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万页古籍通过达摩院技术数字化“回归”，我国还有多少文物流落在外？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国家的文物回归有了重大的突破，达摩院通过当下的数字化技术成功将20万页的古籍收拢回归，让我们在新技术的加持下看到了古人的智慧。但在看到这让人惊叹的古籍之后，很多人都在想我国那些流落在外的文物，当下又过着怎样的光景？而又有多长的时间才能够回归到祖国的怀抱呢？

我们都知道在以前的中国物产丰腴，能工巧匠众多，因此有很多优秀的文物国宝流传，但随着侵略者的入侵在他们的硝烟与炮火的侵略下我们国家的很多国宝文物都被洗劫，流落海外，这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十二生肖铜首，此外还有很多工艺精美的文物也辗转到了海外，这是中华大地炎黄子孙心中永远的一道伤疤。

总结近几年来我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成功经验，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促成海外文物的顺利回归不仅需要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还需要国内各种制度设施的辅助和配合:不仅需要国家的支持与推动，还需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和个人的积极作用。

要加强政府间的交流，在现有的国际法律框架内，通过外交谈判等手段达成双边或多边协议，以解决流失文物的回归问题。我国应该积极开展与相关国家政府间的沟通，尽可能就追索流失文物以及共同打击非法走私文物的犯罪活动等问题达成共识。注重与国际刑警组织的配合。具体而言，我国可以与国际刑警组织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向其提供有关我国珍贵流失文物的详细资料，充分发挥其在打击国际犯罪和进行司法鉴定方面的优势以实现我国海外流失文物的顺利回归。

在海外应当充分发挥当地华人团体，特别是华人律师团的作用。借助他们对当地法律的熟悉程度是诉讼实现其应有的效果，为我们成功维权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 积极开展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活动，通过国际文化传播的多种途径对我国的历史文化进行宣传，激发国外的文物持有者尊重历史、尊重中国的意识，促成其自发捐回文物的善举。

文物对于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因此我们也希望文物能够更快的回归祖国的怀抱。

自有人类便有新闻传播

大约在一百七十万年前，我国已有远古的人类活动。这些原始人类生活在恶劣的环境里，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抵御猛兽的袭击，为了生存，他们需要进行思想交流、传播消息，用以协调行动。比如发现猛兽，就呼叫伙伴前来围猎或者及时躲避。于是，在共同的劳动生活实践中逐步产生语言和新闻传播。因此可以说，新闻的本源是人类在自然斗争和社会斗争中发生的事实，自有人类便有新闻传播。

原始社会没有文字，社会上发生的新闻只能通过口头从两个方面传播出去：

一是横的方面，一传十，十传百，传向四面八方；二是纵的方面，一代人一代人地口耳相传。例如，有巢氏发明“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学会熟食；伏羲氏教人结网捕兽，驯养牲畜；神农氏尝百草，发明医药；

以及黄帝战胜蚩尤，大禹治理洪水，尧、舜、禹实行“禅让制”等等，这些故事就是经过长期的口耳相传然后记上古籍的。它们的真实性虽然尚待研究，但是，这些口头传播，无疑向我们传递了极其珍贵的中华民族祖先早期的信息。

后来当我国汉字基本成熟的时候，新闻传播有进一步的发展。

《申报》早期主笔秦理斋，1922年在他写的《中国报纸进化小史》中认为，早在商周之际，我国已有新闻事业的萌芽。说那时“政府已设置专官，春秋二季，出巡列邦，采风问俗，归而上诸太史。”大体上今天传下来的上古诗歌、国语、国策，都是当时新闻传播的结果。我国其他不少研究新闻史的学者也同意这个看法，认为“采诗”和“采风”，就是古代的采访活动。

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

古籍的定义：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

古籍的学术观点：

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

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

中国的古籍包罗万象，涉及人文领域的古籍是推动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古籍整理是基础性工程、综合性工程

一般说来，古籍整理就是对古籍进行标点、校勘、注释或者影印。与从前的私塾教育相比，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基础教育中旧学的部分有所削弱，大部分人对于古代文献接触较少，所以需要对古籍进行新式的标点和校勘以及注释、翻译，既有利于广大读者阅读，也为文史研究提供基本的文献资料。整理古籍的过程，也是对古代文献所反映的思想进行理解和消化的过程。对古籍中一个字、一句话的理解不准确，后续的研究就可能出现偏差。以汉代王充的《论衡》为例，一位前辈学者在其著作中认定《论衡》的某些思想是唯物的、某些思想是唯心的，裘锡圭先生的《读〈论衡〉札记》从文字学角度深入分析相关字、句的意义，得出的一些结论与那位前辈截然相反。学术研究是一个整体，作为基础性研究的古籍整理与对某部作品、某位作家的研究是相互呼应、相互配合的两个环节，不应该有高低之分。

中国的古籍包罗万象，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涉及人文领域的古籍是推动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仅就道德而言，从个人品德到社会公德，以至维系社会和谐稳定，古籍里都有所涉及。从这个角度看，古籍整理不仅是一项基础性工程，而且是一项综合性工程。

我们要尊重学术工作的特点，按学术规律办事，不能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研究

从整体上看，建国以来的古籍整理工作发展是健康的。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领导同志的关心下，中华书局组织点校出版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和《清史稿》，为后来的古籍整理工作开了一个好头。上世纪80年代，最有价值、最有分量的古籍整理工作要数全国高校古委会规划组织的“九全一海”，即《两汉全书》《魏晋全书》《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诗》《全明文》《清文海》等10部断代诗文总集的整理。这项工程有系统性、有目的性地把历代的主要诗文都涵盖进来，对于研究每个朝代的文化是重要的基础典籍。在普及方面，全国高校古委会组织了全国高校20个古籍研究所的专家，用近10年时间编写了一套《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精选从先秦到晚清的134部文史名著进行注释、翻译和解题，对普及传统文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这几项成就的基础上，今后的古籍整理工作要把精力放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要典籍的进一步整理，把标点、校勘、注释做得更准确、更深入，使之成为经典，能够流传后世，多年来很多学者都在为之努力;二是要推动海外汉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我们把很大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近年，在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领导、规划下，古籍出版工作开展得很有章法，取得了突出业绩。全国20多家古籍出版社有个联合体，简称“古联体”，在新闻出版总署的统筹下承担了主要的古籍出版任务，出版了很多好书。但不容忽视的是，现在的古籍整理工作中有一股浮躁的作风。有些整理者没有古籍整理的基本功，也没有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经验，就开始整理古籍，甚至主持重大项目，这样整理出来的古籍质量一定没有保证。有些重大项目，不经充分的专家评议、论证，就轻易上马，造成了巨大的资金浪费和荒唐的学术行为。我们讲“学术独立”，就是要尊重学术工作的特点，按学术规律办事，不能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研究，作出草率的决策。

海外所藏汉籍具有很高的版本、文献价值，应该把有价值的古籍影印复制回来，推动学术研究发展

宋元善本古籍的主体部分在中国，但海外所藏汉籍也具有很高的版本、文献价值。像日本收藏的1000部左右宋元版汉籍，有相当一批是孤本；或者是同一种书，日本藏的版本更早；或者是同一版本，日本藏的是全本，而国内只有残本。比如元代彭寅翁刻《史记》，现在世界范围内存9部，大陆和台湾有5部，日本有4部，9部中只有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和天理图书馆所藏的两部是全本。再如北宋刻本《史记》世界仅存3部，日本大阪的杏雨书屋藏本与北京国家图书馆、台湾傅斯年图书馆的藏本不是同一版本。这些有价值的古籍通过各种途径流传出去，原本回归已经基本不可能了，但我们应该关注这些汉籍的情况，把有价值的古籍影印复制回来，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相关工作，日本宫内厅藏68种宋元版汉籍的影印本即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日本国会图书馆、内阁文库（国立公文书馆）藏本的影印工作也已经完成，今后逐步扩大日本各藏书机构汉籍影印工作。此外，《美国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图录》即将出版，也是由我们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正在有序进行。

海外汉籍整理并非简单地影印复制，存在着多重困难:首先是人才队伍建设，需要一批既懂古籍又懂外语的专业人才，对海外汉籍进行版本鉴定和影印整理工作，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144种宋元版汉籍中，经我们鉴定、考证后，有4种不是宋元版，而是明版；第二是经费支持，国外有的藏书机构需要支付较高的复制费用；第三是需要与海外各藏书机构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以便于工作的顺利开展。

　　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是一个“谈性色变”的时期，但是传宗接代还是需要将基本的性知识传给后人。那是在那样的时代影响下，口口相传性知识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们是是怎么传承的呢？在我国历史上，对性教育有正式的记载始于汉代。

　　东汉建初四年即公元79年，朝廷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经学讨论会，由皇帝亲自主持，这个会议的记录以后由班固整理编辑成《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这是当时官方对经学的标准答案，对后世影响很大

可是，就是这么一部官方的极为“正统”的书，却对性问题十分重视。

　　《白虎通》还有一节专门讨论“辟雍”。“辟雍”是古代的一种学宫，男性贵族子弟在里面学习作为一个贵族所需要的各种技艺，在课程中居然还有性教育。

　　那么，为什么性教育要在学校进行而不能在家中进行呢？从《白虎通》看来，这个问题在那次御前会议上也被提出来了，《白虎通》记录下来了，原文解释道：“父所以不自教子何？为渫渎也。又授之道当极说明阴阳夫妇变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意思是父亲不能教自己的儿子，这样轻慢不严肃。

东汉把性教育作为贵族子弟学校的必修课，可见那时人们的性观念还是相当开明，对研究性问题相当重视。当然，从今天的观点看来，性教育不能父子相授，则未必。

　那么在我国古代，广大民众有没有性教育呢？当然有。不过没有那么系统、全面，而多用“形象化教具”，进行“暗示引导”的教育方式。“嫁妆画”和“压箱底”就是其中主要的两种。

　　“嫁妆画”实际上是一卷约有8张至12张不同性交方式的春宫画，因为社会大量需要，所以多用木版印制，乡土味、民间色彩很浓。

　　在女儿出嫁前，父母往往购买一两卷“嫁妆画”，放在嫁妆之中，随女儿带到夫家去，到了新婚之夜，小两口他们往往对性是很无知，就把“嫁妆画”铺在床上“照猫画虎”地做。

　　关于“嫁妆画”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代，其实物在民国初年还有不少发现，可见此物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很长时期。东汉文学家张衡曾写过《同声歌》，以女性第一人称描写男女在新婚之夜的心情，后世对此诗评价很高，认为它“丽而不*”、“寄兴高远”、“以喻臣子之事君也”等等。

　　除了“嫁妆画”以外，中国古代还有一种性教育工具是“压箱底”。它是一种瓷器，有的比拳头还小一些，外形多为水果状，有盖，内藏一对呈交合状的男女。平时，人们把它放在箱底以辟邪，到了女儿出嫁前，母亲把“压箱底”取出来，揭开盖以示女，让她体会“夫妻之道”。

当然，古代的性教育也决不仅是“暗示引导”，也有一些性学古籍可供阅读，但不那么普及。少女出嫁时，奶娘、稳婆、小姊妹可能会教她；有时小姊妹们会在新嫁娘窗前唱山歌，这些山歌都有性内容，唱山歌有调笑的成分，但也有性启蒙的作用。

书的前身是什么？

在古代，世界上没有文字，没有笔，没有纸，也没有书。我们的祖先用原始的方法堆砌小石头或系绳子来记录东西。后来，人类创造了象形文字。公元前5000年，中华民族有了考据史。在纸发明之前，汉字是刻在龟甲和牛骨上的。这是甲骨文。春秋战国时期，在青铜器、石碑、竹简上铸有文字，包括碑文、碑文、书法等，中国最早的书籍有甲骨文、铜书、石碑书、竹简书等，有些人称之为最原始的书。

那时，国外有各种各样的“书”。例如，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人利用尼罗河畔生长的一种名叫“帕努司”的纸莎草加工后制成纸草纸，他们把削尖的芦苇杆的颜色蘸进去，在上面写字。然后他们把纸莎草纸弯成一个称为“一卷”的圆柱形，然后把它们排列成纸莎草纸。据说英语卷是由它演变而来的。

古印度人有贝叶经。壳叶是热带棕榈树的一种阔叶。印度僧侣用锥子轧眼来做经文。公元前2000年，古巴比伦人用木棍在半干的泥上雕刻文字，然后用火焚烧，制成砖书。这种泥砖可以长期存放。

地中海的腓尼基人在埃及文字的影响下创造了22个拼音字母。参照腓尼基人的文字，古希腊人发明了22个字母和标点符号，这些字母和标点符号刻在黏土砖上，从右向左书写。古罗马人更加好奇。他们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创造了26个拉丁字母，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常见的字母之一。他们在木板上挖出浅槽，倒上石蜡，待蜡凝固后，用针刮字，从左到右书写，然后把写完的蜡板连接起来，就可以做成一本书。中东地区的帕加马人剥下羊皮，用石灰水处理，制成羊皮书。所有这些，这些形形色色的“书”，都在开启着自己的民族文化进程。

然而，以上这些都不能算是一本真正的书，而只能算是它的前身。为什么？因为真正的书有一定的定义。

书的要素

从现代的观点来看，一本真正的书，除了内容丰富外，其物质基础应该是：一要有文字（通用、标志）；二要有载体（纸张或其他材料）；三要有卷（有格式、有复本）；四要有社会性（批，印刷、发行）。这四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中国真正的书的出现，直到汉朝发明了造纸之后才有可能。然而，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古籍的传播完全是手工的。因此，晋代也出现了“抄写人”这样的职业，和“洛阳纸贵”等一系列典故。手抄本是一种中间过渡形式，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书。

隋唐木版印刷术发明后，书籍作为传承文明和文化的载体而走红。直到宋代，毕舁才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从那时起，中国的图书印刷变得更加广泛和方便。通过印刷、活字印刷、平版印刷、机械印刷等方式，可以印刷大量的图书，从而拓展图书应用的新天地。

在我国，书的形式分为“中式书”和“洋装书”。中式书又称线装书。当你拿起一本中国线装书，你不需要先看它的内容，但它的外观已经非常悦目。单是纸的颜色就在人们的脑海中激起了一种感知。不必说其中闪烁的智慧。光是书籍的淡淡“纸香”，就能洗净人们的心灵。

古人读书前一定要洗手，可见他们对书的热爱。虽然汉字的完整性和难度似乎阻碍了文化知识的普及，但同时也维护了文化的传承和国家的统一。每本中式线装书都很轻，页码不超过三位数。你可以把书拿在手里，躺下看书而不感到疲倦。你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体力，贯穿“以人为本”的理念。

洋装书是从国外引进的，它是由羊皮书演变而来的。欧洲人开始用鹅毛管蘸墨水在羊皮上写字，然后把羊皮钉在方木板上，最后把一块同样大小的木板钉在书的正面。据说这是精装书的起源。一般的洋装书又厚又重。拿着很费力，必须端坐才好阅读。1445年左右，古腾堡发明了印刷机，加快了印刷速度，从而开启了图书出版的新篇章。

读书与藏书

读书必须先学识字。文字的作用对于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是不可或缺的。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们古老而美丽，但也有生命力。方正的形状，优美的文字，每一个字的构成，都是一首诗，每一个字的演变，都是一段历史。自古以来，汉字由少变多。清代有《康熙字典》，收录四万多字。文风多种多样：柳公权、邱建娟、欧阳询、朱遂良、颜真卿，端庄有序。后来，我们把楷书印刷筛选出来，甚至后来发展起来的宋体和仿宋体也比较常见。因此，没有训诂学的基础知识，我们就无法理解古代文字和古籍。孔子晚年读《周易》时，魏晋主编了《三诀》，将竹片与韧皮部连在一起，翻来覆去，直到韧皮部多次断裂，可见孔子的辛勤劳动。西方书籍也是如此。欧洲大陆的思想、观念、哲学等，都是从不精通德语和法语的二手英语作品中衍生出来的，并不完全可靠。

书籍是历史、文化的积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书有很多种，比如善本(凡内容较好、刻印较精、流传较少，并具有较大参考价值的书)、珍本(古籍中凡刻印较早、流传较少、文物价值高的书)、孤本(国内收藏仅此一书，或各家藏目不见著录者)、抄本(凡用手写录下的古籍)、校本(对古籍中的某些差异字句、注释进行匡正的书)、批本(凡有名家批改的书)、批校本(将批本和校本合在一起的书)等。藏书是一种功德行为，善哉，闲哉，礼哉。

书的未来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未来将会有很多精彩的书籍。这些书有很多风格，包括传统模式、计算机模式甚至智能人工智能模式。无论如何，不管是什么模式，它的功能都是一样的：易于阅读和长期存储。具体来说，有所谓的微型书、立体书、音像书、电子书等。

如果书籍和电脑一样方便，除了阅读，他们还可以听音乐、聊天、玩游戏和查看信息。手机是“未来之书”开辟的又一个新窗口，它包括通信、网络、图形、音频、动画等技术。它在人和计算机之间建立信息，就像人脑的工作方式一样。

在生动活泼、趣味盎然的图书王国里，未来的图书会是什么样子？将来的书中会有很多知识。一句话，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就做不到的。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学术观点：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10．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

古籍的意义：

1，古籍的善本是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版本，像是宋版书籍由于校对精确，印刷精致更是历代出书商人的重点收集对象。

2，文化考证的重要依据

一个文学作品或是史志等，由于在历代的再版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校订失误，而引起某些历史的误读，因此就需要收集各个时期的同类出版物古籍进行综合的论证和考评。

3，收藏价值

书籍是比较难以保存的收藏品之一，到达唐代的佛经卷轴之类的已经是国宝的国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