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新艺术定义》，原作者王艾石，中国美院岩彩研究所创作研究员。

理清人类起源问题，是理解新艺术观点的关键。

关于人类起源，学界和民间流传着各种不同的版本，但从未达成统一的认知。下面，我们列罗5个不同的流传学说进行探讨，相信你会从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一、人类生命起源演化学说

追寻生命的起源，就必须从与生命有关的碳、氢、氧、氮、磷、硫等元素及化学分子谈起。大约在66亿年前，银河系发生一次大爆炸，爆炸产生的物质经过长时间的凝集，形成了太阳系，地球在太阳系中形成的时期约在于46亿年前。

在地球进入约38亿年前时，陆地与海洋板块呈现基本稳定状态，海洋里的液态热能与相关物质化学反应促生演变出地球上最古老的生命形式--单细胞生物。

单细胞生物在经历37亿年的不断演变进化后，于大约距今300万年前，具有明显人类特征的生命物种初步演化成型,学界定义为类人猿。类人猿能够直立行走,制造简单工具等；在大约距今200万年到30万年前，类人猿的脑容量变大，开始制造石器工具,掌握用火技能；在距今约20万年到5万年前,逐渐脱离猿的特征,与现代人体基本接近；距今大约4-5万年前,这时的人类已经具备了成熟高超的雕刻与绘画的艺术能力，这种艺术能力是人类在生命进化过程中逐步演化产生的本能性的一种优化生命基因生存力的本原性能力。

二、现代人类源自非洲学说

早期的人类学家们追寻人类起源的主要方向和依据是研究人类各个时期、各个区域的骨骼化石和石器等。中国人一度认为自己是北京猿人、蓝田猿人、元谋猿人等类人猿独立演化的后代，欧洲人认为他们是尼安德特猿人的后代。但是，线粒体夏娃学说的出现，颠覆了人们之前的认知。

什么是线粒体夏娃学说？1987年《自然》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称，根据对线粒体DNA遗传研究发现，当今世界人类是大约20万年前非洲的某一个女性的后代。后经科学家追踪线粒体基因谱系发现，14万年前是一个交叉点，故将现代人类的祖先定格在14万年前的一位女性身上，并称其为线粒体夏娃说。学界将这位女性的后代称其为“非洲智人”。

1999年，中国遗传学家对国内28个群体的人类DNA进行研究，证实中国人源于非洲。

可是，在最新的研究发现中，欧洲人的基因中存在一组非常微弱的尼安德特人基因，人类学家推断，非洲智人在向外迁徙中可能与尼安德特人及其他类人猿产生过混交行为，并最终取代或消灭了其他人种。非洲智人的脑容量比其它类人猿大很多，达到1300毫升，与现代人的脑容量相差无几。脑容量大的优点是智力比其他类人猿高，相对的，智人的生存能力也比其他类人猿高。所以，智人的子孙后代在十余万年的时间里迁徙到世界各地，统治了地球。智人的发展壮大，直接或间接的导致其他类人猿的灭绝。学界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其它类人猿的灭绝与气候或大规模火山运动有关。

线粒体夏娃说虽然有凭有据，但随着对世界各地的凹穴岩画的研究逐渐明朗，我们发现，人类来自14万年前的非洲可能是一个错误。

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凹穴岩画位于阿舍利文化区的达拉奇查丹凹穴岩画。印度著名史前学家、岩画学家、国际岩画联合会会刊编委吉日拉吉库马尔教授在《印度达拉奇查丹凹穴岩画制作技术的试验考古研究》一文中论述，经过古地磁学断代，达拉奇查丹凹穴岩画可追溯到距今约140万年前，另一种学说认为是190万年前。我们查阅各种史料证据后表明，阿舍利直立人于大约190万—170万年之间从非洲扩散到亚洲及世界各地的，这与世界各地发现的凹穴岩画在时间节点上没有发生冲突。但是，著名的线粒体夏娃学说却受到了凹穴岩画研究的质疑。夏娃学说中的14万年前与140万年前的达拉奇查丹凹穴文化产生巨大冲突，依据达拉奇查丹凹穴年代分析，人类在140万年前就已经开始迁徙。或许，有人会推测， 140万年前的凹穴岩画可能是非现代人类祖先的其他直立人所为。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去解释凹穴岩画的形式为什么在世界上高度的统一？如何解释距今最近的凹穴年代只有3000年左右？如何解释在中国发现的凹穴岩画体系中与中国棋盘文化、星象文化、占卜文化非常接近的凹穴岩画？

从中国高密度的凹穴岩画文化、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9000年的贾湖文化中，我们认识到世界人类起源于非洲是一个严重错误，人类在数百万年间或已在地球时转了N个圈，具体起源于哪里，我们无从所知。关于凹穴岩画、河姆渡、贾湖文化，在后面的第二章节有进一步论述。

三、人类生命可能来自宇宙学说

近年来，地球生命源自宇宙的声音不绝于耳。我们从普通人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生命来自宇宙很可能是成立的。试想，如果月球上有水，按照人类现在的基因编辑技术和航天能力，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把地球上的微生物、动植物的基因编辑为适合在月球上生存的物种，改造月球环境，为人类殖民月球铺路。大家知道，早期的地球与月亮一样荒凉，那么，地球上的生态环境是不是外星智慧生物改造的呢？地球生物的基因是不是外星智慧物种编辑的？或者，地球物种的基因种子是不是碰撞地球的陨石或彗星带来的？

回答这一问题前，我们先论证一下今天主流的物种起源学说达尔文进化论。按照达尔文理论，地球物种是在优胜劣汰的过程中不断进化的，所以，所有物种终究会脱离原始形态，在脱离的过程中也一定会留下过度痕迹。然而，科学家们通过研究 探索 ，无论是远古的恐龙，还是今天的人类，都没有找到物种进化过程中的完整过渡生物的有力证据，人类就像突然降生到地球上的生物。再看数亿年前的海星化石与今天的海星，数亿年前的蟑螂化石与今天的蟑螂，以及银杏、水杉等植物，与数亿年前均没有质的变化，而人类仅仅追溯到数百万年。因此，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质疑达尔文进化论的全面正确性，我们有理由怀疑地球生物来自宇宙。

讨论到这里，不得不提及人类已知的最早文明—苏美尔文明。苏美尔就像一个空降的高度发达的文明，在 7000年前，苏美尔 就已经拥有系统的文学、数学、医学、天文、地理、生物、艺术、农业、商业等知识，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也是非常先进的。更令人费解的是，在其他文明仍处于石器时代时， 苏美尔人就十分了解太阳系，掌握了八大行星的排列顺序及运转规律，并知道海王星是蓝色的。而近代的人类利用宇宙探测器飞行12年后，于1989年才发现海王星是蓝色。我们在惊叹苏美尔发达程度的同时产生一种疑问，苏美尔文明来自哪里？难道是如同苏美尔王表记载的一样来自宇宙？为什么在苏美尔千年之后的古希腊文明、古华夏文明、古印度文明都没有继承与发扬苏美尔文明，反而远远质落于苏美尔？

据苏美尔王表记载，第一代王叫阿卢利姆，从天而降，在位28800年；第二代王叫阿拉尔加，在位36000年；第三代王叫恩门卢安纳，在位43200年； 到了第八代王之后发生了 历史 性质的大洪水，大洪水之后的苏美尔王表上的王在位时间越来越短，直至接近常人的统治时间，分别从几年到几十年不等，并与后来的古巴比伦文明记载精确的连接到一起。经考古认定，苏美尔王表记载的后期的王均真实存在，包括王表提到的大洪水事件在中西方的古籍中也都有类似的记载。由此，学者们认为苏美尔早期的每一位王之所以能够统治几万年的时间，因为他们是来自其它星球的外星人。关于外星人，在苏美尔文献故事中也有直接的记载，记载中写道，一颗叫尼比鲁星球的大气层出现一个破洞，需要大量黄金粉修复，于是，尼比鲁人派遣 阿努纳奇 来到地球开采黄金（ 与中国女娲补天神话非常相似 ）。由于采 金需要大量劳动力，阿努纳奇为了更好更快的完成采金工作，重新编辑了地球上类人猿的基因，赋予智慧，令其为之开采黄金等工作。之后， 尼比鲁星球的外星人离开了地球 。如果这个故事属实， 我们就可以解释苏美尔千年之后的古希腊文明、华夏文明、古印度文明为什么都远远落后于苏美尔。

在学术界，有一部分学者并不认同苏美尔文献中外星人来到地球的记载，否认地球人基因被外星人编辑过，甚至质疑苏美尔的考古数据，但一致认为地球物种的基因种子 很可能是陨石或彗星撞击地球时带来的。

如果说人类真的来外星球，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人与某些动物、植物的基因高度相似？又如何解释人类与动物在生理上的共性？比如人与动物的五脏六腑、四肢五官等。

四、人类起源于基因偶合学说

每一个生命形式都是由基因编码规定的，难道基因编码真的是传说中的外星人编辑的吗？在这里是否定的。

我们看一个实例，中国工程院院士、鱼类繁殖与育种专家刘少军教授研究发现，鲤鱼为母本，团头鲂鱼为父本，杂交产生的第二代不是鲤鱼，也不是团头鲂，居然是鲫鱼。鲤鱼与团头鲂鱼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基因交合后，形成鲫鱼的基因编码。

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一个新物种的诞生是其它物种的基因在特定物种间、特定环境和特定条件下偶发交合产生的，好比英语单词，是由单独字母组合而成的，字母是人类设计规定好的，单词是在规定的字母系统内交合完成的。需要强调的是，基因交合是在宇宙规定性下进行的，每一组基因形态都是宇宙设计好的，物种形成的从小到到，从弱到强，都是由基因偶合程度决定的。不同的基因交合在一起形成的新物种只是表象，其内质一定是宇宙规定性的。基因规定性与科学发明是同样的道理，人类没有发明，目前也没有能力发明一个宇宙不存在的东西，我们所看到的新发明，仅仅是一个表象。

再从物种总属上看人类，无论人类是基因交合起源，还是其它起源，人与世界上所有的动植物均属于同一个物种，这一点我们在人类的构成与动植物的构成中、以及生命规律和基因里都可以找到明显的证据。单拿基因作比较，人与黑猩猩的基因相似度高达99%；人与老鼠基因的相似度约有85%，与老鼠骨骼的相似度高达99%，有一种老鼠的大脑几乎接近人脑；人与猪、猫、牛等哺乳动物的基因都非常接近，体内的五脏六腑及体外的四肢五官构造几乎完全相同。匪夷所思的是，人类基因与香蕉相似度居然高达60%。所以，我们很难否定人类基因编码的形成源自自然偶合。

五、地球人类文明循环学说

从玛雅文明出土的文献记载，地球上曾出现过四次史前文明。第一个文明叫根达亚文明，是由根达亚人建立的地球上第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距今约3亿多年。根达亚人与现代人类差异极大，平均身高一米，额头有第三只眼，拥有超能力，能够预知未来；第二个文明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根达亚文明幸存者所建立的， 米索不达亚文明发生在南极大陆，毁于地球磁极转换 ；第三个文明为姆里亚文明，也称生物能文明，会制造 利用植物能的机器，并能够放大能量，该文明毁于大陆沉没 ；第四个文明为亚特兰蒂斯文明， 拥有利用光的能力，曾与 姆里亚文明发生过核子战。根据 柏拉图的记载，亚特兰蒂斯文明距今约1万年前，毁于一场大洪水。关于大洪水的传说，苏美尔文献、圣经及中国神话 都有相同的记载，说明大洪水灾难极有可能是真实的。由于亚特兰蒂斯是最接近现代的一个文明，人们一直在寻找亚特兰蒂斯遗址，学者普遍猜测著名的“撒哈拉之眼”就是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城遗址。

目前的人类无法证实玛雅文献所记载的史前文明是否真实存在过，但从地球形成的时间及海陆变迁规律与星球碰撞概率推算，史前文明有存在的可能。在近现代的考古中，也隐隐约约的发现一些疑似史前文明的遗迹。1817年，考古学家在美国密西西比河西岸的石板上发现了两个人类脚印，脚趾分散，脚掌平展，脚印自然，经鉴定距今约27亿年；1938年，美国地质学家柏洛兹在纪砂岩中发现了10个约25亿年前的人类脚印，显微照片和红外线照片证明这些脚印为人类行走时留下的；1968年，在美国犹他州寒武纪沉积岩中的三叶虫化石上发现一个成人脚印和一个小孩脚印，三叶虫在地球上的存在时间为6亿年前至28亿年前之间，而类人猿的 历史 仅仅数百万年而已；1844年，在英国苏格兰特卫德河附近的岩石中发现一条金线；1845年，苏格兰京古迪采石场的石块中发现一枚铁钉；1851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岩床中发现两块金属碎片，合拢后形成一个钟形器皿，表面铸刻有花纹图案； 1852年，在马萨诸塞州6亿年前的前寒武纪岩石层中发现了一个金属花瓶。

对于证明史前文明是否存在，以上考古发现仍较为薄弱，真实性也有待论证。大家都知道恐龙时代，距今已有约 25亿年至6500万 年之久，却留下了大量的化石及活动遗迹，而我们并没有规模性的发现史前人类文明的痕迹，所以，地球是否存在循环文明我们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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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圆融与关羽崇拜

作者胡小伟

引 言

“三教”指儒道释。陈寅恪云：“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见《旧唐书》肆柒《经籍志》下)。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庭，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是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实际上，三教由论争走向融合，代表着中国思想文化主流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同时又保持着各自的价值体系和崇拜系列；但也有例外。比如关羽一身而系三教之崇，就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事例。清代关庙中有这样一副对联，颇能概括关羽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历史文化地位和巨大影响：

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

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

在形成对于关羽“全民崇拜”过程中，佛、道、儒三家都先后参与其事，终于使关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神祗之一，而且对於凝聚近代中国民族精神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便是对此问题分析的提要。

一、佛教与关羽崇拜

有关唐前关羽崇拜的起源部分，笔者曾撰一文①，略述关羽崇拜不过是陈隋至唐之际佛教本土化的一个小小插曲， 当时的影响也还是很有限的，但是造成的原因却颇零散复杂。要言之为：

关羽死地当阳本有楚地巫风*祠的民俗，南北朝时期巴人又是迁徙至此。关羽最初显圣，有“此祠鬼助土木之功而成”(唐·范摅《云溪友议》)的说法，而“解使鬼法”、“役使鬼物”(参《三国志·张鲁传》及《宋书·二凶传》载严道育事)正是巴人信奉之天师道的拿手本领，两者结合，奠定了早期的民俗信仰基础。

隋唐时代最有影响的佛教门派创立者天台四祖智(左上山下豆右页)和禅宗北派六祖神秀，藉民俗信仰在当阳玉泉山开寺说法，作为佛学本土化的一个证明。

“关羽显圣”的说法最早或出于陈、隋年间一个与佛教传布有关的传说。现知最早的记载为中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董怔《重修玉泉关庙记》(载《全唐文》卷六六四)：

陈光大中，智(左上山下豆右页)禅师者至自天台，宴坐乔木之下，夜分忽与神遇，云：“愿舍此地为僧房。请师出山，以观其用。”指期之夕，万壑震动，风号雷(左上小中臼下小右虎)。前劈巨岭，后堙澄潭，良材丛仆，周匝其上；轮奂之用，则无乏焉。

按天台宗学说以《法华经》第一卷《方便品》为据，大开“方便法门”，以调合儒、道两家思想，智(左上山下豆右页)则是这一教派的实际开创者。陈寅恪曾直截了当地认为：“如天台宗者，佛教宗派中道教意义最富之一宗也。”(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附录《审查报告》三)。它是最早与天竺所传教义有所区别的中国教派，其融合儒、道思想观念，亦时势之所必然也。这说明它藉关羽以传教，绝非偶然之举。

另一个较早实行本土化的佛教派别是禅宗，“关羽显圣”之说，亦得附禅宗流布而传。据《历代神仙通鉴》卷一四：

(唐仪凤末年)神秀至当阳玉泉山，创建道场。乡人祀敬关羽，秀乃毁其祠。忽阴云四合，见公提刀跃马，秀仰问，公具言前事。即破土建寺，令为本寺伽蓝。自此各寺流传。(弘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十六引禅宗《传灯录》亦载此事，惟文字稍繁，类同俗讲) 神秀就是那位在禅宗公案中因为“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一偈丢了五祖衣钵传承的人。张说《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仪凤中始隶玉泉，名在僧录。寺东七里，地担山雄，目之曰：‘此正楞伽孤峰，度门兰若，荫松藉草，吾将老矣。’”据陈垣《释氏疑年录》， 则神秀往当阳在武则天仪凤年间 (676—679年)，当时主持玉泉寺的僧人宏景时为有势之僧，而且又是当地人，这也许是神秀在当阳不得不另立山头，还不能开罪天台宗，反须附骥攀鸿的原因。神秀主“渐悟”，和天台宗的戒律没有矛盾，关羽“具言前事”为何，这里没有说明，或许就是已从智（左上山下豆右页）受五戒事，则神秀之说似依附于天台之说而来，如其不然，关羽忽然应命为伽蓝，倒像是从他那里得到“顿悟”了。

神秀的传人普寂又恰好是关羽的老乡，“普寂姓冯氏，蒲州河东人也。年少时遍寻高僧，以学经律。时神秀在荆州玉泉寺，普寂乃往师事，凡六事，神秀奇之，尽以其道授焉……(神秀卒)制令普寂代神秀统其法众。”(《旧唐书》卷一九一本传)《三国志演义》中曾出现过一位在汜水镇国寺和关羽叙过乡情，后又在王泉山结茅，以一句“颜良安在”喝破关羽的“普静”，我颇疑心就是这位曾住玉泉而又声势赫赫之“普寂”的一音之转。普寂有著于当世之名“法山净”(据朝鲜金九经校敦煌唐写本)。将“普寂”与“法山净”截头加尾，另为之名，亦是小说家惯技耳。

隋唐间“三教论衡”引起的“俗讲”，承继六朝小说之遗绪，夸饰其人其事，为后世讲史开创先风。据一粟《谈唐代的三国故事》(载《文学遗产增刊》第十辑)介绍，初唐道宣所著之南山律宗所据重要典籍《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下《僧象致敬篇》谈及世俗贤人只要内心刚正，外有威仪，即能获得人们敬重，有一则举证性质的小注曰：“似刘氏重孔明等”。唐时僧人注疏此书者众，因而保留了一些有关三国人物故事的传闻。如开元间僧人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卷二六(载《续藏》第一编第六十八套一册)等。同时是否有关羽神迹故事流传，亦可资想。

《全唐诗》二四八卷载有玄宗时人郎君胄题《关羽祠送高员外还荆州》一诗，云：

将军秉天姿，又勇冠今昔。走马百战场，一剑万人敌。

谁为感恩者，意是思归客。流落荆巫间，徘徊故乡隔，；

离筵对祠宇，洒酒暮天碧。去去无复言，衔悲向陈迹。

郎曾出任郢州刺史，这首诗是当时当地确已建有关羽祀庙的明证②。但诗中只道及关羽祀祠，亦无一语涉及梵宇。从“一剑万人敌”句看来，盛唐时尚无“七十二斤青龙偃月刀”一类彰显关羽神勇的说法，他仍不失为人间英雄的本色。

天台十七宗四明知礼造成天台宗再次中兴，应该是承隋唐间天台宗之遗绪的一个发展。宋代儒学势力极大，知礼亦主儒释调合之论，因此颇得帝王和官僚士大夫的青睐。宋真宗赐“法智大师”号，并“遣中贵人至其居，令修忏法，厚有赐予”。(同上书)明乎此，则南宋天台宗沙门志磐据南宋景迁《宗源录》、宗鉴《释门正统》所撰《佛祖统记》卷六《智者传》复夸饰其事，就不奇怪了。宋人载记这一故事，亦附会佛家之说，其事遂神。如张商英元丰四年(1081年)撰述《重建关将军庙记》(《玉泉寺志·词翰补遗》)，已把关羽皈依佛门以前的形象描述为“大力鬼神”，能够“震霆掣电，鞭鬼捶口”，而唐代的“开辟寺址”之说，又一变而为“黎明往视，精蓝焕丽，檐楹栏楣，巧夺人目”，则关羽已然成为高明的建筑设计兼工程施工之承包人了。

佛教西来历史中，还曾有密宗传法的一段事迹可叙。唐玄宗时西域高僧不空、金刚和善无畏号为“开元三大士”，传习密宗，一时蔚成风气，其中毗沙门天王(原名俱毗罗Kubera，是古印度神话中的北方守护神和财神)之信仰为其特色之一，尤以不空《毗沙门天王仪轨》所传”天宝元载壬午岁，大石、康五国围安西城”时“现形助阵”为最。《大宋高僧传》卷第一《唐京兆大兴善寺不空传》亦有类似记载。赵翼《陔馀丛考》卷三四：

僧寺多有名天王堂者。按《谈（上竹下数）》记，唐天宝间，番寇西安(伟按：当为“安西”之误，下同)，（上竹下数）诏不空三藏诵经咒禳之。忽见金甲神人，不空云：“此毗沙门天王第二子独健往救矣。”后西安奏捷，亦云西北有天王现形胜之。朝廷因敕诸道立像。郎瑛谓：“今佛寺有天王堂，始此也，”又《括异志》：“宋建炎中，敌将屠秀州，天王现于城上，大若数间屋。遂惧而引去，因建天王楼于城西北隅。”

但唐密宗在晚唐即已衰微，前些年轰动一时的陕西法门寺地宫发掘，即为其仪规之再现。毗沙门天王信仰经五代入宋，面目几不可辨，其功能于宋金元之际分别归为佛寺常设“四大天王”之“多闻天王”和道教系统。但据我对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所藏金代“义勇武安王位”神像的考索，其“现形助战”等功能后归入关羽。此事论述涉及颇广，笔者已有专门论述③，此不赘。

此后“(元)世祖尊崇佛教，用汉关壮缪为监坛”(《元史》本纪)则关羽又被引入黄教(喇嘛教)。满清本崇黄教，且又为羁縻蒙古各部，故对关羽之尊崇更上层楼。

传有一说：

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内蒙古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志》桃园结义事为例，满州自认为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其后入帝中夏，恐蒙古之携贰也，于是累封至“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以示尊崇蒙古之意。是以蒙人于信仰喇嘛外，所最尊崇者厥惟关羽。二百余年，备北藩而为不侵不叛之臣者，端在于此。其意亦如关羽之于刘备，服事惟谨也(徐坷《清稗类抄》卷六十四丧祭类)。

则关羽崇拜跨越今日中华各主要民族，在有清一代的政治生活中，作用亦大矣。

明清以后，佛寺供奉关羽为伽蓝菩萨者日渐普遍，以至明人曾表示强烈不满，说：“禅林道院中有护法神，曰伽蓝。或当户而立，或拱侍于旁。神不拘一，而以关帝作伽蓝者大概十之八九。夫释道各崇其教，今护法则争尚关帝，何也？”(《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七《伽蓝辨》)即如笔者所见之杭州灵隐寺、龙华山肉身殿、苏州西园寺、开封大相国寺、北京藏密要寺雍和宫以及红螺寺等，至今仍有护法关羽神像在焉。

二、道教与关羽崇拜

魏晋以后佛学西来，中国固有文化一落千丈。于是有综合中国本土信仰之大成者，创建道教。一度佛道儒“三家势成鼎足，其中之一家遂得如武涉说韩信所谓：‘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然儒往往兼攻二氏；而二氏未尝合力攻儒者，则因儒为国家典学，自恃根深基固，名正言顺，二氏亦知其不可动摇也。”④经过长期“三教论衡”，加之老子亦为唐皇室所攀认之祖宗。且受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之尊号，庙号太清宫。道教羽翼渐丰，又在宋代踵袭唐时故智，为太宗降神，为真宗降天书及托祖，一直到徽宗时有“关羽斩蚩尤”之说，故成蔚然大观。道教与关羽崇拜之因缘，实即起於北宋。

《三国志·蜀书》中的《关羽传》不过九百多字，令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他过人的勇武⑤。从唐代首祀姜尚为“武成王”，关羽一直是庙之配祀⑥，虽然赵匡胤右文抑武，强调“取功业始终无暇者”，一度被撤飨，但是宋帝又恢复了原有的地位：(宣和五年，1123年)释奠日，以张良配享殿上……东庑……邓艾、张飞、吕蒙、陆抗……西庑……张辽、关羽、周瑜、陆逊……凡七十二将云。 (《宋史·礼八》)惟李焘《续通鉴长编》载记有“宣和五年正月己卯，礼部奏请侯封，敕封‘义勇武安王’。令从祀武成王庙。”

因有必要略加考析。《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三七记叙关羽在北宋加封之经过，曰 ：

宋真宗大中祥符口年敕修关圣庙。(《解州志》有“关圣庙在城西门外，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敕修。”)哲宗绍圣三年赐玉泉祠额曰“显烈王”。徽宗崇宁元年追封“忠惠公”，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宣和五年敕封“义勇武安王”。(《宋史》诸本纪皆不载。)

已坦言於史无徵，比较可信的记载，见於《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九《宋纪八十九》：“(崇宁四年，1105年)五月，壬子，赐信州龙虎山道士张继元号虚静先生。汉张道陵三十代孙也。张氏自是相袭为山主，传授法（上竹下录）者，即度为道士。”“六月，丙子，御紫宸殿，以修复解池，百官入贺。解池为水浸坏八年，至是始开四千四百余畦。”是张氏之召，与解池之复，相继而至。於是产生了两相关联的说法。

王世贞《（上合下廾）州续藁》云：

宋政和(1111—1117年)中，解州池盐至期而败，课则不登，帝召虚静真人询之。奏曰：“此蚩尤神暴也。”帝曰：“谁能胜之？”曰：“关帅可，臣巳敕之矣。”寻解州奏大风霆偃巨木，巳而霁，则池水平若镜，盐复课矣。帝召虚静劳之，曰：“关帅可得见乎？”曰：“可。”俄而见大身克庭，帝惧，拈一崇宁钱投之，曰：“以为信。”明日，封崇宁真君。

钱曾《读书敏求记》云：

《汉天师世家》一卷中称三十代天师讳继先者，宋崇宁二年投符解州盐池，磔蛟死水裔。上问：“用何将？”随召关某见於殿左。上惊，掷崇宁钱与之，曰：“以此封汝。”世因祀为“崇宁真君”。此当是关帝受封之始。⑦

两则记叙，都有龙虎山真人张继先作法事。原其初始，出自道教“降神”。按“降神”一事，本於太宗。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

初，有神降於整厘县民张守真家，自言“我，天之尊神，号‘黑杀将军’，五帝之辅也。”守真每斋戒祈请，神女降室中，风肃然，声若婴儿。独守真能晓之，所言祸福多验，守真遂为道士。上(按即太祖)不豫，驿召守真阙下。壬予(按指开宝九年十月)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隆观设黄篆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言讫不复降，(原注：此据《国史·符瑞志》，稍增以杨亿《谈苑》。《谈苑》又云“太祖闻守真言，以为妖，将加诛，会宴驾。”恐不然也。今不取。)上闻其言，即夜召晋王，属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但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逊避之状。既而上引斧戮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原注：此据吴僧文莹所为《湘山野录》)，正史、实录并无之。)

且不追究这桩“烛影斧声”之千古悬案的真相为何，只说与本题有关的“降神”。从结果上看，降神在赵光义(宋太宗)时代仍然在继续，并且影响极大。成於北宋的道教典籍《云笈七签》卷一零三《翊圣保德真君传》(亦载《正统道藏》第五十四册)中，就记载着赵光义嗣位后，寻召张守真於琼林苑为周天大醮，作延祚保生坛⑧。醮罢，神降言托内臣王继恩转致君王。此后，在太平兴国初、六年、七年及至道初年，张守真屡奏黑杀神降临之言。因此赵光义于太平兴国六年 (981年)敕封太平宫黑煞神为“翊圣将军”，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又加号“翊圣保德真君”。可知两则记叙中之降神一事，实关乎宋代国祚，而最初临降之神翊圣保德真君，则无疑为北宋护国之神。

按三十代张天师，即是《水浒传》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大尉误走妖魔》中描述的那位“头绾两枚丫髻，身穿一领青衣；腰间绦结草来编，脚下芒鞋麻间隔。明眸皓齿，飘飘并不染尘埃；绿鬓朱颜，耿耿全然无俗态”，“道行非常，清高自在，倦惹凡尘。能驾雾兴云，踪迹不定”的张天师。从胡琦“张氏世济其说也”可知，关羽之崇封与道教正一派的兴盛，自有特别之渊源。导致道教崇奉关羽的原由，大端有四：

第一、符箓篆派道教积极参与政治。自安史乱后，中国社会曾经长期处于不安定的状态，丹术侧重个人修炼，具有明显的个人性，而符箓斋蘸则侧重于济世度人，具有普遍的社会性。这和开元、天宝后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不安定的状况有直接关系。《翊圣保德真君传》载，张守真曾借降神评价陈抟：守真尝启告曰：“华山陈抟近卒，时人谓之尸解，未审其人修何功行？”真君曰：“抟之炼气养神，颇得其要。然及物之功未至，但有所主掌耳。”所谓及物之功应当是济世之力。而符箓道士在举行斋醮仪式中，不但祈祝君主寿永，国安邦宁，家丰民裕，而且宣扬忠孝，提倡伦常，当然大得官方提倡，民间欢迎。每逢节日或君主诞辰，符箓派以科教道法即以道场为国祈禳，也在北宋成为定制。元丰四年的《重建关将军庙记》说：“岁越千升，魔民出世，寺纲颓紊，槌佛虚设。公既不怙，庙亦浸弊。元丰庚申(1080年)，有蜀僧名曰承皓，行年七十，所作已辨，一大众请，倏然赴感。有陈氏子，忽作公语：‘自今以往，祀我如初。’远近播闻，瞻祷愈肃。明年辛酉(1081年)，庙宇鼎新。”则陈氏子之托言，分明又是一次降神⑨。

与此相关的第二点，是以盐池斩蚩尤而论，实际上也同样表现着符篆派道士阜民解愠的现实关怀。盐税自西汉以来即是国家最重要的财赋来源之一，而以解盐为最甚。陈寅烙《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新乐府·盐商妇》引《新唐书》伍肆《食贷志》略云：“(刘)晏之始至也，盐利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宋人谈论盐利在国家赋税中的比重时，因时代不同而有三说：一是当租税三分之一，二是计天下每岁所收盐利，当租赋二分之一，第三种说法谓占国用十之八九⑩。有人甚至议论说，仅泰州“一州之数，过唐举天下之数也。”南宋学者吕祖谦评论宋代盐利时，有“惟海盐与解池之盐，最资国用”之语，而“榷盐之利，国用所资”，“国家经费之大，藉于盐利者居多”等议论亦充斥史书。鉴于解盐在北宋财政中的重要地位，解州池盐获灾，当然会惊动朝廷，成为大事。而深信道教之北宋诸帝，如真宗、哲宗、徽宗等必定会有所举动，也是意料中事了。解州池盐又早被视为灵异之产。先秦古籍《尸子》关于《南风歌》的记述：

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是舞歌也。就是歌咏促使解盐结晶之南风的。《尸子》的作者尸佼是商鞅之师，在《史记》《汉书》均有记载。所以有人认为：“早在四千多年前解池附近这种神秘的‘盐南风’，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它不仅因带来盐利而倍受崇祀，而且也成为诗歌和音乐创作的重要题材”⑿。唐人誉解州池盐为“阴阳调和，神鬼驱造，不劳人而擅其利。与夫凿泉、煮海不相为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入《钱义方(唐)盐宗神祠记》，《全唐文》未载)柳宗元《晋问》则有“猗氏之盐，晋宝之大也。人之赖之与盐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全唐文》卷五八六)宋人则说“海盐、井盐全资于人，解池之盐全资于天，而人不与。”(《历代制度详说》卷五《盐法详说》)人们把盐池、风谷视为某种神灵，立祠祭祀。唐大历八牟(7 7 3年)、十一年(7 7 6年)赐号“宝应灵庆池”，“荐于清庙，编之史册”(《唐会要》卷二八《祥瑞》)。此后为池神加爵进封者不绝于史。

赵氏既已搬出轩辕黄帝为其始祖，老对头蚩尤出来捣乱，也应该是情理中事了。按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解州盐泽，卤色正赤，俚俗谓之‘蚩尤血’”。而解州之得名，亦本于黄帝斩蚩尤的神话。罗泌《路史·后纪四·蚩龙传》：“(黄帝)传战执尤于中冀而殊之，爰谓之‘解’”。孙冯翼辑《皇览·冢墓记》：“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道教天师所以要请解州乡人关羽来建此功，也说是师出有名的。

其三，宋代是收拾残唐五代之混乱局面后开创的一统江山，踵继了周世宗“灭佛兴道”政策。关于宋代开国君主与道教之关系，一直有许多传说，比如《水浒传》开卷即有“那时西岳华山有个陈抟处士，是个道高有德之人，善辨风云气色。一日骑驴下山，向那华容道中，正行之间，听得路上客人传说：‘如今东京柴世宗让位与赵检点登基。’那陈抟先生听得，心中欢喜，以乎加额，在驴背上大笑，(左扌右颠)下驴来。人问其故，那先生道：‘天下从此定矣。’”的描述。宋释文莹在《湘山野录》中，也说赵匡胤兄弟未发迹前，曾与一自称“混沌”或“真无”的道士游于关河，三人每剧饮至醉。御极后不再见，下诏於草泽遍访之。又说赵氏兄弟与赵普游长安，遇陈抟共饮。甚至有赵氏母为避战乱挑兄弟於篮，适为陈抟所见，吟诗“莫道当今无天子，都将天子上担挑”的说法⒀。这些稗官野史的叙述虽不能指实，但从《宋史·太祖纪》中周世宗在世时已有“点检作天子”的谶语，和陈桥驿兵变时“军中知星者扬言‘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的记载看来，传说之辞也许“虽不中，不远矣”。所以北宋一朝，无论“烛影斧声”以后太宗统治下的“降神”，还是“澶渊之盟”后真宗时期的“天书符瑞”，以及“托祖”自承黄帝之后，直到徽宗时期自封“教主道君皇帝”，符篆派道士都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和社会作用。同时道教发展更上层楼。

其四，正一派在中国道教历史上的重新崛起。前文已述佛教关羽崇拜始於张道陵之“领鬼兵”，而大张於张继先之“斩蚩尤”。如果说北宋时龙虎山尚屈居茅山之后，与阁皂山同居“三山符(上竹下录)”之列，那么此后即从道教各派中脱颖而出，成为第一大宗了 。

后世《正统道藏》记载的一个故事所述亦较详细。据《道法会元·地祗馘魔关元帅秘法》⒁载，关羽为北极紫微大帝之主将，称为“雷部斩邪使，兴风拔云上将，馘魔大将，护国都统军，平章政事，崇宁真君关元帅”。《道法会元》称赞关羽“英烈威灵，在生忠勇，死后为神，忠贯日月，德合乾坤”，并且曾“诛砍妖魔”，例证即是崇宁年间，三十代张天师奉诏往盐池除孽蛟时，在东岳庙行香，看到廊庙的关羽神像，问左右此是何神？弟子回答是汉将关羽，乃忠义之神。张天师便遣关羽诛蛟。即时风云四起，雷电交加，关羽即斩蛟於盐池上。张天师奏明徽宗，徽宗命召见。关羽现形於殿下，拽大刀执蛟首於前，不退。徽宗掷崇宁钱，封之为”崇宁真君”。天师责之非礼，罚下酆都五百年。同书卷二六0《酆都朗灵关元帅秘法》中，也称关羽为张虚静部下神将，封号“酆都朗灵馘魔关元帅”，手下副将则是“清源真君赵昱”，另有韦锡等飞天八将。五十代天师张国祥还校有《太上大圣朗灵上将护国妙经》，辑入《续道藏》。足证“关羽斩蚩尤”为张天师系统之神话。这些都是“张氏世济其说”的例证。

此事还被搬演为戏曲。明代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有无名氏杂剧《关云长大破蚩尤》⒂，谓：宋(仁宗)时，蚩尤神作祟，使解州盐池乾涸，朝廷命寇准请张天师来京询问，方知其故。天师教吕蒙正之侄吕夷简至玉泉山访玉泉长老，请玉泉土地关圣。关“奉玉帝敕令”，并“启天庭亲上表， 因此上差神兵命天曹”，去打败了蚩尤。范仲淹奉命为关公在解州立庙。驱邪院主宣玉帝旨，封关公为“武安王神威义勇”，“再封为破蚩尤崇宁真君”。揆诸史实，此剧尤为不经。饶宗颐先生辨析云：“查范氏殁於绍圣时，编剧的人不管年代先后，随便调兵遣将，是有问题的。”⒃

道教通俗劝善文有《关帝觉世真经》、《关帝明圣经》、《戒世子文》等。全真派之北京白云观及武当山道观中，亦有关羽之“财神”或天尊造像。又据《关帝志》卷之一《封号》载，万历四十二年十月加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时，还“特命全真道士周庀真等赉请，前去彼处，供安镇静方隅，肃清中外。”可知道教中崇奉关羽者不独龙虎山南宗正一派，亦延至盛行于元代之北宗全真派。

三、儒家与关羽崇拜

儒家“本不语怪力乱神”，所以是“三教”中最后一个介入关羽崇拜的。但也正是因为儒家的介入，关羽崇拜才最终确立了它的全民族地位。

我尝言，曹操是以英雄自许而且许人的，见他“青梅煮酒”一事，却不幸被后人评定为“奸雄”之首。这一字之别，古时说法是效《春秋》褒贬之义，深入骨髓的，恐怕就是若干世代的后人体验捉摸“锻炼”出来的笔法。这就是中国人的历史感和历史观，也是演义之所谓演“义”。“英雄”的称谓也没有留给曹操私相授受的刘备，一般称他为“袅雄”。《三国》的最终英雄是诸葛亮和关羽，他们是失败者，却使后世诗人写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样“惺惺惜惺惺”的诗句来。古人本有“三不朽”的说法，诸葛亮和关羽是立德的楷模，也就成为文化意义上的英雄。这就是《三国演义》的价值所在，因为它能从“群雄逐鹿”的纷繁史事中，清理、提炼、总结出超功利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价值判断，来抗衡甚至替代“成则王侯败者贼”的功利判断。所以它才不朽。

但是，细研诸葛亮崇拜和关羽崇拜的形成过程，会发现他们实际经历了全然不同的走向和渠道：一个是自上而下，由文人儒士扩散至民间信仰的诸葛亮；一个自下而上，由民间信仰和宗教力量推至上层崇奉的关羽。而促使文士儒生接受关羽的主要原因，就是以《春秋》为代表的儒家史学观。

话说宋儒面临着一个令人头痛的难题， 便是如何清理看待五代一段混乱的史实，以证明赵宋朝廷的合法性。可资参考的只有隋唐以前的南北朝史，而三国正是这一段混乱历史的开头。欧阳修在仁宗时撰《五代史记》(后称《新五代史》)，不以梁朝为伪，而论於正统，以后他又接连著《原正统论》、《明正统论》等专论七篇 (后删为《正统论序，》、《正统论上》和《证统论下》)，阐明“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具体到三国史，他著《魏论》谓：“新与魏皆取於汉，新辄败亡，魏遂传数世而为晋。不幸东汉无贤子孙，而魏为不讨之仇。今方黜新而进魏，疑者以谓与奸而进恶，此不可以不论也……夫得正统者，汉也；得汉者，魏也；得魏者，晋也。晋尝统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则魏进而正之，不疑。”⒄

紧接着编年纪事体之《资治通鉴》纂辑，使三国历史系统化，司马光显然受到欧阳修的影响，在《资治通鉴》卷六九《魏记一·文帝黄初二年》中“论正闰”，说“乃汉宣倾覆，三国鼎峙，晋氏失驭，五胡云扰……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其事之先后。据汉传於魏而晋受之，晋传於宋以至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

要知道世界四大古国中，古代巴比伦是最为神秘的一个国家，很多的未解之谜在这个古城里，就如同圣经里面描述的通天塔，这座高耸如云的高塔，一直可以通往天际，它的力量来源于人类的团结，上帝看见后十分的忧虑，于是他施展了法力，把人类分散到世界各地，然后打乱他们的语言，让他们都不能互相交流，通天塔果然中断了蔓延，这个神话故事中的通天塔在古代巴比伦也真正存在过，这座塔又名巴别塔，象征着这是一座变乱之塔。

据传，巴比伦通天塔建在古巴比伦城的郊外，紧挨着幼发拉底河，随着巴比伦王朝逐渐走向衰落，这座通天塔也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根据记载，公元前539年，波斯帝国征服了古巴比伦国，这座高塔被他的后世西斯毁坏。

我们现在只能从一些历史古籍中看到这座雄伟高塔的一些影子，最早在公元前460年的时候，就曾经有一段描写通天塔的文字被记录下来。

根据史料记载，希罗多德在游览古巴比伦城的时候，看见了这座高耸如云的高塔，这是一座实心塔，它的高度约200米，要知道以当时的科技水平，这个高度是多么惊世骇人，通天塔共有8层，一条螺旋通道直通塔顶，四周的塔基高90米，并在上面建有神庙，整个建筑的规模雄伟，造型华丽，而且登上塔顶可以一览整个巴比伦城全景，是巴比伦王朝伟大的建筑。虽然多处文字记录了这座神奇之塔，

但是人们一直没有找到它究竟建于何处，就好像是古人杜撰出来的一样，要知道如此高的建筑物，就算经历千百年也会留下些许的痕迹，难道通天塔不是真的存在，只是人们的精神象征么？

现代考古工作者根据史料以及考古发现，认为在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印度的时候，曾经来到通天塔的遗迹，对它的损坏十分惋惜，尝试修复这座高塔，总共耗时两个月，一万多人，最终却失败了。

在新巴比伦王朝时期，曾经有一座马尔都克神庙大寺塔，人们推测这座塔就是传说中的通天塔。但是这座高塔只有100米高，而且这座建筑一直都被称为神庙，和通天塔的记录有着很大的差别。直到德国的考古学家威伯特-科尔韦德在巴比伦遗迹挖掘中发现一座塔的巨型塔基，这个塔基每边长8778米，塔基上建有神庙，整个墙壁非常的精美，有金箔和蓝色的釉砖作为装饰。

根据科学建模分析，这座塔共消耗5800万块砖石。科学家们一直认为这就是传说中的通天塔，人们通过3D技术还原了这座高塔的雄伟外观，但是由于缺乏结构图纸，至今也不知道这座高塔是如何建造起来的，在这里不得不佩服巴比伦人的智慧，通过人力可以修建出如此伟大的建筑，这更加激发了人们对巴比伦文化的追捧，也许真的有一天完整的通天塔会呈现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