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辛在古籍中通常指一系列具有辛辣味道的蔬菜。这些蔬菜被认为具有散寒、行气、助阳等功效。

具体来说，五辛通常包括大葱、韭菜、蒜、藠头、香菜这五种味辛的蔬菜。这些食物都能升发人体阳气，加快人体气血运行，具有一定的散寒功效。适量食用五辛有助于增进食欲、提升阳气、抵御外邪，对身体有一定裨益。然而，对于素体火旺的人群，再食用五辛容易诱发火热之证，出现口舌生疮、皮肤疮疡、尿赤便秘等症状。同时，已受火热之邪，或阴虚火旺，或存在外伤的患者，再食用五辛也容易导致病情加重，不利于疾病痊愈。

另外，有些古籍中也将洋葱、各种蒜（包括蒜苗）、韭菜、藠头、兴渠等作为五辛的代表。这些食物同样具有一定的辛辣味道和特定的药用价值。例如，大蒜被认为具有刺激性气味，可以食用或作为调味品，同时也被用于一些药物配方中。韭菜则被认为具有健胃、提神、止汗固涩、补肾助阳、固精等功效。藠头则被认为具有散结止痛的功效。

总的来说，五辛在古籍中通常指的是一些具有辛辣味道的蔬菜，这些蔬菜在中医理论中被认为具有一定的药用功效。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人体质和状况不同，对于这些食物的接受程度和使用方式也会有所不同。在饮食方面，还是需要根据个人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食物和进食方式。

根据《黄帝内经》：心为君主之官，肝为将军之官，肺为相辅之官，脾为仓廪之官，肾为作强之官；即心相当于古代的君主，肝相当于将军，肺相当于宰相，将军或宰相出现问题，则会对君主的决策产生影响；若君主出现问题，则各职能都会受到影响；反之，其他各职能器官出现问题，同样会对心产生影响。总体来讲，五脏之间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相互影响。

心主行血，肺主气而司呼吸。气为阳，血为阴，血的运行需要依靠气的推动，气也需要借助血的运行散布全身，两者相互配合，保证了气血相互依存、正常运行，从而维持各器官进行正常的代谢活动。因此，常有“气为血帅，气行血行”“血为气母，血至气亦至”等说法。

若仅有血而无气推动，则血凝而不行，谓之淤血。如果仅有气而无血，则气无所依附，涣散不收。因此，在病理上，肺的宣肃功能失调，可影响心主行血的功能，而致血液运行失常。反之，心的功能失调，导致血行异常时，也会影响肺的宣发和肃降，从而出现心肺亏虚，气虚血瘀之候等。如肺气不足宣发无力，不能辅助心脏推动血液，造成心血瘀阻；如心火过旺会灼烧肺阴，而出现心悸、心烦、咳嗽、咯血等症候。

心主血而行血，脾主生血又统血，心与脾的关系主要表现在血的生成和运行。心血赖脾气转输的水谷精微以化生，而脾的运化功能又有赖于心血的不断滋养和心阳的推动；同时，血液在脉内循行，既赖心气的推动，又靠脾气的统摄。因此，脾气足，血有生化之源，心血充盈；脾气虚，则运化失职化源不足，将会进一步导致心血虚。

心藏神，在志为喜；脾藏意，在志为思。心血运于脾，心神统于脾，心火生脾土，脾强则主运化，而生血统血。思虑过多则脾运不舒。因此，心与脾在病理上的相互影响，主要表现在血液的生成和运行功能失调，以及运化无权和心神不安等，呈现心脾两虚之候等。

心主血而藏神，肝藏血而舍魂。因此，心与肝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血液运行方面与神志方面的既有相互依存又有相互协同的关系。

在血液运行方面，心主血，肝藏血。心血充盈，心气旺盛，则血液运行正常，而肝才能有血可藏；肝藏血充足，并随着人体动静之不同进行调节，而有利于心推动血液运行。正如王冰注《素问·五脏生成篇》说：“肝藏血，心行之，人动则血运于诸经，人静则血归于肝脏。”心肝协同，血液运行正常。

血液生化于脾，贮藏于肝，通过心而运行于全身。心行血功能正常，肝有所藏。若肝不藏血，则心无所主，血液的运行必致失常。故“心肝血虚”常同时出现。

在精神情志方面，心主神志，肝主疏泄，皆与精神、情志活动密切相关。如《类经·藏象类》说：“神藏于心，故心静则神清；魂随乎神，故神昏则魂荡。此则神魂之义，可想象而悟矣。”心神正常，则有利于肝主疏泄；肝主疏泄正常，调节精神情志活动，则有利于心主神志。心肝两脏，相互依存、相互为用，以维持正常的精神情志活动。

在病理上，血液和精神情志方面的病变，心肝两脏往往相互影响。如心血不足，则常可导致肝血不足；反之，肝血不足，亦可导致心血不足，二者常互为因果。常见面色无华、心悸、头昏、目眩、爪甲不荣、月经量少色淡等心肝血虚证。心神不安，可导致肝失疏泄，或因情志所伤，亦可导致心神不安，出现心烦、心悸、失眠、急躁易怒或抑郁不乐、胁肋疼痛等病症可同时并见。

心与肾在生理上的关系，往往称之为“心肾相交”、“水火相济”。心肾相交理论的形成，是从阴阳、水火关系逐步发展起来的。《内经》首先提出：“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汉·华佗在《中藏经·阴阳大要调神论》中提出：“火来坎户，水到离扃，阴阳相应，方乃和平。”认为坎离(肾心)水火相通。唐代孙思邈根据《易经》水火既济与水火未济两卦的涵义，和中医心肾的五行归属及心肾两脏的生理关系，在《千金方·卷十三·心脏方》中提出：“夫心者火也，肾者水也，水火相济。”明代周子干在《慎斋遗书·卷一·阴阳脏腑》中明确提出“心肾相交”，并对其机理作了说明，曰：“心肾相交，全凭升降。”从升降关系来说，位于下者，以上升为顺；位于上者，以下降为和。《素问·六微旨大论》说：“升已而降，降者为天；降已而升，升者为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由此可知，心肾相交是对心肾两脏之间相互滋生、相互制约的生理功能的高度概括。它包括心肾之间的水火既济、阴阳互补、精血互化、精神互用等内容。

心肾水火既济：心在五行属火，位居于上属阳；肾在五行属水，位居于下属阴。心火必须下降于肾，温煦肾阳，使肾水不寒；肾水必须上济于心，滋助心阴，制约心火使之不亢。心肾水火相交既济，从而使心肾两脏的生理功能保持协调平衡。

心肾阴阳互补：在生理情况下，心阴与心阳、肾阴与肾阳之间互根互用，使每脏阴阳保持着协调平衡。而心与肾之间相关两脏的阴阳也存在着互根互用关系，心之阴阳能补充肾之阴阳，肾之阴阳能补充心之阴阳，从而使心肾阴阳保持着充足与协调平衡。

心肾精血互化：精和血都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必要物质，精血之间可以互生互化。心主血，肾藏精，心肾精血之间也存在着相互资生、相互转化的关系，这为心肾相交奠定了物质基础。

心肾精神互用：心藏神，为人体生命活动之主宰，神可以益精。肾藏精，精生髓充脑，脑为元神之府，积精可以全神。明·戴思恭在《推求师意·杂病门·怖》中说：“心以神为主，阳为用；肾以志为主，阴为用。阳则气也、火也，阴则精也、水也。凡乎水火既济，全在阴精上承，以安其神；阳气下藏，以安其志。不然，则神摇不安于内，阳气散于外；志惑于中，阴精走于下。”马培之说：“心主藏神，肾主藏精，精也者神之依，如鱼得水。”因此，心肾精神互用，亦为心肾相交之义。

在病理变化上，心肾病变可以相互影响。例如：心阴不足可导致肾阴不足，肾阴不足亦可导致心阴不足，心阴不足可导致心火偏亢，肾阴不足可导致相火偏亢，从而产生心肾阴虚火旺的病变，表现为心悸、心烦、失眠、多梦、耳鸣、腰膝酸软，或男子梦遗、女子梦交等症，称之为“心肾不交”。又如：肾阳虚损，不能温化水液，阳虚水泛，上凌于心，可见畏寒、面色惨白、水肿、尿少、心悸等症，称之为“水气凌心”。又如：心血不足，血不养神，肾精亏损，脑髓空虚，产生心肾精血亏虚，神失所养的病变，出现健忘、头昏、耳鸣、失眠、多梦等病症。

肺与脾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宗气的生成和水液代谢两个方面。

宗气生成方面：肺司呼吸，吸入自然之清气，脾主运化，吸收水谷之精气，清气和精气是生成宗气的主要物质基础。只有在肺脾协同作用下，才能保证宗气的正常生成。

水液代谢方面：津液代谢是多个脏腑的共同作用，就肺与脾而言，需要肺的宣发肃降作用，以通调水道，使水液得以正常的输布与排泄。脾的运化作用，以吸收、输布水液，使水液得以正常的生成与输布。肺脾两脏协同，是保证津液正常生成、输布与排泄的重要环节。同时，在津液代谢过程中，肺的通调水道与脾的运化水液，又存在着相互为用的关系。

在病理关系上，肺脾两脏病变可以相互影响。例如：肺气虚弱不能正常呼吸，脾气虚弱不能正常运化，则气的生成乏源。或因脾气虚弱，生气不足，导致肺气虚；或因肺病日久，耗气过多，影响及脾，产生食少、腹胀、便溏、体倦乏力、咳嗽、气短、气喘等脾肺气虚证。又如：脾气虚弱，不能运化水湿，水湿内停，聚为痰饮，影响肺的呼吸及宣降功能；或因肺气虚弱，宣降失职，水道不能通调，水湿潴留，影响脾的运化功能，表现为食少、倦怠、腹胀、水肿、咳嗽、气喘、痰多等脾肺气虚，痰湿内停的病变。故有“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之说。

肝与脾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消化功能和血液运行方面的关系。

消化功能方面：肝主疏泄，调畅气机及分泌胆汁，有助于脾的运化功能；脾气健旺，运化功能正常，则有利于肝之疏泄。肝脾相互为用，消化功能正常。

血液运行方面：肝主藏血，贮藏血液并调节血流量；脾主统血，使血液在脉管中运行，不逸出于脉外。肝脾协同，维持血液的正常运行。

在病理方面，肝脾病变可以相互影响。例如：肝失疏泄，无以助脾之升散，使脾失健运，称为“木不疏土”；或因脾失健运，湿热郁蒸，薰及肝胆，出现精神抑郁、胁肋胀痛、腹胀腹泻，或食欲不振、黄疸等肝脾不调的病变。又如：脾失健运日久，血无生化之源；或脾不统血，慢性失血日久，均可导致肝血不足，表现为纳少、倦怠、头晕、目眩，妇女月经量少、色淡等症。亦可因肝不藏血或脾不统血，均可引起血行失常，出现多种出血的病症。

脾与肾的关系是后天与先天的关系。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两者相互资助，相互促进，缺一不可。《景岳全书·论脾胃》说：“人之始生，本乎精血之源；人之既生，由乎水谷之养。非精血，无以立形体之基；非水谷，无以成形体之壮。……是以水谷之海本赖先天为之主，而精血之海又必赖后天为之资。”故人体生命活动之根本，关系到脾、肾两脏。脾运化水谷精微，化生气血，为后天之本；肾藏精，源于先天，主生殖繁衍，为先天之本。先天与后天又相互资生，脾的运化，必须借助肾阳的温煦蒸化，始能健运；肾中精气，又赖脾运化的水谷精微补充，才能不断充足。故《医门棒喝》说：“脾胃之能生化者，实由肾中之阳气之鼓舞；而元阳以固密为贵，其所以能固密者，又赖脾胃生化阴精以涵育耳。”这充分说明了先天温养后天，后天补养先天的相互关系。《血证论·阴阳水火论》所说：“人之初胎，以先天生后天；人之既生，以后天生先天。”亦是说明先后天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脾与肾的关系，还体现在水液代谢方面。脾运化水液，关系到人体水液的生成与输布，其须得肾阳的温煦蒸化；肾主水，司开合，在肾气、肾阳的气化作用下，主持全身水液代谢平衡，其又须赖脾气的制约，即所谓“土能制水”。脾肾两脏相互协同，共同完成水液的新陈代谢。

在病理方面，脾肾病变常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例如：脾气虚弱，运化不健，导致肾精不足，表现为腹胀、便溏、消瘦、腰酸、耳鸣，或青少年生长发育迟缓、不良等病症。又如：肾阳不足，不能温煦脾阳，或脾阳久虚，损及肾阳，形成脾肾阳虚证，表现为腹部冷痛、下利清谷、腰膝酸冷、五更泄泻等病症。又如：脾气虚弱，不能运化水液，或肾的阳气虚损，气化失司，而导致水液的输布、排泄障碍，表现为面浮、肢肿、腹胀、畏寒肢冷、腰膝酸软等脾肾阳虚水液停滞的病症。

肺与肝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气机升降调节方面的依存与协同关系。《素问·刺禁论》说：“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其义是说：肝主升发之气，于左上升；肺主肃降之气，于右下降。这就是对肝肺气机升降特点的概括。

肺气以肃降为顺，肝气以升发为畅，肺与肝密切配合，一升一降，对全身气机的调畅，起着重要作用。此外，肺气充足，肃降正常，有利于肝气升发；肝气疏泄，升发条达，有利于肺气肃降。

在病理方面，肝肺气机升降失调病变可以相互影响。如肝气郁结化火，升发太过，气火上逆犯肺，使肺失宣降；或肺失清肃，燥热内盛，影响及肝，使肝失条达，都可产生头痛、面红、目赤、胸胁胀痛、咳嗽、咯血等肝肺同病的病症。对“肝火犯肺”者，用五行理论来概括，又称为“木火刑金”。

肺与肾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水液代谢、呼吸运动方面的协同与依存关系，以及肺肾之阴相互资生关系。

水液代谢方面：肺主通调水道，为水之上源，肺气肃降，使水液下行及肾，有助于肾主水；肾为主水之脏，肾气推动、肾阳蒸腾，有利于肺的通调。肺肾协同，相互为用，保证人体水液的正常输布与排泄。

呼吸运动方面：肺主气司呼吸，以主呼吸之气；肾主纳气，以维持呼吸深度。肺肾配合，共同完成呼吸功能。同时，肺在司呼吸中，其气肃降，有利于肾之纳气；而肾气充足，摄纳有权，也有利于肺气肃降。故《类证治裁·喘症》说：“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肺主出气，肾主纳气，阴阳相交，呼吸乃和。”

此外，肺肾之阴也是相互资生的。肺属金，肾属水，金能生水。肺阴充足，输精于肾，使肾阴充足；水亦能润金，肾阴为一身阴液之根本，肾阴充足，上滋于肺，使肺阴充足。肺肾之阴，相互滋生，从而维持肺肾两脏之阴的充足与协调平衡。

肺肾两脏在病理上的相互影响，主要有：

一是水液代谢障碍：肺失宣降，通调水道失职，必累及于肾；肾气虚弱，肾阳不足，气化失司，水液内停，上泛于肺，使肺失宣降，都可导致水液输布、排泄障碍，出现咳嗽、气喘、尿少、水肿等肺肾同病的病症。故《素问·水热穴论》说：“其本在肾，其末在肺，皆积水也。”

二是肾不纳气：肾气不足，摄纳无权，气浮于上；或肺气久虚，久病及肾，均可导致肾不纳气，出现呼吸表浅、动辄气喘、胸闷、咳嗽、气短等病症。

三是肺肾阴虚：肾阴不足，不能上滋肺阴；或肺阴虚损，累及肾阴，肺肾阴虚同时并见，出现两颧嫩红、骨蒸潮热、盗汗、干咳音哑、腰膝酸软等肺肾阴虚内热证。

肝与肾的关系，在中医古籍中往往又称为“乙癸同源”或“肝肾同源”。“乙”、“癸”原为古历的两个天干符号，根据天干配属五行法，甲乙属木，壬癸属水，而肝属木，肾属水，故乙、癸分别作为肝、肾之代名词，乙癸同源即肝肾同源。明代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乙癸同源论》中明确提出“乙癸同源，肾肝同治”之说，揭示了肝肾在生理、病理上存在着相互资生、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肝与肾的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肝肾精血同源：肝藏血，肾藏精。《张氏医通·诸血门·诸见血证》说：“气不耗，归精于肾而为精；精不泄，归精于肝而化清血。”即肾精化为肝血。《素问·上古天真论》说：肾“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封藏于肾中的精气，也需要依赖于肝血滋养而保持充足。肾精与肝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同盛同衰，休戚相关，二者相互滋生，相互转化，肾精养肝化血，肝血滋肾化精。故此“肝肾同源”亦即“精血同源”。

肝肾阴阳互补：肝肾之阴相互滋生，肝属木，肾属水，水涵则木荣，母实则子壮；肝阴亦能滋补肾阴，母子相生，子亦能奉母。阴阳既能互生，又能互制。肝肾之阴充足，不仅能相互滋生，而且能制约肝阳使其不致偏亢。由于肝肾阴阳的相互滋生，相互制约，从而保持肝肾阴阳的充足与协调平衡。

肝肾同俱相火：《素问·五常政大论》说：“君火以明，相火以位。”元·朱震亨在《格致余论·相火论》中说：相火“具于人者，寄于肝肾两部。”心火为君火，肝肾之火为相火。在正常生理情况下，君火、相火为人身之阳气，属于少火，蒸腾全身，温暖脏腑，是生命活动之动力。肝有相火，则使血不寒，司气机之升发，尽疏泄之职；肾有相火，输布一身，使水火得济，以奉生身之本。相火为肝肾两脏共同专司，其宜潜藏。肝肾精血充足，肝肾之阴充盛，则相火得以制约，宁静而守位于肝肾。

疏泄封藏互用：肝主疏泄，肾主封藏，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为用、相互制约、相互调节的关系。肝气疏泄，可使肾之封藏而开合有度；肾之封藏，则可制约肝之疏泄太过。疏泄与封藏，既相反又相成，互用互制，从而保证并调节女子月经来潮和男子泄精功能的正常。

在病理方面，肝肾病变往往相互影响，而表现为肝肾同病。例如：肾精亏损可以导致肝血不足，肝血不足也可引起肾精亏损，表现为头昏、目眩、耳聋、耳鸣、腰膝酸软等肝肾精血不足证。又如：肝阴不足可引起肾阴不足而致相火偏亢，肾阴不足亦可导致肝阴不足而致肝阳上亢，称之为“水不涵木”，出现头昏目眩、面红目赤、急躁易怒、失眠、遗精、烦热、盗汗等肝肾阴虚火旺证。又如：肝肾精血不足，或肝肾阴虚火旺，引起肝主疏泄和肾主封藏关系失调，则可出现女子月经周期紊乱、经量过多或闭经，男子遗精滑泄或阳强不泄等病症。

为硫酸盐类矿物硬石膏族石膏，主含含水硫酸钙（CaSO4·2H2O）。主产于湖北、甘肃、四川、安徽等地，以湖北应城产者最佳。全年可采。采挖后，除去泥沙及杂石，研细生用或煅用。

药性甘、辛，大寒。归肺、胃经。

功效生用：清热泻火，除烦止渴；煅用：敛疮生肌，收湿，止血。

应用

1．温热病气分实热证。本品性味辛甘寒，性寒清热泻火，辛寒解肌透热，甘寒清胃热、除烦渴，为清泻肺胃气分实热之要药。治温热病气分实热，症见壮热、烦渴、汗出、脉洪大者，常与知母相须为用，如白虎汤（《伤寒论》）。本品善清泻气分实热，若配清热凉血之玄参等，可治温病气血两燔，症见神昏谵语、发斑者，如化斑汤（《温病条辨》）。

本品既能清热泻火、除烦止渴，又能祛暑，配益气养阴之人参、麦冬等，可用治暑热初起，伤气耗阴或热病后期，余热未尽，气津两亏，症见身热、心烦、口渴者，如竹叶石膏汤（《伤寒论》）。

2．肺热喘咳证。本品辛寒入肺经，善清肺经实热，配止咳平喘之麻黄、杏仁等，可治肺热喘咳、发热口渴者，如麻杏石甘汤（《伤寒论》）。

3．胃火牙痛、头痛、消渴证。本品功能清泻胃火，可用治胃火上攻之牙龈肿痛，常配黄连、升麻等药用，如清胃散（《外科正宗》）；若治胃火头痛，可配川芎用，如石膏川芎汤（《云歧子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论类要》）。取本品清泻胃热，配知母、生地黄、麦冬等，可用治胃热上蒸、耗伤津液之消渴证，如玉女煎（《景岳全书》）。

4．溃疡不敛、湿疹瘙痒、水火烫伤、外伤出血。本品火煅外用，有敛疮生肌、收湿、止血等作用。用治溃疡不敛，可配红粉研末置患处，如九一散（《中国药典·2000年版》）；用治湿疹瘙痒，可配枯矾用，如二味隔纸膏（《景岳全书》）；用治湿疮肿痒，可配黄柏研末外掺，如石黄散（《青囊秘传》）；若治水火烫伤，可配青黛用，如牡蛎散（《外台秘要》）。

用法用量生石膏煎服，15-60g,宜先煎。煅石膏适量外用，研末撒敷患处。

使用注意脾胃虚寒及阴虚内热者忌用。

古籍摘要

1．《神农本草经》：“主中风寒热，心下逆气，惊喘，口干舌焦，不能息，……产乳，金疮。”

2．《名医别录》：“除时气头痛身热，三焦大热，皮肤热，肠胃中膈热，解肌发汗；止消渴烦逆，腹胀暴气喘息，咽热。”

3．《医学衷中参西录》：“石膏，凉而能散，有透表解肌之力。外感有实热者，放胆用之，直胜金丹。……是以愚用生石膏以治外感实热，轻症亦必至两许；若实热炽盛，又恒用至四、五两或七、八两，或单用，或与他药同用，必煎汤三、四杯，徐徐温饮下，热退不必尽剂。”

现代研究

1．化学成分：本品的主要成分为含水硫酸钙（CaSO4·2H2O）, 含量不少于95%。

2．药理作用：生石膏退热的动物实验，结论不甚一致。白虎汤有明显的解热作用；石膏浸液对离体蟾蜍心及兔心小剂量时兴奋，大剂量时抑制；石膏有提高肌肉和外周神经兴奋性的作用；对家兔离体小肠和子宫，小剂量石膏使之振幅增大，大计量则紧张度降低，振幅减小；石膏在Hands液中能明显增强兔肺泡巨噬细胞对白色葡萄球菌死菌及胶体金的吞噬能力，并能促进吞噬细胞的成熟；石膏液能使烧伤大鼠降低了的T细胞数、淋转百分率、淋转CPM值显著恢复；石膏有缩短血凝时间、利尿、增加胆汁排泄等作用。

3．临床研究：结合传统上用本品治疗肺热咳嗽的经验，用石膏配知母煎服，治急性肺炎、支气管炎、支气管周围炎有良效；据报道，用石膏120g，麻黄、桂枝各30g，研末，水煎多次分服，治疗发热病200例，有效181例（新中医，1980，6：28）；用白虎加桂枝汤等治疗重症成人期特应性皮炎10例，服药1—3个月，均获显效（1991，4：42）；用麻杏石甘汤治疗皮肤划痕症42例，获显著效果（临床皮肤科杂志，1999，2：79）；用竹叶石膏汤为主治疗流行性出血热34例，均治愈（河南中医药学刊，2000，6：52）；另可用石膏等治疗糖尿病、麻风病神经痛、乙型脑炎、流感及外科炎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