又教之，又于其中择有识见知变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为大将，此一人之技勇乃万人之选，又于其中择有智谋者以辅之。臣所谓只于军中自可求将者此也。”

将 职

古之良将，不以己责而 ，不以独见而违众。故冬不披裘，夏不张盖，所以同寒署;度险不乘上陵必下，所以同劳逸; 军食熟然后敢食，军井通然后敢饮，所以同饥渴; 合战必立矢石所及，所以同安危。夫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将自臧则下少功，如此而望智者为之虑、勇者为之斗则安可得哉故曰，将无虑则谋士去，将无勇则吏士恐，将妄动则军不重，将迁怒则军惧，此之谓也。夫上之用下也，使智使勇使贪使过。下之为上也，死爱死怒死威死义死利。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叛者还之，冤者原之，诉者察之，卑者贵之，强者抑之，敌者残之，贪者豊之，欲者使之，畏者隐之，谋者近之，谗者覆之，野者复之，不强不能不使不欲，能受谏能听诤能纳人能采言。故曰，将主之法务在览英雄之心，盖谓此矣。

卷十二赏罚

辑赏罚说

王鸣鹤曰：“国家驭世之大权唯在赏罚。赏一人而有功者劝，罚一人而有罪者惩，此其激励之机，不可一日废焉者也。至若军兴之际，所籍以鼓舞威服乎人心者，舍是益亡由已。故将有五德，信赏必罚为之主焉。”

卷十三简阅

辑简阅说

王鸣鹤曰：“易萃大象曰：‘先王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当承平无事之时而存不虞之戒，是古昔盛王未赏一日忘战也。未赏一日忘战，则不可一日无简阅之方。故周礼因田猎以讲武事，四时有教，鼓铎镯铙号名旗物既已辨之于预，即一旦驱而临战阵冒锋镝，三官不谬五教不乱，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独何忧不全取胜哉!”

苏轼进策于其君，有所谓安万民者其别曰教战守，有所谓训兵旅者其别曰猖勇敢，教战守之策曰生民之患，在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如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

卷三十三阵图一

阵 法

宋神宗曰：“黄帝始置八阵法，败蚩尤于涿鹿;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腹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此即九军阵法也。后至韩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时遭久乱，将帅通达其法者颇多，故造六花阵以变九军之法，使世人不能晓之。大抵八阵即九军。九军者，方阵也。六花阵即七军。七军者，圆阵也。盖阵以圆为体。方阵者，内圆而外方;圆阵者，内外俱圆矣。故以圆物验之，则方以八包一，圆以六包一，此九军六花阵之大体也。六军者，左右虞候军各一军为二虞候军，左右军各二军为厢军，与中军共为七军;八阵者，加前后二军，共为九军。朕采古之法，酌今之宜，曰营、曰阵本出乎一法而已。止则曰营，行则曰阵。奇正言之，则营为正、阵为奇也。

卷三十八 奏疏一

王公鏊边议八事疏

有罪必罚，不以近幸而免;有功必赏，不以疏远而遗。如此则将帅协力不患无人，士卒生气不患不克矣。

严法令。臣闻君不赏罚，其将与无将同，其兵与无兵同。战斗之际，生死在前，不有死以驱之于后，孰肯向前而趋死哉故进则有死、退则有生，士无不退者矣。进则或生、退则必死，士无不进者矣。

广召募。且当今所患者，无兵也无将也。臣以为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智勇过人者不次而拔之，则不患无将矣;边人之壮勇者，召募而善抚之，不患于无兵矣。

论守要害

臣惟十指之更弹，不如合拳之一击。故备东则西寡，备西则东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比年以来，率以兵马预分边境，昼夜食宿俱在墙上，不惟人力疲劳诚为守株待兔。今岁防秋，必须择其总括之地，各屯重兵，使有常山蛇势首动尾应之义，方为得策。

[鉴赏]

《登坛必究》，明王鸣鹤撰。王鸣鹤，字羽卿，江苏山阳人，“出自将门，少负伟志”，明万历十四年中武科进士。授淮安卫指挥同知，升胡广郧襄守备，平定郧县军变有功，晋任湖广行都司佥事。兵部选将才得中，升陕西游击。累迁官至五军营左副将、广西总兵，骠骑将军、南京右府都督佥事。王鸣鹤是有实战经验的武将，他博览群书，把关于军事的有价值的资料随笔记下，积年盈笥，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编成《登坛必究》，以供带兵之将随身参考。

《登坛必究》，属于军事类书性兵书。所谓“类书”，是指采录群书，尔后条分件系，以便进行寻检和摘录征引的工具书。换句话说，这种书辑录的内容非常广泛，材料非常丰富，然后按类别或者音韵等方法加以编排，以便寻检和征引。我国古代的类书，是“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分门别类的综合体，而“军事类书”，则是包括天文、地理、气象、谋略、选将、练兵、兵制、战史、赏罚、料敌、海陆边防、大江守备、攻守城池、阵法布列、舰船器械、火药兵器、人马医护、粮秣军需、水陆运输，以及文臣武将关于兵事的奏疏等等，凡是涉及军事方面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史料充裕，相当于现代军事百科全书式的资料汇编。它是按类按时间编排，便于查检的军事方面的工具书，不仅可以用来了解古代兵法的概貌，而且也是历代军事文献资料的渊薮。

《登坛必究》，有图560余幅，约100万字，共40卷：第一至第五分别为天文、玉历、太乙、奇门、六壬;第六至第十卷均为地理，包括古九州、北直隶、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湖广、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两直各省事宜(北直隶：辽东、山东;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第十一卷，兵柄、将权、将帅;第十二卷，选将、任将、赏功、赏罚;第十三卷，简阅、选兵、教兵、训练;第十四卷，威武、怀远、京辅、郡国;第十五卷，军行、下营法;第十六卷，军制、经武、军情;第十七卷，屯戍、屯田、城守、守边;第十八卷，马政、相马、车战、用骑、奇伏;第十九卷，师律、师戒、号令;第二十卷，叙战、百战、战地、战阵;第二十一卷，攘夷、外夷;第二十二卷，四夷、夷情、译言(附虏语);第二十三卷，北虏、胡名;第二十四卷，东南海夷、朝鲜、东倭;第二十五卷，江防、水战;第二十六至第二十八卷分别为遏盗、攻城、守城;第二十九卷，器械、器图(附营器)、火器;第三十卷，剑经(附长枪);第三十一卷，漕河(附漕运、海运);第三十二卷，烽燧、间谍、谋主、祭祷、医药;第三十三卷至第三十六卷均为阵图;第三十七卷至第四十卷均为奏疏。各卷大体以时代为经，依次排比，广征博引，“本之六经以计其源，博之左国子史以谈其变，考之武经七书以求其法，参之历代将传以验其用，稽之近世名臣封事以采其识，旁及百家众技、稗官小说以尽其能”(明黄克缵：《淮阴王羽卿兵法序》)。该书除了《孙子兵法、《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唐李问对》等武学必读之“武经七书”，历代名将传略，近世名臣的言论事迹，还广泛收集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之“四书”，《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经”等各种古籍诗书资料，综赅众家之精要。作者本着“止取别刻有关兵事者”的原则，从上自周秦、下至明朝万历以前的浩繁古代典籍中，紧紧围绕军事问题选录有关材料，从而使本书保持兵学著作的鲜明特色。

《登坛必究》全书共分72类问题，各类前均有作者简明扼要的按语，它不仅对每一类的内容起到提要钩玄的作用，而且阐发了作者在战争、国防、谋略、作战、治军等重大军事问题上的观点。撰者从当时国防实际出发，针对万历朝 败、武备废驰的弊端，不仅广泛选取古代有关国防、战备的理论和实践作为借鉴，而且着重收录近世名臣有关御敌抗倭的建议和措施，以为现实的军事斗争服务。他主张“储将”练兵，增选器械，信赏明罚，提出“一面清野练兵备之于陆，一面鸠工造舟御之于海”，以适应御敌抗倭的需要。虽然有人说《登坛必究》“专事汇集而鲜发挥”，但由于它探源求全，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明代及其以前的古代军事历史，却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作者从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出发，反映出仇视农民起义的立场观点，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此外，由于时代的局限，书中所辑的“六壬”、“太乙”、“奇门”、“祭祷”等方面的内容，多属于封建迷信之谈。同时，形而上学一类的东西也时有所见。如，卷十二《选将·辨将》说：“苟欲命将，预以积诚辨异可否者有四：一曰相貌、二曰言语、三曰举动、四曰行事。其一曰，凡眉上双骨横起而隆起者、行而瞠乎必照后者、黑精少白多而有赤焰瞻视不谛者、与人语而不相目者、反膺仰视者、方止内多虚惊者，此六者有其一，斯人常蕴不臣之心，不可使之者也。……至若神气重浊、骨相不正、头薄面浅、须大腹细、目表昏黑睛近上视顾不正，此皆志气浅劣、智识庸鄙人也，不可使之。……”这种以人的外形长相来断定其是否忠诚，作为衡量志气深浅优劣、智识高低厚薄，决定是否择选将帅的标准，实不足取。再如，卷十二《任将·将职》中说：“夫善用兵者，能愚士之耳目而使之无知(言使军士非将军之令其他皆不知，如聋愚也);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所为之事，所有之谋，不使知其造意之端，识其所缘之本);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易其居去安履危，迂其途舍近取远，故士卒怀必死之心也);师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师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使无还心，孟明焚舟是也);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一其心也，三军但知进退之令，不知攻取之端);聚三军之众投于险 (险，难也)。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盖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道也。”等等，对士兵实行愚兵政策，采取“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办法，是封建地主阶级治军的根本宗旨，这与我们今天人民军队管理教育的方针原则，完全背道而驰，是水火不相容的，更无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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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孙子兵法的成书时间？

解析:

关于《孙子兵法》的作者与成书，学界众说纷纭。

我们认为，此书的作者应为孙武，其后学曾对之进行过校理；“十三篇”成书的时间为春秋末期

关于《孙子兵法》的作者与成书，自宋以来，人们就争论不已。概括起来，主要观点有如下几种：

1、成书于春秋末，孙武著。汉司马迁《史记》、曹操《孙子略解》、明宋濂《诸子辨》、胡应麟《四部正讹》、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孙星衍《孙子十家注序》等，都持此观点。

2、成书于春秋末，本于孙武，成于孙膑。明吴兴松筠馆主人在《孙子参同序》中提出这一观点。今人陈启天在《孙子兵法校释》中进一步提出，“武之兵法授之于膑，膑即据之撰十三篇”。日人武内义雄亦认为十三篇不出于孙武，而出于孙膑。

3、成书于春秋末，伍子胥著。认为孙武即伍子胥，孙膑乃伍子胥之后，居阿、鄄之间，改姓孙。清人牟庭在《校正孙子》中提出这一观点。

4、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南宋叶适在《习学记言》卷四十六《孙子》中即持这一观点。

5、成书于战国，非孙武所著。据欧阳修在梅尧臣《〈孙子注〉后序》中称，梅尧臣认为此书乃“战国相倾之说” ，非孙武所著。清人全祖望等赞同。

6、成书于战国，孙膑著，孙武与孙膑为一人。中国学者钱穆与日本学者斋藤拙堂即持此说。今人金德建在《古籍丛考·孙子十三篇作于孙膑考》中亦认为《孙子兵法》的作者为孙膑。

7、不可得而知。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孙武事吴阖庐而不见于《左氏传》，未知其果何时人也。”清人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亦认为，孙武及《孙子兵法》“皆不可得而知”。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正》：“孙武之有无其人虽未暇定，而十三篇之非孙武书则固无可疑者。”

8、“十三篇”作者是孙武，但孙武不是田书之孙，而是田无宇的长子田武子开，田乞、田书是其弟。今人田昌五先生在1992年山东临沂召开的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上提出这一观点。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同时出土，证明《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不是一书，《汉书·艺文志》将《吴孙子兵法》与《齐孙子》分别著录是有根据的。但关于《孙子兵法》的作者和成书问题的争论仍未停止。李零认为，《孙子兵法》不是春秋末孙武亲著，而是“孙子学派”军事思想的记录，成书过程大约从春秋末期的吴国开始，到战国时的齐国，经过长期整理于战国中期成书，其中不能排除孙膑参与了对此书整理的可能性。郭化若认为，《孙子兵法》是孙武的门徒等根据孙武的著述整理而成，其思想体系属于孙武，成书时间大概在春秋末至战国初。杨丙安、陈彭则认为，《孙子兵法》奠基于春秋，基本完成于战国，定型于秦汉。

我们认为，《孙子兵法》应为孙武所著，在春秋末期既已成书。其后学虽曾对之进行校理，但这种校理是在《孙子兵法》已经成书的基础上进行的。

明确记载《孙子兵法》作者与成书时间的，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其中讲到：“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又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阖庐三年（前512年），吴军在攻克楚城舒（治今安徽庐江县西南）后，就想攻打楚国都城郢（在今江陵西北），“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待之。’”同书《伍子胥列传》中有相同记载。这些记载告诉我们：《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孙武，他在公元前512年攻楚之前即已为吴国“将军”。关于孙武献书的时间，后汉赵晔撰《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明确记载是在阖庐三年，与他劝阻吴王攻郢是在同年。这一时间与《史记》相印证，应是比较可靠的。至少至今尚未发现能否定这一记载的确凿证据。又据《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阖庐九年，“吴王谓子胥、孙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对曰：‘楚将囊瓦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阖庐听之。”于是有吴楚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或说今汉川北）之战，吴军“五战，遂至郢”。另据同书《孙子列传》和《伍子胥列传》记载，孙武参与了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谋划，在吴国称霸中，他们都是有功劳的。

宋以来否定以上记载的主要理由大致有三：一是《左传》等典籍中没有关于孙武事迹的记载；二是春秋时期无私家著书；三是春秋时期没有《孙子兵法》中所说的那么大的战争规模。对此，我们须做一简要辨析。

关于《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中无孙武事迹这条理由，明代宋濂在《诸子辨》中已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春秋时，列国之事赴告者则书于册；不然，则否。二百四十年之间，大国者秦、楚，小国者越、燕，其行事不见于经传者，有矣，何独武哉！”另外，孙子事，《左传》、《国语》中没有记载，但其他先秦典籍中却有，单据《左传》、《国语》断其有无，而置其他典籍于不顾，也是不妥当的。如《孙膑兵法·陈忌问垒》，《尉缭子·制谈篇》，《荀子·议兵篇》，《韩非子·五蠹篇》等，对此均有记载（详见本书第二章）。这说明，此前确有孙武其人，其人确著有兵书。

对春秋末期有无私家著书问题，学界有不同看法。罗根泽先生提出，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这一观点成为后人考辨古书真伪的一个重要依据。但其中多有可疑者。众所周知，春秋末期已出现私学，有私学就不能肯定绝无私人著述。如邓析就曾写成与官方“铸刑书”不同的《竹刑》（写在竹简上的刑法）。《左传》定公九年记载，继子产（前522年卒）执政的驷 “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是《竹刑》先由邓析写成而后为公家所用。杜预注说：“邓析，郑大夫，欲改郑所铸旧刑，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曰《竹刑》。”此注应持之有据。又据《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中说，邓析创办私学，“民之……学讼者不可胜数”，可知其私学之兴盛。又载，“郑国多相悬（悬挂）以书者。子产令无悬书，邓析致（致送）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夹带）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这里的“书”亦应是指邓析的《竹刑》，“悬”、“致”、“倚”是其为了教学，针对上面政策而采取的不同对策。又据《庄子·盗跖》载，跖曾骂孔子“作言造语，妄称文武”，看来孔子还是“作”过“言”、“造”过“语”的。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但他即使“述”，恐怕也不会全凭脑袋记忆，写写记记应还是有的。“述”不能完全排斥在“著作”之外。至于《老子》，学界主流性观点认为，其书出自春秋晚期曾任周王室史官的楚人老聃之手。如此，则亦应为私家著作。

说春秋时各国军队无《孙子兵法》中讲的那样大的规模，而只能战国时才有，因此断言此书不会成书于春秋，亦值得商榷。蓝永蔚先生在《〈孙子兵法〉时代特征考辨》对此进行了考辨。综合此文及所见其他史料,可知：晋在公元前541年治兵于邾南，有简甲车4000乘，如将韩氏、羊舌氏等10家9县计算在内，实际车数有4900乘之多。公元前530年，楚灵王自称，仅陈、蔡、东、西不羹4个大县，“赋皆千乘”，总计已有4000乘的兵力。另外，《诗·鲁颂· 宫》中歌颂鲁僖公有“公车千乘”，“公徒三万”的话。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晋车700乘以败楚师；公元前548年，郑子展、子产帅车700乘伐陈；公元前484年，吴、鲁联合伐齐，仅获齐军革车就有800乘，甲首3000。各国参战兵车就有如此之多，其国家总兵车数都应在千乘以上是没有问题的。按孙子所说的比例，这些国家的兵力均应在10万以上。又，《国语·越语上》载勾践誓词中有“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之语。“亿”有大小两解，大为万万，小为十万。此记载说明，当时吴国兵力也已在10万以上。概而言之，《孙子兵法》中所反映的“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的军队规模，以车战为主的作战样式，有车兵、步兵而无骑兵迹象的兵种组成等，都应符合春秋末期的情况。

但《孙子兵法》确经后人整理，在整理过程中有窜入后人文字的情况。如汉简本《孙子兵法·用间篇》中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之语；十一家注本《九地篇》中增“焚舟破釜”四字等。这种情况是在《孙子兵法》成书后整理中出现的，不能影响人们对其成书于春秋末期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