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

1、《巴蜀中医文献珍本汇刊》收录巴蜀历代中医名家著作160余种，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稀见版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2、《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收录众多能够查询到的中医类古籍图书及其版本情况，书中记载中医典籍总数是13455种。

中医药古籍资源的转化利用存在不高与以下因素有关：

1、传统观念和教育体系：中医药古籍的研究和应用在传统中医药教育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在现代医学教育中的地位相对较低。这可能导致了对中医药古籍的研究和利用的缺乏。

2、知识传承和人才培养：对中医药古籍的深入研究和理解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然而，现代医学教育往往更加注重西方医学知识的传授，对中医药的传统知识和古籍研究的培养相对较少。

3、缺乏标准化和规范化的研究方法：中医药古籍的研究和应用需要建立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和评估体系。然而，在这方面的研究方法和标准化还相对不完善，这也限制了中医药古籍资源的有效利用。

4、市场需求和商业化利用：中医药古籍的应用往往需要结合现代科技和研究成果，进行创新和转化。然而，对于中医药古籍资源的商业化利用和市场需求的培育还存在一定的挑战。为了提高中医药古籍资源的转化利用，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5、加强教育和人才培养：加大对中医药古籍的研究和应用的教育力度，培养更多具备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才。

6、推动研究和创新：加强中医药古籍的科学研究，建立规范化的研究方法和评估体系，推动中医药古籍资源的创新和转化。

7、促进市场需求和商业化利用：鼓励中医药企业和机构与科研机构合作，推动中医药古籍资源的商业化利用，满足市场需求。

8、弘扬传统文化价值：加强对中医药古籍的宣传和推广，提高公众对中医药传统知识和文化的认知和重视。

检索中医药古籍主要利用书目。

中医基础理论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它主要包括阴阳、五行、运气、脏象、经络等学说，以及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治法、预防、养生等内容。

中医药，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反映了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主要研究五脏(心、肝、脾、肺、肾)、六腑(小肠、大肠、胃、膀胱、胆、三焦)和奇恒之腑(脑、髓、骨、脉、胆、女子胞)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

中药文化：

底蕴丰富--说到中国的药文化，由于它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所以其底蕴十分丰富。然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故而导致某些误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对药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力度很不够，长此以往，无疑对中药事业的继承、发展与推广是十分不利的。

中药在中国古籍中通称"本草"。我国最早的一部中药学专著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唐代由政府颁布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

唐代孙思邈编著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集唐代以前诊治经验之大成，对后世医家影响极大。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经验，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药按加工工艺分为中成药、中药材。

这个我知道，因为我今年学中医考试，今年一年都在找中医电子书，目前网上的中医电子书基本上都是收费的，内容也少且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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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问、灵枢经、难经本义、类经、内经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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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的伟大历史作用和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否认，西医的科学性和普效性已成公认，两者各具比较优势。正因如此，中国政府提出了“中西医并重”和中西医“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方针，并将“发展传统医药”写入了《宪法》。但长期以来，政府的方针和宪法精神并未得到很好贯彻。在具体的法律政策、行政管理、国家投资、科研发展和医疗实践等各个方面，普遍重西医轻中医，中医地位不断下降，发展面临困境。最大困境是，中医日益西医化,日益不姓“中”了。这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1．中医后继乏人。据统计，全国中医医生1949年276万人，到2002年还是27万余人，53年没有增长；同期西医医生为87万和157万人，增长17倍；现全国共有医务工作人员520万人，中医药工作人员约50万人，不足1/10。尤其可怕的是，许多中医基本上不会用中医思路看病，只会看化验单。中医后继乏人。 2．中医教育日益衰退。近些年中医教育严重西医化。语言上，外语要求不低，中文要求不高，古汉语训练缺乏，许多学生基本不看、也看不懂中医古籍；课程安排上，中西医课时几乎相等；西医理论学习要求不低，中医理论训练严重不足，甚至《黄帝内经》等经典也不研读；技能培养上，西医实验不少，中医望闻问切等训练不多。毕业后，学生普遍不会用中医思维看病，多半转行西医，或名行中医实以西医为主。上研究生深造者，大都不是在中医理论及临床上提高，而是遵循西医教育方法，要求硕士做到细胞水平、博士做到分子水平才能毕业。不少中医硕士、博士不会用中医理论与技能临床看病，难以称为真正中医。 3．否定师徒传承。师徒传承是我国中医人才培养的传统方式，几千年来造就了一批批中医大夫。中医的精髓和技能往往“只可心授、不可言传”，故自古师徒如父子，自当尽心传授。但现行医疗制度，基本否定师徒传承，使其无立足之地。纯正中医后继乏人，这已成中医发展的极严重问题。现在，解放前留下来的全国著名老中医已所剩无几，均已达耄耋之年；50年代主要按传统方式培养的国内知名中医已为数不多，均已年逾古稀；其后主要按西医式教育培养的中医，在真正中医上有成就者甚少。据统计，全国名老中医目前已不足300人。基本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中医不过几万名。 我国不少师徒传承的民间中医，水平高、收费低、效果好，深受群众欢迎，但大都得不到正式承认。现行执业中医师考试制度要求考西医知识，民间医生大都因西医知识不足过不了考试关。现行行医执照制也限制正常民间行医，民间医生多因无法领到执照不能公开行医，若行医即属非法。现行医疗执法监督制度阻碍正常民间行医，民间行医出了哪怕是正常的事故，因无行医执照，若被提起诉讼，必受法律制裁。医疗制度的这些限制，迫使许多真正的民间医生只得地下行医、“非法”行医。但老百姓对民间中医的需求巨大，于是，三教九流混迹其中，良莠不齐，民间中医市场十分混乱。 4．中医院变成二流西医院，中医已无真正的临床基地。目前全国有2800多家等级中医院，但没有一家是真正的传统中医医院，几乎都是中西医“结合”医院。查病，主要西医仪器来检测与化验；断病，主要化验单数据来判定；处方，主要按西医思维与理论来开方治病；抓药，则是中药西药并用、中药西药为主互见；验效，主要西医仪器来检验治疗效果。据统计，2001年全国等级中医医院的药品收入中，中药只占40%，西药则占60%，甚至是三七开。可以说,目前多数中医院已经不姓“中”了，已不具真正中医临床基地性质了。其原因，一方面，60年代后期以来培养的多数中医已不大会望闻问切和辨证论治了，必须像西医一样借助仪器化验辨病。另一方面，医院为了生存，大量购买西药与医疗设备。西药进出价差大，检测化验收费高，医生创收、医院盈利、医院评等级均要它。中医药虽然简便廉验，若它收费，医院难以存活，医生只有受穷。 5．以西医标准评判中医，贬低甚至否认中医成果。中西医本是两个不同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各自有一套临床方法与评判标准，两者基本无法兼容。但在现行医疗理念与制度下，中医的诊病、治病与验效，新中药的开发、评审与推广，基本采用西医标准来判定。贬低甚至根本就不承认中医临床“实践标准”，中医疗效和科研成果必须经西医或按西医方法认可，这在医学界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 早的如1956年石家庄用中医治疗乙脑，疗效奇佳，且无后遗症，但卫生部不予承认。著名中医大夫蒲辅周一人成功治疗乙脑167人，卫生部门却以其使用了98组中药处方，不具统计学意义，不承认其疗效。近的如去年广州采用中医药治疗SARS，效果显著，但开始一段时间得不到承认。中医认为SARS是一种瘟病，有法对治，但要经过多方呼吁后才让介入治疗。西医认为SARS是全新疾病，无治疗先例，无可药物，但西医一开始就可全面进入治疗过程。一些对温病确有疗效的中医药方剂，必须经过白鼠实验证明能够“杀死”SARS病毒才允许进入临床。西医明知抗生素等西药既杀不死SARS病毒且副作用极大，却无须讨论即可大剂量试验。 6．片面理解中药现代化。从中药现代化多年实践来看，基本思路是按西医科研途径，主要采取数量化、客观化办法，通过动物实验与数据统计，搞清中药的化学成分，提取有效物质，制成类似西药的专治“某种病”的“新型中药”。采用这种方法，若是借以从中药中开发出新西药，无可非议；但若将其作为中药现代化的主要甚至唯一途径，其结果不是中药现代化，而是中药的西药化。 如被称为中药现代化 “王牌”成果的“青蒿素”，虽提取自中药青蒿，但提取出的“青蒿素”已不具备中药的药性，不能参与中药处方的配伍，已不再是中药，属西药范畴。又如，1992年比利时一诊所开出减肥“中药”“苗条丸”，患者服用一年多，一半人出现严重肾病，经研究发现是药中所含马兜铃酸成分所致。这被西方舆论大肆宣扬为所谓中药“马兜铃酸肾病”事件，使中药形象大为受损。其实，这是中药成分化并将中药当作保健食品长期食用的结果，它恰恰违背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根本要求。 按照目前中药现代化的片面做法，根本不可能开发出像六味地黄丸那样的名方成药来。六味地黄丸并非专为治疗某一种疾病而设，可治之病达400多种,但须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针对肾阴虚证型辨证施治才有效。中药现代化走简单模仿西药研制道路，导致中药研究日益脱离自身理体系，使中药科研走向异化。其结果，中药不仅赶不上西药，而且将重蹈日本“废医存药”覆辙。日本已废除中医，中药由西医视病使用，疗效普遍很差。 妄自菲薄 制约发展 中医药陷入困境，既有观念问题，也有制度问题，还有中医自身问题。根本问题是怀疑中医药的科学性。 1．民族虚无主义导致人们普遍轻视中医。西医随枪炮进入中国后，不少国人以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对待中医文化，贬低、怀疑甚至否定中医。清末维新运动时，就有人开始否定中医。国民党政府曾两次要消灭中医。解放后，中央卫生部王斌等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批评，撤了两位副部长的职，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尽管国内再无人敢公开否定中医，但50多年来，中医始终处于被质疑、被验证、被改造的境地。一些怀疑中医的权威人士，总是借“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科学化现代化”之名，试图将中医“提高”到西医水平。 对东方文化颇有研究的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系波克特教授早在80年代就指出：“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对人类的福利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 2．两法一条例阻碍中医药发展。“发展传统医学”虽然被庄严地写进宪法，但在一些具体法律法规和医疗管理制度上，实际上一直在歧视、歪曲和限制中医药。 3．中医药界的自身问题。突出的是中医药界在许多方面丢失传统、自贬身价、屈就西医。 一是中医传统文化继承严重不足。中医药理论博大精深，发展中医药首先是要学习与继承，否则就成无源之水。但几十年来，不仅业外人士轻视中医文化，中医界自身也不重视中医药基础理论的学习与掌握。除极少数知名中医有较厚实的中医文化功底外，大多数中医的中医文化基础严重不足。 二是中医研究被动模仿西医模式。在中医界，不少人用西医理论来修正中医理论，以为这就是创新；用植物化学方法研究中药，以为就是中药现代化；用西医理化统计指标来衡量中医临床效果，以为就是规范化。正因如此，我国中医重大理论与药方研究没有多大进展。 三是中医医院严重西化。我国中医院基本上全是中西医“结合”医院。从看病诊断、处方用药、住院治疗到疗效检验，都是以西医为主。 最后，中医个性化治疗虽然代表着未来医学方向，但与占领市场份额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要求不相符合。受现实利益驱使，人们往往看重西医，看轻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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