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菩萨没有性别之分。

佛经上说，观世音是过去的正法明如来所现化，他在无量国土中，以菩萨之身到处寻声救苦。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无数，都是不可取不可得的幻化假相。

《楞严经妙心疏》说，以为观世音菩萨是男是女都是错误的，观世音菩萨的真像是寂灭的无相之像，而能现一切相。

《金刚经》也说，如来具三十二相，其实“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同样的，若能见诸相非相，也即是见观世音菩萨。

扩展资料：

参考《中国历代观音造型艺术》，中国历代的观音造像的演变：

早在东汉时期，佛教就开始传入中国，到了南北朝时期，观音造型为男性，面部丰满、眼大而凸、眉长而平、鼻深高隆与额齐平、耳长齐肩、头戴宝冠，宝冠上主要是花髻，是贵族富人的装饰。

此外还有发髻冠，化佛冠，冠两旁装饰犹如翅膀的宝僧，袒上身，颈部有悬铃的圆领式，胸部挂璎珞和作为两蛇形的饰具两臂着钏，下着羊肠大裙。

到了隋唐时期观音造型按其艺术风格和造型样式可以分为早晚两期：

（1）隋到唐初阶段观音造型面部丰圆适中，方额突出，依然以男性形象为主，但开始逐渐演化出女性形象，发冠样式有低花瓣式、高发髻，宝冠上还有双带下飘，身上的璎珞精细复杂，有的代替披帛，有的披帛仍至脚部再交叉上卷，有的披帛还由两肩下垂横于胸腹之间两道，但是仍可以看出裙带如绅的样子。

这时雕刻技法也由南北朝晚期的直平刀法发展为向下凹入的新圆刀法来表现衣纹。

（2）到了盛唐时期，观音造型是饱满成熟的阶段，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就是更加明显的走向世俗化，因此，更进一步的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繁荣。

观音造型的温和与妩媚充满着青春的活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完美。观音日益女性化，面部圆深、眉弯而长、细目、着宝冠式高髻，具有少女或**的面相特征。

到了宋代，观音造型在唐代的基础上，服饰上较唐代复杂，在面部刻画上，人物颊额丰圆适宜、面容婉丽、戴珠光宝气的花冠俨然像一种世俗贵妇人的形象。这时的观音造型已发展到圆熟的境界，其动作表现及服饰都自然生动流畅，充满迷人的艺术魅力。

到了辽代，观音造型从整体风格看，基本上是继承盛唐时期的观音造型：头戴宝冠、面相丰满适中、眉毛弯长、颈挂璎珞、体态婀娜、神态自然、比例适度、俨然是淑女化身，肌体和服饰都具有其应有的重量感。

到了金代，从整体造型上看，它也承袭了宋代以及辽代的风格，但是金代观音造型与宋辽两代有不同点，如金代观音造型，一般多显得造型繁琐，并表现出一种颓萎气息，虽然在形象上，仍保持有传统的写实风格，但对于服饰衣褶的处理略显得繁复。

到了元代，观音造型多数为赤裸，仅有简单的璎珞、臂钏等装饰，这类密教造型多数形象是细腰，面相上鼻高且直，唇较薄，两颊较瘦，在造型上接近印度形式；但与唐代观音造型也有某种继承关系，衣纹质感不足、繁缛琐碎、面部缺乏内心传神的联系，总的来看已流露出形式化的衰退迹象。

明代的观音造型不仅继承宋代的造型，更与盛唐时期的观音造型有些接近，观音头戴花冠、面相丰腴、衣纹随着身体动势凸起凹入真实性很强；衣纹组合疏密有致、线条舒展，更能衬托出观音丰满的体态。明代观音像感人的艺术魅力，还表现在她们不仅是世俗化了的女性，而且塑造的是中国封建时代美女的形象，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到了清代，观音造型也比明代更接近世俗，清代观音造型主要特征：颊丰额满、额部平板有一种被绷紧的感觉，双眉细长、鼻高且直、宽肩细腰、服饰多为当时的装饰，在技法处理上，衣纹表现极为真实，服饰贴体，显得较为轻柔，衣纹随着动态自然流畅，真实感很强。

鸦片战争到解放前旧中国这是个社会大动荡时期，由于外敌入侵，内战迭起、内忧外患，中国的工艺美术逐渐萎缩，陷入了萧条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工艺美术全面复苏，旧社会失传的手艺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观音造型主要继承唐宋时期的艺术风格，新一代工艺美术大师赋予了新的特色：

作品思想性、情节性更加突出，注重人物传神，强调观音造型比例、结构的准确性，身段形体优美，追求内心刻画和精神气质，衣纹符合人体内在的结构变化，工艺雕刻也融入了现代美学元素，从解剖透视入手，分面塑造形体，从而使作品更有了符合现代审美观点的生动性。

参考资料：

2016年的新闻 失传1200的佛经现身南博

今天，记者在南京专物院见到了那部世界上唯一的一部《佛说三十七品经》。

那部经书是用手钞缮在一张纸上的，长度超越2米，宽度仅为20余厘米，字体为隶书，每个字只要指甲盖大小，字数仅只数千。抄经的纸张已残破，经文上借有涂改战补充的小字。据南专保管部主任凌波介绍，那部经是南专前身中心专物院于1942年在甘肃敦煌购得，那时只要一页纸，收藏后才停止拆裱。由于没有更多的记载，因此不知道那部佛经收自何人。

那部经书圆才入选国度级珍密古籍名录，而且是由佛教典籍战敦煌遗书评选组组长、上海师范大年夜教传授圆广锠面名入选的。

圆传授在担任采访时陈述记者，起码从南北晨期间起，那部经书便被以为是得传了。当然南专1978年编写的《一级藏品目录》中挂号那部佛经是北魏期间的，但圆广锠肯定地说：“是东晋期间的——纸张是东晋的白麻纸，字体隶书，写经的标准、界栏等集团气势即是东晋的。全世界5万件敦煌写经我亲眼看过3万卷，北魏期间的写经气势与此差别。”敦煌写经大年夜部份是唐朝的，因此，东晋期间的写经便显得非分格外贵重。

那部经书没有留下任何题记，无从断定抄经者的身份。圆传授说，抄经者多是战尚或居士，那时抄经有两种渠讲，一种是寺庙让写经僧或雇佣人往写经，写好后由寺庙收藏；一种是由写经展雇人写好后，送到寺庙或出售给信徒。

据相识，敦煌藏经洞内所藏文物时候跨度为公元4世纪到11世纪初。专家以为,南专的那部佛经,属于敦煌藏经洞内时代最早的那批佛经；根据目提高行的全世界敦煌遗书查询造访，全世界仅此一份《佛说三十七品经》，其文献价值、文物价值战笔墨价值极为贵重。（信息前导发轫：新华日报）

得传1200年佛经现身南专

中国佛教消息网讯　千余年往，那部经书只要目录存世，但其内容无人知晓，曲至旧年底，那部经书才在南专库房内被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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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藏传佛教《圣大解脱经》汉文本寻找、发掘和整理略记

汉文本寻找、发掘和整理略记 《圣大解脱经》的汉文本是今年二月在本人的至尊恩师雍和宫的拉西仁勤喇嘛启发和指导下开始寻找的。这部经文是藏传佛教三大解脱经之一，在蒙藏地区持诵得十分普遍，并且有为亡故的眷属持续念诵此经四十九天的习俗。为激励弟子们的善法意乐，上师多次强调这部经文对当今众生成佛和忏悔业障十分重要，具有很大加持力，并答应尽快按藏传佛教仪轨给弟子们传这部经。几年前，赛仓活佛也曾敦促北京居士寻觅过此经的汉文本，虽然没有找到，但从《藏汉大辞典》中查知《圣大解脱经》有对应的汉文本，经名为《佛说大方广解脱忏悔梵行净罪成佛庄严经》。这个线索非常重要，依据这个经名提供的关键词，终于在北京法源寺中国佛学院图书馆首先查到了一部线装手抄本的经文（藏书编号No2871），它的经名为《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与《藏汉大辞典》中的经名极为类似，经上师核查，它的内容完全符合藏文《圣大解脱经》的内容，因此可以断定，它就是《圣大解脱经》的汉文本。这部手抄本实际是一部与藏文《圣大解脱经》对照的校译本，校译者姓氏不详，从纸张和字迹上推断，成文至少已五六十年。在佛学院性慈法师的指导下，最终在《大正藏》中找到了《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也就是手抄本的出处。

《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又名《大通方广经》，分上中下三卷。近代日本学者才在编纂《大正藏》时，分别从四处（日本松本文三郎氏藏敦煌本、大谷大学藏敦煌本、知恩院藏写本以及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本S1847）搜集到了经文的绝大部分内容，这些内容主要来源于敦煌藏本，经整理校勘后，连缀成文，收录在《大正藏》第八十五卷（倒数第二卷），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 周叔迦居士的《法苑丛谈》一书曾援引《广弘明集》上的记载：此经在梁朝前后，是与《金光明忏法》并列的、非常盛行的忏法之一，当时还有依此经制定的《大通方广忏》，然而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不幸佚失。在《大正藏》中收录的此经，没有译经的朝代和译师的姓氏，只是中卷的结尾有如下一段文字：“开皇十年（公元590年，随炀帝时。校勘者注。）十一月二十日清信女董仙妃积和南十方一切三宝今仅亡夫曾雅造此经一部流通供养愿亡夫泳（疑为沐）此善因游魂净土面诸佛永虽（疑为离）三途长超八难耳听法音心悟智忍普共六道同向菩提”。这段了记录向我们披露这部敦煌藏经底本的造经原因及年代，真可谓年代久远。如果没有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这部经文不知还要隐没到何时。

由于收录的经文原件年代久远的缘故，文中有许多缺字的地方，急待校勘。因为《大正藏》收录的这部经文是目前已知的唯一的汉文版本，所以，校勘者工作只能借助于藏文的《圣大解脱经》，因此，在这方面，这部手抄本的校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他们首先发现并确立了《圣大解脱经》，与《大通方广经》之间的联系，为校勘《大通方广经》找到了依据。然而，手抄本虽然通过藏文《圣大解脱经》补译了一些缺字之处，但是中卷卷首仍缺三千五百多字没有补译。

由于当时精通汉藏经文的善知识们的利他工作都十分繁忙，很难抽出时间在近期完成这项补译工作，因此让《圣大解脱经》汉文本——佚失千年之久的《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尽快面见世人，将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在焦急踌躇之中，本人偶然于北京法源寺房山石经编委会，在法映法师的帮助下查找到了《大通方广经》的拓本（编号8洞0682）。不可思议的是拓本的内容仅为中卷卷首的前三页，多余更无，除二十多字因石碑年久风化无法辨认外，其余恰好将《大正藏》中所缺的三千多字基本补齐，就好像为了这一天这部分经文专门等候在那里似的。这个进展不仅使全文的补译总工作量减少至八十余字，而且保持了原译风貌，令人惊喜异常。

房山石经洞历史上曾多次打开，最近的一次为20世纪50年代，比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晚五十多年。从事几十年房山石经整理工作的法映法师十分高兴，对此项工作的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据老法师讲，在房山石经拓本中，这是一部《无头经》，很特殊，仅有中卷前三面碑文，更奇怪的是中卷的起始并没有承接上卷的结束，而是衔接在《阿弥陀经》之后，多年来并没注意到这么一小部分片断竟恰好是《大正藏》中一部年代久远的经文所缺的部分。这一切确实应验了当年高僧大德和帝王们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漫长的时间营建藏经洞的初衷，那就是当世上经文不存在的时候，藏经洞中还有。古代先贤大德们不可思议的宏深愿力和殊胜功德所辐谢出的光芒，超越了时空以及一切的障碍，至今依然泽被着我们后人……。

从房山石经中寻找到的这部分经文的内容主要包括为命终之人三称三宝名字超拔超度的方便、一相三宝的开示以及针对菩萨的大量的教诚—菩萨大慈大悲之喻、菩萨所应受持的十善法和十法、於恶世中行菩萨道的殊胜、对菩萨的勉励和菩萨成就菩提所应修行的四法。这些内容对恶世末法众生意义极其重要。

获此进展后，本人随即向另一位至尊恩师胡继欧居士请求帮助补译此经，胡老师虽已年近八十，仍然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请求，与藏文本对照通校了全部的《大通方广经》。前后历时三个多月，共校译十三次。当时正值北京酷暑，其间胡老师带病仍坚持校译工作，使人深受教育。《大通方广经》终於以最快的速度、完整地与世人见面了。

这部经文的缘起本身就极具殊胜加持力，感人泪下。它是我们的本师释迦世尊去娑罗树涅盘途中宣讲的经文。释迦世尊临欲涅盘的时候，心中仍充满了对我们罪苦众生的极大悲悯，再赐净除罪障的方便，教令称念十方三世佛和菩萨名号以及十二部经名。另外，本经内容十分丰富：不仅宣讲了忏悔净罪的殊胜法门，包括参加修持的人数、天数和占梦的验相等，还宣讲了三乘是一乘、别相三宝、一相三宝、超拔众生的方便、无上空义、成就菩萨道的方便、佛的本生的故事、对虚空藏菩萨的授记等等。

经中讲，此经比佛更难值遇。我们的本师释迦佛曾经历劫修行，供养无数诸佛，但仅仅得闻一次此经的名字，并未亲眼得见此经。而后又经多劫修行，终於定光佛时得闻得见此经，并得授记。经中还讲，得见此经的人，就等於见到了本师释迦佛，并且会得到释迦佛的授记，若人受持此经，就能除灭一切烦恼重罪，饶益一切众生，功德无量，十方佛土，随意往生……

这部历史上曾仅存名字的经典，一百年前终於振落掉了敦煌藏经洞千年的尘封，它先辗转飘零於异国他乡，而后又在它的故土上与房山石经洞的藏经完整地会聚一处，最终在大悲上师三宝的覆护之下，汉地众生从藏传佛教系统又重新接续上了《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殊胜的无间断的传承加持，使《大通方广忏悔庄严成佛经》的法门得到了再次的弘扬，无量的众生将因此而证得解脱……。每当想起所有的这一切，心中就涌起了对大悲上师三宝无限的感恩与思念……

在寻找、发掘和整理这部经文过程中，始终穿着本人至尊恩师拉西仁勤师父的耐心细致的指教和关怀，使得一个个的困难终得以克服。另外，在整理和助印方面，很多善信居士们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最热情的支持，感人至深。

此次校勘还仅是一个初级性的工作。在校勘过程中，本人遵从上师的要求，作了一些文字整理工作，由於水平和时间有限，可能会有许多讹误疏漏之处，敬请批评赐教，祈请上师三宝容恕。

虽愿承办尽赤诚，然由恶业过失多，今对师佛善信前，至心忏悔祈加持。

佛说真实解脱经，师赐不共解脱径，虔诚精进求解脱，解脱一切父母众。

二000年九月 承办者谨识 本经是少数经由汉文泽成藏文的经典，藏译大藏经中经题全称是《圣大解脱方广忏悔灭罪成佛庄严大乘经》，藏僧简称为《圣大解脱经》，汉地原经名《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或略称《大通方广经》、《方广灭罪成佛经》。

本书尊重，难以信称，如师子吼菩萨在经中云：“是方广经典。诸佛之母。菩萨大道。学者眼目。摄诸邪见。救护失心。闭三恶道。开无上菩提门。”其余世间功德，更何用说，蒙诸佛菩萨亲口授记、龙天立誓拥护，故此经灵验神异，多有验效，尤其忏悔灭罪之德，不可思议，藏传各派僧侣莫不持诵赞欢，尤其久缠病榻、痼疾不痊、辗转呼吸间，具回生度死之劫，堪能续命，病即得痊，否则速脱病痛销蚀，并有度亡来罪超生、消灾解厄之效；经中载有忏悔、持诵经咒之法，传入西藏后颇受重视，如米局多杰深本上师、噶举派的恰美仁波切，亦曾造一短忏法。

据《广弘明集》卷二十八载，早在南北朝间，陈文帝（ 560 年）便御制《大通方广忏悔文》；隋文帝开皇十年（ 590 ）信士为先亡造经流通回向，甚至东邻日皇弘仁十四年（ 1483 ）亦召空海、勤操、长惠等僧入清凉殿，修此大通方广经，足见过去信仰之风。

由于该经无译师名号，为失译，隋费长房之《历代三宝纪》中在本经下标“世注为疑”四字，至后唐代道宣撰《大唐内典录》便载为伪经，武后时期明全撰《武周刊定众经目录》亦列为伪经，之后汉传大藏经中竟至失传千年，连同日本在内，仅在 1754 年日僧永超撰《东域传灯目录》中见本经及经疏一卷之名，内容不详，日本续藏经中只存藏上卷、知恩院藏下卷， 1924 年至 1934 年间日本编辑大正大藏经，适逢敦煌石室宝藏在 1900 年重见天日，藏有《大通方广经》，经取松本文三郎、大谷大学、大英博物馆三处所藏敦煌残卷，及知恩院藏下卷写本，合缀全卷，收入大正藏，列于古逸疑似部，唯属残卷，各卷中有脱漏字句，中卷前分亦佚，近年内地整理房山石经，知有石刻，待出刊本所缺，法宝灵文，龙天拥护，信其壁，仅有即数字尘灭难辩，缺漏，能有如此内容，实已难能可贵。

有鉴于汉地传统对经文文字的尊重，字字句句，重若须弥，故对于缺漏字，吾人极用前述西藏大藏甘殊尔所录藏经（台北版西藏经 Vo114,No264 ）对勘文义补全，其余文句，无论字词是否疑误及音译义译顺达与否，均不异动，只在该字旁另标别字。

就文化层面而言，能将古籍残本，对勘补人行世，自然有其非凡的意义，然就宗教而言，过去隋唐业林道场常用经忏悔仪轨，能重新完璧，就利生而言，更为殊胜。

本经广称礼敬诸佛菩萨名号，除具世间经忏中，消灾解厄、忏悔灭罪、去病超生众功德外，其内义讲述三乘一乘究竟理趣，义同法华；直述空义，非常非断、无生无灭、毕竟常住，义同般若；广述菩萨行趣，即与大乘诸经究竟义趣同一密意，兼善深观、广行二门，内容之完称及深入宝非南北朝间即能伪造，吾人宁信众生福薄，难承深法，遂令宝法沉隐。

值遇本经，是属希有难得，佛在经中直言“善男子，若八万劫以为一日，以是三十日为一月，十二月为一岁，以此岁数过百千亿劫，得值一佛，复过是数，得值一佛，此经难值，复过于是。”

周叔迦先生的《法苑谈业》中曾引古籍：“梁代有《大通方广忏》又名《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其源始于荆襄，本以疠疫，祈诚悔过，感得平复。”今日世间，灾过频起，天灾早涝地动，人过刀兵战争，瘟疫病苦，正合本经应世之要缘，遂衔师命，整理流通，愿普消诸难，皆得安乐。 噶陀莫扎法王：

本大解脱经，昔无藏文，遂由汉文七百零二偈，二卷一百一十二偈译藏传入，石经存于南京，古本存于峨眉山万年寺（译音）

如经中所云：“复次善见王，于我灭度后，若能有一人，须臾读是经，敬重佛法僧，孝顺供养师，如是诸人等，亦为报佛恩”若能如是受持读诵，不堕三恶道，是佛所说，决定无有疑。 ——噶陀莫扎祖古 书

噶陀格泽仁波切：

敬礼文殊师利！

往昔人寿百岁时，断证二德究竟二智智慧胜者自性之本师释迦能王，于南瞻部洲中央摩竭陀国附近之王舍城，与八万大比丘及三万六千菩萨僧，在二月十五日临涅盘时，转大法-轮，加持大地圆满具足后，亲口宣说此无垢教言，凡有受持者，能解脱轮回痛苦，于极乐清净刹土中获稣息，故依本经旨趣，当如获如意至宝。

今由意乐清净佛徒，台湾译师法护伉俪编辑法施，深以随喜，由衷至谢！——噶陀格泽祖古林滇局美滇巴坚参 书

锡饮毗庐仁波切：

文佛能仁释迦尊 亲口宣说诸法教 无量加持威神力

浊世易修具大利 圣大解脱大乘经 汉地早已译此经

唯因时恶遂不现 今有弟子贤伉俪 信法意乐善心起

重将汉文方广经 集补全令无阙 编辑印行广流通

一切法施威神力 普愿众生全世界 现世消除瘟疫疾

战乱饥馑一切断 具足幸福灭罪障 心想事成增财富

究竟三身佛果位 真实不虚必得证 是故每日或每月

若能持诵一遍数 前说功德利不欺 祈请信解最重要——锡钦毗庐遮那化身名衔者