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读到 华夏地理的河北特辑 ，此次端午假期专程前往河北正定，亲眼所见中国营造学社与梁思成所说的“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博物馆”。眼见为实，营造学社曾经三次赴正定调查古建筑，这些战时由政府动用军队保护下来的建筑和艺术作品，令人震撼不已。

隆兴寺 摩尼殿 ，始建于1052年（北宋），大殿主体建筑四面接建房间，这种从主体建筑延伸出的房间，称为“抱厦”，是一种建筑形式。隆兴寺摩尼殿的抱厦结构，是国内现存宋代孤例，也是隆兴寺六最之一。另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抱厦结构，是在日本京都的二条城中所见。此外，摩尼殿的斗拱，殿脊，屋檐，都是极为珍贵的建筑实例。

摩尼殿背面的自在观音泥塑像，为明嘉靖时期重塑，俗称‘ 倒坐观音 ’，被赞为“东方美神”，是隆兴寺六最之二。倒坐观音的潇洒身姿与悠闲神态，比众多端庄威严的佛像雕塑更具美感和传神。身处塑像之下，从任何角度看，都能感受到与观音的对视。有人将米开朗基罗的 哀悼基督 与之对比，想到先前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所见，这尊倒坐观音的确毫不逊色，两尊雕塑一哀一乐，竟然相得益彰。神奇的是，对比几乎同时期的文艺复兴雕塑对人体结构和纹理的精准塑造，中国的雕塑则着重用线条和色彩勾勒，两种艺术风格都做到了神形兼备的极致。个人之见，古今中外，最高级的艺术，是对人性的诠释。

隆兴寺六最之三， 转轮藏阁 。转轮藏，可以理解为古代存放经文的图书馆。隆兴寺的这座转轮藏，中空处原本放置抽屉，如今抽屉已经全部毁坏，经书不见踪影，但转轮依然可以转动。这座转轮藏也是宋《 营造法式 》之典范，是国内现存最古老，最大的藏经橱。

隆兴寺六最之四，隋代 龙藏寺碑 。此碑记录了龙藏寺（即隆兴寺）建造始末，字体为隶书转楷书，是国内现存楷书碑刻鼻祖。

主体建筑大悲阁内供奉的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立像 ，是隆兴寺六最之五。这尊铜铸菩萨，与沧州狮子、定州塔、赵州桥并称为河北四宝。铜像造于971年（北宋赵匡胤时期），高213米，分七段铸造而成，是世界上古代铜铸佛像的最高大者。佛像胸前合十的双手为铜铸，两侧各二十只手臂为木质，各执法器。踏进大悲阁，目力所及只见石基上大佛的双脚及膝，抬头仰视，大佛宏大威严，令人心存敬畏。

隆兴寺六最之六， 毗卢佛像 ，明神宗为太后72岁寿辰所铸，太后千岁，因此这尊毗卢佛一共有1072尊佛像。

除了上述六最之外，隆兴寺还汇集隋唐以来大量雕塑、壁画、碑碣等艺术珍品，其院落和建筑结构，也是宋代营造法式的经典实例。封建王朝灰飞烟灭，而艺术和技艺源远流长。千年以后，隆兴寺再无僧众，最终成为一座沉寂的博物馆院落群，任由人们到此一游。我们无从知晓真实的历史，却能穿梭于千古留存的院落之中，让好奇心和求知欲得到满足，已经感到幸运至极。

正定的四座宝塔及其院落，都是从东魏到元代所建。和隆兴寺一样，四塔均为国宝。

开元寺 ，始建于公元540年（东魏）。其院落为中轴线两侧塔阁对峙布局，唐代修建。原院门已损毁，只留部分骨架，院门材质用石料搭建，欧洲多见，但在国内十分罕见。开元寺须弥塔，是一座砖石结构的雁塔，始建于唐开元年间，外形类似西安的大雁塔，但比大雁塔早16年。与须弥塔对峙的钟楼，其木门和古钟均为唐朝遗存，而钟楼的力学结构，至今未被专家解开。开元寺的院落布局、须弥塔、钟楼均为唐代孤例。

临济寺 ，同样始建于公元540年（东魏），现为金代遗存。临济寺澄灵塔，是义玄禅师的舍利塔。公元854年（唐），义玄禅师在此创立 临济宗 ，因此临济寺是佛教临济宗祖庭，影响力遍布日本和东南亚，现今九成日本佛教都为临济宗，每年各国高僧来此参拜。临济寺也是正定唯一一座有僧众的寺院，我们在寺中时，有僧人在佛堂诵经。过堂（吃斋饭）时被寺内工作的老人以客相待，非常感激。

天宁寺 ，始建于公元762-779年间（唐），寺内凌霄塔高约40米，三层及以下为砖石结构，四层以上为木质结构。凌霄塔的塔心柱结构，是国内唯一的唐代遗存。

广惠寺 ，始建于公元785-804年间（唐），寺内华塔为宋代遗存，塔高约33米，最大的特色为上层石雕，有菩萨、力士、狮子、大象等精美造型，造型竟与欧洲古典雕刻相似。广惠寺华塔也被称为‘花塔’，这种花塔的形式在元代后绝迹。广惠寺这座花塔，也是海内孤例。

正定古城墙 ，始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距今1600多年。后世经历扩建及重修，现为明代遗存，残垣基本相连，完整程度极高。正定城墙一周为24华里，是平遥城墙的两倍。我们去时，南城墙已开始整建为气派崭新的样子，但愿即将升级为景区的正定古城，别带走太多的宁静与古意。

写在正定古城风貌复原工程全面动工之际。

建筑工业（简称“建版”）的《营造法式图样》，辑齐了《营造法式》一书中的全部图样，看网上有人说“建版”这书不如中国书店版的《营造法式》。个人认为从欣赏的角度来说《营造法式图样》倒比中国书店版的好。 中国书店版的《营造法式》分上下两册，上册为文字，下册图样。而这本“建版”这本《图样》其实就是中国书店版下册的图样部分。 看起来中国书店版起码比建版的《图样》多出了大量的文字，这似乎是优势，但其实《营造法式》一书的文字部分如无注释，估计没几个人能看懂。要不梁思成先生也不用费尽去给《营造法式》做注了。而中国书店版的《营造法式》不但无梁思成先生的注，并且据网上说还是个无标点的彩色影印本。 也就是说如果买中国书店版《营造法式》，必定是为了搞研究、为了看懂。但其实要想真看懂，你还得再去买梁思成先生的注释本。要不你搞一大本无标点，且充满古代术语的上册来干什么？该不是为了欣赏民国书籍的排版艺术吧。 要想测试自己在无注释的情况下，能否看懂《营造法式》文字部分的同学，可以先到网上去下个《营造法式》的电子版试试。 至于网上有人说建版《图样》里“宋的法式竟然以清的斗科彩数等去解释”，其实是没看清《营造法式》的版本，因为无论是建版《图样》还是中国书店版《营造法式》，都是1925年陶湘刊本的彩色影印本，只不过内容上中国书店版有文字部分，而建版没有文字部分只有图样。 而1925年陶湘刊本本来就是在《营造法式》原图样的基础上请清末的高手彩绘上色的，而你如果不想看清人搞的彩绘，在彩绘旁边有未上色的原版图（只能保证建版《图样》是这样的，中国书店版《营造法式》没见过实体书），而且建版《图样》里面的清人彩绘和单色原版图是各占一页，没有缩小放在一页上。 并且，虽然只是建版《图样》只有图，但原版图上的文字标注是作为图的一部分，都印上了的。 唯一的问题是，建版《图样》比较贵，只有图样居然只比中国书店版《营造法式》便宜20元，其原因是因为建版《图样》不是双面印刷，而是采用的是古籍的装帧方式，单面印刷，对折后装订。 所以就用纸量而言，建版《图样》和中国书店版上下册差不了多少，所以价格也就相差不大了。不过，好在我的建版《图样》是对折时买到的。

目前，经过建筑学家、考古学家多年考察确证，全国共有4处保存较为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山西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芮城广仁王庙、平顺天台庵，它们都奇迹般地存于山西省境内。这些榫卯结构不着一钉的木构建筑，传达着唐代独特的艺术神韵。

如果只能选择一座唐代的古建筑，也许就是五台山的佛光寺大殿。它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有分量的唐代建筑，梁思成先生形容为“国内古建筑的第一瑰宝”。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关于古建筑的研究及发现几乎是一片空白。曾有日本学者断言：中国已不存在唐以前的木构建筑，要看唐代木构建筑，只能到日本的奈良去。然而建筑学家梁思成却不相信这一点。一次偶然的机会，梁思成看到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石窟按实物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其中117号洞窟的唐代壁画让梁思成怦然心动，这张“五台山图”不是绘制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吗？其中一座名为“大佛光之寺”的古寺不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唐代木构建筑吗？

然而时间已过去一千多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虫蛀、火灾、战乱……对木构建筑都是致命的威胁。加之当时战乱频繁，许多极具价值的庙宇都可能被毁于一旦。

1931年至1937年间，为了收集编写中国建筑史的资料，梁思成与当时营造学社的同仁们跋山涉水，跑了200多个县，调查研究了2000多座古建筑和早期造像石窟。

当时，民生凋敝，梁思成、林徽因的野外调查也异常艰苦。他们在一篇调查日记里写道：“行三公里雨骤至，避山旁小庙中。六时雨止，沟道中洪流澎湃，不克前进，乃下山宿大社村周氏宗祠内。终日奔波，仅得馒头三枚，晚间又为臭虫蚊虫所攻，不能安枕尤为痛苦。”如此，他们却甘之如饴。

墨迹透露建造年代

1937年6月26日，梁思成、林徽因骑着毛驴来到山西五台山脚下的豆村。黄昏时分，这个偏僻村落背面山坡上的一座外形奇特的大殿映入他们的眼帘。巨大、坚固和简洁的斗拱、超长的屋檐，显示其年代之久远，梁思成惊喜万分，“它能比我们此前所发现的最老的木建筑还要老吗？”

繁复的测量与艰难的考据开始了。他们看到殿内的22根檐柱和14根内柱围成一个“回”字形，在宋人李诫所著《营造法式》中，这种形构被称为“金厢底槽”，这正是中国古代早期木结构建筑特有的型制。梁思成又发现，这大殿的屋顶架构，只在唐代绘画里才有。而塑像、梁架、斗拱、藻井甚至壁画、墨迹都明白无误地传达出晚唐遗风。在手电筒的帮助下，他们还看见梁架上有古法“叉手”的做法，是国内木构中的孤例，这种做法只有在唐代绘画中才有。但建筑的确切年代依然不详。

两天后，远视眼的林徽因在一根顶梁下发现有墨写的淡淡的字迹，这些字迹需用布蘸水慢慢擦拭才可显露，水干字迹又会模糊，为了看清字迹，林徽因和梁思成足足花了3天时间。在这根顶梁下依稀可辨出“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几个字。她猛然想起，大殿前耸立的经幢上有同样的字迹，柱上刻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相当于857年。横梁和经幢上的字迹吻合。原来，那个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被巨大的天王像挡住的女性雕像，并不是僧人所说的“武则天”，而正是出资建殿的施主宁公遇本人。

梁思成先生说，“这是我们这些年的搜寻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构建筑。不仅如此，在这同一座大殿里，我们找到了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个别地说，它们是稀世之珍，加在一起它们更是独一无二的。”至此，中国不存在唐代木构建筑的说法被否定。佛光寺这座被忘却千年的奇珍惊动了世界。后来梁思成在五台山发现了另一处更早的唐朝建筑南禅寺。寻觅古代建筑之旅，困难重重。为了拍摄应县古塔的照片，梁思成和他的助手莫宗江差点从六七十米高的塔檐摔下去。

就在佛光寺发现后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国难当前，这一中国建筑史上最伟大的发现，顿时显得无足轻重。直到1961年，佛光寺才和敦煌千佛洞、北京天安门、故宫等一起被列为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2年1月，梁思成先生因病去世。直到去世前，他也没有机会再去一次佛光寺。

唐朝的住宅没有实物遗留下来。当时文献所述的贵族宅第，只能从敦煌壁画和其它缯画中得到一些旁证。贵族宅第的大门有些采用鸟头门形式。宅内有在两座主要房屋之间用有直棂窗的回廊连接为四合院，但也有房屋位置不完全对称的，可是用回廊组成庭院则仍然一致。至于乡村住宅见于展子虔（游春图}中，不用回廊而以房屋围铙，构成平面狭长的四合院；此外，还有木篱茅屋的简单三合院，布局比较紧凑，与上述廊院式住宅形成鲜明的对比。

值得往意的是这些园画所描写的住宅多数具有明显的中轴线和左右对称的平面布局，无疑地，这是当时住宅建筑中比较普遍的布局方法。 这时期贵族官员，不仅继承南北朝传统，在住宅后部或宅旁掘池造山，建造山池院或较大的园林，还在风景优美的郊外营建别墅。这些私家园林的布局，虽以山池为主，、可是唐朝士大夫阶层中的文人、画家，往往将其思想情调寄托于诗情画意中，同时也影响到造园手法。以官员而兼诗人白居易暮年因洛阳杨氏旧宅营建宅园，宅广十七亩，房屋约占面积三分之一，水占面积五分之一，竹占面积九分之一，而园中以岛、树、桥、道相间；池中有三岛，中岛建亭。

以桥相通；环池开路；置西溪、小滩、石泉及东楼、池西楼、书楼、台、琴亭、涧亭等；并引水至小院卧室阶下；又于西墙上构小楼，墙外街渠内叠石植荷，整个园的布局以水竹为主，并使用划分景区和借景的方法]。至于社会上层人士欣赏奇石的风气，从南北朝到唐朝，逐渐普遍起来，尤以出产太湖石的苏州，园林中往往用怪石夹廊或叠石为山，形成咫尺山岩的意境。

五代卫贤所绘（高士图）中的山间住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房屋、山石、花木相结合的情况。在家具方面，从唐代，席地而坐与使用床（榻）的习惯依然广泛存在。床（榻）下部，有些还用壶门作装饰，有些则敢为简单的托脚。嵌钿及各种装饰工艺已进一步运用到家具上。

但另一方面，垂足而坐的习惯，在隋唐时期从上层阶级起逐步普及全国。据敦煌壁画和五代韩熙载夜宴图所示，已有长桌、方桌、长凳、腰圆凳、扶手椅、靠背椅、圆椅和闪形平面的床在大型宴会的岭合，出现了多人列坐的长桌及长凳。可见后代的家具类型，在唐末五代之间已经基本具备。家具的式样简明、朴素、大方，桌椅的构件有些做成圆形断面，既切合实用，线条也柔和流利。五代王齐翰（勘尝图）中的三折大屏风附有木座，置于室内后部中央，成为人们起居活动和家具布置的背景，使室内空间处理和各种装饰开始发生变化，与席地而坐的建筑已迥然不同了。

梁思成的一生中，除了在建筑教育、城市规划等方面做出的开拓性不朽贡献之外，最为突出的是古建筑文物的保护与调查研究工作，他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十多年间，以他身体和学术的最强壮年代，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运用近代科学技术对我国众多价值的古建筑进行了勘察、测绘、制图并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和对老匠师们的采访，写出了《清式营造则例》、《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等专著和《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考》、《正定古建筑调查报告》、《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等众多的调查报告与学术论文，为我国建筑的研究与保护这门学科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梁思成对古建筑的保护维修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抗日战争以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中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都是竭尽全力，多方设法保护，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在抗战时期为保护敌站区古建筑文物、在解放战争中为保护待解放地区古建筑文物领导编写《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在作战地图上标示出在战争中避免炮击，轰炸的建筑文物的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保护北京的城墙、牌楼、北海团城等等竭尽了全力。他还多次为文化部举办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古建筑工作人员培训班讲课，培训专业人才。

梁思成在二站期间，任站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时，于1944年为国民政府及盟军（美军）编制敌战区需要保护的文物建筑名单并将其表明位置的同时，还建议盟军在战争中保护日本历史文化名称京都、奈良。把那里的珍贵文物古建筑当作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来看待。此事受到国际上普遍的称赞，日本报刊一再把梁思成称为“日本古都的恩人”和“日本文化的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