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墓中的机关　悬魂梯： 勾魂迷道，使人产生错觉，无法找到正确的方向。　落石：流行于唐及之前，一经触动，墓道及墓顶巨石坠下。　暗弩：流行于唐及之前，一经触动，墓室中的隐匿处便会射出弩。　流沙：古墓中机关，一经触动，机关打开，大量砂子冲入掘丘者所在，将掘丘者活生生埋掉。　窝弩：古墓中机关，一经触动，数百只弩箭射出，将掘丘者万箭穿心。　石桩：古墓中的机关，一经触动合抱粗的的石柱以机关之力驱动，飞撞掘丘者。　天宝龙火琉璃顶：像这里的北宋晚期金人古墓，应该会用当时比较流行的防盗技术天宝龙火琉璃顶，这种结构的工艺非常先进，墓室中空，顶棚先铺设一层极薄的琉璃瓦，瓦上有一袋袋的西域火龙油，再上边又是一层琉璃瓦，然后才是封土堆，只要有外力的进入，顶子一碰就破，西域火龙油见空气就着，把墓室中的尸骨和陪葬品烧个精光，让掘丘贼什么都得不到。　夯土层：墓室的核心防线。一层硬土，坚如磐石，工兵铲敲到上边只有一个白印出现。这是夯土层，顶上有机关保护。这种土是用当时的宫廷秘方调配的，里面混合了一些糯米汁，还有童子尿什么乱七八糟的，比现代的混凝土都结实。这秘方是北宋皇帝的，后来金国把北宋灭了，这才流传到金人贵族手中。　可以落下的翻板：能将把冥殿彻底封死，宁肯破了藏风聚气的虚位，也不肯把陪葬的明器便宜了掘丘者。　腐玉：又名蟦石，或名虫玉，产自中东某山谷。这种虫玉本身有很多古怪的特性，一直是一种具有传奇色彩的神秘物质，极为罕见。古代人认为这种有生命的奇石，是有邪恶的灵魂附在上面，只要在虫玉附近燃烧火焰，从中就会散发出大量浓重得如同凝固的黑色雾气，黑雾过后，附近所有超过一定温度的物质，都被腐蚀成为脓水。一旦腐玉被放入墓内，那便是最历害的机关，没有防备手持火把的盗墓者就将死于非命。　陵寝驱虫秘药：埋琉磺和水银，加上毒麻散、旬黄芰、懒菩堤等相调和，由于有属性对冲，可以埋在土中，千百年不会挥发干净。功效不只驱虫，亦可防盗。　部分机关的破解　破天宝龙火琉璃顶：这个机关最大的弱点就是，从侧面挖，顶上的龙火琉璃瓦就不会破。　破夯土层：用大勺子一勺一勺地将醋淋到夯土层上，等这一桶醋浇完了，这块墓墙也就被腐蚀得差不多了。别看醋的腐蚀性并不太强，但是对这种用秘方调配的夯土有奇效，这就叫一物克一物，到时候再挖就跟挖豆腐差不多。　破悬魂梯： 其原理就是用参照物搞鬼，隔一段距离，总是似有意，似无意的弄个记号出来，一旦留意这些记号，就会被引入偏离正确方向的歧途，台阶修得角度又异于平常，横楞稍微往下倾斜，而且有的地方平，有的地方高，这就分散了对角度变化的注意力，对重量感和平衡感的变化不易察觉，反而闭着眼瞎走倒容易走出去。　棺木　棺材 棺木中的极品是阴沉木的树窨，也就是树心，一棵阴沉木从生长到成材再到埋入地下成形，至少需要几千年的时间，这种极品可遇而不可求，只有皇室才能享用。尸体装在阴沉木的树窨里面埋入地下，肉身永远不会腐烂，比水晶造的防腐棺材都值钱，比冰箱的保鲜功能还管用。其次就是椴红木、千年柏木，树心越厚越有价值，第一是防止尸体腐烂，第二是不生虫子，能有效地防止蛆虫蚂蚁咬噬，不像普通的木料，用不了多久就被虫蚁蛀烂了，哪个墓主也不希望自己死后的尸身让虫子吃，那种情形想想都恶心，所以贵族们的棺椁木料都有严格要求。　石椁 木头棺材在这石匣子里边呢。石椁里面露出一口纯黑底色的木棺，这口棺仍然比普通的棺材要大出将近一倍，而且高度也异乎寻常，不算呈圆弧的盖子，都足有半人多高。棺木工艺精湛，绝非俗物，两端、四周、棺盖上都有镏金漆的五彩描，绘的是一些吉祥的神兽，皆是仙鹤、麒麟、龟蛇之类的，用以保佑棺中的主人死后尸解成仙。棺盖上更有天上二十八星宿的星图，棺底四周环绕一圈云卷图案的金色纹饰，不知用了什么秘密法门，千百年后色彩依旧艳丽如新，真叫人叹为观止。　昆仑神木 造棺木的材料，最好的便是阴沉木的树心，还有一种极品中的神品木料，极少有人见过，那便是只在古书中有记载的昆仑神木。传说昆仑神木即使只有一段，离开了泥土、水源和阳光，它仍然不会干枯，虽然不再生长了，却始终保持着原貌，如果把尸体存放在昆仑神木中，可以万年不朽。难道那精绝女王的尸体，就在这昆仑神木中？”古籍中说这树和昆仑山的年代一样久远，当年秦始皇都想找昆仑神树做棺椁。　石精鬼棺 石精所制的鬼棺封闭甚严，而且非比寻常棺椁，阴气极重的“石精”，虽然被视为不祥之物，但其特有的阴凉属性，能极其完好的保存尸体原貌。　铜角金棺全铜质，防止墓主诈尸而特制的。

1暗弩

墓内设刀枪暗箭。这一防置措施见诸史书记载的当从秦始皇陵为始，但要设置此类暗器需有个先决条件，即墓室

必须宽大敞亮，有一个刀出箭发的空间。

具体设置和实施方法是：先在墓室两壁安装强弓劲弩，呈张弓搭箭状，每件弓弩搭载一箭或数箭，箭头皆用毒药浸泡，达到人类触之即伤、伤之即死的程度。然后以具有高强度承载能力的绳索固定，弓弩后部再于壁上固定一钩状物，以让绳索穿过，绳索的另一端固定于门上隐蔽处。若是左壁，绳索的一头则接于墓道的右门；若是右壁，绳索则接于左门。当盗墓者开门时，若开右门，则左壁上的弩绳索被拉断，绷紧的弓弩之弦疾速驰之，利箭即出，射杀的方向正好是门道右侧；若开左门，以同样的原理给予射杀；若两门齐开，则两壁弓弩一齐封闭门道，射杀进入者，从而形成了第一道阻击防线。 若墓门打开，由门的转动而牵引的弓弩之箭全部射出，而盗墓者没有全部被射杀身亡，或侥幸躲过了一劫，第二道防线则继续发挥作用。具体方法基本与前同，只是在墓门之后铺设多块翘板，并进行掩盖伪装，使盗墓者无法辨别与其他地方的异同。镶在墓道两壁的弓弩牵引绳索以隐蔽的方式接于翘板之下，或高于翘板，成为绊索。当盗墓者破门而入踏入墓道时，翘板自然上下启动，绳索因外力压迫而断裂，弓弩之弦瞬间松开，利箭自动发出，直射墓门方向，一时箭如雨下状，盗墓者非死即伤。若遇绊索，以相同的道理予以射杀。因箭头用毒药泡过，只要轻轻划伤或擦过一点皮毛，盗墓者也难有活下去的希望，很快就会一命呜呼。当第一块被踏过的翘板或绊索所引弓箭发完之后，若还有幸存的盗墓者继续前行，则无疑会踏到第二块、第三块以及更多的翘板。如此这般，固定在墓道两壁的弓弩便可形成多波次发射势如连弩，张而复发，直至将暗藏在墓道内所有的利箭射出，将盗墓者全部射杀。

其射杀威力不容小视，例如从秦始皇陵秦俑坑出土的弓弩来看，其弓干和弩臂均较长，据学者们估计，这种弓弩的射程当大于六百步(合今8316米)，张力也当超过十二石(合今738斤)。 如果把装有箭矢的弩一个个连接起来，通过机发使之丛射或是连发，就可达到无人操作、自行警戒的目的。这种“机弩矢”实际上就是“暗弩”。为了防盗，就在墓门内、通道口等处安置上这种触发性的武器，一旦有盗墓者进入墓穴，就会碰上连接弩弓扳机的绊索，遭到猛烈的射击。

2连环翻板

所谓连环翻板，即在墓道中挖掘深约3米以上的陷坑，长短与宽度视墓道具体情形而定，坑下分布约10厘米左右的刀锥利器。坑上层平覆数块木板，木板中间有轴，下缀一小型相同重量的物体，呈天平秤状，板上有掩盖物。若盗墓者踏上木板，板的一端随之下陷，人必掉入坑内的刀锥之上，锋利的尖刀利刃将穿透盗墓者的胸膛及五脏六腑，活着爬出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当人体落坑后，由于木板两端各有相同重量的物体相缀木板很快复归原状，并保持平衡状态，静静等待下一个来者。如此往复循环，盗墓者也只能前赴后继地赴坑绝命。

盗墓者想出的破解之法。只要将木梯放入墓道，盗墓者沿梯而入，如履平地，一切翻板与陷坑、利刃都枉费心机，无济于事了。盗墓者与反盗墓者的智慧较量，令人惊叹。

3铁索吊石。

石板一般约3尺见方，厚约3寸，周身穿多个小洞，以金属索链穿洞而过，呈捆扎式系牢，石板平放安置于墓道顶部。在墓道顶和墙壁隐蔽处固定若干金属滑轮，利用滑轮将巨石吊起，悬于顶端。墓道地下铺木质跷板，索链由石板而下，通过滑轮以隐蔽的方式连接跷板，中间有挂钩和脱钩相接，遇外力压迫可自动脱落。跷板呈条状，长宽根据墓道具体情况而定。吊起之石可在墓道顶部悬挂三层，各层互不相依，索链通过石上孔洞收缩进出。

一切完毕后，施以伪装，外人不知其诈。若有盗墓者进得门来，踏入跷板条，板条一端必下沉。外力作用迫使绷紧的索链某处挂钩脱落，如同打井的轱辘突然放松，悬空的巨石疾速落下，将躲闪不及的盗墓者拍成肉饼。因跷板呈细窄的长条状，只有被踏后才能导致悬石落地，而相邻的其他跷板则安然无恙，仍静静地伏在原处等待下一伙盗墓者的进入。一旦盗贼的脚步踏上，与之相连的悬石相继落下，再次对胆大妄为者给予致命袭击。如此往复，直至三层悬石尽坠于地，杀伤数人为止。

4流沙墓内的玄机

所谓的填沙绝技，即在墓道和墓室周边填塞细沙。这个方法很简单，却是中国人独到的发明创造。盗墓者之所以在一夜或几夜之内就顺利进入墓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打洞。 但无论是圆洞还是方洞，都是建立在泥石堆积结构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打洞挖坑。若周围不是土石而是一片沙漠，此事就难了。发明者恰恰抓住这个特点，在墓道或墓周边填沙，少则几吨，多则几十吨、上百吨。盗墓者若想进入墓室，就必须与填沙打交道，或者说只能一点点地向外掏沙。沙呈软性，掏出一点，周围之沙立即拥将出来补充，如此循环往复，沙拥不绝，除非将所填之沙全部掏尽，否则不能进入墓道与墓室。而当盗墓贼见流沙不止，无有穷尽时，因情势所迫，只得停止挖掘另觅他处。 另有积沙积石的防盗方法，使盗墓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在墓内停留，后来棺椁倒塌以后，大量沙石堆积在棺内，有效地防止了被盗。其积石积沙的防盗原理中，积沙主要是防盗，盗墓者挖洞挖到积沙层，沙子会流到洞里，沙子流动会带动石头塌方，从而击打盗墓者，因此，盗墓贼不可能在大范围内施盗。

石块放置的位置也是精心设计的，大致可分为乱石层、蒙顶石层、贴顶石层、拦腰石层和卧底石层，可以防止盗贼从不同的部位进入。散乱分布在积沙上层的乱石层，残存50余块，其中既有9公斤左右的小石块，又有100公斤以上的巨石，位置大小均无规律，起到了冷石“暗器”的作用

5迷宫与虚墓

一般的情况是在已经建成的墓室下部再造一个隐蔽的墓室，如同二层楼房。将假的棺椁和并不珍贵的随葬品放于上层，尤多注重放置坛坛罐罐，以迷惑盗墓者。真正墓主的棺椁和珍品则放于下层，也称为暗室。另一种方法就是在主室之外另辟侧室，侧室可以与主室直接相邻，也可以通过一个长短不一的暗洞在别处另行开辟，一切要看具体地形地势和可能给盗墓者造成的错觉程度而定。盗墓者行盗的规律是从一个明显陵丘顶部或侧部，由上往下，或斜着向下打洞。有例外者则先打竖井，再于竖井底中打横洞，平着进入墓室。但无论如何，不太可能从墓室的底部往上打洞，除非在打竖井和横洞时，水平高度已超过了墓室的深度，那么只有再从下往上钻。这样的情况偶尔有之，但毕竟属于极少的例外。如果发生了类似例外，盗墓贼斜穿打洞正好打到了暗室中，或真的是由下往上钻将出来，正好碰上下层的暗室，那么鬼神也没有办法加以保护，墓主只能自认倒霉了。

6悬魂梯

勾魂迷道，使人产生错觉，无法找到正确的方向 这种二十三层的石阶，学名应该叫做“悬魂梯”，这种设计原理早已失传千年，有不少数学家和科学家都沉迷此道，有些观点认为这是一种数字催眠法，故意留下一种标记或者数字信息迷惑行者，而数学家则认为，这是一个结构复杂的数字模型，身处其中看着只有一道楼梯，实际上四通八达，月牙形的记号就是个陷阱，记号其实是在台阶上逐渐偏离，再加上这些台阶和石壁，可能都涂抹了一种以远古秘方调配，吸收光线的涂料，更让人难以辨认方向，一旦留意这些信息，就会是使人产生逻辑判断上的失误，以为走的是直线，实际上不知不觉就走上岔路，在岔路上大兜圈子，到最后完全丧失方向感，台阶的落差很小，可能就是为了让人产生高低落差的错觉而设计的。

7墓道塞石，

即在墓道口填塞巨石，以铁水浇灌而防盗墓贼入侵。

墓道塞石的方法最典型的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夫妇两位皇帝合葬的乾陵。乾陵与一般帝陵不同，它是以山为陵，就是说从半山腰开凿墓道、甬道，在山肚里修建前、中、后墓室(或称玄宫、地宫)。《旧唐书·严善思传》载：“乾陵玄阙，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隙，铸铁以固其中。”1960年，当地农民在山上炸石，误将乾陵墓道炸开了一个大口子，但没有接近墓门。陕西考古人员闻讯后，进行了清理并对周边进行了钻探勘察。勘察的结果是乾陵墓道、甬道的确用条石封砌，石条之间用拐状的铁栓拴牢，前后、左右加固，隙缝灌铸铁水。连续几十米长的甬道都是如此，可谓固若金汤。

8铁壁

铁壁，即以石门封闭，后设顶门石。此种方法比较普遍也比较简单，一般多用于券洞墓，特别是帝王的陵墓多用此法。 从已发掘的陵墓情形看，地宫石门之后挖一石槽，一长形板状石立于其上，待门封闭后，立于槽中的顶门石呈斜状插入两扇门的缝隙之间，门被顶住，外人难以开启。 在考古人员发掘面对石门后面的顶门石时，最初无计可施，经过一番调查思考，终于从一本皇宫秘籍中发现“拐钉钥匙”的开启工具。考古人员依葫芦画瓢制作了这种钥匙，插入门缝中，套住顶门石，慢慢用力推动，顶门石居然立了起来，渐渐与地面垂直呈90°角。

当然，有的陵墓不用顶门石，而是用一个现代足球大小的石球。其原理是在门后挖弯槽，槽分高低，门后有一圆洞。封闭石门后，石球从高处沿着石槽滑入低处，直至进入圆洞，大门即被封死

9天宝龙火琉璃顶

像这里的北宋晚期金人古墓，应该会用当时比较流行的防盗技术天宝龙火琉璃顶，这种结构的工艺非常先进，墓室中空，顶棚先铺设一层极薄的琉璃瓦，瓦上有一袋袋的西域火龙油，再上边又是一层琉璃瓦，然后才是封土堆，只要有外力的进入，顶子一碰就破，西域火龙油见空气就着，把墓室中的尸骨和陪葬品烧个精光，让掘丘贼什么都得不到。

10毒墓

中国古墓中不只有墓毒，毒物的种类也不简单，往往是“五毒俱全”，气态、液态、固态，这三种形式全部存在，在这考古发掘中已得到了证实。 实际上，中国古人早就知道制造“毒气”的原理，他们对化学这一门现代才发展起来的学科的某些领域，早就了解和掌握了，并在实践中进行应用。如，炼制长仙丹、五灵丹这些所谓长生不老药、长寿药、壮阳药，就是中国古代化学家进行的早期化学实验行为。

（1）气态墓毒。

气态墓毒在古籍中常有记载。如西汉广川王刘去盗掘战国古墓魏襄王冢时，除了发现墓是铁汁浇灌之外，在打开后还有惊人发现，里面竟然喷出一种有毒气体：“黄气如雾，触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 最常见的就是一氧化碳、二氧化碳。过去因为一般人不懂科学，一氧化碳被神化了，成了一种绝杀盗墓贼，神秘而又无形的超级杀手，甚至连现代的考古人员都俱怕三分。 古墓中一氧化碳这种毒气哪来的？一氧化碳的来源很方便，且容易，炭未燃彻底时，便会产生这种毒气。在秦汉及以前的年代，古人喜欢在墓内积炭，这种炭，多是烧过却又未烧彻底的炭灰。墓中放置炭石，也叫“积炭墓”，考古时常会在先秦古墓中发现“积炭层”。 古墓中积炭，可谓“一石三鸟”：一，可以起到干燥墓穴，尸体防腐；二，反盗墓，盗洞不容易形成，易塌方；三，仍是反盗墓，产生有毒的气体，即墓毒。

（2）液态墓毒

古墓中常见的液态有毒物质，便是水银。有关方面专家一直在考古中的秦陵，便是世界第一大“毒墓”。从《史记》（卷六）记载来看，秦陵中使用的水银量惊人，注满了陵内的整个地层，形成了一个可怕的“地下毒河”。试想，在密封空间内，如果有盗墓者侵入，谁还能活着走出来？赤眉军当年盗秦陵时，便遇到了水银，据说盗了秦始皇的铜椁便退出了。 水银极易挥发，往往又形成气态墓毒。 在墓中设“水银池”，在古人反盗墓手法里比较好处理的一招，齐桓公的墓内便设有。

水银的用途很广，可作防腐剂。中国古人也掌握了这一点，尸体防腐时常常借助于水银。往往是在人死后，尽快往嘴内灌注水银。如南宋皇帝赵理宗，尸体防腐便是这样的手法，因为水银是贵重金属，所以盗墓大贼、西域秃驴杨辇真伽在盗陵时，特地让人把赵理宗的尸体倒挂起来，下放盆子，“沥水银”。 正是古人把水银当“万能药”用来防腐，又拿来服用，所以，“液态墓毒”数水银最为多见。

（3）固态墓毒

常见的毒物有朱砂、石胆、雄黄、矾石、磁石等药石，这些“药石”在一定温度下，会产生剧毒，又“五毒之石”。另外常见的药石还有礜石等。这类毒物在古墓中最常见了，上面说的两种墓毒，比如水银，一般人家置办不起，而药石相对就便宜了，来源亦广，价格低廉。 考古常会在墓穴看到这些药石，有的还用之衬垫棺床。古墓中常见这些固态墓毒还有一种原因，就是古人生前喜欢服用。这些药石常被古代术士用于炼制不老药、壮阳药，帝王，或是有社会地位、有经济条件的王公贵族，往往将之当“仙丹”，长期服用。1980年代在广州发掘的第二代南越王赵眜墓中便发现了这些“药石”和成品“仙丹”。

（4）尸毒

与墓毒相伴的，是尸毒。

尸毒究竟是什么，民间有很多种说法。但医学上，一直都没有“尸毒”这个词。如果尸体沾上了毒物，便会形成更为可怕的“尸毒”。所以有经验的盗墓贼，一般不先碰尸体，或是戴上皮手套，再翻动棺材。现代考古人员在开棺前，必会做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就是这个考虑。

11夯土层

夯土层是墓室的核心防线。一层硬土，坚如磐石，工兵铲敲到上边只有一个白印出现。这是夯土层，顶上有机关保护。这种土是用当时的宫廷秘方调配的，里面混合了一些糯米汁，还有童子尿什么乱七八糟的，比现代的混凝土都结实。这秘方是北宋皇帝的，后来金国把北宋灭了，这才流传到金人贵族手中。

破夯土层：

用大勺子一勺一勺地将醋淋到夯土层上，等这一桶醋浇完了，这块墓墙也就被腐蚀得差不多了。别看醋的腐蚀性并不太强，但是对这种用秘方调配的夯土有奇效，这就叫一物克一物，到时候再挖就跟挖豆腐差不多。

12反扣

在重庆考古史上，永川17座明清墓葬中出现过一种独特的机关 反扣。至今，专家也很难准确解释这道机关的用意。这处明清墓群位于永川双石镇五龙桥村，考古人员勘探墓群时，该处已被挖掘机铲去一部分，17座古墓葬遭到严重破坏。由于这期间又遭遇暴雨袭击，考古人员仅对其中7座墓葬进行了发掘。据考证，这批古墓属于民间墓葬，但奇怪的是墓室内竟然设置了半截厚青石板。按照巴渝地区的民间丧葬习惯，古人在设计墓室弧形拱顶时，一般都会直接用厚土封闭墓门，并没有必要在墓室内“画蛇添足”。这样的墓室设计，似乎是要防止里面的“人”出来，而不是外面的盗墓人进去。据专家推测，或许数百年前该地区存在某种丧葬习俗 为了防止死于非命的人“尸变”危害乡里，所以在建造墓室时采取了“反扣”手法，即用半截巨石封住一半墓室。虽然这个独特而简单的机关蒙上了浓厚的迷信色彩，但它对研究该地区明清丧葬习俗，提供了鲜活又不可多得的“教材”，与‘尸变’都扯上关系了。从技术含量上来看，很简单。但从迷信角度来说，就有点耐人寻味了。

以上是我2012年左右从各个地方找寻的内容，整理好的，今天突发奇想贴在这里了，如果看到有问题的请随时告诉我，考据党的批评大把大把的来砸我吧。

我喜欢盗墓笔记到今年也有个七八年了，我是指的盗墓笔记原著，它的所有衍生我一概不提。8·17没能去了长白山很可惜，我只希望我能够努力一些在努力一些，做一个像张起灵伟大的人，保护好身边的人。

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所有上述这些套印出来的书，都可称为套印本。且几色套印，就称几色套印本。惟朱墨两色套印，国家图书馆习惯上著录为“套印本”，其他各方面的人习惯上多称为“朱墨套印本”。 百衲本 百衲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王隐《晋书》说“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为衣，号曰百衲衣”。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唐济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蔡君谟《画锦堂记》说“每字作一纸，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谓之百衲碑”。足见“百衲”具有杂拼之义。故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书本，也就名为“百衲本”了。 书帕本 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官员朋友之间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将这种书就称为“书帕本”。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证《金台纪闻》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饩廪，余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隆庆、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率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故有一书一帕之称，是为书帕本。”可见书帕本是明代例行官样礼品，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 巾箱本 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箧。《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殆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齐·衡阳王均》说他“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均)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见无论是手写本书，还是刻印本书，只要是开本较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就都可以称为巾箱本。在实践上，与袖珍本概念极难区分。 袖珍本 袖珍本亦指开本较小，便于随身携带的书本。其取义，盖因其开本极小，可藏于怀袖中携带。清代内府刻书集中在武英殿进行。历年雕印经、史所用版片极多，这当中有不少裁截下来的小块木料或版片。“高宗以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解材，不令遗弃，仿古人巾箱之式，刻袖珍版书。”后世将当时遵照高宗旨意，于乾隆三十年(1765)用零材短板刻成的小版框小开本的《古香斋十种》，就称为袖珍本。直到今天，对小开本书仍常以袖珍名之。 初刻本 凡第一次镌刻的书均可称为初刻本。 重刻本 重刻本是相对于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是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然其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刻本的概念。且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它是否为翻刻。 翻刻本 翻刻本也称覆刻本。 影刻本 影刻本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覆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数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或双勾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上版镌雕。这样雕印出来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下来的，对于那个原底本来说，就称为影刻本。影刻本书多发生在影刻宋元本书上。因为宋元本书传至明末清初，已属罕见。为了保存传本，流布久远，便常常采用这种影刻的办法。由于它能保持原底本的风貌，故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 重修本 重修本也称为修补本或修补版。古书版片由于多用梨、枣等硬木，故可流传使用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其间由于屡经刷印或遭受其他灾害，又很容易造成版片的缺损，所以再要进行刷印时，对其中缺损的版片就得重新加以修补。用这种修补过的旧版片刷印的书，在版本著录中就称为“×朝××年××人刻×朝××年重修本”。经过修补的版片，因为时代、刻工、技术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版框、版心及字体风格等，与未经修补的就不尽相同，甚至墨色也显得不同。所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重修本运用在家乘、地志等书时，要特别注意其另外的含义。中国地志之书浩如烟海。每换一任或几任地方官，就常常重修一次该地的方志，载入风土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名胜古迹、建置沿革、地亩四至、先贤仕宦、历朝贡举等新内容，以便掌握该地情况，实施封建管理。但有时因初修不久，有时因财力不敷，没有必要或没有能力另纂新志时，也常常修补旧志版片，或在旧版片的相应内容下增刻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别著录：只是修补旧版重新刷印的，应著录“×朝××年刻××年重修本”；若是在旧版本相应内容下增刻了新的内容，就得著录为“×朝××年刻××年增修本”。在著录志书重修本和增修本时，还要特别注意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这是极易发生混乱的地方。就是在版本著录为“重修”或“增修”的两种情况下，其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都只能是原来纂修的时代。若是志书书名前已明确冠有“重修”字样，则这里的重修决非重新修补版片之义，而是此志已经重新纂修之义。 递修本 凡一书版片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均可称为×朝××年刻×朝××年递修本。这种递修重印的古书在现存的中国古籍中为数还不少。有名的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六经正义》，多数到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曾两次递修重印过。又如南宋绍兴年间蜀中眉山地区所刻的《眉山七史》，其版片元代以后递有修补。明洪武年间版片移入南京国子监，一直到正德、嘉靖、万历时，还曾修补重印。到清代顺、康、雍、乾时，这套版片还存贮于江南布政使司衙门库中，嘉庆时才毁于火。明南京国子监刻的《玉海》，其版片自正德、嘉靖以后即屡经递修。万历十六年(1588)赵用贤、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振玉、乾隆三年(1738)熊木，都曾修补重印。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递修本。 朱蓝印本 朱蓝印本，是指古代书版雕完，在正式刷印之前常要试印，以检查是否有错字和着墨是否均匀，以便进行修整。这时使用的颜色常用红或蓝色，目的在于醒目，便于发现版面上的问题。此种试印的书，红颜色者，就称××刻朱印本；蓝颜色者就称××刻蓝印本。这种印本因为是新版初试，字画清晰，刀法剔透，初印精美，加上印数少，传世罕，历为版本家和藏书家所看重。 四库底本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卷帙浩繁的大丛书，共收3507种，79337卷。在开馆纂修前及整个纂修过程中，广征天下遗书，故从全国各地进献的图籍数以万计。书到北京，全都送到翰林院点收，加盖翰林院关防，以备选用。有人将这些都称为四库底本，这是不对的。确切的概念，四库底本指的是被《四库全书》收入而作为誊抄底本的那些书，而不是指进过翰林院，钤有翰林院关防，实际却未被《四库全书》录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