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认为，欧洲的历史没有像中国这么连贯，他们很多时候是教会而不是官方在修史。中世纪时期欧洲的史料肯定是没有中国多的。另外罗马帝国以后，欧洲分为几十个国家，单个国家的史料肯定是少的（从面积上只相当于中国的省）然而总数加起来也是客观的。

　　兹按国别略说一下：

　　拜占廷的史学 在公元7世纪以前,拜占廷在文化上大致还保持着希腊、罗马的传统。基督教会的势力不像在西欧那样至高无上，它是隶属于皇帝，作为专制政体的支柱而存在的。因此，与同时期西欧各国的文化比较起来，拜占廷文化具有较多的世俗性。查士丁尼一世皇帝在位时，拜占廷帝国的国势最为强盛，出现了最著名的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他留下两部重要的著作：一为《当代史》（即《查士丁尼皇帝征战史》）。主要是记述东罗马帝国兴兵灭汪达尔王国、东哥特王国，并移师向东与波斯帝国争衡的经过；一为《秘史》，描述查士丁尼时代的宫廷内幕，对当时的显贵人物颇多讥评。

　　拜占廷的学者致力于古籍的整理，其中贡献较大的是大教长佛提乌（约820～891）。他编纂了一部《群书摘要》,辑录的古典著作达280种之多。有不少古典著作赖有佛提乌的辑录而保存了下来。

　　① 意大利。在中世纪初期,意大利著名政治家、史学家FMA卡西奥多鲁斯(约490～585)著有《哥特史》12卷，是研究东哥特王国历史的第一手材料。惟此书原本已经散佚，只能从朱尔丹尼斯所作的节本中略见其梗概。

　　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北部的历史，是由基督教执事保罗（约720～799）记载下来的，保罗所著之《伦巴德史》是中世纪欧洲史学的要籍之一。

　　中世纪后期，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约1254～1324）口述、鲁斯蒂恰诺（或鲁斯蒂切洛）笔录的《马可·波罗游记》，即《东方见闻录》，广泛介绍了东方各国特别是中国的概况，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

　　② 法兰克王国。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位历史学家是都尔城的主教格列高利（约538～594）。他著有《法兰克人史》10卷，始自传说时期，止于591年,对法兰克王国早期的历史作了精详的记载。

　　9世纪初著名的传记家爱因哈德(约770～840)。用华美的文笔写了一部《查理大帝传》，此书是世界历史文库中的要籍之一，传诵甚广。

　　③ 西班牙。

　　西哥特人统治西班牙时期（414—726年）最著名的历史家是伊西多尔（约560～636）。他曾当选为塞维利亚城的主教。著有《西哥特、汪达尔、苏维汇诸王的历史》，记叙西哥特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迁徙和建国的经过。

　　托莱多主教朱利安（680—690）写了一部《哥特王闻巴远征托莱多史》，还写了一部《圣伊蒂芬索传》。然而西班牙哥特人最有价值的史料是西哥特法典《古代法律》和阿拉列二世的《罗马法摘要》。又有许多宗教会议的法令。

　　主教伊达提阿斯的《编年史》从公元379年写到469年。比克勒夫大寺院住持约翰的编年史补充了从567年到590年的情况。约翰是一位西班牙修道士，曾在君士坦丁堡学习希腊文。并曾遭受阿利安派国王利维基尔德的迫害，他的作品是西哥特一部最好的史料。

　　④ 英格兰。英国史学的奠基者是比德。他著有《英国教会史》，所叙史事止于 731年。此书虽然主要是叙述天主教在不列颠传布的经过，但也涉及到当时英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

　　英国早期的史事，主要是赖有《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而流传下来的。从7、8世纪起，盎格鲁、撒克逊各邦的宫廷和寺院中已经有人开始撰写编年史，及至英国统一后，阿尔弗烈德大王在位时，组织了一批学者，把从前各地所积累下来的编年史加以删改和增益，汇编在一起，命名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英国的第一位通史作家是亨廷顿的副主教亨利（约1084～1155）著有《英国史》，所叙史事始自GJ凯撒时代，止于1154年。

　　13世纪，英国产生了编年史家M帕里斯（约1200～1259）。他的著作对1215年《自由大宪章》的制订和英国国会的起源均有记述。

　　⑤ 德意志。在西欧各国中,德意志的史学兴起比较晚。11世纪中期,德意志出现了编年史家兰伯特·冯·黑尔斯费尔德(1025～1088)。他用宗教史观写了一部《编年史》，始自远古，止于1077年的“卡诺莎事件”。

　　埃克哈德·冯·奥拉(～1125)著有《世界编年史》5卷。前3卷叙述自上古直至查理曼时代的史事,后2卷记载自查理曼直至亨利五世当政时期的史事。此外，他还写了一部《神圣罗马帝国史》。

　　中世纪德意志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弗赖辛的主教奥托（约1111～1158）。他留下两部历史著作：一为《编年史》，以《圣经》中所说的“创世记”作为开端，一直写到1146年；一为《皇帝腓特烈传》，记述这位皇帝连年用兵的经过。

　　14世纪以前东欧各国的史学 东欧国家形成比较晚。这些国家的史学兴起于10世纪以后。

　　捷克最早的一位历史学家是布拉格的科斯马斯（约1045～1125）。著有《波希米亚史》3卷,是捷克第一部堪称为历史的著作。

　　在12、13世纪之际，波兰产生了历史学家W卡德武贝克（约1160～1223）。著有《波兰史》 4卷，始自传说时期，止于1203年，是波兰史的开山之作。

　　这时匈牙利最早的史籍是记述阿尔帕德王朝第一位国王斯蒂芬一世（977～1038)生平事迹的《大实录》和《小实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俄国最早的一部历史著作，是涅斯托尔的《编年纪事》。相传涅斯托尔生活在12世纪初年。其所撰之《编年纪事》，始于公元 9世纪中期，止于1110年，为基辅罗斯时代最重要的史籍。

　　中世纪俄国最重要的一部文献资料，是《诺夫哥罗德编年史》。在诺夫哥罗德大公国的一个寺院里，从11世纪初叶起就有人开始撰写编年史，逐年把重大事件记载下来。此项工作一直继续到15世纪末期。所以，从11世纪初叶直到15世纪末期这 500年间俄国历史上的大事，其中包括金帐汗国统治时期的史事，在《诺夫哥罗德编年史》中都有反映。

这里想问的应该是：中国古代秦汉时期的匈奴（Xiongnu）与出现于公元370—375年欧洲的匈人（Huns）之间有何关系，两者是否是一回事？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匈奴与匈人并不是一回事，两者其实并没有关系的。

持匈奴、匈人族源相同论者，多以匈奴的发音与huns相似，而且在huns抵达欧洲以前，西方已使用huni等与之相近的名称，故由此断定欧洲古籍中的匈人就是匈奴。这个判断是毫无道理的，只要掌握了基本的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能力，就可以提出反驳意见。例如，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 64 BCE-23 CE）的《地理志》（Geography）提到，希腊巴克特里亚诸王将国土扩展到Seres和Phryni等地。一些同源论者认为Seres是中国，Phryni是匈奴；事实上，当时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势力范围根本就不可能与匈奴有接触。

事实上，中国古代对匈奴的体质有非常细致的刻画。例如，《汉书·金日磾传》提到：“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日磾长八尺二寸，容貌甚严。” 《晋书·刘元海载记》指出：“刘元海（就是刘渊），新兴匈奴人，冒顿之后也……姿仪魁伟，身长八尺四寸，须长三尺余，当心有赤毫毛三根，长三尺六寸。 ” 

关于匈人的相貌外观，我们可以参考曾经出使过匈人帝国并面见阿提拉的罗马外交官、历史学家普利斯库斯（Priscus）的描述：他们（匈人）以其恐怖的面貌，加上丑恶的外观和黑乎乎可怕的皮肤，迫使阿兰人逃窜。他们的脸，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与其说是脸，不如说是某种没什么形状的肉块，他们的眼睛还不如说更像是针孔。……他们到老不生胡须，年轻人都不好看，因为脸上剑伤的伤疤破坏了自然胡须的优雅，身材不怎么高。……肩膀很宽，脖子很短，总是直挺挺的、骄傲的。从这段简短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匈奴与匈人在体质上的差异，前者的胡须浓密，后者却与之相反，而且匈人矮小、黝黑的外貌，也与匈奴差距较大。

总而言之，汉代的匈奴不是欧洲的匈人。

古罗马帝国后期，古典文化传统开始走向式微。随着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教会为了在精神和文化领域获得唯我独尊的地位，便加紧了对古典文化的破坏和毁灭过程。由于古典文化被教会斥为异教之物，所以许多古典建筑和艺术品遭到破坏，大学和图书馆被关闭，古典作家的著作成为禁书。当时的一位大主教洋洋得意地宣称：“古代作家的书已经在地球上销声匿迹了，西塞罗、苏格拉底和荷马（更不必说那些被基督教徒恨之入骨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都被扔在顶楼和地窖里被忘却。”从此，古典文化也就逐渐被以神学和道统为主的基督教文化所取代，并随之而坠入黑暗的深渊。但是，在基督教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作为古代人类智慧之结晶的古典文化不会也不可能完全丧失。那么，它在日后的历史中是如何传承的呢？ 8-10世纪，古典文化开始在东方的阿拉伯帝国和西方的加罗林王朝同时复苏。查理大帝在位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实现教育和文化的复兴。为此，他延聘欧洲各地著名学者加入这一行动，并多次颁布诏令，要求全国各教区和修道院设立学校。同时，与之相关联的书籍抄写和图书馆也随之兴起，一批拉丁古典书籍得以抢救和复制，如西塞罗、恺撒、维吉尔、塔西佗、李维、卢克莱修、贺拉西、奥维德等古典作家的著作。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部分拉丁古典作家的典籍都是依据这一时期的复制本印制而来的。也正是在抄写、复制古典拉丁著作的过程中，修道士们与古典文化建立起了某种联系。有些教士甚至因迷恋于古典拉丁作家的著作而不能自拔。“加洛林文化复兴”虽然并没有出现令人赞叹的学术创新，但它对于古典拉丁文化的传承却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不过，随着维金人的南下，这一复兴运动也告中断。

如果说，加罗林王朝在拉丁基督教世界主要致力于拉丁古典文化的复苏，那么阿拉伯帝国则着重致力于古典希腊文化的学习年的和研究。在约750-850的100年里，自阿拉伯人掀起了规模宏大的翻译运动，史称“百年翻译运动”。这是阿拉伯帝国全盛时代的大规模文化建设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这次翻译运动中，阿拉伯人不仅翻译了大量古代波斯和印度的典籍，而且还翻译了大量古希腊人的著作。众所周知，在希腊化时代，希腊人曾将希腊文化的种子播撒于西亚、北非的广大地区。直到阿拉伯人征服这些地区之时，许多传播希腊文化的城市仍然存在，其中著名的有波斯的军迪沙浦尔、伊拉克的哈兰、叙利亚的埃德萨和安条克、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等。在这场翻译运动中，精通希腊文化的聂斯托里派基督徒成为其中的中坚力量。尤其是，帝国的统治者成了这场翻译运动的倡导者和有力的支持者，如曼苏尔、拉希德、麦蒙。尤其是麦蒙，不仅他本人醉心于古希腊哲学，每当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后，他总是先睹为快，而且为了将学术研究和翻译运动纳入正规，他还于830年在巴格达图书馆的基础上修建了著名的“智慧馆”。这是一个集图书馆、研究院和翻译中心于一体的综合学术机构。同时，麦蒙还派人到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等地去搜求古希腊典籍。于是，从各地运来的古籍不断充实到智慧馆。这样，在麦蒙的主持下，数百名学者和翻译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翻译活动，从而使“百年翻译运动”步入了鼎盛阶段。在这场翻译运动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古希腊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都被翻译成阿拉伯文。这不仅有力地促进了阿拉伯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而且还对古希腊文化的传承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对古典文化的保存和传承方面，与大致同时代的“加洛林文化复兴”的成就相比，阿拉伯人的“百年翻译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更为辉煌，影响也更为深远。 自11世纪开始，历经劫难的拉丁西方人终于走出了“黑暗时代”，步入复兴和扩张之路。在扩张过程中，他们重新回到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地中海世界，并与阿拉伯、拜占庭帝国等展开了富有成效的文化交流活动。正是在西班牙、西西里和西亚等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前哨，拉丁西方人重又接触到久违的古典希腊文化。于世从11纪末到13世纪末，一场历时长久、规模宏大的“翻译运动”在拉丁基督教世界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这次翻译运动中，通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而翻译成拉丁文等西方文字的古希腊典籍达200多部。而参与翻译运动的翻译家则多多达90多位，其中，有的在其一生中翻译作品达80余部。可以说，在这场大规模的翻译运动中，几乎所有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著作都被译为拉丁文等西方文字。这不仅导致了各门学科在拉丁基督教世界的迅速复兴，而且古希腊文化中的自由和理性精神也得以复活，从而导致普遍的理性在中世纪拉丁基督教世界的确立。

与此同时，罗马法复兴的浪潮也从意大利蔓延到了法国、德意志、西班牙等欧洲大陆各国，罗马式建筑艺术也在拉丁基督教世界走向兴盛。无怪乎现代西方许多学者将世纪称为“文化复兴”的世纪了。可以说，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古典文化复兴的浪潮。 文艺复兴时代是西方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在该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复兴古典文化的旗帜下，展开了对中世纪基督教会和神学的批判。于是，一股强劲的古典文化复兴的浪潮再次蔓延西方世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以特殊的热情学习古希腊语，并积极投入到搜集、挖掘、整理和重新翻译古希腊原文典籍的运动中。他们在寺院和教堂图书馆里，耐心细致并满怀希望地从积满厚厚灰尘的故纸堆中寻找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结果，他们在这些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取得了重大收获，发现了一些古典著作的珍本甚至孤本。这些珍本大都已腐朽、脱落。他们小心翼翼地修复这些“被野蛮的狱卒囚禁的文雅犯人”。不甘寂寞的美第奇家族和教皇也加入了这一行列。科西莫将巨资投入到古希腊典籍的搜集之中。教皇尼古拉五世还是教士时便因购买古典书籍而破产，做了教皇后依然故我。他自己曾毫不掩饰地说：“假我以资材，当成就两桩事业，即书籍与建筑，及后为教皇，两者都付诸实施。”直到去世时，他仍欠有债务。但是，他却将800册古希腊手稿留给了世人。许多人文主义者到希腊做学术旅行，当他们带着数以百计的古希腊典籍回到当意大利时，人们就像迎接凯旋而归的将军一样欢迎他们。而许多人文主义者则因购买古典稿本而负债累累。在1453年，当君士坦丁堡在土耳其人的围攻下陷落时，许多拜占庭学者带着抢救出来的古希腊手稿流亡到意大利。他们在各地教授希腊语，从而为古典文化在西方的复兴增添了一股活力。正是由于人文主义者的努力，古希腊典籍才得以传世。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古希腊著作，大部分就是在这一时期搜集、整理出来的。

同时，拉丁古典文化也对人文主义的文化艺术风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该时期，“人本主义史学家则把一切思想和一切叙述翻译成装扮成西塞罗体的拉丁文，至少是黄金时代的拉丁文”。与这种文学上的西塞罗主义相伴行的则是艺术领域内维特鲁威建筑艺术的复活以及古物搜求和收藏之风的盛行。人文主义者千方百计地探寻古典艺术品，而古罗马城则成为了这一运动的中心。至文艺复兴时代末期，罗马已聚集了无数的古物，其中大多是古罗马人的作品，但也有少数古希腊后期的原作。正是这些作品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进行创作的源泉。

中世纪盛期的文艺复兴是一次有限的古典文化的复兴。基督教徒翻译与研究的只是古希腊哲学和科学著作，而且他们是在信仰至上的前提下，按照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古典文化的。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则完全冲破了这一局限，将探寻的目光投向了古典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各个领域。他们立足于人文主义的新视角，重新审视和解读古典文化的真义，并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之进行了新的阐释。正是在古典文化的启发下，他

们奏响了响亮的“人的颂歌”，而在这片颂歌声中，中世纪的幽灵退到了黑暗的角落里。

实际上，古典文化复兴的浪潮并没有随着文艺复兴时代的结束而终结。在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兴起导致了古典文化的继续复兴。在该世纪，古物搜求之风不仅有增无减，而且还从罗马扩散到了意大利和欧洲的其他城市。于是，英、法、德等国家则代替罗马成为了这一运动的新的中心。这些国家的人们蜂拥到威尼斯、神秘的庞贝古城和希腊本土、小亚细亚去凭吊、猎奇、探宝。尤其是在德国，一些艺术家还在理性的旗帜下掀起了一场“复古”运动，他们反对罗可可艺术的那种过分注重豪华和享受而缺乏思想的艺术风格，主张回到古典主义去，从而导致了一个新的艺术流派新古典主义的出现。该流派曾盛行于德国与法国，并在绘画和建筑、雕刻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温克尔曼便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新古典主义的艺术家注重从古典艺术中获取养分，所以每当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他们便从古典文化和艺术中寻求答案。如法国的新古典主义艺术大师达维德曾谈到，他鼓励学生去创作伟大题材的诀窍是：“快去翻翻普鲁塔克的书。”同时，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在高举理性的大旗对传统的基督教神学进行批判时，古典文化再次成为他们赖以获取思想素材的宝库。所以，古典文化还成为理性主义运动的导师。 19世纪以后，伴随着考古学的出现和发展，古典文化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从而导致古典文化更大规模的复现。在这一世纪，考古学的篝火在意大利、希腊本土、小亚细亚等地陆续点燃，著名的罗马城、庞贝古城、雅典卫城、奥林匹亚城、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等遗址纷纷被发现和挖掘出来，一些古典文物和书籍也时有发现。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以至今天。这样，古典文化逐渐显露出它的全貌。同时，在西方各国，古典学也作为一门学科而逐渐得以确立。

亚欧分界线是土耳其海峡。亚欧分界线最早确定在公元前6世纪末至公元前5世纪初期，在古希腊学者埃卡泰乌斯留下的古籍中，记载着最早一次划分欧亚大陆的尝试。再后来，古希腊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再次将亚欧大陆分界线改写为土耳其海峡，黑海，亚速海和顿河，而后土耳其海峡作为分界线的重要一环沿用至今。

被称为“天下咽喉”的土耳其海峡（又称黑海海峡）是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唯一通道，它包括博斯普鲁斯海峡（又叫伊斯坦布尔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又叫恰纳卡莱海峡）三部分。

土耳其海峡全长361千米，整个海峡呈东北－西南走向，是亚、欧两洲的分界线。古往今来皆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土耳其海峡的东北端为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南端为达达尼尔海峡，两海峡之间是土耳其内海马尔马拉海。两岸主权均属于土耳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