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中华古籍应培养领悟抽象思想的能力。

对待古籍经典，传统的方式上，我们一直采用的都是“研”“读”“考据”的方法形式。

即通过书籍文字符号，理解文字的意义，引起我们的思考，培养我们领悟抽象思想的能力，讨论严肃精神问题的能力。

当年秦始皇为了更好的管理统一之后的六国，于是选择了很多的措施，比如说实施郡县制，又或者是这里的焚书坑儒。可是我们知道，虽然经过了焚书坑儒，但是也有一些先秦的典籍成功的流传了下来。而这些先秦典籍能够流传下来的方法也是很多，大多都是当时的书生们将典籍藏了起来。

当时焚书坑儒之后，并没有将天下的典籍都给烧完，秦始皇的目标都只针对民间，还有很多的珍贵典籍都是藏在了秦朝的秦王宫之中。可是后来项羽攻下了咸阳，于是用一把大火将整个咸阳宫给烧掉了，而秦朝内部保存的典籍基本上都因此被烧光的。

当然，也不是全部都被烧了，毕竟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先秦时期的书籍，它们能够流传下来也是相当的幸运。当时应该叫做伏生的博士，当他知道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之时他也是非常的焦急，面对秦始皇的挟书令，他选择了私自将书保留下来，保留的方法就是将一些重要的书藏在自家的墙壁之中，但是墙壁藏不了多少书，他也就只能选择一些重要的书，其中就有《尚书》。

后来秦朝灭亡，汉朝建立之后，就将这个挟书令给废除了。而此时这位伏生还活着，只是年纪非常的大了。于是他将墙壁给挖开，将里面的书拿了出来。但是因为时间久远的原因，里面的书损坏还是比较的严重。

而此时汉朝也知道了这件事，于是就让晁错来到伏生这里，让他来整理并且学习一下这些典籍。于是就这样，包括《尚书》在内的许多典籍就被整理了出来。而伏生这种情况在当时也是非常常见的，民间很多文人都选择了用类似的方法来保存那些古代的书籍。

在“民族遗珍书香中国——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珍品暨保护成果展”中，少数民族古籍珍品讲述了各民族交往交融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

旧抄文本《东巴舞谱》用纳西族古老的东巴文记录了34种东巴舞蹈的仪式和跳法。东巴文是纳西族使用的一种文字，由象形符号、表音符号和附加符号构成，以象形符号为主。从左向右书写。多年来，民族古籍工作者挖掘整理了大批东巴文古籍，使民族文化精髓得以传承。

八思巴文是元朝时通行的蒙古文，八思巴文是1269年在藏文字母基础上创造的拼音文字，它用于拼写蒙古语、汉语、藏语等文字，通行了大约有100多年的时间。八思巴文有41个基本字母，它自上而下书写，行款自左往右。

我国通过开展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抢救、整理、研究等工作的实施，八思巴文、东巴文等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古籍原件被选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项目。

都是民族的瑰宝，应该得到有效的保护，让文化传承下去。

阅读文学古籍，也可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相结合。古籍是传统文化的载体，非物质文化则是靠记忆和口头传承的艺术或技能，二者往往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我在阅读宋元话本的时候，就借助于听书的经验，解决了一些困惑的问题。现存的话本或详或略，或雅或俗，总的说都不会是实况录音的记录。因此有的被认为是拟话本，如鲁迅对《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宣和遗事》的判断。有人认为话本只是故事的代称，如日本的增田涉等学者。还有人不承认宋元话本的存在，认为都是明代人改写的小说。其实，说话人一般有底本，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北方的评书艺人，把提纲式的简本叫做“梁子”，把语录式的繁本叫做“册子”，但也不会是实况的记录。如现代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岳飞传》的时候，每天要写上万字的稿本，但还是要加上许多临场发挥。我在参观苏州评弹博物馆的时候，注意到收藏的弹词话本，一般只有唱篇，没有表白；有的虽有表白，也很简略。也有已整理成书的，一般也不像场上说唱的那么详细生动。

当然，也有老艺人自己整理成比较详备的底本，或徒弟继续加工的繁本，那是很少见的。例如苏州评话老艺人陆耀庭和顾宏伯，都有说《三国志》的脚本，是自己编写的抄本，都把一部分脚本送给了学生王忠元。王忠元自己又整理了一个脚本。2015年5月18日，王忠元遗孀华琦把三种脚本都捐赠给了苏州评弹博物馆，成为一时佳话（何兵《留住名家珍贵史料，三部手稿展现戏痴情怀》，据《古代小说研究网》转载2015年5月20日《姑苏晚报》）。师父整理了自己的底本，最后送给了徒弟，这是曲艺界常有的事，有些话本大概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因此就有了传承性和变异性的特征，形成了世代累积型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注意到宋元时期的特定背景，文化重心逐渐下移，特别是元代一度停止科举，文人没有出路，走向民间，出现了不少书会才人。他们为艺人编写脚本，杂剧、散曲是大宗的，都见于《录鬼簿》。但编写话本的只见陆显之《好儿赵正》一例。“腹笥有文史”的朱桂英女士，讲的是“道君艮岳及秦太师事”，则是讲史家（见杨维祯《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但有无话本留传，亦未可知。现存的《宣和遗事》则是收集了许多史料的一部话本，编者掌握不少史传和诗词的资源，文化修养较深，应该说是当时的“才人”。但《宣和遗事》可能并未全部付诸场上演说。我认为这也是话本的一种类型。因此我提出了讲史平话的多样性问题，对古代作品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但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有些艺术性不强的本子，却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意义，如《宣和遗事》就是。

清代的话本如《清风闸》《飞跎子传》也是艺人自己整理的，但比较简略，又没有才人帮他润色。俞樾虽然对《三侠五义》作了一点修改，但没有仔细加工，所以没能像《水浒传》那样成为杰作。

苏州评弹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许多世代累积型的话本和多种流派的唱腔。我作为苏州评弹的老听客，很关心它的保护和传承。在探讨近体诗的格律及吟诵问题时，觉得苏州评弹在雅化和格律化的过程中，曾深受近体诗的影响，特别是以马如飞为代表的《珍珠塔》和马调系统的唱腔，最能体现传统的吟诵方法。因此写了《苏州评弹与格律诗的吟诵》等文章，希望能以吟诵的方式来扩展传统诗词的传承，包括对诗词格律的普及。另一方面，也希望苏州评弹的艺人，能继承并发展前人的经验，适当借鉴传统诗词的格律，提高评弹的艺术性。反过来，吟诵家也可以借鉴曲艺家的唱腔，适当改进吟诵的音乐性。例如平起式的七言诗，如果结句是“平平仄仄仄平平”的，在苏州评弹里一般都是在第六字上延长行腔，而在第七字时却很快收束，与其他剧种大多在末字上延长行腔迥然不同。我觉得近体诗的吟诵，也可以适当夸张第六字的长音，显示“二四六分明”的平仄反差。最近在电视上听到上海陆锦花女士指导、培养的小学生，用苏州评弹唱腔吟唱的唐诗，比较准确地体现了平长仄短的声调，也很好地给少年儿童传播了古典诗歌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诗教方式，值得重视和提倡。

“常州吟诵”已被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赵元任先生的吟诗方法为代表的。在目前百花齐放的吟诵流派中，我认为“常州吟诵”可以代表吴语地区及大多数方言地区的传统吟诵方法，以“平长仄短”的声调和两字节、三字尾为基本节奏，是和近体诗的格律相适应的，完全可以作为“非遗”保护并传承下去。其他流派的吟诵，是否分别列入“非遗”，还有研究讨论的必要。至于以音阶高低为艺术手段的歌唱方法则是在探讨和试验中的创新，同样可以为传统诗词的传播作出贡献。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

　4 历代民间藏书的传承与“尊书崇道”

　中国古代民间的藏书整理源于春秋。从西周到春秋，文化格局发生巨变，“学在王宫”一变而为“学在四夷”，史官们不能再保持原有俸禄，掌管的图籍文献逐渐流散，“士”阶层应运而生，私人藏书开始普遍。如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名家学者惠施“有书五车”。策士苏秦游说秦惠王不成，回家后“陈箧数十”发愤攻读。韩非子所著《五蠹》中提到：“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士”阶层大量积聚书籍，四处讲学、在宣传自己的思想观点、文化主张的同时，进行了“以书传道、以书济世”的文化活动与政治活动。例如，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通过“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力图拯救礼崩乐坏的社会秩序，倡导恢复心目中的尧舜之道。墨子大量注释援引古文献《夏书》《殷书》《周书》《泰誓》《禹誓》《汤说》《周诗》《大雅》等，力图表达自己的兼爱、博爱理想。诸子百家对古文献的研究与整理奠定了他们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师地位，也为后来的民间文献学家、藏书家注入了“以书明道，以书传道”的道德底线。

　隋唐以前，汉末三国有曹曾处乱世“虑先文烟没，乃积石为仓以藏书”。南朝梁宗室萧静家中“散书满席，手自雠校”。梁人袁峻“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止”。根据《梁书·五十一卷·处士篇》记载，《七录》的编撰者阮孝绪不求达贵，虽有遗财百余万，一无所纳，尽归他人，凡亲友贵显屡至其门，阮孝绪常逃匿不与相见，终身以书为乐，认为：“夫至道之本，贵在无为；圣人之迹，存乎拯弊。……不究其本，则道实交丧……”。其尊书崇道精神为当时名流所钦佩，死后谥号为“文贞居士”。所著《七录》等书二百五十卷，开创了私撰目录之先风。

　北宋进士尤袤，官至礼部尚书，据《宋史389卷》记载，尤袤不仅勤奋政事、忧国忧民，而且视书如命，勤读勤抄，常闭门谢客， 日记 手抄，网罗各种图书，久之藏书逾万卷。所撰书目《遂书堂书目》开创了后世版本学之先风。其中对书的描述“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已成为中国文人精神生活的写照。

　古代民间藏书家、目录学家的成就往往非一人之力而成。例如阮孝绪的《七录》背后有刘杳的慷慨赠予。刘杳曾为太学博士，喜好藏书，当他获知阮孝绪已着手编制《七录》，毫不犹豫将自己抄集资料全部赠予阮孝绪，这种不隐秘所得、成人之美的情操表现了古代图书馆人应有的“甘为人梯”胸怀。又如，宋时著名藏书家晁公武的藏书形成亦借助了四川转运使井度之力。井度天资好书，任官时，常以俸禄之半传录异书。井度积二十年藏书，全部赠与晁公武，晁公武从此成为有巨量藏书的名家。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序》中忆及此段往事说到：“夫世之书多矣，顾非一人之力所能聚……”。并提到：“书凡五十箧，合吾家旧藏，除其复重，得二万四千五百卷有奇。今三荣僻左少事，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指论之。岂敢效二三子之博闻，所期者不坠家声而已。书则固自若也。傥遇其子孙之贤者，当如约。”其中，爱书惜书、日夕躬耕以及 对子 孙守护藏书的殷殷期望跃然纸上。

　明清时期许多文人对书籍尤其古籍的喜好达到了不惜重金求购征集的程度。如明代汲古阁毛晋曾张榜于门：“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两百；有以旧钞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毛晋的藏书常常盖有一印：“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室，当念斯言……”。古代藏书家这种强烈的“尊书重道”“以书传于子孙”的职业精神使得大量古代典籍得以代代传承并保存到今日。

　5 近代图书馆的兴起与“变法图强”

　清末，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开路，大规模入侵中国，社会危机从军事到经济、再到政治、文化。在这个时期，张之洞编撰的《书目答问》不仅解答了“书以何本为善”的读书治学导读问题，更是体现了张之洞力挽颓败国势，期望“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的“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的政治理想。

　张之洞等人不仅发起旨在发展中国工业、建设国防、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还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具有近代性质的学院图书馆即广雅书院的藏书楼一冠冕楼，并亲自出任广雅书院第一任院长。以后，广雅书院冠冕楼在浓厚的维新学术空气影响下，被建设成具有鲜明近代色彩的图书馆。一是藏书内容着眼于应用。除传统的经史子集丛书外，还收藏了当时流行的西政丛书、西学大成、西艺新知、泰西新史揽要、各国交涉公法等汉译西书；二是设专人管理藏书，并建立便利读者利用的阅览规则及 措施 ；三是编有藏书目录，以便师生检目借阅；四是提供复本供院外士人借阅，对于培养洋务方面的新型人才已有显著贡献。

　随着西方科学、经济、民主、政体等著作在中国的引入与翻译，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了倡导变法的维新运动。康、梁等人变法的手段之一就是编制译书目录，提倡建立近代图书馆。例如，康有为在1896年刊布了《日本书目志》，以此向国内介绍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书刊。梁启超发表了《西书提要》及《西学书目表》，认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译西书为功”。康有为于1895年上书光绪皇帝，“请皇上大开便殿，广陈图书”，并说三年之后，“书藏遍设，报馆盛开，诸学明备，成才如麻，百废举而风俗成”。梁启超在其主持的《时务报》上撰《变法通义》一再强调建图书馆，普及文化、培养人才的重要。到戊戌变法时期，创办图书馆的社会舆论达到高潮，近代性质的图书馆逐步普及。例如1898年，在百日维新运动中，我国第一所近代高等学校——京师大学堂成立，1902年大学堂藏书楼正式成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颇具维新思想的张元济．光绪末年与陈昭常、张萌堂等人在北京开办了“通艺学堂”，教授英文、数学等科目，1897年创建了通艺学堂图书馆，是我国第一个使用“图书馆”名称并订有章程的近代图书馆。1904年张元济再次创办了民国初年最大的私立图书馆——东方图书馆，该图书馆以藏书之多以及公开阅览而闻名全国。

　与此同时，罗振玉、王国维创办的《教育世界》杂志，经常介绍欧美、日本等国的公共图书馆及图书馆教育的情况，建议由学部倡率，京师及各省城均建图书馆，收藏中西日文书籍，供民众阅览。

　1910年清政府学部颁定“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20条，规定除开办京师图书馆外，限各省图书馆“于宣统二年一律成立”“各府、厅、州、县治应依筹备年限以次设立”。依照政令，1904年湖南省图书馆博物馆、湖北图书馆、浙江海宁州图书馆、福建图书馆相继成立。1906年黑龙江省图书馆、1907年奉天图书馆(即今沈阳市图书馆)、直隶图书馆、1908年江南图书馆先后成立。从宣统至民国初期(1908—1913)，山东、山西、河南、吉林、云南、陕西、广东、广西、甘肃、贵州等成立省级图书馆。此外，还有一些市立图书馆以及大学图书馆大批建成，如沪江大学图书馆、武昌文华公书林、华西协和大学图书馆、清华学校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等，还有一些专门图书馆(如东三省陆海军图书馆、武进商会图书馆)和通俗图书馆(上海工部局华童图书馆、京师通俗图书馆)涌现出来。

　由此往后的近半个世纪里，近代图书馆作为传播科学、推广新文化、启迪民智、唤醒觉悟、推动社会变革、推动社会民主进步不可缺少的社会公器之一的理念已经受到所有明智人士与进步人士的重视。即便在北洋军阀时期，或是国民党政府期间，仍然颁布了一系列图书馆法规。如北洋政府于1915年公布的《通俗图书馆规程》和《图书馆规程》。国民党政府颁布的1927年的《图书馆条例》、1930年的《图书馆规程》、1939年的《修正图书馆规程》、1947年修订的《图书馆规程》。

　6 图书馆员职业精神的缺失与重塑

　从古代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出现了如下方面的重要变化：图书馆由国家与政府投资兴办，无偿提供大众服务；图书馆的保存文化遗产、学术研究职能向社会教育职能转化，强调图书馆是启迪民智、提供自学的场所；图书馆由“以书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化，以“藏”为主向以“用”为主，藏用结合发展；封闭式藏书向开放式藏书演变。图书馆开始实施平等、免费、无歧视服务原则，实施方便使用、延长开放时间、进行开架服务尝试等。

　从近代图书馆到现代图书馆，最大的变化在于：图书馆已经成为社会信息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作为经济力、文化力竞争的一种重要手段，日益受到不同国家与地区的重视，图书馆的投入不断加大，图书馆的现代化设施不断增加，图书馆的技术色彩日益显著，社会大众对图书馆的服务质量与要求越来越高。由此，现代图书馆的社会职能进一步演变，图书馆员的社会角色与职业道德再次增添新的内涵。

　现代图书馆的日益普及与发展又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图书馆不再是少数人把持垄断的地方，图书馆的读者日益增多，图书馆的服务功能日益突出，图书馆员的技术含量日益提高；另一方面，图书馆工作变成一种普通的社会职业，图书馆员的成分与地位日益复杂，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人员可能来源于社会不同阶层，甚至来源于把图书馆作为一种个人谋生或生存手段的人们。由此，图书馆员不再具备以往政府官员的身份，更不是以往承袭家传的书香门第之子，缺乏人文知识与素养的技术人员日益增加，图书馆员的职业日益边缘化，古代藏书楼里的“尊书重道”的职业精神逐渐淡忘，“以书传道”的职业意识日益淡漠。因此，倡导图书馆员的社会责任意识，提倡“以书修身、以书传道、以书育人、以书服务社会大众”的职业精神是现代图书馆员教育的一门重要课程。

　作为现代图书馆员的职业之“道”与古代图书馆员的“修身”“治国”“平天下”之“道”已经大相径庭，衡量今日图书馆员的“尊书重道”精神，可以通过如下几方而检测：(1)是否具有高度知识内容为基础的专业能力；(2)是否在专业能力的发挥方面有为公众服务的态度与志向；(3)在行使专业能力时是否有自律性；(4)是否具有基于专业能力的专业献身精神。无专业能力则谈不上明道、崇道与重道；无为公众服务的态度、志向与献身精神，则谈不上传道与育人；无自律性，则充其量是一个不能将服务落到实处的夸夸其谈者。至于具有高度知识内容为基础的专业能力，则指现代图书馆员的图书文献管理能力、知识信息导读与导航能力、社会文化传播能力、社会教育与科学普及能力等方面。

　图书馆馆员的称呼，从古代的柱下史、兰台令、秘书监、藏书家，到近现代的图书馆管理员、助理馆员、馆员、研究馆员、咨询馆员、学科馆员、知识导航员，不仅意味着图书馆员形象的改变，更意味着图书馆工作内涵、读者要求、社会环境压力的改变。现代社会图书馆的读者已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每一个到馆的读者，往往希望看到的是最具书卷气、最有知识内涵、最有敬业精神的图书馆员，他们希望与有知识的图书馆员交谈，希望图书馆员能够对自己的学业、学术、阅读、查询、检索提供实质性的服务和建设建议。当图书馆员不能解答读者哪怕一个极小的问题，不能满足读者的一个微小建议，他们必然对图书馆员的专业能力与敬业精神提出怀疑。

　图书馆正在经历革命，每时每刻都在涌入新的东西，随着社会的进步，图书馆员应进一步弘扬中国古代图书馆人的“以书传道”“尊书重道”精神，将传统之“道”赋予新的内涵，不仅强调现代图书馆员高超的信息素养与技术操作能力，更要倡导图书馆员的人文、人道、民主、进步的服务意识与献身图书事业的高尚情操。

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

古籍的定义：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

古籍的学术观点：

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

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