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参筹秘书 

编著：明汪三益撰

年代：明崇祯12年 

页卷：1008页2册

大小：1000MB

简介：《参筹秘书》·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汪三益撰。三益字汉谋，贵溪道士。是编采禽遁奇门诸书，裒合成编，以 备兵家之占。成於崇祯己卯，杨廷枢为之序。己卯，崇祯十二年也。是时流氛方 炽，庙堂主招抚，而草泽则竞谈兵，乃至方外者流亦炫鬻其术，托於异人之传。 夫天时之说见於《孟子》，则孤虚旺相亦属旧文。然周兴纣灭，同一干支；我往 彼亡，难分宜忌。军政不修而规规以小术求胜负，末矣。

参筹秘书 ，明汪三益撰，明崇祯12年。术数，兵家系列，全书共1008页2册，总容量约为1000MB。古籍屋收藏。更多术数，兵家系列百度搜索古籍屋进入网站查看。感觉不错关注留言点赞。是对我最好的支持。

温馨提示：

1本文古籍来源于网络，对于内容真伪无法考证，请大家不要较真去尝试，否则后果自负！

2 分享的目的仅供大家学习和交流，发扬和传承我国文化！

3 影印古籍数量过多，个别会缺页少码或扫描不清晰，也很正常！

如果喜欢此文的麻烦您帮忙转发一下，在此感谢！

宋朝：宋史

《正说宋朝十八帝》《宋史演义》《行走在宋代的城市》《国史大纲》《宋朝典章制度》

明朝：明史简述

明代－历史－通俗读物

大明王朝之谜

国榷》

　　《吾学编》

　　《续文献通考》

　　《西园问见录》

　　《弇山堂集》

　　《弇州史料》

　　《国朝献征录》

　　《续藏书》

　　《万历野获编》

　　《名山传》

　经学典籍的主体——“十三经”

　　经学研究的核心是被历代儒者奉为经典的“十三经”，宋明理学虽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等“四书”为重，但《大学》《中庸》终归是《礼记》中的篇章，《论语》《孟子》也在“十三经”之内，因而经学的主要典籍仍为“十三经”所包括。两千余年的 经学史，大致是围绕着这十三部经书的确立、考订、阐发和注解不断延深、反复纠辩、曲折发展的。十三部经书是经部典籍的主体，其他浩繁的经部书籍，都是由此 而派生的著述。因此，了解“十三经”是把握经部典籍的关键。“十三经”中各经的大致情况如下：

　　《周易》

　　全文 24000余字，原称《易》，又称《易经》，本是占筮书，后被儒家奉为讲究哲理的经典。相传古代占卜用的易书本有三种：一种是夏代的易，叫《连山》；一种 是商代的易，叫《归藏》；一种是周代的易，就是现存的《周易》。前两种已经失传，而《周易》则流传至今。《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 表阳和阴；把这两种符号迭列三层，如三（乾）、三（坤）等，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称为八卦；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迭，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每卦又 有六爻。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分别阐述各卦各爻的意义，卦辞和爻辞是《周易》的经文。许多研究《周易》的学者认为卦辞、爻辞是西周初年的作 品，因为它所记的内容有殷商祖先的故事，也有周初的史实，但无后代任何色彩。

　　除卦辞、爻辞外，还有《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解释经文的传，合称“十翼”。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十翼对《周易》经文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原意，因此不能依赖它们去理解正文。

　　研究《周易》的“易学”历来有两派，一派重象数，卜筮灾异，如汉代的易学；一派重义理，阐发思想，如三国时王弼的易学。

　　《尚书》

　全文2500余字，原称为《书》，是夏、商、周时代一些历史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后来成为儒家宣扬二帝、三王及周公、孔子治道的圣典。《尚书》的内容 有所谓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尚书》为西汉初山东伏生所传，共28篇。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用周秦六国文字书写的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在汉朝未 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根据一些散逸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 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他又吸收了原今文《尚书》，将其离析为33篇，两者拼凑，以符合刘向、郑玄校注的古文《尚书》58篇之数，向 朝廷呈献。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收在如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合并的。因此，现传《尚书》，只有今文 才是真本，古文则是梅氏伪造的。《十三经注疏》中还有梅赜伪造的《尚书孔氏传》13卷，说是西汉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梅氏编选的这些伪书，直到清代阎 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时才被彻底揭穿。古代对《尚书》的研究，除了《十三经注疏》中的注疏外，宋代蔡沈的《书集传》也是《尚书》研究的重要成果。

　　《诗经》

　全文39000余字，原称《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类，其中有庙堂之诗，卿大夫之诗，也有民歌，时代从西周到春秋中 叶。春秋战国时，诸子各家都曾习《诗》用《诗》，但各家相比，以儒家对《诗》的整理水平最高，传授最成系统，《诗》渐渐成为儒家专门的经典。《诗经》在汉 代有齐、鲁、韩、毛四家传授，前三家属于今文诗学，立于学官，但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亨、毛苌所传的毛《诗》属于古文诗学，流传至今，共310篇，其中 六篇仅存篇名而无诗文。历代《诗经》学研究的成就，除《十三经注疏》中的毛传、郑笺、孔颖达正义外，南宋朱熹的《诗集传》，清代陈奂的《毛诗传疏》、马瑞 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王先谦的《三家义疏集》等，成就也较突出。

　　《仪礼》

　　全文 57000余字，原称《礼》，汉代又称《士礼》、《礼经》，晋代以后称《仪礼》，它是现存最早记载古代礼仪的书。《仪礼》成书于东周时期，但书中所载的各 种典礼仪式，应在此书之前就存在了。孔子办私学时，通过对古礼的整理编辑形成了《礼》的教材，礼是孔子讲学的重要课程，也是儒学的重要内容。

　西汉初，由鲁高堂生传下《仪礼》17篇，在西汉中分为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立于学官。1959年在甘肃武威 发掘出汉代抄在木简上的《士礼》多篇，属庆普传本，为研究《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流传至今的《仪礼》是由东汉郑玄注释的刘向《别录》本，其篇目与西汉 学官的《仪礼》相同，都是17篇，包括士冠礼、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礼、士丧礼、既夕礼、士虞 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礼经》基本相同，另外 39篇汉代称为《逸礼》，已经失传。《仪礼》研究，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贾疏外，南宋朱熹的《仪礼经传通释》、清人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凌廷 堪的《礼经释例》、胡培晕的《仪礼正义》，都是较重要的著作。

　　《礼记》

　　全文99000余字，又名《小戴礼记》。 先秦礼学家们传习《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是对《礼》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和补充。西汉时《礼经》立于学官，礼学博 士在讲《礼经》时也选用一些“记”作为辅助教材。东汉中期，注讲《礼经》的“记”只存两种：一是戴德选辑的85篇本《大戴礼记》；二是戴圣所编的49篇本 《小戴札记》。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于是传习它的人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礼记》。由于郑玄也给《仪礼》《周礼》作注，所以三书 并称“三礼”。

　　东汉以后，《礼记》的地位逐步上升，这是由于《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 的意义和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儒家的“礼治”思想，更利于统治者发挥和利用。于是到了唐代，《礼记》从原来经传的地位升格为正经，并代替《仪礼》进入唐代 “五经”。

　　《礼记》作为一部儒学杂编，内容很庞杂。有不少内容是专门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等，这些篇章探讨了制礼的深 义，是研究儒家礼治思想的重要依据；有些篇章谈到儒家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设想，如《王制》《礼运》；有的篇章讲人生哲学和道德修养，如《大学》《中庸》和 《儒行》；有的篇章借孔子之名阐述儒家理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还有讲教育的《学记》，讲音乐的《乐记》。此外，有不少篇章是杂记各种礼制、 礼仪规则及丧服丧事的。除《十三经注疏》中对《礼记》的郑注、孔疏外，注释《礼记》较有名的著作还有宋代卫湜的《礼记集说》，清代朱彬的《礼记训纂》、孙 希旦的《礼记集解》。

　　《周礼》

　　全文45000余字，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 述政治制度的书，由战国时期的儒者以周王室及春秋各国的官制为基础，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论，设计了一套理想化的制度作为全书内容。《周礼》分天官冢宰、地 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部分，其中“冬官司空”已亡佚，汉人用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全书记载300多种职官，并对其职掌作 了介绍，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周代政治制度的如实记录，因此《周礼》仍是研究古制的重要典籍。

　　据《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记载，西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在民间搜集到古本《周官》，因此《周礼》属于古文经书，汉末立于学官。《周礼》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和贾疏外，清代孙诒让的《周礼正义》是研究此书的重要著作。

　　《春秋》及三传

　“春秋”曾作为东周各国国史的通称，现存《春秋经》是东周时鲁国国史的专称。它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4年的鲁 国历史。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修订和整理，列为“六经”之一，作为在私学传授历史知识的教材。《春秋》经文对史事的介绍十分简短，全书不过16000余 字，所以分别出现了一些解释《春秋》的“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解释《春秋》的有五家，即左氏、公羊、觳梁、邹氏、夹 氏。但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实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左传》《公羊传》和《姅梁传》。《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著，在司马迁《史记》中称为《左氏春秋》，东 汉班固作《汉书》才使用《春秋左氏传》的名称。在汉代尊经的情况下，它和《公羊传》《觳梁传》一起被视为解释《春秋》的传。事实上，《左传》是参考《春 秋》经而作的史著，并不单为解释《春秋》。西汉时，《左传》作为古文经，一直在民间流传，未立于学官，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汉书·刘歆 传》），并力争将《左传》立于学官，遭到今文经博士的反对，理由之一就是它不传《春秋》。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后，才将《左传》拆开附于《春秋》各 条经文之下，合为一书。两书合并后，可看出《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比《春秋》经多出17年。合并后的《春 秋左氏传》中还有不少“无经之传”，则原《春秋》不载而《左传》有文。以隐公元年为例，经有七条，都有“传”；“传”有14条，其中7条是“无经之传”。

　在《春秋》三传中，《左传》以叙事为主，而《公羊传》、《姅梁传》则以释经为主，叙事极少，因此后两传不能作为史书，而只能作为纯粹的经书来读。汉代 《公羊传》和《觳梁传》都立于学官，属今文经，汉代以后儒者常利用此两传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因此这两部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经学史、思想史上也具 有很大影响。

　　《论语》

　　这是一部记载孔子和他少数学生的言论行事的书。“论语”一词，最早见于《礼记·坊记》，说 明《论语》在西汉以前就已流行。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论语》是在孔子身后由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将平时的记录汇纂成书的。它在西汉时还被看作是 传、记一类著作，只作为经书的辅翼。东汉以后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论语》全书12000余字，分20篇，书中保存了孔子大部分丰富的思想内容， 是研究孔子及孔门弟子的必读书。西汉流行的《论语》有古《论》、齐《论》、鲁《论》三家，前者属于古文经学，后两者属今文经学。自汉代开始，《论语》就受 到高度的重视，历代研究著述层出不穷，较重要的研究著作有《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集解和邢禺疏，还有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刘恭冕的《论语 正义》。

　　《孟子》

　　这是一部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门人弟子相互问答的记录。《孟子》一书主要由孟子的门人万章、 公孙丑两人所记，孟子本人亲自润色过，成书于战国晚期。全书34000余字，分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七篇，每篇又分上下。班固 《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凡十一篇”。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穷通篇》说：“孟子著书十一篇，七篇为中，四篇为外。”与应劭同时的赵岐认为外书四篇 文义肤浅，怀疑是后世伪作，因此他作《孟子章句》只作内书七篇。后来，赵岐作注的七篇流传下来，而外书四篇则逐渐亡佚了。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 样，仅被看作是传、记类著作，直到宋代，才被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之中，《孟子》一书是最后进入“十三经”的。它反映了孟子系统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 观，其中“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重民思想非常可贵，而明太祖朱元璋则对此极为不满，他下令删节《孟子》中有关重民内容的章节85条，书称《孟子节 文》，并不准士人学习这些删掉的内容。

　　对《孟子》的研究从汉代就已开始，《十三经注疏》中赵岐的章句和孙爽的正义是重要成果。此外，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则被推为清代注《孟》书中最高水平的著作。

　　《孝经》

　　今传《孝经》1700余字，分18章，是“十三经”中最短的一部。基本内容是讲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等各类人如何行孝，由讲孝进而劝忠。《孝经》在东汉时被列入“七经”之一，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

　　经学者考证，发现《孝经》的内容有些是抄袭《左传》《孟子》《荀子》的。又根据《吕氏春秋·察微篇》中引《孝经》之文，可知《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汉代曾有古文《孝经》，但在南北朝时亡佚。

　　《尔雅》

　《尔雅》是“十三经”中较特殊的典籍，实际上它本身不是“经”，其内容并无经义可言，只是一部古代训诂资料的汇编。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十二经”，才把 它上升为“经”的地位。后世经学家只是利用它的训诂知识来解释经书。《尔雅》共19篇，全文10900余字，从它所涉及的文献和利用的制度、史实来看，它 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杂采几代诸家的训诂材料汇编起来的。此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汉代经典传注发达起来后，经过增补才成为现在的状况。除《十三经注 疏》中的郭注、邢疏外，清代又有两部研究《尔雅》的重要著作，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重在对郭注的证实和补充，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则从经学的角度对《尔 雅》进行发挥。

　　经学的解经典籍

　　经学中的正经仅13部，总计字数不过65万，一部《十三经注疏》才416卷，而历 代解经典籍的数量则要超出数百倍。仅据《四库全书总目》与《贩书偶记》正续编收载的经部典籍就有3900余部，近5万卷，这是大致流存且经著录的经部书 籍，未见著录者当不止此数，历代散失的经学典籍更无法统计。因此，绝大多数的经学著述都是解经典籍。

　　古代解经典籍的体例最为多样，居 各种典籍之冠。一部儒家“正经”，经过历代学者以各种体例和形式的注解、发挥，产生几百部乃至近干部著作，是不足为奇的。我国注经典籍繁富的体例，在唐以 前就基本齐备了，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传、故、笺、注、说、微、通、章句、条例、集注、集解、集释、集义、音、解、解说、解谊、通解、疏、讲疏、义 疏、训、释、撰等著作体例在当时都已出现，唐以后基本沿习，少有改变。

　　传“传”有传述之意。据说《周易》中十篇解释经文的文字，就是 孔子写的传，因此又称《易大传》，这是注释正经最早的传。后世采用“传”这一体例注解经书的著述极多，就一部经书来说，由于注解的角度不同，各种传的内容 差别也很大。如《春秋左传》主要在于论证本事；而《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则主要在于阐述经义。传的形式也有多样，有的是照经文一字一句解释的，如 《毛诗诂训传》；有的是杂引他说，借经义以证事理的，如《韩诗外传》。

　　注“注”的本义是用水灌注，使之畅通。引申为对古书中难解字句加以解释、疏通。东汉郑玄曾遍注群经，今存尚有《仪礼注》、《周礼注》、《礼记注》。这种体例经郑玄推扬光大，成为后来最常见的一种解释、疏通文义的形式，经部中以“注”而称的典籍也较多。

　说“说”是释讲的意思，大致以阐说大义为主。“说”的体例起源也很早，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易》有《五鹿充宗略说》，《书》有《欧阳说义》， 《诗》有《鲁说》《韩说》，《论语》有《齐说》《鲁夏侯说》《燕传说》，《孝经》有《长孙氏说》《江氏说》。清人惠世奇撰《礼说》，不载经文，但按经文顺 序编列，对古音古义疏通说明。

　　笺“笺”是表识的意思，这种体例由郑玄首创。郑玄治《诗》尊崇《毛传》，如《毛传》有隐晦不清之处，便 记下自己的见解，标识其旁，成为“笺”。在郑玄《毛诗笺》之后，以“笺”解经的著述历代不绝，仅清代就有胡永珙的《毛诗后笺》，会钊的《周官注疏小笺》， 万斯大的《礼记偶笺》，俞樾的《礼记异文笺》，刘逢禄的《公羊何氏解诂笺》，赵坦的《春秋异文笺》，潘维城的《论语古注集笺》等。

　　解 “解”是剖析解释的意思。“解”这种体例起源很早，春秋战国时诸子著作中就有解，如《韩非子》中的《解老》，便是解释《老子》的名篇。后人沿用这一体例来 解经，或称“解谊”，或称“解诂”，如东汉服虔的《春秋左传解谊》，贾逵的《周官解诂》《左氏传解诂》，保存至今的是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

　疏“疏”即疏通之意。这种体例最早起于南北朝时的“义疏”，梁朝皇侃在《论语义疏》的序中分析其特点是“引取众说，以示广闻”。到唐代，对于汉人的经 解，唐人看起来已不甚明了，于是出现“疏”这种新的注解形式，疏不仅给正文作注释，而且还给前人的注解作注释，形成了经、注、疏三个层次。一般来说，疏不 违反注的意思，所谓“疏不破注”。唐代官修的义疏称为“正义”，如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及后来的《七经正义》。私人的注释之作仍称“疏”，如贾公彦的《周 礼疏》、《仪礼疏》。

　　章句“章句”主要是分析经文的章节，盛行于西汉，为经师讲经所习用。先秦古籍，整篇直述，既不分章，也不断句， 后来儒生进行分章断句，在分章断句中也表述了对内容的理解，汉人的“章句”保存至今的有赵岐的《孟子章句》，可以从中看出章句的特点。这种著作体例后代也 有所沿用，如南宋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都很著名；清代则有焦循的《易章句》，任启礼的《礼记章句》等。

　　集解“集解”这种体 例是汇集诸家之说来进行注释。《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论语集解》、范宁《春秋姅梁传集解》是这种体例的代表作，而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则不属这种体 例，其注释仍是杜氏一家之言。集众家之说荟萃一处的方法，不仅有集解，还有集说、集注、集讲、集要、集意、集传等等，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注释领域之中，数量 甚多。以“集传”而言，宋代较有名的著述就有朱熹的《诗集传》、蔡沈的《书集传》、苏辙的《春秋集传》等。

　　丰富的解经典籍是随着经学 的发展逐步积累起来的。春秋时只有“六经”。战国以后，儒家著述中解释“六经”大义的传、记开始兴起，《周易》的彖辞、象辞等“十翼”就是《易传》； 《礼》所附的“记”以及《春秋》各传，都是早期的解经著作，只是到了汉代才升格为“正经”。西汉时经学家所写的传、注等，以阐述经义为主，如《尚书大 传》、《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等。但这时有些解经著作则开始出现了繁琐的弊病，东汉桓谭在《新论》中就记载说，《书经》大师秦延君竟然用十多万字来解 释“尧典”两字的含义，这种流弊在以后的解经著述中时有出现。东汉以后，注经典籍逐渐转向通训诂、究名物的方向，主要是解释字义和考证名物制度，发展了章 句训诂之学，出现了像许慎、马融、郑玄等有名的注经学者。流传至今的有《毛诗传》《三礼注》《公羊传解诂》《孟子注》等，后世称为古注。

　魏晋以后，随着音韵学的发展，解经典籍中的音注著作大量增加，晋代的徐邈对“五经”都作了音训，成为当时诸经音注的典范。为经书作音注声训的传统，到唐 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为经文注音的解经典籍，其中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成就最大，他的音训做到音与义结合，注一不同的音，即表达一种不同的解释。 全书36卷，搜采汉魏以来凡230余家而遍注群经，“十三经”中仅缺《孟子》，是因为唐时《孟子》还未进入“正经”。后来宋儒刊刻《十三经注疏》时，将 《经典释文》内容散于各经注释中，称为“陆德明音义”。

　　宋代注经典籍的数量迅增。在南宋时，经学学者将汉以来注解“十三经”的一批重 要解经典籍确定下来，刊成封建时代通行的《十三经注疏》。这套注疏典籍中，古注除《孝经》为唐明皇所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义疏部分是由唐宋人完成 的。大体而言，其内容注多宗汉，疏多宗唐，倾向于训诂名物的汉学，与当时理学诸儒注经的方式迥异。宋儒的解经典籍虽然进入《十三经注疏》者很少，但有不少 著述的成就是为历代学者公认的。例如，《易》注方面，程颐的《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皆有新意，尤以程颐的《易传》为清代朴学大师顾炎武所推崇。《尚 书》注方面，蔡沈的《书集传》、宋末元初金履祥的《尚书表注》不亚于《伪孔传》和孔颖达的“正义”，后来学者多所利用。《诗》注，则有欧阳修的《毛诗本 义》，往往能探本诗人之旨。《三礼》方面，朱熹晚年所作的《仪礼经传通解》，就《仪礼》分章分节，眉目清楚，并引《礼记》内容进行注解，溯本追源。朱熹的 《论语集解》和《孟子集解》，虽然重在义理的阐发，但词句简明，便于初学，可与何晏的《论语集解》、赵岐的《孟子章句》配合起来阅读。明代的解经典籍虽然 数量不少，但多承宋学，未能有突破性的进展。

　　清代解经典籍成就辉煌，不仅数量多，而且在许多经学领域的研究超越了汉唐。择要而言，首 先是在对经书的辨伪上意义重大。清代学者万斯同的《周礼辨非》、《仪礼商》，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胡渭的《易图明辨》，都是 当时疑经辨伪的力作。特别是《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引经据典，共列128条，一一陈述《古文尚书》的矛盾，彻底揭穿东晋梅颐对《古文尚书》和《尚书孔传》 的伪造，使遗留千年的问题成为定案。其次，清儒的解经典籍几乎遍注群经，“十三经”中除《礼记》和《毂梁传》外，每部经书皆有数种新注新疏，这些著述对经 文经义的考证和注释，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达到全新水平。清末学者章炳麟曾对清人解经典籍加以研究，从中选出一批著作定为“群经新疏”，颇有代表性 意义。其所列举：《易经》有惠栋《周易述》，江藩、李松林《周易补述》，张惠言《周易侯氏义》；《尚书》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 疏》；《诗经》有陈奂《毛诗传疏》；《周礼》有孙诒让《周礼正义》；《仪礼》有胡培晕《仪礼正义》；《左传》有刘文淇《左传正义》；《公羊》有陈立《公羊 义疏》；《论语》有刘宝楠《论语正义》；《孟子》有焦循《孟子正义》；《孝经》有皮锡瑞《孝经注疏》；《尔雅》有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 疏》。这些著述可以大致反映清代经学研究的水平。此外，清人还对经书注释典籍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康熙年间由纳兰性德刊刻的《通志堂经解》1860卷，由 徐乾学、何烽主编，编者收集了唐、宋、元、明人关于《易》《书》《诗》《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等解经典籍146种，其中尤以宋元诸儒著 述居多，收罗宏富，颇多罕见之本。此外，清儒还对当代的解经著作进行总结，如阮元所编《皇清经解》和王先谦所编《皇清经解续编》。

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明朝便竭力推行加强中央集权的方针和政策，如废除丞相、创设内阁大学士、改行省为三司、重用厂卫特务等，从而使君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明前期，虽曾爆发“靖难之役”，但政治上强大，并出现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土木之变”后，国势由盛转衰，宦官长期干政。万历时，出现张居正改革。明末，内外矛盾激化，明朝被农民战争灭亡。

在前代的基础上，明朝社会经济获得极大的发展。农产品商品化扩大，手工业生产水平提高，工艺精湛，商业繁荣，市场活跃，更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在明代，封建文化极为繁盛。思想界产生了王守仁、李贽等著名人物；小说成就辉煌，《水浒》、《三国演义》及《西游记》等作品名闻于史；汤显祖、袁宏道及徐渭等文学艺术家领一时风骚；徐光启、宋应星、李时珍及徐霞客等科学家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当时，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

明太祖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字国瑞，明朝的开国皇帝，濠州人。

朱元璋生在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17岁那年，家乡流行瘟疫，他的父母及兄长都在这场灾难中死去，青年朱元璋只得出家当和尚，以求温饱。谁知和尚也并不好当，不久后的饥荒使得他不得不离开寺院外出化缘。这次外出可以说对朱元璋的一生影响非常大，不仅锻炼了他的意志，身体，同时也使他初步接触了一些反元的思想。

回到家乡后不久，由小时的玩伴汤和介绍，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由于他的睿智与勇敢，很快成为了郭子兴的心腹，并取了郭子兴的义女马氏为妻。在郭子兴部下期间，朱元璋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并掌握了一只真正属于自己的队伍，这使得在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很轻易地就打败了郭子兴的儿子，取得了对这只队伍的控制权。 朱元璋并不满足以得的地盘，他要大占宏图就要有稳定的根据地，这样南京（集庆）就走入了他的视线。1356年，朱元璋攻占集庆，并改名应天府，自称吴国公。同时采纳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良、缓称王”大力发展生产，为今后的更大的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接下来他在南京外围大败陈友亮，鄱阳湖血战彻底击溃比自己强大的陈友亮军团，消灭浙江的张士诚，沈杀韩林儿，派徐达、常遇春北伐。逐个消灭了各个势力，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国号大明。同年将元顺帝赶出北京。

建国后，他采取与民安息的政策，减免赋税，颁布《大明律》稳定社会秩序。同时他废除丞相，实行六部制，改御史台为督察院，实行卫所制，使武将与兵权分离，设立锦衣卫，对朝臣和百姓进行监督，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皇权得到大大的加强。

朱元璋的屡兴大狱在历史上也留下了重重的一笔，洪武时期的功臣除了耿并文等少数几个外，其余全部被杀。胡惟庸一案，牵连被杀者达三万人，朱元璋晚年的蓝玉案又牵连了一万五千人。以至于到了靖难之役南京朝廷竟无将可派，可以说朱元璋的分封外藩和大杀功臣直接导致了靖难之役中建文帝的失败。 1398年5月，明太祖朱元璋病死于南京，在位31年，终年71岁。

--------------------------------------------------------------------------------

明惠帝朱允炆

明惠帝朱允炆，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孙，太子朱标的长子。

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病逝，朱元璋不得不重新考虑皇位的继承问题，在此期间，他曾想到了皇四子朱棣，因为朱棣又许多地方都与自己非常相似，但向群臣咨询的时候，大臣刘三吾提出，如立皇四子，那么将皇二、三子立于何地？当时朱元璋已经分封了诸王，而且皇二、三、四子分别被封为了秦、晋、燕王，三人的封地都是边境重镇，而且手握重兵，一但由于争储而出现内讧，后果将非常严重。因此朱元璋只得将朱标的次子朱允炆立为皇太孙（朱标长子早逝）。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朱允炆正式即位，改明年为建文元年。从年号上不难看出，一个建文，一个洪武，二位皇帝的性格截然不同，而且朱元璋不愿立皇太孙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朱允炆像他的父亲一样，过于柔弱，过于仁慈，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严重，恐怕日后会吃大亏。

建文帝即位之后，一改洪武时期的紧张气氛，使中国大地吹过了一阵清风，他重用黄子澄、齐泰、方孝儒等文人，对先朝的政治实行改革，为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吏都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 在改革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削番，当时的番王多是朱允炆的叔叔，而且手中都有兵权，他们在自己的番地为非作歹，有的甚至摩拳擦掌准备造反。燕王朱棣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当时朱元璋的前三个儿子都已经亡故，朱棣成为了皇子中的最长者，而且随着朱棣在对蒙古作战的过程中不断壮大，他已经成为了皇权最大的威胁。

可以说建文帝的削番就是针对燕王一人的。但建文帝的软弱害了他，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这是他的第一个错误。他并没有先削燕王，而是从其他亲王下手，这样即引起了亲王们的岌岌自危，还打草惊蛇，使得燕王加紧做出准备。在建文帝决定对朱棣下手的时候，为时以晚，燕王朱棣迅速扯起了靖难的大旗。 在最初的战斗中朝廷的兵力占绝对优势，但由于李景隆的指挥不当，明军屡遭败绩。但由于兵力所限，燕军占领的城市都是很快的放弃，因此双方展开了拉锯战。在此期间明军中涌现出了一批比较优秀的将领，他们的顽强抵抗给朱棣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但是朱允炆的软弱再一次显示出来，他的一道圣旨，“我要活的叔父”使得朱棣逃过了多次劫难，建文帝的妇人之仁最终将朝廷推向了深渊。 经过四年的拉锯战之后，燕王正确分析了形势，只要建文帝在一天，地方军对就会抵抗一天，而且自己就是叛王，但如果一旦攻占了南京，赶走了建文帝，那么自己就可以成为一国之君，相信也没有多少人反对，因为大家都是观望的态度。

于是燕军绕过大城市、一路南下，当时的建文朝廷已经乱作了一团，很多地方将领按兵不动，很快燕军就攻到了南京城下，城内的亲王与某些将领又擅自开门投降，南京终于被占领，建文帝不知所终，而且正如朱棣所料，地方上几乎没有人反对。朱棣的靖难之役宣告成功，自己也登上了皇位，年号永乐。 而在朝廷内却是另一番情景，投降的文臣只有廿四人，其他或逃跑，或自杀却有千人。永乐朝廷几乎无人可用，可见建文帝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建文帝的帝王之旅，四年即告结束，作为皇帝他太过仁慈，有时甚至优柔寡断，如果让他作臣子，相信他可以爱民如子，两袖清风，但做皇帝不一样，皇帝注定与鲜血分不开，他要排除异己；他要树立皇威，如果不能做到这些，皇帝也终将被历史淘汰，建文帝就是这样一个悲剧人物。

--------------------------------------------------------------------------------

明成祖朱棣

明成祖朱棣是历史上争议颇大的一位帝王，他立有不世之功，创造了明初盛世，但他好大喜功，多疑好杀，手上沾满了鲜血。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只有众人自己把握了。

朱棣十一岁就被父亲朱元璋封为燕王，并于二十一岁就藩北京，当时元朝的势力虽然已经被赶到了大草原上，但还具有相当强的军事实力，并不断骚扰明朝的北部边境。因此北京并不安宁，他是作为一个军事重镇而存在的。朱元璋将朱棣分封在北京，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代替功臣宿将掌握兵权，从而使明朝的政权更加稳固。可谁知就是这个四皇子，竟利用手中的兵权最终夺取了皇帝的位子，这是当初朱元璋无法预料到了。

朱棣在北京期间，在众多忠臣猛将的指导下，迅速成长为了一位合格的军事指挥家，并在对元朝的作战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自己的军事实力得到了加强，在洪武末年已经成为北方最强的一镇诸侯。朱元璋去世后，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

建文帝即位之初除了进行一系列的必要的改革之外，便在齐泰等人的提议下开始削番。在先后削夺了五位番王后，建文帝的矛头直指燕王朱棣。朱棣也立即采取行动，杀死了朝廷派到北京的驻守大臣，发动靖难。

由于洪武时期的功臣已经被朱元璋杀戮殆尽，因此朝廷只得派一些年轻将领挂帅。但由于朝廷的兵力强大，双方还是处在一个拉锯战的形势下。而此时建文帝的软弱就暴露了出来，由于它的一些列决策错误，加之朱棣直捣南京策略的成功，建文四年，朱棣占领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在群臣的“劝说”下，朱棣在南京即位，年号永乐。

永乐初年，为清除建文余党，朱棣采取了血腥的政策，“瓜蔓抄、杀十族”都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有的文人犯了罪，不光他的亲戚九族，而且他的朋友也要被株连处死，这就叫杀十族。当时的恐怖气氛可见一斑。太监的势力在永乐朝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许多太监都参与到了政治中来，并成为了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也是明朝宦官专政的祸根。

永乐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有二，其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寻找失踪的建文帝，因为当时有人传说建文帝从海上逃跑了，朱棣担心建文帝会卷土重来，就派自己的心腹太监郑和下西洋去寻找。另一个原因就是朱棣为人好大喜功，当时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中心，四海都应该来朝贺，因此他派郑和下西洋去接各国的国王来朝贺，以衬托盛世。

朱棣的另一个壮举就是建造紫禁城，当时北方还不安定，随时都有战争的可能，南京距离较远，指挥不便，因此朱棣下旨建造紫荆城，准备迁都。1416年开始修建阿北京宫殿，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

朱棣在文治上也颇有建树，《永乐大典》的编纂就足以证明。《永乐大典》是解缙等人组织编修的，被誉为古代类书之冠。与清代的《四库全书》相比，《永乐大典》更具价值，因为他对古代的书集只是做了收集、整理、分类，并没有大的改动。而《四库全书》却有很多内容被编者修改了，使古籍的原貌遭到了破坏。因此《永乐大典》无愧于古代类书之冠的称号。

永乐十年以后，朱棣开始了北争，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北争的频率越来越快。朱棣一生共发动了五次北争，除前两次有所斩获外，其余多为劳民伤财，使得刚刚恢复的经济又背上了沉重的包袱。1424年7月，朱棣在第五次北争时，病逝于榆木川，在位22年，终年65岁，葬于北京昌平天寿山下的长陵。

--------------------------------------------------------------------------------

明仁宗朱高炽

明仁宗朱高炽，成祖朱棣的长子，生于洪武十一年，生母徐皇后。早在洪武时期，朱高炽就被立为燕王世子，而且由于它的儒雅与仁爱深得皇祖的喜爱。美中不足的是朱高炽身体肥胖，行动不便，总要两个内侍搀扶才能行动，而且也总是跌跌撞撞，因此对于一生嗜武的成祖来讲，他并不喜欢这个儿子。

靖难之役爆发以后，朱高炽曾与母亲徐氏成功地阻挡了李景隆的50万大军，保住了北京城。这一战役对整个靖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朱高炽在靖难中最耀眼的一笔。此后由于他身体肥胖，不便随军作战，因此成祖将他留在后方，这样皇二子朱高煦就走上了前台。

朱高煦与成祖颇有几分相像，而且作战勇猛，在武将中威信很高，在战斗中他曾多次救成祖与危难之际，成祖也曾许愿说，“你大哥多病，将来皇位必将是你的。”听了这话，朱高煦的热情更加高涨，在整个靖难中立下了非常大的功劳。

靖难成功之后，朱棣登上了皇位，但就立皇太子的问题上又出现了犹豫，朱高炽由于仁爱，儒雅，深得文臣们的拥戴，而且他是太祖皇帝亲自为朱棣选择的燕世子，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在封建社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朱高煦性格颇似成祖，武勇英俊，在靖难中立下大功，而且成祖也曾亲自许愿将皇位传给他，就成祖本人来讲，他是希望立朱高煦的，他觉得朱高炽过于仁弱，将来会遭人胁迫。

但是最终成祖还是立了朱高炽为太子，因为文臣的力量实在太大了，在和平时期，掌握了文臣就相当于掌握了国家，武将的本嘴拙舌怎么也抵不上文臣的笔和嘴，而且朱高炽作为世子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重大的错误，因此废之无名，很重要的一点是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深得朱棣的喜爱，著名的文臣解缙曾经以“好圣孙”来说服成祖，成祖终于下定了决心。这与清代雍正皇帝的即位有异曲同工之妙。

朱高煦并没有就这样屈服，他迟迟不肯就藩，留在京城伺机行动，他先是进谗言使得立储的第一功臣解缙遭到贬黜，几年之后惨遭杀害，然后私养了许多武士图谋不轨，好在杨士奇、徐皇后说服了朱棣削夺了朱高煦的部分护卫，强令他就藩乐安。高煦与高炽之争才算暂时告一段落。

谁知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皇三子朱高燧在成祖得病期间曾密谋杀死成祖，然后矫召即位，幸得有人告密，一场灾难才没有降临，事后，由于朱高炽为朱高燧求情，成祖总算没有再追究。

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十八，六十五岁的永乐皇帝在北征反京的途中病逝，英国公张辅、阁臣杨荣为了避免朱高煦、朱高燧趁机作乱，因此秘不发丧，将军中的漆器融成一口大棺材，将成祖的遗体装入棺材中。

每日还是照例进餐、请安，只是皇帝的车帘再也没有掀开、皇帝也在没有说话，军中一切如常，同时，派杨荣与太监海寿进京密报，朱高炽得知后立即派儿子朱瞻基出京迎丧，由于大臣们的精心安排，总算没有爆发什么叛乱，政权得以平稳过渡。

朱高炽即位后，改元洪熙，开始了他一系列的改革，他废除了古代的宫刑，停止宝船下西洋，停止了皇家的采办珠宝；他处处以唐太宗为楷模，爱民如子，他下令减免赋税，对于受灾的地区无偿给以赈济，开放一些山泽，供农民渔猎，对于流民一改往常的刑罚，采取妥善安置的做法，这一切都使得洪熙朝人民得到了充分的休养生息，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明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强盛的时期，也是史称“仁宣之治”的开端。

在思想上，他崇尚儒学，褒奖忠孝，他统治期间儒家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许多冤案得以昭雪如建文朝忠臣方孝儒的冤案，永乐朝解缙的冤案都在这一时期得到平反。仁宗非常善于纳谏，曾经给杨士奇等人一枚小印，鼓励他们进谏，因此洪熙朝政治非常清明，朝臣可以各抒己见，皇帝可以择善而行。

洪熙皇帝对科举制度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时由于南方人聪明而且刻苦，进士之中多为南方人，但北方人天性纯朴，忠贞，也是皇家不可或缺的支柱，但北方人文采出众的较少，为了保证北方人可以考中进士，洪熙皇帝规定了取中比例“南六北四”这一制度一直被沿用至清朝。

洪熙元年五月二十九日。仁宗皇帝由于心脏病突发猝死，终年四十七岁。有人曾提出仁宗在位不到一年，因此对于他的贡献提出了质疑，但是殊不知成祖在位期间有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争，朝中的政务一直是交给朱高炽来掌管，因此他又充分的时间来推行自己政策，为自己即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加上这段时间，朱高炽对明朝做出的贡献就毋庸置疑了。明仁宗朱高炽不愧为一代仁主的称号。

--------------------------------------------------------------------------------

宣宗朱瞻基

宣宗朱瞻基，洪熙皇帝朱高炽的长子，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在朱瞻基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皇祖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曾经作了一个梦，他梦见太祖皇帝将一个大圭赐给了他，在古代，大圭象征着权力，朱元璋将大圭赐给他，正说明要将江山送给他。

朱棣醒来以后正在回忆梦中的情景，忽然有人报告说孙子朱瞻基降生了。朱棣马上意识到难道梦中的情景正映证在孙子的身上？他马上跑去看孙子，只见小瞻基长得非常像自己，而且脸上一团英气，朱棣看后非常高兴，这件事对朱棣下决心发动靖难也有很大的作用。 朱棣靖难之役胜利以后，就亲自挑选当时的著名文臣担任朱瞻基的老师，并多次指示，皇孙是个可造之才，你们一定要尽心竭力，同时朱棣也不忘亲自教导，永乐中期以后的远征漠北，朱棣总是将朱瞻基代在身边，让他了如何解带兵打仗，锻炼他的勇气，这对后来朱瞻基的亲征有非常大的帮助。

每次远征归来经过农家，朱棣都要带朱瞻基到农家看看，让皇孙了解农家的艰辛，让他以后作一位爱民的好皇帝，朱棣对朱瞻基的精心教导对朱瞻以后成为著名的守成之君，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很大程度上朱高炽被立为太子是沾了儿子的光，因此父子俩就成为了朱高煦等人的眼中钉，青年的朱瞻基也被卷入了这场争斗，但是凭着祖父对他的喜爱，凭着他的勇气与睿智，他总是能够帮助父亲化险为夷，最终使朱高炽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谁知父亲的皇位还没有座热，十个月之后就暴病去世了。当时朱瞻基正在南京，他的皇叔朱高煦准备在半路截杀太子，然后自立为帝。但是朱瞻基早就预料到前途的险恶，因此当得知父亲病重后，马上日夜兼程赶到了北京，当时朱高煦还没有派人设伏，他没有料到朱瞻基会来的如此之早。 回到北京之后，他一方面妥善处理了父皇的后事，一方面加紧北京城的戒备，防止有人伺机作乱，然后从容登基，改明年为宣德元年，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

登基之后，摆在宣宗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太祖皇帝留下的外藩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建文、永乐、洪熙三朝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宣宗即位之后，马上着手整顿军务，准备迎接来自强藩的挑战。他的皇叔朱高煦在靖难之役中就战功赫赫，很会带兵，永乐朝分封乐安之后，就从没有放弃武力夺取政权的野心，终于机会来了，仁宗病逝，宣宗即位，国家动荡，皇帝年轻，正是造反得好时机，于是经过精心的准备后也像他的父亲一样扯起了“清君侧”的大旗，矛头直指五朝老臣夏原吉。 早已准备就绪的宣宗皇帝在大臣杨荣的建议下御架亲征，在声势上一下就压倒了叛军，以前同意与朱高煦共同起兵的几路兵马也都按兵不动，明军很快包围了乐安，见大势已去，朱高煦只得弃城投降，这次战役以明军的大获全胜，生擒敌酋而告终。宣宗也网开一面，没有杀皇叔朱高煦，而是将他软禁在了逍遥城。

得胜之师回到北京后，宣宗马上传召给另外一个皇叔朱高燧，暗示他交出兵权（当时的亲王都有自己的军队，称作卫），朱高燧并没有反抗，乖乖地交出了三卫兵马，就这样明初近半个世纪的藩王问题在宣德朝终于得到了解决。 安南问题也是宣德朝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永乐时期，由于安南内部的争斗，使得安南原来的统治者绝嗣，安南一片混乱，成祖派大将张辅率兵平叛，并在安南正式建衙，并派人管理，但是由于一些贪官污吏的压榨，加之历史渊源，安南几乎没有断过兵燹，这使得明初的财政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到了宣宗即位，安南问题日趋严重，朝廷军队不断在安南遭遇败绩，在这种情况下，宣宗毅然决定议和，放弃对安南占领。这在当时曾经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但现在看来，宣宗皇帝的决策是正确的，起码是符合人民利益的，远征安南不仅空耗国库，而且使得中国许多的家庭遭受丧子，丧夫的痛苦，既不利于经济的恢复，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因此放弃安南是明智之举。 宣宗朝文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蹇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像于谦、周忱这样的巡抚，真是人才济济，这使得当时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即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

作为太平天子的朱瞻基从小就喜欢斗蟋蟀，即位之后他曾经让各地采办上等蟋蟀来京，地方官员为了取悦宣宗，都变本加厉地下达任务，一度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朱瞻基也被百姓们称为“蟋蟀天子”，前些年还专门有这么一个动画片是专门叙述这段历史的。 宣宗朝的废后风波也是他的一个污点，这将在英宗的文章中详细介绍，总之，瑕不掩玉，宣德皇帝可算是一位称职的皇帝，他对明王朝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被史家称为太平天子、历史上著名的守成之君，这些称号对于宣宗来讲都并不夸张，只是宣德皇帝享寿不长，在位十年就染上不明之症，撒手人寰，终年三十八岁。他的英年早逝怎能不令人慨叹。

--------------------------------------------------------------------------------

明英宗朱祁镇

明英宗朱祁镇，宣宗皇帝的长子，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的正宫胡皇后举止得体，贤良温淑，是一位不可多得好皇后，宣宗还有一位贵妃，姓孙，这位孙贵妃深的宣宗皇帝的喜爱，唯一遗憾是没有得到皇后的宝座，于是孙贵妃绞尽脑汁总想挤掉胡皇后而自立。

机会终于来了，宣宗皇帝的子嗣一直不旺，胡皇后没能为宣宗生下一个皇子，孙贵妃虽然也没能生子，但他想出了一条偷梁换栋的计策，他派人在宫中四处打探看哪位宫女被皇帝临幸后怀有了身孕，于是将找到的宫女藏在秘室之中，与外界隔绝，派专人送饭、照看。然后买通御医，对外号称怀孕，并伪装了许多怀孕的迹象。

明朝（公元1368年-1644年），始于太祖朱元璋，终于思宗朱由检，共16帝。

明朝是元朝灭亡后，汉族人在华夏大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他的建立改善了汉人的地位，使得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人民再一次回到平民的位置上来，为今后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公元1664年，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身亡，明朝至此宣告灭亡。

明朝的疆域不及元朝，但极盛时，北控蒙古、西有西域、东北征服女真、西南管辖西藏、南方建立了交郡，其间又有郑和远航扬威于海外，号称 “四海咸宾”，实远逾于唐，而不逊于清。明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卫所制度和土司、土官制度，促进了中华多民族的统一和发展。

由于明朝在统治上相对比较稳定，故而明朝社会在各方面都有所发展。到明朝中期，不论是在生产工具上，还是在产量上，农业的发展都已远远超过前代，而进一步促进了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明朝的青花瓷器、宣德炉等手工业产品已成为今天不可多得的艺术品。另外，明朝的科学文化发展更是迅速，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三本就是出于明朝，而作为科学著作出现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天工开物》以及《徐霞客游记》等著作成为今日我们研究和借鉴古代技术的珍贵的文献资料。在永乐年间，我国著名的的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曾率远洋船队六次出使，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加强了明王朝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上的往来，为中国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