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

　　《礼记》是一部礼仪家关于古代礼节习俗、规定、界定和轶事的文集。它与其他两部礼仪经典《周礼》及《仪礼》不同，它没有清楚的统驭全书的结构。《礼记》的49篇文字也不像是撰写于同一时期和同一学术背景。在整个中国学术史发展过程中，《礼记》各篇的年代与出处，正如作为一个整体的《礼记》的本源及年代一样，一直是个聚讼纷争的问题。

　　一、编纂年代

　　第一个试图理出《礼记》编纂头绪的学者是陈邵（三世纪后期）。大约到六世纪，部分由于受陈邵的影响，学术界达成了一个共识。这一共识见于中古的许多著作之中，其中，《隋书·经籍志》（第925页）编撰者的权威意见具有代表性：

　　“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于融，又为之注。”

　　传统的对《礼记》的文本所作的冗长的论述就是如此。它大抵是虚构的，用以调和《汉书·艺文志》（第1709、1710页）所提到的种种礼书和《礼记》四十九篇中未见于《汉书》卷三十的那些篇章，从而表明这些作品是如何以合理的方式演变成当代的修订本的。但是，上面所述并不可靠，其中的一些说法将被学术界完全放弃。

　　我们固然可以假设现存的《礼记》可能同《汉书·艺文志》列举的种种礼书有关，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定《隋书》记载的131篇就是某些史籍所载河间献王（公元前129年卒）获得的全部古文。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及闻人通汉和庆普确实是著名的汉朝礼学大帅后仓（公元前70年在世）的弟子，他门对《仪礼》的传授和阐释负主要责任；我们也知道戴圣和闻人通汉至少熟悉现在《礼记》中见到的内容。因为，公元前51年在石渠阁论经时，他们引用过《礼记》的一些内容；再者，我们完全有理由假定，在后汉的各次经学争论中，和他们的名字相联系的学派继续坚持并用着同一经籍。然而，《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中丝毫不见他们在编纂《大戴礼记》和《礼记》中发挥作用的证据。无论是他们的姓名，还是在《隋书》中被认为和他们有关联的85篇及46篇删订本，都没有在《汉书·艺文志》中被提到与关于礼仪的“记”有关。事实上，正与《隋书》对整个事件的重构相反，他们的活动时期要早于刘向（公元前79—8）校书。

　　我们现在所知关于戴德、戴圣对《大戴礼记》及《礼记》的编纂有一定作用的最早证据见于郑玄（127—200）的《六艺论》。《六艺论》已经失传，仅有一些佚文。孔颖达（574—648）的《礼记正义序》引述了《六艺论》的下述文字：“戴德传《记》八十五篇，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可是，既然《汉书·艺文志》及前汉的其他典籍都未记载此事，因此，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位注经大家的意见。其实，看来直到79年白虎观论经时，把现今的《礼记》四十九篇从那个文本中分离出来的批判性编辑活动可能还没有发生，这是因为那些出自那种文本，出自《大戴礼记》以及出自其他不见于以上两者之一之中的章节，都只是筒单地引用篇名，而并没有认定为来自这种或那种选集。根据《后汉书》卷三十五上（第1205页）记载，属于庆普学派的曹褒（102年卒）传授《礼记》四十九篇。要探讨现存《礼记》的起源，我们或许应该追溯到曹褒、他的时代和他的学派。

　　二、内容

　　四十九篇经文的风格、内容和它们藉以成书的资料来源极不统一，各式各样。根据郑玄《三礼目录》的引文可知，刘向曾主要依据主题将较早校订的篇章分作11类，其中最多的一类是通论，有16篇。顾名思义，此类的各部分都是经过编辑的汉代宫廷中学术争论的记录，它们可与石渠阁论经的记载（现在仅存少量佚文）及白虎观论经删节过的记载相对比。其他大类有：度量衡、丧服、祭祀和吉事。

　　《礼记》的许多篇章，特别是刘向称为“通论”的诸篇都以礼仪术语释义的形式出现。它们之所以编纂，或者说之所以收入《礼记》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它们包括了关于古代宗教术语的诂解。《礼记》几篇术语争辩中有就是用来阐释《仪礼》中出现的术语及其惯用法的。这类篇章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和孔子有关，多数至少要提一次这位圣贤。其他的则记有他的教诲，展示他生涯中相当隐密的某些方面或有关其家庭的鲜为人知的事情。这些资料意在表现孔子享有崇高的地位，也反映了西汉时期有计划地提高孔子教义之地位的过程。后耒，许多此类材料成为《孔丛子》和《孔子家语》的内容。把《礼记》与其他文献比较，我们就可能发现《礼记》某些篇章的出处，例如，《三年问》和《乐记》的一些文字看似源于《荀子》，《月令》是《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中所见逐月物候记载的更动本。但是，我们也不能草率地称《礼记》的部分源于汉代之前的文献。比如，和人们常作的猜测相反，《中庸》不是从《子思子》抽出再直接编入《礼记》的。《子思子》是一部与孔子之孙有关的文献，现在已经失传。尽管它的写作和可以看作是阐发子思教诲的努力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许还是应把它认定为《汉书·艺文志》（第1709页）礼书部分著录的《中庸说》。同祥，《曲札》也许和后仓的《曲台记》（《汉书》卷三十，第1709页；卷八八，第3615页）有关系。

　　三、版本

　　标准的《礼记》版本当推阮元（1764—1849）的十三经注疏本。这一版本有郑玄注，陆德明（556—627）《经典释文》的读音、异文注释和孔颖达疏。孔疏包括六朝时期关于此经的权威著作的基本资料。收录陈澔（1261—1341）补注的《礼记集说》（序作于1322年）收录一些宋代学者的读书札记。

　　四、工具书

　　1．《礼记引得》：哈佛燕京学社中文引得丛书第27（北平：1937年；重印于台北：1966年）。

　　2．洪业（洪煨莲）：《礼记引得》序。

　　3 《礼记逐字索引》，刘殿爵、陈方正编，《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

中华书局或者上海古籍的版本的书比较通俗易懂。

《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

《礼记》内容：

书中内容主要写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如天道观、宇宙观、人生观）、教育思想（如个人修身、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学校管理）、政治思想（如以教化政、大同社会、礼制与刑律）、美学思想（如物动心感说、礼乐中和说），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礼记》又名《小戴礼记》，东汉郑玄的《六艺论》、晋代陈邵的《周礼论叙》和《隋书·经籍志》都认为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编定的。

东汉学者郑玄给东汉中期定型的收有四十九篇的“记”的选辑本——《礼记》做了出色的注解，这样一来，使它摆脱了从属《仪礼》的地位而独立成书，渐渐得到一般士人的尊信和传习，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关《礼记》的著作。到了唐朝，国家设科取土，把近二十万字的《左传》和十万字的《礼记》都列为大经，五万字的《仪礼》和《周礼》、《诗经》等列为中经。因为《礼记》文字比较通畅，难度较小，且被列为大经，所以即使它比《仪礼》的字数多近一倍，还是攻习《礼记》的人多。到了明朝，《礼记》的地位进一步被提高，汉朝的五经里有《仪礼》没有《礼记》，明朝的五经里有《礼记》没有《仪礼》。《礼记》由一个附庸蔚为大国了。而《仪礼》这个往昔大国则日趋衰落了。

从西汉到明清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为什么《礼记》越来越受重视，而《仪礼》越来越被漠视呢？因为《仪礼》记的是一大堆礼节单子，枯燥乏味，难读难懂，又离现实生活较远，社会的发展使它日益憔悴而丧失了吸引力。而《礼记》呢？它不仅记载了许多生活中实用性较大的细仪末节，而且详尽地论述了各种典扎的意义和制礼的精神，相当透彻地宣扬了儒家的礼治主义。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使封建统治阶级越来超深切地认识到，在强化国家机器的同时，利用以礼治主义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吸引广大知识阶层，规范世人的思想和行动，是维护统治联序从而获得“长治久安”的不容忽视的大政方针。这就是《礼记》受到历代王朝的青睐，以至被推上经典地位的根本原因。几千年来，对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书是儒家的书。从所起作用的大小来估计，《礼记》仅次于《论语》，比肩于《孟子》，而远远超过《荀子》。西汉以后，《礼记》由一部儒学短篇杂编上升为泱泱大国的一部重要经典，这史实本身，就值得注意。

《礼记》 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因而，历代为《礼记》作注释的书很多，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这里选录的原文依据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注释和译文则广泛参阅了各种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准确简明易懂选录的篇章由作者加上标题（原文只有篇名，每篇原文都较长），原则上采用选文的首句作标题，注释中只说明选自某篇。《礼记》由多人撰写，采自多种古籍遗说，内容极为庞杂，编排也较零乱，后人采用归类方法进行研究。东汉郑玄将49篇分为通论、制度、祭祀、丧服、吉事等八类。近代梁启超则分为五类：一通论礼仪和学术，有《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缁衣》等篇。二解释《仪礼》17篇，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等篇。三记孔子言行或孔门弟子及时人杂事，有《孔子闲居》《孔子燕居》《檀弓》《曾子问》等。四记古代制度礼节，并加考辨，有《王制》《曲礼》《玉藻》《明堂位》《月令》《礼器》《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文王世子》《内则》《少仪》等篇。五为《曲礼》《少仪》《儒行》等篇的格言、名句。梁氏的归类划分 对我们有一定参考价值。

先秦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对“经”的解说是“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即对“礼”的解释。到西汉前期《礼记》共有一百三十一篇。相传戴德选编其中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编其中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专称《礼记》而且和《周礼》《仪礼》合称“三礼”，郑玄作了注，于是地位上升为经请注意：《礼记》郑玄之注仅是原因之一。书中还有广泛论说礼意、阐释制度、宣扬儒家理想的内容。相传礼为周公旦所定，东周时“礼崩乐坏”，孔子重新进行了整理以教育学生，到汉代礼便成为“六经”之一了请注意：这讲的是《仪礼》而不是礼记。

宋代的理学家选中《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把他们合称为“四书”，用来作为儒学的基础读物《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 。 《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有关礼仪制度、哲学思想的论著选集，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

文学价值

《礼记》全书多以散文撰成，一些篇章饶具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划，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礼记》不仅是一部记述规章制度的书，也是一部关于仁义道德的教科书。其中最有名篇章，有《大学》、《中庸》、《礼运》（首段）等。《礼运》首段是孔子与子游的对话，又称为《礼运·大同》篇，大同二字常用作理想境界的代名词，不少地名亦取用此二字。

早期封建礼制教科书

《礼记》是秦汉之际和汉代初期儒家学者的著述;唐代“十二经”出现时,确立了作为儒家经典的学术地位《礼记》四十九篇内容比较芜杂,刘向《别录》分为八类,近人梁启超细分为十类但是,对“礼”的阐述无疑地是共同的主题围绕这个主题,《礼记》的题材或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诠释《仪礼》和考证古礼,这些礼仪制度是此后儒家文化中的生活习俗的源头;二是孔门弟子的言行杂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的“礼”的生活实践;三是对“礼”的理论性论述《礼记》中的这些内容,在社会的、人性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上,都显示出与原始儒学(孔子)及孟子、荀子儒学思想不同的变化、发展　《礼记》是时代与现实生活的风雨催生的学术之花,是儒家在“礼崩乐坏”时代反思重建政治秩序和价值观念的产物。它承载了原始儒家在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焕发出的学术激情和文化精神。《礼记》以“仁”释礼,表述了新的学术思想和时代的先进文化;礼学蕴涵了儒家学者对时代忧患敏感而深切的体验,以及他们欲消除时代忧患的强烈责任意识。应该研究《礼记》学术思想的时代精神,从一个特定的学术视野观照儒家礼学之精义。明 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公（袁可立）七岁从塾师受毛诗礼记，十一岁改治尚书，十九补博士弟，为督学衷简肃公所赏拔。”

礼，是维护古代道德规范的重要工具，《礼记 》开宗明义：“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成庄。”可见礼的作用很大，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而实际上哪个朝代也没有把礼的条文都做到。

反映思想理论性的集中在《礼运》《礼器》《学记》《乐记》《大学》《中庸》《儒行》等篇，还有借孔子的答问而发挥儒家学说的篇章，如《曾子问》《哀公问》《表记》《坊记》《孔子闲居》《仲尼燕居》等。在这些篇章中，可以看到孔子后学的不同派别思想观点的留存，包括有子游学派、子夏学派、曾子学派、子思学派、孟子学派、荀子学派等儒家内部的诸多派别。从中还可以看到有墨家、道家、农家、阴阳家等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渗透于其间。由此而反映出《礼记》辑成的时代是一个对儒家各派求同存异，对诸子百家加以融合吸收和改造的时代。《礼记》中的思想理论性内容深厚而丰富，它以礼乐为核心，涉及到政治、伦理、哲学、美学、教育、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思想学说。因此，在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是不能不研究《礼记》中所包含的思想学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