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普遍认为西医才能做手术，中医是怎么做手术的呢？其实，在中国古代，中医手术就已经很发达，古籍有不少记载。 

隋朝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做《诸病源候论》，由太医巢元方所写，其中有一段叙述：“金疮肠断者，肠两头见者，可速续之。先以针缕如法，连续断肠，便取鸡血涂其际，勿令气泄，即推内（纳）之。但疮痛者，当以生丝缕系，绝其血脉。”这段文字描述了病人的肠子断裂后，医师通过手术，把肠子重新续接的过程。

那么，古代中医具体使用什么工具来做手术、是怎么操作的？中医外科手术又为何没有流传下来？ 

古代中医手术的麻醉药  

提到古代手术，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公认的中医外科手术鼻祖——华佗。华佗发明的麻沸散，是世界上最早的麻醉药。患者以酒服麻沸散后，身体就失去了知觉，然后医师就可“刳破腹背，抽割积聚”，也就是剖开腹部，除去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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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麻沸散后来失传。但在麻沸散之后，也有其它的麻醉剂出现。

譬如明代外科医学家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中写到，他在鼻息肉手术中，使用“回香草散”麻醉。回香草散是由回香草、高良姜两味药制成的局部麻醉药。他在书中记述：先用回香草散连吹入鼻黏膜两次，然后用一根丝线套上鼻息肉的根部，绞紧，向下一拔，息肉就脱落了。

古代的手术刀是什么样的？  

早在华佗之前，就已经有许多关于中医外科器具的记载。《山海经》中记述，“高氏之山，其上多玉，有石可以为砭针，堪以破痈肿者也。”《素问》也记载，“东方之域⋯⋯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

那时，人们用砭石制作成各种医疗器具，如砭针、砭镰，并且有大小不同的尺寸。砭镰类似于刀片，可以用来割去肿瘤，削掉腐肉。目前于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砭镰，距今34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手术刀。不仅如此，砭石本身也用于养生治病，有调理气血、疏通经络的作用。现代医学也发现，砭石含有至少三十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

随着铜器、铁器不断普及，人们开始使用铜铁等金属制成针、刀、镰和许多其它外科手术器械。

秦汉之后，外科手术器具不断发展。唐代的出土文物中已有镊子、剪刀这样的常见外科手术器械，宋代时已经出现较为完整的常用外科器具，如针、剪、刀、钳、凿，在《世医得效方》和《永类钤方》等书中都有记载。江苏省江阴县曾出土了一批明代医疗器械，除了铁质和铜质的平刃刀、小剪刀、镊子外，还有一把柳叶式外科刀，一头有尖刃口，和现代的手术刀十分相似。

清代医家何景才撰写的《外科明隐集》中，简述了开疮刀、三棱针、平刃刀、月刃刀、剪子、镊子几种外科手术器具。开疮刀最薄利锋锐，取其速入急出；三棱针刺放瘀滞毒血，取其刺孔宽豁，让瘀汁通流；平刃刀割除死腐余皮，用之随手得便；月刃刀割除深陷之内瘀腐；镊子夹捏余皮顽腐，让刀割更方便。 

桑皮线： 中国最早发明的外科缝合线

隋唐时代，除了已形成较为完整的清创缝合术外，对缝合伤口的材料亦有了改进和提高。最重要的发明是使用桑皮线缝合肠管和皮肤，并广泛应用于临床且取得了良好疗效。

缝合术是中医外科史上的重要发明。“桑皮线”就是常用的缝合线之一。《删繁方》记载治金疮肠出的方法，“桑皮细线缝肠复皮，用蒲黄粉粉之。”宋代《睽车志》写道，“⋯⋯以刀自裁，收之不死，医者以桑皮缝合其创，傅药。”

据老辈中医讲述，制作桑皮线的方法，是先拨去外皮，在内层上选择比较粗的筋纹，撕下来。然后再取外皮，把细线从头到尾抹七次，让细线滑润如丝，收起放好。到用的时候，在沸水的蒸汽上薰蒸一下，细线就绵软如新。桑皮线可以被身体吸收，所以缝合后不需拆线。

桑皮线取用方便，而且不易折断。不仅如此，桑皮本身药性平和，更有清热解毒、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 

明·于慎行《谷山笔尘》中介绍了一个较为详细的案例：武则天长寿三年，有人密告皇嗣李旦(即睿宗)“潜有异谋”。臭名昭著的酷吏来俊臣对李旦左右的人严刑拷打，逼他们供出皇嗣“谋反”的罪行。

太常工人安金藏宁死不屈，并向来俊臣说，如果不相信我所说的是实话，我宁可挖出心来证明皇嗣不反，立即拔出佩刀自剖胸膛，露出五脏，血流遍地。此举使武则天猛然醒悟，遂命人将安金藏送入宫中治疗。医者将其五脏复位，用桑皮线缝合伤口，敷上疗伤药物，患者经宿始苏。武则天因此取消了对李旦的追究。

如何给病人消毒、止血？  

古代外科有各种药膏、药洗，另有去腐、生肌、收敛愈合等外科优良药物，帮助术后的止血、愈合。

为何中医外科手术未能流传至今？  

这些外科手术器具的发现，以及古籍中对于手术方法、使用药物的记载，足以说明中国古代外科手术的发展水准。可惜，很多精华的东西没有流传下来，所以现代人很少人会把中医和手术联系在一起。

探究这其中的原因，一部分是人们的思想渐渐西化，另外也和中医传承的习惯、乃至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关。

中医传徒弟，类似于道家。有本事的医师虽然会收许多徒弟，但其中只有一个徒弟能得到师父的真传。一些有着祖传良方和珍贵经验的中医，往往要找到道德、心性、悟性都好的，确保在学成之后，医德与医术兼备的人，才会把真正的精髓相传。

而在当今社会，中医教育也普遍西化，中医须接受西医教育，获得学历和认证，才能被社会认可。一些民间的中医师，虽继承了良好的医术，但因为没有现代的学历，而不被人们所接受。加上如今社会乱象，让普通人难以分辨，真正珍贵的东西也难以被发现，并保存下去了。

中医药是我国重要的卫生、经济、科技、文化和生态资源，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大“十四五”期间对中医药发展的支持和促进力度，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而制定此方案的。

里面提到了至关重要的一点：

一是依托现有数字平台建设中医药古籍数字图书馆，建立中医药古籍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平台和中医药知识服务系统，推动中医药古籍数字化挖掘，打造中医药古籍数字化服务应用产品。二是依托现有机构，改善中医药行业古籍保护条件，全面开展中医药古籍文物定级、建档、备案工作，加大濒危珍贵古籍保护修复力度，提升中医药古籍保护及利用能力。

一方制药的配方颗粒生产在药材种植全力推进可溯源GAP基地，在生产车间实现智能化和数字化控制，保证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均一性。在标本中心的入口处有一块数字化大屏，上实时显示的各药材基地即时传过来的图像，通过数据可以清晰的看到基地的空气、土壤、天气、虫害等情况。

这些实时展示的道地原料数据，与后续的饮片加工、煎煮提取、低温浓缩、制粒、颗粒包装以及成品检测等中药配方颗粒的生产流程数据实现互联互通，成为一方制药中药配方颗粒生产的数据资产，为企业研发、生产和销售环节的优化提供了数据支撑。 中国作为中医药的发源地和载体，既有强大的地缘动力，也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当前，万物互联、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正让中药生产环节从“制造”到“智造”，让整个产业变得更高效与安全。

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历史悠久，但不管是西方汉学家还是本土翻译学者，能通晓中医药文化并进行有效翻译的人都凤毛麟角。这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中医药的伟大历史作用和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否认，西医的科学性和普效性已成公认，两者各具比较优势。正因如此，中国政府提出了“中西医并重”和中西医“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方针，并将“发展传统医药”写入了《宪法》。但长期以来，政府的方针和宪法精神并未得到很好贯彻。在具体的法律政策、行政管理、国家投资、科研发展和医疗实践等各个方面，普遍重西医轻中医，中医地位不断下降，发展面临困境。最大困境是，中医日益西医化,日益不姓“中”了。这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1．中医后继乏人。据统计，全国中医医生1949年276万人，到2002年还是27万余人，53年没有增长；同期西医医生为87万和157万人，增长17倍；现全国共有医务工作人员520万人，中医药工作人员约50万人，不足1/10。尤其可怕的是，许多中医基本上不会用中医思路看病，只会看化验单。中医后继乏人。 2．中医教育日益衰退。近些年中医教育严重西医化。语言上，外语要求不低，中文要求不高，古汉语训练缺乏，许多学生基本不看、也看不懂中医古籍；课程安排上，中西医课时几乎相等；西医理论学习要求不低，中医理论训练严重不足，甚至《黄帝内经》等经典也不研读；技能培养上，西医实验不少，中医望闻问切等训练不多。毕业后，学生普遍不会用中医思维看病，多半转行西医，或名行中医实以西医为主。上研究生深造者，大都不是在中医理论及临床上提高，而是遵循西医教育方法，要求硕士做到细胞水平、博士做到分子水平才能毕业。不少中医硕士、博士不会用中医理论与技能临床看病，难以称为真正中医。 3．否定师徒传承。师徒传承是我国中医人才培养的传统方式，几千年来造就了一批批中医大夫。中医的精髓和技能往往“只可心授、不可言传”，故自古师徒如父子，自当尽心传授。但现行医疗制度，基本否定师徒传承，使其无立足之地。纯正中医后继乏人，这已成中医发展的极严重问题。现在，解放前留下来的全国著名老中医已所剩无几，均已达耄耋之年；50年代主要按传统方式培养的国内知名中医已为数不多，均已年逾古稀；其后主要按西医式教育培养的中医，在真正中医上有成就者甚少。据统计，全国名老中医目前已不足300人。基本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中医不过几万名。 我国不少师徒传承的民间中医，水平高、收费低、效果好，深受群众欢迎，但大都得不到正式承认。现行执业中医师考试制度要求考西医知识，民间医生大都因西医知识不足过不了考试关。现行行医执照制也限制正常民间行医，民间医生多因无法领到执照不能公开行医，若行医即属非法。现行医疗执法监督制度阻碍正常民间行医，民间行医出了哪怕是正常的事故，因无行医执照，若被提起诉讼，必受法律制裁。医疗制度的这些限制，迫使许多真正的民间医生只得地下行医、“非法”行医。但老百姓对民间中医的需求巨大，于是，三教九流混迹其中，良莠不齐，民间中医市场十分混乱。 4．中医院变成二流西医院，中医已无真正的临床基地。目前全国有2800多家等级中医院，但没有一家是真正的传统中医医院，几乎都是中西医“结合”医院。查病，主要西医仪器来检测与化验；断病，主要化验单数据来判定；处方，主要按西医思维与理论来开方治病；抓药，则是中药西药并用、中药西药为主互见；验效，主要西医仪器来检验治疗效果。据统计，2001年全国等级中医医院的药品收入中，中药只占40%，西药则占60%，甚至是三七开。可以说,目前多数中医院已经不姓“中”了，已不具真正中医临床基地性质了。其原因，一方面，60年代后期以来培养的多数中医已不大会望闻问切和辨证论治了，必须像西医一样借助仪器化验辨病。另一方面，医院为了生存，大量购买西药与医疗设备。西药进出价差大，检测化验收费高，医生创收、医院盈利、医院评等级均要它。中医药虽然简便廉验，若它收费，医院难以存活，医生只有受穷。 5．以西医标准评判中医，贬低甚至否认中医成果。中西医本是两个不同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各自有一套临床方法与评判标准，两者基本无法兼容。但在现行医疗理念与制度下，中医的诊病、治病与验效，新中药的开发、评审与推广，基本采用西医标准来判定。贬低甚至根本就不承认中医临床“实践标准”，中医疗效和科研成果必须经西医或按西医方法认可，这在医学界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 早的如1956年石家庄用中医治疗乙脑，疗效奇佳，且无后遗症，但卫生部不予承认。著名中医大夫蒲辅周一人成功治疗乙脑167人，卫生部门却以其使用了98组中药处方，不具统计学意义，不承认其疗效。近的如去年广州采用中医药治疗SARS，效果显著，但开始一段时间得不到承认。中医认为SARS是一种瘟病，有法对治，但要经过多方呼吁后才让介入治疗。西医认为SARS是全新疾病，无治疗先例，无可药物，但西医一开始就可全面进入治疗过程。一些对温病确有疗效的中医药方剂，必须经过白鼠实验证明能够“杀死”SARS病毒才允许进入临床。西医明知抗生素等西药既杀不死SARS病毒且副作用极大，却无须讨论即可大剂量试验。 6．片面理解中药现代化。从中药现代化多年实践来看，基本思路是按西医科研途径，主要采取数量化、客观化办法，通过动物实验与数据统计，搞清中药的化学成分，提取有效物质，制成类似西药的专治“某种病”的“新型中药”。采用这种方法，若是借以从中药中开发出新西药，无可非议；但若将其作为中药现代化的主要甚至唯一途径，其结果不是中药现代化，而是中药的西药化。 如被称为中药现代化 “王牌”成果的“青蒿素”，虽提取自中药青蒿，但提取出的“青蒿素”已不具备中药的药性，不能参与中药处方的配伍，已不再是中药，属西药范畴。又如，1992年比利时一诊所开出减肥“中药”“苗条丸”，患者服用一年多，一半人出现严重肾病，经研究发现是药中所含马兜铃酸成分所致。这被西方舆论大肆宣扬为所谓中药“马兜铃酸肾病”事件，使中药形象大为受损。其实，这是中药成分化并将中药当作保健食品长期食用的结果，它恰恰违背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根本要求。 按照目前中药现代化的片面做法，根本不可能开发出像六味地黄丸那样的名方成药来。六味地黄丸并非专为治疗某一种疾病而设，可治之病达400多种,但须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针对肾阴虚证型辨证施治才有效。中药现代化走简单模仿西药研制道路，导致中药研究日益脱离自身理体系，使中药科研走向异化。其结果，中药不仅赶不上西药，而且将重蹈日本“废医存药”覆辙。日本已废除中医，中药由西医视病使用，疗效普遍很差。 妄自菲薄 制约发展 中医药陷入困境，既有观念问题，也有制度问题，还有中医自身问题。根本问题是怀疑中医药的科学性。 1．民族虚无主义导致人们普遍轻视中医。西医随枪炮进入中国后，不少国人以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对待中医文化，贬低、怀疑甚至否定中医。清末维新运动时，就有人开始否定中医。国民党政府曾两次要消灭中医。解放后，中央卫生部王斌等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批评，撤了两位副部长的职，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尽管国内再无人敢公开否定中医，但50多年来，中医始终处于被质疑、被验证、被改造的境地。一些怀疑中医的权威人士，总是借“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科学化现代化”之名，试图将中医“提高”到西医水平。 对东方文化颇有研究的德国慕尼黑大学东亚系波克特教授早在80年代就指出：“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对人类的福利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 2．两法一条例阻碍中医药发展。“发展传统医学”虽然被庄严地写进宪法，但在一些具体法律法规和医疗管理制度上，实际上一直在歧视、歪曲和限制中医药。 3．中医药界的自身问题。突出的是中医药界在许多方面丢失传统、自贬身价、屈就西医。 一是中医传统文化继承严重不足。中医药理论博大精深，发展中医药首先是要学习与继承，否则就成无源之水。但几十年来，不仅业外人士轻视中医文化，中医界自身也不重视中医药基础理论的学习与掌握。除极少数知名中医有较厚实的中医文化功底外，大多数中医的中医文化基础严重不足。 二是中医研究被动模仿西医模式。在中医界，不少人用西医理论来修正中医理论，以为这就是创新；用植物化学方法研究中药，以为就是中药现代化；用西医理化统计指标来衡量中医临床效果，以为就是规范化。正因如此，我国中医重大理论与药方研究没有多大进展。 三是中医医院严重西化。我国中医院基本上全是中西医“结合”医院。从看病诊断、处方用药、住院治疗到疗效检验，都是以西医为主。 最后，中医个性化治疗虽然代表着未来医学方向，但与占领市场份额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要求不相符合。受现实利益驱使，人们往往看重西医，看轻中医。

记得采纳啊

中医古籍，尤其是《内经》，在传承过程中亦经历过秦汉之际的文字变革，在理论上亦与汉代经师一样同讲阴阳五行。董仲舒是儒家最早言说五行者，强调「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规律。中医学也非常强调「天人合一」思想，其具体表现为《黄帝内经》中的「天人相应」学说。

「君臣佐使」学说也是封建等级制度在中医学中最明显的体现，体现儒家思想对于封建等级秩序的推崇，明显带有儒家对于秩序的强调。

经学的产生与分类

经学产生于西汉。由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将全国图书以及学术集中到咸阳城，秦亡后，项羽焚烧咸阳，致使大量先秦典籍消失于历史舞台，六经除了《易经》之外，其他几未能幸免于难。汉代之初，高祖刘邦并不重视这些儒家经典，从「文景」时期开始展开了大量的献书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长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已遭焚毁的经典，或把秦时冒险隐藏的典籍重新拿出，使之传世。

经学的繁荣本质上是为顺应封建统治，在汉武帝时期发展尤为辉煌，因为从儒士的地位可以看出统治者对于儒学的推崇。公孙弘是个狱吏出身的儒生，汉武帝为了提倡儒学，公元前124年，让他擢升丞相，封平津侯。公孙弘前，丞相皆为列侯贵族，公孙弘出身贫士，竟得封侯拜相，《公羊》学因此成为最时行的学术。凡是士人和官吏，必须学习儒经，才能得到任用或升迁，儒学独尊的地位更加巩固了。

经学有古今之分

汉代经学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其中，「文景」时期从部分老年秦博士、儒生等处收集来的经学书籍，因为文字、传述和解释体系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但其版本则基本相同，后来统称为今文经。今文经学的特点是微言大义地阐发说明孔子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

古文经学所依据的经书一般都是西汉中期以后在民间发现的古书，因其是用战国及以前的古文字所书写，故称之为古文经。汉景帝末年鲁恭王兴建王府，坏孔子宅，从旧宅墙中发现一批经典；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皆收入秘府（即官方皇家图书馆）；汉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坏老屋，得几篇《尚书》。这些出土的文献都是用战国古文字书写，与通行的五经相比，不仅篇数、字数不同，而且内容上也有相当差异，此后即统称为古文经。

学者在研习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思想派别，后经相互争辩、互相渗透和整合，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汉朝是经学发展最为繁荣和昌盛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儒生通过对经学进行阐述发展的过程，使经学的思想深深渗透到普通民众之中。

经学的流变与经学大家

经学的流变是儒士对于儒家经典不断解释注疏的过程，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学也经历不断发展流变的过程。儒家经典起源于孔子编著的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作为儒家经典的最早成果，也是经学研究最早的范本。西汉初年《乐》失传，儒家经典留存《诗》、《书》、《礼》、《易》、《春秋》，因此被称为「西汉五经」。到了东汉年间，除上述五经外，另外二经究竟为何一向聚讼纷纭，据王国维《汉魏博士考》，应为《孝经》与《论语》。

汉唐两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为富庶的时代，也为经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环境。唐朝开始，儒家经典中将五经中的《礼》拆为《仪礼》、《周礼》与《礼记》，《春秋》拆做《左传》、《公羊传》与《谷梁传》，形成「唐九经」。

唐文宗开成年间，儒家经典在九经上添《尔雅》、《论语》、《孝经》，刻做石经，由此形成「开成十二经」。北宋时，承继唐代九经定制，但是《孟子》的地位有所上升；南迁以后，《孟子》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升格为经，与开成石经合做十三经，被称为「宋十三经」。

经学发展的高峰以及奠定经学最终构架的是「四书五经」，这一构架为朱子所定，与五经上增设「四书」，随着朱子学的繁盛，这也成为了儒家经典最为著名的编订方式，为后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经学大家对经学发展有影响

一项学问的发展需要代表人物的思考和推动，经学的发展正式得到大儒董仲舒的推动才走上正确的发展轨迹。孔子以后董仲舒以前的儒学是汉人称为朴学的原始儒学，其特点是，一方面，思想上还拘泥于残余的领主制度，不能完全符合新的地主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儒家还是各种学派中的一派，不能吸收各种学派，使统一到儒学里面来。

董仲舒生于汉景帝、汉武帝时候，西汉政治上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学术上统一的条件也成熟了。儒学经董仲舒的加工，因此摆脱了原始阶段，成为阴阳五行化的、完全适合地主统治的西汉今文经学。某些汉儒把董仲舒当作孔子的继承者，因为他创造了今文经学。董仲舒根据他的哲学观点，提出许多影响甚大的建议。这些建议，极大部分被汉武帝采纳并得到实行。

董仲舒的主要观点有：首先是「大一统」。董仲舒认为孔子修《春秋》，把一统当作首要的大事，因为这是天地的常道，古今的通义。现在学士们各持异说，朝廷无法一统，法制屡变，臣民不知所从。应将不属于《六经》、不合于孔子的学说，一概废绝不用，专用儒术。这事实上顺应了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迎合和封建统治者对于皇权至高无上的追求。

其次是「更化」。汉初基本沿袭秦朝的制度，因此有「汉承秦制」之谓，郡县制优秀。但是秦行法家政治，刑罚惨刻，因此董仲舒主张更化，要求以仁德代替严刑，也就是要求以儒家学说代替法家学说。

再次是「推阴阳灾异」。在落后社会里，占卜术常是人们行动的指南。董仲舒取《春秋》所记天变灾异广泛地予以附会穿凿，使《公羊》学彻底的阴阳五行化。自从董仲舒开出这一条道路，《公羊》家以外各家的经师，都认为这是一条最合时的道路，把大量迷信成分加入到经学里，藉以取得朝廷的信任。经学阴阳五行化，成为西汉今文经学的基本特点。

此外还有「断狱」。儒家谈德治，向来与法家刑名之学对立。董仲舒据《春秋》经义附会汉朝法律，决断了许多疑难大狱，儒法两家合流了。他的判词集合成《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流传久远，至东晋时还有人引用它来辩护自己的冤狱。

两汉经学对中医学的影响

经学的传承牵系著中国学术的大脉，经学自孔子删订六经之后，又经历了秦汉两代相接的特殊历史变革时期，演变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支风格迥异的经学派别。这两种经学派别之争一经肇始，便一发而不可收，自汉时起绵延至今。

章太炎先生曾言：「讲国学而不明派别，将有望洋兴叹、无所适从之感。」中医古籍，尤其是《内经》，在传承过程中亦经历过秦汉之际的文字变革，在理论上亦与汉代经师一样同讲阴阳五行，在两千余年经学统领中国传统学术核心的背景下，今古文经学对中医学的传承产生重要影响。

中医典籍地位确立与经学关系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开始成为2000多年来封建主义的主导思想。对于儒家思想的推崇主要通过对儒家典籍的推崇和注疏来体现的。从孔子编订六经，到西汉五经、东汉七经，一直到宋代确立的四书五经，经学不断发展变迁，虽然在数量上变化，但主体内容仍然是儒家典籍。

受经学影响，中医对于典籍也很是推崇。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类似于经学中的五经，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医界有先贤曾说:「不读医经，纵成仓扁，终为技术之流。」蔡陆仙也讲:「医书之有经，亦犹儒家之有六经也。六经所以载道，『辨治乱与兴衰之轨辙。医经所以昌明学术，莫不由是焉……』」

经学传承模式影响中医典籍传承

经学强调注不破经、疏不破注，株守家法、烙守师法，形成了信而好古、言必称尧舜的价值取向。董仲舒《春秋繁露》虽然自成一说，但并没有突破儒家确立的价值理念；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也是对儒家经典的注疏，是对儒家理念的一脉相承。

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类似于经学中的五经，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历代对中医进行注疏，中医典籍《黄帝内经》标志著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的医学典籍。

《难经》是阐发《黄帝内经》的疑难和要旨的第一部书；《伤寒明理论》是对《伤寒论》的注解之作；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类经》，是对黄帝内经进行全面研究的著作。历代医家经过临床实践，提出各自理论，或者自成流派，但是核心离不开《黄帝内经》等典籍。

春秋战国，中医有用针、用药和重切脉的三大派。西汉时代已汇合为医经和经方两大派别。在金元时代有被称为「四子学派」的四大医家，即刘完素、李东垣、张子和、朱丹溪；刘完素创立火热论；李东垣师承于张元素，主补脾，著《脾胃论》；张子和立论邪之法而主攻下；朱丹溪则撰著《阳有余阴不足论》、《相火论》而创立了滋阴学派。

经学推动中医学理论范式的作用

天人合一理念

儒家宣扬的价值理念在中医学中同样能寻找到明显的印记。董仲舒对儒学的新解释一方面是为顺应封建专制统治，倡导「君权神授」，宣扬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得到汉武帝的推崇；另一方面，新儒学对各家思想的融合，即包括对道家思想的融合，董仲舒是儒家最早言说五行者，强调「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规律。

中医学也非常强调「天人合一」思想，《黄帝内经》主张「天人合一」，其具体表现为「天人相应」学说。《内经》反复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灵枢·刺节真邪》），「人与天地相参也」（《灵枢·岁露》、《灵枢·经水》），「与天地如一」（《素问·脉要精微论》）。认为作为独立于人的精神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天」与作为具有精神意识主体的「人」有着统一的本原、属性、结构和规律。

因此，《内经》的天人合一观是天道观的表现所在。《内经》「天人相应」学说，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一是从大的生态环境，即天地（大宇宙）的本质与现象来看「天人合

检索中医药古籍主要利用书目。

中医基础理论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它主要包括阴阳、五行、运气、脏象、经络等学说，以及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治法、预防、养生等内容。

中医药，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反映了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主要研究五脏(心、肝、脾、肺、肾)、六腑(小肠、大肠、胃、膀胱、胆、三焦)和奇恒之腑(脑、髓、骨、脉、胆、女子胞)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

中药文化：

底蕴丰富--说到中国的药文化，由于它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所以其底蕴十分丰富。然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故而导致某些误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对药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力度很不够，长此以往，无疑对中药事业的继承、发展与推广是十分不利的。

中药在中国古籍中通称"本草"。我国最早的一部中药学专著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唐代由政府颁布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

唐代孙思邈编著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集唐代以前诊治经验之大成，对后世医家影响极大。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经验，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药按加工工艺分为中成药、中药材。

中医古籍还是非常多的，不过很多中医古籍都在国外馆中，比如日本的早稻田图书馆馆藏了很多中医古籍，很多珍稀罕见的中医古籍 也都在里面

另外曾经在 医书网 下载到一些的中医古籍类书籍资料，也都是整理国外一些馆藏的中医古籍资料，都是纯古籍扫描版的中医书籍，非常罕见的，你可以看

内景备览（上下卷）

内科秘录（9卷）

内经知要（上下卷）

切要方义（1-5卷）

千金方药注（1-4卷）

千金方衍义（1-36卷）

千金方（1-32卷）

景岳全书（40卷）

本草经百种录（上中下卷）

歌伤寒杂病论俗辨（上中下卷）

经穴汇解（1-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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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络歌括（2卷）

经络腧x学 68讲

经验丹方（四卷）

蔓难录（1-5卷）

蕉窗方意解（一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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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匮二刘合注（上下卷）

金匮玉函经（1-2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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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匮要略国字解（1-6卷）

金匮要略心典（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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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匮论注（1-8卷）

金镜内台方义（3卷）

难经小解（1-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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