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狼星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星。我们现在看到的天狼星不需要质疑肯定是蓝白色的。而且在中国早些时候的一些记载中也有将天狼星作为“白色”的标准。

在差不多2000多年前的欧洲观察记录中，关于天狼星的观察结果是呈现不一样的异样红色！托勒密有可能犯了个特别初级的错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并不是唯一个出现过错误的天文学家。因为在2000多年前欧洲的文件记载中，贺拉斯，塞内卡，和阿塔斯都把天狼星描述成红色，并且比托勒密还早了200年。

有没有可能天狼星曾经真的是红色的，在2000年的时间里从红颜色变成了蓝颜色。或者说有关于天狼星古老的信号的来源，包括托勒密在内的人都不可以怎么具体的相信？并且和我国古籍的描述也是不相吻合的。这其实是个有趣的问题。以下是哈勃观测的结果！

根据现在我们对恒星的了解，恒星在其生命周期内大部分时间是很非常恒定的，2000年真的太短不足以让恒星的颜色发生显著的现象。

大家有可能会去问这会不会跟那个日落日出相互关联和大气的密度有关有关！这也是科学家们的第一个想猜想：当月球或者太阳靠近地平线的时候，看起来就是红颜色的。例如：月球。这个说法合理吗？不过可怜的问题是，给出的答案是没有具体的办法肯定的。为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的许多其他明亮的恒星也像天狼星一样会出现在地平线附近的相同位置，它们的颜色都得到了准确的报道，唯独天狼星的色差有较大的偏差的。此外，接近地平线物体的变红的特殊现象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很难相信像托勒密这样精通天文学的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有，托勒密住在埃及，那里的天狼星在天空中的位置非常的不一样，在一年中很多时候都不会出现在地平线附近。还有人指出，可能在托勒密所在的地方发生了一些不一样的现象，比如超级火爆的火山爆发，高层大气中的粒子改变了天体表面的颜色。这种情况的发生几率太小了，而且公元前1世纪在欧洲的贺拉斯，与公元2世纪在非洲的托勒密不管从时间地域上都不相同。

秦汉集大成

古代科学技术知识在先秦长期积累，到秦汉时逐步形成具有特色的体系，取得了诸多领先世界的辉煌成就。

《算数书》是最早的数学专著，《九章算术》是最重要的数学著作，它是西汉数学家张苍、耿奉昌等人在秦火残留的“九数”遗文基础上删补而成，与古希腊《几何原本》交相辉映。

汉朝有三家编制历法，落下闳等编制《太初历》，刘歆将其改为《三统历谱》，刘洪制《乾象历》。东汉张衡是伟大的科学家，发明了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和演示日月星辰的浑天仪，著有《浑天仪图注》、《灵宪》等。

中国最早以“地理”命名的著述是《汉书·地理志》，它开辟了沿革地理研究的新领域。

东汉的《四月民令》记载了农耕方法、时令等，《尔雅》把动植物进行了分类，《淮南子·主术训》总结了先秦环保政策。

秦汉是传统医学基础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时期，出现了系列经典著作，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导引图》、《难经》，在临床治疗方面，东汉后期出现了被称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理、法、方、药俱全的经典之作《伤寒杂病论》，作者是“医圣”张仲景，外科方面，神医华佗堪称代表。

秦汉时期人们物理知识日渐丰富，西汉刘安的《淮南子》、《淮南万毕术》和东汉王充的《论衡》包含有较多的力、声、光、电等知识。

《周易参同契》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炼丹著作，作者是东汉炼丹家魏伯阳。

汉朝出现伟大发明——造纸术，东汉宦官蔡伦对造纸术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四．分离中的融合

古代科学兴衰与王朝的更替并无必然联系，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又进入割据和纷争的年代，然而中国科学技术却在这时期取得长足进步。

北魏贾思勰所作农书《齐民要术》是农业科技的百科全书，他吸取前人成就，总结和发展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经验，内容包括农桑、林业、畜牧、养鱼等各方面约11万字。

北魏郦道元写成《水经注》，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水利科技成就，也是一部古代地理学名著。

魏晋时，古代数学进入理论奠基的新时期。刘徽的《九章算术注》和赵爽的《周髀算经注》总结了古代数学的辉煌成就。南朝祖冲之计算圆周率到小数点后七位，世界领先达千年之久，祖冲之的《缀术》已失传，魏晋南北朝还出现了《孙子算经》和《张丘建算经》。

著名晋代炼丹家葛洪是炼丹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总结了汉魏时的炼丹成就，写出了《抱朴子》。

这一时期医学发展特征是文献整理，出现了第一部脉诊专著王叔和的《脉经》，第一部针灸学专著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本草学的归纳总结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以及对《伤寒杂病论》和《难经》的整理、注释。

五．盛世的繁荣

隋唐五代，科学技术持续发展，但总的说来，唐代的科技成就与强盛帝国的浩大声威相比，尚不能说是相称。

唐代农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茶叶栽培的勃兴。陆羽的《茶经》是对唐以前种茶经验的系统总结，是第一部关于茶叶的专著，后世称陆羽为“茶圣”。

唐代生物学家对动植物形态仔细观察，苏敬等编纂《新修本草》是我国早期的动植物形态图谱，唐代人们对海洋生物的生态、习性也有细致观察与描述，收在段成式《酉阳杂俎》和刘恂《岭表录异》中。

随着全国统一，对编纂全国和地方区域地理著作需求日益增长，虞茂的《区宇图志》等最为人称道，贾耽的手绘单幅全国地图《海内华夷图》也颇负盛名。樊绰的《蛮书》可以看出人们认识到了流水侵蚀作用，窦叔蒙在《海涛志》中对潮汐成因作出了解释，可见当时地理知识已到相当高的水平，玄奘的传世之作《大唐西域记》记述了沿途的山川、地形、土壤、水利、交通、农产等，在当时堪称举世无双的地理著作。

隋唐之际王孝通的《缉古算经》首次解三次方程，唐李淳风编纂从《九章算术》到《缉古算经》共十部，作为算学馆教材，史称《算经十书》，是中国古代数学奠基时期的总结。

隋唐时出现了许多杏林巨著，流传较广的方书是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各30卷；王焘《外台秘要》40卷。在药物学方面，出现了政府组织人力集体编写的《新修本草》。

中国练丹术在唐朝达到高潮，“长生丹药”盛行于世，理论上，阴阳五行学说盛行于世，炼丹著作层出不穷，梅彪所著《石药尔雅》中收录不少能治疗疾病的化学药品，到宋代，丹药经检验收入本草典籍，炼丹术后来日益衰落，十二、三世纪传入欧洲，另外，火药的发明应归功于炼丹家。

唐代出现了雕版印刷术，早期多印佛教经文。

六．科技高峰

宋朝的声威远逊于唐代，但就科学技术而言却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高峰，有人说，唐代是人文主义的，而宋代较着重科学技术方面。

宋代雕版印刷对后世影响很大，今日盛行宋体与仿宋体即为明证，宋代相继出现铜版印刷、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是世界印刷技术史上最重要的发明。

宋代航海事业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指南针的发明和广泛应用。

宋代地理学取得突出进步，地志的编写风行全国，《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全国总志相继问世，郡县志更是不胜枚举。宋代地图制作空前繁荣，传世地图中，“淳化天下图”、“华夷图”、“禹迹图”都各有千秋。中国最早的印刷地图是程大昌的《禹贡山川地理图》。

宋代是南方水田耕作技术体系的形成时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水稻品种专志《禾谱》，作者是北宋曾安仁，宋代最有名的农学著作是陈的《陈农书》。

宋代出现许多动植物专谱，著名的有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范成天《梅谱》等，苏颂的《本草图经》是现有最早的动植物形态专著，宋代还出现了人体解剖形态图，吴简《欧希范五胜图》。

宋代医学全面发展，两宋有药物学著作80余部，以唐《新修本草》为底本，编成《开宝重定本草》等书，除官修本草外，四川出现两本重要本草著作，一是陈承的《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一是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后者是继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唐《新修本草》之后本草学的第三次重大总结。另外，宋慈的《洗冕集录》代表了当时世界法医学的最高水平，也是最早的法医学著作。

北宋成书的《河防通议》对黄河水势作出了系统总结，沈括《梦溪笔谈》首次讨论了流水的搬运、堆积作用。

11世纪上半叶贾宪著《黄帝九章算经细草》是北宋最重要的数学著作，秦九韶的《数学九章》是南宋最杰出的数学著作。杨辉是南宋著名数学家和教育家，也是元以前传世著作最多的数学家。

沈括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科学家，他的综合性学术著作《梦溪笔谈》26卷，涉及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地质、气象、物理、化学、兵器、水利、动植物及医药等许多领域，反映了当时的科技水平，被李约瑟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沈括本人则被称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

宋政权高度重视农桑生产，著名的蚕桑著作有《耕织图》和《蚕书》。

《营造法式》是中国古籍中最早的一部建筑技术专著，为北宋李诫编修，它以图样和文字记录了宋代建筑的修造法规，佐以宋代实物，可知宋代建筑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

七．恢宏气象

元朝加强了中华各民族间的融合，促进了同欧亚各国的科技文化交流，中国的四大传统科学体系：天文学、数学、医药学和农学，都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元代连同两宋、辽、西夏、金各代统称宋元时期，这400来年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顶峰，为中华民族谱写了世界科技史上灿烂的篇章。

金元时期数学大师李冶完善了天元学（一元代数学），撰成《测圆海镜》，提出了简捷的列方程程序，天元术超过了同时期数学发达的印度和阿拉伯，李冶还写了深入浅出的《益古演段》，时人称之为“学者之指南”。元代数学大师朱世杰，有两部著作《算学启蒙》、《四元玉鉴》，创造了解高次方程组的方法，朱世杰达到了中国古代数学的最高水平。

郭守敬是元代杰出的天文学家，他创造了简仪、仰仪等天文仪器，编写了中国古代最优秀的历法《授时历》，他的一生洋溢着度越千古、巧思绝人的智慧。

金元时期医学最具影响者，当属“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学术思想核心是“火热论”，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等书；张从正认为一切疾病均由外邪侵入；李杲认为一切疾病均由脾胃虚损所致，著有《内外伤辨感论》等书；朱震亨在元明医界影响颇大，著有《局方发挥》等书。

元代在中国农学史上留下了3部重要的书：一部是主管农桑水利的中央机构大司农主持编写的《农桑辑要》；另外两部是地方官王祯所撰《农书》和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

朱思本是元代杰出的地图学家，他的《舆地图》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八．余响不绝

朱明王朝采取思想禁锢，八股取仕政策，宋元时高度发达的天文学、数学等传统学科都出现了中衰现象。明中叶以后，一些才识卓越的知识分子仍在科学技术上作出了贡献。总的说来，明代科技是传统科技体系的尾声，缺少蒸蒸日上的活力。

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费信和巩珍分别著有《瀛涯胜览》、《星槎揽胜》、《西洋番国志》，记述沿途30多个国家的地理情况和风土人性，大大增加了中国人的域外地理知识。

明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所写《天工开物》，被誉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书中记载农业、纺织、化工、机械等多种工艺技术，并附图123幅，是一部关于利用人力开发自然的“技术权威著作”（达尔文语），在科技史上有重要地位。

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是一部不朽的地理名著。《游记》记述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内容，尤其是对岩溶地貌及类型的描述和成因探求，最具科学性和代表性。

罗洪先据朱思本《舆地图》缩绘增广而成的《广舆图》是一部集全国总图、各省分图以及边图、河图、漕图和专题地图于一册的综合性地图集，支配明清地图制作200多年。

明末，《园治》、《长物志》两部造园著作问世，全面论述了宅园、别墅的营建原理和做法。著名的苏州园林之留园、拙政园、上海豫园、无锡拙政园都是明代园林。

明代出现大量兵书，重要的有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焦玉的《火龙经》、郑若曾的《筹海图编》等，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明代兵器特别是火器的使用情况，反映了明代兵器的发展过程，特别是茅元仪的《武备志》，全书采历代兵书2000余种，是继宋朝曾公亮《武经总要》之后又一集大成的军事百科全书。

明末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除系统总结了中国的农田水利技术，还首次介绍了由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水利技术。还曾翻译过影响很大的《几何原本》，与人合译《泰西水法》，是明末中西文化交流的积极推动者。

明代药物学的代表人物是李时珍，他的著作是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全书150万字，载药1892种，附方11096则，有图1109幅，既是药物学的集大成之作，又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博物学巨著。

元中叶以后，中国数学急剧衰落，明朝，随着珠算术的普及，出现了一批珠算著作，著名的有程大位的《算法统宗》。

九．暮鼓晨钟

明末清初，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然而中国只被动地接受了零星科学知识，鸦片战争后，西方科技潮水般涌入，逐渐改变了中国对世界的看法。

清代是印刷术集大成的时期，雕版、活字印刷都有重大成就。《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历史上最大规模木活字印书，刻成大小活字25万个。《古今图书集成》是历史上最大规模一次铜活字印书。清代的《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是继王祯《木活字印书法》以后又一部讲述印刷的专书。

清代农书种类很多，大都涉及纺织，其中《棉花图》是中国古代棉业成就的集大成者，记录了清中叶以前棉作和棉织生产技术的经验。

中国古代烟火制作长盛不衰，清代赵学敏的《火戏略》、《帝京岁时纪胜》分别记叙了制作、燃放盒子灯的状况。

明清之际吴有性所著医书《温疫论》逼近现代传染病理论体系，清代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一批治疗温病的专家，即“温病学派”，代表著作有叶桂《温热论》等，另外，清代医家从人体解剖学角度对前人错误进行批评，如姚德豫《洗冕录解》、王清任《医林改错》。

清光绪年间在永定河成立的河工研究所，是中国最早的水利教育机构。清代完成的重要水利典籍有傅泽洪和郑元庆的《行水金鉴》、黎世序和俞正燮的《续行水金鉴》，对历代水利文献作了系统总结。

康熙爱好数学，御定《数理精蕴》53卷，全面系统介绍当时传入的西方数学知识，乾嘉时期，掀起整理中国古典数学的高潮，李潢的《九章算术细草图说》，沈钦斐和罗士琳分别作的《四元玉鉴细算》都是有分量的古算书注释著作。清中叶中国数学的开创性工作有年希尧的《视学》，论述了透视学和画法几何；焦循的《里堂学算记》明确了基本运算律；李锐《李氏算学遗书》在中国首次讨论了“开方说”，清末出现数学大师李善兰，是中国解析几何与微积分学的开拓者；华蘅芳，写出《行素轩算稿》，是清末数学夜空中的明星，李、华二人都翻译了大量西方数学名著。

吴其的《植物名实图考》分38卷，1714种植物，1800幅图，成为收载植物种类最多的著作，代表中国传统植物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也反映了植物学由附属于农学，医药学而最终走向独立。

清代是传统地理学向近代地理学过渡的时期，清末曾利用西方先进的仪器和测量方法进行经纬度实测，康熙还曾亲自领导地图测绘工作，中外合作，绘成享誉中外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乾隆主持绘成乾隆内府舆图，成为后世编绘地图的重要依据，魏源的《海国图志》是以地理论述为主的世界地理著作，为近代中国地理学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就在大清帝国沉迷于“天朝大国”的虚骄心态固步自封时，欧洲的社会革命、产业革命正方兴未艾。在清朝前期200年里，欧洲完成了以牛顿力学体系为标志的近代科学革命，又实现了以蒸汽动力为核心的近代技术革命。两次鸦片战争所显示的先进与落后的强烈反差，使中国的开明人士不得不对西方科技与器物另眼相看，东方睡狮渐渐睁开了双眼。

1）消渴泛义

厥阴病为什么会导致消渴呢？历代的很多医家都认为是肝胃之热耗伤津液所致，包括现代通用的教材都是这个说法。但是，我们细细地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感到以热伤津液来解释厥阴的口渴未必恰当。厥阴的这个渴应该有它很特殊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道理很清楚，如果以热盛伤津来解释消渴，那厥阴的这个热怎么能跟阳明的大热相比？阳明的白虎人参汤证是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所以，要讲热盛伤津，那么这个消渴理应放在阳明篇中。应该将阳明的提纲条文改为：“阳明之为病，消渴，胃家实。”而张仲景没有这样，反而将消渴置于厥阴提纲证之首，这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厥阴之渴是另有所因的。

口渴虽是极普通和极常见的一个证候，但是，我们回看六经提纲条文，却只有厥阴提纲言及渴，这便提示我们消渴是厥阴病最容易出现的一个证，也是厥阴病最重要的一个证。因此，消渴对于厥阴病的诊断而言，便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2）厥阴何以渴

消渴为什么是厥阴病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厥阴病为什么最容易致渴？我们首先可以来感受一下口渴的过程，人之所以口渴，是因为口舌没有津液了，口舌干燥了。所以，阳明病在描述口渴的时候，多用舌上干燥。因此，口渴这个过程的感受器官是什么呢？应该就是口与舌。而口为脾之窍，舌为心之苗，所以，我们讲口舌，实际上就是讲了心脾，讲了火土。渴必由口舌，必由心脾，必由火土，这说明厥阴是最容易影响口舌、心脾、火土的因素，此亦为厥阴病渴的一个重要前提。

渴与旱实际上是很相类似的，在天地则曰旱，在人则曰渴，都是缺少水来滋润的缘故。如前所云，水在江河湖海，其性本静，故水不能自润万物，必须借助其他中介的作用，方能滋润万物。那这个中介是什么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中介就是厥阴，就是木。因为木为水所生，是水之子，所以，在五行中，离水最近的应非木莫属。故前人将这样一个关系形容为“乙癸同源”。乙癸同源，实际上就是水木同源，既然是同源的关系，那当然最容易得到它。而心作为五行中的火，又为木之子，由木所生。因此，心的苗窍———舌要想得到滋润，就必须靠木吸水以上养，就必须靠木的中介作用。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木土的关系，木为什么能使土保持湿润，或者说厥阴为什么能够保证脾的口窍滋润呢？这一点我们看一看自然就会很清楚。在自然界，植物较多的地方，它的保湿性往往比较好，特别在原始森林里，不管春夏秋冬，它的土质都是湿润的。而在没有植被的地方，在黄土高坡，在沙漠里，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这里的土质往往都很干燥。可见太阴虽称湿土，如果没有木，这个土是湿不了的。前面我们曾经谈到，龙战于野，其血玄黄。龙是兴云布雨的东西，当然也就是保持天地不旱的重要因素。而龙属东方，龙归于木。这便彻证了木在滋润万物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厥阴能使心脾的苗窍———口舌保持充分的滋润，从而无有渴生。而一旦厥阴发生病变，心脾的苗窍便无法得到滋润，消渴便很自然的发生了。

（3）六经辨渴

上面我们谈到了厥阴与渴的特殊关系，厥阴病虽很容易致渴，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它不是惟一的因素。所以，六经病中除太阴不言渴以外，其余各经皆有渴，这就有必要对六经口渴的各自特征作一个鉴别。首先我们看三阳的口渴。太阳口渴见于太阳府证中，由太阳气化不利所致，所以，太阳之渴必兼脉浮、发热、小便不利之证；接下来是阳明之渴，阳明之渴系热盛伤津所致，故常与四大证相伴，即大热，大汗，大烦渴，脉洪大；剩下的是少阳之渴，少阳之渴由枢机不利，影响开合，影响三焦所致，故少阳之渴多伴枢机不利之证，如往来寒热，胸胁苦满，脉弦细，口苦，咽干，目眩等。三阳之渴各有特征，在鉴别上不会有太多困难。治疗上，太阳之渴用五苓散，阳明之渴用白虎汤，少阳之渴用小柴胡汤化裁，或柴胡桂枝干姜汤。

三阴病中，太阴没有渴，即便有渴也不欲饮，所以，三阴病只有少阴和厥阴言渴。少阴病的渴已如前述，它是小便色白，一派阴寒之象。因此，少阴之渴也是容易区别的，特别很容易与三阳之渴区别。对付少阴的口渴，需要动用四逆汤一类的方剂。上述三阳的口渴，及少阴的口渴都各有千秋，易于鉴别，除外上述这些口渴，其他的就都属于厥阴的口渴。所以，厥阴渴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凡是上述四经之外的，一切不典型的口渴，皆属于厥阴渴的范畴。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厥阴之于渴，就像太阳之于脉一样。我们说一个人脉浮了，大致就可以断定他是太阳病，至少也是八九不离十。除极少数虚阳外越的病人也可以见到脉浮外，大部分的脉浮都与太阳相关。所以，我们根据一个脉浮，就可以下一个大致的判断，这个病与太阳有关。同样，我们根据一个口渴，如果这个口渴不具备上述四经的特殊表现，那就可以大致地判断这是一个与厥阴相关的疾病。因此，口渴，特别是渴而能饮，渴而能消者，对于厥阴病的诊断无疑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4）厥阴治渴方

上面我们讨论三阳的口渴，它都有专门的方剂对治，少阴和厥阴的口渴《伤寒论》中却没有提到对治的方剂。对于少阴而言，口渴并不是一个很主要的证，大可以随证治之即是。但是，对于厥阴病，就不能不立一个治渴的专方了。那么，这个治渴的专方是哪一个方呢？我想非厥阴的主方———乌梅丸莫属。

最近治疗一例结肠癌术后的病人，患者男性，术后已近一年，大便仍不正常，每日腹泻五六次至七八次不等，初为烂便，后即纯水。除泻利以外，口渴很厉害，终日饮水不止，每日至少需饮两大暖瓶水。半年以来，叠进中医治疗，然效不甚显。观前医所用方，多是健脾燥湿一类，兼或有固肾收涩一类。像参苓白术散，香砂六君汤，补脾益肠丸一类皆在常用之列。用上述这些方药有没有错误呢？应该没有错误。慢性腹泻，又是肿瘤术后患者，不用苦寒抗癌一类已是高手了。不从脾去治，不从太阴去治，还能从哪儿下手呢？但是，若要学过《伤寒论》，学过六经辨证，我想就断然不会去从太阴下手。为什么呢？以“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也”，现在病人每日渴饮两瓶水，怎么可能病在太阴呢？所以，用上面的方剂当然就没有效果了。

那么，对上述这样一个疾病该从何处入手呢？病人下利，然六经皆有下利。病人口渴，且饮水甚多，此即为消渴也。又下利，又消渴，这就非六经皆有，而是厥阴独具了。所以，毫无疑问地应该从厥阴来论治，应该投乌梅丸。于是为病人开具乌梅丸原方，不作一味增减，每诊开药三四剂，至第三次复诊，渴饮减一半，每日仅需喝一瓶水，水泻亦大大减轻。

由上述这个病例，大家应该初步地感受到六经辨证是一个很方便的法门。只要我们将六经的提纲把握实在了，六经病的切入是很容易的。像这个病，你若是不用六经辨证的方法，很容易就切入到太阴里面，脾胃里面去了，而一旦你用六经的方法，那无论如何是不会把它摆到太阴脾胃里去思考的。因此，六经辨证不但具有上述的方便性，而且还有很大的可靠性。这样一个既方便又可靠的法门，为什么不去把握它呢？当然应该把握它！

（5）对糖尿病的思考糖代谢与木土的关系。

谈到消渴，大家会很自然地想到一个现代的病名，就是糖尿病。从文献记载来看，实际早在隋末的时候就已经把消渴病当作糖尿病了。那么，厥阴提纲条文中提到的这个消渴与隋唐以后的消渴病，亦即与现代的糖尿病有什么联系呢？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在讲到厥阴提纲证时，老师还会专门强调不要将厥阴的消渴当成现代的消渴（糖尿病），教材的释义也这样明文规定。厥阴病很主要的一个证是消渴，而现代糖尿病很主要的一个证也是消渴。虽然厥阴提纲证的消渴不一定就是糖尿病，但是，糖尿病与厥阴病会不会就没有关系呢？这个问题萦绕心头，久久难去。

我们知道，糖尿病很直观的一个情况就是血糖升高，当血糖升高到一定时，超过了肾的糖阀值，这时就会连带出现尿糖。所以，古人对糖尿病的诊断就主要通过对尿糖的观察。尿糖怎么观察呢？那个时候又没有尿糖试纸，这就要靠蚂蚁帮忙。蚂蚁嗅觉很灵，尤其对于糖更是灵敏，一般的尿拉到地上是不招蚂蚁的，蚂蚁也怕这个臊味，可是糖尿病人的尿拉到地上，很快就会招来许多蚂蚁。古人就通过这个方法来诊断糖尿病。

糖在身体的作用主要是为身体的组织器官提供能量，那么，现在血糖为什么会升高呢？现代的说法主要是胰岛素的不足，所以，过去治疗糖尿病的惟一方法，便是设法补充胰岛素，或是设法刺激胰岛细胞的分泌。但是，最新的研究表明，胰岛素的不足仅仅是一个方面，而更主要的原因是机体组织细胞对糖的利用发生障碍。所以，看起来好像是血糖很高，好像是糖多了。而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真实的情况却是机体组织细胞内处于缺糖的状态。正是因为机体组织内处于这样一种糖缺乏的状态，所以，你不足我就得补足你。怎么补足呢？当然就需要机体启动各式各样的方法，其中一个我们能够直接感受到的方法就是易饥，就是多食。糖尿病人的易饥多食其实就是由此而来。而在生化上的一个集中表现，便是血糖升高。因此，对于糖尿病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宏观的认识。它不是糖太多，而是糖不足。因而，糖尿病的关键问题是要没法解决糖的利用问题。扫除了糖利用过程中的障碍，糖尿病的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以上我们从现代的角度对糖尿病作了一个大致剖析，那么，从中医的角度，尤其是从伤寒六经的角度，我们怎样去看待这个问题呢？血糖升高是不是土跑到水里面去了？糖尿病属于糖的代谢利用障碍，糖在中医它属于哪一类的东西呢？糖是甘味的东西，而甘味于五行属土，所以，很显然，糖应归到土这一类。因此，糖的代谢、利用障碍，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就应该是土系统的障碍。土系统怎么障碍呢？从上述直观的角度我们知道，糖尿病就是血中的糖太多了，糖太多当然也就是土太多，而血于中医、于自然它可以与什么类比呢？它可以与江河类比。故古人云：人之有血脉，如大地之有江河。所以，把血中的糖分过多的这样一个病理情况放到自然里，实际就是水中的土太多了，江河中的土太多了。

过去，我们沿着长江往西走，江中的水是碧绿碧绿的，再加上两岸青山的依衬，真是青山绿水，美不胜收。可是现在我们再去长江看一看，原来的青山不在了，绿水也变得黄浊。绿水为什么会黄浊呢？水中的土太多了。土本来应该呆在它的本位上，不应该到河流里，可现在为什么会跑到河流里来呢？根子在木。这个原因我们在太阴篇里已经讨论过，就是土的流失。由于树木砍伐，植被减少，所以，土就很难安住在本位上，几度风雨就把它带到河流里了。由此可见，水中的土太多，使河流变得浑浊，其根本的原因还是木少了，植被少了。看上去好像是土的问题，土不安分，跑到水里来滋事，使我们看不到从前的绿水，可是追溯它的根子，却是在木上面。

我们遵循老子的“道法自然”，将上述糖尿病的过程放到自然里，就知道糖尿病虽然是土系统的毛病，可是它的病根却在木系统上，却在厥阴上。厥阴的提纲证为什么首言消渴呢？这里的消渴与后世的消渴病（糖尿病）是不是没有关系呢？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很显然，我们将糖尿病放到厥阴病里来思考，这便从根本上突破了原有的三消学说，使我们得以从真正的源头上来设立对治的方法。这便将糖尿病的论治，糖尿病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自然境界。迄今为止，现代医学还是认为糖尿病是不可治愈性疾病，必须终身服药。而我们从厥阴的角度，能不能找到一个治愈的方法呢？对此我是满怀信心的。用中医的思想武装中医。我们通过思考，利用中医的方法治愈了现代医学认为不能治愈的疾病，这个算不算现代化呢？这个不但是现代化，而且应该是超现代化。作为人类，我想他更希望中医以这样的方式来出奇制胜地为现代提供服务。用现代的仪器设备将中医武装起来，甚至武装到牙齿，不是没有用处，但，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这不是惟一的方法。我们应该更多地开动脑筋，用中医的思想来武装中医，只有这样，中医的路才可能走得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