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抬头是什么意思?
“二月二,龙抬头”,古代天文学方面,中国古代用二十八宿来表示日月星辰在天空的位置和判断季节,每到二月春风以后,黄昏时“龙角星(即角宿一星和角宿二星)”就从东方地平线上出现,故称“龙抬头”。
古时候,人们认为龙冬天在地下睡眠,从春分到秋分,在天上行云步雨。
农历的二月二日,正是春分前后,冬天里蛰伏的动物开始苏醒。民间纪念这一天,是盼望风调雨顺的好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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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记载:
“二月二,曰龙抬头,煎元旦祭余饼,熏床炕,谓之熏虫儿,谓引龙,冲、虫不出也。”《帝京景物略·卷二春场》
“二月二日,古之中和节也。今人呼为龙抬头。是日食饼者谓之龙鳞饼,食面者谓之龙须面。闺中停止针线,恐伤龙目。” 《燕京岁时记》
“二月二日,各村疃社醵钱献生,谓之‘扶龙头’。提壶汲井水注之,曰‘引龙头’。”《大同府志》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有诗云:“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 [9]
据资料记载,“二月二,龙抬头”与古代天文学对星辰运行的认识和农业节气有关。《说文解字》:“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参考资料:
(1)简策
简策就是编简成策的意思。“策”就是“册”的假借字。古代有些词有音无字,行文时只好依声托事,借用同音的字加以表示。这种现象,文字学上就称为同音假借,也称为古音通假。“册”是象形字,像是绳穿、绳编的竹木简。所以《说文解字》解释“册”字说:“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礼记·聘礼》中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在这句话的“策”字之下,有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分别作了解释。一位是东汉的郑玄,他说:“策,简也。”一位是唐代的孔颖达,他说:“策是众简相连之称。”郑玄的意思,“策”就是竹木简;孔颖达的意思,“策”是编连在一起的竹木简。两个人的解释都对,但角度不同。我们把这两个人的解释综合起来,那就是一根一根写了字的竹木片就称为“简”,把若干根简编连在一起就成了“策”(册)。可见简策的确是编简成策的意思。
古人编简成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绳串连;一种是两道绳、乃至四道绳的编连。汉代刘熙在《释名》中说:“札,栉也,编之为栉齿相比。”这意思是说在写好的竹木简上端钻孔,然后用绳依次串编。上边好像梳子背,下边诸简垂挂,如同梳子的栉齿并列相比。另一种是用麻绳或丝线绳,像编竹帘子一样地编连竹简。编绳的道数取决于竹木简的长短。短简两道编绳即可,甘肃出土的《永元兵器簿》,就是两道编绳(图6)。长简两道绳子编不结实,就编三道或四道编绳。如武威出土的《仪礼》汉简,简长三尺,其编绳就是四道。至于是先写后编,还是先编后写,则两种形式都有。
图6 东汉永元兵器簿编简
为了保护正文不致磨损,古人编简时常在正文简前边再加编一根不写文字的简,叫作赘简。今天书籍的封面,就仍然带有这种赘简的遗意。赘简上端常常书写篇名,下端书写书名。这是因为古人写书于简,不能无阶段地写下去,那样编简太大,不易检阅和收藏,所以常常写到一定长度就结为一篇。而用书的人也常常要先查找篇名,然后才能找到自己所要检索的内容。可是古书往往一书包括很多篇,例如《论语》就有22篇,《孟子》也有七篇。七篇中的各篇还要再分上下。如《滕文公上》、《滕文公下》、《公孙丑上》、《公孙丑下》等。如果所要查找的内容不知道在哪一篇,那就无从着手了。所以古人很重视篇名,把篇名写在赘简上端,以示醒目。而把书名反倒写在赘简的下端,以示篇名的归属。这种格局虽然是仅适应简策书籍而出现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形式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直到雕版印书盛行的宋代,特别是北宋时代,卷端题名还常常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这仍是简策书籍格局的流风余韵。
一篇文章的简编完,或一编编好的简写完,便以最后一根简为轴,像卷竹帘子一样从尾向前卷起。《永元兵器簿》出土时,就保持着原来卷起的形式。武威旱滩坡出土的医简,有的也保留着卷起的原型。武威出土的汉代《仪礼》简,篇题和篇次并写在第一、二简的背面,卷起后正好露在外面。这也证明其原型是从尾向前卷起的。卷起的简需要捆好,而后放入布袋或筐箧〔qie切〕。居延出土的简策中有“书箧一”的记载。《汉书·贾谊传》中也有“俗吏之务在于刀笔筐箧”的说法。这些盛装简策的布袋、筐箧相当于“帙”〔zhi至〕,而一帙通常包函10卷。简策书籍这种编连卷收的做法,也只是适应竹木简的特质而形成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的装帧形式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的出现及长期流行,完全可以说是对简策卷起收藏形式的模仿。
(2)帛书卷子装
帛书与简书虽然制作材料不同,成书之后的面貌也各异,但在装帧形式上彼此却有许多相似之处。缣帛轻软,可塑性较强。表现在装帧形式上便既有折叠,也有卷子。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有的写在整幅帛上,难以卷收,故折叠随葬在一个漆盒内。有的写在半幅宽的缣帛上,则以一条23厘米宽的竹片为轴心,将帛书从尾向前卷成帛卷,这大概就是卷轴装的雏形了。
清代有位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叫章学诚。他有一部著名的著作,叫《文史通义》。他在《文史通义·篇卷》中说:“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于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还说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国家藏书,“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篇、章是竹木简书的计量名称,卷则是缣帛书的计量名称。周、秦时盛行竹木简书,故多以篇称之。入汉以后,缣帛为书普遍流行,卷便成了广为使用的计量名称。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凡是整理完毕正式誊录进呈的书,都是用缣帛书写的。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这里的“上素”,就是抄写在缣帛上。于是“卷”便成了主要计量单位。表明章学诚所说的“入汉始有卷也”的理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证明帛书的装帧形式主要还是卷子装。
(3)纸书卷轴装
用纸来制作书籍,东汉已发其端。纸具备着缣帛的轻软,但较之缣帛则更易成型。所以纸书出现之后,它的装帧形式便模仿帛书卷子装,而慢慢发展为普遍流行的纸书卷轴装。这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实物留存,都能得到有力的证明。
晋代傅咸的《纸赋》中,除了赞美纸的方正洁白,很便于书写之外,还说纸张“揽之则舒,舍之则卷”。这两句话实际是对卷轴装书籍的描绘。纸张有一定弹性,卷久了就有回收的惯性,所以用手揽之便舒展开来,可是一撒手就又收卷回去。这是卷轴装书籍固有的现象,也是这种装帧形式的弊病之一。可见晋时纸书已是卷轴装了。
《续高僧传》卷二,记载隋朝文帝时有一位沙门叫明穆彦宗,他曾经利用梵文经本校对佛经。说昔日“支昙罗什等所出《大集》卷轴,多以30成部”。说明早在隋朝以前,纸写的佛教《大集经》,已装潢成了卷轴。
《续高僧传》卷三十八,记载隋朝另一位沙门叫法泰,他自己精勤书写了一部《法华经》,多次显现灵瑞,所以要把它带到成都去进行装潢。可是中途过河掉在了水里,以后又失而复得,所以“至成都装潢,以檀香为轴”。可证隋朝的书籍不但已是卷轴装,而且所用轴材有的已是檀香木了。
《续高僧传》卷五,记载唐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之后,又奉皇帝之命在大慈恩寺翻译佛经。当他翻译完毕,装成卷轴之后,曾经上书皇帝,请求皇上给写一道序文。他说:“所获经论,奉敕翻译,见成卷轴,未有铨序,伏惟陛下睿思。”可见唐玄奘翻译过来的佛经,其装帧形式也都是卷轴。
《续高僧传》卷二十六,记载唐开元间沙门玄览,他一个人就“写经三千余轴”。
所有上述这些,都是唐及唐以前关于纸书采用卷轴装的记载。而唐以后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那就更是史不绝书了。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中说:“唐人藏书,皆做卷轴。”元朝吾衍在他的《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明朝都穆在其《听雨记闻》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清朝高士奇在其《天禄识余》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这些说法,也证明自纸书出现,直到唐、五代,大约八九百年的时间里,书籍盛行的装帧形式,的确是卷轴装。
本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遗书,其中主要是手写本佛经。现在分藏在世界各国,其中主要收藏在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总计大约四万多件。这些敦煌遗书产生的时代,大约上起南北朝,下至五代,即公元420—960年这500多年的历史跨度内。此期正是手写纸书的高峰期。这些遗书,有的就是简单的一卷儿,有的木轴犹存,进一步又以实物,证明唐五代及唐五代以前,纸书的装帧形式,的确普遍流行卷轴装。
古时历代纸张的大小规格不尽相同。晋代纸高大约23—24厘米,长26—27厘米;唐代纸高25—26或26—27厘米,长40—43厘米或44—51厘米;五代时期纸张的规格大小不等。内容长的书,一张纸无法容纳,只好写完一张再接写第二张、第三张……直到写完为止,可能是几张、十几张、几十张,乃至数百张。一部用多张纸写完的书,按顺序粘接成一幅长条。长条可以先写后粘接,也可以先粘接好后写。写完的长条纸书,即可以从左向右,或说是从尾向首卷起。为使纸卷不至于折皱或损坏,在长条纸书最后一纸的末尾粘上一根圆木棒,然后以木棒为轴心从左向右搓卷,所以称作卷轴。轴的长度比纸的高度略长,纸书卷好后上下两端都有轴头露出,这样有利于图书保护(图7)。
古书卷轴装似乎也有精装与简装的区别。简装,仅用一根普通的圆木棒为轴,有的甚至连轴都没有,只是从尾向前卷起,也是卷轴装。精装就有不同的讲究了,据记载,王羲之、王献之晚年写的字要比青少年时写得好。他们在缣帛上写的字,要以珊瑚装饰轴头;在纸张上写的字,要以金属装饰轴头;最次的也要以玳瑁、旃〔zhan沾〕檀装饰轴头。可见晋代的卷轴装,有的已经相当精致了。
《隋书·经籍志》说隋炀帝即位之后,秘阁所藏之书,上品的要用红琉璃轴,中品用绀〔gan干〕琉璃轴,下品用漆轴。表明隋朝政府的藏书,其卷轴装潢已分出不同品级。《大唐六典》记载唐政府的藏书,经库书用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用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用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用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可见唐代的政府藏书不但裱轴十分讲究,而且已经懂得用颜色来类分图书了。
图7 卷轴装示意图
图8 卷轴插架示意图
为保护图书内容不受污损,卷轴装在正文第一张纸前边还要粘加一张空白纸,考究的粘加绫、绢等丝织品。粘加的这张空白纸或绫、绢,叫作“褾”〔biao表〕,也叫作“包头”或“玉池”。褾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带。带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别子,叫作“签”。卷子卷好,褾在最外层,用带绕捆,以签别住。卷轴存放的方法是在书架上平放,轴的一端向外,系上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书签。签上标写书名、卷次,以便于取阅。取阅图书时依签上所标抽出卷轴,用毕原位插入,所以称为插架(图8)。唐代文学家韩愈的《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描绘的便是一座插架宏富、装帧考究、满目琳琅的私人藏书宝库。
(4)经折装
经折装也称折子装,顾名思义,应该是从折叠佛教经卷而得名。前边说过了,到唐代为止,最盛行的书籍装帧形式,仍然是卷轴装。但到唐代,佛学在中国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时期。一方面是僧尼遍于域中,另一方面翻译过来的佛经又普遍以卷轴装的形式流行。僧尼遍于域中,意味着善男信女诵经的普遍;卷轴装盛行,则意味着它对僧尼们诵经的不便。因为佛门弟子念经,要盘禅入定,正襟危坐,以示恭敬与虔诚。善男信女们念经时的这种姿态,卷轴装的不方便可想而知。任何一种纸卷,包括佛教经卷,卷久了,都会产生卷舒的困难。由于卷久的惯性,念过去的部分,经卷会由右向左自动卷起;未念到的部分,经卷又会自动由左向右卷起。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调整镇尺的位置,经卷就会从左右两个方向朝中间卷起。试想,如此麻烦不便的卷轴装式,怎么能适应佛门弟子们那种盘禅入定、正襟危坐的读经方式呢!因此,一场对流行许久的卷轴装的改革,首先在佛教经卷上发生了。这就是将本是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地依一定行数或一定宽度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前后各粘裱一张厚纸封皮,一种新型的装帧形式就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折装。正像元朝吾衍和清朝高士奇所揭示的那样,经折装的出现,完全是针对卷轴装卷舒之难的弊病而发生的。元朝吾衍在《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复为簿帙。”清朝高士奇在《天禄识余》中也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乃分为簿帙,以便检阅。”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古人,揭示了同一个道理,即经折装的确是由改造卷轴装而来。
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钱存训先生的《中国古代书史》,披露了一幅经折本图版,经名为《入楞伽经疏》,共211叶,原出自中国敦煌石室。其装帧形式就是左右相连折叠的经折装。这是唐代佛经出现经折装的实物证明。
英人斯坦因在他的《敦煌取书录》中,还描绘过一件五代印本佛经的装式,也是经折装。他说:“又有一小册佛经,印刷简陋……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折叠本书籍,长幅接连不断,加以折叠……最后将其他一端悉行粘稳。于是展开以后甚似近世书籍。是书时为乾祐二年,即纪元后九四九年也。”斯坦因看到并描绘的这件实物,表明印刷而成的佛经,在五代时期也有的是经折装式了。
(5) 梵夹装
过去的书史论著,常把经折装混为梵夹装。说经折装又称梵夹装,或者说梵夹装就是经折装,或经折装即梵夹装。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梵夹装并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而是古代中国人对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佛教经典装帧形式的一种称呼。梵是天竺国梵文文字的创始人。《祐录》卷一《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中说:“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楼,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梵及佉楼居于天竺,黄史苍颉在于中夏。”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产生在印度的佛教经典,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将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的,所以又称为贝叶经。当然也有不少写在桦树皮上。
我们在前边说过了,书籍的装帧形式,只能视书籍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而采取相应的方式。古印度佛经既是采用修长硕大的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书写,其装帧形式也就只能适应这种材料而采取相应的方式了,这就出现了古代中国人所称呼的梵夹装。何谓梵夹装?如果用最通俗的语言加以铨释,那就应该是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上的佛教经典而采用夹板式以绳穿订的装式。对这种装帧形式,古代中国人称之为梵夹装。隋朝有个叫杜宝的,他有一部著作叫《大业杂记》。杜宝在《大业杂记》中说东都洛阳的“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夹”。夹原意同册,后来演化为夹。这段描述,比较明确地告诉我们,梵夹装是隋时人对传入中国的古印度书写在贝多树叶上梵文佛教经典装订形式的一种形象化的称呼。其具体的装订方式,是将写好的贝叶经,视经文段落和贝叶多少,依经文的次序排好,形成一摞。然后用两块比经叶略宽略长一点的经过刮削加工的竹板或木板,将排好顺序的贝叶经上一块下一块地夹住,然后连板带经穿一个或两个洞。一个洞者,穿绳之前先将绳的一端挽上疙瘩,以另一端将夹板及贝叶串连;两个洞者,则以绳子两端同时将夹板及贝叶串连,最后绕捆起来,一个梵夹装式就算完成了。这就是杜宝所说的“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的梵夹装。
图9 僧伽罗文贝叶经装帧
用贝多树叶来写经,不仅是古印度如此,近世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也有用贝叶写经的。北京图书馆就藏有僧伽罗文的贝叶经(图9),其装帧形式就是典型的梵夹装。近年北京图书馆还入藏一批傣文贝叶小乘经,其装帧形式也是梵夹装。这些实物也印证了古印度梵夹装的形式特点,从而丰富了中国书籍的装帧形式。
中国以纸张来制作书籍,至隋、唐而极盛。书籍的制作材料与贝叶不同,当然装帧方式也就不同。但中国纸制书中,包括写本和印本,也有裁成长条而模仿贝叶的。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中国敦煌遗书中,还颇有几件这样的遗书。它们状似长条,形仿贝叶,编绳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当年的穿孔犹存,表明它们的确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北京图书馆珍藏一件五代时回鹘文写本《玄奘传》。其书叶狭长,横作行书,每叶上靠近两端各有一红色圆圈,据说也是模仿的梵夹装式。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一件唐写本《思益梵天所问经》(图10)。其写纸为长条形,意仿贝叶。厚厚一册,却中间穿孔,单绳穿装,是中国纸书遗存中典型的梵夹装。其夹板虽佚失一块,但另一块却原样留存。穿绳虽也大部分佚去,但仍有一段原绳贯穿册叶与夹板。直到后世刻印的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也都是纸作长条,横作行书,上下各有一块厚重的夹板,所以它们也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只是这种装帧形式在中国并未普遍流行,所以也就鲜为人知了。但不管是古印度的梵夹装,还是中国纸书模拟的梵夹装,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书中模仿的梵夹装,都和经折装毫无相同之处。所以经折装就是经折装,梵夹装就是梵夹装,两者既不相等,也不相通,不应混为一谈。
图10 唐写纸本《思益梵大所问经》梵夹装
(6)旋风装
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外学者对什么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认识并不清楚。长期把经折装粘加一张整纸就说成是旋风装,或把经折装直接说成是旋风装,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事实上,旋风装跟经折装没有任何联系。它与经折装产生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它们是在同一个时代里,同在卷轴装的基础上,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需求而产生出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书籍装帧形式。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文学,诗歌几乎占据了整个文坛,使唐代成了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诗歌的发展,特别是近体律诗的发展,一方面要求要有严格的韵律,一方面遣词造句、运用掌故又要求典雅有据。这就促使唐代社会相应地产生并发展两方面的著作:一方面是备查检掌故用的类书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就是供起韵赋诗、检查格律的韵书一再被修正、增补、传抄而流布社会。唐代的韵书,类乎现在的字典,带有工具书的性质,是备随时查检使用的。因此,这类书籍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也就都要以方便随时翻检为原则而作相应的改变。
但是,我们在前边说过了,唐代书籍最通行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仍是单面书写的卷轴装。这样,在通行的装帧形式与要方便翻检之间便产生了很大的矛盾。继续采用单面书写的卷轴装,翻检方便难以解决;突破卷轴装,另外采取更新的装帧形式,一时又难以创造出来。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既未完全打破卷轴装的外壳,又达到了方便翻检为目的的装帧形式,这就是旋风装。
在当今的世界上,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实物留存绝无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可以说是现存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典型实物例证。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全书共五卷24叶。除首叶是单面书字外,其余23叶均为双面书字,所以共是47面。其装帧方式,是以一比书叶略宽的长条厚纸作底,然后将书叶粘在底纸上。其粘法是,除首叶因只单面书字而全幅粘裱于底纸右端之外,其余23叶,因均是双面书字,故每叶都只能以右边无字空条处,逐叶向左鳞次相错地粘裱于首叶末尾的底纸上。所以从书叶左端看去,错落相积,状似龙鳞。收藏时,从首向尾,或者说是从右向左卷起,外表仍然是卷轴装式。但打开来翻阅,除首叶因全裱于底纸上而不能翻动外,其余均能跟阅览现代书籍一样,逐叶翻转,阅读两面的文字。这种装帧形式,既保留了卷轴装的外壳,又解决了翻检必须方便的矛盾。可谓独具风格,世所罕见。古人把这种装帧形式称作“龙鳞装”或“旋风装”。
图11 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装帧
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卷二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he 合〕《彩选》之类是也。”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图11),相传就是吴彩鸾书写的。欧阳修所见到的大概就是这类的东西。他说出了这种装帧形式产生的原因,也描绘了这种装帧像策子的特点,但未说出它究竟叫什么名字。
南宋初年的张邦基,则在自著《墨庄漫录》卷三中说:“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名字,今蜀中导江迎祥院经藏,世称藏中《佛本行经》十六卷,乃彩鸾所书,亦异物也。今世间所传《唐韵》犹有,皆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可见南宋张邦基也见过这类的东西,他则把这类书籍的装帧形式称为“旋风叶”了。
元朝王恽在他的《玉堂嘉话》卷二中说:“吴彩鸾龙鳞楷韵,后柳诚悬题云:‘吴彩鸾,世称谪仙也。一夕书《唐韵》一部,即鬻〔yu玉〕于市,人不测其意。稔闻此说,罕见其书,数载勤求,方获斯本。观其神全气古,笔力遒劲,出于自然,非古今学人所可及也。时大和九年九月十五日。’其册共五(疑五为二误)十四叶,鳞次相积,皆留纸缝。天宝八年制。”可见元朝王恽也见过这类东西,而且见到的是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收藏并写了上述题识的那件东西。王恽描绘它是“龙鳞楷韵”,“是鳞次相积”。与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态完全相同。
清朝初年的著名藏书家钱曾,也见过这类东西。《涵芬楼烬余书录》引证他的话说:“吴彩鸾所书《唐韵》,余在泰兴季因是家见之,正作旋风叶卷子,其装潢皆非今人所晓。”可见钱曾见到的,跟故宫所藏相传为吴彩鸾所写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是完全一样的。他将之称为“旋风叶卷子”。可见我们把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式称作旋风装,是不乏古人见证的。
且考自然界旋风的形象特征,亦是因某处气压低,四周空气向一处注流而形成的螺旋式旋转的风,其中大而强烈的,就是龙卷风。这种风的特点,就是空气分若干层次前后朝一个方向旋转。它的立体形象就仿佛若干张鳞次相积卷起的芦席,像个圆筒。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形式,内中书叶错落相积,朝一个方向卷收,外壳又保留着卷轴装的格局。装帧完毕,卷收起来,内中书叶很像空气分若干层朝一个方向旋转的旋风。因此,我们认定这种形式才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不是经折装包粘一张整纸就成了旋风装,更不是经折装又称为旋风装。旋风装有自己的独立形态,但又没有完全摆脱卷轴装的制约。它是对卷轴装的一种改进,是卷轴装向册叶装转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经折装是对卷轴装的彻底改造,已由卷轴装过渡到了册叶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旋风装比经折装出现得要早。
(7) 蝴蝶装
(8)包背装
按活字性质分为: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铅活字本、铁活字本、瓷活字本等。
印刷术是我国发明的,开如发明的是雕版印刷,这应是家喻户晓的事情。所谓雕版,是指用木板雕刻。木板选料有讲究,质地太松不适宜,所以一般用梨木和枣木,前人把刻印书叫做“付之枣梨”,印书一般都用黑墨,但第一遍印时为了便于三校,有时也用蓝色或红色印,清代以到民国时刻书则多用红印,也有用蓝印,当然也可以不用红蓝试印直接用黑墨印。雕版印刷发明的时代,明清以来有种种讲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隋文帝开皇时说和唐太宗贞观时说。雕版印刷进入五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即不再停留于刻民间需要的日用印刷品以及一些字书、宗教读物,而转入刻印正统的书籍。重点是刻经,这不仅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经是最主要的、为人所必读的书籍,而且和唐以来推地科举制有很大关系。 编辑本段书册制度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 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古籍的修复流程是非常复杂的,再拿到一本古籍之后,要先拍摄这本古籍的照片,因为这是古籍刚出土的样子,是需要拍照留念的,而且在修复的过程中也要记录破损的状况以及修复的档案。包括要记录这本古籍究竟有多少页,有多少个破损的地方以及破损的具体情况,针对这些来制定一个详细的修复方法。然后就要准备一些复复古籍的材料了,首先要选用一些比较适合修复古籍的纸张。
修复古籍是非常严格的,在选用纸上的时候要根据古籍的颜色和材质去选择对应的。在选择修补的材质的时候要注意不能比原书的纸张厚,而且还要为每一本古籍进行编码,并且用铅笔进行标注。最后要看一下书页的酸碱度,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对书页进行脱酸处理。修补之后还要进行喷水,等到古籍完全干透之后再把多余的部分给剪掉,最后放入压平机。
所以古籍的修复流程还是非常繁琐的,这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书籍对于人类文明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国家也是在世界上最早产生书籍的一个国家。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的朝代,那些历史比较久远的朝代,虽然也有一些古籍流传下来,但是损伤都比较严重,所以在修补起来也比较复杂。保存比较完好的古籍一般都是明清时期的,因为明清时期无论是造纸术,印刷术还是装帧的方式都比较成熟,而且距离现在也不是特别遥远。
修复这些古籍也是为了保存人类文明,对于社会的发展也是我这非常重大的意义的。修复古籍的工作是一个非常乏味而且枯燥的工作,这对于人的内心和毅力都是非常大的考验。同时也要求大家对于历史文化有一定的认知,所以我认为能够从事古籍修复这份工作的人一定都是非常伟大,非常热爱历史的。
这种标点叫开明制标点,一般在方正书版软件中可以自动处理。在word中通过特殊方法,也可以做到。
将需要处理的标点罗列出来,这里仅以常见的几种标点为例:
打开查找对话框。
查找:[“”,。]。
展开“高级”,勾选”使用通配符“,勾选”突出显示所有在该范围找到的项目“,点”查找全部“(2007版以上点”主文档“)。
关闭查找对话框,这里所有被查找到的字符处于被选中状态,不可在页面区域点击鼠标,否则所选字符即被放弃。
下面有两个选择:
第一是选”格式“菜单中的“更改大小写”--半角。当然,不进行前面的查找,也可以直接选择全文后执行此操作。这种方法是将除句号之外的标点处理为半角,不够美观。
第二是选“格式”菜单--“字体”,选“字符间距”标签,在“间距”中选择“紧缩,并在其磅值栏填选2。
古籍用竖排更方便校对。整理古籍经常用对着多种竖排的古本校对,这时候如果是横排,会带来诸多不便。不过另外一些朋友用的整理平台的操作板只支持横排,也没有太大问题。所有说到底也是习惯。
1904年,仿泰西法石印就是说模仿外国工艺,用石印(一种类似照片上版的技术,后珂罗版玻璃印刷工艺也同理)的方法印书,因为古代刻书多是用木板雕刻反字印刷,所以到清末,外国技术传进来才用的这种技术印书,书籍当然不古老了,价格也不大,印量也较大(木刻本印量相对少多了)
篆文:乾隆摹刻淳化阁帖
底下楷体小字是:附释文 第九册
这是乾隆年间皇帝御敕的一套字帖,旧书市场可以淘到,多为民国时期的印本。
古籍修复的原则包括最少干预原则、整旧如旧原则、可逆性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的原则。
1、最少干预原则
在古籍的修复中,摈弃传统的整卷整叶托裱的方法,对文献各部分的残破现状做具体分析,对不同情况予以不同处理。尽量少地在藏品上添加修复材料,避免因过度修复而造成的保护性破坏,尽量保留古籍文献的各种研究信息。
2、整旧如旧原则
在修复中尽可能保持古籍文献的原貌,保留文献的装帧风格。这里所谓的“整旧如旧”,并不是企图回复该文献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是尽可能保持该文献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使该文献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决不使其它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
3、可逆性原则
即修复措施是可逆的,可重复的。如果将来 发现有更科学更适宜的保护修复技术,随时可以更换修复材料,回到修复前的原来状态。同时可逆性原则对于我们改正工作中的失误而尽量不损害古籍非常必要。
4、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的原则
即修复中所用的修复材料(纸张、线、颜料、墨等)必须与原始文件的材料有一定的色差,避免与藏品本身固有的历史信息混淆。
扩展资料
古籍修复选取纸张的注意事项:
选取修补古籍的纸张,首先要注意纸张的酸碱度,不能用酸性纸张去修补古籍,以免引起或加速古籍纸张的酸化;其次,如果选用旧纸修复古籍,要注意旧纸的纸张强度不能太低。
同时,还要注意所选纸张的纤维组成应该与古籍的纸张相近,厚薄相近,颜色相似但不能相同。补纸的吸水性要强,才易于粘合,纸张帘纹的宽窄也要相近。
具体修复工作中还要注意补纸与古籍纸张的帘纹方向要一致。总之这些都适宜了,才能使修复处纸张粘结的牢固服帖,与原来的书叶协调自然。
-古籍修复
本文2023-08-04 05:09:47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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